邛崃锦天大酒店:围观：群体冷漠背后的心理畸变

　　诚然，那些把跳楼自杀当成寻求感观刺激的闹剧来围观的“哄客”，是该受到道德鞭笞和良心谴责的。但是，对于大多数围观者而言，恐怕不是给戴上“道德枷锁”那么简单。或许，从心理层面所作的观照，能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围观”现象背后的复杂因素。

 

　　5楼窗台上，一名女孩试图跳楼，楼下大批的围观者，拍照者有之，起哄者有之，有的甚至立下赌约。最终，在一片“跳啊，快跳”的起哄声中，女孩纵身跃下。好在已有救援部门摆上了安全气垫，才无生命之虞。不久前发生在上海某小区的这一幕被曝光后，对于围观者的谴责之声迭起。诚然，那些把跳楼自杀当成寻求感观刺激的闹剧来围观的“哄客”，是该受到道德鞭笞和良心谴责的。但是，对于大多数围观者而言，恐怕不是给戴上“道德枷锁”那么简单。或许，从心理层面所作的观照，能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围观”现象背后的复杂因素。

　　“辛亥革命100周年了， ‘看客’事件还在上演，这是很可悲的事” 

　　看到有人要跳楼或跳河自杀，不劝阻反而使劲起哄、催促，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心理专家赵旭东教授认为，这反映“哄客”某种阴暗的心理，如同有些人看到别人有难反而幸灾乐祸，自己遭遇了不顺恨不得找个垫背的，或对某一群体有偏见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划为异己等，都是一种“泛恨主义”的体现。“这种心理也许是精神分析里提到‘心理防御机制’中不积极的一面在起作用。当看到别人处于危难时，勾起他的不愉快甚至是痛苦的记忆，因而产生仇恨心理，认为别人是在作秀，抱有目的，从而冷眼旁观，或嘲讽起哄。”

　　而对于绝大多数虽无过分言行而只是袖手旁观的围观者而言，这种无动于衷背后所折射的冷漠也让人心生寒意。赵旭东教授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了这种围观心理：“第一，说明这些人缺乏同情心，没有恻隐之心。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就是因为有这种高级的、细腻的情感。第二，说明这些人缺乏同理心（又叫共情）。看到这个女孩就要从楼上跳下去了，你除了紧张、着急之外，还会对她的痛苦感同身受，会去琢磨她为什么想不开，再想办法阻止这种行为，这就是比同情心更进一步的同理心。”  

　　围观现象不时见诸报端，不禁让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看客”。近日，在广东佛山发生的一幕更令人痛心：2岁的小悦悦被撞到、碾压，几分钟后，又一辆车从她抽搐的身体上压过，而18位路人前后经过却视若无睹……路人的冷漠与比围观者更甚。

　　在文学、影视作品中，也有类似“看客”的情景。比如，中世纪的时候，一些所谓的异教徒在广场上被执行绞刑时，围观者甚众；名著《巴黎圣母院》有这么一个场景：当敲钟人卡西莫多在广场上被鞭笞的时候，同是最底层的人群在围观、欢呼。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看客”甚至是人类的现象，只不过有些国家的公民从这种现象中“上升”出来，有些国家的公民还没有从这种现象中“上升”出来。　　

　　在赵旭东教授看来，我们国家显然还没从这种现象“上升”出来，民族的劣根性仍存在。他感慨说：“如今辛亥革命100周年了，‘看客’事件还在上演，就这一点而言，中华民族并没有实质上的进步，这是很可悲的事！”　　　　 “看客”心理体现了“旁观者效应”，冷漠症被视为“陌生化社会”的通病

　　如果说人性中有恶的一面，为什么在那么一刻，大家都会如此集中地表现出来？甚至那些平时看起来温良的人，在那一刻也变得如此冷血？心理学专家给出了颇有见地的说法。

　　“围观现象跟看热闹类似。当人多密集时，容易引起从众和责任分散，即人们倾向于‘反正有人救，我不着急也没有什么’。”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陈向一教授认为“看客”体现了“旁观者效应”（即看到别人这样，自己也跟着这样），尤其是在目前这种“陌生人社会”，自己的不作为，不一定会被认识的人知道，不一定产生对自己的负面评价。

