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打一生肖:2011年11月3日：华国锋骨灰自八宝山迁至山西交城(1/10) 2011-11-04 BZRXZ zhuantie

2011年11月3日：华国锋骨灰自八宝山迁至山西交城(1/10)
2011-11-04   BZRXZ   zhuantie   另附  图片资料和文字资料



1961年，华国锋与妻子及孩子们在湖南。来源：人民网

华国锋 珍贵影像资料图 来源：人民网

华国锋 珍贵影像资料图 来源：人民网

华国锋 珍贵影像资料图 来源：人民网
华国锋骨灰安放仪式2011年11月3日在山西交城隆重举行。（来源：华国锋纪念网）

华国锋骨灰安放仪式2011年11月3日在山西交城隆重举行。（来源：华国锋纪念网）

华国锋陵园。


附（1）：华国锋陵寝在山西交城落成
华国锋陵园在山西交城建成，占地面积占地150亩，
其规模可谓中共已故领导人所建陵园之首。

华国锋陵园在山西交城建成,占地150亩，墓两侧是两大山崖，
如同张开的鸡翅，墓峯俨如鸡头。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占地面积
为5.72公顷，总建筑面积33867平方米。陵墓设计参仿为国父
孙中山建设的南京中山陵，坐北朝南，依山而建，居高临下，
俯视交城。花岗岩石级共365级，两侧白玉栏杆相护。最顶
墓碑为花岗大石鼎，正看如H，取“华”字汉语拼音开头大写字母，
既喻华国锋，也有中华之意；鼎高5.5米，寓意华国锋55岁成为中共中央主席。

陵区共有365级石阶，每32级为一组，有四个大平台，左右宽度12米，寓意一年四季。 
墓的外形为5.5米见方石鼎，正面为H形，是“华”和“回”字的拼音
首个字母，寓意华国锋55岁担任中共中央主席，逝世后安葬在家乡交城——终于“回家”了。

红布遮盖的华国锋之墓、生卒年等字样要到8月20日才能揭去。


“华陵”建在他昔日打游击的卦山上，从山上眺望不远处就是交城县的县城。

最高处平台陵墓两侧，有可从山脚下广场直通的专用汽车道。


华国锋陵区石阶外观。



华国锋陵区。

华国锋陵区。

华国锋陵区。

华国锋陵区。

华国锋陵区。

华国锋陵区栽种的植物。

华国锋陵区。

开阔的广场中央是华国锋铜像的基座，铜像于2011年8月20日前安放，骨灰安放仪式当日揭幕。

华国锋陵区。

华国锋陵区。

华国锋陵园

华国锋陵区
附（2）： 高人：我看华陵
作者：高人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4-15
有道是“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在红朝的领袖人物志中，尽管华国锋主政可谓是昙花一现，但他毕竟是直接承继毛泽东大统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尤其是就其主要行状还有人品来说，还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一位。
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虽说距“米寿”88岁仅差一年，但也超过了“喜寿”77岁10年之多，算是善终了--更为难得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口碑与时俱进，尤为百姓称道和惋惜。
其身后“回卦山”之遗愿，特获中央恩准。
其家人本着“不占用耕地、不破坏文物、不破坏环境、不与民争地”的原则，选择其家乡山西交城卦山南麓的荒山石坡为墓地。
今年清明，“华陵”照片见诸媒体，引发物议纷纭--在科学昌明、文明进步的当今之世，华陵的横空出世，与科学发展相悖，堪称盛世中国的奇观，不知世界将如何看我中华？
但华陵的形胜与建筑的奢华，无法与南京中山陵媲美，与帝王陵寝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尽管392级石阶宽至“一主两辅”的三条步道，两侧竖以传统石雕栏杆，直达400平米的墓台，上置H形方鼎一座用以安放其骨灰，另一基座拟为其立像，地下的墓室不知如何与何用，至于是否追加陵门、牌坊、碑亭、祭堂等建筑，那是后话，谁都说他不准。
如是，当然违背了华夫人韩芝俊老太“找一块荒山坡，埋了就行了”的嘱咐。
问题在于，在“只唯上”的中国，安葬曾经的党和国家一把手，绝对非同小可，岂敢草草了事，背“大不敬”的恶名？尤其在注重乡情的中国，交城的政府和人民以华为荣，甘愿为之大兴土木不差钱，“觉得太寒酸了实在对不起老人家”也是人之常情。况且，籍华的名人效应，建设景区，发展旅游，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因此，才有了整座卦山的绿化，以及将华陵周边山林和征用的500亩农田，建成“卦山生态园”的规划，并附带开发出吕梁英雄纪念广场和晋绥革命历史纪念馆，与华陵组合成又一个“红色旅游”景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政治和经济效益不容低估--诚如交城县委新闻办公室主任吕继峰所说，建设华陵之举，已经是“一方面,我们承受了很大的争议和压力，但另一方面，交城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知名度”了。
令人担忧的是，当今的中国，已是人满为患，死人与活人争地之说并非耸人听闻。加上丧葬费用的不断攀升，墓地被炒得比房价还贵，百姓“死不起”的感叹，与“生不起”之说一样，都是民怨的流露。在这种情况下，华陵占地之大，耗资之巨，为人诟病也就理所当然。莫说什么“不与民争地”云云，卦山都能栽树，“荒山石坡”何谓？也甭说“非常巧合,安放华国锋骨灰的石鼎,与他在天宁镇的出生地,以及在杜家庄的祖坟正在一条直线上”--这哪里是“巧合”，分明是风水师和堪舆家的杰作。
更重要的是，移风易俗，破除迷信，反对个人崇拜，乃是中共的宗旨，是故，厚葬之风绝不可长。
有鉴于此，中办和国办理应作出明确规定，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身后之骨灰，如不愿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可自行择地安葬，但须是当地公墓，占地面积亦不得超过常人若干，承办人如有逾制则严惩不贷。
毛泽东纪念堂，胡耀邦之墓，乃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之产物，华陵当是最后之特例。
愿华国锋在天之灵安享。
附（3）华国锋骨灰归葬山西交城 陵墓今日向公众开放(组图)
2011年11月06日 03:43来源：中国新闻网

