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克胶业:[原创]读书忆旧2

读书忆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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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六年读《孙子兵法》，写下三条读后感：一.战事无常，因此兵不厌诈，真假虚实，随机应变;胜不可骄，败不可馁，败不足惧。但狡兔三窟，不可不慎，若一败而不如鹪鹩，应无悔。二.能以计逼计而后将计就计者，可谓善战。三.作战不可无预备队，以防不测。预备队者，警卫队也，生力军也；关键时使用得当，可收奇功于一役，退亦足自保。——这三条，全是一本正经的口气，似握有“甲兵数万”，现在看来，的确是很滑稽的。今天查旧作时无意中翻到了它。


        七七年夏天重读《居里夫人传》，感慨至深。中国有句老话（出自《易经》），叫“谦谦君子，卑以自牧”。这话用在居里夫人身上，真是恰到好处。居里夫人最难能可贵的是，成功成名了，仍能自我控制，毫无自大气息。这种优越的人品，恰恰是许多名人均缺少的！在我当时的心目中，她是至高无上的女性。于是我满怀期待地希望能与一位和居里夫人相似的女子结为终身伴侣，又因此，对于我当时正在热恋中的那位“杜尔西亚”的绝无天才细胞，心底有暗暗的不满。下半年，我受命为本村的“猢狲王”，主课教小学四年级语文，兼全校的音乐、体育和初中班的地理及历史。教历史地理都没有教材，学校随我自编，上第一节历史课和上第一节地理课时，我都用了半节课的时间，谈论我读历史地理书籍的感受。我对学生们说："学历史就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作为知识。应牢牢记住其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因为这些事件和人物，直接地影响了整个世界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活。"又说："学地理可以了解宇宙之大，反过来看出自己的渺小，宇宙中有无数天体，有恒星行星卫星等，地球不过是无数星星中的一颗小小的行星。这颗小行星装了四十亿人，我们个人只是这四十亿分之一，像什么？像'沧海一粟'，也许还要小，所以，任何自高自大，骄傲狂妄都是没有理由的......"当时我这么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好为人师。


         七八年读英国人约翰-霍兰-罗斯写的《拿破仑一世传》，有三点印象：一是人类的历史活动带有极大的盲目性，而且，受偶然因素支配的程度又大于受必然因素支配的程度；二是在政治活动中，大人物的一声咳嗽，往往比成千上万个平民百姓的愤怒更有力量——虽然这并不正常；三是在名人和天才身上，多半有一些很可鄙的缺点——这些缺点所造成的后果也更可怕。


         七九年初读《黑格尔传》，我发现了“知己”。自十五六岁起，我就隐隐感到人生的幸福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事业的成功，二是恋爱婚姻的如意。读到黑格尔在他结婚庆典上的即席发言，我更喜欢这“猫头鹰”了，因为“英雄所见略同”。这一年年底读《世说新语》，对两晋士大夫的不修边幅，言行怪诞的“名士派头”深感兴趣。与英国式的衣冠楚楚、注重礼节的“绅士风度”相比，王猛阮籍一流更让我觉得可亲得多。这也可能是受了父亲的影响，父亲在世时总是蓬头垢面而又谈笑自若的。


          八零年读《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把袁可嘉先生写的足有二万字的[前言]全文抄了一遍，可见喜爱之深。后来写有感想如下：读现代派作品，是能大大丰富人的精神世界的。只是这种丰富于人未必有益，得过细消化。也许，现代派作品是“黄莺”吧，叫得虽动听，但毕竟扰了人的好梦。唐人金昌绪的《闺怨》一诗云：“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到辽西待怎样？见到了“心上人”。现代派们却不让人做这种好梦，或者，有人正在做这种梦，也要叫醒他，打破它。世间有成千上亿人，却正是靠这种好梦支撑而生存而奋斗而追求的。而现代派们追求的是一些另外的东西：追求把可悲可笑的事物的本质揭示出来，引发读者或观众深思，期以改善。当然还有别的追求或追求别的什么东西。


