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蜀汉路支行:李锐：我的延安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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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创办之前，延安是没有日报的，有过一个《今日新闻》，就是把收到的外电照录下来，给大家看看，连标题都没有。再有就是《解放》、《新中华报》，还有《军政月刊》、《中国文化》、《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杂志，精简机构时都取消了。党的内部有电台，但是党的政策、方针对外的及时传播，对人民和全党的教育，党的政策、指示、领导精神的贯彻，确需要有一张自己的日报，有一个自己的宣传阵地。所以在一九四一年的五月，党中央决定创办《解放日报》。恰在几天之后，苏德战争就爆发了。
《解放日报》的前身是《解放》和《新中华报》。《新中华报》是四开三日刊，《解放》是每周一期。机构精简时就把这两个报刊取消，变成一张《解放日报》。在制度的操作上是精减机构，但更重要的是加强了对外宣传，对内教育。《解放日报》开初是对开两版，后来很快就扩成四版了。我的印象是，《解放》和《新中华报》的影响远不如后来的《解放日报》，因为《解放日报》还带着成立了新华社，新华社可以对外发电稿，收录英国路透社，美国合众社、美联社，法国哈瓦斯社，日本同盟社，德国海通社这些大国新闻机构的电讯。到了一九四二年年底，可以每天发布自己的新闻了，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甚至在国际上都有影响。新华社还有口播部，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范元甄的朋友徐瑞彰就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第一个播音员，播音名叫麦风。共产党对外的宣传和对内的教育，办《解放日报》应当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有某种战略意义。通过这张报纸，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为，以及在整个陕甘宁边区、解放区所从事的从军事到政权的建设，使得共产党成为同国民党平起平坐的政党。《解放日报》的地位和作用跟重庆的《新华日报》还有所不同，《解放日报》不但代表了共产党，还代表了中国的小半边天，这种局面和这种心态在过去是缺乏的。王明主持的统一战线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在抗战初期是以国民党为主的。王明有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没有把共产党放在一个独立自主的地位。《解放日报》开办的初期，也还是沿袭了王明的传统，以宣传他人为主。第一版刊登的是世界要闻，几乎全部是苏德战争消息；第二版国际版更不用说了，还是外国的事情，实际上是西方各个通讯社的传声筒，照登原电；第三版国内版以国民党区为主；维持中国城市报纸的传统，天天有社论。有一份资料叫《延安〈解放日报〉史》，那里面有一个详细的统计：从一九四一年五月到十二月三十一日，七个半月的时间，发表了二百一十七篇社论，而这之中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外关系、各国动态的加在一起，共一百三十九篇，占了百分之六十四；有关解放区以外国民党区的抗战形势的三十八篇，占百分之十七；自己根据地的、解放区的三十六篇，占百分之十六；属于共产党本身的社论，包括发刊词、党的活动，只有四篇，就那么一点点。
问：那时候的社论一般都是谁写呀？
主要的社论开始是杨松写，后来有个社论委员会，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也写，但是写的比较少。只有第四版的上半部边区版有一些反映陕甘宁边区的新闻，下半部是文艺副刊。版面的安排就是这样，从创刊到四一年年底，报纸就是这么个报纸。严格地讲，不是共产党自己的报纸，只是一张反映国际、国内动态的城市报纸，偶尔有点共产党的事情，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很次要的地位。
