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级上绝对值教案:《束星北档案》：一段尘封的历史

《束星北档案》：一段尘封的历史

这是一个天才物理学家命运的纪实，这是我国一代知识分子所经历的风霜刀剑、血泪坎坷的缩影。被人们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的束星北曾是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的启蒙老师，也是堪称世界级的科学大师，但由于历史原因，这位科学大师却不被大多数中国人所熟悉。该书作者的冷峻、客观、几乎不加任何评判的文字做向导，将束星北档案从我们眼前一一翻过，具有震撼力。
作者：刘海军
出版：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年1月
当我第一次接触到束星北这个完全陌生的名字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他真正的份量，我也根本没有想到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推掉一部又一部在别人看来非常具有畅销潜质的书稿，而坚定不移地走进了《束星北档案》，也走进了一段尘封多年，早已被人们遗忘的历史。这一进入就是整整一年半的时间，从2003年盛夏到2004年隆冬。可以说，自我从事图书编辑工作以来，没有任何一部书稿让我花去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没有任何一本书稿让我的心沉浸在里面，久久不能自拔。束星北惊心动魄、坎坷多舛的命运常常让我泪流满面，扼腕长叹。当2005年新年伊始，这部沉甸甸的《束星北档案》终于要和读者见面时，我不知道早已长眠于地下的束星北先生是否能从此闭上他那苍凉的饱含冤屈的眼睛。
束星北——一位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的国际级科学大师；一位曾经培养启蒙过像李政道、吴健雄等著名科学家的天才物理学家，多少年来却从未被人提及。197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先生回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当周恩来总理提出希望李政道能为解决中国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讲学时，李政道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那时李政道先生不知道束星北老师在哪里，虽然他很想见恩师一面，但最终未能如愿。原因是：束星北当时是戴枷改造的“罪人”。
随着历史拨乱反正的进程，多少冤假错案被一一平反；多少蒙冤受屈的人物又重见天日，然而，依旧无人提及束星北。直到有一天，一位叫刘海军的瘦弱的年轻人认识并走近了束星北。
刘海军其时是青岛一家报纸科技版的记者，他初次采访就听说了束星北的名字，听到了许多关于他英雄气概、侠气十足的故事，也看到了一个超凡脱俗、与众不同的大师，他隐约感觉到这位英雄大师的背后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的历程”。他想探寻这一历程，但却不得路径。终于有一天，刘海军看到了束星北档案。七大卷几千万字的档案堆在一起，像个小小的坟丘，刘海军一头栽了进去。这一栽就是整整15年，从翻阅卷案到收集材料，从采访档案中涉及的100多个当事人，到寻觅历史事件发生的所在地……刘海军从一个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变成了满目沧桑的中年人。几十万字的稿子，写就，推翻，重头再来……一件事，一年两年完成叫做完或做成一件事，可一件事要用整整15年的时间来进行，其本身就是一种生活，这样的“生活”，一定会对当事人的人生造成影响或改变。我不知道刘海军是否体会到这种影响和改变，但当他周围的朋友或亲人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商品经济大潮中纷纷挣了大钱，做了大款，而他还在青岛海边一个不见天日的小阁楼里与逝去的大师做着寂寞的促膝对话的时候，我相信从这阁楼里诞生的必将是一部十分厚重，与图书市场无关，而和读者心灵有关的大书。
现在，我郑重地将这本大书《束星北档案》推荐给读者。我相信，束星北的命运将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已被我们认为早翻烂了的“过去”的大书，其实还没有真正打开，我们匆匆踏过去的，也许只是冰山的一角……（袁敏/文）
本书序言/李政道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是我一九四六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周恩来总理希望我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等等。我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那时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师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最终未能如愿。