吕梁英雄广场外的群众冒雨等候本报摄

华国锋陵墓全景本报4月份摄

华国锋骨灰就安放于这座墓碑后山体的墓室内本报4 月份摄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三年零两个多月后，前中共中央领导人华国锋的骨灰3日上午9时许在其出生和战斗过的故乡──山西省交城县卦山南麓吕梁英雄广场上方的陵墓内安放。吕梁英雄广场和华国锋陵墓将封祭三天，周日(6日)后将向公众开放。
【记者马睿、杨清林，实习记者王赛蓉交城三日电】
2日下午5时许，华国锋的骨灰由八宝山革命公墓运抵吕梁市交城县，暂放于卦山下陵墓旁的文昌庙内。本报记者于今早8时许到达吕梁英雄广场一公里外的卦山道口，特警和武警拉起了警戒线，严禁任何人进入。警戒线外，聚集了千余名闻讯冒雨赶来但被挡在一公里外的民众。
围观民众告诉大公报记者，从七点开始，警察就在吕梁英雄广场一公里外的卦山道、北环路和西环路三条通往广场的路口拉起了警戒线，严禁进入。
之后，载有来自北京的华国锋亲属、朋友和故交，以及山西省、吕梁市和交城县当地领导的20余辆大巴车驶入广场。另有当地干部、学生等各界人士数百人组成的团队，整齐地走入广场，参加骨灰安放仪式。
移葬仪式延两个半月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骨灰安放仪式于9时20分开始，整个仪式持续了20分钟左右。
在广场门口，一名身穿制服的六旬老人在仪式结束后，手捧鲜花央求入内拜祭，被警察阻拦，但仍迟迟不肯离去。周围民众被老人的执着打动，齐声高呼：“让老人进去吧！”执勤警察在与领导沟通后，在管理人员的陪同下进入广场祭拜。
记者从现场执勤警察处了解到，为确保华国锋骨灰安放仪式顺利进行，公安部门出动警力600余人，部分警察由吕梁市孝义县、文水县和汾阳县等地抽调而来。
华国锋的骨灰原定于8月20日(逝世三周年纪念日)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移葬于此，此次仪式比计划推迟了两个半月。
生前遗愿死后回故里
华国锋墓地位于交城县县城西北边的卦山上，墓地工程命名为华国锋同志骨灰安放工程，当地人称“华陵”，工程于2009年4月8日奠基开建，于今年中旬建成，建设和墓地荒山绿化共花费千万元左右。墓地装饰物为盛开于早春，寓意坚贞、高洁的梅花。
墓地工程由吕梁英雄广场、台阶、墓地、通往墓地顶端的循环通道、墓区绿化等部分组成。墓地的项目施工人员4月份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墓地共有365级石阶(寓意华国锋一年365日天天都在为党和国家鞠躬尽瘁)，每32级为一组，每组石阶中间有一个平台供瞻仰者和游览者歇脚。墓地顶端平台上有一个5.5米高(寓意华国锋在55岁成为中共中央主席)、外形像华字“H”字母的墓碑，墓碑后面有一堵高八米左右的花岗岩砌成的高墙，华国锋的骨灰就安放于这堵高墙的后面。
2008年9月22日，华国锋的儿子苏彬、苏华以及华国锋生前秘书曹万贵根据华国锋生前遗愿：“我回卦山吧，那里树多，清净。小时候在那儿，打游击也在那儿”，到交城卦山为华国锋选择墓址。
墓地依肖鸡属相设计
华国锋亲属根据选择墓地“不占用耕地、不与民争地、不破坏环境、不损坏古蹟”的原则，最终选中了卦山南麓西梁的荒山石坡作为墓地。
墓地工程由山西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墓地的卦山峰头俨如鸡头，两侧的两大山崖如同张开的鸡的双翅。因华国锋肖鸡，墓地设计根据其属相设计。
今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刊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文章为《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全面肯定华国锋领导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翻开党和国家事业崭新一页；在他的主持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为一部分干部落实政策，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等历史功绩。
附（4）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作者：韩钢  来源:《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      2011年02月11日10
作为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又长期接受了意识形态的灌输，华时刻担心触碰毛泽东，反复申明：“搞思想解放不是为了贬低主席思想……解放思想，不是要从主席的思想里解放出来，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华未必真的想继续进行过去那种“阶级斗争”，很可能想以此为盾牌，他不愿也不敢在意识形态层面和政治层面有违毛泽东。这一点，华的确不如久经沙场因而谋虑深远的邓小平。

