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衰弱失眠的原因:低智商的人们遇到困难，无法通过思考解决困难，而是更注重眼前，因此变得智商更低

中国社会的个人经济状况，大致可以按照以下五个群体划分。 这些群体因为国家经济的增长和通胀形势的发展，面临着各自的主要问题，也表现出不同的状态。 这五个群体和他们分别面对的问题，可以大致进行概括：
　　　　
　　　　首先，食品价格上涨让城镇中低收入阶层开始了入不敷出的状态。2010年是“食品化学”和“食品生物”工业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的一年。 三聚氰胺“重出江湖”、“性早熟”奶粉又一次续写了乳制品行业的“神话”、转基因主粮曝光让社会“熙熙攘攘”、“地沟油”丰富了市场上的油品供应、饭店中的炒菜辅料和火锅底料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中国人的“创造性”，饼干蛋糕中的“植物奶油”也引起不小的反响，更不用说人们没有看到的陈米“翻新”和做米粉、像喂饲料一样给家禽家畜大把地喂抗生素、激素、瘦肉精等等各种措施。 在强调创新的世界中，说中国人缺乏“创新”，那是对十五亿中国人的严重误解。在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颁奖后，有一位网友对奖项的归属表达了自己的愤怒，认为诺贝尔奖明显忽略了中国的“贡献”：“诺贝尔奖为什么还不颁给中国人，这里都已经肌溶解了啊！你们太欺负人了！” 可以说，各种“化学食品”和“生物食品”解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吃饭问题”，为中国人吃饱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即使这样，食品涨价还是以迅猛的方式向人们袭来。 年初的蔬菜涨价，之后是小品种粮食涨价，年中开始的主粮涨价，四季度的食用油等涨价，一波波的涨价潮袭来，让没过多久“安稳日子”的民众又开始了极度焦虑的生活。 在相对贫困的地方，傍晚去菜市场捡菜叶子的贫民显著增加。 而基础食品价格上涨，同时大量食品加工企业和饭店的价格难以相应上涨，反过来促使加工企业和饭店通过采购地沟油、化学原料的配给剂，让食品保持鲜亮诱人的状态，加剧了食品行业化学化的程度。 就这样，食品价格上涨不仅明显影响到中低收入阶层，也让生活比较富裕的“中产阶级”陷入恐慌之中。 “中产阶级”可以相对容易消化食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负担，但是却越来越担心自己吃的食品安全问题。
　　　　
　　　　其次，大多数“中产阶级”心系房价，否则别无依靠。 当大规模通胀开始，并且传导到资产领域，“中产阶级”开始体会到痛苦和忧虑。 “中产阶级”是现在经济的主要支持群体，是维护现有系统的关键力量。 在过去的十年，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除了出国的以外，大都利用自己的知识，开始买房买车。 然后，有人告诉大家，大家现在的生活，就像是西方的“中产阶级”。 于是，人们更加支持现有的经济，更努力地工作，希望自己过得更富裕，成为更高级的“中产阶级”。 而且，不少“中产阶级”还通过买房投资，获得了不错的回报，自己的财富感也越强。 房价更让“中产阶级”更觉得自己有盘头，觉得未来充满了希望。 不过，到2010年下半年，“中产阶级”们开始恐慌起来，虽然财富并没有明显减少，但是明显感觉到自己处于危机之中。 食品涨价和食品化学化，让“中产阶级”从财富增长，开始关注自己的生活。 不论“早熟奶粉”、邮寄进口奶粉收税，还是ipad收税，都让“中产阶级”感受到明显的压力。 因为，“中产阶级”们在努力赚钱的时候，已经无法避免，别人正在用各种方法“抄自己的后路”。 因为，“中产阶级”有太多的后路可以被人“抄”了。 人们都想着赚更多的钱、买房子、给父母买房子、买车、孩子成长和教育、理财投资、医疗保障、休闲旅游等等。 但是，“中产阶级”们发现，每一个部分都可以成为别人“抄自己的后路”，然后让别人赚钱的方式。 仅仅燃油税“改革”后的油价上涨，就让“中产阶级”明显感受到用车成本增加的压力。 而且，除了公务员、金融和垄断国企等体制性行业，“中产阶级”从下半年开始明显感觉到日子越来越艰难。 由于收入增加的空间正在变得越来越窄，再加上油价上涨、食品价格上涨、各种费用上涨等等各种消费迅速攀升，让“中产阶级”们也面临净收入增幅下降的问题。 所以，大多数“中产阶级”的收入的增加，主要依靠投资。 在中国，投资主要由股市和楼市构成，股市已经让很多人丧失了信心，只剩下楼市还涨得不错。 问题在于，房价上涨就那么靠谱吗？ 如果对经济有一定清醒认识的“中产阶级”，都会感觉到房地产的潜在危机。 更大的问题在于，“中产阶级”们上有老、下有小，家庭内部、工作场所、社交圈子等等都要应付，各种负担已经非常严重。 而且“中产阶级”们自己的身体状况也在持续恶化。 而现实越来越困难，给“中产阶级”的心理上造成沉重的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中产阶级”的心理和身体都已经到了“临界点”。 如果房价出问题，那么“中产阶级”最后的结局就是“老无所依”，就像1990年代的下岗工人。 所以，从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内心，房价不能降，绝对不能降。 那么，如果房价大幅下降怎么办？ 如果房价下降引发经济问题怎么办？ “中产阶级”是不敢想像的。
　　　　
　　　　第三，民营企业的实体经营“急转直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倒闭。 经过2008年淘汰之后，很多民营企业在2009年的状况明显好转。 2010年，很多做实业的老板们在上半年仍然充满信心，不论生意好还是一般，都觉得比较有指望。 尤其是出口加工企业，更是让人出乎意料。 人民币升值并没有给外贸带来明显的不利影响，上半年的出口相当不错。 而下半年开始，很多企业更是火爆，有的订单排够了一年，加班加点都忙不过来。 当时，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用工荒”，越来越难以招到工人。 而外贸的火爆，也部分调动了内贸企业的信心。 不过，到了下半年之后，老板们突然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原材料价格暴涨、工人工资成本增加、竞争日趋激烈等让企业老板头痛的问题。 棉花一顿从去年的1.5万元左右，突然之间启动，不歇气地涨到3万元；鸭绒从15万元一吨涨到了30万元。 而且，随着这些天然材料的上涨，合成衣料也大幅上涨，导致大量原材料存货不足的纺织企业停工。 对于仍然能够运营的内贸企业，必须对产品涨价。 而产品涨价和商场租金、各种税费上涨结合起来，就变成了商场中天价的服装鞋帽，让已经钱包扁下去的消费者望而却步。 虽然一些外国客户能够接受价格上涨，但是由于原材料价格不稳、工人工资成本不稳、人民币汇率不稳，外贸生产厂家随时都要调整报价，调到最后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而剩下生意仍然很好的企业，没想到遭遇到了“减排限电”，很多无法正常生产、无法满足客户订单。 快到年底的时候，不论内贸的消费萎缩全面袭来，外贸的不少行业需求也明显减少，给“多灾多难”的后半年划上了一个年尾句号。 经历了上半年和下半年的“冰火两重天”之后，在上半年没有“全身而退”的民营实业，绝大多数感觉到生存艰辛，而相当一部分已经被淘汰出局。 老板们开始感慨，方向走错了，即使再努力，效果往往也不会好。 因此，不少闷头做工厂的老板们，经过多年的现实“教育”，也终于开始实现“转型”。 有的全关了实体工厂、有的只是维持现有的状态，然后拿着手里的现钱进入“投资市场”，具体地说，主要就是楼市。 中国富豪榜的绝大多数都涉足房地产，大多数上市公司也涉足房地产，公司的房地产是其主要的收益来源。 所以，楼市是坐着赚钱、赚大钱。 这个与做实业站着和趴着赚钱、赚小钱、经常还亏损，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因此，越来越多的老板进入房地产市场，“跟着市场赚钱”。