　　小悦悦被碾轧两次，而众多路人为何都见死不救？一位过路人说是因为害怕惹事。这也许是群体心理动因的反映——因为肇事者已不知所向，担心自己的施救行为使自己卷入“反被咬一口”的麻烦之中而径直走过。陈向一教授认为，这种群体性冷漠的背后诱因，或有“旁观者效应”使然，也反映了人们在“陌生人社会”的心态：人与人之间相互的信任度极低，加之以前媒体报道的“彭宇案”、“许云鹤案”让不少人对施助心存顾虑，产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

　　冷漠症被视为“陌生化社会”的通病。赵旭东教授也认为，在如今社会，人们各自处于以陌生人自居、与陌生人为邻的环境，对别人的痛苦、危险，都漠不关心。“大家即便住在同一个小区，但彼此之间并不熟悉，没有感情联系，所以对别人的苦难很漠然，也不会伸出援助之手。这是一种很令人痛心的现状。” 

　　这似乎契合了国外学者的研究。德国学者贝克在其著作《风险社会》分析说，“工业化社会”将个体从家族、家庭、家乡甚至国家拆分成一个个独立的原子……原子化的人置身于陌生人社会，他本人最关心的就是自己获得收入、权利和社会地位的效率。利他的道德传统，被现代生活方式消解了，人类个体道德价值观念和践行能力都处于衰退状态。以此来观照“围观”所折射的冷漠，不乏合理性。

　　遏制恶行，除道德建设外，还需要通过科学、伦理、法律的建设 

　　“看客”的故事在不同时期似乎总以不同的版本在上演。如何才能避免这种丑恶闹剧的发生呢？赵旭东教授认为，道德建设固然是要提倡的，除此之外，还需要通过科学、伦理的、法律的建设，才能遏制恶行、激发善举。 

　　“哄客”有别于“看客”，他们用言语或其他方式刺激了试图自杀者，并加速了轻生者的死亡。鉴于此，赵旭东教授建议出台法律，对这种突破道德底线并导致加快自杀进程者给予法律惩处，以警世人，不能做有助于他人死亡、帮助自杀的行为。

　　而对于更多的“看客”而言，他们的行为不只是关乎道德。赵旭东教授认为，要想减少“围观”，多些帮扶和施救，还需要教育的人性回归，以及心理卫生知识的普及。“‘看客’心理反映了这些人缺乏生命教育，不懂得尊重生命。所以，从文化教育讲，我们的社会要注重和加强生命教育。”赵旭东教授还强调，“想自杀的人其实很‘纠结’，处于矛盾冲突中。而当他们内心有强烈的冲突时，怎么才能把他拉回来，而不是‘推’一把？这就要求人们懂得一些心理卫生知识，知道以恰当的语言和方式化解其心理冲突，给他们以关怀和帮助。” 

　　从心理学角度看，既然人多密集容易引起责任分散，那何不以一种形式来明确责任呢？为此，有心理学界人士给出了应对“旁观者效应”的招数：军人的军装、警察的制服就有提示身份意识、明确其责任的作用一样，如果出了什么事而现场没有穿制服的，那就给一些人“穿”上制服，如高喊一句“党员同志站出来！”或者“爷们，上啊！”之类的话，也可以把不明确的责任给调动出来。

 

　　链 接

　　旁观者效应

　　一位男士坐在一间大报告厅里，似乎闻到了烧焦味，还看到门缝里飘过来缕缕黑烟。可是其他在座的人都泰然自若地坐着。于是，他先东张西望了一下，接着又掐了自己一下以确定不是在做梦。当看到其他人也这么做时，他撒腿就跑了。这就是著名的“旁观者效应”，是心理学家在1968年前后做的一系列实验之一。那些“泰然自若”的人都是托儿。他们发现在场的托儿越多，被试者反应越慢。

　　类似的实验他们还做了好几个，比如让一个被试者和其他人通电话，突然，电话的另一头假装癫痫病犯了。如果被试者知道只有他一人在通电话，就会迅速报告，如果他以为有很多人一起通话的话，就可能缓报或不报。

　　引发这一系列实验的是1964年在纽约发生的一起命案：一名女子在自己家门口被刺死了，当时周围邻居至少有38人目睹了这场命案的发生，可是没有一个人见义勇为。各大报纸都评论说纽约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心理学家不信这个邪，他们通过一系列实验最后发现，施助行为与人口的密集度有关系。人口的密集程度会导致两个效应：从众和责任分散。因为人们常常通过观察别人来判断自己是否正确，这就导致了多人在场时反应会变慢。同时每个人都以为别人会做自己就不做了，或者抱着罚不责众的心态，所以也就不作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