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红山公园简介:加藤嘉一：我与中国·从零开始奋斗的八年

加藤嘉一：1984年04月28日出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日交流、中日关系的热衷观察家、评论者。现为多家媒体专栏作家。

经典语录：

1、我现在得出一个结论，这是我亲身经历自己的感触，环境改变人、时代造就人

2、我正在跑人生的马拉松比赛，所以我把这个人生跑下去，这是一个基本的活法。

加藤嘉一

在中国，每年跟母亲通一次电话回一次家

    加藤嘉一：各位晚上好，我是加藤嘉一，今天非常高兴，我说实话非常的惊讶有这么多人这么多朋友，坐进来和我一起交流，我觉得非常高兴，因为我本人在中国和日本然后还去了中东一趟，我非常重视这次讲座，和期待和各位朋友的交流。今天有一个小小的惊喜我的母亲加藤禾子女士，她一块来，作为她的儿子我非常不好意思。刚才是这样子，刚才我从北大那边凤凰会馆过来，我刚才去录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因为窦文涛同志突然跟我说咱们四人行让和母亲一块上来，现在还没有播，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开始

第一次的四人行，而且有的朋友说她说的比我说的好多了，看来我的饭碗得丢了，母亲讲的非常好。我第一次带母亲到北京，让她了解一下我平时怎么过的，因为有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好好的给母亲讲我在北京干嘛，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我天天和我的同学们交流，他们每天在宿舍和父母通电话，汇报一下每天的情况，我有一点不一样，跟母亲差不多一年只通一次电话，然后一年只回家一趟，而且中国是过春节日本是过元旦，所以两者往往产生一种冲突的东西。所以我这八年以来好像是今天的主题是八年的奋斗，我一天都没有休息，过年都得到电视台做节目等等，所以我非常对不起母亲，她始终没有机会了解儿子在中国干嘛，这次我带她过来应该说也实现了我一点点的心愿。

加藤嘉一母亲
    
    但母亲说她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到北京首都机场第三航站楼，到了之后她跟我说了，因为她一直在日本通过媒体了解中国，然后她跟我说中国不是有那么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吗？有这么多的朋友吃不了饭吗？机场怎么这么大呢？看得非常的准就是这样子。当然中国这个东方文化重视面子，包括用一些方式来炫耀自己，这个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这样一种表达方式，但是我认为包括刚刚跟母亲，我们两个人做地铁10号线一块过来。她说过马路得卖命，我本来想请她好好吃饭，吃北京烤鸭什么的，让她增加一点体重，但是后来她应该是瘦了两到三公斤，说明她的压力非常大，她说儿子在北京这样一个高度压力的地方生活非常不容易。这次我非常高兴带母亲过来，也是她第一次到中国的大学，跟大家一块交流，我非常感谢对外经贸大学的老师、同学包括在座的各位朋友，我是代表个人和母亲向大家表示敬意，谢谢。

我为何选择中国留学

    我刚刚在路上稍微做了一点功课，虽然字只有我看得懂，我写字不好看，但是为了不让自己失控，稍微的做了一下功课。今天的话题是《我与中国从零开始的八年奋斗》。刚才主持人非常夸张的介绍我，我是日本人，84年出生，当时我来中国的时候，真的是什么也没有，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跟现在一样是一个自然人，然后来到这边，北京确实变化很大，当时我看到的情景跟今天母亲看到的情景是不一样的，中国也在变，中国在发展，当时还没有第三航站楼，打车只有红色的夏利一块二或者是一块六，以及大量推车的，今天可能推车的现象少了很多，所以中国也在发展。很多媒体记者的朋友，可能我被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你为什么来中国，我至少回答过一千多次，现在平时每年大概接受三百次采访，包括电视节目。但我现在还是有必要跟各位说一下我为什么来中国，可能这个跟各位的选择一样，有主观、客观两种原因这是肯定的毫无怀疑。主观来讲我们日本人在从小的教育体系当中，这是什么？这是网易微博，前一段网易微博不停的要跟我开，但是我没办法我跟新浪签了合同。

    我们从小接触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古代文化，我们在历史课，我们从小不断地接触中国文化，所以明白中国的文化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如果没有这些我是不会选择中国的。有人说我带着这个概念来到中国，没有错，我前几天去了西安，城墙跑了三次我没有成功，我没有做好运动员的生涯。我来这边肯定是有刚才说的主观因素，还有一点我随着岁数的积累，可能中国在我们日本年轻人当中的地位不断地增加，包括我读高一、高二的时候，那时候北京申奥成功，包括中日等等的问题，包括大家关心的领土问题凸显出来，觉得中国这个国家很重要。而且我当年读高二、高三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讲过我很想去联合国工作，我从高二开始当翻译，现在母亲在座不好意思说，可能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好，我有一个弟弟和妹妹，爸爸挑战新的事业没有那么成功，所以我当初开始送报纸送了六年，到高二的时候我也当了翻译，日文和英文，主要是跟贸易有关的。然后我当时英文还算是比较好，所以为了在联合国工作，你得学第二国语言。所谓的二外，我觉得选择中文比较好。因为俄语算了、阿拉伯语算了，我刚刚去了中东听不懂，法语对我来说太优雅，跟我不符合，西班牙语太HIGH，我这个人比较内向，所以这个是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就是我家庭的经济条件。很多人说你这个人从一个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留学，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对海外留学一般来讲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寻求一种机会，然后学到知识积累了经验之后海归然后创业等等，我当时从日本到中国，当然两国国家的事业不断地缩短。

    因为当时没有办法，当时很想到欧美留学，因为我15岁的时候第一次留学，到澳大利亚那算是初中的毕业旅行，然后在悉尼奥运会的前一年那个时候到那边待了两周，完全改变了我的世界观，觉得世界很大，不是日本的习惯，标准和规格，这个世界不仅是平的更是很大的，所以我特别希望到一个跟日本截然不同的一个大的国家去发展自己，当然最后选择中国某种意义上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当时我家确实没有太多的钱，弟弟妹妹他们饥饿的情况下，你到欧美留学这是挺不负责任的。所以当时我也认识了北大的领导，这个给我造成很大的压力。

其实我开了微博呢，我也有微博。

    （回答微博）
    我的发型不好，我始终对自己的这些都不满意，但这个看情况，有时候到央视，有时候到凤凰卫视，但我从来不花钱，我觉得我这个人比较会降低生活成本。我昨天晚上带母

亲去我住的地方潘家园，一个广西的哥们开面粉的馆，说十块钱，我说十块钱已经很贵了，比北大的那时候贵了一点，我这个人对物质没有什么要求，但是母亲很担心，我三年没有买过东西了，我对出去唱歌购物没有什么兴趣，我对跑步还是一直要坚持，跑步对我来说是跟呼吸一样重要，跑步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跟母亲一样重要。

