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幂代言的游戏手游:自深深处 ? 德隆

无论德隆事件最终将如何收场，德隆式原罪将发掘到何种程度、以何种形式定性，市场流传的重组版本是故弄玄虚的王婆卖瓜还是救“问题公司”于水深火热的“济世杰作”，都不过是亡羊之后的埋单。德隆事件的意义并不止于对该单一个案各种问题的“秋后算帐”上，而重在对其问题的背景、深层原因作出更具普遍意义的概括分析，这并非是要上纲上线的将事态扩大化，而是希望以此前车之鉴作为后事之师。
　　德隆事件是小事，是从范围经济、事件影响力和当事人角度来拆解；德隆事件也是大事，则是从经济安全、市场境况、改革路径及“有形之手”的视角来剖析。国家战略、产业构思和企业规则三者本应良性循环，互动共赢。现代经济学证明，在没有外部成本、外部参数干预、市场参与主体的无知而有高度自由竞争、适度管制的条件下，市场的竞争均衡使资源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只有在这种理想的条件下，政府通过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地给予市场自由竞争主体适当的禀赋，任何帕累托最优配置方案都可以由市场的竞争均衡来支撑，同时也只有这样，罗伯特?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才会在实际中受到重视，不至于让早在1995年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卢卡斯在现实中屡屡遭遇滑铁卢。
　　德隆事件之外，还有最近让人望眼欲穿却又望洋兴叹的“入市”谈判，许文龙等“绿色商人”引发的两岸贸易关系反思，国债回购引发的券商资金黑洞及QDII各部委态度的暧昧，《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及宏观调控与民本经济博弈引发的对内对外开放程度的大讨论，等等，更多的人加入了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关于改革路径的讨论：是以改革促进开放，还是以开放带动改革？弯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已经下决心把船驶到公海——入世（正在争取提前“入市”），那么这些讨论似乎也只能算是一种反思，正如迈克尔?波特所说：两种路径都有利有弊。我们更为实际的作法还是应多关注如何合理求解到其中的交集，既然有利有弊，两者的交集肯定不会是空集，因此，唯一可以期待的是管理层能够加快对内改革的深度，解放内部生产力，同时在技术上把握好开放的“度”，以免开放过度而把刚刚积累起来的内部生产力促进因素和竞争力塑造优势化解掉。运筹之妙，存乎于心；管理之要，难乎于度；放智于民，集思广益；通过自下而上的改革和自上而下的引导，把握揣摩出管理之尺度，将是国家之兴，百姓之福。提高便民福利是中国政府始终坚持的重要标准，也是前国家主席***誓言“本世纪中叶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本。
　　德隆高举产业整合是顺时代的，是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议价能力和积小溪成大河地提高国内产业竞争力的路径之一，也是改变中国企业长期以比较优势而频频步入价格战陷阱的一条出路。不论是中国政府提出的国家竞争力、区域竞争优势，还是以开放化解内部改革中形成的利益格局之痼疾、把改革推向深入的战略思考，抑或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布局优化，由产业整合思路带动国内企业并购重组，进而大规模突破技术、核心竞争力的樊篱，都不会因德隆的无奈出局而受到质疑，问题的节点在于，由德隆来推动产业整合是上错了轿子嫁错了郎。德隆把产业整合这部经搬到了股市上，由产业风险突变成资本风险，国内资本市场在上半年带有强烈的行政式宏观调控，德隆系崩盘在券商违规国债回购及QDII的纵横博弈中复水难收。
　　德隆前后收购了177家企业，产业跨度可谓五花八门，所收购的企业质量也乏善可陈，而让一个无法产生足够现金流的德隆肩负起对这177家（大部分是各级政府长袖甩出去的中小国企）几乎被边缘化的企业的改造，利用旁门左道东拆西借、互保抵贷甚至入市炒作也就无法避免，中国整个金融体系，不论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还是为国企服务的资本市场，民营企业入场的门槛都很高，深谙中国经济和市场“潜规则”的德隆自然知道如何打开这一缺口，正常进入的渠道不畅，变通进入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德隆不断的扩张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而也促使其将触角伸向管理涣散、约束不到位的国内金融市场，产业整合风险与金融风险通过德隆这座桥而联在一起，德隆通过对收购企业的财技处理，配合眼花缭乱且富有想象力的产业整合方案和企业重组方案，把一家家业绩平平的企业变成银行眼中的优质企业，获得银行依赖与支持。可以想象，在德隆倒下之前曾经是多么的辉煌，有无数的银行纷纷为之授信，德隆如周正毅的“农凯系”一样，牢牢地把银行、股市、券商、信托上市公司锁定在德隆颠簸的战车上。曾有媒体用90条债权债务关系为德隆部分绘制了一个庞大复杂的债务网，让人瞠目结舌。根据向宏对媒体的表述，德隆债权债务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他而他中又有你的多维交叉闭环，这为德隆重组带来难度。由于德隆控制的每个企业几乎都是独立的法人实体，债权人的诉讼也就容易进入一个连环套，进入司法程序后的执行成本可能并不低于追债所得。