当然，外面的消息需要反映进来，但是不能把自己放到如此次要的地位，好像对国家和战争起不了什么作用。这同党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的雄心壮志，培养共产党人的意气、志向，以及革命策略来讲都不协调，《解放日报》的改版势在必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直接促成了改版。
一九四二年的二月，毛泽东为党校开学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解放日报》只在三版下角发了一个三栏的小消息；紧接着三月份，毛泽东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解放日报》还是登在三版的角上，一个很小的标题，这个我印象很深。将毛泽东这么重要的两个将整风推向全党的报告登在三版，使得他非常生气，认为《解放日报》非立即改版不可了。
改版座谈会是三月三十一日开的，朱老总、贺龙、王震、罗迈（李维汉）等，大概有二、三十人参加，文艺界参加过文艺座谈会的萧军、舒群等人也都去了，《解放日报》去了六、七个人，我在其内，还有边区的人。座谈会上，贺老总批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震也大讲批评的话，但还没有谈到王实味的问题。博古作了检讨。座谈会后期，康生作结论，提出了托派问题，弄得人们十分紧张。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主要是反对平均主义，我曾经在文章里谈到过我那次对毛的不满。他是怎么讲的呢？那个时候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穿的是外面进来的机织布做的衣服，吊口袋，就是解放以后中山装那个式样的。一般干部穿的衣服是用边区的直纹土布做的，很粗糙，染的颜色也很差，口袋不是吊着的，就是一块布贴在上面。王实味在他的文章里面写了这种服装上的等级差别，丁玲的文章也批评了老同志搞特殊化。所以毛在讲话中一开口就这样说：“我晚上看书是点两根洋蜡（延安一般干部是用灯芯点的小油灯），我就穿斜纹布，吊口袋。”两只大拇指往上一翘，那个神气，反正我受不了，心里想：你们这些人辛辛苦苦长征，年纪比我们大，吃过那么多苦，生活应当好点，谁也没有意见。我们办《轻骑队》，丁玲写《三八节有感》，绝对不是对那些生活小事有意见，谁也不是要同你们来平起平坐，主要就是不满意那个时候不民主的等级制度。有些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很自大，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然的隔阂。所以开完会我就跟胡乔木谈，对毛的讲话很有意见，你在这个地方讲这套话干么嘛，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同你们比这些东西，认为毛这样讲很幼稚，他把大家的意思搞错了。乔木当时听进去了，说以后同我谈。但是接下来因为各忙各的，他也没有找我再谈过。
改版之后，给人们的感觉是《解放日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康生传达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大标题登在头版头条；过去只能放在边区版的劳动模范事迹，放到头版头条了。富农吴满有，还有工人劳动模范赵占奎的事迹，文章都是在头版发的。这就是报纸以我为主，以解决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后来改称“解放区”）的问题为主，即以我共产党天下为主，其他都是次要的了。同时，这对干部作风的改变也起了“实事求是”的作用。通过报纸的宣传，让人们逐渐认识到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
在解放日报写的文章
调到《解放日报》工作，特别是写文章，对于我可说是驾轻就熟。在高中，我在班上办过墙报，是主编；还写过一篇左倾小说，后来刊在武汉大学的文艺校刊上。一二·九运动时，我负责办过两期《救中国》校刊。一九三六年回到长沙，又和魏泽同几个人办《湘流》三日刊，公开出版的。离开学校后抗战初期在山东、徐州，我编过救亡刊物，四开报纸，也是当主编。在中央青委时也写过几篇文章，刊在《中国青年》上，譬如前边提到的那篇受到王明称赞的《对待妇女应有正确态度》。因此进《解放日报》之前，我的文字能力还是有一定基础的，也有些办刊物、报纸的经验。