文章内容早知道： 粉碎“四人帮”   阻挠邓小平复出？   “两个凡是”的由来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继毛泽东之后，华国锋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任职四年零八个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为权力核心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代以来，官方对华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此后，只要论及华国锋，相关著述几乎无一不以此为基调；一些著述还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负面评价：“阻挠和拖延恢复邓小平工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洋跃进’”，等等。
很长时间里，笔者相信“一正四负”的评价。近些年来阅读更多史料和口述回忆后，笔者发现：“一正”的结论过轻，“四负”和衍生的负面评价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华国锋去世后，官方评价有了变化。新华社发表经官方审定的华的生平，有几点同从前大不一样的说法：关于粉碎“四人帮”，不只说“有功”，而称华“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人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抛开意识形态色彩不说，至少在事实方面，这次评价还算客观。至于推行“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崇拜”等等说法，新华社的生平未置一词。这可能是格于对已故者悼念、避讳的人伦和惯例，未必是官方改变了结论。
华国锋已成逝者，官方也有了一些新的评价。但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粉碎“四人帮”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坊间说法甚多，但不少属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在缺乏更多公开文献的情况下，就决策层而言，三位直接当事人——即华国锋、李先念、吴德的口述最值得重视。
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过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李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
吴德在自述里说：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这个情节，吴德不是当事人，大概他是从华国锋那里得知的，因为吴在自述里说过，华国锋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
1999年3月9日，张根生向华国锋询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华告诉张：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另一位重要当事人叶剑英，没有公开的口述和回忆。只有熊蕾（熊向晖之女）的文章披露了一个情况：抓捕“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选基（叶剑英之侄）请熊向晖到王震家中，他和刘诗昆（叶剑英前女婿）向王震和熊向晖讲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叶选基说，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叶选基不是当事人，想必是叶剑英告诉了他，他再告诉熊向晖和王震，熊向晖又告诉了熊蕾。这个拐了几道弯的叙述，也许算是一个来自叶剑英方面的佐证。2007年出版的《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24日，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熊蕾披露的叶选基的叙述，以及《叶剑英年谱》的记载，对事情的时间、情节的说法不尽相同，但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华先找李，通过李找了叶。这表明，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
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毛泽东逝世前后，叶剑英在党内元老和军方将帅之间有过私下议论，可以说早有酝酿和考虑。当华委托李转告此意后，叶剑英与华国锋一拍即合。叶剑英以其军方元老的资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凭借合法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政军各界具有极高威望。他同华联手解决“四人帮”问题，堪称中流砥柱。
毛去世后，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一共16位，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外，刘伯承因病重、吴桂贤因被疑为江青的追随者不曾与闻此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都是华国锋先后分别商谈或打招呼的（据吴德说，倪志福是他个别打的招呼）。这些政治局成员都赞成或基本赞成华的提议，汪、吴、陈（锡联）、苏的态度尤其坚决和积极。
解决“四人帮”的方案，也是华国锋分别同叶剑英、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等人商谈的。据华国锋回忆，他“亲自和叶帅直接商谈了多次”，并找了汪东兴谈话，“还与汪东兴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华“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谢静宜、迟群的煽动上街闹事”。
2000年5月20日，《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访问华国锋，华说得更具体：(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参加，我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还说：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见。9月26日，华在国务院小礼堂，向李先念、吴德转告了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考虑。李、吴均表支持。三人还分析了形势以及解决“四人帮”的时间。
《叶剑英年谱》记载，华、叶两人有三次密谈，时间是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
吴德的回忆最为详细，不仅印证了9月16日和26日华同李先念和他两次商谈的情况，而且叙述了10月2日、3日、4日，华国锋同汪东兴和他分别多次商议行动细节的经过。吴德还提到华约见耿飙，指令他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的情况。耿飙的回忆，也详述了华国锋指示他控制电台、电视台的经过。
10月6日晚8点，华国锋、叶剑英主持，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予以抓捕，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吴德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抓捕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耿飙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后，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决定华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1978年11月，华国锋在一次谈话中概述过事情的经过：“毛主席逝世后，当时中央政治局根本开不成会，一开就闹。每次去人大会堂开会，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就同叶帅、先念同志商量，这样拖下去不行，要采取措施，把‘四人帮’及其主要骨干抓起来。抓‘四人帮’时，问东兴同志八三四一部队有没有把握。抓王洪文、张春桥是我和叶副主席找他们来开会，由八三四一部队执行的。姚文元当时住在外面，由北京卫戍区警卫；如果八三四一部队去抓，可能会同卫戍区部队发生冲突。当时同吴德同志商量，由他去做陈锡联同志的工作，通知吴忠去执行。陈锡联下了命令，要吴忠一切行动听吴德同志指挥。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也是吴德抓的。”
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是“起了决定性作用”。
阻挠邓小平复出？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坚持“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
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华宣布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叶剑英起了关键作用，但这并不能反证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复出，而正好说明华接受了叶的提议。
事实上，粉碎“四人帮”之后，邓的境遇很快得到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王守江说的是“传达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里也说，是“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作出决定”，不可能不经过作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意。
毛毛的回忆与王守江的叙述有一点不同。王守江说给邓送阅文件，是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据毛毛的回忆和《邓小平年谱》，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说第一批文件是送到医院的，这比王守江说的时间，早了近两个月。邓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进解放军三○一医院。毛毛称，12月14日，中央就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据《邓小平年谱》，邓住院期间曾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
恢复阅读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小平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松动。很可能华和高层这时已经知会邓，请他重新出来工作。
邓闲居西山时，好几位政治局成员曾前往探望。前引吴德口述就提到，他和李先念、陈锡联去西山看望邓，明确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苏振华、倪志福也曾去西山向邓汇报上海的工作情况。苏对邓说：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全国清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势很好，你出来工作的条件也成熟了，请你尽快出来领导我们工作吧！邓说：我也老了，前台工作还是由华国锋同志和叶帅他们去做吧，我可以给你们当个顾问。苏、倪连忙表示：你要出来就不是当顾问，你水平高，经验丰富，毛主席早有评价，我们都拥护你。