　　　　
　　　　第四，体制狂欢是2010年的突出特点之一。 根据《经济观察报》年底的消息：“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达8.1万亿，全国财政支出达到8.9万亿。全国财政收入与支出均超过了年初的预算。年初，财政部发布的预算报告显示，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73930亿元，支出84530亿元………据悉，2011年仍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部预算提出，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8.9万亿元，全国财政支出9.8万亿元。” 而将近一年前的消息表明：“财政部部长谢旭人1月10日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说，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预计达到68477亿元，增长11.7 %。” 从这几个数字，可以看出，财政收入增长还在加速，在2009年财政收入比2008年大幅增长的基础上，2010年再度实现的更大幅度的增长。 另外，据国土资源部最新公布的数据，2010年国内土地出让金总额达2.7万亿元，同比（比2009年）增幅达70.4%。 财政税收和土地出让金两者相加，2010年政府总收入已超过10万亿元。财新网进一步测算指出：中国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已远超30%，接近许多发达国家的水平。 当然，比财政收入更强大的是财政支出。 依靠财政的主要单位，总是担心钱花不出去，难以拉动内需。 所以，即使财政赤字，也要在2009和2010年底分别突击花掉2万亿。 另外，2010年又继续印钞达到12万亿左右，给房地产、国企和铁公基以强有力的支持。 通过把刚修好的路挖开，然后再修路，创造出强大的GDP。 虽然在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印钞的速度有所减弱，导致房地产行业比较清淡，但是房地产商们非常镇定。 2009和2010年两年的楼市火爆，让房地产商们积累了雄厚的财力，有能力度过房地产“调控”，看到新的印钞“曙光”。 房地产商们雄厚的实力更反映在“逆市扩张”的力度上。 到2010年下半年，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火爆交易，让整个社会对房地产价格继续上涨充满信心；而更让人们感到“鼓舞”的，是快到年底时，地方土地拍卖更加强劲。 通过买地、卖房、盖房的整体流程链操作，成功实现了对地方的输血，显著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 另外， Wind资讯显示，2010年总募资金额达到10016.32亿元，已经突破万亿大关，成为全球首位。 这个数字一举超越2007年7985.82亿元的历史纪录，而且更是让2009年的融资额4466亿元“相形见绌”。而且，这个数字还主要由IPO、增发及配股融资三部分组成，还不包括已经流通的“大小非”随时可以卖出离场的数额。 当然，在国家的支持下，以汽柴油价格的坚挺为代表的央企产品服务价格上涨，也是体制狂欢必不可少的部分。 体制狂欢让广大体制内的人们尝到了甜头，更加支持经济增长政策。 而这种信心和支持也意味着，公路上跑着越来越多的豪华汽车，富人身上名牌手表、服装、手提包等代表的钞票分量越来越沉。 那么，对于获利颇丰的体制内的人们来说，如何在2011年扩大利益“战果”，实现更好的生活享受，是摆在面前的关键问题。
　　　　
　　　　第五，农民习惯性被人们遗忘。 下半年，粮食价格开始上涨，牵动了无数人的心。 “阴谋论”也趁机抛出，说国际粮商控制了中国的粮食，要人们反对国际粮商渗透中国市场，并且支持中国的粮食企业。 当然，“阴谋论”并没有告诉人们，在过去十几年，中国的粮食系统还基本上控制在中国粮食储备单位和央企手中。 而这个系统的运行下，以主粮种植为主的农民，其收入在十几年明显停滞。 种粮收入低，就意味着农民们种粮缺乏积极性。 随着经济刺激计划的深入，进入建筑业的农民工工资越来越高。 一个人出去打工两个月可以赚到5000元，差不多等于在家种十亩田地的收入。 既然农民们能够通过打工赚钱，那么没有多数人愿意再以种田为主业。 所以，很多农村种粮以“3860”部队为主，够自己家粮食就差不多。 而且，由于种粮收入低，所以农田水利建设就只能省了，种田甚至越来越多地依赖靠天吃饭。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西南大旱等不同地区经历了“自然灾害”之后，人们有理由担心粮食减产。 虽然根据国家的数据，中国的粮食连年丰收，而且库存很多。 但是，到粮食收割的时候，当粮食储备单位和粮食加工企业像往常一样收粮的时候，缺发现粮食收不上了。 所以，不同单位和企业开始加价收购，造成主粮价格快速上升。 这样的状况造成了国家的担忧，因为一旦粮食收购价格快速上升，通货膨胀就失控了。 于是，国家开始了控制措施，要求粮食储备单位停止收购、粮食加工企业限制收购，而且通过行政措施控制菜价。在这样的情况下，粮价被有效控制住了，停止了大幅上涨。 民众看到粮价和菜价停止了上涨，心理上也感觉安全了很多，人们认为粮食价格控制卓有成效。 当然，人们在考虑自己的粮价和菜价的时候，往往不会考虑到农民的收入。 而因为化肥、农药、种子、柴油等各种农资价格还在上涨，在这样的措施压制住粮价之后，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更低。 而且，国家以行政手段抑制菜价之后，不少农民也开始减少了蔬菜的种植。
　　 


　　
　　　　罗素说，金钱是权力的反映。一个人要想生存和发展，必须要了解自己生活的社会。了解社会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观察社会的权力结构。 权力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组织运转的支点。 权力分布的模式，形成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运行模式，并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状态和发展潜力。 在发达国家，社会的不同阶层通过斗智斗勇，相互之间争夺社会权力。 而随着竞争进化，高学历阶层代表不同社会阶层，通过争夺社会权力，获得社会主导权。 另外，高学历阶层作为社会领导者，带领自己的国家与其它国家展开竞争，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权力，实现本国的经济利益最大化。 只要实现权力的主导地位，随时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 同理，中国五大人群的经济状况，反映出中国的权力利益格局，也基本上反映出中国经济的主要模式。 而自认为精明的中国人，将自己的精明主要用在打“小算盘”上。人们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希望自己能够通过把小算盘打得更精，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一些。 尤其是中国的高学历人群，不像西方高学历群体那样争夺社会主导权，而是更倾向于通过精明的计算，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当然，在中国人的精明计算中，并没有忽视强权，也不可能忽视强权。 而中国高学历群体的精明计算在于，通过依附强权，希望以最小的风险实现最大的个人收益。 高学历群体通过学习和掌握知识，更有效地为强权服务，以获得自己的个人收益和生活享受。 而这样的方式，和发达国家的高学历阶层形成鲜明的对比，也就形成了中国明显的群体划分方式。 强权在高学历群体的技术支持下，轻松地实现对社会的系统控制，以最大化的方式从整个社会获得利益，并且实现体制的狂欢。 而高学历群体也通过为强权服务，强化既有权力格局的利益，让自己成为“中产阶级”，实现了“喝汤”的利益。 而强权和高学历群体的关系，进而决定了中国五个主要群体的经济状况。 而中国的权力格局下，人们的心态和综合能力，也与西方的状态形成很大的差异。