我是一九四一年九月份到的《解放日报》社，工作了一年半，四三年四月初被抓进保安处，四四年六月放出来回到报社，一九四五年十月初离开延安。因此实际算起来，我在《解放日报》也就工作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在报上发表过的文章和社论，约有四十篇。我写文章的特点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收集到的情况、资料，认为极有意义和有必要报道宣传的，题目由自己出，不等上级指示。这四十篇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反映国民党区的情况，主要是学校、青年、教育的情况，写国民党如何反动、迫害青年，揭它的短。一类写敌后区各种残酷的情况。一类是宣传解放区，这是主要的，宣传解放区本身的建设、军事、经济、政治形势。特别是到了四四年，偏重于军事，写过几篇很重要的战局分析文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还没有失守以前，我就写了一篇关于香港问题的文章，谈到香港的地位和作用。王家坪总参的人还问过博古：你们从哪里找的一个军事评论员，写这么厉害的好文章？不夸口地说，那个时候我写的文章，每一篇都起过一定的作用。小则给读者提供情况和信息，大则甚至对当时党的方针政策都产生过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介绍劳动模范吴满有的那篇（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推动了整个解放区开展生产运动。还有一篇《农民在解放中》，写整个解放区的阶级关系、阶级情况的变动，农民得到土地，地主阶层缩小了。
我刚从保安处放出来，就大写纪念抗战七周年的文章。报社决定系统地介绍各个解放区，我负责写晋察冀和山东（记得由丁玲写晋冀鲁豫，张映吾写晋西北，周立波写新四军）。晋察冀的那篇，题目是《百炼成钢的晋察冀边区》，山东的题目《新山东的成长》，都是以整版的篇幅发表的。写晋察冀边区时，我查看了很多有关的资料（当时资料室有各解放区出版的报刊等），还访问过聂荣臻。那时候有个《晋察冀画报》，一打开封面，就是聂荣臻的大照片，没有毛主席，也没有彭真的，大概因此在延安引起议论，对聂有些不好的影响。我到党校去采访彭真时，他的夫人出来说他有事情，不能见我。最近看到韦君宜的《思痛录》，才知道有原因。韦君宜夫妇是从绥德回来的，在绥德他们被抢救过，回到党校以后，彭真就把俩人安排住下来，他们就跟彭真讲：抢救也不能乱抢救嘛。彭真说：至少我们党校揭发中总还发现个别是对头的，比如有个李锐。原来党校搞抢救的时候，我的一个在那里学习的武汉大学的老同学魏泽同咬了我。魏在成都当过市委书记。当时四川的地下党被认为是“红旗党”，省委书记周凤平自杀了。彭真认为我是真有问题的人。我去采访彭真是一九四四年六月从保安处放出来以后，他可能怕我对他有所质问，所以不想见我。写山东的文章时，我访问过朱瑞。朱瑞原来是山东的书记，刘少奇去后批评了他，让他作了检讨，由罗荣桓接替担任山东书记。朱瑞后来在辽沈战役中牺牲了，是炮兵司令。朱瑞这个人非常好，他跟我谈他在山东的缺点、他的检讨，还跟我谈到一个人，叫叶可泽，被当作托派分子杀掉了。山东杀托派杀得很多，他讲那个托派是不应当杀的。一九三八年初，我在徐州工作时，这个人在我领导下工作过，不是党员。从他那里我搞清楚了自己被抓进保安处，被抢救的问题之一，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托派咬我，说我也是托派。我们从这里谈起，不止一次地谈到新山东的成长，山东的胜利，山东的军事实力等。由此，我还写过两篇有关山东的社论《山东捷报》、《山东去年的军事胜利》。
八十年代初，新华社为我出过一本书《窑洞杂述》，封面上的四个字是黎澍题的。这本书就是对我在延安文字工作的总集。全书二十二万字，除了一篇解放战争时期写的《热河土地关系概况》，及建国初期在湖南写的《没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个题目现在看来不恰当）、《蒋介石为什么参加抗战》、《记邯郸战役》三篇外，其余全部是在延安，又主要是为《解放日报》写的文章，有记实、通讯、报道、文学，还有社论等多种形式。可惜还没有收全，遗漏了几篇。大概只有一篇发在《中国青年》上，写妇女问题的那篇和一篇日本鬼子打到湖南后写湖南地形、物产概述的文章，署的是李锐，其余都是用的笔名。我在延安有六个笔名。
