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dfs打折卡办理:傲慢与偏见：三峡工程再调查

    这是国人的一场百年大梦。
    在一片高峡峻岭之间，它将奔腾而过的亚洲第一大河拦腰截断。“当以水闸堰其水”，以彻底解决下游水患，同时源源不断地产生大量电能。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世界已然今非昔比，但神女这一“惊”，却不知是喜是忧。
    三峡封顶已一载有余，国人正欣盼大坝早日蓄水成功。然而，恰在此时，多家境外媒体突然发难，将目标对准了这个全球关注的大工程。一些报道认为，正是三峡的修建，造成了严重的山体滑坡、水质污染、气候恶化和生态破坏，这“一库酱油”完全是不折不扣的一场灾难。
    “三峡办”主任汪啸风呼吁重视三峡环境问题的一次发言，更成了“官方承认三峡环境灾难”的“佐证”。
    是福泽百年的水利壮举，还是贻害无穷的环境罪魁？是西方媒体的恶意诬蔑，还是言之凿凿的真实现状？这项曾被拿来与长城相媲美的浩大工程，缘何成了某些西方记者眼中的“刺”？ 
    带着来自国内外的种种质疑，本刊记者亲赴三峡坝区进行实地调查，采访了多位专家和负责人，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峡。曾经亲自参与三峡工程建设的两院院士，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掌握的事实，告诉世人，某些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所写的片面性报道，是“不科学，不负责任的”。
    
    傲慢与偏见:三峡工程再调查
    
    本刊记者 齐介仑 发自湖北、重庆、北京
    
    近百年的激辩与争鸣，留予世人一个神秘莫测的三峡。
    众所周知的是，自1919年国父孙中山最早提出其较为原始的三峡工程构想迄今，中国政府历届最高领导层，都曾密切关注过三峡以及三峡工程，毛泽东、邓小平更是在三峡大坝反复论证、谨慎决策且最终成行、上马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作用。 
    此中最耐玩味之处在于，一个本属工程技术范畴的课题，却因牵涉众多关联环节、关乎国计民生，争议之声数年不绝于耳。浩大且繁杂的三峡工程可谓从诞生之初，便已被打上鲜明的政治烙印。
    之前的争议已成历史，更为值得关注的，似乎是时下三峡工程的真实状态。
    2007年9月25日，上任时间不长的三峡办（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汪啸风，于武汉主持召开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研讨会。他在会上说：“对于三峡工程可能引发的生态环境安全问题，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决不能以损失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繁荣。” 
    汪表示，三峡库区历来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水土流失严重，人多地少矛盾突出，不合理的开发造成生态退化，水土流失加剧状况远未得到根本扭转。 
    说者有心，听者亦有意。汪的言论一经媒体披露，旋即引发大量猜测，长江三峡开发总公司原总经理陆佑楣就此对《财经文摘》表示：“正是初来乍到的汪啸风对局势判断失误，过分担心，才造成媒体乘虚而入、借题发挥。最终迫于舆论压力，两个月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不得不再次举行新闻发布会，出来辟谣。”“武汉的会是个失败的会，我没有参加。” 
    2007年11月27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汪啸风特别指出：“总的来说，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利大于弊。按照这个结论，我在武汉会议上，充分肯定了三峡工程建设以来所取得的成效，其中包括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方面取得的明显成效。” 
    汪继续说：“我要给大家表明，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就是从项目研究开始，就十分重视存在的隐患和问题，而不是某些舆论所说的中国‘始料未及’，好像以前什么都不知道，不存在这个问题。也不是某些舆论所说的，‘中国政府官员首次承认这个问题’。” 
    此次会议上，两院院士潘家铮亦直指西方某些媒体在刻意“妖魔化中国的三峡工程”：“最近我发现有一些媒体和记者对中国的偏见太深。他们对中国的成就、贡献绝口不提，对中国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是‘阴暗面’，到处收罗、夸大歪曲、讽刺挖苦，甚至无中生有、挑拨离间。” 
    “作为我个人，三峡工程耗尽了我后半辈子的全部精力，现在这个工程被人们形容为妖魔、炸弹、一库酱油，心里很不好受。我希望这些先生们能够客观地报道中国，中国人民欢迎朋友们的批评和监督，哪怕讲得重一点，我们也是欢迎的，但是请不要‘妖魔化’。” 潘家铮坦露心扉。 
    三峡办相关人士在两番发布会的前后表述耐人推敲。同时另有人士预测，2008年三峡大坝将最终提前一年建成，175米水位箭在弦上，工程事体重大，潜在隐患有集中爆发的可能性。
    这一切，使得本已敏感且一直备受关注的三峡工程，无可回避地再度激发起境内外媒体的报道热情。
    自1994年开工建设，到如今已近15年，对三峡工程的质疑、反对之声一直未绝，甚至早在20世纪40年代这种声音便已出现。三峡工程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曾经的反建者预言是否果真发生？当下的移民、地质、生态、气候状态，是否果真如某些传媒的描述？ 
    在《财经文摘》看来，在争论三峡上马与否的问题上，任何一种观点都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任何一种观点也并非十全十美。今天，我们审视宏伟的三峡工程，也会发现，在创造了若干奇迹，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同时，这个庞然大物其实并非白璧无瑕。当然，有些人会把一条裂缝说成是灭顶之灾，有些人会把这条裂缝用一点面粉遮盖起来。这些其实都不是事实真相。
    在众多的论点前，我们也是茫然的。要把眼前的迷雾拨开，最恰当的做法，是到实地去再调查。
    然而，记者不是专家。面对自然界的万千造化，凭一双肉眼很难看透一切。因此，我们的调查，还是仅能提供一些细节。 
    2008年1月17日—1月27日，《财经文摘》记者从湖北宜昌段出发，沿长江走势，上行西进，经三斗坪，过秭归、巴东、巫山、奉节、云阳、开县、万州，一路上达重庆。其间选择为数不少且具典型代表特征的县市、村落、滑坡地及移民区，进行了密集采访。 
    适逢南方普降大雪，记者对库区移民的生存状态感受更为深刻。奈何三峡工程庞杂而严谨，虽经两个月的紧张采写，依旧惟恐挂一漏万。本刊力图通过此番实地调查及权威人士专访相结合的方式，尽己所能地呈现一个当下的三峡状态，以飨读者。
    