           八零年末波兰劳工运动和八一年春的中国批《苦恋》事件，对我亦触动很大-----特别是批《苦恋》事件。当我读了白桦写的[苦恋]和报纸上批《苦恋》的社论文章后，不禁悄然落泪，为中国的文人深深地悲哀。我感觉到，二次大战后出现的一批以文化专制、政治集权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已产生了深刻而且广泛的危机；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私有制“民主国家”中，金钱的势力和“神通广大”又令人反感。于是我想“折衷”。这种折衷感，我在社会党人的理论中找到了知音。后来，我读了法国社会党人密特朗的《此时此地》和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采访记》中有意大利社会党人南尼、西德社会党人勃兰特、葡萄牙社会党人苏亚雷斯等人的思想论述。他们的观点与我一拍即合。我认为社会党人都是社会主义者，都反对垄断私有制，都揭露金钱对人性的腐蚀和对文化道德及社会民主的败坏，都抗议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在这些方面，他们也是马克思的同志。但他们绝不会赞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虽然在极其必要时也可以拿起武器反抗），对集权专制更是坚决地谴责。他们是思想自由的捍卫者，是民主制度的支持者，是麦卡锡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也是斯大林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在可见的将来，中产阶级将越来越重要，势必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因为无论是西方社会对大资本集团恶性膨胀的限制，还是东方社会的“改革”以“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都在促进中产阶级的生长和壮大。不能设想在将来的社会中，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作为支柱，这个社会能够比较安定和稳固。而社会党人的理想正是代表中产阶级的。由此推论，社会党人的方向就是今后人类的方向。


             三十岁以前，还读了一些泰戈尔的诗歌。像《采果集》、《新月集》、《飞鸟集》和《吉檀迦利》等，都给我以美的享受和极大的安慰。泰戈尔诗歌的温情、简洁和华美，启发出我无数的感慨。我曾这样想过，让我死后有一本《飞鸟集》陪我安眠就够了。我想象着自己睡在乡间我父亲的坟墓边，身躯之上是泥土和青草。白胡子的泰戈尔老人之灵悄然走近，对我轻声吟诵道：“当我在那日子终了，站在你的面前时，你将看见我的伤疤，而知道我有我的许多创伤，但也有我医治的办法”......最好的医治的办法是什么呢？是读书吧？读书有助于疗伤，三国时期的关羽早就知道了。      

                                      毕明   1989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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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忆旧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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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的"阅历"有三十余年了，因为我已是望四之人。要说"读万卷书"，也八九十离十了，现在回过头看，虽然读书不算少，但真正消化了的，却似乎一本也没有。原因何在？扪心自问，恐怕与自己读书易激动和读得太快有关系。

         读书读得哭，最早是十岁以前。最近一次是在九二年：在深圳沙头角书店购得一本[中国知青梦]，坐在旅游车最后一排，只读了一半左右就已经哭得像"泪人儿"了。

          在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本：论写作功力，阿诚的[棋王]稍胜一筹;论历史眼光，邓贤的[中国知青梦]最具代表性;论深刻，首推老鬼的[血色黄昏]。

         读小说哭，读诗哭，读报也哭。我这人有点"好哭成癖"。有时又读得笑，大笑，笑得忘乎所以、旁若无人，令人怀疑：这家伙有毛病？

         记得有人说过，一个人能在事业上取得成功，总是和其人具备了某种好品质有关------这种品质就是对于现实中的切身问题较为敏感。而我则相反，经常在云里雾里，和古人、小说中人、千里之外素不相识的人，倒是"相知甚厚"或"神交已久"。我想，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对于我所面临的现实，我总是以近乎挑剔的眼光看待，甚至反感。对现实看得很淡，这大概也是我不能在现实社会中取得什么成功的主要根因。

         读书读得快，这是一件我曾引以为荣的事。对于一目十行的古人，我深心里钦佩之至，巴不得自己也如此。在下放农村时读书，有一次，有一旁观者说我："你这哪里是读书？不过是瞎翻！"我说我读过了才翻，这个初中毕业的小伙子不信，于是拿一本书来验证：他看我读，而他看的速度远不如我读的速度。事实上，我视力最佳时一小时能看十多万字------准确地说是十二万字以上。以如此快的速度读书，想完整地领会书中的内容，真好似缘木求鱼。