一个人的成功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彼此关联。对于我一生的物理学研究来说，束先生对我最初的帮助和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一九四三年的暑假，我在贵阳参加了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考上了浙江大学的电机系。在浙大开学前一个月左右，我从贵阳到湄潭，由友人束慰曾介绍，拜访了他的叔父，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先生。很快，我也认识了另一位浙大物理系的教授王淦昌先生。在抗战时期，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有好几位教授的办公室和期刊书籍阅览室等都设在湄潭的双修寺。那年八月大部分时间，我常在双修寺。束老师和王老师都很平易近人，他们谈话时，我也常在旁边听。当时我仅十六岁，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使我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对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
我浙江大学的一年级是在贵州永兴上的，离湄潭约三十里。一九四三年当我去永兴上学的时候就决定由电机系转为物理系。因为物理系的学生很少，那一年物理系的课程就并在化工系上。所以事实上，我在浙大一年级上的是化工系的课，唯一的不同，是每一或两星期束星北教授就会从湄潭专程到永兴来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学讨论。因为这讨论是自由的，不在日常的课程中。每次束老师来永兴，我都是唯一的学生，而我们讨论的问题也是没有规定的。在这样一对一的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
一九四四年暑期，因为我母亲从上海移居重庆。我去看她，在回贵州的山路上，我搭的卡车失事，我和车一起翻入山沟。卡车全部翻身，而又压在我身上。我背部受伤，好几个月不能行动。这年秋，束老师被聘去了重庆。
一九四四年底，日军经两广侵入贵州，人心惶惶，浙大无形停顿。恰好束老师有专车来湄潭接家属，我亦随了束老师一起去了重庆。很快地，我就准备转学。一九四五年去昆明，转入西南联大。
在重庆和束老师告别时，他送了我一本Jeans写的《电磁学》名著。是他当年在英国苏格兰Eddingburgh大学，随Darwin教授做研究时用的（束老师的导师Darwin是进化论创立者的孙子）。Jeans的书中有很多剑桥大学会考的考题，不很简单。我在重庆养病等待转昆明的时间，就以束老师送我的书为伴，还手写了一册《Jeans电磁学习题全解》。到联大后，托陆祖荫同学送给物理系同仁们。
一九四四年，和束老师分手后，很遗憾就再没有机会和他相见。一九四六年我到美国后，又完全和束老师失去了联系。过了几十年后，才陆续知道些他的情况。束老师后半生的遭遇，让我心里很难过。科学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追求的目标是真理和真理的普遍性。束老师为了追求真理，争取科学研究和教育年轻人的机会，竟会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回忆起当年在湄潭和永兴与束老师相处的日子，想起他非凡的科学气质和为人品格，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觉。
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练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谨以此文向束老师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新京报：《束星北档案》作者刘海军访谈
刘海军　生于1955年，年少热情奔放，及长，趋内敛，寡和。喜翻故纸堆，喜与卓尔不群、特立独行之先贤游。常辟自家阁楼为“世外桃园”。好人所好，好人所弃。苦苦甘甘。二十年前供职青岛一家报社，至今。1988年始知束星北其人，1993年开始接触束星北档案，此后积十余年之功，终能为一代才子作传。

这是束星北的挚友苏步青先生为束星北写的挽诗，用来概括束星北的后半生倒是准确不过：受屈蒙冤二十春，三中而后感恩身，方期为国挥余力，讵料因疴辞俗尘，学可济时何坎坷，言堪警世太天真，缅怀相对论中杰，泪洒秋风不自禁。
这个文本是对报告文学的突破
新京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束星北的？写这本书的动机何在？
