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质量监督局:也说“文如其人”(文艺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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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文如其人”(文艺点评)

高深

《 人民日报 》( 2011年11月08日   24 版)

  古人说“文如其人”,而今这句话已经不那么可靠了。一个作家正直高尚与否,不完全在于他的作品向读者表达和传递了什么,更在于他的行为给社会和读者造成了怎样的影响。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

  我早年就加入了作家协会,时不时地写点短文,就社会上某些倾向、问题加以褒贬,表明自己的态度,即使是写短诗或小说、散文,也总是表达对某些人、某些事的爱憎好恶。扪心自问,我那些文章里表达的爱憎褒贬,与我的行为一致吗?有没有只是说冠冕堂皇的大道理给读者听,自己却我行我素,甚至说一套做一套?

  对许多事情享有发言权,可褒可贬,可爱可恨,可赞美可斥责,可痛切憎厌,可推波助澜。这虽是作家的权利,可不论什么人,有一定的权利,就有一定的责任。生活中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官场上的人们言行是否一致,他们的话是否与行为有所分裂?其实社会与读者也同样要求作家言行一致,人文统一。读者读作家的文章,如同不自觉地倾听一种说教,下意识地接收乃至接受某种价值观、世界观,于不知不觉中受其感染与影响。

  许多生活阅历不深的读者,往往以为作家所宣扬的思想即是作家自己追求与实践的品格。应该肯定,作家的人品与作品大体是一致的,但还是有那么一些作家的品行与作品是分裂的。弗兰西斯·培根是近代英国的大哲学家、作家,他在《人生论》一书中论友谊、论荣誉、论爱情、论真善美,谈论得境界崇高而又精彩绝妙,但他一生中却做过若干与自己作品背道而驰、愧对德性的事情。他一度曾穷困潦倒,女王的宠臣艾塞克斯伯爵向女王推荐了他,赠送他一座大庄园。就是这位有恩于自己的伯爵,当他在女王面前失宠以后,培根则向女王告密,提供了致艾塞克斯以死罪的证词。为此,女王赏赐培根1200英镑。后来培根身为大法官,却公然接受贿赂,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这类现象在我国文人中也不鲜见。

  “言不及行,可耻之甚。”毕竟一片浮躁丑恶之心不可以满大街去张扬,所以有些人在作品中尽可能地拿出一副最让人喜爱的嘴脸。文坛的大门没有把守的哨兵,“小说家”、“诗人”也不用办营业执照,进进出出的什么人都有,若没有思想可以贡献给作品(贡献给读者),不妨拿文学以外的某些砝码去各取所需,如“商品价值”、“仕途价值”等。有的作家口口声声说带着神圣感从事写作,要为世道人心、为苍生、为国家、为民族进行创作。听起来境界何等高尚!可是他的为人处亊,无不惟名惟利是图。他行事方式就是看那人用得着与用不着,凡事都要权衡利害。一会儿高高在上地俯瞰底层人群,一会儿趴在地沟里仰视高人一等的权贵,多么富于“弹性”的人生态度!

  还有一类写家,作品写得很人道,充满着人性,充满着爱心。可是在政治运动中,他们为了表现忠诚,为了保住乌纱帽,竟对自己的文友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其立身处事与作品风格截然相悖,让人失望和愤懑。

  文坛中这种作家与作品的分裂现象,虽然只是在一部分人中表现得明显,但它已经在读者心中打下了谎言与欺骗的烙印。广大读者有权利要求作家的人品与其作品总体是一致的。不要说作家是“灵魂工程师”,只要用一般的职业道德来要求作家就可以了,诚实、忠信与真情,这是写作者必须遵循的操守。正如诗人白居易所言:“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不然的话,作家的人格尊严从何说起?文学的尊严又从何说起呢?

  鲁迅是令我肃然起敬的中国作家,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人品与作品是一致的,他的言论即是他的行动。毋庸讳言,当下我们的文坛并不缺乏有思想智慧、有叙事能力、有语言技巧的作家,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作家,虽著作等身,荣誉满载,可是人本与文本南辕北辙,人品与作品天上地下。这样的作家多了,久而久之,读者对作家的信任感将大大减弱,对文学的认知和情感也将因此改变,这对整个文学艺术来说都是莫大的遗憾和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