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说话最讨人喜欢:庐山会议后林彪靠吹捧煽动成为接班人

庐山会议后林彪靠吹捧煽动成为接班人

http://book.sina.com.cn  2010年11月15日 10:45  新浪读书

文章摘自《北戴河往事追踪报告》
　　作者：徐焰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本书简介：《北戴河往事追踪报告》内容简介：北戴河这个被称为中国“夏都”的地方，同钓鱼台、人民大会堂等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这里曾经产生许多重大的决策和重大事件，引发后人不尽的追思。……[连载内容]

长期蛰居于避风避光的阴暗屋子里的林彪，在解放后真正走上政治斗争舞台，是在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

　　本来，林彪向中央请了病假，不参加这次会议，不久在毛泽东电召其后上了山。到达会场时，他知道毛泽东同彭德怀闹翻了，马上做了选择。

　　8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判彭德怀，朱德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是“骄傲”问题，被毛泽东当场批评为“隔靴挠痒”。于是林彪马上发言说：“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此言一语双关，明批彭德怀暗指朱德，引起满座皆惊。

　　接着，林彪一口气给彭德怀扣上5顶帽子——“这回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的人物。”

　　这天的会议没有休息，一口气开了7个小时。一向体力欠缺的林彪却要言不烦，句句见血地揪住彭德怀不放。

　　庐山会议的结果，是彭德怀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林彪接任，并成为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此人在这次错误的斗争中，成了最大的赢家。

　　1959年9月，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没几天，便独出心裁地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

　　“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

　　接着，林彪又施展了搞“四六句”的本事，发明了“三八作风”、“四个第一”、“活学活用”，并让人编辑了《毛主席语录》。一套形式主义的东西，弥漫于全军并影响了全国。

　　1962年1月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又是令毛泽东感动的一次大会讲话。当时“大跃进”的恶果显现，全国出现的大饥荒使干部们意见纷纷。大会召开前，毛泽东便表示在会上要讲话承认自己有错误，要承担主要责任。林彪也表示要在会上讲话，军委办公厅萧向荣主任为他准备了一份很厚的讲话稿送来，林彪看后却说“不用”，自己到会上即席讲话。

　　七千人大会开始后，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并鼓励大家“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人，都大讲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极端必要性，公开斥责过去不讲民主，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过火斗争等种种不民主的作风。矛头所向，已含有对中共中央内部政治生活不民主的责难。

　　在大会的报告中，刘少奇明确讲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一语，已经开始触及“大跃进”的实质性错误。

　　彭真在这次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上，还异常勇敢地提出毛泽东的责任问题来。他当时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但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我说，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泽东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留下恶劣影响。彭真如此率直的讲话，可见当时党内要求民主的呼声，已经非常强烈。

　　与到会的同志们纷纷检讨错误的基调相反，林彪突然做了一番歌功颂德的赞歌，为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错误辩解。这篇即席讲话说：

　　“三面红旗”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当前出现的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的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而我们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按照林彪此说，当时出现的经济困难，居然不是指导路线造成的，而成了执行者“干扰”毛泽东的结果。如果对照一下他自己在“黑笔记”上对“大跃进”和个人崇拜的抨击，更可看出这是一番何等言不由衷的虚伪吹捧奉承之言！

　　在以往，毛泽东并不是很喜欢别人过分地阿谀奉承。全国解放前后，一些人不止一次地打算提出“毛泽东主义”，都被他制止，而且还禁止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街道，反对为领导人歌功颂德。但是，在“大跃进”遭挫败后，面对责难的毛泽东听到林彪的这番再明显不过的恭维话，却感到很舒服。据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写的回忆，当时毛泽东便对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

　　接着，毛泽东要林彪修订了这篇讲稿，并批示：“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当然，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看人首要标准是政治立场，而在极“左”思潮泛滥正引起党内上层多数领导不满时，能有这样一个政治上最积极的支持者，在心目中难免要格外看中。

　　1962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开幕当天，毛泽东在发言中突然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并把赫鲁晓夫现象同阶级问题联系起来，特别强调反对修正主义。随后，他一再批评了刘少奇等一线的领导人，而对林彪的信任和欣赏，与林彪肉麻的吹捧和恭维的发展又形成了正比。