　　国企预算的软约束碰上了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德隆预算的硬约束，导致这次德隆成为输家，除它之外，最后埋单者还包括银行、券商、与德隆有关的企业和公众投资者，这是处在并轨制中的经济体所支付的本可以避免的成本。中国的国企改革进行了二十多年，却始终无法突破与既得利益者和政策的博弈，社会后备保障体系——社保体系的空缺，使得国企改革需要消化失业、贫困人口的负担，解决就业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管理层选择了将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胶合在一块，形成国企改革的怪圈。前期改革的成本成了国有银行的坏账尚未尽数化解，而改革进入僵局磨擦出来的成本又在继续积累，国企改革富了许多国企管理层，其身家往往动辙百千万甚至上亿，让人不明就里，而穷的则是仍是为国企做了几十年贡献的老职工。MBO是管理层直接显富的通道，EPOS是间接显富，全员持股看似积富为民，实质上是国企管理层借船出海的遮羞布。国家有关部委三令五申地叫停MBO，各地方却依然令行而禁不止，最近报道的海螺接管雪峰，可以看作是一种变相的MBO，是一个国企背景的企业对另一家国企的MBO，换位来思考，德隆既没有国企背景，又不是国企改革中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现有管理层，要想在国退民进中瓜分这最后的晚宴，也只有把并购做大，用德隆虚置的蛋糕来参与分享晚宴。
　　从某种意义上说，德隆事件应该放到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来思考分析。没有那么多甩包袱式的国企抛售到市场上，德隆又怎能游刃有余地用产业整合大旗谋取渔人之利？况且，国退民进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则、透明的市场及合理的退出模式，产权交易所的条块分割、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产权交易规则，使国有资产场内交易形设而实未至。
　　目前由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为组长成立的央行调查组已展开了工作，但也显示出管理层的无奈。国企可以实行政策性破产，民企如何退出市场，怎么退出？德隆管理层是负有限还是无限责任？怎么负责？这些都并没有一个既定的程序，何况德隆目前的所有制结构是混合所有制，《破产法》十年之炼狱，如今仍待字闺中，不免让调查组力不从心，特别是最近就《破产法》内容的搁置，依然把国企破产另列出来，使人们怀疑《破产法》的效力打上了折扣，而且《破产法》对破产原因是不可抗力还是经营者自身因素的责任也没有明显的表述，自然人破产也在争论之中。一位资深法律人士认为：应该把国企破产也纳入《破产法》，使《破产法》完整起来，从而有利于市场的公平和自由竞争，国企的预算软约束变成硬约束，然后再就具体的国企破产在《破产法》的框架下寻求合理的解决之道，以树立《破产法》的权威，减少行政干预，对于国企破产从来就不缺乏市场化的解决手段，最缺的是管理层的勇气、胆识和智慧。
　　监管失职是德隆系能够屡战屡胜一路高歌的主要原因之一。德隆老三股自德隆入驻后就泉喷如井，各种块规炒股、块规贷款等在市场上频有传言，可即使如此，唐万里还能被选为政府色彩较浓的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其中有何缘故？行政不作为的后果是积小错而铸大祸，从某种程度上说，相关监管部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近，宏观调控治理投资过热，施以行政审批的重手，观察家认为并不利于民本经济的发展，因为对无钱无权的民营经济来说，过多行政式调控都会打击其积极性，关键在于投融资体制的深化改革，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一直难有改观，出在调控方式上，而非在调控目标上。
　　改革与开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然而目前中国的开放走得过快，而改革显得滞后，使开放之利难以带动改革的良性发展；同时，对外开放走得过快，而对内开放则管制过多，使得外来活力高于内生活力，国内市场启动乏力，并不因我们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和出口量有多大改变，内资企业目前有许多盈利能力较强、利润丰厚的领域还很难进入，因而民营经济在僧多粥少的有限领域和有限利润上使尽浑身解数，一而再再而三地挤压劳动力成本。格兰仕副院长总裁俞尧昌说，格兰仕准备做50年跨国公司“苦力”，这其中有企业升级的艰难，也有国内管制的无奈，我们有许多大型国企引进战略投资者、财务投资者都执手向外，目标都是技术和先进管理，民营经济很少能够被它们揽抱入怀，大量大型国企垄断利润以分红的形式外流，而且往往分红极为慷慨，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力量不足，如汽车业频频的合资以来，我们在这一领域反而今不如昔，这并非是合资或对外开放有问题，而是在如何执行上出现了行为与目标的不统一，甚至是南辕北辙，离目标越来越远。
　　卢卡斯在《贸易与经济增长》中认为，国际贸易不仅与国家间产品的相对比较优势有关，而且与生产者的沉淀成本、垄断者、国家间的地理位置上的距离和运输成本、经济制度等相关，开放利益是基于国家竞争力强弱之上的分配，开放不一定能提高生产力，但对内开放与改革则肯定能产生生产力向上的激励机制，一个国家形成产业集群竞争力，不在规模，而在于产业集群对产业的参与深度，对外开放把外部经济价值链引入内部，如果内部经济链和价值生态链的实力不够，则易使内部经济依附在外部经济链之下，失去整体议价能力。回到德隆事件上来看，倘若对内开放透明公平，那么德隆神秘诡异的手段就难有作为，也不会导致今天这种残局。
　　还智于民，打造有限政府，提倡自下而上的经济改革，必要时宽恕市场的错误，减少政策干预的寻租机会，还政府宏观调控有形之手的理性预期环境，是民之所望和国之兴旺的重要条件。（来源：中国改革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