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摩托日记

太空里没有仙女姐姐

据说天宫一号搭载了4种濒临灭绝的植物种子，我特想问一下有关专家，这次搭载了多少种子？成本是多少？如果在地面进行辐射诱变，成本又是多少？太空育种到底有没有科学根据？如何进行后续的筛选实验？标准是什么？有没有对新品种进行安全鉴定和机理鉴定？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

我早在1991年就亲自参与了中科院和航天部合作进行的太空搭载实验，那次搭载的是癌细胞，最后只有一个细胞活了下来，但后续研究完全没有准备，根本就是在浪费钱。但是中国的科研搞的是举国体制，只要申请到研究经费，管它到底有没有根据呢。

贴一篇我在2005年写的文章。那时我刚做记者，这是我为三联写的第二篇文章，现在看来实在是太幼稚了。其实太空育种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碍于情面，或者有利益关系，大家都不肯直说罢了。最终受害的就是国库而已，但国库里的钱又不是我的钱，对吧？所以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Let it be.

太空里没有仙女姐姐

导言

明年下半年我国将发射一颗专门用于搭载种子的试验卫星，这不但是我国航天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世界上唯一一颗专门的种子卫星。虽然距离发射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围绕这颗卫星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

神奇的外太空

相信很多人都见过这样一幅照片：一个市民被一只半人高的南瓜惊得目瞪口呆。这是一只“太空南瓜”，重达46公斤，售价1200元。所有媒体报道都盛赞太空的神奇，作物种子上天转了几圈后，无论是小麦水稻还是青椒番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显著提高，口感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仿佛外太空里住着一位仙女姐姐，凡是被她的玉指拂过的东西全部变成了黄金。

“太空育种哪儿有这么简单？”中科院遗传所研究员刘敏博士这样对记者说道，“传统育种育出一个新品种至少要经过8代的培育才能稳定下来，太空育种可以把这个过程缩短一半，但也需要至少4代以上。报纸上有好多报道都说上天之后第二年就培育出这样那样的高产品种，都是瞎扯，不是科学的态度。所以我一直给上面提建议，要严格规范航天育种，只允许有资质的单位来搞。”

刘敏非常健谈，时不时就从身后的柜子里拿出照片和论文复印件给记者看，证明她的实验室属于“有资质的”。刘敏是中国空间生命科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也是科学院系统中从事航天育种工作做得最多的一位，曾经培养出一种已经商业化了的太空番茄，不但早熟高产，而且番茄素的含量比普通品种至少高出2.5倍。可是，她却不打算在明年的那颗种子卫星上搭载任何东西。“我不想去凑那个热闹，”刘敏无奈地说，“那颗卫星商业气氛太浓了，任何单位只要给钱都可以上，所以那颗星是不会亏钱的。而那些搭载的单位就拿这个做广告，卖太空产品，很多单位都没有进行后续研究的实力，炒作的成分居多。”为了证明她的研究货真价实，刘敏带记者参观了她的实验室，只见一排排的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一个个玻璃罐，一株株幼苗在日光灯的照耀下静静地生长着，样子一点也不神秘。

中国农业科学院空间技术育种研究中心主任刘录祥也向记者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是搞传统育种出身的，对社会上流传的许多关于空间育种的不实之词感到非常无奈：“我都不愿意把我的名字和他们放在一篇文章里，”他愤怒地说：“他们怎么吹牛我管不了，我只知道干实事。空间育种是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我们干了近10年，才培育出12个新品种，其中有4个通过了国家级验收，已经开始大面积试种了。可现在有人到处宣传说几年就搞出了多少新品种，鬼才相信。”据他介绍，农科院培养出的太空小麦已经种植了800多亩，平均亩产比普通小麦提高了10％，而且品质也不低于普通小麦。

“现在有些人质疑空间育种，他们认为我们国家从1987年就在搞，可至今没有拿出产品，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刘敏继续向记者介绍：“事实上已经有很多种太空作物投入大面积种植了，可是由于老百姓对转基因的不信任波及到了太空育种这一领域，很多航天育种的成果不敢说明实情。比如我们就有一个品种在推广的时候把‘航育一号’换成了别的名字，否则人家不接受。”确实，在网上搜查“航天育种”，能找到很多置疑它是“转基因”的文章。经过一些境外环保组织和媒体记者们多年的误导，很多人在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基因”的情况下对一切有关“转基因”的东西产生了莫名其妙的恐惧。

“转基因没什么啊，”刘敏斩钉截铁的说：“远缘杂交不就是转基因吗？航天育种从原理上讲和地面辐射育种没有区别，而辐射育种已经进行了几十年，没见任何人提出异议，怎么到了航天育种就有问题了呢？”

“那么，既然在地面上进行辐射育种也可以产生变异，而微重力环境也可以在地面上模拟，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钱专门发射一颗卫星呢？”记者不解地问。