         我晓得自己读书的弱点所在，因此，如果手头真有本好书，我的办法就是两种：一种是抄，另一种是重复读，读三遍以上。

         也许，读书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能否读懂书中的内容，与这种幸福并不相干。

         一九七五年夏，姐姐从北京寄来一套[战争与和平]，并嘱我以最快的速度读完和寄还。当时，这套书如稀世奇宝，很难到手。我走了十五里，去公社邮局取回，然后挑灯夜战。村子里还没有安电灯，用煤油灯照明，又有蚊虫如轰炸机群轮番进攻，我的抵御方法是在自己身边围圈点上八盘蚊香，从天黑读到天亮，花了整整十个小时，一气读完托尔斯泰的这部巨著。接着，赶在队长催人出工之前，我又步行十五里，去邮局寄还。后来收到姐姐来信，说别人接到书后问她：书中有多处血迹，怎么回事？她也大惑不解。我回信告知，那是反复地拍死了蚊子又翻书造成的。

         托尔斯泰在中国并非很受欢迎，这不单是因为当时是文化专制时期，也不单是因为他的思想的宗教味太浓，还因为他的行文风格比较拖沓。但是，他无私的心怀、深邃的洞察力和细腻的笔触，还是值得我如此拜读其大作的。

         那时读书真是如饥似渴，仿佛书中饿鬼。

         七六年秋，我在北京，前后四十天，读书三千万字以上。在图书馆上班的姐姐忙得不亦乐乎，先是天天带书回家供我阅读，不厌其烦，忽一日，不见她带书回来，我诧异地问她，她笑着说："你都成蛀书虫了！这样读下去，图书馆也不够你读，何况我天天带也带累了，再说，你来北京是旅游的，总不能光躲在屋子里读书哪儿也不去啊！"

         北京的确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名胜古迹比比皆是，不观赏一下的确可惜。但，我当时更喜欢的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觉得，书比北京更美丽。

         现在的我，读书的兴致已远不如以前那般热切，也没有那么好的精神点八盘蚊香熬夜读书了。我现在甚至很少看小说，很少读诗，这跟年龄有关，也跟知识的增长有关。然而，读书仍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我不能想象没有书的生活。因为我深知，我的生活中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书赐给我的。

         阿富汗有句对客人表示欢迎的谚语："只有一件事比你的到来更叫人高兴，那就是你的早一点到来。"此话移到读书上，可以这么说：只有一件事比读书更能使人进步，那就是读好书。感谢命运，我的确读过一些好书！



                                      1995年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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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在下毕明 加帖在 原创文学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哥哥和我都对杂书比对课文更感兴趣，经常找同学或同伴借书。凡属侦探、警匪、间谍或笑话、神话、童话、寓言、民间故事一类的书，全是我俩的搜求对象。但我们家却没有一本这类的书可以借出，来而不往非礼也，久而久之，自然会招来白眼，让人嫌烦。因此，我们兄弟都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书库。当时的书价其实不贵：半寸厚的小说还要不了一元钱，薄一点的书也就三四角钱。然而，我们两个小穷鬼每天的进项加起来只六分钱，如何是好？兄弟俩商量来商量去，经过反复讨论，最后达成三点共识：一、两人隔一天过一次早，攒下的钱由我代管，到月底买什么书由他决定;二、不告诉任何人;三、有一人不愿攒了，另一人也不攒，不勉强对方。如此这般，我俩开始攒钱，时断时续。

一九六五年末，父亲当了泥瓦匠，月薪三十八元四角，收入开始稳定，经济状况稍有好转。柳暗花明又一村。父亲高兴之余，为两个儿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薪"：由三分加成六分。他笑着对祖父说："两个小家伙都在长身体，一天吃一两不够啦。""是的是的！"祖父连连点头，表示赞同。这真是喜从天降！幸福来得太突然！哥哥和我都感恩戴德，兴奋得手舞足蹈。形势比人强。我俩对原计划作了重大修改：每天都过早，如攒钱就只吃一个米粑，向既定目标挺进！

