有永动机吗:社会转型：需要独立知识分子自觉的声音

  我对中国“知识界”集体失语的环境条件进行了思考。中国并不存在独立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一方面有环境的因素，也有知识分子本身价值认同的错位。改革开放三十年，在社会矛盾如此激烈的中国，不仅仅是社会需要独立知识分子的存在，同时，独立知识分子也必须自觉地出来争取声音，降低社会冲突的成本。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是从破坏旧的体制开始的。这是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是一样的。30年前，在经济几近崩溃的背景下，中国的改革也只能从破坏开始。同样是中国的农民挑战了中国最根本的制度---农村的土地制度，计划经济的板块，由此撕裂了一个口子。小岗村的农民和历代的农民做的是一样的事，就是破坏旧的体制。

在开始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改革一路是从破坏开始的，砸烂了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步伐停止了，甚至出现倒退，“开放”已经成了主要的目标。原来被破坏的体制在后十年，逐步地得到恢复并强化。

回顾改革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头二十年的时间里，旧体制在不断地受到冲击与解体，民营经济不断地扩大市场，呈现出经济的活力。后十年里，是体制恢复与固化的时期。后十年开始的标志是从“国有企业的改革”做为序幕拉开的。后十年的第一波目标是“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在整顿国有企业的口号下，国有企业不断地蚕食着原来民营经济开拓的市场份额。第二波，显示的是央企开始蚕食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

垄断与权力在相互主导着市场。

中国社会开始呈现了多元化的，各种利益诉求不断地加剧与冲突。部门利益，不同经济集团利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央企与国企与民企的利益，多种矛盾，构成中国社会的利益不均衡。

同时，随着体制的恢复，形成体制内与体制外，成了社会矛盾的聚焦点。

在严重的社会矛盾面前，各个利益集团，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既得利益，必须漠视社会的责任。不断的贫富悬殊加大，收入分配的不公，社会的正义，程序公平，信息不能共享，这一切，都使社会的矛盾不断加剧。

面对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格局冲突，面对不同利益的讲求，执政者的思想日趋保守，在日益加剧的矛盾冲突中，面对体制外的强烈诉求，往往束手无策，在利益集团的绑架下，比如拆迁等，采取相当极端的手段，解决冲突。这样，不但不能软化社会的矛盾，反而使社会的对话难度加大。每一次这样的冲突---解决，就象把烧红的钢，进行的一次次的淬火，每次都使社会变得象钢板一块，日趋僵硬。

中国历史上每个时期社会断裂，也都是这样经历一次一次的“淬火”达成的。

作为体制内的学者，于建嵘提出“面对社会的冲突，要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但是，谁也不知道稳定的底线在哪里？如何守？也就是说社会究竟能够经受多少次这样的淬火才会产生断裂，并没有准确的数据。如果知道100次是稳定的底线，那么一切就好办了。社会就不会断裂了。只有测算出次数，才可以守住这个稳定底线。非常遗憾，就是最聪明的学者也无法测定出稳定底线的数据。再高明的计量经济学家也一定算不出来。

中国象脱缰的野马，朝着悬崖飞奔……面对这种状况，传统价值取向的知识分子也已经失去信心。就连长期进行普及教育的思想者---王晓阳先生，开出的药方也只是“选择移民”。对这个社会的未来人们不寒而栗。

任何社会都有矛盾与对立，多元化的社会更是不可避免这种矛盾与冲突，但是，健康的社会为什么能在不断的利益诉求中，健康地成长呢？就象任何社会都有腐败，为什么中国的腐败就会这样地肆无忌惮。美国欧洲历史上甚至经历过比中国更加黑暗的时期，但是他们为什么可以在黑暗中，走出来，结出人类文明的果实？中国，难道就只能一任这样地冲突与断裂吗？

这样，我就想到了，独立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世界上文明国家的矛盾与冲突，社会并不象中国一样显得僵化。因为有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阶层。

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必然是为体制的稳定与安全考虑，所以必然带有浓重的体制的色采。由于独立知识分子并不代表哪个利益集团，所以其思考与声音，更能为社会广大的公民接受。独立知识分子的理性中道，更成为一个社会的清醒坐标。导引了社会往理性与正义的方向前进。

当然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建立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林昭以及象林昭一样的独立的人格志向的人，应当成为永恒的楷模。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人身观：“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这种人生观是极为消极、被动的。传统知识分子总是希望有伯乐，有天才来让其发挥才能。如果没有被发现，就“独善其身”，修身养性，如果有人赏识，就要帮助打天下。对社会是有有害的。在多元化的利益讲求社会中，要有独立知识分子的声音。在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独立的知识分子需要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独立知识分子必须自己争取生存的空间，在中国变革的时代，主动承担社会转型的责任。而不应任凭社会冲突再冲突，直到最后断裂。

拆迁--自焚，维稳—上访，高调执政—学校杀戮……

在当前的社会中，仇富，仇官，仇恨公务员、仇恨权威，最后会演变成一切与体制内有关的，都会遭到体制外的仇恨、攻击。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截然对立，现在，体制内的任何声音都已经不被社会接受。这不仅仅是考验政府的公信力，简直是在考验整个对立社会的忍耐力。我想这是非常可怕的。

长此下去，社会就失去了方向。

在这种现状中，我相信即使执政者，也希望有一种能缓和社会矛盾的理性的声音来平和社会的各种矛盾。

以天下存亡为已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在这样面对天下存亡的问题上，整体失声？

相信每一个具有民族自豪感的知识分子，都不会愿意再次看到社会的断裂。我想引用于建嵘先生说到的，“全世界在社会转型中都发生过这些问题，但是人家有制度性的建设，而我们呢？”作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于建嵘的反而，足以让人担忧。我想独立知识分子自觉的声音，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赋于我们这一代独立知识分子的崇高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