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艺术案例及分析:周总理晚年外事活动漫忆

周总理晚年外事活动漫忆   
 
    在外交战线上我是普通一兵，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做外交工作不过几年，但有些事却常常牵动我的思绪，久久难忘……     一     我初到外交部新闻司工作已是“文革” 中期。不久后的一次任务是参加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接待班子。大约是1971年五六月间，我们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周总理、叶剑英元帅第一次召集我
们到4号楼开会，宣布接待任务，并随即宣布保密纪律：这次任务不许向没有参加工作的任何人透露。     那时，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拟定周总理与基辛格会谈的内容，包括议题和我方观点及如何阐述我方观点，还要草拟基辛格秘密来访公告以及准备以后尼克松来访事宜等等。有一段时间，大家常常讨论到半夜。本来周总理的身体很好，但“文革”期间过度劳累，身体逐渐有了毛病。周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告诉我，周总理那时心脏不大好，平常稍憩时都不躺在床上，而是斜靠在沙发上。大家讨论过的提纲或某些内容都必须及时向毛主席汇报请示，毛主席指派了外交部两位干部为联络员，在钓鱼台参加工作，有什么需要请示的，大多由联络员去，周总理就在他的房间里靠在沙发上等待，有时从午夜等到清晨三四点。联络员一回来，周总理立刻召集大家到会议室听取指示，然后修改甚至重新讨论再重写。这种情况不是一次两次，所以在准备阶段，周总理对此花了许多时间和心血。周总理和基辛格会谈的时候，不像基辛格那样带着有半尺厚的材料和发言稿，周总理习惯于先熟悉总的会谈方针，成竹在胸，然后根据对方的具体情况来进行会谈。第一次会谈是在基辛格下榻的钓鱼台5号楼进行。在基辛格到达的当天中午，周总理从陪同人员处已得知基辛格颇为紧张，且有顾虑。因此，周总理准时到达，带着亲切的笑容与站在门口相迎的基辛格、霍尔德里奇、洛德等一一握手。坦率而热情的握手，使得本来拘谨的客人很快放松了。周总理陪着客人进入一楼的大客厅，请他们在已摆好的长桌旁坐下。他没有立刻把手中拿着的卷宗打开，而是又重新再认识一下每位客人。当再次和洛德对话时，周总理带着高兴的语调说：您的夫人是中国女士，这一次您是来到岳丈大人的家了。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了，会谈的气氛顿时轻松起来。这时，周总理才对客人表示欢迎，然后请基辛格先发言。     谈判中，周总理渐渐深入正题，在阐述观点的过程中，逻辑清楚，态度从容，入情入理，完全征服了对方。基辛格在以后曾多次说过，周恩来是他曾见过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外国政治家。我想总理的这种魅力，并不仅仅来自于他敏捷的才思和超人的记忆力，更是源自于他长期对世界战略的研究和经验的积累以及独到的分析能力。周总理自身渊博的知识和对我国外交方针路线的深刻理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一个没有深厚根基的人，是不可能在任何场合都能做到那么挥洒自如的。周总理对接待像基辛格一行那样非常敏感的客人，尤为周到细致。他特别交代我们，在外宾的居室里不要放任何宣传品，仅放英文的参考消息。我们出版的中、外文报刊，只放置在门厅、客厅、休息室等公共场所，由客人自由取阅，也可以随便取走。周总理认为，如果把宣传品放进居室，就有点强加于人了，不放是表示对客人的尊重。总理还具体指示，在客房中放的烟、茶、糖果等每天要换。我们发现基辛格一行抵达的第一天，房中的东西没有动，周总理知道后说，照样放上。第二天，我们就发现烟和糖都少了许多。他们走后，室内的糖果竟一扫而光了。大家笑着议论，客人是来时摸不清底细，不敢乱动；走时心情轻松愉快，行动也就随便了。多年以后，我在美国遇到洛德夫人时，她告诉我，他们当年带回来的糖果，都作为珍贵礼物送给了亲朋好友，因为他们的亲友有20多年没有尝过直接带回美国的中国物品了。     二     1971年，基辛格第二次到中国是公开来访，为尼克松1972年春天来中国访问做具体准备工作，为尼克松访华准备联合公告等事宜，来访的地点决定去上海和杭州，同来的有总统新闻发言人齐格勒。尼克松总统来访时，因为不能间断与美国的联系，所以美方带来地面卫星站，以便随时可以和美国联系。我国当时还没有这样先进的设备。齐格勒也带来个新闻和通讯小组。在第一次会谈后，我们了解到，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美国记者来采访的人数和接待，另一是卫星站的设置问题。因为采访记者人数比较容易解决，第二次会谈先解决这个问题。美方提出，500名美国记者随尼克松总统来访，另外还准备邀请其他西方记者，如英法等欧洲国家的记者100名。我们听后很是吃惊，哪里有这样庞大的记者团？也无此必要。他们认为中美两国改善关系必然会影响到世界政治形势发展趋向，必须扩大宣传。固然中美关系解冻是件大事，但也不能因此为美国造势，还要顾及第三世界人民的感受，而且接待如此庞大的记者团对我们来说也实在难以承担。为记者团人数争议半天，未有结果。会后我们在接待组和新闻司研究，认为只能限在300人以内，其他国家记者来访由我方自行解决。方案报请周恩来总理批准同意，美方也接受了，最终来访美国记者288人。关于地面卫星站，为了美国总统随时可以与国内联系，解决美国内的问题，同时外国记者也可以通过卫星站把访问的有关消息快速传送到世界各地，他们要求在机场附近放置地面站，只要我方同意并指定地方安放设备就可以，其他事情完全由他们与我方广电部副部长刘澄清具体商议。