我们的既定目标是二十本书。收入增加后，攒钱仍是时断时续。但是，日久天长，三年之后也见出了成效，我俩居然拥有了半人高一摞书。从此以后，当书丐的日子就与我们兄弟挥手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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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拙作[[逝者如斯]]----[童年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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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 1、2、3、4
ooooooooooooooooooo

                            [读书笔记--1]

总算将[[波斯人信札]]看完了。很不仔细，原因是心静不下来。孟德斯鸠的[[法意]]----又译[[论法的精神]]，以前读过。他的三权分立学说在今天的西方已成现实。''三权分立''古已有之，在古罗马就存在：元老院等于议会，掌立法权;执政官等于总统或总理，掌行政权;保民官等于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或院长，掌司法权;另有大司祭一职等于大主教掌管宗教事务。不过，孟在路易十五的专制年代中第一次从理论上阐明，这是他功不可灭处。此外，[[波斯人信札]]中对女子的看法与我不谋而合。书中认为女子天性温和而细心，本应在人类社会占有优越地位，只是因为男子强横而颠倒关系，置女子社会地位于其下。[我总觉得人的感情中，伟大莫过于母爱]当然，让女子占优势，也免不了有别的问题和矛盾，但，男女平等是完全应当的。

重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之一半。印象较深的有马写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和[[论蒲鲁东]]，以及恩写的[[流亡者文献]]。巴枯宁无疑是注意到他所没有亲眼见到的新社会的一些问题的，也不乏深刻的见解，但他希望用无政府状态取代国家，至少在可见的将来是行不通的。马对蒲的评价过于严厉，却一针见血。马对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劣根性有清醒的认识。我读后感到火辣辣的，这也许正好说明我现在正属于蒲鲁东之流。一面好镜子！以后还要经常看。恩格斯的文笔轻松幽默，令人喷饭，因之不如马克思那样笔下有力。像[[流亡者文献]]和[[反杜林论]]等，就颇似讽刺文学作品。

肖洛霍夫二十三岁就写出了[[静静的顿河]]，这令我怀疑再三。世间也流传着他剽窃了战友遗稿的传说。但是，有关文章已交待清楚，言之凿凿，我又不能不服。真是奇才！旷古难遇的奇才！假如我哪怕是四十三岁能写出同等水平的小说，宁愿马上被枪毙！看来，不光是''乱世出英雄''，''乱世出文豪''，也是千真万确啊。

[[飘]]写得太好了！至少三年未见如此吸引人的小说。玛格丽泰-密西尔的笔是一把锋利无比的解剖刀，她把那些人的心灵挖出来，切成极细的小薄片片，然后加一点平常佐料就端上桌来供读者咀嚼----凭君品尝。郝思嘉是凭直觉生活的典型，也凭意志。她不喜欢也不善于深思熟虑地处理问题，但论起敢作敢为，我行我素，只怕男子也少有比得上她的。白瑞德是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他的行为背后无不带有极端自私的影子;由于过早地领略了人生中残酷的一面，他表现自己的情感和聪明的方式常常是古怪而不近情理，有时更是尖刻恶毒的。希礼富于幻想，不注重实际;他的性格之复杂，到了连他自己也完全把握不住的地步。现实中的确不需要这类人。他是应当生活在顺境中的，那样他也许能有所成就，然而，不幸得很，他老是碰壁，老是碰壁，如果没有媚兰的支持，他早就崩溃了！媚兰！用白瑞德的话，是''十分伟大的女性''。有这种女性为友，作为男子，对生活几乎就不该有其它奢望了。这是作者下神最多、刻划得最为优美完备的女性[可能有作者自身的影子]。她的心像清潭一样晶莹透澈，气质的文雅、博大又足以和任何伟人比肩。她的性格如此善良，待人如此体贴而不显形迹，使接受者受之无愧又温暖有余，真叫人为之倾倒！[[飘]]这部书，以后一定要搞到一本。