“因为太空辐射的种类比较复杂，地面无法模拟。”刘敏说，“而微重力也是如此。咱们国家的微重力模拟很不过关，不但质量不高，而且一次最多只能连续模拟8天。而卫星可以做到真正的微重力，而且时间也大大延长了。”

“那么，引起种子变异的到底是微重力还是辐射呢？”记者接着问。

“我哪儿有那个本事把这两种原因分出来？”刘敏两手一摊，无奈地说，“以前搭载用的都是军事卫星，飞行高度和辐射剂量这些关键数据经常是属于保密范畴的，根本不告诉我们。”其实，只要同时搭载一个防辐射的盒子，就能把微重力和辐射区分开来，但刘敏没有说明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她大概有她的难处吧。

有趣的是，刘录祥也表达了同样的思路：“为什么花那么大的力气搞清原理？”他对记者说，“我是搞育种的，我关心的就是培育出性能优良的农作物，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这个还没搞好，弄清原理有什么用？”

事实上，目前所有通过航天育种得来的新品种全都没有做过机理研究，谁也不知道哪个基因发生了变异。这种态度很像现在的中医，没人怀疑中医能治病，甚至已经有很多老中医声称已经找到了治疗艾滋病的偏方。可你去问他们方子里到底哪味药能杀死艾滋病毒，有什么实验证据，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得上来。正是这种模糊性，导致了很多人（包括很多国外的科学家）对中医，以及中国的航天育种产生了疑问。

瞎猫碰死耗子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访了退休在家的原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刘存德博士，当年就是她第一个提出可以把种子做为卫星配重进行太空搭载，是这个航天育种领域的先驱之一。刘先生70多岁了，精神很好，一谈起当年航天搭载的种种故事，她就止不住话匣子。大概是因为她已经退休，说话没什么顾忌：

“当年是毛主席首先提出能不能让航天事业为国民经济做出点贡献，于是文革结束后国防科工委五院的卫星总设计师刘华宝先生就招集科学院的人开会。我是搞植物生理的，就在那次会上提出搭载农作物种子。那时候科研条件不好，我们看不到文献，也不了解国外情况，这么随便一想，就干起来了。一开始怕影响卫星内部的照相机，放的是干种子。可因为种子处于休眠状态，回到地面进行试验后感觉效果不是很好，即使有了变异也不稳定，属于瞎猫碰死耗子，碰上就碰上了，碰不上这一次就白飞了。我们先后搭了几十种植物种子上去，结果只有一种产量提高，就是芦笋，因为分枝增多，增加了20-30%的出笋率。不过这不是种子到种子的遗传变异，而是所谓“营养生长”，就是营养器官（芦笋的茎）发生了变化，到了第二代这个形状就没有了。”

刘存德先生又给记者详细讲述了太空诱变的机理。据她介绍，强烈的太空射线会把种子的DNA打断，打断的DNA必须被重新接上。接好了万事大吉，接不好就发生了变异。这些变异完全是随机的，大部分变异都对人类没有任何用处，必须通过大量的地面筛选才能找出其中好的变异。这还不算完，一种变异是否能够在第二代保持下去，还必须看这种变异是否发生在生殖细胞内。因为种子不是单一的受精卵，而是一个微型的植物胚胎，某个变异如果发生在将来发育成茎的那个细胞上，那么第一代植株的茎的生长就会起变化（比如芦笋的分枝增多现象）。但是因为将来发育成种子的那个胚胎细胞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第一代植株的变异是无法遗传下去的。刘敏也证实了这个说法，根据她的观察，航天种子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往往有很明显的不同，这一特点极大地增加了地面筛选的工作量。

“后来我们和国外交流多了，我就问一个俄罗斯专家格林娜，”刘存德先生继续说道，“结果她说，我们早就做过很多次搭载了，现在还有很多航天种子在仓库里存着呢，你要的话我给你！”确实，记者没有查到俄罗斯在这方面取得过显著的成绩，美国也是这样。NASA曾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把数万粒番茄种子送到空间站里放了6年，回来后分给小学生进行对照试验，结果一无所获。可那次实验看上去更像是一次科普教育，而不是真正的科学实验。从那以后美国的太空科学实验大都集中在植物太空生长这一块，目的是为将来在太空站种粮食做准备。利用太空条件诱变种子变异的实验则完全停止了。

“我觉得国外太空实验的重点不在这里，人家不缺粮食。”刘敏说，“而且美国人一见我们做出了他们做不出来的成绩就乱批评，大概是嫉妒心在作怪。”农科院的刘录祥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直言不讳地说：“为什么人家搞不出来的东西我们就不能搞？”

看来，面对极度缺粮的国情，讨论种子卫星是否合算，或者太空诱变的机理这些形而上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太空里确实没有仙女姐姐，不能指望她的玉手点石成金。太空育种更像是瞎猫碰死耗子，一旦碰对了，老百姓就有粮食吃了。

只要他们敢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