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安七中 陈金华:学习新加坡 不应流于模仿

他是谁

郑永年，中国北京大学学士、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曾执教于北京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高级研究员。中国政治、国际关系与社会问题专家。

新加坡既是一个城市，又是一个国家。中国学习新加坡，国家层面可以学，城市层面更可以学，重要的是学习新加坡发展中的那种精神，而不是盲目地模仿人家。

———郑永年谈学习新加坡。

新加坡好不好？新加坡有多好？中国到底能从新加坡经验中学习到什么？昨日中午，为期一天半的“新加坡经验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在深圳落下帷幕。

由于参会的既有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深圳大学和国内其他高校的众多学者，也有包括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总部执行长刘炳森、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在内的政界和传媒界人士。会议的探讨更具有理论与现实对接的实际意义。

会上虽然不乏对新加坡发展模式的褒扬和赞赏，但也有很多学者对新加坡经验与中国现实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接提出了疑问。中山大学教授任剑涛就对此持审慎的态度。他表示，在亚洲价值观的脉络中选择新加坡作为借鉴和学习的典范，对于面临现代化压力并有着巨大紧迫感的中国来说，是一个从中可以快速获得发展启示的典范选择。但是典范选择不意味着全盘照搬和完全复制，也不意味着要放弃寻求国家自主的发展模式。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最后作了会议总结。一方面，他认为很多人过度夸大了新加坡党和政府的作用，实际上新加坡社会的经济、文化领域有相当的活力，社会并不是只在政府的支配下发展。另一方面，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谁来改革，是一个迫切需要明晰的问题。这也决定了中国改革的动力所在。

在中国的行程，郑永年安排得很满。在会后的间隙，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就中国、深圳如何与新加坡经验合理对接，他在各个层面深入谈了自己的看法。

制度保证

新加坡最成功的地方，是李光耀把自己的理想跟政策施行集中起来了。

记者：简单用一句话来说，你觉得新加坡跟中国有哪些相同之处，哪些不同？

郑永年（下面简称“郑”）：相同的地方很多，双方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但任何政党都有他的理念，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也有它的理念。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时候，执政理念是一个样子；执政之后，理念又有些不一样，在时代的变化下面临新的转型。要继续引导这个国家前进，这个政党就必须在理念上有所改变。他们叫做Refreshing，在我们来说，就是与时俱进。

记者：怎么保证这个理念施行呢？

郑：这就是我要说的。它能实行这个理念，能把这个理念转变成国家的政策，重要的是去实行它。怎么去实施这个理念。光有理念，不能实行，不能更新自己。这个东西就是新加坡体制的优势，政党提出理念，他在体制上再把理念转化为国家政策以及具体的现实执行。

记者：你觉得在新加坡的发展中，领导层的能力和体制优势哪方面更重要，起决定作用？

郑：体制更重要。李光耀他做这些事情，都是通过体制，而不是通过他自己的发号施令。

记者：但他的个人意志还是很强大。有人认为他的自我约束和个人能力占了很大程度。

郑：说他是政治强人其实误读了。我个人认为，有些人对新加坡有误解，他们把体制跟人混同起来了。李光耀在新加坡的作用很大。我觉得新加坡最成功的地方，是李光耀把自己的理想跟政策施行集中起来了。比如说反腐败体制，如果光凭一个人的个人意志，就很难。开车的人违反了交通规则，想贿赂警察，警察就会直接感觉到这个是不对的。反腐败已经高度制度化了，使得个人行为，做什么事情，都会觉得腐败的行为不对。

记者：新加坡靠什么做到这一点？

郑：所以我觉得，制度分两方面。一个就是现实制度，你拿贿赂了，一发现，就要惩罚你。第二，就是靠SoftPower，软实力，靠道德和价值。

记者：就是将多种方面进行融合？

郑：那当然，没有单一的因素能够决定的。

执行差异

制度很重要，道德也很重要。中国仍然缺乏一个配套的让二者融合的东西，在执行当中就会容易变形。

记者：单就制度来说，你觉得中国与新加坡相比，主要是制度的区别，还是在制度的执行？

郑：执行。我觉得执行方面很不够。改革开放以来，法律法规完善得很快，但是有没有执行？搞反腐败的，也有反贪局、纪检等，这些制度方面中国也是规定很明细的。

制度确实很重要，道德重不重要？也很重要。中国仍然缺乏一个配套的让二者融合的东西。在执行当中就会容易变形。

记者：道德毕竟是一个虚的东西。

郑：如果没有制度来保证，道德一点用处也没有。像西方国家的道德委员会，哪个官员选举受贿了，道德委员会就会调查，光有道德也不行，必须有针对道德的制度。光有口号是没有用的，必须制度化来保证。