莎士比亚的剧本看了上十部，最近又读了[[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莎士比亚这家伙，神出鬼没，恐怕是造物者所能达到的极限！潇洒的语言，精巧的比喻，深厚的悟性，博大的胸怀，等等，这一切都令人叹为观止。我怀疑读他的剧本而不为之感动的人，一定是愚不可及。

                                                 1979年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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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读书笔记---2 ]

一本不足三万字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集-第三集]]，读了三天，本来一个小时就能读完的。因为读着读着就读不下去了，一股悲凉之感常常在心底油然升起。

被监禁了整整二十五年，这就是胡风----二十世纪中国的别林斯基的命运。

胡风是一九四九年后第一个看出对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加以种种无理限制的作法会产生可怕恶果的人。他针对这些限制提出了一些观点和建议。如果这些观点和建议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多年来的文艺不至于门可罗雀，人们的精神境界和文化素质亦必有可观的提高。然而，大大小小的文霸文痞文奴们，对这样的明达之士完全不能容忍，视为眼中钉，他们上下其手，颠倒黑白，肆意嘲侮，使胡风成为四九年后中国文艺界的封建祭坛上的第一个牺牲品。

胡风的文艺思想的脉络是十分清晰的。他强调''到处都有生活''，认为作家应该''写真实''，应该有''艺术良心''和''主观战斗精神''，应该注重''思想改造''而这种改造必须是自觉的而非被迫的。胡风认为作家能够对社会作贡献的最佳方式是''创作实践''。他说：''文艺上的问题要以文艺实践为中心环节，为出发点，为落着点。''他鼓励有志于文艺事业的人们说：''起点在哪里，在你的脚下。''他反对作家成为政治的留声机或应声虫，反对老爷式的文艺领导，反对使文学成为政治的奴仆，反对那些令人无所适从的框框----动不动就是什么''世界观''、''工农兵''、''思想改造''、''民族传统''和''题材决定价值''等他所称之为''五把刀子''的那一套。他主张创作自由,他认为只有突破这些生硬的教条主义或机械主义的框框，文艺才可能全面发展，兴盛繁荣。于是他写下了十七万字的[[意见书]]，为文学请命，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请命。

他有什么错？正直的脊梁，清醒的头脑。

当他看到自己的意见非但没有得到重视反倒成为别人围攻的把柄时，当他看到他昔日敬仰或尊重的''同志''都翻脸不认人、都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时，当他看到自己所渺视所反感并曾全力反抗过的那一套成为金科玉律时，当他看到他曾为之顽强奋斗过的一切现在却泰山压顶般压向自己时，他悲哀地说：''我个人的心情是沉痛的。因为，无论如何，这是我们战线的失败。失败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所以心情很沉痛。''这正如伽里略说''地球仍在转动''。他深深地知道，真理在他一方，但是，权力、偏见、对权力的谄媚和统治的需要，将真理踩在了脚底下。

哀哉！

中国的''一代文人有厄''，这一点，他看到了。但他和他所称之为''我们战线''的失败，恰恰是文霸文痞文奴们所欣喜的''胜利''。这次所谓的胜利，只是两年后另一次更大规模的''胜利''的前奏。''反胡风''，''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其间是一脉相承的，贯穿于其中的就是统治者对人权的蔑视和对君权的追求。

胡风与鲁迅有师承关系。可以说，他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鲁迅----和鲁迅一样走过弯路，和鲁迅一样热衷于文学，和鲁迅一样具有硬骨头，和鲁迅一样忧国忧民，遭遇却更凄惨。

向胡风致敬！并祈愿他的文艺思想得到光大和发展。


                                                              1981年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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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读书笔记---3 ]