　　　　
　　　　中国和发达国家权力和经济对比，可以通过一些人的表现反映出来。 不少中国人去了欧美国家之后，抱怨在国外受到歧视，因此认为中国人最好的地方在中国。 当然，对于这些人来说，欧美国家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这些人抱怨国外的歧视，并不是因为欧美歧视本身不好，而是这些人自身的问题。 在任何一个社会或者组织，歧视都是存在的。 比如说，一个新兵要受到老兵的歧视，这是所有军队的正常现象。 对于不懂规矩、扰乱秩序的新兵，老兵更要采取歧视性措施。 在北京、上海等地，人们对于衣着较脏、说话大声的农民工，歧视直接写在脸上。 另外，中国的不同阶层之间，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界限，所谓的上层对下层可以随意呼来喝去。 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生活的一些人，自认为欧美国家就是天堂，就不会有任何歧视。 而且，这些人认为，自己去了欧美国家之后，当地似乎就得有鲜花掌声等待着自己。 即使自己英语很差、即使自己的行为根本不符合当地社会的基本规范，也希望获得跟别人同样的工作机会。 如果别人不给自己机会，就认为别人在歧视自己。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很多人就开始抱怨欧美社会，认为自己遭遇到“隐形歧视”，并且认为中国人在那里是“二等公民”。 而且，这些人还认为欧美生活过于单调，不符合中国人爱热闹的习惯等等。 因此，这些人习惯性地劝别人，如果在中国有车有房、生活得很热闹，就没必要出国“受苦”。 如果有人表达了自己对于欧美国家的认可，这些人也要跳出来反对。这些人的言行表现出，自己根本不具备适应能力，或者不喜欢“入乡随俗”，而是希望欧美社会随自己的“俗”。从人之常情来说，这些人在欧美社会受到歧视很正常，也不可能进入所谓的“主流社会”。当然，这些人也被大多数了解欧美社会的人所讨厌。 因为，这些人在说话的过程中，直接就代表了“中国人”。 这些人一方面以为其他中国人和自己一样不受欢迎，把自己受歧视，当成所有中国人受歧视，抹煞了大多数华人收入高，而且获得越来越高社会地位的事实；另一方面，代表了所有在国内的中国人，以为所有中国人都喜欢热闹，喜欢生活中狭窄、拥挤、脏乱差的空间中。 这样的人在中国还能够混点钱，或者赚不少钱；但是，到了在欧美社会，他们不可能受到社会的认可，也不可能持续提高自己的收入和社会地位。 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形成这样的心态？其实，这些人在中国生活的不错，和在欧美社会生活的憋屈，反映出中国和欧美社会的关键差异。 关键在于欧美社会和中国社会的整体差异。
　　　　
　　　　总的来说，欧美社会是“能力社会”，而中国社会是“站队社会”。在欧美社会－尤其是在美国，个人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基本上由个人能力所决定。 人们不太关心个人的社会利益立场，而主要关心个人能力。 一个人如果技术和综合能力都很强，既可以在微软做事，也可以在google做事，还可以自己出来自立公司。 从风险和收益角度的综合分析来说，这三种选择之间的差异并不太大。 总的来说，如果A和B相比，不论在学历、能力、经验、专业成就等等各方面，A都比B强。 那么，基本上可以确定，A的个人收入和社会专业地位，也要比B高。 这就是，个人的收入和潜在发展空间，主要由个人素质和专业能力所决定，也就是“贤者居上”的社会机制。而且，美国保护个人隐私，不得强迫他人公布自己的宗教、党派、经济社会观点等等。这种隐私保护，就是防止老板因为这些问题而自动让这些员工“站队”，并将一些有能力的人排除在组织之外。 因为，这不论对员工本人和社会经济，都是重大的损失。所以，美国社会既不强迫人们就利益立场，以“站队”的方式表态。 而且，就是“站队”表态出错，也会给站队的人足够的生存空间。其中，一个著名的的例子是美国名将罗伯特 李将军。 在美国南北战争因为宪法的模糊地带而爆发后，林肯力邀当时的名将李将军做北军总司令。 但是，李将军本人是南方人，拒绝了林肯的邀请，做了南军总司令。 李将军的“站队”，以其智慧、英勇、顽强，很大程度上延缓了南方的败局，明显延长了整个南北战争的过程，导致南北战争造成了更大的破坏。 如果对于中国人来说，往往会认为这样的人“罪大恶极”。　但是，当南军失败之后，李将军作为败军之将，整个美国社会并没有把李将军当作叛国者，没有对李将军实施绞刑。当时，李将军申请了赦免，但是因为当时国务卿的理所当然，认为李将军已经被赦免了。　然后，错误地把呈交给他，让他批示的赦免文件，当成已经实现赦免，仅仅用来存档的文件，进行了归档，因此李将军一直没有得到赦免。这个细节说明，虽然李将军“站错队”，但是人们的意识中并没有把这个事情当回事情。只要投降之后，表示自己不再“站错队”，就没什么问题了。而且，整个社会仍然把李将军视为英雄，不论南北方都对李将军极为尊敬，也自然而然地以为他获得了赦免。在法律上并没有被赦免的情况下，李将军应邀担任华盛顿学院（今华盛顿与李大学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校长。在超过五年的任期中他将华盛顿学院由一所不知名的小学校转变成美国第一所提供商业、新闻、与西班牙语课程的大学。　而且，后来法院改正了最初没收李将军财产的决定。 这就是不考虑“站队”，而是因为李将军自身的能力、对于家乡的忠诚（个人立场其实倾向北方）、在打仗过程中的英勇智慧、以及在败局已定的时候及时投降，减少过大的战争损失。　这时候，人们就不再关心他的立场是什么，而是看到他个人的优秀品质和卓越能力，然后尊敬他。　李将军的例子反映出，美国通过能力导向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得到公平的机会（All men created equal），对社会的发展做贡献。　通过“贤者居上”而不是“站队正确者居上”的机制，让人们有机会实现个人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强大。　
　　　　
　　　　“站队社会”的意思是，一个人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不是由个人的能力和社会贡献所决定，而是由个人和权力人物的远近所决定。　一个人如果“正确”站队，即使个人能力素质再低、行为再恶劣，都能够飞黄腾达、鸡犬升天；如果“站错队”，即使能力再强、素质再高、贡献再大，也很难得到善终。如果对站队进行更细化思考，就会发现，站队其实就是跟权势的距离远近。比如说，一个权力者的司机，可以说是站队位置非常紧密的人。所以，这个司机可以当上一个大公司的总经理，一个投资决策就可以轻易为公司带来数百亿元的亏损。 然后，自己还能够一年赚几千万，而且认为这是市场机制下的定价。同时，反对者就是站队最远的人，也就是“站错队”的人。比如说，黄万里一直反对三门峡，于是因为反对而被打成“大右派”。等三门峡造成巨大灾难后，证明了黄万里的正确，结果黄万里更不可能被容忍，因为他直接证明了毛的错误。马寅初提出的“计划生育”，反对毛鼓励的生５个以上的“英雄母亲”，被打成右派；梁思成反对毛拆北京城，反对毛希望把北京天安门附近都耸立起工厂和烟囱，被打成右派。这就是按照以中心权力为中心点站队，按照个人交往、观点、利益等方面的远近，就形成了明显的立场社会。 一般来说，越是缺乏真知和能力的人，越容易和权力者立场“一致”。 司机和领导在个人关系上非常亲密，司机没有自己的观点，总是和领导的观点保持一致，另外司机在综合能力上很弱，不可能威胁到领导的地位，从利益上完全依赖于领导。 因此，司机最容易成为立场最紧密的人，也就最容易因为立场而获得收益。 