    争议长江
    
    “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其滩石应行爆开除去。于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可得而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里，对三峡大坝建设提出明确建议，此时尚未有具体实施方案。 
    1944年，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齐到访中国，经实地查勘，写就《扬子江三峡计划》。此为三峡与国际资本第一次接触。据协议，美应向中国提供30亿美元用于此项计划的完成，待大坝建成发电后，分15年偿清。此计划最终于蒋介石政府内外交困中破产。 
    有感于1954年长江洪水造成的灾难性破坏，毛泽东多次接见“长办”主任林一山，希望毕其功于一役，构建三峡大坝、平抑洪灾，并于1956年著成“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词句。
    大坝建设进入快车道，争议亦渐趋明朗化，主建派代表林一山与反建派代表李锐进入公众视野。
    2008年1月11日，就三峡大坝及中国水利建设一题，作为前水电部副部长、中组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的李锐，接受了《财经文摘》的独家专访。 
    70年与水电打交道的坎坷艰辛历程，业已化作其等身著作，尽管李锐已91岁，听力略有迟疑，却纯然70岁老人的体魄与精力，基本对答如流。
    “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的建设问题上，首要问题是治水，第二个是修铁路。”李锐开门见山地说。
    据李锐介绍，水电和水利两部门关于三峡工程的第一次公开争论，发生在1956年。“当时，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人林一山在水利部的技术性月刊《中国水利》第五、六期上，发表了一篇两万字的长文。他提出，只有修建了三峡水库，才能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为此，他设想的水库蓄水高度为235 米。” 
    之所以提出235米方案，李锐认为，林一山的观点是，只有这样，才能形成1000亿立方米以上的防洪库容，从而把1954年长江防洪时挡不住的那1000亿立方米的洪水全部装起来。 
    “水电系统看到林一山的文章后，都认为，水利系统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提出的这个方案，太离谱了。1956年9 月，作为对水利部门修建三峡工程主张的回应，我们在水电总局的技术性月刊《水力发电》上出了一期长江规划专号，共有十来篇文章，其中主要的一篇是我写的。文章发表之后，长江水利委员会不吭声了。” 
    因在上世纪50年代始，便公开反对上马三峡工程，李锐的意见得到毛泽东赏识，并借此成为其工业秘书，于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得以与林一山公开辩论。“毛泽东当时就拍板说：三峡问题是个长远问题，这项事情由总理来办，李锐的意见好。” 
    依据本刊记者与两院院士、前三峡工程论证小组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的交流，“李锐在缓建三峡工程上是立了大功的。在上世纪50年代修建三峡，既没有可能性，又缺乏必要性，如果那时候去修，大概也是白花许多钱，最后不了了之。所以，那个时候反对三峡，确实反对得很对，我也赞同他。”
    
    三峡工程暂且搁置
    
    持反对意见者绝非李锐一人。当时的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因力主放弃三门峡建设而被打成右派、受尽折磨，最终仍坚信其坚持的观点是正确的。他对长江三峡工程多次提出反对意见，并先后几次直言上书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以拳拳爱国之心，恳切言陈上马利弊，怎奈大局已定。 
    2008年1月31日，经过多次努力，本刊记者在北京金融街富凯大厦，见到了已从长江三峡开发总公司全身而退并一直致力于中国水电建设的陆佑楣。 
    自1993年至2003年，陆佑楣见证了中国三峡工程上马决策的艰辛历程，以及开工建设后解决诸多困难与问题的繁杂与无奈。在长江三峡开发总公司总经理长达10年的任期里，陆佑楣对三峡库区的一草一木饱含深情。谈三峡，谈三峡工程，陆佑楣的经历具备无可争辩的说服力。 
    谈及黄万里对水利的执着，陆表示：“当初修建三门峡的时候，他的反对意见是对的。三门峡在决策过程中对泥沙问题没有重视，最终导致上马不久即陷窘境。对黄万里先生的学术造诣，我们非常敬佩。但对于长江三峡，因为上马前后，他的岁数大了，也没有去三峡做过详尽的实地调查，没有掌握客观数据……” 
    作为中国水利界声名卓著的工程师，黄万里颇得学界景仰。此外，陆钦侃等多位相关老专家，也从各自角度对三峡工程仓卒上马表示由衷忧虑，其中尤以航运受阻、泥沙淤积、移民安置、地质风险、文物保护以及重庆港命运等问题难以释怀。 
    1986年3月，赵紫阳奉命考察三峡，之后对邓小平说：“三峡上不上取决于三个问题：技术、经济和政治。技术和经济问题都可以解决，难办的是政治问题。”邓小平回答说：“如果技术经济上可行，还是应该上。上，有政治问题，不上，也有政治问题，而且问题更大。” 
    其后，在经历多数票表决通过后，185米高程、175米设计水位的三峡大坝，于1994年进入施工阶段，1997年顺利实现大江截流，2003年完成第一期蓄水。 
    多次搁置但一直未被放弃的三峡工程，其论证与建设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坎坷丛生，且迄今为止，对三峡工程的质疑与批评之声一直未有消弭。 
    三峡库区与坝区，牵涉湖北及重庆境内22个县、市、区，175米水位线以下，大量农田预计被淹没。据有关媒体报道，大坝建成前后，本为高危地带的沿江狭长区域，地质状态屡现险情，移民安置问题迭出，水质及气候引发多种猜测。境外媒体连篇累牍的非理性报道，似已造成山雨欲来之势。 
    一个本意为造福百姓的国家工程，缘何引致如此众多的负面评说？三峡水库在其宣称的防洪、发电、航运等诸多功用层面上，究竟能够起到怎样的重要作用？投入产出如何评价？其潜在隐患该如何看待、如何化解？
    问题复杂纠结，似一语难以道破。
    