记者：从这种道德委员会的审查来看，对道德还是有一个民主的方式来决定。

郑：当然，道德要是大家都认可的，社会认同的。新加坡提共享价值，就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的，只对一个群体的，不适用于整个社会。提倡多元的东西，大家要把共享拿出来，共享还不够，还要制度化来保证。一个社会有好的想法很容易。问题是怎么样转化成行为，这就很困难。这方面国内还有待加强。

学习创新

向新加坡学习，自主创新非常重要。中国的一些地方官员，容易把学习流于模仿。

记者：地缘上，中国香港和台湾离中国内地更近一些，为什么近年来新加坡成为内地城市的学习对象，而不是前两者？

郑：即使香港和台湾，某些地方也不一样。台湾在民主化方面受美国影响非常大。我觉得，新加坡为什么可学？至少从现在看来，新加坡自主创新非常成功。台湾虽然已经民主化，但这个制度稳定下来，恐怕还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记者：不是很模式化？

郑：是的，不够模式化。很难拿他们当成一个Model.新加坡是在这个模式之下发展了几十年。相对比较成熟。

记者：就是说新加坡的发展比较一贯？

郑：对，比较一贯。广东，尤其是深圳，提新加坡，更有借鉴意义。因为对城市层面来说，就是城市管理、反腐等方面，更有直接相关的经验。

记者：中国借鉴和学习新加坡，你觉得应该从哪方面入手？

郑：我是觉得，你向新加坡学习，不是去模仿，是去学习一种精神。新加坡的模式本身就是向很多国家学习的结果。自主创新非常重要。中国的一些地方官员，容易把学习流于模仿。制度性的东西跟产品不一样，不是一双鞋，学着造就能造出来。在学习别人的时候，学习它的精神，但自己一定要有创新精神，而不是照搬。

谁来改革

中国内地学习新加坡不能照搬，改革必须有自己的视野。必须有超乎利益的团体去进行改革，才能成功。

记者：你在会议上提到谁来改革？这个放到中国内地城市对新加坡的学习上，主体问题如何解决？

郑：我在新加坡待了那么长时间，看到中国内地派过来很多人到新加坡学习。但谁来改革？谁来树立这个Model？新加坡的发展也不光是李光耀，很多人也参与，是靠一代人的整体努力。这个主体很重要。

中国内地学习新加坡，一些地方官员是不是会像企业造鞋那样照搬？如果只做到这样，这就是模仿，不是学习。改革必须有自己的视野。任何改革，肯定会触动既得利益。必须有超乎利益的团体去进行改革，才能成功。新加坡的领导团体能够做到既考虑自己的利益，也考虑国家的利益。

记者：新加坡怎么做到避免领导团体不倾向于自己的利益？

郑：像吴作栋等人，领导团体的人才本身是从社会中培养的。人民行动党是开放的，做得好，就会把他吸收进来。这个领导团体从底层来的，它考虑更多的是长远利益。不会像台湾的陈水扁，追求自己个人和家庭的利益。

概念落实

深圳在制度上可以有更新的设计。思想解放，解放到什么程度？就要通过行动来落实。

记者：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点，走到今天，新加坡对它有哪些借鉴意义？

郑：深圳是一个试点。实际上，我觉得它在制度上可以有更新的设计。深圳是中国唯一的“国家城市”，就像纽约一样，全国各地的人都有，广州、上海都无法与之相比，它在中国是唯一的。

深圳可以去学很多地方，但不一定照搬，对新加坡也是如此。纽约是一个世界城市，世界各地的人来到这里，智慧也被发挥出来。但深圳似乎还没有把这个优势利用起来。现在提思想解放，实际上可以找一个试点实验。深圳为什么不可以试验呢？所谓试验，就是跟旧的不一样。什么都不能改动的情况下，就没有什么试验可言了。

记者：你还是更注重概念的落实。

郑：好的提法，好的Idea，要把它落实下来，就要改革。思想解放，解放到什么程度？就要通过行动来落实。怎么落实下去？通过改革来推动行动，没有行动，光说没有用。早期邓小平提倡思想解放，才有了特区，有了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