丁玲、黄钢那些文艺界的人在延安是不用笔名的，许立群好像也不用笔名。我那时为什么要用笔名呢？一是为了保护家人，因为国民党有人在延安，怕传到后方，我的家人受影响。我的原名叫李厚生，李锐是参加革命后自己改的，但是在湖南做地下工作时就开始用了。二是自己在《解放日报》工作，近水楼台，一个人发表那么多的东西不像话，所以就用了六个笔名。
收入《窰洞杂述》一书中其他几篇我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是：《晋察冀边区的政治攻势》、《晋察冀的民兵》、《加强对伪军的工作》、《解放区战场三个月来的胜利攻势》、《解放区收复城市概况》、《解放区的水利事业》、《迎接新局面》等。发表《水利事业》这篇社论时，第二版整版是我收集的有关统计资料，还有一篇《防旱与水利》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对毛泽东写七大报告，都有过影响。《迎接新局面》是一九四五年五月，七大召开前写的。那时《解放日报》重要社论的标题字号大，一般社论的标题字号小，而《迎接新局面》的标题用的是特大号字，《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也是。《迎接新局面》中有这样的话：「目前，解放区战场的整个形势有什么新的特点或重要标志呢？首先，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我乡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下，敌人终于敌不过我军民长期的围困、破坏和不断的攻击，而开始被迫自许多中小城市撤退了。对较为次要的交通线如白晋铁路，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治安状况极为不良』，而忍痛拆除了沁县至长治一段。……由此产生的另一个特点，即各大战略解放区内都被分割的局面在逐渐改变。……开辟了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地区。」
一九四四年到四五年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章，特别是一些统计资料，像《解放区收复城市概况》，完全是我自己收集的资料。另外还有一篇，是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的社论：《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这篇社论很长，是我写的初稿，经陆定一修改完成的。因为他增加了不少内容，我不便收入自己的书中，但是现在的《陆定一文集》也没有收入此文，十分可惜。这篇社论论述了整个形势，在当时是很厉害的。我记得最前面的一段话是陆定一改的，我给你们念一下：「三年半前被蒋介石以所谓破坏军力、军气、民意宣布为叛军的新四军，不仅一直坚持着华中的抗战，而且最近半年来屡次出击，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新四军的节节胜利，对于半年来的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节节溃退，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口口声声强调的失败主义，有利于日寇不利于我方的军力、军纪，这是一个严重的揭露，适时的讽刺，对中国人民提高胜利的信心，对盟国击败日寇的战略，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对于新四军的胜利表示痛恨的只有两种人，即日本的侵略者和中国的蒋介石。日本人痛恨我们不必说了，而蒋介石，他有两件事最受日本侵略者欢迎，一件是反共活动，一件是《中国的命运》（他发的小册子）。蒋介石的千万件反共活动中，尤以阴谋血洗新四军、逮捕叶挺将军、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最受日本人欢迎。当一九四一年蒋介石干出自动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背叛民族的罪恶事件时，日本侵略者曾嘉奖说，蒋介石几十年来没做什么好事，但解散新四军这手做得好。」我记得这段是陆定一改的，我没有这么大的气魄。
博古点名到冀热辽办报