环境改变人、时代造就人

    所以我后来来到中国是迫不得已的原因，但是我当年非常想出国，后来我有幸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奖学金，本科六年都免费读下来了，应该说中国算是我的恩人吧，所以这个我是非常非常感谢的，我是很幸运的。而且来到北大，北京大学，也是比较好的，我在北大认识了很多朋友，我在北大扩大了很多的人脉，包括08年贵国的国家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我也在北大跟胡主席也交流交流，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开两会嘛，稍微的给个交代，现在开两会嘛。

  然后我也陪同我国的一些首相，比如说福田康夫先生到北大演讲，这种机会如果我在日本东京大学循规蹈矩的上课肯定是得不到这个机会，我到中国真的是非常非常惊讶，一切都是没有想到的。大家可以换位思考，我当时不过是18岁什么都没有，没有朋友也没有钱，想象力丰富到是现在中国网民的水平都不可能想像到，我现在得到的一切机会都是当时没有想到的。我现在得出一个结论，这是我亲身经历自己的感触，环境改变人、时代造就人。环境和时代我认为现在很多包括媒体的朋友，我也知道对我有所关注，但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有一点点成果，90%以上都是环境和时代给我的，我的努力，年轻人的努力是正常的事情，你不努力做，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所以我非常感谢中国的环境，包括21世纪前十年，一半以上的时间我都在中国北京，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我正在跑人生的马拉松比赛

我刚刚跟母亲一块到北大未名湖散散步，我们当然去了我每天跑步的地方，我作为一个专业的运动员没有做好自己的任务，看来我当时发育的太快，我上小学和初中已经长的太快了，后来各肌肉的结构、关节等等没有发展好，发展跟某过一样很畸形，所以后来退役了，只能转到的别的领域谋生。我每天都会坚持跑步，不管母亲来了没有，跑步对我来说很有意义，非常重要。

加藤嘉一：1984年04月28日出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日交流、中日关系的热衷观察家、评论者。现为多家媒体专栏作家。

精彩语录：

1、我们两国人民都看作是一个外交事件，你提及到外交责任也好、原因也好都是来自于双方的，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因为它叫外交，所以无论如何媒体、民间人士、官方都要从自己的角度去反思自己哪些地方做的不对，但是我作为日本人，我国的官方人士言词有伤害中国老百姓，要端正态度、纠正自己的言论，才能恢复双方的关系。

2、肯尼迪说年轻人不应该想国家为你做什么，应该是想你为国家做什么，否则这个人的人生是不幸福的。

为学中文没有花一分钱

    后来媒体这一块应该是我自己没有想到的，因为媒体呢当然我原来是当运动员，我说实话现在我非常坦白的告诉各位，我18岁高中毕业之前没有读过一本书，当然教科书是要看的这是义务，所谓国家制订的义务，当然高中也不是所谓的义务教育的范畴之内，但是被大家认知为是义务教育，之前我忙得不得了，高中的时候非常忙，一边跑步一边学习，母亲也非常的忙，做饭、持点家务、照顾孩子、照顾弟弟妹妹也非常忙，没有时间看书。我第一次看书是在北大买的五块钱的一本中国跟日本之间关系的书，一年要读三百多本书，因为我没有什么积累，所以我要非常虚心的接受这个事实。我应该好好的看书，一个是读书一个是读人，吸收智慧一个读书，一个读人没有别的办法，所以这个要好好做。  

    媒体这块我没有想到，后来一个契机是我比较努力的学习中文，我为了学中文没有花一分钱，没有上新东方，我后来跟他们的人吃饭，他也觉得我的母亲很可爱，像我的姐姐一样。我可以暴露一个小细节，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我真的没钱，没有办法，两天、三天没吃饭到北京站向人家要了几瓶水，当时没有办法到肯德基打工，当时不会中文所以只能弄个薯条什么的，来学学中国的服务，学学中国的社会交往方式，所以我在中国的肯德基打过工，在日本也有。翻译我大概学了三个月之后开始做笔译，过了一年半开始做同声传译，我当时正需要钱，为了谋生，我说过一切都是为了谋生，你谋生过不去还干什么？后来我能够找到同传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很重要，要不然过不下去。所以我非常努力的学习了中文，主要是靠三种办法没有花一分钟，一个是跟外面卖冰棍的阿姨聊天，她们闲着没有事，这个叫双赢。第二个我买了一台广播，大概是28块钱左右插电的，如果是电池的话得经常换，我一直戴耳机放到耳朵上包括睡眠的时候，我彻底拒绝了跟日本人的交往，这也是免费的。日本人懂汉字，看电视是不靠谱的，所以就听广播，看电视你是靠视觉不是靠听觉这个是不合理的。第三个是跟北大的某个楼的公安干部搞好关系每天拿到他们的《人民日报》每天把他们背下来，我曾经跟中国的领导人说，我相信中国有13亿人，但是背过《人民日报》的人应该不多，每天都背。 所以我学中文没有花一分钟，这样来过下去，你的生活才会稳定下来。

第一次参与电视媒体对话

05年我记得很清楚，4月8号在北京中关村海龙大厦的广场发生了反日的游行，当时我也很荣幸的当北大日本人学会的会长，我跟北京的日本使馆有关部门加强沟通，互相交换信息。然后强调同学们千万不能去现场，你作为日本人很不安全，因为我当时是有身份的人，会长嘛，虽然我没有什么钱。但是后来我也去了，因为我没有控制住自己的这种欲望，了解情况的欲望。后来第二天凤凰卫视给我打电话，也是通过一个朋友，凤凰卫视的胡一虎要跟我聊天，然后我上了胡一虎的节目，胡一虎是我非常好的大哥，我在中国有很多大哥和兄弟，胡一虎让我上节目，我当时什么也不懂，就是到刚刚带母亲去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后面的凤凰会馆，刚刚我也带母亲去了，十点半直播《全球连线》，胡一虎在三个地方连线，当时我什么也不懂，直播还是录播没有概念，主持人在三国连线，很多问题我也不懂，当时我也只好面对。没有那么紧张，当时胡一虎问我两个问题，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胡一虎，现在是卢琛和任韧，凤凰卫视的主持人，他们负责的一个全球连线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敬请收看。