　　1963年至1964年间，正是毛泽东亲自组织的“反修大战”进入高潮时，为了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特别着意培养接班人。此时对林彪的称赞，又越来越多。

1963年11月16日，毛泽东提出：“自从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军队的军事、政治工作都有一个新的发展。”翌年2月又提出“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后来公开发表这条语录时，将二者合在一起，前后顺序也改变了)。接着毛泽东又说：“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

这些话的含义，已经很清楚，林彪此时已经被选定为接班人。

　　然而毛泽东毫不知情的是，此时的林彪明里革命调子比谁唱得都高，暗里却终日研究腐朽的封建权术。从1960年至1964年，林彪和叶群花了大量时间潜心研究宫廷权术。他们请了专家学者，前来讲解历代更替兴衰的过程，特别是开国皇帝、奸雄们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特别注意研究宫廷政变的方式、方法和规律。林彪甚至颇有心得地在家中私下总结：

　　一个权字，一个快字，这是政变的两字诀窍。现代政变，可以在一个早晨把权拿到手。搞政变，夺权的代价要最小最小最小，收获要最大最大最大，时间要最快最快最快，可是要找专诸这样的刺客也是最难最难最难。

　　当然，除研究权术之外，林彪也注意研究一些政治理论书籍，“批林批孔”中说他一贯不看书，不看报，这是违反实际的，当年在林办工作的人员认为那是“四人帮的说法”。据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从平时看，他还是一个爱学习爱看书的人，到上海、大连、广州时经常上街逛书市，看到喜欢的书就买。有时新华书店印行的单行本，一次就买三四本。回来以后他认为重要的片段或警句，就用笔划上道道，让内勤剪下来贴在大本上或制成卡片。另外，叶群也注意积累资料卡片，为林彪讲话的需要服务。

　　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写的回忆录《毛家湾纪事》，也记述了林彪讲话一般不要别人代笔，而是自己“拉条子”，诸多耸人听闻的怪论也是他本人的创造。虽然后来看起来荒谬，当时还迷惑了不少人，说明至少还是有些歪才的。

　　正是由于平时有大量的历史知识积累(尽管有不少是阴暗的内容)，196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错误地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时，林彪突然跳出来，于5月18日发表了一篇当时有名的讲话。

　　这篇讲话，首先是大搞个人崇拜，用极端的语言说什么：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接着，林彪又大讲了一番“政变经”，说什么“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他在通篇还如数家珍一般地讲了许多古今中外如何搞政变的例子，如何父子相残、兄弟相杀，如何能密谋得逞。

　　此篇“五一八”讲话，可谓党的历史文件中的一篇奇文，会议参加者听了大都惊讶万分，甚至为之心惊。林彪的这篇讲话，遭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内心抵制。因毛泽东不到会，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等其实并不赞同向党内传达这篇奇特的讲话，不过考虑到林彪此时已有特殊地位，因此请示在南方的毛泽东定夺。

　　向不向全党传达林彪“五一八”讲话？毛泽东也有犹豫。不过在当时，这篇“五一八”讲话迎合了长居于外地不回北京的毛泽东警惕发生“反革命政变”的心理，在拖了50多天后，毛泽东尽管也很犹豫，经过考虑还是下定决心，将此讲话批发全党。不过同年7月8日毛泽东在写给江青的信中，便说读此讲话后有些不安，并说：“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

　　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终日研究古今政变，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比林彪更熟悉历史的毛泽东，对此不能不产生一些隐隐约约的“不安”。不过此时政治上需要林彪，信任占主导地位，毛泽东还是选择他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的助手，自然也将他定为自己的副手和接班人。

　　1966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会后，其他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对外都不再提，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明确宣布为接班人。

　　多年别有用心地钻营，终于得到了一人之下、亿群众之上的地位，野心实现了很大一部分。不过据林彪当时的警卫秘书(亦有人称卫士长)李文普回忆，林彪开始对担任这一角色并不高兴，李的回忆是：

　　1966年7月林彪住大连，是汪东兴奉毛主席之命打电话到大连叫林彪马上回北京参加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由于天气热，汪东兴安排他住进有空调设施的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他一到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就赶来看望，和他谈事。会后，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他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