而且，像张铁生这样的“白卷英雄”，通过戏剧化的方式让自己脱颖而出，表明自己和毛的反知识立场相一致，也获得了相应的利益。另一方面，专业能力和技术强的专家，则越容易看出权力者的错误决策。 如果专家指出权力者的错误时，也就完全站到权力者的反面，也就是“站队”站到了对立面。 这时候，专家就可能被冷落、被贫困、被封杀、被打倒、被劳改、甚至被肉体消灭。 这就是在站队社会，个人地位和利益不取决于个人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而是取决于和权力者关系的远近。 而且，站队社会经常会逼人们表态，甚至通过人人过关的方式，让人们表明自己的态度立场，并因此而进行“排队”。 这时候，沉默的人也根据情况，被视作立场对立者，进行相应的打压。 在“市场经济”提出之后，“站队”开始更多地跟个人收益挂钩。比如说，上海最初在房地产价格低迷的时候，领导亲自发话，保证投资房地产的人赚钱。 于是，进入上海开发房地产、趁“零首付”的时候大量买楼、并且持续炒楼的人们，即使是一个毫无知识技能的人，也可以实现极高的收益，成为众人所瞩目、羡慕的富人。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企业是能力社会的主要表现载体之一。 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主要依赖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的竞争能力。 经济越强大的国家，往往拥有越强大的跨国公司。 这些跨国公司赚取的收入，成为支持发达国家高收入的主要来源。 而在各国的国内，企业作为现代国家的显性经济载体，掌控着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主要经济权力。 因此，企业拥有最强大的财力，和企业相关的人们收入也更高。 施瓦辛格当了多年州长，不仅一分钱州长工资都没有拿，而且还在当州长过程中自己负责自己的交通等各种费用。对于很多中国网友来说，这是一种令人极为敬佩的行为。 但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很多，比如说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不仅不要工资，还给纽约捐了大笔的钱。 因为，布隆伯格是企业老板，而施瓦辛格曾经是最高薪的演员，也就是最高级企业员工。 这些人或者做企业，或者离企业的中心最近，因此获得的金钱也最多。 所以，他们在企业里赚了大钱之后，觉得赚再多的钱也意义不太大了。 所以，出于边际效用递减的原理，他们不赚钱，转而担任公职部门的职位，施展一下自己的理想抱负，对于他们来说，个人的满足感更强。 另外，不拿公职部门的工资也无所谓，这些工资对他们来说毕竟太少了。 所以，他们还不如不拿工资，树立自己更好的形象。 那么，在强大的企业背后，是整个社会背景的支持。 首先，一个教育方向正确、教育投入巨大的社会，才可能出现强大的企业。 其次，支持企业强大的，还有美国的分散式联邦体制，也就是权力分散的制度。 美国的社会权力离散式分布在各州，然后给予联邦政府少量的权力。 各州和联邦通过自己的权力行使，限制企业的过度发展。 所谓“过度”发展，就是企业通过不正当方式，实现垄断或者金钱等市场地位。 第三、除了企业和公权部门之外，美国社会的非营利组织力量也非常强大。而民间的各种个人和非营利组织也在随时监控着企业，防止企业侵犯个人和社会权益。 所以，通过公职部门和非营利组织制约企业，形成社会组织“三足鼎立”，相互制约的状况。 通过这样的方式，即使企业的权力较大，但是无法达到一股独大的程度。所以，企业必须在社会的约束之下，进行市场竞争，生产出畅销产品、并且按章纳税、也需要尽到各种社会义务。 在激烈的竞争中，拥有综合知识背景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职业人士，能够从社会中脱颖而出，主导社会的发展进程。 这些人之间的竞争，就是眼界、方向和专业能力的竞争，谁拥有更强有力的专业知识团队，也就拥有更强的综合知识和专业能力，才就能够在竞争中胜出。 因此，各个企业、非营利组织、政府机构为了保持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必须向人才倾斜、以保证自己的竞争生存能力。 那些想在内部进行“站队”的组织，在外部竞争中很快被淘汰，剩下的组织只能是最大化利用人才的组织。
　　　　
　　　　而随着全球竞争日趋激烈，权力的网络化分布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未来大师”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中，说到世界权力从过去的暴力转向“现在”的资本，然后转向未来的信息，所以未来信息将统治整个世界。 虽然托夫勒对于世界历史和权力转移的认识并不很准确，但是他对信息的强调，突出信息对于世界的决定性作用，反映出世界经济运行发展的方向。 西方社会在“信息革命”和互联网的推动下，充分强调“information is power（信息就是权力）”。竞争也越来越依赖于知识能力。企业作为信息竞争最敏感的单元，积极按照信息时代的规则，通过抢夺信息主导权，获得经济优势和财富积累。 更重要的是，信息本身的离散性特征，加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导致经济竞争方式产生关键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权力按照知识模式，形成越来越强的扁平化和网络式分布的特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字鸿沟”反映的“知识鸿沟”越来越明显，而“知识鸿沟”借助于数字技术，更加放大社会中的职业精英群体。比如说，在手工记账时代，一个大公司的财务经理需要很多的人手，进行记账和编制财务报表，这时候一个高水平的财务经理和一个普通的会计差别不是很大。 到了信息时代，高水平的财务经理通过功能强大的Excel表格加上功能强大的数据库，再加上两三个精干的人手，就可以做出以前二三十个人需要共同进行的工作。另外，知识精英群体因为网络的传播，形成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力，也赚取更多的财富。 比如说，像facebook 这样的企业的发明，可以借助互联网快速传播，改变人们的生活形态，其老板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为亿万富翁。 那么，不论是高水平的财务经理，还是facebook 的老板，都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通过自身的知识和能力，提升了自己的富裕程度。 这就是三星李健熙说的，“一个天才等于10万人”的时代。想逼迫天才们站队的组织，更快地被天才们淘汰进入历史的垃圾堆。当然，随着网络的普及，信息知识的传播能力更强，促进了知识从少数精英向大众普及的过程。 这个过程又促进了社会智商的整体提升，反过来限制了知识精英群体的知识垄断。同时，由于每个人的局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专业化知识和技能在竞争中的作用更加重要。 所以，权力随着知识的流动而转移，金钱随着权力的转移而转移。 谁能够更快地学习知识，提升自身的能力，并且能够创造和传播知识，谁就能够获得权力，提升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人们必须更加积极地学习和思考，通过提升自己的知识和综合素质，才能够保持自己在知识领域的能力。
　　 
 

　　