    悬念庙河
    
    长江三峡系巫峡、西陵峡、瞿塘峡三段峡谷之合称。此地历经几亿年的地壳演变，逐渐形成如此险峻地貌，而长江沿岸各县市山体滑坡、泥石流向来发生频繁，地质状态并不稳定，史料对此多有记载。 
    难以回避的是，伴随着三峡大坝建成并陆续实现三次蓄水，时下水位已达156米，两岸山体长时间保持高水位浸泡后，位移作用加剧，滑坡风险不断加大。国家虽投入巨大财力物力进行监测与治理，依旧问题难解。 
    三峡工程依据上下游江段，大致可分为坝区与库区两部分。坝区以三峡大坝所在地宜昌市夷陵区三斗坪镇中堡村为中心向外围扩散，主要侧重在秭归县和宜昌市夷陵区，其坝区四镇分别为太平溪镇、三斗坪镇、乐天溪镇、茅坪镇。而自此向上游达重庆段，则为库区。 
    与坝区地质状态相对稳定不同，库区的滑坡与泥石流较为活跃多发。本刊记者通过对秭归、巴东、奉节三地滑坡高发区重点调查采访，基本得到这样一个粗略判断：滑坡治理属疑难杂症，根除几无希望，大水长期浸泡的明显特征，除却催生新滑坡外，也对老滑坡的复活起到推动作用。 
    依据长江三峡开发总公司原总经理陆佑楣对本刊记者的表述，对于滑坡高发区，治理不是终极方法，出于对移民生命财产安全考虑，“我已经同原国土资源部的田凤山有过交流：这个事情，惹不起，就得躲，绝对不可马虎。” 
    颇为蹊跷的是，沿江各地政府对于滑坡治理及相关地段移民搬迁的总体态度，存在巨大差异，本该公开披露的地质险情，因种种缘由无法获得关注。甚至有的当地政府明令禁止当地居民、村民与媒体尤其境外媒体“乱讲话”。 
    2008年1月20日，大雪纷飞，地面湿滑泥泞。出租车驶出秭归茅坪镇，近一个小时才到庙河附近江边，但欲达庙河，仍须再度搭乘过江摆渡到对岸。道路艰险，盘山公路既窄且陡，出租车沿右侧行驶，左侧为直壁数百米的石头山，右侧为深达百米的河谷，略略可见碧绿且安静的江水，探头下望不免晕眩。 
    此地的“野猫面滑坡”，已得到宜昌市国土资源局的些许关注，但其具体状态及该地村民的移民搬迁情况，却从未有过细致披露。2007年8月，《华尔街日报》记者Shai Oster率先发出英文报道并引致广泛关注，以此为分界线，德国、英国、新加坡记者之后都曾到此处采访，但大陆媒体至今尚无有过深入调查。 
    从摆渡处上山，蜿蜒曲折的盘山路，需徒步行走至少一个半小时到野猫面。纷飞的大雪，使得原本就极其陡峭的道路更为艰难，连绵起伏的群山历经连续8天的雪飘，业已化作白茫茫一片，能见度不高。依稀可闻山下百米处过往船只发出的声声汽笛，除此之外，一片死寂。 
    路边的柑橘树零星挂着橙黄的果子，与皑皑白雪相互映照。有当地村民告诉本刊记者，此地交通尤其不便，加之今年柑橘价格偏低，大量柑农选择了暂且弃而不采。 
    野猫面滑坡体所涉村民基本已经完成搬迁，但几百米长的裂缝依旧可见，治理的痕迹亦分外明显。滑坡体地处高处，一旦发生垮塌、倾滑，后果不堪设想，且此滑坡距三峡大坝直线距离仅17公里，一旦山体瞬间滑入江中，其巨大的重力效应以及连带的涌浪作用，非但会对江面船只造成致命打击，更对三峡大坝造成垮坝威胁。 
    庙河村党支部书记李发成在详尽查阅本刊记者有效证件后，依旧充满警惕且不无怀疑地解释说，不但秭归县及宜昌市国土资源局专门就此设置了监测点进行密切监测，村里也有四人每天都在参与防治工作。 
    有当地村民悄悄告诉本刊记者，因此前以美国《华尔街日报》为代表的媒体，曾前往此处调查采访并已发出大量“负面”报道，引起中央高层重视，宜昌市专门责令秭归县，要求当地村民尤其要盯住到访的外国人。“一旦发现有不认识的外地人乘摆渡进村，要迅速电话通知村支书并上报县委、市委。”秭归县公安局甚至专程驱车到此做过相关口头传达。 
    李发成见到本刊记者几分钟后，即颇为自豪地表示：“你几点坐的摆渡，几点下来的，下来以后和谁有过交流，交流了什么东西，谁给了你电话，我一概清楚。”惟恐记者怀疑，他还将其掌握的消息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庙河村全民动员，对媒体严防死守、如临大敌，其组织之严密令记者颇感惊诧。 