但这件事关系重大，在外事活动中还从未遇过，所以我们提议暂时休会，等我们研究后再讨论。我们谈判小组全体商议，即刻向周总理汇报并请示。很快，我们和周总理见面，把情况详细报告了。周总理稍作思考，随即对刘澄清和我说，这是比较重要的事情，美国把通讯卫星安放在我国境内，这涉及主权问题，必须要妥善解决。你们谈判时必须申明立场，美国卫星站不能设立，尤其是不能由他们来主持和运作。周总理又沉思一会，想出一个方法说：你们下次谈判时，首先要阐明立场，这是涉及我国主权的严肃事情，然后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考虑买下美方的设备，由我们来主持，只需要他们传授一些技术给我方人员就可以了。在第二次谈判时，我们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提出这一立场和要求，齐格勒当即回答，你们要买下这套设备价格非常昂贵，需要数千万美元，而且你们在天空也没有通讯卫星，地面站用不上啊，你们再考虑吧。在会谈休息空隙，我立即给周总理办公室通电话呈报情况。周总理随即指示，目前买地面站可能有困难，可以提出租用，这就是和美方做买卖，他们没有理由拒绝。租用期间主权属于我方，运作也属于我方，租期15天(其中包括安装和拆卸)。会后你们再具体研究。于是我们提出租用方案，否则就不安装了。美方也无理由拒绝，提出租金也须300万至500万美元。我们表示明日再决定。     晚上，周恩来再次召集我们开会，都感到数百万美元还是太贵了。周总理提出，先不管钱多少，我和你们共同来计算一下，按国际现在行情，每使用一次按时间收费是多少美元，同时还可以估算一下，数百名外国记者加上官方使用都要收费，这样计算一下，我们租金百万美元能收回多少。于是先从邮电部知道了收费标准，然后分别估算数百名记者可能使用的次数，估算到时间，再估计我方在租用时内可能收回多少美元成本。周总理和我们在紧张地计算，最后大致可以算出，我们可能收回百万美元以上。     周总理经过一番思考，当即决定，可以用100万至200万美元租下地面卫星站，让美方人员培训我方人员操作，这样，我们还可以学习一些先进技术，又以我为主，即使要花掉一些钱也值得。     第二天最后谈判，美方基本同意我方的方案。他们离开中国时，双方都感到满意，通讯人员之间还建立了友谊。     三     1973年春，墨西哥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不久，埃切维里亚总统即到中国正式访问。4月14日，埃切维里亚抵达北京，周总理到机场迎接。那时，我们的欢迎仪式都比较隆重，在机场内有上千名青少年载歌载舞表示欢迎。当周总理陪同埃切维里亚总统乘坐的汽车行至天安门广场时，数千群众挥动花束彩带，情绪很是热烈。埃切维里亚总统要求从汽车上下来，走向群众。周总理陪同着向群众中走去。鼓掌、握手，他们和群众融合在一起。埃切维里亚总统很兴奋又非常感动，他说中国政府得到人民如此爱戴真是难得；人民群众对外国客人很热情、很有礼貌，中国人民确是可爱的人民。总统夫人与女青年们热情拥抱，她向陪同人员说，墨西哥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热情好客，使我感觉像是回到家里一样亲切。对这天的接待，保卫工作人员提出了意见，认为让外国元首和我国领导人下汽车走到群众之中，不符合安全保卫的规定，给保卫工作带来被动与困难。周总理为此说过，我们不是主动要这样做的，但客人一定要下车，也不能硬阻拦。最主要的是要相信群众，并对群众经常进行教育，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遵守纪律的作风，而不能完全采取防范的态度，更不能粗暴。     埃切维里亚总统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人物，他访问上海的时候，参观市容步行到南京路上最热闹的地段，忽然走入一家餐厅，声称要和中国老百姓共进午餐。这使上海的保卫人员大为震惊，手足无措。好在北京随同前来的工作人员已有经验，就让这位总统在南京路上一家“人民餐厅”吃了顿午餐，使得这位总统非常高兴而且念念不忘，同时也成为当时随行采访的100多位记者报道的最佳话题。     墨西哥与中国虽然相隔遥远，但两国人民之间一直有着友好情谊。两国建交后，埃切维里亚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墨西哥总统，因此除了增加相互了解、进行沟通、建立高层的关系外，还需要给墨西哥人民，尤其是各方人士带回去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在埃切维里亚总统与周总理会谈中，双方关于国际形势的分析与观点有许多方面通过讨论达成了共识，如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反对霸权主义等等；也有某些问题双方的看法并不一致，比如对战争与和平趋势的估计上有分歧。周总理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朋友，绝不强加于人。周总理认为我们的观点不为对方接受时，最好的方法是求同存异，经过一段时间，各自取得经验也许终能取得共识。在两国双边关系问题上，如科技、体育、文化交流、发展两国经济贸易方面，按当时的情况条件并不成熟，但由于墨西哥方面比较迫切需要签订一些协议，周总理经过认真考虑，认为体育、文化的单项交流，可以签订协议，关于发展两国科技和经贸则签了意向性协议，还发表了墨西哥总统访华共同声明。埃切维里亚总统感到十分满意。这是访问成果的体现。随行记者向世界各国及墨西哥国内作了充分报道，影响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