　　一个长期以阿谀奉承和肉麻吹捧谋取权力的人，一旦被选为第二把手，居然会有这种表现，确实令人难以理解。不过人的心理往往是很复杂的，林彪出于某些考虑或前车之鉴，出现不详的预感或担忧也并非没有可能。不过从后来的历史事实可以证实，他还是有强烈的权欲，并试图夺取更大的权力，这个唯一的副主席位置并未令他满足，而是刺激起更大的野心。

　　从1966年8月起，过去总自称有重病的林彪参加了8次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一次几小时站立都能坚持下来，而且其他事务也积极异常。他发表了许多煽动性讲话，提出诸多极端性的怪论，而且打倒一大批干部并安插自己的亲信。

　　林彪刚就任党的第二把手的次日，即8月13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林彪便宣布了他的“三罢”政策，威风凛凛又杀气腾腾地宣布：

　　第一条，高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

　　第二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

　　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

　　林彪在这天的讲话中，居然还这样解释“文化大革命”：“这次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调整。”

　　1967年1月，全国掀起“夺权”狂潮。当时林彪又这样解释夺权：“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

　　此时的造反派们，还是热衷于夺党政大权，林彪却认为军权是权中最重要的权。从运动一开始，他便在军中各军兵种安插同党，培植亲信，并特别强调说：“要学习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军权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

　　其实，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林彪为了全面抓住军权，便先搞倒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又诬陷并搞倒了总参谋长罗瑞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又与陈伯达、江青等人勾结，排斥异己，残害老干部。借助群众运动，有预谋有计划地迫害了一大批高级干部。

　　林彪在不择手段地迫害异己的同时，又把自己的亲信和走卒安插到军队的要害部门。让邱会作任总后勤部部长，李作鹏去抓海军，吴法宪抓空军，再加上他的老婆叶群从中串连，结成反党集团并控制了军队的主要机关。

1968年春天，发生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打倒的事件，林彪乘机把在广州军区任司令员的老部下黄永胜调来任总参谋长。自己的老婆叶群，则成为联络这些宗派骨干的牵线者。这样，一个以林彪为首、以黄、吴、叶、李、邱5员大将为骨干的集团便得以完全形成。

林彪反革命集团能够形成，是“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和派性猖獗的结果。不过在这一集团从形成起直至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还是打着革命的旗号并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夺取更多的权力，尚未直接进行准备政变的行动。而从1970年秋天起，以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牵头又建立了一个黑帮性质的小集团，充当了发动武装政变的工具，使林彪集团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年纪轻轻的林立果能够出面组织“小舰队”，利用的也是中国封建宗法观念的余毒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林立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只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利用林彪的特殊关系，于1967年参军并进入空军司令部，交党委办公室的周宇驰来带，二人结成了极为特殊的关系。

　　两年后，即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秉承林彪的意思，任命年仅25岁的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第二天，吴法宪把林立果、王飞、周宇驰召集在一起，祝贺林立果“荣升”。吴法宪对他们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王飞、周宇驰又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机关里作了传达。这样，吴法宪便把空军的调动、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集团和江青为首的“上海帮”相互勾结，各自夺取一部分权力。然而1969年4月中共九大结束后，林彪与江青这两个集团便结束了过去相互勾结的历史，而是为了夺取最高权力开始了倾轧。林彪集团认为，老一辈的干部多已被打倒，按林立果的话说，对他们形成威胁的主要是“上海帮”即张春桥一伙。张的后台又是江青。

　　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是林彪集团夺取权力的一次尝试。其具体方式，是想以继续捧毛泽东为“天才”，提出设国家主席，打倒不赞成这些提法的另一派“秀才”势力(其实张春桥等人已经揣摩到毛泽东不同意设国家主席并反对“天才论”)，为林彪担任国家主席扫清道路。然而，毛泽东此时已经对制造个人崇拜的吹捧感到“讨嫌”，并感到林彪集团的势力膨胀，便以批判为林彪制造舆论的陈伯达为由头，给了这伙人当头一棒。