    记者向李发成求证“秭归公安局到庙河传达会议精神”一事之真伪，李略有迟疑，接着向本刊记者反问：“限制得了吗？比如说我是村里的书记，你不让村里老百姓说话，他不是还会说？更不要说县里、市里的干涉了，限制也起不到作用。” 
    他还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一个美国的记者来这里欺骗老百姓。他跟老百姓说，你按照我的意思说，我就可以从美国搞赞助，把钱给你们。他的采访是带有欺骗性的。如果我们说三峡真坏，我们的困难好大，他就从美国给搞赞助，这根本不现实，都是骗人的，你有什么能耐从美国搞钱过来？这不是在骗我们老百姓啊？” 
    李发成对《华尔街日报》记者Shai Oster记忆仍很深刻：“以为他是过来玩的，还带着个中国人，以为是导游，哪里知道他们是来搞这些的。”“他们的目的很恶毒，是借这个攻击共产党的政权，说共产党的坏话。他们不希望看到中国发展得好。”
    当记者询问，李发成是否看过相关报道、缘何得出如此评价时，他却回答：“我们这里信息闭塞，没看过。”
    本刊记者曾与Shai Oster有过数次交流。他表示：“没人给我压力，如果报道得不好，那是我的能力所限。”但他同时坦言，文章发表后再度到庙河时，“比较独特的感受是，虽无人阻拦，却发现当地农民一边说话，一边悄悄打电话，而且事先要求我必须把记者证拿出来看看。” 
    地矿部长江三峡链子崖和黄腊石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指挥部总工程师徐开祥，在接受《财经文摘》采访时分析说，庙河野猫面滑坡已基本稳定，且属老滑坡，若按严格定义，应称之为崩塌堆积体，和滑坡并非一码事。“野猫面堆积体启动很困难，基本不会滑下来，而且我们也在密切关注。” 
    徐开祥甚至半开玩笑地表示，野猫面裂缝宽度仅为1厘米，不存在显著风险，完全没必要过于恐慌。“我几十年搞这个，有把握。之前我就和‘长江委’说，放心吧，不会滑下来。但他们毕竟不是搞这个专业的，又有些闲钱，就去做了搬迁和治理。其实这就像生病了看医生，医生说，你这个病没事，可病人却始终不放心，老想着应该吃点药才踏实。”依照徐开祥的说法，“‘长江委’在野猫面，属于花钱买放心。” 
    徐开祥坦承，前一段时间，主要自2007年8月开始，美国、法国、德国等国记者，陆续发表了大量有关三峡工程的报道，在国际上造成了较为恶劣的影响。尤其对长江三峡开发总公司，以及对三峡工程肩负相关责任的单位及人员带来了一些困窘，上面已要求相关人员不要再与记者过多交流，尤其警惕境外媒体。 
    据徐称，法国总统萨科奇访华前后，该国报纸《费加罗报》对三峡工程进行了一些片面和不公正的报道。“因为这些媒体的记者不做这个专业，听到的消息也并不一定可靠，只是听说链子崖就炒作链子崖，听见野猫面就炒作野猫面。我只能说，每个人的研究领域不同，所处的环境和所坚持的立场各异，所以不好揣测他们的动机良劣。” 
    他还说：“其实关于链子崖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保密的事情，当初李鹏就亲自去链子崖督导过此事。有时间你去链子崖，去库区看一看，走一走，其实从2003年第一次蓄水到现在，并没有发生特别恶劣的地质灾害现象。” 
    徐开祥对本刊记者表示，从1986年，地矿部即对三峡库区的地质状态进行过“剃头式摸查”，基本掌握了所有的地质细节，相关情况已经建立数据库。“从奉节到三峡大坝这一带的地质考察，我密切参与过，前后历经5年，‘长江委’专门编制过相关初稿，最后由我执笔完成。2003年，长江三峡完成了第三期地质灾害治理，一直在密切监测治理，尽管清江库区新近又出现了两起山体滑坡。” 
    另据本刊记者了解，野猫面滑坡附近村民，大多已就地安置，另有很少人搬迁去了秭归县茅坪镇及宜昌。尽管移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安抚，但滑坡风险却依旧难以回避。
    