我在《解放日报》还写了三篇辛亥革命重要人士访问记。一是张曙时，辛亥革命江苏的有名人士，博古熟悉他，当时正好在延安，博古就让我去访问他。二是林老林伯渠，是我自己想访问的。三是李六如，这篇没有收入《窰洞杂述》。还有两篇，编书时觉得味道不大，也没有收入，现在想想，还是应该留存一套完整的资料为好。我在《解放日报》上没有写过什么杂文，杂文都是在墙报《轻骑队》上的，有些很有影响。如萧平（当时是《中国青年》编辑）一篇批评延安不民主的生活，我有一篇是批评萧三的。萧三见过列宁，回到延安后，言必称苏联，谈高尔基。他的诗人名气很大，常在报纸上发表诗作，可我们看不起他的诗。题目我还记得，是《想当年》。许立群写了一篇批评萧军的。那期《轻骑队》影响很大。我在路上碰到李富春，他说：「李锐呀，你好尖锐呀，批评萧三啊！」那个时候《轻骑队》墙报有一条：必须署真名，不准用笔名，我都是用真名写的。
这些文章总起来讲，我当时注重的都是事实，没有什么空话、套话；现在再来看，也只有个别的文字需要修改。我觉得自己当年在《解放日报》写的文章确实是可以传下去的。这四十几篇文章可以说明我这一生在这个比较重要的工作阶段表现是不错的，在报社起的作用是比较突出的，完全可以独当一面。正因为如此，日本投降以后，党中央最早决定将中央机关搬到冀热辽，联系东北与华北。李富春去打前站，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去了以后首先就要办报纸，富春向博古要人。报社那么大，那么多人，博古点了我，让我去。
问：是博古推荐，还是李富春点名要你去？
我估计是博古和陆定一推荐的，因为我从保安处出来以后，博古找我谈了一次，讲了对我的基本看法，向我表示，他们当时是不赞成把我抓走的，但是没有可能顶住。
在延安结识的朋友
我同胡乔木的关系就不用说了。我和韦君宜是在延安青委时共事的，关系一直很好，她去世前，我去医院看望，已经不能说话了。许立群原负责编《中国青年》，机关精简后，调中央政治研究室，「抢救运动」时，被邓力群抢救过，解放后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晚年有神经错乱症，他一直被邓力群利用，但是我们之间的友谊一直保持着。在中央青委宣传科负责时，科内的三个人：杨永直、陈适五、童大林。杨后来也调到《解放日报》当编辑，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受过迫害，已去世。陈是陈启霞的弟弟，英文好，调到新华社当翻译，解放后任新华总社副社长，已去世。童大林当时管《轻骑队》，思想很解放，后来在宣传部工作。
我到了《解放日报》后，同田家英的交往比较多了起来，由于负责「辟栏」文章，管评论、管国内，田家英写了文章就交我。这时也结识了丁玲（后来还有陈明，我们现在还有往来），她同我详谈过被捕的情况，和到延安的经过，在南京金陵大学教书的方令儒帮过忙。丁玲比较听毛泽东的话，当然有独立思考的一面，但是也被打成了右派，还是很大的右派。丁玲最后平反作结论时，有很大的阻力。关于为丁玲彻底平反，张凤珠写过一篇详细的文章《为丁玲「洗冤」》（刊《大哉李锐》一书）。我那时在中组部工作，习仲勋、宋任穷、胡耀邦，我们几个人商谈，都认为应彻底平反，不留任何尾巴。所以丁玲去世以前对陈明讲：「我可以成佛了。」她去世前我到医院去看望过她。
刘祖春也是在《解放日报》认识的，文革期间，陶铸当中宣部长，他当副部长，后来调到北京市当宣传部长、副书记，已经去世了。刘祖春是北大的，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他与沈从文同乡──湖南凤凰人，跟沈关系很好。他在北大时就写小说，后来湖南将他抗战前写的小说编了一个集子，出版之后，送了一本给我。还有余宗彦（他的爱人就是陈四益的姑姑），同我思想一致，是好朋友。一九四二年整风前，杨松去世以后（登在一版社论地位的《杨松同志传略》是我写的），陆定一到《解放日报》当总编辑，我们的关系十分深，到了晚年见面，可说无话不谈。二○○六年《炎黄春秋》上，曾发表我的一篇《陆定一党是国是访谈录》长文。他是赞成多党制的，反对一党专政从那时候就开始了。这些都是我在《解放日报》结识的朋友，这些朋友应该说都还是比较有头脑的。
我在延安还有一个朋友：黄钢，湖北人，是写报告文学出名的。他也被关过保安处、被抢救过，后来跟我一起到热河报社当副总编，他的家庭成员中很多人都是党员。一九七九年我平反回到北京后，黄钢还同他爱人一起，积极给我介绍老伴。