    他们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去过没去过游行？我说我去了，要是没有去的话，他们也不会让我上。你有没有被发现你是个日本人？我说好像没有,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很敏感，他问我说你作为日本人，当时我学中文大概两年不到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日本人你觉得在北京发生了这么一个反对日本的游行，责任到底在日方还是在中方，当时是直播我是没有办法说我不知道，当时我会说我不知道但是说不知道是不好的。我大概思考了0.5秒左右，然后回答说可能这个回答是比较正确的，我说反日游行这件事情，我们两国人民都看作是一个外交事件，你提及到外交责任也好、原因也好都是来自于双方的，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因为它叫外交，所以无论如何媒体、民间人士、官方都要从自己的角度去反思自己哪些地方做的不对，但是我作为日本人，我国的官方人士言词有伤害中国老百姓，要端正态度、纠正自己的言论，才能恢复双方的关系。我回答了这个问题，胡一虎还比较满意，所以从此以后开始参与媒体活动。

中国是我的恩人，观察中国是我一辈子的事业

后来发展都是很快，05、06做电视，08年以后可能我写作更多一点，现在大概可能每年写两百篇文章，我不能更多，好像我特别希望把它减少起来，但没有办法，我这个人比较内向不太会拒绝，很多长辈们闹我，你这样不行，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

    媒体活动直播的增加，我知道这段日子真的是没有想到的，每天写文章也偶尔上电视发表评论，包括中日关系等等这是相当相当敏感的话题，我曾经也被“喝过茶”，没有“被和谐”过，有关的朋友对我非常有意见，包括最近好像铁道部对我都有什么意见。但是很好我从来都是保持友好关系，包括外交部、财政部发改委、铁道部什么公安部等等，我始终跟他们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很多人经常为我担心你写了这么多敏感问题，还写了中共的政策，你有没有不安全的时候？我说没有，我都是非常友好，跟中央和各个部门的官员和领导始终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从来没有出过问题，没有遇到过你不能入镜，被拉走什么的，我非常的安全，很多长辈都关怀我。我刚才说了中国是我的恩人，但同时很多的媒体、文化界、政界非常多的恩人，始终在保护着我，始终在照顾着我，所以我是很放心做好自己，完成我的任务，执行我的任务，这是最重要的。

    包括前一段时间可能很多的朋友在关注，我国外相前原诚司先生不得不辞职，这种事情发生我立刻发表自己的言论，从双方的角度，找到一个共同的利益，找到共同合作的欲望从这个角度去发表言论。我不是打广告，这本书《中国，我误解你了》今天《新周刊》我非常信任的张记者，他让封新城先生给我写序，我这里面也说许多外交官员不方便说的让我来说吧，许多外交官员不方便做的让我来做吧，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因为中日外交已经不光是中国外交部和外务省来完成的，新的概念，包括民间外交，地方外交现在民间外交有300对以上的友好城市，你有这么多好的机制平台怎么不好好利用呢？有这么多的民间人士实实在在、点点滴滴的做事，包括在中国国内有25000以上的日本企业，雇佣者15000万中国员工，如果日本企业从中国撤走，对中国造成的问题是很严重，相对我国经济也是很严重的。所以这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这是当今中日关系的真实写照。每天有一些朋友也比较了解，早上我四点半起床，然后思考、看书、跑步包括讲课、采访电视，50%以上的报纸事情，真的都是很累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次采访都不是很简单的做出来，对我来讲压力很大，因为我不过是一个个人，应该说是一个合法的日本公民，那就是说我是要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健康的一个状态，你也得把自己的健康问题解决好，所以我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说内心话跟各位分享。

    虽然我觉得我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我始终在怀疑它真的有意义吗？自己付出那么多，让母亲担心得不得了，然后我从来不从有什么回报的角度去思考，我觉得像肯尼迪说的年轻人不应该想国家为你做什么，应该是想你为国家做什么，否则这个人的人生是不幸福的。所以我始终不管怎么样，我始终保持一个你为这个社会做什么，哪怕你吃不了饭，哪怕你简单的过日子，我都会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状态我从小就有，3岁开始种地，13岁送报纸，16岁开始当翻译，到中国到肯德基打工，到翻译工作报名，拿计算机什么有关的文件乱七八糟的翻译，然后一直到媒体写文章做评论，这些过程我认为都是自己点点滴滴的这样做下来。

我认为自己这样的过程，还是相对来说至少能够令人能够接受的，当然这个可能地跟日本的国民性有关，有点自虐，日本人有自虐的心态，好像我国大和民族不太满意，根本不满足现状，所以他们做的是很有效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会把自己的角色做下去。在这个过程中间，我得到了很多，我不太可能一个一个的说出来，有很多中国的恩人曾经帮助过我，支持过我，曾经关怀过我，包括贵国的总书记。   

    我已经公开的宣布我会把对中国的观察，以及对中国的表达，当做一辈子的事业，我会永远地，至少我活着，当然活着是一个前提，我活着就一定用我的办法去观察思考，表达中国的问题，所以希望这次跟各位朋友好好碰撞思想进行交流，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今天这个世界谁也离不开谁，是这样一个状态，好像我做得功课一点用处都没有，好彻底的跑题，这一点我必须得说嗯。

加藤嘉一：1984年04月28日出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日交流、中日关系的热衷观察家、评论者。现为多家媒体专栏作家。
   

精彩语录：

1、韩寒出来把一部分的市场掌控起来，然后给社会发表一些公共评论等等，然后通过博客这个载体，在日本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这么年轻就发表对长辈的评论，所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是能够包容另类的社会。

2、状态决定成本，梳理哪些是你可控的，哪些是你不可控的，弄清楚这两点，然后选择你要做什么，然后不要做什么。

中国是能够包容另类的社会  

  我非常信奉的一点是什么呢？可能学日语的同学都知道，日本社会是重视辈分的。我这个人今年26岁，我在日本发表什么言论，发表一篇文章都是受到很多的质疑，你这么年轻说什么话？日本在大公司生存你得学会谋生，什么是谋生？在上司和长辈面前装没听到，装不知道，就是装糊涂，否定了不行，否则的话你会被打压的，所以年轻人不可能靠着我自己的名气做节目，到央视发表评论，这个是不可能的。像韩寒出来把一部分的市场掌控起来，然后给社会发表一些公共评论等等，然后通过博客这个载体，在日本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这么年轻就发表对长辈的评论，所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是能够包容另类的社会。谢谢。这种另类就北京而言，不管你是外地人、外国人还是外星人，只要你有实力，只要你有这么一个状态，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男女什么样出身的，甚至是不同种族的，都能表达自己创造市场，这个是有可能的，我只能说有可能。所以我作为八年前谁也认识的人，我也不认识任何人的一个人，在北京这么一个地方，我当然也对现状非常不满意，我也不能说我现在做到了什么，至少从零走到一，零加一嘛，我觉得还是跟中国的社会包容性很强，跟它有关，所以我原来在日本得不到的一些感觉，我到中国找到了，这一点非常让我欣慰，所以非常感谢。包括今天在座的各位，包括年轻人，我评论年轻不太合适，我算是比较年轻的，同岁的就是同龄80后，甚至有90后，我知道各位有很多的不满，有很多的抱怨甚至天天抱怨，但是我个人认为，包括在座的各位今天中国的年轻人是非常幸福的。我是1984年出生的，已经有一点点头脑会思考的时候，我国经济泡沫崩溃，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祖国正面的新闻，当然这跟政治体制有关，我没有听过好新闻，日本这个好，我国取得了什么成绩，这种我们经常在中国国内听到的话，在日本我们是听不到的，这个决不仅仅是体制的原因，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原因，绝对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形态有关系。   