    困境巴东
    
    自秭归茅坪港出发，顺水路快船一小时到巴东。从巴东港沿台阶一路上行，清晰可见沿江对岸史家坡滑坡治理现场，此处位于巴东县神农溪大桥附近，为神农溪与长江交汇衔接处。 
    1月22日下午两点，本刊记者到达史家坡。除却滑坡体，令人心惊的，似乎还有当地村民的生存状态。从巴东码头坐出租车，过巴东长江大桥，在神农溪大桥附近从左手边的山路望下去，可见当地移民新建的房子数十处连成一片，匾牌上有清晰的字体：沿渡河镇。 
    史家坡未曾拆迁的民房已经不多，且基本坐落在已经发生过的大滑坡上，随时有再次滑动而房倒屋塌的可能。房子左边是宽阔的江面，举目不远处可见神农溪大桥。右边宽约五六米的柏油马路，已大面积严重塌陷，一条长约十数米、宽尺余的大裂缝如斧凿般，将柏油路齐整且干脆地剖开，裸露在外。塌陷区方圆近一公里，核心地带呈明显盆地状并向江心倾斜。 
    房屋依水而建，为长江沿岸较为典型的建筑风格。右侧是绵延的山体，马路位于房屋与山体之间。据称，滑坡发生时，此处山上有大量山石下来，一辆摩托车被重重地埋在土石里，人员死生不详。截止到目前，地质勘查与治理依旧在进行中，“每过几天，就有人过来监测。” 
    触目惊心的，是记者重点采访的一家。户主为程姓，因滑坡风险而受困，政府一次性包干补贴10万元后，告知必须搬迁。依据其自我解释：“起（建）房子太贵，在那边买了一片地花了3万元，父亲在这一段时间病倒，房子起了一层就没钱了，只能又搬回来。” 
    大雪弥漫，寒冬难抵。破乱的房子里，一家四口（老人、老太、中年妇女、儿子）围着一个巨大的树根烤火。老人68岁，怀里抱着一个不足一两岁的孩子，中年妇女为典型的川鄂女子，眼窝深陷，而旁边一间屋子显然已经拆除大半。 
    穿过裸露的砖墙，可以从马路对面看过来，一口硕大的黑油棺材，稳稳地居于正中。言谈间，女人推开另一扇房门，屋里漆黑，男人将死。 
    依照当地多位村民对本刊记者的讲述，史家坡滑坡治理尚未完成，其沿江地段即整体垮塌下来，10来根原本挺立且用以治理滑坡的石柱，在江边歪歪斜斜地连成一条线，就势向江边倾倒。 
    村民程耀庆谈及此次滑坡经过时说：“没有搞三峡大坝、大坝没有蓄水的时候，我们这一块挺好的，从来没有什么滑坡。三峡大坝一建起来，水一下子就把它泡塌了。现在是156米，从第二次蓄水，它就成这个样子了嘛。我们家的田折（损失）了这么多，都塌下去、滑到江里去了。5月（2007年）开始下雨，房子补贴大概是9月到10月份发下来，从一下大雨开始，那几个柱子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村民刘永新也有几近一致的说法。 
    本刊记者调查采访获悉，巴东县全境地质状态堪忧。据了解，除却史家坡，另有包括黄腊石、野三关、马宗山、黄土坡、沿渡河等地程度不一的滑坡数十处，都是比较显著的地质灾害。据称，扁担形的巴东，南北长800里，滑坡随处可见。 
    徐开祥坦承：“1963年意大利瓦以昂大坝的教训极其惨痛，它是2亿多立方米滑坡，把水库里的水全挤出来了，造成2600多人丧生。但当初谁也没有预料到，会发生如此大面积、大规模的滑坡。而目前巴东县的地质状态对于整个三峡工程来讲，非常值得警惕。按照某些人士的分析，如若果真发生瓦以昂大坝类似惨剧的话，巴东的可能性最大。” 
    尽管如此，徐开祥坚定地认为，上世纪整个60年代，全球对山体滑坡以及大坝建设的认识，与现在相比完全不同。当下更加专业化，更加成熟，知识也更加丰富。 
    “我们已对巴东地下200米的地质状态进行过研究，监测数据并未发现地壳明显变动隐患的存在。但瓦以昂大坝的教训实在太惨重，不能不重视。巫山、巴东、奉节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存在类似的担心。我们通过前期预防与治理，力图消除这些担心，化解上述风险。”他说。 
    据本刊记者了解，针对可能出现的危局，国土资源部已联合其他部委制定专项应急预案，成立了专门应急队伍，一旦出现上述态势，将立刻果断动作。除却国土资源部，各区县国土资源局亦已制定相关应急方案。
    黄腊石滑坡为国土资源部重点监测治理的对象之一。
    从巴东港出发，沿着陡峭的山路穿梭下去，山越来越高。车子沿着盘山路疾行，大雪。
    到得黄腊石村，天色已近暮时。山路两边，可见大大小小的箩筐里，满是柚子与柑橘。穿梭一个多小时，沿途极少过客。拐过一条山路，可见两个不小的石墩。据称，那里曾计划修建一座石拱桥，桥在合龙之际发生垮塌，死去数人。 
    绕过石拱桥，山路连续拐弯，左侧相对的，便是仰头90度方可见顶的垂直山体。司机难以理解记者在大雪之日去往如此艰苦之地的动机，“但凡掉下一小块石头，整个车子就完蛋了。经常有车翻下山去，基本上是车毁人亡。” 
    村民宋发见的三层小楼，已相当程度地开裂。据其妻子讲述，他们之前在这里生活了10年，都没有问题，而三峡蓄水这几年，尤其是2006年和2007年，二楼、三楼陆续出现裂缝和严重漏雨现象，巴东县国土资源局以及地矿部进行了资料备案并拍摄了相关照片，但搬迁补偿之事从未提及。 
    记者确见墙体裂缝上有黑笔描画的痕迹。到顶层平台，可见沥青修整过的斑斑点点。“他们每5天来一次，10来个人，1辆中巴车。” 
    宋发见表示，附近其他村民住宅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而且房子正对面的山体也多次倾滑下来，上面房子扭曲变形的状态更为直观。 
    在黄腊石滑坡处，可清晰看到目前的治理状态。随着大面积山体缓慢滑入江中，泥土壅塞了很大一片江面，原本水流过往的地方，因土石囤积形成小规模冲积平原的状态。出于防止高处山体再度发生严重位移、垮塌、下滑的风险，国土资源部已在此滑坡核心地带，进行了水流疏导以及山体固定的治理措施。 
    本刊记者在现场看到，数条横纵有序的导水槽，在滑坡体前舌部位业已造成切割状或五花大绑状，下滑体也已做了封闭固定。但从黄腊石滑坡体抬头向左上方望去，又一大片滑坡将几间小房子废弃，房屋砖石尚零星可见，其房基地处很大一片面积已平整，红黄的地基与周边的苍灰底色形成对比，分外明显。宋发见告诉记者：“是去年大雨过后垮下去的。” 
    就黄腊石滑坡，陆佑楣对本刊记者表示：“治理已大致结束。就目前状态看，已基本不会发生更大规模的滑动，因为其滑坡体前端已经触到了江的对岸，应该稳定下来了。而且你也看到，现在通过疏导、排水、综合治理，风险在淡化，国土资源部始终对这一带保持重点监测。” 
    陆佑楣表示，他一直认为，巴东、秭归理应合并。“秭归的地质状态非常好，目前新县城修得也很漂亮。秭归本来很穷，只是种植一些柑橘、茶叶，现在开始有点现代小城镇的感觉了。但你去看巴东，纯粹就是山里的小城，交通不便，地质不稳。秭归与巴东应该合二为一。不过，现在的事情很难办，拆好拆，合并不好合并。” 
    巴东旧县城已大部淹没于水下，而其第一次“后靠”、“搬迁”则选择了黄土坡。记者与多位地质专家及当地知情人走访交流获知，黄土坡的地质状态隐患显著，而其第二次搬迁选址依旧问题重重。 
    本刊记者先后与巴东县委新闻宣传处干事曾冰、巴东县政府外宣办主任欧阳开屏、巴东县委宣传部部长周天易有过多次交流，巴东的地质及移民状态，令当地政府颇为焦灼。黄土坡搬迁依旧半推半就，虽险情危急，部分单位、居民已经迁移，但至少半数以上一直未有动迁，或存侥幸心态，或赤贫无力，原因各异。 
    记者在巴东黄土坡看到，街上人流穿梭，市井气象浓郁，商贩如常。沿江部分楼房虽已清空，却有大量贫困人口乘机入住。据悉，黄土坡虽已上报，却一直未有国家审批，专项资金迟迟未到，本为国家贫困县的巴东，再现无力与无奈的困窘之态。
    当本刊记者将此问题抛予陆佑楣时，他表示：“这个东西，你得去问三建委。”
    