刘海军：1988年。那一年我到束星北所在的国家局第一海洋研究所采访时，听到了这个名字。我意识到自己遇到一个全然不同的人，一个我生命辞典里从未有过的词汇。几年之后，我对他有些了解之后，更为强烈地意识到，束星北人格与命运的不凡，他是知识分子中极为罕见的“个例”，他的苦难历程，如一柄尖厉的钻头扎进时代、社会和我们灵魂的根部。这对于我们重新打开早已被我们淡化遗忘的历史大书，重新思考认识一个时代和我们自己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与意义。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由于“非主流”和“声名”等等关系，这样的“珍稀品种”正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束星北像是一艘已沉入海底且锈迹斑斑的船，而我要做的便是沉入海底，抢救发掘。
新京报：以“档案”来为一本书命名，感觉很奇怪，这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刘海军：这自然要说到文本。最初，我试着走过多条路，都没走通，较大的一次失败是写了三十多万字了，却发现“文本”还是不对，又废掉了。这显然有个积累和认识的问题，积累到了，认识深入了，“文本”就出来了。这就是现在的这个“实证”的文本。《束星北档案》的精神就客观真实地向他本人和那个时代逼近。写作过程中，一切材料都是围绕着这个精神进行的。与其说，这个文本是我对传统报告文学（或时下仍在畅行的报告文学）的“突围”，不如说是束星北和时代对我的规定和限制。“自由”正是从规定和限制中得到的。
新京报：这本书的内在结构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引用的原始档案和文献，一部分是你对束星北家人和其他知情者的采访，还有一部分是你的分析。你是如何把握这三者并使之融合的？你认为自己的分析是否精当，是否有蛇足之嫌？因为一般而言，只陈述而不加分析、评判被认为是更客观的方式。
刘海军：这显然是人和时代的命运所决定的。如果说《束星北档案》是一部命运交响乐，原始档案文献、口述资料和作者语言，就是乐曲的和弦，在大调小调和声的叠置中，回旋往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印证”相互照应，从而使结构得以稳定平衡结实。至于自己的分析是否精当，我不好说，读者自有尺度，我想说的是，我的分析只是档案文献和口述资料的“桥梁”。一般情况下，只用于内容衔接、文字的过渡或“旁证”。
当然也可能会有主观的“强调”。不过在文本确立之后，我一直在做努力。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不带有个人的情感或主观色彩，而我所致力的是，不让自己失控，不让自己发出声来更不要说叫喊了。我常常不得不停下来，拉开一段距离，冷一冷之后，再回去。当然还有个办法，就是在事后不断地清理自己的“声音”。
束星北并没有为个性所牵
新京报：根据《档案》一书的描述，束星北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从个人的品质方面来说，个性太强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足，比如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对来山东大学演讲的教授进行清算，就使人很难堪。即使是纠正错误，也有更好的方式。你如何看待这种个性？
刘海军：其实，一部《档案》，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人的个性与命运的记录，至少书中可以看到，束星北的每一步“沉沦坠落”
都有其个性的原因，甚至直到今天，他仍在九泉之下品尝着自己个性的果子。《档案》出版后，社会诸多的反应，仍是个性与命运这个题目，有人将他的命运归为“做人”的失败，有人认为他的命运主要是因其“性格缺陷”造成的，也有人从病理学进行分析，将他界定为：病态人格。我最初对他的“病态人格”或“复杂多面的个性”也犯过愁，可是“实证”的文本确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只要忠实地跟随主人足迹后面就行了，不文过、不饰非。一部《档案》本来就是瑕瑜互见的。怎么看“哈姆雷特”是读者的事。
不过要是换个场景或时间来看这一点的话，束星北的个性又当另说了。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同一个个性极其张扬的束星北，却被广大师生当英雄和“天才”一样爱着敬着。四十年代贵州湄潭的一个破庙里，束星北王淦昌两位物理大师在师生共同参加的学术研讨课上，一个在上面讲，一个就在下面“拆台”，耐不住了，就跳上讲台，摸起粉笔给对方打叉。争得凶起来的时候，讨论便成了争吵、叫喊，以致恨不能将对方揪起来。可是这样的彼此“清算”丝毫未影响两人的关系，反倒是两个人在相互“清算”中，学术日见深邃，友情也日见深邃。
那个时候，不仅师生可以互换位置，教授和校领导也没有界限，如果你看不惯哪个领导尽可当面说就是了。有一次校长教务会上，一个教授认为竺可桢的用人不当，当着众人的面说：我们的校长只会看天，不会看人。而竺可桢对此只是颔首一笑。