政治局成员看望邓小平，不会是个人行为，没有高层决定恢复邓的工作的背景，断不会作出这种表示的。1977年1月14日，李鑫向中央理论学习组传达华国锋在1月6日政治局会议的讲话：“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有些正在澄清；出来工作的问题，应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头脑要清楚。”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也告诉与会者：中央在决定解决“四人帮”反党集团问题的时候，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这些材料表明，华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而是早已决定恢复邓的工作。至迟到1977年初，邓小平的重新复出只是时间问题。
华和高层的打算，是过一段时间再恢复邓的工作，而不是马上让邓出来。但这不是“拖延”，而是华和高层的一种策略考虑。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执政以后，中共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决策，毛作出的决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钦定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虽然有向华交班的意图，但从无解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职务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邓小平的矛盾日趋激烈时，毛曾指责江青等人搞“四人帮”，说过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但是毛认为江青等人“问题不大”，而且话里有话地告诫“不要小题大做”。毛逝世后，尸骨未寒，华国锋等人就抓捕毛的遗孀和毛倚重的几个人物，严格说来，的确是一次非程序的强力行动，不能不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抓捕“四人帮”之后，海外即有华搞“非毛化”的舆论，国内也有华搞“右派政变”、“宫廷政变”、为邓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邓”毕竟是毛泽东的意旨，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作的决策。华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实“非毛化”和“政变”、“翻案”之类的说法，引发华和高层背离毛泽东遗志的更多非议，威胁新的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华国锋说：“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出来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帮’一个大当……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极力主张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叶剑英当时也说过：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可见，经过一个过程再恢复邓的工作，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意思，而是高层的共识。
出于策略的考虑，华和高层一方面暗中准备邓的复出，另一方面则公开维持了“批邓”的口号。事后看来，华和高层或许有些过虑，对人心向背估计不足，但绝非“拖延”，更不是要“坚持‘批邓’”、蓄意“阻挠”邓复出。抓捕“四人帮”之后，华国锋的公开讲话只提过一次“批邓”。1976年12月25日，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说“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批邓另搞一套”。这大概是高层领导人最后一次公开提及“批邓”。至于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见“批邓”的字眼。原因不难解释：1977年1月中央已经决定解决邓的问题。既然要恢复邓的工作，当然不会再提“批邓”。所以，说是继续“批邓”，其实不长，三个月而已，而且没有什么实际动作。后来对华的指责，是把事实放大了、说重了。
由于中共内外有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华和高层打算1977年1月召开一次中央党政军负责人会议，向高级干部交底。李鑫后来说：“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我记得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阴差阳错的是，这次会议后来因故推迟了。不然的话，还在1977年1月份，华就会向党内高级干部“交底”，那样，也许就不会导致后来中共内外的纷纷议论了。
1977年春天，呼吁邓复出的声音更加强烈，已经形成一种舆论氛围。3月份，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向与会者解释：“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
就在这次会议上，华宣布：“‘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事实上，邓正式复出之前已经参与最高层决策。华国锋后来说过：“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前，大的事情都是同他商量的。”
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邓的复出向全党“打招呼”。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所有职务，正式复出。
“两个凡是”的由来
华国锋最受垢病的，就是“两个凡是”的问题。“两个凡是”，华当然脱不了干系。但事情也不像长期流行的一些说法那么简单。
1977年1月，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年初开始，北京许多市民已经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除了纪念周恩来，很多内容涉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肯定“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关于天安门事件，华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这些动向，华显然不满，但态度却比较温和容忍。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总的精神，华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华和高层不是不解决两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高层设想的步骤解决，以免干扰高层预设的“大局”，其关键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和高层的政治底线。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把对天安门事件、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文件指的是《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大概是汪落实华国锋“要引导”指示的第一个动作。
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论学习组布置任务。过了几天，情况有变化。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李鑫向理论组作了传达。“小范围”就是前述高层准备在1月份召集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华国锋要在会上讲话，要求准备一个讲话提纲；学大庆会议则是将在4月份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华也要讲话，要起草一个讲话稿。李鑫还强调要批小道消息，狠驳分裂中央的言论。所谓“小道消息”、“分裂言论”，指的是社会上关于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舆论。社论稿的起草因此搁置下来，理论组转而起草华的讲话提纲和讲话稿。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讲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还说：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为什么写了这样两句话？李鑫后来说：“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
讲话提纲稿修改到第四稿，情况又有变化。高层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汪东兴显然此前看过L已经起草的稿子。
理论组再次回过头来修改社论稿。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将讲话提纲里“高举”、“维护”的意思加到社论稿里面。“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植到了社论稿里。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后半句话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社论的第五稿。
第二天，李鑫将稿子报送汪东兴。汪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5日，汪东兴再批示：“可以发两报一刊社论，请耿飙、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同志阅办。”但只有李鑫在这个批件上画圈，没有听取其他几位的意见。据李鑫后来的检讨，是他没有同宣传口和两报一刊的负责人商量，就直接报汪东兴审批了。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社论最后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上述经过说明，这个经典表述不出自华国锋。华国锋说没说过“凡是”呢？说过，但与这个经典表述的背景或词句并不一样或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谈到揭批“四人帮”问题，华国锋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在这里华针对的是揭批运动的具体问题，提醒揭批“四人帮”不要触及毛泽东。一次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注42这个讲话，就是前述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那个稿子。讲话里“两个凡是”的表述，与两报一刊社论不完全一样，主要是第二句不同。据华国锋说，讲话稿和社论稿分别经政治局讨论或传阅同意。
不久，华就感觉他的讲话有毛病：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华并非“两个凡是”受到批评后才感觉有毛病的。几乎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个事实，即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再未提过“两个凡是”，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可以说，作为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到这时实际已经终结。说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不是事实。至于“文革”之后维护毛晚年的理论和实践，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心理，很难也不应该以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来概括。