    所以我当年的长辈，包括母亲今年48岁，母亲她们经历的一些过程，所谓高速增长的那种活力、那种动力，包括当年我们对美国说“不”，后来被中国人拷贝了，我们对美国说不。后来这种动力和活力，我们这一代真的是没有感觉到的，在日本国内，所以年轻人现在有一种萎缩感，我们的市场，我们的经济不断地萎缩，甚至被萎缩，日本现在的年轻人比各位是迷茫的多，浮躁的多，他们不知道往哪儿走。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来到中国，我一直认为跟体制有关的问题慢慢来，这个不能着急跟体制有关的问题要慢慢来。不管怎么说，中国今天我所经历的过程，看到的活力，年轻人的向心力，包括在北大早晨五点钟跑步，很多人在朗诵英文课本，这种情景在日本大学绝对看不到，包括你想出国的，在哈佛大学只有日本的一个留学生，中国现在有50多位，韩国有20多位。日本人包括你去任何地方包括我去中东都不用签证，日本的护照是全世界最方便的，到阿拉伯都可以接受。我作为日本人从来没有感觉这么有面子，大家都对我们很好，我去以色列、耶路撒冷，他们恐怖主义很危险所谓我们进一个楼都要安检，比北京严重很多了。我说我是日本人，他说不用安检的，然后旁边的中国人就骂脏话，就过不去的。我不是骂中国，我们作为日本人是不用安检的，说明日本的形象在外国是相当好的，我们又免签，你还不出去，你有这么好的条件，出国旅游是很好的。相比之下今天中国有这么多人想出国却没有机会和条件，我经常把这个话在日本说，我说你中国年轻人上大学容易吗？我说开玩笑，进北大比进哈佛难多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大家不能盲目的崇洋媚外，当然盲目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更危险。中国人没有盲目的崇洋媚外，我对中国的IT、创业、科技研发、包括很多人才，美国人做的东西中国人也能做，没有问题，所以大家不要自卑，慢慢来，不要盲目的崇洋媚外，我觉得你们奋斗的过程是正确的。

“抗战八年”的一些体会
    我给各位说一下，我确实抗战了八年，然后抗战了八年我觉得有三点特别希望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是我刚才说的，我觉得一个人做一件事，环境和时代这个背景很重要，刚才我说环境改变人，时代造就人，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认识这一点。从海外来讲，我这次到欧洲中南亚，中东，大家各位对现状不满，但是从海外来看大家是非常羡慕的，所以你们是幸运的一代，我特别希望各位少抱怨多挑战，所以我希望这是各位最基本的谋生方式。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个人认为我在中国奋斗了这么多年，我觉得可能这也不是说我怎么着，我一直觉得中国包括80后、90后是非常吃亏的。吃亏的原因有两个，我觉得年轻人尤其在一个转型的发展中的社会当中，年轻人能做的事情无非就是两点没有别的，第一点就是不断地提高自控能力，你能控制什么然后提高这个能力。第二对于你根本不可控的，没有办法自控的事情表现出最大限度的从容，至少我是主观认为年轻人在转型社会当中的谋生成长方式只能做这两点。但是我今天不管是在北大，还是我曾经任教的人大附中，还是我到的各种高校，我觉得年轻人很吃亏，一个是大家忽视提高自控能力的这么一个情况，第二你对于根本不可控的，无法控制的事情，说三到四天天抱怨，所以我觉得很吃亏。真的是状态决定成本，我觉得各位梳理一下，哪些是你可控的，哪些是你不可控的，你弄清楚这两点，然后选择你要做什么，然后不要做什么。

    比如说找工作，当然现在我非常的清楚，今天是被就业，前一段两会部长说初步就业率达到70%、75%，好像没有这么乐观，然后到年底超过90%，他不可能是少说的，往往是多说的，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现在就业很难，很多人都被就业。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你投简历，然后参加什么发表会，然后跟公司的人沟通，希望贵公司能要我。但是这个过程，当然你丰富简历，或者说提高非常实际的能力，当时对我个人来讲，比如说写文章，在主流媒体写文章和发表文章，这些对于当时的我来讲是可控的。但是有一些事情，最终面试官能否让你过，这个超出了你的范畴，如果当时面试官心情不好怎么办，这个原因不在于你，在于他，你不能因此得出我这个人不好，我没有能力，我这个人不行，今天找工作相当的困难。这种结论法是非常轻率的，现在我看到很多同学，在这么一个你似乎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感到非常自卑，怀疑自己，我认为这种状态是非常遗憾的。

    我特别希望在座的各位，首先能够认清楚，哪些是可控的，就是自控能够自己控制的，哪些是不可控的，对于不可控的事情不要想，过去就过去了。就像我国的外相前原诚司先生一样，东山再起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大家不要盲目的自卑。而你要认清楚你能够自己控制的地方是哪些领域，你把精力集中、和金钱都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开始努力，至少我是这样走过来的。当然我并不能说我现在很成功，这个跟成功没有什么关系，我从来不从成功的角度考虑自己今天怎么做。《新周刊》的说法非常对，一种毒药叫成功，所以大家不要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

    接下来，可能大家还有疑问，什么是自控能力，什么是不可控的呢？我觉得这个是很令人头疼的问题，我也是思考了八年，通过我的实践去检验到底什么是真理。包括我本人，包括在座的各位，在人生当中每天都要做的无非就是选择，你吃什么不吃什么，你听什么不听什么，你写什么不写什么，人生没有别的，在我看来就是选择的过程，你为选择做什么。我认为有两点非常重要，一个你必须好好从你的角度去理解周围的环境长成什么样子，你今天所处于的这个地方，比如说对外经贸大学你要谋生必须了解它能给你带来什么，它给你带来的是什么，今天中国在国际社会所处于的地位是什么，你不好好了解它抱怨是没用的。所以你要做的第一点就是你认真的扎实的去了解，你所面对的环境是长成什么样子。第二个好好分析你是喜欢什么样的人，而不喜欢什么样的人，你是喜欢吃什么，而不喜欢吃什么的人，你是能做什么而不能做的人，这叫自我分析，你了解了自己，接下来就是做选择的高度。我真的非常认为，因为我每天起床半个小时我是什么都不干的，我是在冥想今天想怎么过，我觉得这个时间很重要，24小时很宝贵，非常重要。