　　庐山会议表面上看起来是争论设不设国家主席和讨论“天才”这一空泛的理论问题，实际的内情却在很大程度反映了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阴谋集团的互斗。当时，毛泽东批判了支持林彪集团的陈伯达，林立果得知消息后惊叫“翻车了！倒大霉了！”

　　8月31日，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在公开印发全体代表之前，毛泽东先派人送给林彪过目，单从信件的语气而言，两人的关系依然是亲密无间。毛泽东将批判矛头都指向了陈伯达。其实，这时采取的是“批陈保林”的策略。毛泽东清楚，陈伯达只是林彪的一个炮筒，但是这时他还是准备显示善意来保一下林彪，并不准备摊牌。

　　9月1日，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不过，他依然表现出对林彪的信任，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开会，听他们的检查。当时所讲的“错误”，指的是在会上发言支持“天才论”，支持陈伯达的看法。

　　9月6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终于闭幕了，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3天后，经毛泽东斟酌修改的大会公报发表。公报用模糊的语言写道：“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公报还强调党内要团结，反对分裂主义。

　　当时社会上一般人还只是空泛地扫过这段话，并不知含意所在。而林彪敏锐地意识到公报的重点在暗示全党警惕和反对唯心主义、分裂主义。谁在搞鼓吹“天才”的唯心主义、分裂主义或准备搞分裂主义？表面的矛头是指陈伯达，实际上陈不过是无权无势的一介书生，想搞“分裂”哪有本钱和实力？锋芒肯定另有所指。为摆脱被动局面，林彪对叶群和吴法宪说：“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实际上，他们是想以韬晦之计暂时过关，再做他图。

　　九届二中全会刚一结束，江青就接到林彪的电话，说是叶群前来看她。江青非常得意。因为叶群来访定然是向她负荆请罪。出乎江青意料，来访竟是如此隆重和规模庞大，不仅叶群来了，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这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也同时驾临。叶群说：“这次我们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错误。林副主席多次批评我们，辜负了主席的教导，对不起江青同志。林副主席一定要我们来向江青同志道歉，请江青同志原谅。”江青一面顺水推舟地应付着，一面又在得意之中教训了这些人一番。叶群等人表面恭顺，内心的仇怨却是更上一层。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历来反对在党内进行阴谋活动的毛泽东，意识到要对林彪和陈伯达的幕后活动进行揭露和清理，随之采取了毛泽东所比喻的“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措施。

　　“甩石头”，是指毛泽东这一时期批发的一些名为批判陈伯达，实指林彪集团的文件和指示；“掺沙子”是指派人进入林彪控制的中央军委办事组；“挖墙脚”是指改组北京军区。不过，毛泽东为给林彪等人一个悔改的机会，这一时期开展的学习与批判运动，名义上还是针对陈伯达，称为“批陈整风”运动，而实际上是“批林”，直批以林彪为首的阴谋集团。

　　林彪集团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毛泽东批评后，自己感到“副统帅”的地位受威胁，和平接班希望已不大。同年10月，以林立果为首组成了代号为“联合舰队”的小集团，叶群还为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人名代号。中央后来的定性是，这个“联合舰队”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谋害毛泽东、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

　　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记载：

　　一九七一年二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以及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从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注：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并阴谋“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七三五○部队政治委员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一九七一年三月，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一九七一年四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林彪集团与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矛盾就已经不是党内政见的分歧，而变成准备进行你死我活的暴力政变。

　　在1974年进行“批林批孔”时，“四人帮”操纵的舆论工具将林彪一伙的行动说成是“极右”并组织批判。其实，从公开的路线和口号而论，林彪是“左”得不能再“左”。至于揭发出来的暴乱和政变阴谋，则根本不是什么党内的“左”或“右”的问题，而完全是暴力犯罪的性质。“四人帮”只批判林彪集团的政变阴谋，却不敢触及其公开的迷惑人的极“左”行为，恰恰是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本是一丘之貉。

　　在1970年秋天以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一场武装政变的阴谋，便由林立果为首的“小舰队”积极筹划。林彪集团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矛盾，已经发展为对抗性的敌我性质。只是因这种阴谋在暗中策划不为人知，全党还只知林彪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副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