显然束星北的个性行为“事出有因”。不过，那个时候，束星北并没有为个性所牵。我想，这个方面还有值得我们思索的东西。
常有一些人问我《档案》的现实意义，言外之意是这个故事太旧了，早就是翻过去的一页了。这事我还没细想过，不过我还是从他的个性精神来解读现实意义的。我觉得正是缘于个性，束星北才成为一座仍然站立着的山，它永远地横在一个时代面前，并丈量着新的时代的理性、胸襟和认识真理接受真理的高度。
价值观决定了他的世界观
新京报：他把学术标准等同于生活标准的做法或许也是他造就自身命运的主要因素之一，比如与华岗的争论看来是哲学与科学之争，而实际上在那样的大气候下，发生争论就已经远远超出了所争论问题的本身。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刘海军：“院系改造”之后，束星北与华岗的哲学与科学之争，在知识分子中，是很有代表性的。特别是老的知识分子，对过热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大课，都有看法，不过经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后，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三缄其口，以求自保。束星北难道不知道直接冲撞违抗华岗校长或时代潮流的后果吗？显然不是。束星北的“基因”、所受教育和价值观，决定了他的世界观。在他的早期经历中，科学救国，科学强国是一个情节，他曾背着这个使命“周游列国”。以后即使钻进科学里，这个结儿仍盘横在心中。如抗战时期，他依然暂时放弃正在研究的世界前沿学术课题，到国民党军令部研制雷达、小型收发报机等军工武器，仍是这个结儿在起作用。在他的血管里恰恰又流淌着与他人所不同的英雄豪侠的血液，这就注定了他不明智的行为：明知前面是个巨石，他也要用血肉之躯撞出个窟窿来。因而，我觉得在束星北生命的词典里，明智这个词汇是与常人不同的。
新京报：我在阅读本书的时候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束星北身上有着一般知识分子很少见的反抗意识，比如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于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拒不认错。
刘海军：这还要归到他的个性与理性上。作为个性前面已经陈述了。这里着重说说理性。在一些人眼里，束星北是学术上的巨人，社会生活中的侏儒。也有人把他看成英雄豪杰。在他们眼里，束是一个故事，是一个充满侠性的汉子或斗士什么的。也有人便由着自己的兴情，按着这个路数来描绘他。我记得束星北的学生，也是中国著名海洋物理学家看到这样的描写后很气愤，他说：他是科学家、教育学家，是个有理性的人而不是什么大侠。这话是在十几年前说的，现在我越来越清楚感到这话的分量。所以我认为，他的“反抗意识”应该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如“知识分子思想”，他坚决不写有损人格、有辱尊严的“自传”。这仅是一种“反抗意识”吗？在以后愈演愈烈的运动中，“自传”成为一个人“定性”“专政”的“罪证”时，再回头看看束星北的“反抗意识”是不是一种理性。再举个例子：1955年的“肃反运动”时候，束星北抗战时期，在国民党军令部研制雷达、小型收发报机的历史被重新翻出来，作为他历史反革命的证据，并顺藤摸瓜，在山东大学发现了一个以束星北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高压之下，有些人“屈打成招”，其罪名几乎背负了一生。其实，所谓“反革命集团”成员，无非是为谈学论道而与束星北走得较近的人。束星北以理相争，决不屈服，甚至做出全家集体自杀也不屈服的决定，结果怎么样呢。“小阳春”的到来，束星北“平反昭雪”，重新赢得人们甚至一些专政者的尊重，而“屈打成招”到处乱咬的人，只能心绪复杂地看这条汉子重新站立起来。想一想，当初，如果他像别人一样放弃反抗，放弃真理，向谬误低头，结局会是什么样子？这样的例子很多，几乎贯穿着束星北的一生。
束星北更接近现代知识分子
新京报：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束星北属于那种值得大书特书的知识分子，有学者认为，他是科学界的陈寅恪，但他与陈寅恪很不一样，比如他的抗争性更强，你如何看待这个评价？
刘海军：这种比喻有一定道理，从学识上，和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上，确有可比之处，可是从两人根上来捋，我们会发现，两个人不同点还是很多的。陈是传统的儒学文化土壤里长出来的国学大师，在他身上，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要多些，而束星北是个科学家。我们可以说，是束星北的个性造就了他的命运，亦可以说，是他骨子里的科学品质和科学家精神造就了他的命运。科学的品质便是追求真理，实事求是，是同谬误邪恶水火不相容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精神贯穿了他的生命。即使在高压之下，在被扭曲之后，这种精神仍没有死掉，而是以它特有的方式活着，有时它会以很荒唐的方式出现，如他在月子口和青岛医学院劳动改造时，在丧失了所有的政治权利之后，他的“技术改造”，他的那些写给组织的交心与检讨书中，也无不流露着这种“根性”的东西。