我在保安处蹲监狱的那一年多，也结识了很好的朋友，其中一个就是周建南，他后来当了一机部的部长，在进出口委员会，谷牧是主任，他是常务副主任。（江泽民原来就是他的部下，在一机部外事局任副局长，现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周小川是他的儿子。）我们俩人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他去世。现在住在我楼上的金树望两口子也是保安处的朋友，金老后来跟我一起编组织史资料，他是二九年的党员，我们的关系非常好。监狱里还有一个朋友，很早就去世了，是作家魏伯，他跟胡采很熟（胡采后来是陕西省文联主任）。胡采在国民党庐山训练团呆过，那时凡是从国民党嫡系出来跑到延安的人都抓，他是由于同胡采的关系被抓的。在保安处这类人是上铐的。魏伯就是戴了脚镣、手铐的。我没有戴过脚镣，只戴过手铐。
我同这些延安时期结交的朋友保持了一生的友谊，我觉得很不容易。
整风运动是怎么来的呢？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在五一劳动节召开党的第七届代表大会。因为要准备开七大，陆陆续续从各根据地、解放区、白区回到延安很多人。这样就从上层开始整风，实际是要清算王明的问题，为七大的人事安排作准备。从上半年到十月份为止，主要在中央一层，参加的人数很少。由于进行整风运动，七大的会期就一直拖后。
那时，我们这些到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毛泽东很好，顶呱呱。到延安之前我们都读过他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到延安后又读了《新民主主义论》等，因此对他是十分崇拜的。他对整个抗日战争前途的分析，对过去共产党内、特别是军事方面作的总结，还有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对国民党的意见和中国的前途，等等，都是站得住的。除开毛泽东以外，在中央领导中，一般人对王明也还是有好感的。王明这个人是有些庸俗作风，我听说过开六中全会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照片放大了很多，给那些头头脑脑送去，有些老红军也搞不清楚，收到照片还很高兴。他口才好，做报告不念稿子，很容易让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接受。南方局开青年工作会议时，我听过他做形势的长篇报告（第二天就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王明当女大校长，讲马列主义，听的人很多，没有座位，都是站着听。我去听过一次，那是四○年的事情。不过我更喜欢听的还是陈云的课，他在马列学院讲党的建设。王明的威信高，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的那个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是在延安印的，散发很广，很有影响。王明认为那是他的经典着作，反对立三路线，是对党的贡献。所以那时我们对王明虽然有一点点问号，但总的没有什么很大的坏印象。我们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对他的历史情况不清楚；对遵义会议的结论，主要是军事路线错误，包括博古、洛甫，还有凯丰的问题，只知道他们那些人是从苏联回来的，觉得洛甫书生气多了一点，思想上并没有很大的障碍。到四○年为止，毛泽东的威信虽然很高，王明也不低。
书记处在整风之前就是毛泽东、王明、洛甫（张闻天）、康生、博古（秦邦宪）、周恩来，朱老总是排在后面的，大概主要的就是这几个人。从苏联回来的人占优势，周恩来过去是跟着他们的。李维汉（延安名罗迈）那时是直接执行王明路线的，虽然已经不吃香了，但是还管边区，掌握着实权，后来才到中央研究院去了。毛泽东周围真正拥护他的有些什么人呢？只有次等人物胡乔木、张如心、陈伯达这样一批人。党的高层人物中，刘少奇在白区，朱老总刚回延安，毛对他也不大看得起，朱老总过去同毛有过斗争，也有矛盾。王稼祥对毛比较好一些。
问：任弼时在不在？
任弼时在，不过他过去也不同意毛打ＡＢ团，同王明他们那一伙有区别。因此，毛的威望虽然很高，但是在组织上、实权上，他并没有完全真正掌握，需要通过整风清理上层的问题，尤其是王明和周恩来的问题，从而树立自己在党内一贯是正确路线代表的地位，使自己和周围拥护自己的人真正掌握起中央的领导权力。所以开始就是搞上层，我们这些中下层的人是谈不上的，没有我们什么事。同反右派运动开始时一样，就是号召群众给领导提意见。当时提出的整风，是所谓的整顿三风：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前两条主义是对着那些从苏联回来的人的，对我们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反对党八股还沾得上边。