昨夜睡得迟，今天十点半才起床。到街上买了二两生煎包子，四两炒粉，塞进肚皮后，早歺中歺一次解决了。去邮局买了两本杂志，其中一本是我一向看得津津有味的[[外国史知识]]。回来，在门口打了一杯滚烫的水，门一关，摊开杂志读了起来。窗外雨声淅沥，这时候看书，最容易产生一种''享清福''的感觉。杂志很快读完了，眼睛有点胀，站起身来在房里踱了半圈，忽发现一杯开水动都没动。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有一股清水特有的香，由此想到''红袖添香夜读书''这句古诗，接着又想到自己没这份艳福，心有不甘，于是又端起杯子喝了大大的一口。这就拿起笔来。

此次读的是[[外国史知识]]83年第2期。其中有三篇文章令我有所感触。

一是[俄国的民粹主义]。文章是介绍性的，很简短。我觉得，俄国的民粹主义运动和我国五-四时期的互助工团运动颇有相似之处，都是一部份不满于现实、想要改造社会的人---主要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不过，民粹运动一开始就具有了某种革命性，而中国的互助工团运动更像是一般的社会改良。二者走过的道路不尽相同[民粹运动因遭到官方镇压，失败得更惨]，但其社会效果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为更大的社会运动铺平道路，或起到桥梁作用。大凡社会一走向衰落，革命就不可避免。但在消灭这衰落社会之前，总有些难以成功的小敲小打;之所以难以成功，是由于统治者的力量尚大于觉醒的民众之力量。可是随着衰落兆头的日益显现，统治者的执政能力日益缩水，民众觉醒队伍的日益增大，其结局总是以旧制度的崩溃，新纪元的诞生而''告一段落''。所谓历史，正是一个不断地推陈出新，并由此逐渐向前进步的过程。

二是[甘地与非暴力运动]。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精神有抵触之处，所以，这个人和这个人的思想以及其所代表的那场运动，在我国不会受到推崇。但这位被印度人民尊为''圣雄''的伟人，对世界的影响至今仍是独一无二的。他是人类近代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通过领导和平的抵抗运动从而推进和加速了本国历史进程的伟人。应当指出，他领导的运动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一部份应归功于其对手---英国的识时务[英国是世界上最注重绅士风度的国家，这一点，连魔头希特勒都有所认识：愿降于英而不愿降于苏]。当然，如果英国顽固坚持殖民主义立场，只会引起大规模的流血反抗，而且最终还是得退出印度。此外，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各方面的实力大为下降也是一重要因素。但是，设若甘地的对手是俄国沙皇或中国皇帝，只怕甘地早就被处死了。另，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与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文化之间似乎有着某种''血缘关系''，也许只能是印度历史的''特产''。

三是[拜伦和希腊]。早十年读这篇文章，我会激动不已的。现在读，''已非畴昔''了。在历史活动中，''炽热的情感''常常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老实说，我怀疑缺乏理性的热情在大多数情况下适足以坏事，因为容易被人利用。远的不说，三十年代德国的''冲锋队''，六十年代中国的''红卫兵''等，都在警示世人，当人们为偏见所驱使而燃起热情时，会干下什么样的事来---用伤天害理形容之也毫不为过啊！历史本身是冷静的，创造历史则更需要冷静。因此，在我看来，这篇文章对拜伦去希腊一事大唱赞歌，是大可不必的。拜伦参不参加希腊起义和普希金是否参与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一样，意义并不重大。诗人的特征是用语言作战，他们对历史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们写下的诗歌有助于人们认清现实并进而启发人们的历史使命感---不是每一个诗人都具备这种本领的。这也是区别大诗人与一般诗人的标志之一。在战场上端枪舞剑地厮杀，是士兵的职责而非诗人的本份。要举例说明，拜伦就是。难道我们喜爱和欣赏拜伦，不是因为他的那些富有美感的能穿越时空的诗歌，而是因为他去希腊参加了武装起义吗？

想到的都写下来了。天色渐暗，肚皮又开始唱空城计了，再塞个六两如何？就此打住吧。

                                                         1983年2月27日雨中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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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读书笔记--4 ]

近读[[新华文摘]]92年第5期，其中有一篇摘自[[文汇报]]的文章，题目是[二十一世纪：东方文化的時代]。作者是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季教授是翻译家，译过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对东方文化尤其是文学有很深的功底。在哲学方面，他自称''几乎是一个门外汉''。