　　　　而中国的“站队”社会，本质是暴力为中心的社会。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依靠暴力实现的权力垄断。暴力是相对稳定的状态，主要以枪为代表物。围绕垄断的暴力权力，社会就形成圆圈形的社会。整个社会以暴力为中心，向外一层层扩展。 不同层面部分的“站队”，就形成了体制外和体制内，体制内又包括体制核心和体制外围。 那么， 越处于体制中心的人，就越容易获得利益。 即使是中心人物的一只宠物，也比最外围成百上千个人的生命要更有“价值”。 所以，做宠物的相对来说比较快乐，其次是奴才，而外围人群则往往处于痛苦之中。 比如说，一位从事高技术研发的名牌大学博士，2010年比2009年收入增加不少，看上去很不错了。但是，不论从个人来说社会，关键不在于自己的状况，而需要进行横向对比。 假如他有一个初中要好的同学，初中上中专后，进入一个体制单位里做勤杂工。 博士研发人员和勤杂工相比，工作要求的技能高、工作时间长、强度大，经常处于很大的压力之下，而勤杂工天天过得非常舒服，但是博士的收入比勤杂工还低。 不仅如此，这个勤杂工可能还有免费午餐或者一元的三餐、报销各种费用加上种类繁多的奖金、而且还可能有分配的高质量“经济适用房”。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位博士再努力，甚至作出了成绩，也达不到勤杂工的综合福利水平。 而在2011年的预期收入上，即使博士还能够收入更高，也难以和勤杂工相提并论。 因为“水涨船高”，到时候勤杂工的收入和各种福利待遇会更好。 因此，博士在努力的过程中，希望与自己2011年生活的更好。 但是他知道，自己无论多么努力，都追不上一个中学毕业的勤杂工。 所以，博士再努力也没用，一个人的力量再强大都是一个人。而勤杂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是强大的体制。 另外，博士越努力，勤杂工和博士的综合福利差距往往就越大。 因为体制通过税收、房子等资源的分配机制，尽可能从博士和绝大多数人的努力过程中抽水，然后分配给勤杂工一点点，就比博士赚得要多。所以，这些博士们心理上必然充满沮丧、甚至可能会感到绝望。 也就是说，中国仍然与现代信息社会无关，社会仍然按照“站队”的方式来决定人们的利益，以及社会地位。
　　　　
　　　　2010年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让“站队”更加明确，也就是体制和社会的金钱差异更加明显。 从社会来说，体制的力量正在变得更加强大，而且已经强大到正在拯救全世界。 因为，体制已经充分展示出自身的实力，也不需要获得非体制的认可。 什么“水载舟”、“人在做、天在看”都是非体制人们怯懦的表达，根本不在体制的眼中。 而且，这种情况已经维持了几十年了，舟还在水上，天也没有看出什么门道。 而且，对于体制来说，日子在过得越来越好。 可以说，体制已经好到钱多得花不完，因此经济表现“火爆”。 当希腊、西班牙这些小国濒临破产的，中国也伸出了援助之手。 中国能够达到这样的力量，关键在于中国社会以暴力为权力中心，而暴力权力也就是国家权力。这样的经济模式也可以叫做国家权力经济，2009、2010年国家权力经济达到空前的规模。这时候，不仅非洲国家通过“站队” ，让自己的债务得以减免；而欧洲的小国也开始选择“站队”，这种国际“站队”显得更加重要。 欧洲小国表明自己需要中国的帮助，和中国的关系更加紧密，甚至可能帮助中国购买武器，增强中国的国家权力经济。 然后，这些小国就可以实现比中国国内的体制外的人们更多的收益。 当然，要维持一个经济，就必须有收入，然后才有支出。 既然国家权力经济开始拯救世界，也就意味着支出将持续扩大，因此也需要将收入继续扩大。 而仅仅10万多亿的财税和卖地收入，不够如此大规模的扩张。 因此，围绕国家权力而生存的体制机构，包括以政府和关键事业单位等社会公职部门，以及房地产、央企、铁公基等为代表的经济领域，就要获得丰厚的收益。 这些收益一方面要给国内站队的人们很高的待遇；另一方面要让国外“站队”的国家也获得好处。 所以，除了各种税费和卖地收入之外，国家权力经济还要实现央企资源性收入、房地产产业链收入、印钞收入等方面的综合收入。 那么，在实现这些收入的过程中，离收入渠道越近的人们，也就容易获得越丰厚的收益。 比如说，虽然房地产公司表面上看，都是民营企业或者上市公司，但是由于房地产是体制的“贴身小棉袄”，因此实现了丰厚的利润。
　　　　
　　　　当然，“站队”收益也需要两方面的努力来实现。 首先，体制企业的收益方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收益方式完全不一样。 西方的企业需要吸引消费者，让消费者自愿掏腰包，高价买他们的东西，企业才能赚钱。 就像微软、Google、Facebook等企业，主要利润来源都是软件。 因为，软件开发完了，生产成本就基本上没有了，用的人越多，企业的纯利越多。 但是，这种自由竞争中“一本万利”的买卖，国家权力经济是没有能力做的。 那么，体制最擅长的就是，下一个命令增加税收，钱就源源不断地进入腰包。 那么，如果人们不缴税怎么办？ 结果也就可想而知，暴力保障体制的征税能力。 比如说，根据大河网2011年1月10日报道，河南禹州一农民为了逃避过路费，拿着两套假军车牌照营运，8个月里免费通行高速2361次，偷逃过路费368万余元。拉沙挣了20多万元。事发后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无期徒刑。 这个新闻反映出两方面的主要信息：1、农民拉沙挣了20万，而如果要正常交路费的话，要倒亏348万。也就是说，干的越多、亏的越多。这样的收益机制，和西方企业的收益方式有明显的不同。 因为，微软、Google这些企业提供的办公软件和网络广告，能够帮助企业提高效率、提升知名度，降低整体经营成本，所以客户愿意高价购买。 但是，高速公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农民要缴费过路的话，必然要亏损，所以选择使用套牌。而体制不能不收这个钱，因为这是体制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因此，体制赚到的这种钱，可以说是通过减少非体制部门的财富实现的。 2、根据网易网友的跟帖反馈：“根据河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交通厅发布的《河南省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每公里收费0.45元计算，3680000通行费，需跑8177777.8公里，每个月要跑1022222.2公里，按每月30天计算每天需跑34074.07公里，按每天24小时算每小时达1419.75公里。时速已经可以与飞机相比。车主神人神车。” 那么，为什么对创造汽车“连续运营世界记录”或/和“时速世界记录”的一个拉沙子的农民判处无期徒刑？ 关键就在于展示国家权力经济的力量，保护体制的收益。 同理，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的垄断利润，也是通过打击走私而实现。 房地产则通过强拆加上土地垄断供应，实现地方卖地收入、房地产税费收入、房地产企业利润和房地产产业链的利益群体收入。当无数80后为了买一套房子结婚，倾注三家两代所有积蓄作按揭首付的上海，同时上海一个房管局的副局长可以轻松弄到二三十套住房。 而如果没有强拆，也就是暴力拆迁，房地产行业也直接瓦解。 另外，钞票印刷和税收一样，都是以暴力为后盾的收入。 而在暴力的支持下，体制通过随意地创造出各种收入，这些体制性单位的收入持续大幅增加，进而支持体制消费的大幅增加。