 但是我觉得我非常建议各位，早上早一点起床半个小时什么也不干，冥想就是想象你今天大概想怎么过，所以这个事情我非常建议各位做一些，这一点非常重要。

加藤嘉一：1984年04月28日出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日交流、中日关系的热衷观察家、评论者。现为多家媒体专栏作家。
   

精彩语录：我现在在日本的一些大学讲课，我的课还是比较受欢迎，我重来不点名从来不布置作业，老师你凭什么布置作业，你点名是因为你没有自信。如果老师很自信，你很喜欢学生，学生喜欢跟你交流，你不点名学生都会来的。

给学生上课从来不点名
  我此刻想什么我想做什么，不关心的同学可以睡觉，我认为老师没有权利阻止同学睡觉，这是不合理的。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大学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我刚才说了大学行政化，这是我刚刚所说的跟体制相关的，因此要慢慢来。第二个我认为这是可以改变的，师生疏远的问题，老师和学生不信任的问题，老师忙你的，学生忙他的，到教室里上网、弄个什么QQ，还有什么网络征婚的等等，然后老师都知道的情况下，装没看到，注意学生很麻烦，还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说时间、研究、写作、应酬，腐败的时间少了很多，所以尽量不抓学生，我不知道贵校如何。但是老师跟学生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关系，至少在我看来是崩溃的。我认为这个归根结底是跟体制相关，但是我认为它相对而言是一个体制的影响淡薄一点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现在在日本的一些大学讲课，我的课还是比较受欢迎，我重来不点名从来不布置作业，老师你凭什么布置作业，你点名是因为你没有自信。如果老师很自信，你很喜欢学生，学生喜欢跟你交流，你不点名学生都会来的。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上课第一步要取消点名，任何问题都有第一步的，中国足球也是一样出发点对了全都对了。所以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同学，包括中国的相关问题，改革的问题要弄清楚什么是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如果说是体制没办法，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现在还有很多不跟体制挂钩的，哪怕一点点能够改变的，让我们好好找到一个年轻人成长过程当中的缝隙在哪里，换句话来讲是突破口在哪里。我刚才说了很多的废话，什么选择、环境改变人，包括年轻人能做的两点事情，从我的经历来看好像是有一点好处的。

从外国的角度去看中国，从中国进入日本
    接下来因为去年我的父亲去世，所以我可能得作为一个长子，也要好好地照顾母亲，所以可能我以后回日本的机会比较多，当然这也是合理的，因为我在中国待了八年，说实话很累，我觉得这样下去可能也不行了。所以适当的休息休息，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以后可能更多的时间放在别的方面，当然我说过中文写作和表达这是一辈子的事业，我当然都会持续不断地做和关怀。我个人认为接下来可能会暂时离开中国，未必是坏事，我说暂时离开当然我会回来的，北大也好包括美丽的经贸大学也好。我很喜欢，我在媒体结识了很多贵校毕业的朋友，包括党政机关都有很多贵校毕业的朋友，我对贵校印象很好。所以我会经常回来的，在中国花的时间可能会相对少一点，也可以从外国的角度去观察中国，这次我去中东真的是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是一个人过去的，当然有关什么国家的部长邀请我我都拒绝了，我去了加沙、以色列、埃及什么，我不怕什么，所以我应该去闯，真的很有收获，中东和中国在国家建设的过程当中有哪些不同的。比如说现在这个问题比较敏感，所以我会稍微的控制一点，比如说中东的局势对中国，现在很多海外媒体关注有哪些影响，我认为没有影响。当然前提不一样，我是搞国际政治，所以比较懂这个，一个国家与国家之间冲突的根源，一是宗教、二民族，三资源。中东这个地区这三点全有，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包括利比亚现在为什么受到这么多的关注，石油资源丰富所以全世界都在瓜分你。中国不一样，民族问题方面汉族是占大多数的，像资源方面中东是石油，中国是稀土，当然稀土问题全世界都在关心中国的稀土，但是这个跟石油相比还是比不了的。包括宗教问题，中国不信任宗教的。而且中东阿拉伯国家他们的宗教普及情况，完全阻碍了国家的发展。中国也有一些问题，但是你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所以中东和中国之间的变革问题，我得出来是一点也没有可比性，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我可能会从国外的角度去看中国，我曾经接受过也是支持这本书的封新城总编辑，我接受他的总编访谈录，我认为他给我起的标题我觉得是非常到位的，从中国进入日本，日本都是靠着美国的，曾经日本派出大量到美国的留学生，企业也是走出去到美国，以后在中国发展的，在中国做事多年的人，也越来越开始受重视，包括我本人，我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不管是政界、经济界还是文化界，我明显的感觉到我也是比较的悲观主义，我现在也在寻找如何发挥好在中国所积累的经历，包括一些不管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带到日本回到日本，开发日本的市场，使得日本变得更加健康的社会，这是我要做的。

    所以我觉得如何从中国进日本，这对日本社会来讲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我特别希望我曾经在中国积累的经验在日本有所发挥。最近我在日本的电视上经常做事情，我跟导播和主持人经常做沟通，我特别想跟各位说一句，我最近非常越来越多的机会让双方对比，我说一句中国不落后，包括电视制作的过程，当然有一些问题要稍微的回避，电视制作的过程，主持的风格、讨论的深度等，我知道我在中国在凤凰卫视做的经验，完全能够在日本有所发挥。所以我也非常感谢中国，我也曾经跟日本朋友介绍，所以以后要路过美国，所以我现在始终寻找如何从中国进日本。   

    以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首先给自己解释的问题，向自己回答的问题，也是我正在思考的问题，此时此刻我在思考的问题，有三个问题。我在地铁十号线做了功课，第一对我来说中国这个国家，这个载体到底意味着什么？你观察中国你了解中国，你表达中国，甚至有时候把中国的问题，用中文说给中国人，这个问题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我必须给自己一个回答。