有一点需要澄清，“两个凡是”不管有什么真实指向，至少没有反对邓小平复出的意思。最早质疑“两个凡是”意在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是邓力群。据邓力群回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我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年轻人朱佳木来找我。他说，老邓，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论了吗？我说，我没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这个意思说了。王老说他没注意。我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没过几天，王震同志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邓小平反映。”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77年2月，王震去看望邓小平。邓表示了对“两个凡是”提法的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列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王震看望邓小平，很可能就是去反映“两个凡是”问题的。
邓力群显然有误解。如前所述，华和高层已经在考虑和安排邓出来工作，不可能发表一篇社论去阻挠邓的复出。真是如此，如何解释社论发表之后华还要宣布准备恢复邓的工作呢？还有一种说法：提出“两个凡是”是为了继续“批邓”。这更无从谈起。前面已述，年初高层就停止了“批邓”，怎么会用“两个凡是”去维持一个已经废止的口号？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主要错误之一。但是说到具体情形，几乎所有的著述都是讲的汪东兴；至于对华国锋，只有简单的政治结论，事实则含糊不清。
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连开九次会议批评华国锋。胡耀邦在发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觉得国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人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一九七八年以后，确实没有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这种情况。”华国锋主政时期，胡耀邦是中组部部长，又曾经与华共事，对华比较了解，他的评论应该有分量。胡耀邦说得很清楚，华没有反对解放哪个老干部，只是“不积极，不热情”。“不积极，不热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挠”当然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一些史料和口述，还反映出华的另一种状况。以胡耀邦本人为例。1976年“批邓”运动中，胡耀邦受到严厉批判，已经被边缘化，在家中赋闲。胡耀邦透露,1977年2月26日，华国锋、汪东兴曾找他谈话。谈什么，胡没有说。据胡耀邦女儿满妹的著述，华找胡耀邦谈的是请他出来工作的事情。满妹回忆，抓捕“四人帮”后，经叶剑英提议，华国锋亲自登门看望胡耀邦，请胡到中央党校工作。胡婉拒了，华登门无果。1977年2月26日，华再次邀胡到中南海商谈工作问题。这次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同胡耀邦谈的，华告诉胡：中央党校即将恢复，请胡去党校主持工作；胡仍不从。后来是叶剑英出面，胡才答应。
胡绩伟的出山，也是华国锋亲自出面。胡绩伟“文革”前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革”中作为“走资派”打倒。1975年，胡到国务院政研室工作，没有安排任何职务。1976年10月底，经人举荐，华专门找胡绩伟谈调回人民日报社工作一事。胡以能力差、不能胜任为由推辞。据胡回忆：“华国锋笑着对我说：‘你能力差？你难道还不如那个草包总编辑（指《人民日报》前主要负责人——引者注）高明？’华国锋是老实人，说的是真心话，他的激将法对我还真起了作用。我不服气地说：‘当然，我比他高明！’华说：‘他干得了，你干不了？’我无言以对。华说：‘好，中央决定让你回去，明天就去报社上班！’我只好服从。”
张爱萍的复出，同样是华国锋亲自召见谈话的。张爱萍“文革”前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文革”发动之后不久，1967年即被逮捕入狱，1972年4月方出狱。1975年初期复出，任国防科委主任；1976年“批邓”运动中再次被打倒。据张爱萍之子张胜记述，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召见张爱萍，告诉他：专委注”，现在由他来接。华和叶帅商量过了，相信张一定能把“两弹一星”抓上去。华还说，通过1975年，他就看出张爱萍来了。张胜还记述了华对张爱萍一番颇为坦诚的谈话。
胡耀邦、胡绩伟、张爱萍都是“文革”初期的“走资派”，胡耀邦、张爱萍还在刚刚过去的“批邓”运动中被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华以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门，或约见，求贤若渴，一片诚心，不仅没有“阻挠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积极，不热情”。
粉碎“四人帮”之后，调整了一批省部级领导班子，一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资深官员即“老干部”或被启用，或被重用，同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不会没有关系。在解放老干部的问题上，华国锋未见得都“不积极，不热情”，他曾对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说：“为什么有些老同志出不来？为何不能互相谅解？习仲勋、宋任穷出来不是很好吗？周惠要到内蒙古去。有些老同志靠边多年，为何不让出来？怕举逸民。这些都是无产阶级的逸民。”
平反冤假错案，华国锋也不是毫无作为。据图们、祝东力的著述，内蒙古最大的冤案“内人党案”的复查平反报告，就是华国锋亲自修改和审定的。报告上送四天，中共中央就批复正式平反，中央的批示也是华国锋亲拟的。据曾志的回忆，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冤假错案的案例座谈会，是华国锋批准的。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文革”的重大冤案之一，由于“钦点”而极难复查平反。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曾试图解决，因阻力太大无果而终。胡耀邦上任中组部后，即提出复查此案的请求。主管专案的副主席汪东兴再下“禁令”：“六十一人”的问题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胡耀邦坚持复查，并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也得到华国锋支持。华国锋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胡耀邦当年说过：华主席对我说，看来六十一个人的问题是可以复查的。让我们先搞出材料，一步一步酝酿。“六十一人案”终获平反，首功当推胡耀邦，一些元老和中组部的干部也功不可没，同样也不能不肯定华国锋的作用。
华国锋对上述两桩重大冤案的处理，固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但是，简单地以“拖延和阻挠”来判定华国锋对解决冤假错案的态度，恐怕也不公道。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也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一大错误。应当承认，华维持了这些口号，这表明他至少相当程度上没有脱出毛晚年意识形态的窠臼。但是通观华的政治实践，事情不像人们批评的那么简单。
华的方略是“抓纲治国”。“纲”是毛泽东的语言，指的是“阶级斗争”。但是细察华说的“阶级斗争”，并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帮”。《人民日报》称：“我们当前的主题，当前的纲，就是深人揭批‘四人帮’。”华“抓纲”的目的在于“治国”，他沿用毛泽东的话，特别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批‘四人帮’中要贯彻主席说的‘抓革命，促生产’，过去‘四人帮’谁说‘抓生产’，他们就说‘唯生产力论’……我们现在要好好‘抓革命，促生产’。”虽然依旧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套路，但重心在“促生产”，毕竟与“只革命、不生产”或“重革命、轻生产”不同。对国民生活，华国锋也相当关注。甫一粉碎“四人帮”，召开财经工作会议，华要求“把暂时的困难渡过去，而且要把群众生活搞得更好”，“注意群众生活要搞好，市场一定要搞得更好”，嘱咐“明年市场要安排好，元旦、春节要安排好一点”，“轻工业这两个月不要放松”；还提议明年要解决工资问题。
“文革”之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是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主题是恢复和发展农业。华否定了“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粗暴批判，正面肯定了发展生产力：“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
语言虽然充满意识形态色彩，但透露出来“抓生产、抓生活”的意向。华主政两年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主题都是计划、生产、科技、教育、财贸、引进等业务，比如：1976年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977年3月全国计划会议，3月中央工作会议（议题之一是商定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4月到5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1月到12月全国计划会议；1978年2月到3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之一是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3月全国科学大会，4月到5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6月到7月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7月到9月国务院务虚会。
按照官方叙述，“重点转移”是“文革”之后的历史性转折，而这个战略是邓小平最早提出的。已有著述还把它说成是与“两个凡是”较量的结果，若隐若现地划出一条华国锋与邓小平对立的线索。事实并非如此。
问题是从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时间提出的，追溯起来，最早还要说是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作的报告。华和高层的设想，是揭批“四人帮”的清查运动在年内或稍长一点时间“分期分批基本查清”，至于深人系统地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世界观”，“是长期的更为艰巨的任务”。注60即揭批“四人帮”分为清查和理论批判两个方面，清查运动大抵在1977年内告一段落，或者再稍微延长一段时间；理论批判则作为长期任务进行。