体制和非体制的差异，只要不是智商太低，都能够看出来。因此，人们想方设法进入体制，通过“站队”实现自己的利益提升。 于是，这也形成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将近150万人报考公务员的考试热潮。 因为，人们都希望通过自己“正确站队”，能够成为社会中利益受到保障的群体。 当然，无数实业企业老板纷纷关闭自己的实体经济，并且将资金投入房地产，也是投靠体制的一种方式。 而在国家权力经济的背景下，中国不可能产生真正具有可持续国际竞争发展能力的企业。 既然中国企业无法在国际上竞争，那么就只能在国内蜷伏在国家权力经济之下，成为体制的附庸。 这样的情况不仅仅表现在央企，也表现在民营企业。 而民营企业和“中产阶级”，成为支持着体制运转主要力量，贡献了大部分税收、央企垄断收入、房地产收入等等。不过，中国的民营企业因为先天不良，无法与体制形成制衡。 在美国，大企业基本上都是从私人公司建立起来，并且通过上市而成为公众公司，这是美国以企业为主要权力载体的一种表现；而在中国，因为体制的权力集中，害怕私人企业的发展，因此民营企业不可能做强、做大。 能够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基本上都是国企，也就是体制的延伸，其公司治理和运作方式都不算是企业（enterprise）。因为体制经济的强大力量，大多数中国的智力资源都都倾向于进入体制。 同时，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也都是通过“站队”开始起家，而不是依靠企业家个人能力和企业家精神开始的。 因此，民营企业普遍都是低技术、低质量、低工资、高劳动强度、高污染、高消耗的“血汗工厂”。 这些企业一方面缺乏市场抗风险能力，一方面缺乏财富灵活性。 而这“三低、三高、两缺乏”，让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弱不禁风”。 那么，再加上体制的力量展示，民营企业如果不做体制的附庸，就只能被市场和体制所淘汰。 不过，这就形成了民营企业面临的两难：1、如果“站队”离体制比较远，那么各种税收、通胀、市场的劣质竞争等等方面，都会压垮企业；2、如果“站队”依附体制，虽然短期活下来了，但是体制想民营企业那里索取多少，就可以索取多少。 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做实业已经成为“砧板上的鱼肉”，想生存下去基本上都是Mission Impossible。 所以，民营企业被国企兼并、投资房地产开发、或者炒房就成为正常现象。
　　　　
　　　　同理，绝大多数的中国“中产阶级”，也缺乏独立生存能力。 中国的“中产阶级”并不是依靠自己的综合知识和专业能力实现的，而是通过明确自己的立场、“站队”而实现的。 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学界”看上去很热闹，多种观点都在交锋。 但实际上，这些热闹的“经济学家们”，早已经选择了“站队”。 因为，从体制的本质来说，真正有思想、看问题敏锐、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自愿“站错队”的经济学家，不会有机会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 其实，就连一个姓袁的高中历史老师，讲历史课的视频流传到网络上，就直接被封掉，而且网路上所有流传的视频也被清理干净。 那么，敢于说出中国真实问题的经济学家，更没有机会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中国能够经常上公开媒体的“经济学家”们，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体制内的宠物经济学家和体制外的表演经济学家。 这些“经济学家”不论如何表演，大家都知道该怎么“站队”。 那么，如果一个担任某重要学院院长的“经济学家”，不再选择“站队”的时候，就直接在这个岗位上被解职。 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人出国后，感觉自己没有机会，受到社会的歧视。 比如说，刚毕业的优秀大学生们可以通过考托福、GRE等方式，拿到全额奖学金到美国读博士。 经过读博士的过程，这些大学生可以持续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和学术水平，大都也能够圆满完成学业，然后在美国找到工作，顺利开始自己在美国的专业生存之路。 但是，当优秀大学生毕业之后，如果在中国工作十年，那么绝大多数就已经达不到美国相应的职业标准。 因为，大多数人都把自己大量的时间用在“站队”上。 人们在忙于“站队”的时候，也就是无法进行系统的职业素质培养、工作技能提升、沟通与协作能力发展。 所以，这些人即使有钱、或者按照技术移民到了欧美等国，也只能进行低级的工作，甚至连工作都找不到。 而且，这些“中产阶级”已经习惯了中国的“站队社会”，无法理解欧美能力社会中，人们需要的综合知识和专业技能。 当这些人仍然按照自己的技能水平和行为模式，希望在欧美社会混入“主流社会”的时候，这种“站队”的思想实际上受到当地人们的内在鄙夷。 所以，这些人一方面想代表在美国生活得很好的华人，认为美国进行种族歧视；另一方面想代表少数仍然在学习进取、喜欢欧美安静社会、能够适应欧美职业要求的人。 其思维都是按照“站队”的思维，通过强调欧美歧视中国人，说中国人“二等公民”，掩盖自身缺乏竞争力的事实。 就像一个人在美国可能连专业工作都找不到，但是到了中国因为正确站队，而且善于包装，号称自己是美国名牌大学博士，然后通过忽悠人们实现自己的高收入，并且号称自己的成功可以复制。 而这些善于“站队”的人们，即使早期学习好、成绩好，但是到最后也只能依靠体制、依靠包装、为维护体制而生存。 如果失去了体制，这些习惯于站队的“中产阶级”将失去自己的生存根基。
　　　　
　　　　在民营企业和“中产阶级”的支持下，体制经济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 体制的力量就在于其庞大，以及对人们的心理影响力。 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中说的，当时间足够长，人们就开始依赖体制。 不论民营还是“中产阶级”，在体制之下的时间已经足够长，已经完全失去了在国际市场竞争升级的机会，因此只能够通过支持体制而生存。 即使曾经“学而优”、曾经对自己充满的希望的“中产阶级”，也只能直接、间接依赖体制而生存。 当体制倒掉，“中产阶级”也就会倒掉。 所以，“中产阶级”和体制一样，都希望体制能够继续、希望房地产能够继续。 所以，“中产阶级”也就更加努力，希望通过支持体制，让自己也获得利益。 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人们已经完全放弃了对于体制的抵触。 一个事实非常清楚，这十年中在房地产市场“站错队”的人们，已经失去了巨大的收益，而且让自己的生活处在痛苦之中。 不论是做实业的民营老板们，还是一直想等等看的“中产阶级”们，通过自己的痛苦经验，体会到自己是无法抗拒体制的。 所以，2010年的市场上，“空头”已经基本上消失。 不论是歇业或者缩减规模的民营企业老板、还是收入不错的“中产阶级”，还是凑齐家里所有的钱贷款按揭买房的“准中产阶级”，都认为房价已经不可能下跌了。 所以，人们除了拼命向体制内挤以外，砸锅卖铁也要买房子，感觉不买房子似乎就生活不下去。 即使“宏观调控”多次打压房价，人们都不需要思考，就知道房价还会上涨。 因此，即使收紧货币、两次加息，都不能阻挡住人们买“一手楼盘”的热情。 同时，“中产阶级”们克服了越来越高的汽油价格、车船使用税、过路过桥费、以及其它各种税费，踊跃购买车辆。 通过体制、民营企业老板和“中产阶级”的共同努力，中国蝉联世界汽车销量第一的位置。 这些消费为体制创造了大量即时的税费和企业利润，而且也创造了未来的收入。 当然，民营企业老板和“中产阶级”在买房、买车之后，手头的现金明显减少，大多数的财富都变成了车子、房子。 可以说，这种表现就是，当体制需要他们“牺牲”自己利益的时候，他们也只能“甘于奉献”，这就是作为体制附庸的义务。 中国的国情跟西方发达国家也不一样。 当体制需要的时候， 整个社会都积极行动起来，通过自身的“割肉卖血”来维持体制越来越大的消费。 而且，社会还显得非常兴奋，为国家经济权力的强大而喝彩。
　　 
 

　　