    观望奉节
    
    此前便已知悉，奉节移民搬迁饱受质疑。
    1月23日晚10时，客轮由巴东经巫山，前往奉节。奉节码头小贩跑动，长长的竹竿频繁地在甲板与码头间来往，在夜色与灯光下递送钞票与物品，脐橙、柑橘、方便面。风大，雪冷。 
    1月24日，奉节县康乐镇河水村四组。自三峡大坝三期蓄水至今， 本来安逸无争的村民们发现，沿江的房子、猪圈、农地，相继开始出现开裂下滑的迹象。2007年汛期过后，数家住宅、院落呈现的巨大缝隙触目惊心，最小处亦足已放入一枚柑橘。 
    来自万州、给亲家看家数年的徐姓农民告诉本刊记者：“我是眼睁睁看着猪圈塌陷，并滑到江里去的。”据讲述，此地发生倾滑、开裂，最早是在2003年，也即三峡大坝第一期蓄水后，2007年则出现更为严重的地质塌陷、下倾现象，数处民宅向江心一侧倒塌。 
    2008年汛期即至，村民的惶恐似有据可寻。记者在现场留意到一个细节：一大片宽度至少10数米、本来与两侧齐平的沿江土地，至少下沉1米左右，且从高处到江面处倾滑数十米，已挂满金黄色果实的两株橘树，已歪歪斜斜地几乎扭结成一株。 
    村民黄昌荣告诉记者：“坡地一晚上滑出去了数十米。”一家民房右侧建有十数级台阶，时下已斑驳开裂，裂度宽数厘米，且成下沉状。 
    沿此地向下望，清晰可见大片堆积状黄土，即为当时冲积而成。原本位于高处的屋瓦，却三三两两地分布到了江边。由青砖水泥搭建而成的民房，多可见裂缝及侧滑迹象。当地村民讲述，当年建房子为夯实地基所付出的成本，比地基上建房子的投入还要大，但依旧在“泡软”后的长江山体作用力下，显得脆弱不堪。
    与河水村相去数十公里，抵金盆村。
    金盆村的滑坡迹象，与河水村大同小异。数位村民纷纷对本刊记者表示，以前江水远未及此，但随着三峡大坝数度蓄水，尤其目前水位上涨到156米后，大量历来稳固的山脚被淹没并长期浸泡，极其不稳定。近两年，小规模侧滑事件经常发生，房子开裂现象已司空见惯。 
    据记者了解，目前金盆村为数不少的村民，并未选择“上移”与“后靠”，而是依旧居住在已经开裂的屋子里，虽知风险，但“政府的补偿款根本不够起房子的，他们对房子的丈量方法也不对”。据悉，奉节县已向金盆村村民发出通告，此地滑坡危险，要求搬迁。 
    “国家对房子给予补贴，按照原来房屋的居住面积以平方米计算”，但丈量数据以及分配补偿款方式，却只计村民住宅“正房”、“而且是正房的使用面积”，不但庭院一概不算在内，且屋檐也属计算之外。于是，村民普遍表示不同意。 
    从金盆村与河水村继续沿盘山路前行数十分钟，可见一处规模与面积更为巨大的滑坡体。据当地村民讲述，2007年大雨过后，滑坡体从200多米高的山上下来，一路不停，直接冲进数百米深的长江。此间的盘山公路至少阻断、封闭半个月，也有两个月的说法。 
    截止到目前，记者依旧可以看到，滑坡断面呈鲜明暗黄色，颜色与周边迥异，散乱的黄土与碎石虽经多次铲除，仍堆积得到处都是。原本为公路护栏的钢铁围架，却出现在近百米深的河谷里，土石遍野。 
    本刊记者多处求证获知，175米三峡大坝水位线虽在设计范围，但近期不会成行，也无具体时间表。主要原因在于，沿江地质状态已造成巨大压力，贸然涨水后患无穷。 
    陆佑楣对本刊记者解释说：“2008年汛期过后，三峡大坝也不会涨水到175米，至于是否会从目前的156米涨到166米、172米，也要看春节前后的会议情况。175米是完全不可能的，166、172也许有讨论空间，但即使如此，也需时间。” 
    陆佑楣认为，目前清库工作无法落定，大量移民安置出现问题，滑坡地治理存在隐患。只要把库区的问题解决好，排除掉隐患，涨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而前期工作却艰难无比。“基本操作流程为，春节前开会研究策略，涨水程度看汛后，而平时的三峡水库，基本是按照145米运行。” 
    尽管175米尚存空间，但沿江地质依旧险象环生，周边村民的惶恐心态无法消散。据本刊记者在奉节的走访，大量居民、村民对政府在滑坡治理上的能力与态度表示怀疑，而奉节县新县城的地质风险，甚至成为全城百姓的笑柄。记者在奉节新旧县城采访过程中，多次听到如下表述：“其实旧奉节比新奉节稳定得多，只是大部分被淹没了。”
    奉节全县地质治理，已给各级政府留下问号。
    