十一大后，协助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从军队工作的角度考虑早些结束揭批运动，尽快将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8月23日，复出才一个月，邓小平就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透露了这个意思：“华主席提出当前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而且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这总也有一个时间限制嘛，这就是说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邓没有直接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还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肯定的”，但强调的重心是“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某个部门总有某个部门的纲”。或许应该更多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理解邓的想法，其意图可能是以局部替代整体的方式，淡化和置换“阶级斗争”的“纲”。
其实华国锋也在考虑结束揭批运动。1977年12月，他要求在年内或稍长一点时间，分期分批结束清查运动。有人要求把清查运动的时间延长一点，华没有同意，要求还是按照十一大的提法。不知何故，高层并未宣布结束运动，倒是提出“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底”在哪里？时过九个月，邓小平旧话重提。1978年9月，邓在东北同沈阳军区负责人谈话，透出对运动过久的不满：对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运动不能总这么搞下去吧？运动搞得时间过长就厌倦了。有的不疼不痒，没个目的，搞形式主义。
邓小平回京后，很可能与华国锋作过沟通。10月9日，华同“毛著编办”几位负责人注65谈话，提到邓小平经过沈阳时，李德生反映基层群众对运动有些厌烦。华还说，邓在东北提出了军队结束运动的五条标准。华这时提出的问题与邓大致相同：现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从全党全国全军来看，怎样估计分析，什么时候可以告一段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这个底怎么算？在他看来，从理论上批林彪、“四人帮”还可以搞若干年，但这不好把全党全军全民全体卷人到里边来，多数人怎么办？应该转向新的任务、奋斗目标。华很清楚，加快经济建设，加快四个现代化，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华国锋考虑，就在这年H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结束运动。迄今为止，这是所见最早提出结束揭批运动、把“转向新的任务”作为会议议题的材料。高层就此征求了各地负责人的意见，中央常委商议了此事，政治局开会讨论做出了决定。会议前夕，1978年11月5日，华国锋同起草文件的“秀才”班子谈话，告诉他们：“明确明年一月一日就转。坚决转。征求地方同志意见，常委议了，政治局开会也谈了，大家都一致赞成，再不转，工作就耽误了……基于这个分析，提出重点转移。”到1978年冬，在“重点转移”的问题上，华与邓没有根本性分歧。
华国锋唯一有些顾虑的，是如何提政治口号。他的想法，“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或者“提揭批‘四人帮’为纲”，在这个“总口号”之下实现“重点转移”。这种“两张皮”的策略，透出华国锋内心的某种障碍。作为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又长期接受了意识形态的灌输，华时刻担心触碰毛泽东，反复申明：“搞思想解放不是为了贬低主席思想……解放思想，不是要从主席的思想里解放出来，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华未必真的想继续进行过去那种“阶级斗争”，很可能想以此为盾牌，他不愿也不敢在意识形态层面和政治层面有违毛泽东。这一点，华的确不如久经沙场因而谋虑深远的邓小平。就这次会议而言，大概也只是在这一点上，华的意见与邓稍有差异。1978年11月10日，华在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华的讲话既没有提“阶级斗争为纲”，也没有宣布停止“阶级斗争为纲”，绕开了这个敏感问题。
注释：
本文参考了《李先念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耿飙回忆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等大量文献资料，因杂志版面所限，无法全部刊出，需要了解注释具体内容的读者，请上“炎黄春秋网"(www.yhcqw.com）阅读。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附（5）为什么华国锋注定不能成为新时代的旗手？
2011年04月11日16:47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本文摘自《呼喊—当今中国五种声音》，凌志军 马立诚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当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华国锋还不能成为权力的中心。报纸上在提到我们国家的领导力量的时候，也不提华国锋，只说“党中央”。到了10月8日，也即粉碎“四人帮”的第三天，报纸上面第一次出现了“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0日，“两报一刊”社论就又进了一步，说是“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又过了几天，就变成“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了。到了这个月的下旬，来自四面八方的致敬电一律在抬头写着“华主席、党中央”的时候，华国锋就已经像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一样，位居党中央之前了。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呢。这个月快要结束的时候，舆论就更加如火如荼。《解放军报》的社论说：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还说：“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在爱不爱我们的领袖。”“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也是这个社论，说华国锋“不愧为把毛主席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掌舵人。不愧为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
根据作家叶永烈日后的一番考证，这大约就是“英明领袖”之说的“最权威的起源”。自此以后，“英明领袖”这几个字就为华国锋专用，并且传遍了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于是人们开始把这位“英明领袖”和那位“伟大领袖”相提并论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张平化说，“今天，我们又有了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华国锋主席。”另一位政治局委员陈永贵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再次有自己的英明领袖而感到无限自豪。”现在所有的人都在歌颂华国锋了，就连“四人帮”在上海组信任的几个人，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也向北京发来电报，连声说：“华主席，真英明，除四害，为人民。”但是华国锋可一点也不领他们的情，他在心里明白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他收到上海这几个人的致敬电之后第三天，就把海军司令员苏振华派到上海去接管政权。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从此再也不见踪影。
然而华国锋注定不能成为新时代的旗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三天即有明显征兆。1976年10月8日，他在北京对十几位省委书记和大军区的司令员通报了逮捕“四人帮”的消息。这些人来自华北、华中、东北和西南，主掌着各地党政军的大权。在经过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政治角逐之后，华把他们召到京城面授机宜，其主旨便是将“四人帮”的恶贯满盈同旧的时代截然分开。“搞四人帮，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华国锋说。他要求眼前这些高级领导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还指示他们“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华的说法虽然还有些模糊，但已明显地流露出他内心的倾向：“四人帮”是一帮坏蛋，必须绳之以法，但过去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必须坚持不懈。几天以后，华国锋又用一种更加清晰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想法。他对甘肃、宁夏、新疆这些地方的高级官员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我们反对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又一伟大胜利。”
后人在评价这一段历史的时候，都说当日可以与华国锋并驾齐驱的人只有一个，这就是党的副主席叶剑英。从表面的情形来看，的确如此。这两个人出现在公开场合的时候，总是左右相携亲密无间的样子，华国锋亦从不掩饰自己对叶的敬重和依赖。不过，当叶剑英1976年10月8日委婉地表示不能同意华国锋的“继续批邓”，还说要“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时候，华便置之不理，而叶剑英也就不能坚持己见，只好闭上嘴巴等待另外的时机。四天以后，叶剑英作了第二次尝试。他要他的儿子叶选宁到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六号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在邓小平的第二次下台时也受到株连，赋闲在家已有数月。就此时的情形看，不要说取代华国锋，甚至连见华国锋一面都还没有可能。他只能拜托叶剑英的儿子捎话给华国锋，他要对华说的是：“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看来，这时候胡耀邦是把希望寄托在华国锋身上的。他的用意只是提醒华顺应民心。
说到“民心”，胡耀邦的解释就完全不是华国锋所说的那些话，与那些诗人的颂歌也不大一样。他说：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叶选宁把这三句话带给了父亲，毫无疑问这也是叶剑英本人的愿望，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说服了华国锋。很显然，对于邓小平同“四人帮”的针锋相对，华国锋是不肯偏袒哪一方的。张春桥坚持要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时候他不能同意，但这并不表明他就肯为邓小平翻案。事实上，正是由于叶剑英与胡耀邦以所谓“民心”为由试图为邓小平翻案，才使得华国锋在两周之后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在批判“四人帮”的同时“连带批邓”。他还说：“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党的副主席汪东兴则跟着华主席的后面再接再厉地发出一系列指示：“邓小平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指示的。”“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附（6）华国锋的政治"滑铁卢":成就了中共史上最民主的一次会?(2)
韩钢    2011年09月21日13:44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但对华国锋来说，这次会议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铁卢”。富有意味的是，这个结果同他的包容和宽厚有关。