　　　　不知不觉之中，“拐点”在2010年已经形成。　当人们开始为考公务员而疯狂的时候，2010年的社会经济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社会“割肉卖血”供养体制的模式已经接近终结。 从表象来说，2010年初的时候，无数人仍然对未来充满希望。 人们认为，只要自己更努力一些，即使体制从中赚得更多，自己也还能够有所收益。 所以，不少民营企业在2009年仍然在加大投入，试图在2010年获得更好的“发展”。不过，人们总是倾向于高估自己的能力、乐观预估未来的前景。 比如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在持续投入的时候，忽视了本身“小而散”的虚弱状况。然后，民营企业认同“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因此大量通过花出去黄金而获得信心。 但是， 对内，税收、资源垄断、印钞等原因造成的通货膨胀，让民营企业不堪重负；而对外，汇率的变化进一步加剧出口企业“不赚钱”的痛苦。 更重要的是，各种随意增加的税费、房价上涨形成的“房地产税”，民营企业都必须进行自身消化这些成本。但是。民营企业因为自身实力问题，根本消化不了。而且。 结果只需要短短的一年，民营企业大量陷入困境。 尤其是内贸企业，因为国内需求明显减弱，导致自身的收入剧减。 同时，因为各种成本激增，因此内贸企业作为一个领域，整体陷入困境。 尤其是到了年尾，大量企业纷纷关门倒闭。剩下的相当一部分企业，也在痛苦中挣扎，不知道进还是退。 在下半年，很多老板在被迫关门的时候，相信会对自己的坚持、或者扩大规模的决策非常懊恼。 老板们悔不该当初，看不清楚形势就乱投资，最后自己的投入“血本无归”。 这时候，老板们将自己的钱从实业撤出，投入到房地产中。 从经济结果来说，他们支持了房地产的火爆。 但是这也意味着，他们已经没有后续的资金，房地产在失去主要的收入来源。 而且，为民营企业工作的“中产阶级”，也在面临经济状况快速恶化的状态。 更重要的是，多数“中产阶级”的资金也大都买了房子。 可以说，这些“中产阶级”手上的现金也越来越少，也意味着失去后续的房地产购买力。 而且，随着通胀加剧，很多“中产阶级”也会面临入不敷出。至于城市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更是已经陷入贫困或者非常贫困状态。只要经济情况恶化（失业增加或者/和通货膨胀），大量中低收入者将难以生存下去。 而农民则长期处于贫困之中，基本上只能够通过种粮维持自己的温饱，也无法创造更多的价值供体制消耗。 因此，当民营企业纷纷倒闭，“中产阶级”面临越来越多的危机、绝大多数中低收入者已经在生存的边缘的时候，体制的狂欢也在面临的失去来源的问题。


　　　　癌细胞通过依附身体生存，导致身体死亡，并且导致自我毁灭。 癌细胞是身体里的异化细胞，它并不起到正常的细胞功能，但是大量从血液中吸收养分，并且具有无限繁殖的能力。 一个得癌症的人，随着癌细胞的无限繁殖，身上的癌症会长成巨型肿瘤，然后扩散到全身。癌细胞吸收大量本来供给病人身体其它器官的养分，导致病人的养分消耗和供给失衡。 于是，很多病人表现为体重迅速减轻，有的甚至会“皮包骨头”。 这时候，从身体来说，应该调动起内部的机能，产生更多的好细胞，尽可能抑制和消灭癌细胞。 但实际上，大量新的好细胞不会产生出来，所以癌细胞就加速变异繁殖，进一步吸干身体的养分。 可以想像一下，好细胞跟癌细胞做斗争是艰难的，当好细胞面对大量癌细胞的时候，斗争起来更加艰难。 这时候，如果好细胞无法克制癌细胞的加速变异，那么癌细胞从身体中吸收的养分就更多。 越到癌症晚期，癌细胞繁殖扩散的速度也就越快。 问题在于，癌细胞只是生物性生存繁殖的本能反应，只是按照自然方式，通过变异繁殖从身体中争夺养分。因为这些癌细胞本身没有思想，不会想着由于自身的过度繁殖，会导致人体这个癌细胞的宿主垮掉。 最后，当人的身体最终因为养分“入不敷出”而垮掉死亡的时候，癌细胞也就失去了养料来源，自己也随之整体死亡。 同样道理，在一个骗子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骗子总是越来越多，傻子也就越来越少。 在骗子少的时候，骗子能够很容易赚钱。 随着骗子增多，傻子减少，骗子的收益也就越来越低。 当骗子太多，傻子不够用的时候，骗子经济模式走向终结，骗子就得转型了。 这时候，有一个人三番五次受骗上当之后，非常生气，自己也决定要当骗子，通过骗别人发财致富。结果，当最后的傻子转型后，社会就没有傻子了，骗子也就没有了市场。 也就是说，当骗子社会崩垮的时候，再“转型”做骗子的人本身就成了傻子，再一次受骗。而这个人开始向骗子转型的时候，最后还是发现自己受骗了。 癌细胞走向自我灭亡，不是自身生存发展能力不够，而是因为生存能力过强，导致自身的生存超过系统承载能力，然后癌细胞和系统共同灭亡。 而傻子之所以是傻子，不仅仅在于自身容易受骗，更体现在看不到社会的变化，也就是大环境的变化。 即使想学着做骗子，也因为社会中的傻子已经没有了，即使骗术学得再精，最后也当了另外一种傻子。 而傻子花钱学习骗术的过程，就是再次受骗当傻子的过程。
　　　　
　　　　其实，当体制和社会整合起来，所有问题就会变得简单清晰。 本来，2010年是趋势非常明确的一年，因为主要经济问题早已经在2008年出现，而且到2009年凸显出来。当然，习惯于只看眼前的人们，并不思考未来的方向。人们只关注到自己的利益，并不关心这些问题。 所以，无数人对未来充满迷茫，看不到未来的变化趋势，只能选择随波逐流。 这种状态，让人们很容易被忽悠，成为骗子社会中的受害者。 而体制培养人们随波逐流的心态，并且利用人们的随波逐流，从中获得丰厚的利益。 在2010年中期之前，对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买房者来说，算是最佳的出逃时机。 在当时房地产的一片火爆之中，其实房地产已经达到“强弩之末”。 因为，从价值根基上来说，中国拥挤、狭窄、脏乱差的大城市中，只有几十年使用权、随时可能被强拆的劣质“鸽子笼”，其建筑平方米的价格，可以比美国环境优美的环境中、免费送车库和地下室、高质量house的实用平方米价格更高，跟日本坚固耐用、抗震、完全产权的房子的实用平方米的价格相当。 这种价格本身就是一种荒谬，但是中国买房的人们就相信这种荒谬，像人们在股市5000点的时候相信10000点指日可待一样。 另外，中国缺失独立的经济知识普及机制，让准备花“血汗钱”买房的人们了解，大通胀和房价呈现显著的反比关系。 到2010年中，大规模通货膨胀已经开始表现出征兆，即使炒房投机都已经没有了前途。 因为，一旦大规模通胀开始，房地产必然要垮台。 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自己不为自己负责，并不去了解房价和通胀这个基本的道理。 人们自己也不动脑筋，去思考这个只需要稍许分析就可以得到的结论。 然后，房地产商和中介告诉人们，钱不值钱的时候，买房子能够保值。 于是，人们更加踊跃地买房子，希望自己的钱能够保值、或者希望通过投机赚钱。 而且，不仅是国内的人们，不少移民出国的人们同样如此。移民出国的人们虽然非常清楚中国房价的荒谬，但是很少有人批判这种荒谬的现象，也很少批判荒谬现象背后的社会机制。 与之相反，这些国外移民仍然在国内拥有多套住房，有的甚至还在汇钱回国买房，一方面搏房价上涨，另一方面搏人民币上涨。 另外，大量国际游资也大量涌入中国，忽视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问题，忽略中国大规模通胀的问题，同样在博人民币升值。 这些力量都在支持着发钞、房地产，让现有的经济能够多活一些时候。
　　　　