    第二个问题我这八年以来一天不休，奋斗了这么多年，好像做了很多事情，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又是什么也没有发生，那么八年的时光对于我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我必须回答。
    第三点，你走过了这个时候，这是我从小思考的问题，你这个人是被动生下来的，有父母的关怀我得到了生命，那么这种生命你在享受生命的过程当中，你也追求一种自己的个人价值，你这个人是一个社会人。就跟一个学者说的一样，人是社会的动物，这个人对社会和自己来说，你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我刚才提到的都是我自己在思考的问题，我从五岁开始就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是解答不了的问题，此刻我得花一个时间和精力进一步的沉淀下来，跟自己对话。看来我得把早晨冥想的时间延长一个小时，在社会转型过程当中，有时候跟自己对话，思考跟活着有关的问题，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必要，希望对各位来说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是一个相对无聊的男人

（互动环节）
    现在进入互动环节，我刚刚讲了很多的话，在座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提出来，咱们不要那么正式，咱们可以互动聊天谢谢。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还是先从女生开始。

    提问：加藤先生你好，非常高兴你今天能来，前几天我刚好读您的书，《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所以感触特别深，所以欢迎您和您的母亲来到这里。我今天想问您两个问题，读这个书我发现您是一个意志力特别坚强的人，而且善于观察和思考，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缺点呢？
    加藤嘉一：缺点太多了。

    提问：第二个问题您书里提到精英的定义，你说精英第一个要有潜能，第二个要有公众意识，你说中国的大学生缺少公众意识，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培养公众意识，进行自我的提升。
    加藤嘉一：非常好的问题，简单明了，我觉得缺点太多了，每个人都有缺点，自我意识很重要，我的缺点在哪里我觉得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有第三个人批评我。我知道一个年轻人谋生要多听取长辈的意见，然后要少听取。这是我很有感触的。缺点很多，因为我这个人不太有点死板，灵活性不强，一旦决定要做这个，当然任何事情都是两面性要辩证的看，我这个人很死板，比如说昨天晚上半夜一点钟我非得要写一篇文章，这个时候状态是很不好的，很困的，我是很容易困的人，状态不好但是当时要坚决的写下去。这个是不对的，你已经困了，脑子不工作了写什么？这个时候应该歇一段时间调整状态再去写，我往往做不到这种灵活太执着和缺点。还有一点我作为男人来讲是相当无聊的人，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女人来讲我不会喜欢这样的男人，唯一的爱好是跑步，谁愿意跟你？所以我觉得缺点蛮多的。

    第二个问题公共意识，当然首先要从老百姓、年轻人和国家政府互相要努力，今天我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说国家政府为包括在座的朋友们，为年轻人做的事情，领导人也非常的努力去做，这个是我很佩服的。我经常跟日本人说，做中国的领导人是最不容易的，领导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各位要给中国共产党一点点的时间，对于不可控的事情，表现一点点的从容。
    我觉得第二点，你还要为这个社会，为你所爱的人，你所爱的国家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什么，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你要去做一点什么，我认为你的公共意识开始产生了。剩下我觉得大家不要误会，我举个例子包括这次我母亲来她也跟我反馈了一点，中国人在地铁里在公众场合里面为什么互相的冲突呢？你互让不就得了吗？对，互相让一下，开车也是互相让一下，你最终是从中获利的，我认为礼让不是态度问题，包括日本人和美国人，你说西方不了解我，为什么要了解你？中国宣传民粹主义，但是我觉得你主动了解西方是为了保护你的利益，西方不了解这个原因在哪儿？我的意思是说你为社会付出这种思考不是在牺牲自己，不是你只有付出没有索取，你主动思考能够为社会做什么，你主动去了解对方是一个态度问题，了解对方是一个态度问题，了解自己是一个责任问题。所以大家不要认为了解社会是吃亏，不是的，为社会思考为社会贡献是为了自保，不管对方了解不了解你都，你主动了解别人，关心别人，这是为了自保，而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你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认为已经相当完美了。谢谢。

加藤嘉一：1984年04月28日出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日交流、中日关系的热衷观察家、评论者。现为多家媒体专栏作家。

精彩语录：把体育和学习，就是动脑和动脚两个结合起来，所以我认为中国只有冠军没有金牌，金牌主义跟GDP主义同样很严重要摆脱。

这位同学。

跑步跟呼吸、跟母亲一样重要

    提问：加藤先生你好。我也是一个跑步爱好者，我认为您是一个跑步专家了，就是这么多年的经验，希望您能给我们这种跑步爱好者一些具体的，专业的建议谢谢。
    加藤嘉一：我先说个故事，前天晚上我去参加耐克的鞋子赤足体验，因为它也是赞助我嘛，我去参加之前我也跟耐克公司一块推广一个比较好的理念，就是学习和运动是相辅相成的。我一直认为在中国的体育，除了医改还有体改，体改很重要，在中国跑步也好、踢球也好、打球也好，成为专业运动员的人是不能提高文化的，从小在体校里面不去学习，你退休之后怎么办？搓澡的、卖肉的，你奥运冠军还卖肉？把体育和学习，就是动脑和动脚两个结合起来，所以我认为中国只有冠军没有金牌，金牌主义跟GDP主义同样很严重要摆脱，这是大家所有人的共识。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认识“文武两道”这个特别好的意见，不要认为你跑步没有时间看书了，不是这样的，跑步不能说是专家，我成为当过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是在体育的家庭出生的，我爸爸从小逼着我和弟弟跑步，大概从五六岁开始，每天跑步，所以我有一个跑步的习惯，我也很幸运在日本有免费的公园和草坪等等，所以我从小跑步。跑步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东西，跟母亲一样非常重要，跟呼吸一样，我刚才说了跑步给我带来的五种意义，已经说了，对于我来讲跑步是值得坚持下去的。所以在座的各位不要看北京的污染非常的差说实话北京是很不适合跑步的城市，交通乱、空气脏、道路差，道路太硬，军队要开车，所以硬。所以很不适合，但是我觉得通过跑步可以认识新的朋友，锻炼身体，然后把你的脑子变成一片空白，给你的学习都会带来效力，所以大家不要放弃跑步，我认为跑步是很重要的。谢谢。