人们争阅载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报纸（资料图）
当年的“实践派”代表人物胡绩伟后来评论说：华国锋“态度比较温和，为人比较正直，处事比较慎重。鲜明的对比是毛泽东主席，他也是常常让刘少奇或邓小平主持会议，但他很快就打断人家的话，把主持会议权完全接过来。他作结论时更是上纲上线，提得很高。整个会议都在他的控制之下，火药味越来越浓。而华国锋却不是这样，例如所有关于宣传的会议，他都几乎让汪东兴主持，他总是温文尔雅地坐在旁边，对汪东兴不断发出的‘枪炮子弹’，他从没有火上浇油，反而起一些缓解松弛的作用。特别是当汪东兴对我大批大骂时，华主席对我没有上纲加码，既没有叫我停职检查，更没有罢官撤职，这就使我不仅能够继续领导人民日报，而且大大鼓励了我继续大胆地解放思想，相当独立自主地改进人民日报”（《胡绩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35页）。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真理标准”文章发表后，一些主要报纸和理论刊物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表有关文章，地方官员也纷纷表态支持，倒是反对的观点在报刊上鲜见。如果华真要“压制”这场讨论，以他“第一号人物”的身份，事情也许更加曲折。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但对华国锋来说，这次会议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铁卢”。富有意味的是，这个结果同他的包容和宽厚有关。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不少与会者即提出解决历史遗案的问题，并对包括“两个凡是”在内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批评，直指几位政治局委员包括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间接触及华国锋本人，会议气氛尖锐而激烈。华国锋作为主持者，没有采取压制和对立的姿态，反而多次肯定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参见《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89页）他主持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接受与会者提出的许多意见，当即决定为与会者提出的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如“六十一人案”、彭德怀、陶铸等）平反或重新处理，审查康生和谢富治。与会者对提交会议的两个农业文件意见很多，他采纳与会者意见，决定会后将稿子下发全党讨论，然后再交下一次全会决定。对与会者普遍质疑和批评的“两个凡是”的问题，华国锋承认“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他主动承担了责任：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同上，第191—192页。）会议的最终结果，同华的包容、宽厚不无关系。然而，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次会议之后他实际上已开始失去权力核心的地位。
然而，官方和研究者在高度评价三中全会时，却从不提及华的作用。倒是与会的两位“实践派”人物，多年后作了一些公道的评论。胡绩伟称：“他（指华国锋—引者注）对于自己这个重大错误（指‘两个凡是’—引者注），是在党内做了自我批评的”，“回过头来冷静地衡量一下，在他作为党的主席的短短时期内，就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品德来说，毕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最高领袖。”（《胡绩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104页）于光远说：华国锋“自始至终主持了这次会议。在建设问题上他是积极的、主动的，很愿意多讲。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讨论开幕会上提出的那三个议题（指农业问题，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讲话—引者注），他也努力去引导这样的讨论。对会议提出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提出解决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会议提出‘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他是有精神准备的。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他在闭幕会上没有再提‘两个凡是’，没有再采取引用‘最高指示’这种方式来讲话，让出席者更加讨厌甚至激怒许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自己在北京市常委扩大会上对‘天安门事件’讲一篇与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上的调子很不一样的话，想争取到一些主动。整个说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在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207页）。
中共历史上，华国锋不算是强势政治领袖。他主政的两年多，高层权力核心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次是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真空的填补，一次是从他本人转移到了邓小平。经历如此大的变局，中国内地保持了平稳和安定，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新的震荡，并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和转型。据林京耀文章提供的材料，胡耀邦在197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个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两年多，我们搞了一场政治上的搏斗，阶级斗争的大搏斗，确实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出现了多少惊心动魄、雄伟壮观的场面。”两年多时间“扭转乾坤”，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而主政的华国锋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当年的“实践派”代表人物胡绩伟后来评论说：华国锋“态度比较温和，为人比较正直，处事比较慎重。鲜明的对比是毛泽东主席，他也是常常让刘少奇或邓小平主持会议，但他很快就打断人家的话，把主持会议权完全接过来。他作结论时更是上纲上线，提得很高。整个会议都在他的控制之下，火药味越来越浓。而华国锋却不是这样，例如所有关于宣传的会议，他都几乎让汪东兴主持，他总是温文尔雅地坐在旁边，对汪东兴不断发出的‘枪炮子弹’，他从没有火上浇油，反而起一些缓解松弛的作用。特别是当汪东兴对我大批大骂时，华主席对我没有上纲加码，既没有叫我停职检查，更没有罢官撤职，这就使我不仅能够继续领导人民日报，而且大大鼓励了我继续大胆地解放思想，相当独立自主地改进人民日报”（《胡绩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35页）。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真理标准”文章发表后，一些主要报纸和理论刊物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表有关文章，地方官员也纷纷表态支持，倒是反对的观点在报刊上鲜见。如果华真要“压制”这场讨论，以他“第一号人物”的身份，事情也许更加曲折。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但对华国锋来说，这次会议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铁卢”。富有意味的是，这个结果同他的包容和宽厚有关。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不少与会者即提出解决历史遗案的问题，并对包括“两个凡是”在内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批评，直指几位政治局委员包括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间接触及华国锋本人，会议气氛尖锐而激烈。华国锋作为主持者，没有采取压制和对立的姿态，反而多次肯定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参见《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89页）他主持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接受与会者提出的许多意见，当即决定为与会者提出的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如“六十一人案”、彭德怀、陶铸等）平反或重新处理，审查康生和谢富治。与会者对提交会议的两个农业文件意见很多，他采纳与会者意见，决定会后将稿子下发全党讨论，然后再交下一次全会决定。对与会者普遍质疑和批评的“两个凡是”的问题，华国锋承认“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他主动承担了责任：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同上，第191—192页。）会议的最终结果，同华的包容、宽厚不无关系。然而，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次会议之后他实际上已开始失去权力核心的地位。
然而，官方和研究者在高度评价三中全会时，却从不提及华的作用。倒是与会的两位“实践派”人物，多年后作了一些公道的评论。胡绩伟称：“他（指华国锋—引者注）对于自己这个重大错误（指‘两个凡是’—引者注），是在党内做了自我批评的”，“回过头来冷静地衡量一下，在他作为党的主席的短短时期内，就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品德来说，毕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最高领袖。”（《胡绩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104页）于光远说：华国锋“自始至终主持了这次会议。在建设问题上他是积极的、主动的，很愿意多讲。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讨论开幕会上提出的那三个议题（指农业问题，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讲话—引者注），他也努力去引导这样的讨论。对会议提出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提出解决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会议提出‘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他是有精神准备的。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他在闭幕会上没有再提‘两个凡是’，没有再采取引用‘最高指示’这种方式来讲话，让出席者更加讨厌甚至激怒许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自己在北京市常委扩大会上对‘天安门事件’讲一篇与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上的调子很不一样的话，想争取到一些主动。整个说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在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207页）。
中共历史上，华国锋不算是强势政治领袖。他主政的两年多，高层权力核心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次是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真空的填补，一次是从他本人转移到了邓小平。经历如此大的变局，中国内地保持了平稳和安定，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新的震荡，并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和转型。据林京耀文章提供的材料，胡耀邦在197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个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两年多，我们搞了一场政治上的搏斗，阶级斗争的大搏斗，确实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出现了多少惊心动魄、雄伟壮观的场面。”两年多时间“扭转乾坤”，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而主政的华国锋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毛泽东为何下定决心将华国锋作为自己最后选定的接班人
2011.11.02.  BZRXZ   zhuantie
2011年11月02日08:43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周恩来辞世后，国务院总理之职不可久悬。“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早就觊觎着国务院总理的职位。“文化大革命”以来，他费尽心机，疯狂地影射、攻击周恩来；策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无不包含着篡夺国务院总理职务的“祸心”。然而，张春桥却打错了算盘。1976年1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先后提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本文摘自《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薛庆超 著，人民出版社，2008.11
4月4日是清明节，是中国历史传统中悼念先烈的日子。这一天又恰逢星期天。北京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达到了高潮。
上午8时开始，北京曙光电机厂的3000余名职工和北京青云仪器厂的1000余名职工，分别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高举“深切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巨大横标和精心制作的花圈，来到天安门广场。
数不尽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拥向天安门广场。有1400多个单位的职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摆放了2073个花圈，来悼念周恩来。自发参加纪念活动的200多万人民群众，用数不清的白花、花圈、花篮、花环、诗词、文章、条幅、标语，把天安门广场装点成了名副其实的“花山诗海”。
上午10时，一位青年工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以血明志，在一块白绸上写下血书：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您!”
上午11时，首都钢铁公司一位青年工人登上天安门广场北面用来照相的木台，作了《怀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演讲。
清明节这一天，在无数众多的诗词中，有一首《清明悼总理》的长诗，感情真挚，爱憎分明，深切地表现了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之情，愤怒地斥责了“四人帮”的罪恶行径，郑重表达了人民群众拥护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愿望。
晚上，天安门广场仍然人山人海。这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西南角的汉白玉栏杆上，出现了一篇短文：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
一、1974年1月，江青扭转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矛头对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二、1974年12月，江青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诬蔑中央领导同志，并企图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
三、1975年1月，毛主席识破了江青的野心……召开了四届人大，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了中央工作，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四、1975年7月，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江青，停止其在中央的工作。在周总理养病期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
五、最近的所谓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垂死的翻案活动。他们已经成了不得中国大多数人心的过街老鼠。
这篇短文的作者，显然比较了解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和“四人帮”的内情，文中所述事实基本上符合历史实际。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发现以后，纷纷诵读、传抄，使夜幕下的天安门广场又出现了新的怒斥“四人帮”的高潮。
在清明节前后的悼念活动期间，一位青年工人曾在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贴出了一首五言诗，一直被人们广为传抄。这首诗的全文是：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诗句言简意深，义正词严，犹如一把出鞘的宝剑直刺“四人帮”的心脏。
