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剀任实业有限公司:[原创]读书忆旧

读书忆旧（一）
=========



            我的祖父是个老私塾先生，一生都非常爱书。他七十多岁时，还经常戴着一副老花眼镜诵读唐诗宋词，偶尔还写点旧体诗，自得其乐。


       我爱读书，就是祖父熏陶出来的。现在，有三天未读书，虽未觉得“口臭”，却总像有点对不住谁似的，又如果是心烦意乱时，手里有一本内容新鲜充实的好书，我就会乐而忘忧。这样说，绝无自诩之意，是我的真切感受。古人云“一事无成惊逝水，半身有梦化飞烟”，我已经三十有余尚一事无成，有什么可自诩的呢？但我的确爱读书，从书中领悟了很多真谛，也为书做了不少天真的梦。回顾一下自己读书的轨迹，也许不失为一件趣事。


       十岁，在书店里读林汉达编写的《西汉故事》，为项羽的命运痛哭流涕。学万人敌，破釜沉舟，唱“垓下歌”，“不肯过江东”，自割头颅以谢乡亲，这些小故事使我感慨万端，当时我想，做人就要做这样的人，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失败了也光荣。又想，做不成项羽，至少也要像林汉达一样写一本书来，使别人读了像我一样痛哭。那时，我并不知道《西汉故事》是《史记》的通俗仿本。在心底里，我把这一天看成是我“立志”的日子。


       十二岁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了三遍以上，哭了三遍以上。令我惊奇不已又不胜惋惜的是，保尔怎么会舍弃冬妮娅？他和冬妮娅并肩站在桥上，冬妮娅说：“难道我们的友谊就像这落日的余晖吗？”每次读到这里，我就痛苦地搁起书本，深深地叹息或流泪。后来保尔双目失明仍顽强写作，并终于获得成功的喜悦，我也分享得最多。六九年我十三岁刚满下放农村时，把《西汉故事》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带到乡下。这两本书后来都被别人借去后丢失了。借这两本书的两个人，我至今仍记得，当时我简直不能原谅他们。


        下放之初，读《古文观止》，读鲁迅作品最多。当时是文化专制时期，《古文观止》只能偷着读。记得祖父最欣赏《阿房宫赋》，父亲偏爱《李陵答苏武书》，哥哥背诵《滕王阁序》最上劲，我对《五柳先生传》百读不厌，另喜欢《岳阳楼记》和《马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闲静少言，不慕荣利”，“既醉而退，曾不厷情去留”，这些都是我当时向往的人生最高境界。同时，《西汉故事》的残余还没有彻底消化，因而我又是以“千里马”自居的，好像其时我已经有满腹经纶又智勇兼备似的。鲁迅在那时的地位与封建王朝时期的孔丘相仿佛，他的作品满街都是。鲁迅生前曾嘲讽孔丘是“敲门砖”（比喻用过就扔了），他自己的作用后来恰恰如此：反胡风，反右，文革和反“四人帮”时，都把他抬出来砸人或敲门。鲁迅的新诗写得一般，旧诗有佳句但无上品，倒是小说和杂文写得别具一格，尤其是杂文，我特别爱读。这个人对中国的“国民劣根性”有着入木三分的认识，落笔尖刻辛辣，虽然有时未免缺乏长者气度和大家风范，但大多数时候都是中肯的。我现在这么看，真读懂了《阿Q正传》的人，对中国的农民，对农民的“革命”，对“革命”的水平，一定会生出“无限惆怅”。据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读《阿Q正传》读得怆然泪下，多半是有感于此。


          十五岁读《红楼梦》，越读越爱读，后来把“十二支曲”和“金陵十二钗副册、又副册”等都背得滚瓜烂熟，又读过几本红学专著，就此以“红学迷”自居。至今我仍相信《红楼梦》是中国一大杰作，现代许多小说家如普鲁斯特、沃尔夫等，论“细腻”已超越了雪芹，但若论“精巧”，长篇巨制里，没有几个比得上他！源于至情，成于真实，归于虚无——我这么看《红楼梦》。此外，对于女性，我一向都不能恰如其分地认识她们，倾向于把她们神秘化，这很可能是“中毒”的表现------中了《红楼梦》的毒。


           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批林批孔运动”闹得不亦乐乎，使许多原本对儒家毫无兴趣的人对孔丘倒产生了敬意。我就是其中一个。孔夫子的政治观未必正确，也许有保守的成分。但他反对动乱希望大家都安居乐业，这却是无须怀疑的;再就是那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观，那种“君子固穷”的节操，那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人生态度，那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学方式，都值得后人认真借鉴。孔夫子在我心目中，越来越显得可敬可亲，但那时候，我更佩服老子。老子的“柔能克刚”，“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的观点，是我所特别欣赏的，我学用“辩证”的方法看问题，由此而始。以我当时的水平，也辨不出什么精华糟粕，因而很自然地接受了老子的处世观：像“吾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像“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这一类“老子语录”，我都曾工工整整地抄下贴在书桌前，视为座右铭。记得父亲对我的懒散和对大事小事都很不在乎的态度极看不惯。一次，他指着一群正在争食的小鸡，借题发挥道：“你看，后到的那只小鸡只因为动作慢了一点，就一颗米都没吃到嘴。做人就该学这争先恐后的鸡。”我一笑，不以为然，回答说：“我听韩非子说过‘不争最先，不耻最后’，我觉得这样最好。”父亲一听，勃然大怒：“放屁！你跟我谈什么韩非子？我告诉你，”他吼着说，“当仁不让！”父亲七三年去世，如今有隔世之感了，但他怒气冲冲的音容神态，我记忆犹新。我承认他骂得好，可我却并未因此而长进，惭愧！