为了整王明（和博古等人）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以及周恩来的经验主义，确立自己在党内的正确路线和领袖地位，毛泽东早就让胡乔木编辑《六大以来》的文件，其中主要是左倾路线错误的文件，毛的正确路线的文章，还编有一本《六大以来文件选编》（我的前妻当过校对），供高层领导阅读。
前几年我知道一件事，整风之前，毛泽东让邱会作到新四军交刘少奇一封信，要刘回延安帮助他整王明和周恩来的问题，信让邱背下来，然后当面烧掉。到新四军后，刘也如法炮制。刘是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回延安的。刘少奇有一篇批判党的左倾路线的长文，在他回延安之前，就由毛交《解放日报》第一版发表。关于上层整风，我还知道一件事。当时博古是《解放日报》的社长，他的秘书郇肇基是山东人，同金明在山东同坐过牢。日本投降后，他们俩人见面了，郇告诉金：他是康生派去监视博古的动静的。五十年代初，我在湖南省委工作时，金明是省委副书记，这是金特意告诉我的。
批判教条主义主要针对的是博古，还有洛甫。洛甫当时是马列学院院长，批判他讲课的一套办法是照搬马列，教条的东西为多，对书本的东西比较有兴趣。博古也是，讲话、写文章总是从马克思、列宁的书里引经据典。那个时候洛甫在党内的地位比较高，比如，四○年一月我刚到延安不久，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的讲演，提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后来全文刊登在当时名《中国文化》的刊物上，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来出书时才改成《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个会上，洛甫也作了报告，他特别强调的是民主自由，没有民主自由其它的都谈不上。他的报告也登在《中国文化》上。
上层内整风，在清算、批判王明历史上的错误路线时，王明不服气，反戈一击，提出他在国外的表现不错，并强调他写的《八一宣言》和统一战线的提出，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路线。至于苏区的工作没做好，与他无关，那是博古、洛甫、米夫他们的责任。四中全会以后到遵义会议这一段的路线错误问题，王明认为，四中全会博古、洛甫是非法的，他们当时并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领导人，他还嘱咐过他们：将来进到中央苏区以后，你们不能够独霸天下……如何如何。这样一来就搞得非常复杂，毛泽东和任弼时找王明谈过很厉害的话以后，王就病倒了，那是十月份，大概是真病了。王于是表态：从此以后服从毛泽东。这就没办法继续批斗了，只好把上层的清算历史问题停下来，将整风推向下层，搞全党整风。
一九四二年的二月，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随后在三月，又做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那个报告我是亲耳听了的，讲得很厉害，把教条主义者形容得比杀猪的都不如，说猪会叫、还跑，但是他还可以把猪杀掉，教条主义者赶不上杀猪人；说读书是个很容易的事情，杀猪是个很难的事，讲得非常挖苦。当年是公开发表的，后来出《毛泽东选集》时，把这些话都删掉了。这样，两个报告发表之后，正式转为全党整风。
全党整风在延安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层：高层中央、中层中级干部、基层一般干部，特别是老红军里面文化低的人。那时延安有两个人最为毛泽东欣赏，一个彭真，一个高岗，这两个人在抢救运动中表现得特别厉害。彭真是一九四一年从北方局回到延安的，除了担任实际负责的党校副校长，还接替陈云兼组织部长，红极一时。可能是由于对整风不太积极，陈云的组织部长那时被撤了（调西北财经管委会任贺龙的副职）。党校整个两千多人，这时变为五部。一部：省军级干部，有一、二百人吧，都集中到党校住起来；二部：边区干部；三部就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界的人；还有四部、五部，是些文化程度更低一点的，主要是集中学习，便于整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