他的这篇文章，其主要论点有这么几条：1、从人类全部历史来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二十一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遂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2、[原因在于]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3、他''感觉到''，西方的哲学思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是从个别细节上穷极分析，而对这些细节之间的联系则缺乏宏观的概括;认为一切事物一清如水。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的东方的思维方式是从整体着眼，从事物之间的联系着眼，更合乎辩证法的精神。4、。。。。。。因此，我现在的想法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经快走到穷途末路了，它的对立面东方的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这是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给我的启迪。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

上述都是他的原话。现在来就此谈几句我的一孔之见。

第一，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并非如季教授所说的那样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是各行其道又互相渗透，具有互补性，可谓并行不悖。即使在二十世纪的今天，西方文化在东方也没有占主导地位，反之亦然。第二，东方人的思维方式的确有别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可是，思维方式不能等同于文化。假若东方人仅仅长于综合而昧于分析，很难想象我们引为骄傲的''灿烂的文化''由何产生。文化是一颗根深叶茂的大树，不论综合抑或分析都不过是造成其繁茂的一部份阳光或水分。要说特点，我个人认为，西方文化是渐进式的，在思维方式上较偏重于理性，呈''轮番轰炸，逐步升级''的态势;东方文化是跳跃式的，在思维方式上较偏重于悟性或直觉，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味道。第三，恕我直言，季教授的''感觉''有点自相矛盾。真的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哪来的''一清如水''？真的是一清如水，又何必去''穷极分析''？至于宏观的概括，康德、黑格尔那里多的是，并不比东方人逊色。说到''更合乎辩证法的精神''，应当是''对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列宁语]。不知季教授以为如何？第四，季教授的结论是：东方文化将在二十一世纪取代西方文化。是吗？这实在只是季教授的一厢情愿。我们肯定东方文化[它至少还包括了印度文化等]是非常伟大的，但也必须承认，西方文化是同样伟大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人类的财富，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主体。这里恐怕根本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

如果有人通过舆论媒介看到西方社会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罪恶，就据此认定----季教授也许没有据此认定----西方文化将在二十一世纪衰微,那就错了。社会问题和文化是两码事。譬如，封建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在中国已经消失，但封建社会所产生的文化却作为一种传统仍在延续----如唐诗宋词等----并影响我们的当代生活。

文化是人类精神的实践。文化的发展过程，亦即人类精神的实践过程。从特定意义上讲，文化，还是整个现代文明的精神基础。文化先于文明，正如思想先于行动。举例而言，当一个猿人磨制出一件粗糙的石器时，这也许可以算作文明的开端;而当这个猿人想到要磨制出一件石器并预先想到这件石器的用途时，文化便产生了。当然整个情况只会更早。又如果这个猿人把手中的石器磨制得不仅实用而且也美观时，那就是双重的进步----既是文明的进步，更是文化的进步。用现代眼光看，这件石器已经''老掉牙了''，被别的什么器具取代了，然而在当时当地，它却是人类精神最完美的表现，也是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

形象地说，文明是人类的翅膀，文化是人类的灵魂。没有文明，我们还可以像动物一样生存;没有文化，我们就只能像动物一样生存。文明的作用，是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周边环境;文化的作用，则是体现人类的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从这个角度讲，没有文化便不成其为生活。

文化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系统。举凡人类的一切致力于进步的精神活动，都可以纳入文化的范畴。而我们的季教授却认为仅凭综合或分析就能构成文化的特点，这的确是以偏代全的。季教授又想当然地断言''到了二十一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那更是将错就错了。

东方人和西方人同属于人类，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同属于人类文化。在通往二十一世纪的道路上，最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枝独秀何如万紫千红？我们需要的是文化共同繁荣，文明共同昌盛，社会共同发展，人类共同进步。愿以此就教于季教授和各位读者。

                                                            1992年7月4日


自注：拟发此文上网时，季教授已然仙逝。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谨此向季羡林先生致敬！并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2010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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