在广大人民群众奋起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日子里，亿万中国人民的心飞向了天安门广场，广大干部的心连着天安门广场。虽然限于当时的特殊原因，他们不能亲自来到天安门广场投入战斗，但他们的心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天安门广场上的伟大斗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就非常关注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运动。4月1日，他从办公室工作人员那里看到从天安门广场抄回来的“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首诗后，非常欣赏，反复吟诵，连声称赞：好诗，好诗!并打听作者的姓名，表示了极大的关心。4月2日，北京、南京都在采取措施，阻止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活动。叶剑英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他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决心像暴风雨中的海燕一样砥柱中流，挽狂澜于既倒。这一天，他在住地情不自禁地用俄语轻声朗诵起高尔基写的名篇《海燕》。
4月3日，叶剑英听了办公室工作人员讲述的天安门群众运动场面以后，非常激动地表示，一定要亲自去天安门广场看一看，但被工作人员阻止了。清明节前这几天，叶剑英经常让工作人员和孩子们把从天安门广场抄来的诗词一首一首读给他听，听了以后，还要人抄给他看。他常常边读边赞：“这些诗词情真意切，爱憎分明，大气磅礴，真是难得的好词啊!”清明节这天傍晚，叶剑英再也忍不住了，悄悄乘车，来到天安门广场，他要亲眼看看人民群众的空前壮举。汽车在缓缓行驶，叶剑英的心，与广场上的花山诗海融为了一体，与广场上数不尽的人民群众融为了一体。叶剑英以深情的目光注视着广场上的壮观场面，那高大的花圈和洁白的花朵，是人民群众献给周恩来的心香；那要求实现“四化”的充满激情的词章，是人民群众拥护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呐喊；那犹如匕首、投枪般锐利的诗词，是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怒吼。在这庄严肃穆的天安门广场，在这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真挚感情爆发的地方，老帅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也许，就在这个时候，老帅已经下定了决心，坚决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上慰忠魂，下顺民心，写出中华民族历史新的篇章。
中国人民自发的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心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意志，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力量。这一切，都使“四人帮”惊恐万状，胆战心惊。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年间，总是他们在那里盗用“群众运动”的名义，“运动”别人。如今觉醒了的人民群众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起来反对他们了，这怎能不令他们惊慌失措呢?
从1976年3月30日至4月2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先后给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打了24次电话：一是给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性质；二是诬陷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欲将他们置于死地；三是打击敢于起来与“四人帮”作斗争的群众；四是出谋划策，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加紧制造反革命舆论。
王洪文3月30日在电话中恶狠狠地说：
“你们在南京有记者吗?(鲁瑛答：“有记者”)叫他们反映重要情况。南京大街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南京事件是因为省委有走资派，它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
姚文元4月2日15时40分又在电话中布置：
“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报纸要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掌握斗争大方向。这股反革命逆流这样猖狂，是没落阶级的表现，是不得人心的。因为有个资产阶级，他们是要跳的。”
4月3日姚文元再次打电话精心策划说：
“是否可以写这样一篇社论，题目是'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首先讲，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形势大好，取得了很大胜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已很孤立，工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第二段，要讲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要提防阶级敌人的破坏，要追查谣言等。”
“最后，要批邓，警惕转移斗争大方向，多讲几句。要写得短，气要足。”
4月4日姚文元又一次打电话攻击人民群众的纪念活动：
“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一要抓紧批邓，二要打击反革命。你们内部要继续讨论这种活动的性质，认清性质。要继续批邓，不要听信谣言，听到要追查。”
4月5日王洪文亲自到天安门广场坐镇旁边的一座小楼，用电话指挥《人民日报》记者：“跟着最坏的，离开天安门再抓。4日抓了3个。你们盯住，不仅社会上的，要盯党内资产阶级，民兵要参加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
早在3月份，人民群众刚刚开始往天安门广场送花圈时，“四人帮”的干将、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四人帮”被粉碎后，畏罪自杀)就布置对送花圈的单位、人数和花圈数进行登记上报。以后，他又布置人员到广场监视人民群众的活动、照相取证、撕毁诗词，并拘捕了几十个人。4月2日，正式成立首都工人民兵、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卫戍区联合指挥部，抽调了3000余人组成机动力量，随时准备出动。“四人帮”还采用各种卑劣手段，伪造情况，歪曲事实，隐瞒事实真相，欺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责任编辑：张淑燕）　4月3日凌晨4时40分，在黎明前的黑暗掩护下，王洪文由便衣人员保护，窜到天安门广场，打着手电筒察看了人民群众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的花圈和诗词后，气急败坏地给在公安部的亲信打电话，说：“你还在睡觉呵，我刚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否则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到将来破案嘛。”王洪文一声令下，他的亲信立即行动，布置人员照相取证，在夜深人静时毁坏花圈，撕毁诗词，干尽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4月4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主持会议，研究天安门广场连日来发生的大规模群众活动的情况。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会议认为，天安门前聚集那么多人，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这“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华国锋说：“很恶毒的”，“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江青从姚文元那里得知《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的内容后，气急败坏，点着北京市委、北京军区负责人的名字说：“中央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为什么攻击中央的人不抓?抓不着要拿你们是问。”毛远新将这次会议向毛泽东报告说：政治局分析了当时北京的情况，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影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政治局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并且决定，从当晚(4日)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这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4月5日，广大人民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采取抗议行动。晚上6时半，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出面，发表广播讲话。
晚上9时30分，出动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带着木棍，封锁了天安门广场，对留在广场的群众进行殴打，并逮捕了一些人。但是，这种镇压却进一步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怒。
4月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部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认为群众的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并决定继续组织3万名民兵集中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待命，派出9个营的卫戍部队在市区内随时机动。会议还建议北京市委将天安门事件写成材料通报全国，以便各地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毛远新向毛泽东书面报告了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表示同意。
4月7日早晨7时，姚文元便召集《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让他到人民大会堂，组织人马，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和《人民日报》记者名义撰写所谓的“现场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为“四人帮”镇压广大群众的悼念活动制造借口，大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舆论。在“四人帮”的直接指使下，由姚文元一手策划指挥炮制的这篇文章，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捏造事实，罗织罪名，对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正义行动进行了肆意诬蔑。在这篇文章撰写过程中，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进行了具体的策划。张春桥大放厥词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姚文元多次布置说：“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要把“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反革命的政治事件”这句话写上去。
4月7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报告情况。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所谓“现场报道”和4月5日晚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听了报告后毛泽东当即表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并说：“由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毛泽东还提出华国锋任总理。
4月7日下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他上午的指示的执行情况，并请示晚上广播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的两个决议的问题。
在谈到中共中央作出的第一个决议是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的时候，毛泽东补充说：“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
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一致通过了根据毛泽东指示作出的两个决议。
第一个决议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第二个决议是：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这两个决议通过一个小时以后，立即以异乎寻常的速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进行了全文广播。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用大字标题，全文公布了这两个决议。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位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说： “1976年清明前后，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当时，主席对外面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连讲话的气力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那些日子毛远新时常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前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邓纳吉之类的话。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
“4月5日，毛主席正重病卧床。江青说有事要同主席谈。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之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又说：'政治局已经开了会，作了安排，你放心，过一会儿毛远新还要来向你报告开会的详细情况。’
“不多时，毛远新带着政治局关于四五的决议让主席表态。主席听了汇报后用红笔在纸上写了'同意，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后来《人民日报》发表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和社论，主席没有看过。”
两个决议的发表，明确说明，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将华国锋作为自己最后选定的接班人。此时的毛泽东已经82岁，年事已高，身体日益衰弱，急于托付后事。1976年2月，毛泽东提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但没有提出提高华国锋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使华国锋只能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代理国务院总理。这表明毛泽东对华国锋还要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考察和考验，才能最后下定决心。
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后的两个月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怎么指示，华国锋就怎样照办。这使毛泽东感到华国锋办事可靠，十分放心。在经历了三四月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后，毛泽东终于最后下定了决心，让华国锋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为了巩固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毛泽东采取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举措，即在提名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形成决议以后，又提议在决议上增加“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毛泽东的这一决策，使华国锋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并由中共中央正式形成决议，立即公开发表。
这样，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虽然没有宣布，但却是在决议中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毛泽东当时是中共中央主席，而华国锋任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已经成为毛泽东之下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二号人物、中国国务院的第一把手。
过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设过中央第一副主席的正式职务名称。刘少奇从1945年中共七大以后，一直到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在长达21年的漫长岁月里，长期居于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的地位，是仅次于毛泽东的党内第二把手，也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亲自选择的第一个接班人。但刘少奇从1956年到1966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整整10年，从来没有被毛泽东提议在中央副主席前边加上过“第一”两个字。
显然，毛泽东是希望通过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向国内外明确表示，自己已经选择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并通过这种异乎寻常的做法，引起人们对原来不太引人注目的华国锋的注意，迅速提高华国锋的威信，尽快巩固华国锋的地位，不断增强华国锋的声望，使华国锋具有法定的身份和特殊的地位。这样，在自己身体不行的时候，华国锋就能够顺利接班。
毛泽东的深谋远虑和用心良苦，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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