　　　　这就像一个得了癌症的身体，已经完全失去判断好细胞或者癌细胞的能力，错把好细胞杀死，留下癌细胞快速无限制地生长。 这时候，不论癌细胞繁殖多么快，癌细胞发展到多么强大，最后都要因为身体垮掉而垮掉。 同样道理，体制完全依赖社会生存、自身不为社会服务，只大量消耗社会的资源，同时体制还在无限扩张。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体制表现得再强大，也要随着经济的瓦解而死亡。 而广大的中国人以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耐力，以及自己的勤劳和节俭，通过节衣缩食支持体制的发展和强大。 人们将自己的辛苦积攒的钱用来买房、买车、买下乡的家电，支持了体制的税收和体制的销售收入；人们面对三聚氰胺，地沟油，激素、抗生素和瘦肉精的“三合一”猪肉、农药高超标蔬菜、毒米粉等等食品的时候，毫不畏惧地吃下去，情绪非常稳定，体现出“视死如归”的精神，为减少食品短期、降低通胀压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而且，人们还辛苦卖力地工作，一方面为体制创造税收，另一方面和劣质食物一起弄垮自己的身体，然后更多地去看病，连最小的小病也要输液，为医疗系统的收入增长献出了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当然，仅仅依靠国内人民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体制的发展还需要来自世界的支持。 欧美等国故意忽略世界贸易中的质量条款、环境条款和工人福利条款等多种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直接或者间接大量进口中国“血汗工厂”的廉价产品，让中国的体制赚取了大量的外汇。 另外，欧美企业看上中国给予自己的各种特权，跟随港台日韩企业进入中国，在中国进行大量的投资，将本国工作机会转移到中国，支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另外，“二等公民论”的宣传,让不少本来想出国的人开始观望，让一些出了国的中国人本人回国，让更多还在国外的中国人把钱拿回中国炒股、炒房。 这些人加总起来，是一个重大的力量，不仅这些人本人带回来规模巨大的外汇，还吸引了更多外资进入中国，支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在中国增加的外汇储备中，有相当的部分，就是中国海外华侨、华人的钱到海外旅游之后，回到中国进行投资。 另外，外资的游资也在大规模进入中国，赌人民币持续升值。 这些钱汇聚起来，就形成大量的税收，以及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可以说，在国内外各种力量的共同大力支持下，中国经济保持着高速增长，体制获得了空前的力量。 持续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让体制可以宽松印钞、购买国外各种奢侈品、铁公基等关键进口零部件，并且可以拯救世界，购买欧美日的债券，减免非洲债务。
　　　　
　　　　规律必然发生。 规律的本质在于公义，当一个社会违背公义，必然要遭到惩罚，这就是规律。 离公义越远的社会，即使一时能够显得强大，但是到时候也必然遭到更严厉的惩罚。 由于各方面的支持，体制能够持续扩大，而且单位消耗更多。更重要的是，体制优先消耗掉社会的优质资源。 因此，在经济按照算数级数增长的同时，体制的资源消耗按照几何级数增长。 既然大家都在积极努力，砸锅卖铁也要想法赚钱，支持国家权力经济。 那么，社会就需要承受相应的后果。 在支持体制发展的同时，社会在持续衰败，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以民营企业为例，在2010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大量民营实体经济经历了倒闭的过程，还有大量的实体经济也考虑关门。 从市场经济来说，当大量企业关门之后，剩下的企业竞争压力减小，日子就应该好过一些。 但实际上，在中国国家权力经济中，这样的情况并不会发生。 当大量企业关门之后，但是体制的经济负担不会减少，而是继续增加。 也就是说，这些倒闭企业不再承担的体制负担，都要转移到剩下的实体经济上。 另外，随着经济的，体制的消耗承几何级数增加，而实体经济还在继续减少收入。 因此，快速增加的体制消耗负担，正在加到更少、更弱的实体经济上。这样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加速实体经济的死亡。 因为，税收、垄断央企、铁公基、大规模印钞等体制经济必须收更多的钱，而且主要依靠从实体经济上实现。 可以预见，2011年将是体制重压之后，虚弱的实体经济全面垮掉的一年。 因为经过2009－2010年，实体经济跟着“信心比黄金更宝贵”的后面，大大“信心”了一把之后，发现还是黄金最实在。 但是，信心容易用黄金来支持，但是黄金无法通过信心得到。 当大多数实业经济经过两年的入不敷出，已经消耗得“摇摇欲坠”。 所以，2010年第四季度开始，实体经济垮塌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 一旦一部分开始关门倒闭，立刻就会影响到上下游的企业。 而且，一家倒闭之后，相应的各种体制费用必须转移到剩下的实体经济上。 到2011年，更多的实体经济将关门倒闭，“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在逐步形成。 更重要的是，随着大城市房租和其它各种费用的暴涨，而且大量商业销售开始明显下降。 尤其是服装百货、电器电子手机、家居建材等商业场地面积大、竞争“白热化”、受居民消费影响大、消费低迷已经较长时间的行业，商场、大卖场关门倒闭的事件将普遍出现。 而且，一旦这些商业零售环节出问题，将会影响整个产业链。 因为，各商场对供应商压货收费数额大，而且关闭的时候往往会毫无征兆，然后直接可以拖欠上游供货商的货款和其它预付费用。 那么，一旦商场开始普遍关门，那就意味着上游产业链的资金链断裂，引发纵向产业的倒闭潮。 而且，从过去两年，北京各种商场、大卖场的表现来看，这样的关门倒闭会随时发生。 因此可以预见，2011年很容易成为中国实体经济全面崩溃的一年。
　　 
　　2011年的“波澜壮阔”将会体现在“多米诺”的连续倒塌。 当社会形势已经昭然若揭的时候，按道理人们都应该知道未来该发生什么。 但是，社会表现却是，人们反而对未来越来越迷茫了。 不论做外贸出口的，还是做内贸生产和贸易的，大量企业和个人已经完全失去了方向，只能被动地适应环境，干一天算一天，哪天实在干不下去就关门停业。 那么，为什么形势如此清晰，但是人们反而越来越迷茫？ 其实，这是社会机制所决定的。 在中国，几乎所有实体企业都局限在自己的小框框之内，只关心自己的那部分。 就像中国特色的小商品市场，一格一格地把大家隔离开来，每个商户都只关心自己的生意，而不了解整个市场的状况。 那么，只有体制是强大的，全盘考虑社会经济。 就像小商品市场的管理者，了解不同商户的经营情况，然后按照不同商户的状况，进行相应的税费征收。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中国的所有的经济增长，都以规模化的方式进行，比如说大规模房地产建设和房价上涨、铁公基、外汇储备。 而且，媒体铺天盖地宣传经济增长，让实体经济感觉到信心。 这就像小商品市场，大力宣传市场的交易有多么火爆，然后吸引想赚钱的商贩入住，而且是高价入住，市场可以从中多赚很多钱。 同时，所有的经济问题，都以分散化或者小群体的方式进行，比如说下岗、强拆、三聚氰胺、上学难、住房难、看病难等等。 通过淡化这种个体化、小规模的经济问题，集体主义（实际上只考虑自己）的中国人民也只关注系统性的经济增长。 这就像小商品市场中，人们只关注谁赚了大钱，而不关注那些亏本的商户。 更重要的是，市场也不会让这些亏本商户张扬，如果这些亏本商户有意见，市场直接让这些人闭嘴。 所以，民众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同时忽略他人的个人或者小规模问题。 当然，当一些民众自己的个体利益受损，或者个人经济垮掉之后，也不会受到别人的重视或者同情。 那么，只有到了经济全面开始崩溃以后，人民才会意识到经济已经不行了。 就像有的小商品市场，只有大批商店干不下去，开始撤摊之后，花了大价钱买摊位、装修和囤货的摊位，才开始害怕恐惧。 但是，到这个时间已经晚了，小摊主自己的投资实际上已经“打水漂”了。 这种情况又像一个干枯的大草原，到处已经开始了火苗，而且局部已经成片开始了燃烧。 这时候，人们不会相信大草原会着火，而是继续很放心地在草原中玩耍、放牧。 而等这些火苗和小规模燃烧的地方连结起来，已经变成燎原的熊熊大火，人们才会意识到出了问题。 然后，人们才会想着跑出草原，或者在草原中设立防火隔离带自保。 但这时候，人们再想准备，实际上已经晚了。 人们只能等着被大火吞噬，活下来的也将一无所有。 而2011年，将是“小商品市场”大规模撤摊。或者说“草原上的大火”全面燃烧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