    提问：您好加藤嘉一先生，我曾经三次去过日本，大概第一次是十年前，最近两次是前年和去年，我觉得去日本之后给我的感受，尤其是第一次去给的感受其实更多的不是了解日本，是了解自己的国家，是自己国家发展的阶段。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在日本的时候觉得各都很好，包括交通各种情况，觉得日本人对我的态度非常好。回来的时候一进火车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回到了中国，因为大家非常的挤，然后可能大家为了争夺座位怎么样的，刚才那位女生提到的公共意识的问题，我特别想问，中国的发展现状是不是跟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关系，随着物质方面的提升这个问题是不是也会有提升，这是国家发展的问题，还是国民素质的问题？
    加藤嘉一：非常好的问题，我曾经问了很多长辈，东京举办奥运会的时候，东京的地铁道路公共场合是什么样子的，很多长辈跟我说，跟中国北京差不多少，闯红灯，紧紧，不卫生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八年的时间当中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在地铁里面没有指挥人员，大家都自动排队等等，这认为这是一个发展中一，国民差异也存在，但是这个东方文化是以和为贵，天人和一。但是你刚才提到你到了日本以后，看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但是在这里我说一点，日本社会的发展包括现代化的过程，日本不好的先不提，先说好的一点，它好的一点就是以和为贵，天人和一，如何跟他人友好的发展，它是这么成长的。我们的国策有三个，是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全都是跟以和为贵有关，中国是缺什么就提什么，这是中国领导人的一个特点。

既然说到这一点，我认为今天日本的中国的朋友们，非常有必要观察日本社会好的因素在哪里，实际上都是从中国来的，中国现在至少在我看来是失去的一塌糊涂，美国的文化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苹果等等，物质文化当然暂时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的幸福感，但是从长远来看人家危害你多少，把你们好的东西夺走了多少。在这里我不想多说，但是我想说一点在中国中华文化被忽视太多，我觉得今天很多朋友到日本以后，能够观察到文化问题，这才是我们今天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和面对的问题，这不是为祖国打广告，但是我特别希望各位朋友除了美国还有日本，希望大家以后多到日本投资到日本留学，了解日本文化。谢谢。

向日本读者介绍真实的中国
    提问：我是学国际关系的，我一直在看你的文章，我知道你的写作对象不只是中国的读者还有日本的读者，比如说你在一些杂志的一系列文章，我一直在看。比如说前几天写对中国民主化的那些问题，我想问一点你想向日本的读者传达一种什么讯息，这是其一。第二你在中国写的这些文章，更多的是一些中国的问题，你刚才自己也提到，你并不是像一般想像的一样，作为一个外国人介绍本国的东西，而是在介绍你来到这个国家的东西给当地的人，这是我特别好奇的一点。
    加藤嘉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边听边思考了很多，你刚才提到的这是我在日本的两大专栏，我写的角度和放开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实我想向日本的读者介绍的，当然简单一点来说是比较真实的中国，就是今天在中国国内发生什么，比如说哎呦很多日本人觉得中国共产主义，政府什么都得管，一点自由都没有，全都是统一的，这个已经跟现实离的太远了。这种东西我拿出我在中国的经历拿出一些故事给别人说，中国价值观也是多元化的，通过自己的经历向日本读者介绍，比较真实相对符合现实的中国，从我的角度这是第一。

    第二，我首先说明我最重视的两个专栏，一个是中文网的，一个是看天下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看天下杂志，我是希望能够影响决策的，我也希望中南海的朋友都了解，包括前几天的铁道部的朋友也在影响，要影响决策。从我作为外国人的角度来看，把中国的问题用中文写出来，这是一种乐趣，而且夸张的来说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不是特别多，所以我把它作为任务来说也是一种快乐。看天下是给年轻人看，给高中生和给中学生看，中间的中年人士我觉得是没有希望的，要么影响决策，要么影响年轻人，中间人士是自保，所以影响他们很难，所以我认为中国市场的发展、中国市场的开放，中国的稳定，日本人是从中获利的，所以我这么写希望中国的言论变得更加的民主、多元化。我作为一个日本人，站在我们的角度，中国的开放我们是从中获利的，所以我想促成这么一个点，对于我来讲是一种爱国主义。

    提问：加藤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刚才听您介绍说你现在的一切积累都是为了将来能够从政。
    藤嘉一：我刚刚说了吗？

    提问：刚才的介绍，我的问题是将来如果你带着民族利益和政治立场，还能保持观点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吗？
    加藤嘉一：我觉得能，能。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此刻人类社会发展到这种程度，关键不在于说什么，而是怎么说。所以我觉得我会把这个问题处理好，而且你跟美国打交道跟

中国打交道，我有办法，谢谢。

加藤嘉一：1984年04月28日出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日交流、中日关系的热衷观察家、评论者。现为多家媒体专栏作家。

精彩语录：初衷我认为并不那么重要，我觉得事情是慢慢会变成别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出发点非常重要，但是还要学会摸着石头过河。

日本的媒体比任何国家的负面都多
   提问：加藤先生您好，首先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分享您的宝贵思想。

    加藤嘉一：我打断一下，我也感谢各位抽出宝贵的时间听我的讲座，这是相互的。
    提问：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您来中国的初衷是什么，您现在从事的事业和工作是您一直以来追求的吗？第二个问题我之前有在日本留学的经验，然后看到当地介绍中国的电视节目、访谈节目之类的，大部分就是负面的，在我们中国也存在这种现象。我想之后您如果把事业的重点放到日本的话，能不能对日本国民，从客观的认识中国这一点，能够做出一点贡献吗？

    加藤嘉一：第一个问题我好像在我的演讲里面说到了，我觉得来中国的初衷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则，我现在所从事的事业都是没有想到的，所以初衷我认为并不那么重要，我觉得事情是慢慢会变成别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出发点非常重要，但是还要学会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我在摸着石头努力的过河，大家不要说我要去美国留学，但是去了之后发现情况变得有一点不一样，这个是很正常，我们要保持初衷的好处，忽视初衷的坏处。

    日本的媒体比的任何国家都是负面新闻，在二战失控的时候，知识分子，媒体没能做什么，没有阻止政府走向失控，我认为日本媒体这么大的负面报道是对战前的反思。

当然什么是客观报道，什么是正确报道，我认为报道是不存在正确的，什么是客观报道，当然你要属实，本着事实关系来写报道，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道德，这一点是没有必要多说的。不管是中国媒体还是美国媒体都得做到，但是在程度上把握分寸的过程中，如何把它缩小或者是放大，这个是每一个记者、每一个媒体都是不一样，每个媒体都有立场，中国国内也有不同的立场具体来说南方报业、新京报、中国时报、环球时报，都是不一样的，中国的环境在多元化，我认为作为民意唯一的客观是什么？是有各种各样的言论，有各种各样的立场和观点，作为整体的实践走向客观我认为是OK的。为此你是在中国生活过的人，至少你懂得一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然后在日本给日本人发表一些声音，我觉得这个我是在做，我能我做到的，我做不到的还要提高我的能力。