比较起来，束星北更接近现代（或西方）知识分子的人格构成。这样的不同将直接造成两人不同的“生命形态”，命运曲线自然也有差别。与一代知识分子相比，束不光是“问”、“说”，还是个行动者，最初的运动中，每每有他的身影横在那里，他是个敢于舍生取义的“作为者”，陈的痛苦多在内心。我不是比孰重孰轻，只是说，从“标本”意义上，两个是有很大差异的，束与时代的冲撞要直接而深邃。苦难历程几乎贯穿他整个生命，从而成为罕见的“个例”。
天才需要什么样的土壤——《束星北档案》随想
（一）
天赋之高，束星北在中国科学界当数凤毛麟角：性格之强，束星北在中国知识界也无出其右。
束星北早年考进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又入加州大学学习物力。他的人生选择是非常认真的。革命时代，他也曾激情澎湃过，加入美国共产党，到苏联考察；但走了十几个国家后，他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到英国爱丁堡大学随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惠特克和达尔文学习基础物理与数学。一年后，他以《论数学物理的基础》获得爱丁堡大学硕士学位。1930年2月，经惠特克和达尔文的引荐，他又到剑桥大学师从著名理论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博士（爱丁顿利用全日食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地位才从此确定下来）。束星北参与了爱丁顿对狄拉克方程全过程的推导，而这个方程被物理学界称为：用最简练的文字概括出一幅美丽的世界图画方程。1930年8月，已渐显才华的束星北被推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生和数学助教，师从著名数学家斯特罗克教授。1931年5月他以《超复数系统及其在几何中应用的初步研究》获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学硕士学位。这时他已经走到学术前沿，时年25岁。
1931年9月，束星北回国结婚，再没有能出去。如果他不回来，得诺贝尔奖也未得知。
当然，束星北在祖国故土，也有一段属于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时，聘请了很多国内一流的教授：数学家由苏步青、陈建功、钱宝琮；物理学家有王淦昌、束星北、卢鹤绂、王谟显、何增禄、朱福昕；生物、植物学家贝时璋、罗宗洛、张其楷等。1944年，李约瑟到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访问，将该校誉为“东方剑桥”。这些科学家的研究已经处于国际科学前沿。其中束星北、王淦昌等人的5篇论文给李约瑟留下很深印象。他带回英国，在《自然》杂志上发表。
他的学生许良英说，束星北讲课，既不用讲义，不指定参考书，黑板上也没有可供学生抄录的提纲。他用质朴生动的语言，从大家所熟知的现象，来阐明物理理论和思想。束星北讲课的最大特点是：“以启发、引人深思的方式，着重、深入地讲透基本物理概念和基本原理，使学生能融会贯通地理解整个理论框架。”束星北不同时期的学生听课的共同感受是：束星北讲课能把学生带到神秘的宇宙穹隆中，是那样辉煌。包括他与王淦昌在学术报告会上真枪实弹地争论，都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合李政道一样，不少学生因为听了他的一两节课，就改变了自己的专业方向。竺可桢时代，浙江大学群星璀璨，束星北是当时公认的最为杰出的代表。他的学生程开甲院士（中国的一颗原子弹研制开拓者之一、中国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认为：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学家，在科学界是罕见的。
束星北与王淦昌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学的大师，同时，他们也造就了一大批日后享誉世界的一流人才，入吴健雄、李政道等。1937年世界物理学家玻尔受竺可桢之邀，到浙江大学作学术报告。玻尔回国后不断有中国的师生写信向他请教如何学物理、如何出国深造。玻尔说，你们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学习物理呢？
但是束星北治学太认真，认真到一点不给他人留情面。在学术报告会上，无论主讲任名气有多大，学问有多深，一旦发现束星北在下面坐着，就禁不住心惊胆战。他常常会提出很多问题，让报告人招架不住。因为他从国外不仅仅学到了科学理论，也学到了科学研究的方法，他的导师爱丁顿博士就是一个喜欢争论、欣赏争吵的人。