    激流暗涌
    
    移民安置或可成巨大问题。
    宜昌市夷陵区三斗坪镇中堡村，三峡大坝所在地。在这里，《财经文摘》记者第一次听到有关付先才的故事。
    根据中堡村五组村民高端章、高长义的讲述，库区与坝区大量三峡移民，对国家补偿款的具体发放数额存在“极度”不满情绪，尤其是原本耕田、后失去土地实现“农转非”的农民，因失地且无生存特长，出现的极端情绪更为强烈。 
    与政府协商无法奏效，甚至出现言论压制的现实，导致村民上访甚至集体上访事件层出不穷，付先才为其中较为知名的上访代表。记者调查获悉，付先才在湖北宜昌尤以秭归县几近家喻户晓，而因其住处距离中堡村近在咫尺，于是多有熟识，“我们在江南，他在江北。” 
    据村民讲述，因家境贫寒、对移民补贴不满，且其儿子在中国政法大学在读，对局势相对掌握，“50多岁”的秭归县茅坪镇杨贵店村村民付先才，选择了到省城以及北京上访的通路。“多次上访，无一成功”，不是被接回来，就是被政府明确警告、监控。 
    但付先才不肯罢休，通过独特路径，与境外媒体及德国使馆人员获得直面交流的机会，将目前三峡移民的生存状态和盘托出。德国使馆借助德国媒体对此进行了披露，“在国际上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而且他始终和外国人保持交流。”最终某日，“被七八个不明真相的人几乎殴打致死，后来送到医院，命虽保住了，下肢已完全丧失功能，终身残疾。”对此，本刊记者多次明确听到“政治暗杀”的说法，且言之凿凿。 
    据悉，此事发生于2006年5月，迫于相关压力，秭归县已向付先才应允发放相关额外补贴。年届68岁且之前在中堡村做队长多年的高端章，对此解释说，因为大陆媒体无法报道真相，“付先才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高认为：“大陆媒体对移民存在问题的，一个字都不写。曾经来过一个记者，我们去找他谈，可是，他回去以后一句话都没写。他后来跟我们说，你们反映的，都是实际情况，都是真实的，但是不敢写；就是写了，编辑也不批；批了，社长不签字，也就不敢登。” 
    选择上访道路的，仅仅在三斗坪一地，便可举出多例，涉及人员几十名，有群众，有共产党员。据高端章讲述，中堡村村民高启章、高德双因移民安置问题上访，被以“冲击党政机关、聚众闹事”罪名判刑，且在判刑下达前即已关押数月，后因德国媒体报道受到关注，此事恰发生于其时，当地政府遂将二人释放回家。 
    “高启章和杨兴福被判刑3年，关起来了，都签过字的。后来通过德国的报纸报道以后，那时候其实已经宣判了，上面也不说维持原判，却说，把他们放出来在家执行。搞了3年，现在没事了。” 
    “现在关键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资金不到位，移民都是移穷了，没移富。这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至于什么政治地位，那都好说。毛泽东时代说以阶级斗争为纲，但他给你盖房子。而现在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我们不能生活，就这个事。” 
    高端章认为，他的说法，完全可以代表大多数上访者的想法：“如果地质风险，上面会考察，这里不能住人，就搬走了，危房就加固，整修。关键是人民生活问题，大坝移民影响到了人民的生存。现在老百姓没法生活，接连不断上访，个人的，集体的，随时都有。我给国家算了一下，移民搬迁户均不足一万，安置一个人，人均不足八千元。所以我们三峡移民就依靠上访，但是上访就被镇压，多次镇压。” 
    “这里一般不来外国记者。如果来了，被当地公安局晓得，就让他赶紧走，不准在三峡逗留，他们接触不到老百姓。你是中国人，所以比较安全。现在我们看不到外国人了，原来经常看到，他们讲的话我们不懂，就用文字写。外国人现在旅游都是集体来，不准散伙，只是周边看看，再到大坝看看，不准和村民交流。修建三峡大坝的好处，我们也晓得，防洪啊发电啊，倒是比较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把移民安顿好，这是它最大的弊病，移而不安，安而不稳。” 
    “到现在，只是一个非农业户口，你得自己去谋生。现在能够出去的，都出去打工了，不能出去打工的，成天困在屋子里，今天找政府点儿事，明天找政府点儿事。”高端章分析说。 
    《财经文摘》记者沿三峡库区一路走访，秭归、巴东、奉节，发现移民反映的主要问题大同小异，其对地质、生态、气候关注不多，重点是围绕移民补贴款发放做文章。上述高端章的说法，在记者之后的采访中数度被重现。
    1月19日，秭归县新城区茅坪镇，记者被有序建设的移民新村所吸引。
    楼房基本分两类，位居地势高处者为当地开发商建设，普遍为六层，同城市建筑无太大区别。“县里欠人家钱，还不起了，就把这片地抵给了他们，他们建了房子再卖给移民。”位居低处者，往往是移民自建的房子，新旧造型不一，但基本都是楼房样式，三层或以上，街面的房子看起来还好。
    记者分别前往上述两处居民点采访，被大量的移民抱怨包围，目标直指补贴款太少，“活不下去了。”
    基本一致的说法是，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当地政府执行得不好，被贪污挪用了。缺地农民和无力维持生计的老人捉襟见肘。好一点儿的有低保，每月50元，但“从2007年7月到现在，只发了去年的，而且是前几天才拿到”。 
    得知来的是记者且来自北京后，多位移民围住不放，一定要记者将移民真实的状态“反映给中央”。不难看出，移民对当地政府粉饰太平、遮掩真相的手法痛恨之至。 