    提问：加藤先生你好，我也是学习国际关系的，不过不是北大或者是外经贸，我是国际关系学院的，我想问中国现在的学生，有些人意识比较消沉或者是窝在家里打游戏，或

者是比较激进，会发一些反对日本和党的言论，我觉得您看问题比较客观，比如说体制会慢慢来等等。所以您给一点建议，我们怎么能培养积极向上但是并不激进的建议？
    加藤嘉一：贵学院我曾经进去过，这个问题当然是你首先要好好努力，让你的现状变得比较令人满意，这样的话你看问题就比较的冷静，看问题比较客观，所以我觉得还是首先不管是从国际政治还是经济，或者科技文化，我觉得首先要做好自己要做的事情，提升你的境界，提高你的境界之后我认为你看问题的视角会更加客观冷静。

其他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只能培养自信，我觉得年轻人所追求的三个字，自信、自由、自律，三自经，很重要，年轻人要追求自由，你得自信，但是前提是要自律，你不自律还追求什么自由？所以我觉得首先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以为释放情绪，宣传反日我牛逼，谁说的？这个人非常自卑，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逻辑，你了解对方，不管对方了不了解国际政治，你看有些报纸经常说西方不了解中国，但是你这个时候可以承认有这么一个视角，这么一个观点这么一个舆论，所以我把他看成一个反精英，我特别希望在座的各位成为精英，不管你的立场是左的右的，是保守的、自由的，你不要从一个乱七八糟的角度去释放情绪，得到一个虚荣心，这样的人非常自卑，所以我觉得你首先要跟八荣八耻一样要注重这个问题。什么是耻什么是荣，不管你的言论对社会有没有影响，你首先要做到这一点，你把你自己掌握的自信、自由、自律，然后你少管其他人怎么说你，你去听取他人的意见，你听到这样一个观点不要反驳，OK了，然后你最终综合他人的观点，然后走到你人生观、价值观，这样我觉得你变得更自信、更自律、更自由，变成一个良性循环。

确定方向，灵活前进，顺其自然、顺势而为

    最后一个问题还是要交给女士，真是令人头疼，那位女士。

    提问：加藤先生你好，就是您刚才提到您思考的几个问题，可能是需要一生来思考的问题，您今后会不会写一本书对这些问题来解答，我们想与你分享，如果是你一生想这些问题的话，如果你一直想不出来。因为他们是很复杂。
    加藤嘉一：他们指的是谁？

    提问：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三个问题，中国到底对你意味着什么，这八年对您意味着什么，然后您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想知道您什么时候会写，然后我会一直关注。刚才您提到我们要一直多观察去思考，这些都非常的深奥，我们非常欢迎您到二外去。
   加藤嘉一：非常感谢，二外坐地铁至少 需要一个半小时，我非常感谢下次一定要美丽的二外。

    三个问题，我现在我是这样，你提的两个问题是连贯的，我觉得你观察也好，思考也好，当然从我的体验来说观察、思考表达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可分的过程，也就是说你多观察你多思考，然后有了机会和渠道去表达，变得更自信，你有了渠道，在中国办报纸除了内容渠道更重要。看天下为什么好看？因为他抓住了渠道，在中国不要小看渠道的问题，渠道特别重要。你怎么把握渠道？你是靠美丽、靠帅气、靠魅力、靠关系？真的这是现实问题所以渠道很重要，不好意思我说了很多。

    我觉得这个问题，至少我个人认为这是没有答案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我觉得怎么做才能思考的更好，观察的更好、表达的更好，刚刚提到我的三个问题，也能够更加到位的去解答，我还是那句话我只能顺其自然，顺势而为。我觉得年轻人包括我本人，一直跟自己说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成长谋生，我觉得是有三个，我一直跟自己说确定方向、灵活前进、顺势而为。你先得确定方向，方向不要太狭隘，大概你要明白是要往哪个方向发展的，你要画一下你人生的比较宽松，整体的一个画，然后你必须得灵活前进，我这个人很死板，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缺点，要灵活前进，但是最终还要顺势而为，顺其自然，这是我在中国学到的，在中国计划真的没用，计划跟不上变化的，有时候努力是没用的，你不要以为我写这么多文章，包括这本书也经过了很多的挫折，写了两年之后才得到出版。但是我给报纸写的文章从来没有被毙掉的，我在中央电视台说话，我知道怎么说，我有渠道，我有办法。所以有的问题不要那么提前的确定，你觉得跟别人不一样，大家要顺势而为，要确定方向，方向是要确定的，就像一个国家发展，方向必须要确定。贵国已经失去了二十年还不知道你往哪个方向走的国家，因为你不知道你往哪里走。在日本地铁里面全都是安静看书的，脚步声很小，你的脚步声是统一的，你是非常安静的，但是整个老百姓都不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是往哪里走，这是很不幸的。

   换句话来说一个人也是一样的，一个人大方向都可以，有形的无形的，一辈子跑下去，很好的方向，我必须做跟人接触的工作，而不是投资银行面对电脑，这是一个方向，我必须得做促进农村的工作，我必须得做一个长不胖的动动身体的工作，我必须得靠文笔的工作，我必须得靠口才的，像窦文涛先生一样靠口才的，方向太多选择很多，所以我觉得先确定方向，灵活前进，最终还要顺其自然、顺势而为，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做法。最后大家少谈成功，成功真的是一种毒药，你成不成功，至少包括我本人还没有到这个时候，至少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如果非要用成功两个字，我认为通过好好的落实，包括我刚才说的活法，年轻人谋生的方式，成长的方式，尽量的少走弯路，靠着你的经验、靠着你的智慧、靠着你的外语水平、靠着你的体力、魅力等等，尽量少走弯路已经算是成功了，至少对于我而言，走弯路很重要。上次有一个媒体问我你最想做什么？我说最想坐牢，经过我的了解我发现坐牢是可以带书的，挺好的，有时候多走弯路是好的，大家不要排除这种选择，这种选择大家不要忽视。不要总是认为主流的价值观，主流的社会是对的，包括在座的这个同学，学国际关系的我们都明白，国际关系里面有一个词叫多数报正，不是说多数都是正确的，谁说的？我特别希望走在社会边缘，从中抓到本质性的一些活法，我认为这是很幸福的事情，所以大家不要排除任何的可能性，这是个态度问题，我觉得只要你，包括我在活法这一点上，做的相对专业一点，我认为我们的人生也好、生活也好，是比较相对的幸福快乐。当然跟包括我的大哥，白岩松也说了痛并快乐着，他也是我非常重要的支持者，痛并快乐着，这个社会永远是辩证的，谢谢。

    主持人：好的，我们的互动环节到此结束了，下面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请加藤先生的母亲上台。大家掌声欢迎，请工作人员递上签名薄，献上鲜花和礼物。好的，我们今天的讲座到此基本结束了，让我们大家再次用掌声感谢他们。现在请加藤先生和他的母亲，先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