他的学生、同事认为他身上有一种霸气。50年代初，也是留英归来的物理学教授王竹溪（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到山东大学讲学，讲座中途，束星北走到讲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分钟。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校领导为此找束星北谈话，束星北说：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束星北眼中的“过去的大学”，当然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大学，是竺可桢时代的大学。那时的大学，能包容像束星北这种个性鲜明、棱角锋利的人，是他黑白分明、刚直不阿、心口一致，见不得不公与黑暗。比如，他不支持学生政治运动，但学生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他第一个起来号召浙江大学全体教授罢教，抗议杀害学生。
他的正直，源于自己的判断。抗战时，受爱国心驱使，他一度放弃自己的课题，研究军工，如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舰艇和激光、雷达的武器。抗战后，又拒绝国民党迫使他入党的要挟，让学生将已安装好的雷达再拆卸，因此遭到囚禁。他说：“我不认为，除了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还有另外一条路，第三条道路。”在1950年浙江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因为苏步青教授受到侮辱，束星北气愤之极，把节约委员会主任像揪小鸡似的揪起来，一拳打过去，大骂：“你知道苏步清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什么东西？”结果苏步青解脱了，他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的罪魁。宁可伤及自己，也要救人于难。以致他的仗义成为“肃反”、“扩大化”是人们的SOS呼救信号。这时，他还没有意识到应该收敛他的个性棱角。
（二）
1952年院系调整时，如果束星北接受王淦昌的邀请到中国科学院搞研究，在那个科学家成堆的地方，他也许不那么扎眼。束星北之所以没有去，是觉得中国科学院有些人属于“政治学者”，非科学家气质多一些，让他看着不舒服。以他的个性看，束星北也许不会在保护之内。1952年他选择了在山东大学任教。可此时的山大也不是文科有老舍、洪深、沈从文、游国恩；理科有黄际遇、任之恭、童第周的“过去的学校”——老山东大学了。
很快，束星北在山东大学“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一度被停职反省。尽管束星北在自己家大门上贴着他用毛笔书写的告示：“请勿进门。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0条。”，但也挡不住1955年的抄家搜查。他全家被赶到院子里，束星北手里拿着一本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摇动着。有什么用？这次抄家的收获是束星北自己安装的半导体收音机，作为他收听敌台的证据。
在山东大学，他遇到了有信念的共产党人华岗，华岗是他与生物学家童第周、教育学家吴有恒、文学家陆侃如、冯沅君有着同样好的教授待遇。但他，并不买账，一开始就与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干了起来。华岗认为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束星北却坚持，自然科学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尽管如此，华岗并没有降低他的生活待遇，直到华岗成为“胡风集团”成员入狱。
50年代初在山东大学，束星北还反对“一边倒”学苏联，说你们教辩证唯物主义，我就教牛顿、爱因斯坦。对好好学习的学生耐心有加，工农干部学院王景明就是听了他的课，感觉如梦初醒，进入了一个令人神迷的世界；对热衷搞运动的学生，“笨蛋”、“草包”、“狗屁不通”，难听的话他也是说的出来的。结局是，不让他上讲台讲课了。
他不得已改行研究气象学，一年多发了十几篇气象学方面的论文，小试牛刀，就引起气象学界轰动。
“肃反”，束星北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重点斗争对象。1956年“小阳春”时有个纠正，他认真研究《宪法》，以《用生命维护宪法尊严》为题发言，建议“对受冤的速予平反”，听众在下面鼓掌二十多次。1957年就成了翻案，当了“极右分子”。工资降到只发20元生活费，而他妻子无工作，还有七个孩子。1958年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管制3年，编入劳改大军修水库。饥饿的年代，他一直在工地的死亡线上挣扎。
