鏖战怎么读:社会成功反贪需四大要素

社会成功反贪需四大要素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10-01-26)

　　法治是基石，

　　但仅靠法治不能遏制贪腐蔓延

　　香港是个法治社会，表现在其不仅有完善的法律，更有具有公信力的司法系统，这一方面可敦促廉署反贪调查必须更严谨周密；另一方面也可通过法治固化反贪成果，推动社会的反贪倡廉。

　　但即便如此，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仅靠法治并不能遏制腐败蔓延。

　　资料显示，香港早在1948年便仿效英国颁布了《防止贪污条例》，加重了对贪污腐败的处罚，但香港的贪污现象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鉴于贪腐盛行，香港1971年又颁布了全新的《防止贿赂条例》，扩大了反贪机构对贪污的调查权，加重了对贪污贿赂行为的处罚，但新法实施后仍收效甚微。

　　这意味着，要想成功反贪，仅靠加大法律规管范围和司法处罚力度不足以解决问题。反贪需要与其特点相应的肃贪机制和持之以恒的努力。也因之，上世纪70年代初的香港社会，将肃贪希望聚焦于建立独立的反贪调查机构上。

　　独立的反贪机构必不可少

　　廉署成立之前，负责香港反贪的机构为“反贪污室”，隶属于香港警队。而香港警队在当时可算是贪腐情况最严重的部门之一，由其下属机构负责反贪，其成效可想而知。

　　来自廉政公署的相关资料显示，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香港整个警务部门每年从社会上黄赌毒场所获得的贪污贿款可达10亿港元，以致让当时赢利颇丰的香港汇丰银行都自叹不如。

　　1971年对香港九龙总警司葛柏420万港元贪污案的调查，就是在这种“内部反贪”机制下展开的，整个调查过程缓慢低效，受到多方掣肘，直到1973年葛柏潜逃出境。也恰是因为这种状况激起民愤，催生了独立的反贪机构廉政公署。

　　廉署因其所具备的四大独立性，即行政独立、人事独立、财政独立和调查权独立，很快在香港打开反贪局面，树立了廉署“无惧无私”的形象，重建了公众之于反贪的信心，以至于在1977年香港爆发大规模警廉冲突时，支持廉署的公众信件雪片般寄到廉署，显示了社会对于这样一个反贪机构的信心和强烈需求。

　　很多人倾向于将香港的清廉归因于廉政公署，而本刊记者调研发现，尽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并非全部。

　　调研资料显示，香港1971年出台《反贿赂条例》，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某种程度上是受到新加坡60年代卓有成效的反贪实绩影响。而曾在英国治下140余年的新加坡，早在1952年就成立了独立的反贪机构“贪污调查局”，但直到1960年代以前，新加坡的整个贪污状况都非常严重。

　　改变源自1959年新加坡独立后决心铁腕治贪的总理李光耀。这方面一个著名的案例是：1986年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被指控受贿100万新元，事发后，郑想向多年好友李光耀求情，但李拒绝与其会面，结果郑章远在被侦讯后的第12天自尽。新加坡反贪机构的公信力，便在这样的高层决心下得以确立。

　　高层的反贪决心十分关键

　　与新加坡反贪成功类似的是，香港廉政公署在1970年代的成功，某种程度上与上世纪70年代香港总督麦理浩肃贪的决心密不可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麦理浩是历任港督中比较注意缓和社会矛盾的一位。他在葛柏案引起全社会公愤的1973年，任命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成立调查委员，彻查葛柏脱逃的原因并检讨反贪工作。并在社会贪腐普遍的背景下，接受了百里渠“建立一个独立的反贪机构，试行更为严厉的反贪污法”的建议。推动成立了直接对港督负责、其他任何机构任何人都无权干涉的廉政公署。这意味着，除香港总督之外，任何人都在廉署的调查范围内，且不会受到干预。麦理浩本人也必须廉洁自律，而且要做到亲友遇到廉署调查时不徇私枉法，否则廉署的公信力便无从谈起。

　　高层决心还体现反贪实践中。在1977年因廉署铁腕调查警队集体贪污案引发了大规模的警廉冲突中，麦理浩为维护社会稳定虽签署了“局部特赦令”，但在警队人员得寸进尺试图进一步解散廉署时，麦理浩坚决地站在廉署和公众利益一边，规定“任何警官如拒绝执行命令，将被立即开除不得上诉”，制止了事态的恶性发展，强化了廉署的地位和威信。

　　采访中张仁良也一再向记者表示，高层的肃贪决心非常重要。

　　依据国际反贪机构“透明国际”的观点，反腐败的改革只有在高层领导人持之以恒的推动下，才能克服利益集团的抵制与官僚习性。

　　对腐败“零容忍”的社会氛围至关重要

　　香港廉署的成功，除上述三方面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它诞生于香港经济起飞、中产阶层人数倍增、社会各方已对贪腐到了难以容忍的社会阶段。

　　如前所言，麦理浩到任香港的上世纪70年代（麦1971至1982年在任），香港经济正处于飞速发展时期：一方面贫富差距拉大，各种社会矛盾开始积聚，中产人群也开始增多；另一方面公共资源增长难以满足公众需求，由此导致贪腐盛行。为缓和社会矛盾，麦理浩主政期间推出了缓解社会矛盾举措，如为低收入者兴建公屋（相当于内地的廉租房）和居屋（相当于内地的经济适用房）、推行9年制免费教育、兴建地铁和新市镇等。

　　在这样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公众对自我利益的维护、对公共服务廉洁透明的要求都不断高涨，对贪污腐败的容忍度也越来越低。

　　九龙总警司葛柏贪污420万港币并在被调查期间脱逃出境后，香港社会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贪污，捉葛柏”游行，而香港媒体为满足公众需求日复一日的追踪报道，则与整个社会一起，组成了对贪腐分子的巨大外部压力，同时也成为反贪机构的信心和动力之源。

　　一个对贪腐“零容忍”的社会，也就意味着任何贪腐行为都被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而这，正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廉署走向成功的环境土壤。事实上，无论是催生了廉署的“葛柏”案，还是令廉署一役成名的对油麻地警察集体贪污案的调查，抑或是八卦爱好者津津乐道的谢霆锋“顶包案”，都是在媒体和公众穷追不舍之下得见真相的典型案例。　　张仁良告诉本刊记者，目前中国内地的社会状况，某种程度上与香港上世纪70年代有一定的相似性，即经济迅猛发展，公共服务供不应求，中产阶层大量增加，社会对贪腐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在他看来，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应该善用民意民声，特别要重视网络反贪，以此为契机，加快反贪制度和运行机制建设，在建设一个清廉的社会方面有所作为。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10-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