            七三年读《普希金文集》和《安徒生童话集》，两位作者都生得“尖嘴猴腮”，与我“体貌相当”，我一直引为同道。由此我还发现一个人喜爱某位名人，总和这位名人的身世性格以至外表有着某种相似的微妙的联系。下放等于流放，特别是像我这样家庭的人。普希金为流放者和在自己遭到禁锢时写下的诗歌，对于我当时迷惘而又焦渴的年青的心田，恰似一道清凉的泉流，我从未读过给人如此亲切如此安慰如此鼓舞的诗行，普希金当时就是我的最大偶像。我开始一本正经地学写新诗以及这一年年底，我突然坠入初恋的情网，都和这位诗人大有关系。亲爱的普希金，我会永远怀念你的！《安徒生童话集》是一部人性的赞美诗，优美得令人无法不神往。其中，《卖火柴的小女孩》和《海的女儿》，都催我下泪。高尔基说：“人是世间最高贵的”，读了《海的女儿》后，我才对此有了真正的认识。


             七四年~七五年，我自命为“哲学生”，以别于哲学家，开始对西方哲学产生兴趣，比较系统地读了一些哲学书，有了一些当时沾沾自喜现在只觉得肤浅的见解。彼时，在古希腊思想家中，我最喜欢苏格拉底和赫拉克利特，首先是为他们的人品高尚所打动。德国哲学家中，我讨厌康德的行文晦涩，对黑格尔就亲近多了。马、恩、列中，我喜欢恩格斯的幽默，但更爱读马克思的东西，因为马克思的美文学笔调更能吸引我；同时受海涅的影响，认为议论严肃的哲学问题或尖锐的政治问题，是美文学笔调所不能胜任的。列宁则是一位出色的政论家，气势逼人。再就是尼采，这位怪杰给我的印象极深；我深信他对人生和社会有透彻的理解，对他的行文中屡见不鲜的那种自命不凡的“超人”态度和语气，我也敬之如神。同一时期，我读历史书籍也颇上瘾。当时我的“年薪”只有六十元左右；有一年我全年收入只三元零三分，一天不到一分钱。但我咬牙花七元多在县城书店中买了一套《世界通史》。读这部《世界通史》，等于是在读自己的血汗。


              七六年，我的业余时间的一半以上都用来做两件事：读《辞源》、抄《辞源》和收集古今中外的成语、谚语、歇后语等。七五年底，邻村张老伯迁回城市，临别送我一套《辞源》。七六年，自始至终，我光是抄《辞源》就抄了满满五个练习本，记录书中的轶闻掌故，常常抄到鸡叫仍乐此不疲。但到第二天出工干活，队长又会骂我：“屁股懒出了青蛇！”这时，我眨巴几下眼睛，赖在床头，给他一个世间最“甜蜜的微笑”，然后皱起眉头叫苦道：“我确实肚子痛”。这已经“著名”的肚子痛，恐怕使我的队长头痛了几十遍，遗憾。我当时抄书抄报成癖，几乎我见过的所有的成语有一万多条，我都抄录过；《唐·吉河德》被我翻来覆去，满腹牢骚，仅为了摘录几条西班牙谚语。如果有一句我新发现的歇后语尚未抄在本子上，我会坐立不安。我把抄这些东西看成是日后当作家必不可少的基础，但我比我的队长老爷更遗憾的是：我的肚子白痛了，连作家式的充满书香气的嗝都未曾打一个。


               七四、七五、七六这三年，是我的艰难岁月，也是我的黄金时代。说艰难，是七三年父亲去世，七五年哥哥回城，我开始独立生活。当时又是“批邓”又是“学大寨”，空气紧张，劳动繁重（七五年我曾连续劳动八天，每天二十小时以上，累得挑着一满担土还掺瞌睡），又兼正长身体却缺衣少食，有时饿得啃生红薯、嚼生麦子，有时穷得连二分钱一盒的火柴都买不起。说是黄金时代，是我年轻力壮，充满朝气，对生活富于幻想，对人对事都怀着真诚的热情。回想起来，这三年也是我知识上收获最丰，人生观世界观和知识面都比较正式地定格的三年。此后的日子，无不与这三年有关。


                                                                  


                                                            1989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