1960年秋水库工程结束，他被调到青岛医学院接受改造，打扫教学楼的厕所，清洗实验室的器皿，有时还被遣到太平间制作尸体标本。后来，因为修好了医学院从丹麦引进的脑电图仪，待遇才有所好转，又能上一点专业课了。
60年代，感到中国有核试验的迹象，他希望参加到这个队伍中。他想到摘帽，便顽强地“改造”，无望。“文革”时，继续扫茅房。同时修遍了山东省所有的地方和部队大中型医院的设备：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同位素扫描仪、冰箱、保温箱、电子兴奋器、电子生理麻醉仪、胃镜等，无法计算。但这一切都换不来他想用一个物理学家的实力报效祖国的机会。
1972年李政道回国，周恩来希望李政道能为中国科学界“断层”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海外学者到中国讲学。李政道说，中国有人才，只是你们没有使用他们，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虽然李政道想见自己的老师未能如愿，但给束星北的待遇带来了转机。
（三）
束星北又拿起了教鞭，他还是从前的教授吗？
他的老友同事发现，他的优秀品质保存完好；他的“坏脾气”也未从根本上改变。仍然羞辱学生“猪脑子”、“狗屁不通”，仍然对行政人员咆哮发怒。他无所旁顾，一心要抓紧时间著述。但是他的家人看到，半夜里他的灵感来了，似睡非睡中写下的东西，确是检讨与自我批判。这时他的人格已经无奈地分裂。表面上他还是那么“顽固”，通过发泄想挣断过去对他的摧残，想不到二十多年的“改造”已经渗入神经骨髓，他无法走出阴影。
1979年，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限。有人推荐了束星北。上面为此拨款100万元，束星北分文没要，一支笔，一摞纸，准确无误完成任务。当年他73岁。航天学界轰动一时：天才还是天才！
1983年束星北去世。去世前，他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青岛医学院。他说，他多年缓慢性器官炎合肥其中，一直注射肾上腺素，但血压心脏却一直正常，可以解剖他的尸体研究。他称自己的大脑超乎寻常的聪明好用，连他自己都奇怪，七十多岁，脑袋却还和二三十岁一样清晰，活力无限。他让解剖他的大脑，希望对医学做最后的贡献。但是他去世时，正赶上青岛医学院大换班子，他的遗体被遗忘了。半年之后，想起来，尸体已经腐烂。本来还说要将他的骨骼做成标本供教学用，结果让两个学生草草埋在学校篮球场旁边的双杠下面。
《束星北档案》的作者刘海军说：“如果把束星北与王淦昌作个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同为科学家，王淦昌几乎获得了完美的人生：提出了《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研究原子弹氢弹、率导核能，特别是核聚变能的研制与发展……从这一串科学经历看，王淦昌始终站在世界前沿科学的制高点上。对一个科学家来说，还有比拥有如此丰富的科学经历更为饱满的人生吗？”可是束星北，在他命运的颠踬与缝隙中虽说也出了些成果，但在作者看来，确是些“雕虫小技”。
同样的才学智慧，有着不同的命运，决定的因素恐怕就是性格了。这是说“性格即命运”似乎更有道理。可是，纵观人类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但凡才气逼人，往往性格与众不同。才气与性格如同利剑的双刃，怎么可能钝其一面而锋其另一面呢？2005年2月23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与诺贝尔奖得主共事》，其中提到：几乎所有认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神经学家理查德·阿克塞得人都能感受到他那超人的智力。但他的古怪也是出了名的……他每天穿过走廊冲着人们大叫“数据？有数据吗？”有时他会盯着你问：“难道你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要告诉我吗？”“他从不注意社交礼节。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奚落、嘲笑和贬低别人的机会。他经常会在和别人交谈时陷入沉思，然后毫无歉意地走开。他会一些问题做出这样的回答：‘这时我所听到过的最愚蠢的想法。’”
这样的科学家为什么能最终获得为世界承认的成就？因为他可以自由的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和研究。说实在的，如果我成为他奚落、嘲笑的对象，我也会受不了。但是，你可以不喜欢他，却没有不让他自由存在的理由。
试想，如果束星北能在同一片土地上与理查德·阿克塞比肩而为，岂能没有同样的辉煌？可惜，中年以后的束星北不能拥有这样一片土地。而他所生活的土地上，至今也没有产生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一个是实行民主法治、以保障个人权力为基点的社会，充分发挥个人的才能，才能成就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