    原秭归县茅坪镇徐家冲一组一丁姓农民告诉本刊记者：“我1949年的，打工打不了，政府不管，地也没有了，猪也不能喂。从1996年第一期移民，我在这里住12年了，过年政府连块豆腐都不给。我是党员，我说话负责任。” 
    “上面谁来走访？比如你是上级，想要到我这个地方来走访，他狗日的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村里和县里都安排好了，根本不到老百姓家里来，看都不看！去谁家，该说什么话，事先都安排好了。上级领导一来，老百姓不能靠近，对政府有意见的、上访过的，不准出家门，不准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县里说了，上级到你们家去，要说好话，说我们多安居乐业，秭归县的移民安置多么好，电视一播，县里给你钱。” 
    记者在秭归县移民区走访获悉，某户移民因拒绝与秭归县政府充分合作，拒绝说移民“安居乐业”之类的话，本已安置于其房间里的现代化装置，立即被县里搬走，选择了其他人。“他不敢说，说了同样挨揍。移民都活不下去了，他敢说我们过得好？！” 
    巴东黄土坡、奉节新城区，记者多次听到移民上访案例，以及“活不下去了”的说法。在巴东采访期间，一位年过70岁的老人拦住记者说：“我们说的情况，代表绝大多数。上访的人以前是这样，每家掏5块钱资助几个人去北京，国家领导人我们又见不到，到北京不得不找信访，信访的人就直接给巴东县移民局打电话，说‘人来了，你们赶紧接回去’。” 
    “第一没田种，第二不能喂猪，第三我们这些老家伙，打工人家不要，我们怎么生活？现在盖了楼房，我们却根本过得不舒服！” 
    既然如此拮据，缘何将房子建设得如此整齐划一？秭归茅坪镇丁姓移民对此解释说：“他那个时候是有规划的，有图纸。如果你不按照他的图纸搞，就不能搞！” 
    就付先才现象及移民安置问题，本刊记者与陆佑楣有过深入交流。陆佑楣表示，付先才的故事，他已听说，但具体情况不详。“移民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不能不重视，是必须要解决，必须要处理的。”“也许，可能还有更多地方、更多移民，比你看到的更严重、更复杂。” 
    “三峡工程导致的最大问题是移民。如何安置这些移民，补贴款如何到位，这些问题都要质问三建委。给了他们钱，为什么把移民问题处理成这个样子？”
    颇具深意。
    李锐就三峡移民问题与本刊记者交流时，将自己早年出版的《论三峡工程》慷慨借予，并语重心长地表示，他曾向中共中央提出过建议，成立“三峡省”，但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搞了一年多，搞不下去了。” 
    李锐认为，三峡工程最大的问题是移民问题，然后才是地质灾害。“关于库区移民问题，我是亲身体会过的。我搞水电站，最怕的就是移民。新安江水库修好快50年了，移民问题依旧存在，三峡移民必定更复杂、更严重。” 
    对于移民因补贴款不断上访的情状，陆佑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各地移民局处理移民补贴，基本是一个人6万元，但2/3要拿出来做统筹，比如新县城的选址、基础设施建设，到移民手里的大概在1/3。可能各地政府在策略执行上略有出入，于是存在差别。按照新近规定，失地农民一个人一年再给予600元生活费，一个月50元，计划补偿20年。”
    “这些钱在当地吃饭大约是够了……”陆佑楣顿了一下，略做思索，说：“也是，我也觉得这些钱不够。”
    “以现在的电价计，两毛五一度，如果电价涨五厘，到三毛。这些钱三峡总公司又不要，若直接投入到西部去，给移民做相关工作，应该是有帮助的。”
    
    尾声
    
    记者是带着一大堆问号到三峡去的，回来时，问号仿佛更沉重了些。
    这样一个举世瞩目、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工程，这样一个经过几十年争论和斗争、历经波折上马的工程，有着很大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有些问题产生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显然，以工程宏大为由而对问题视而不见，或是遮遮掩掩，或者是戴上有色眼镜以偏概全，或是有意抹黑，这些都不是客观的态度。
    遗憾的是，这种傲慢与偏见带来的问题，不但出自某些海外媒体，有的也出自国内的某些政府部门和机构。
    三峡工程牵一动万。移民、地质、气候、生态、文物保护等，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绝非易事，更绝非小事。回避、弱化、掩盖只能将问题积蕴、扩大，以至于最终膨胀到无法消化；而带着恶意的攻击，更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关注、袒露、讨论、协商治理之道，方为解决问题的应有途径。 
    三峡工程为世纪工程，已为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民族骄傲，亦理应在未来的发展中拭去隐患，抚平矛盾，在防洪、发电、航运、灌溉等诸多层面，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发挥更为显著的功用。 我们关注，我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