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晋剧刘建平和她的儿女:名将王必成 号称“王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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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将王必成 号称“王老虎” 孟良崮击毙张灵甫
来源：凤凰网 时间：2009-7-1 15:17:52
王必成，1912年2月29日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的一个贫苦农民之家，少年时期投身革命。1928年参加当地赤卫队和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红军，第二年入党，参加过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川陕苏区历次反“围攻”和举世闻名的长征，三次过草地。由于他英勇善战，很快由班长、连长、营长升至团长、团政委，在长征结束时即由普通一兵成长为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副师长。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久经战火考验的王必成随即进入抗日红军大学（后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为日后进一步成长奠定了扎实的军政素质。他成名于新四军时期，立威于解放战争中，是“人民军队不可多得的虎将”（陈丕显语）。
打新丰、攻句容、袭东湾，全歼延陵（贺甲）之敌，连战皆捷，创造了新四军对日作战多个“首次”
1938年春天，王必成从延安奔赴东南抗日前线，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参谋长，不久担任团长。二团又称“老二团”，前身是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留下的坚持在湘赣边、赣粤边、赣东北的游击队。在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后，这支部队重新集结，随陈毅挺进江南敌后抗日，战斗在茅山地区，为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浴血奋战。
王必成到二团时，已是身经百战的年轻军事指挥员了。在粟裕率先遣支队取得首战韦岗的胜利之后，王必成指挥二团打新丰、攻句容、袭东湾，全歼延陵（贺甲）之敌，连战皆捷，创造了新四军对日作战多个“首次”。
新丰车站战斗是新四军的首次夜战。新丰车站在京（南京）沪铁路镇江与丹阳之间，驻有日军40多人，还有特务、汉奸、路警等，共100余人。1938年6月30日下午，王必成率二团一营自丹阳延陵镇出发，隐蔽进抵新丰车站东南9公里之东冈。7月1日夜11时许，我军对驻新丰车站日军发起突然攻击，并与敌进行白刃格斗，歼灭日军10余人。又用火攻烧死日军30余人，并烧毁车站。此次战斗历时1个半小时，缴获步枪6支、刺刀6把，配合地方抗日自卫团破路基、拆铁轨、割电线，使日军在江南最重要的交通运输线陷入瘫痪。
句容战斗是新四军首次攻入敌占县城的战斗。1938年8月，为配合国民党第七十九军向苏南丹阳、武进的进攻，新四军第一支队决定由王必成率二团主力袭取江苏省句容县城。受命后，王必成立即排兵布阵：第二营往东昌街，向镇江方向警戒，破坏道路、桥梁；第三营进袭城北门外飞机场，并对汤山东昌街方向实施警戒；支队特务连配合地方武装，在天王寺至句容间之五港、双庙、张庙一带阻敌并破坏公路，掩护攻城部队；第一营为攻城主力。夜深之后，战斗开始，第一营乘黑暗用云梯突入城内，顺利占领东南门。第三营亦入城作战，经巷战，占领商会及伪自治会。日军一部固守楼屋，负隅顽抗，王必成命令一、三营以火力封锁正面，从侧面纵火焚烧，城外飞机场房屋亦被完全焚毁。此次战斗共毙伤日军40余人，缴获步枪2支、手榴弹2箱、子弹5000余发，其他军用品若干。
东湾战斗是新四军典型的攻点、打援兼顾的战例。东湾地处句容县，靠近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北缘，是日伪军在溧（水）武（进）公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该据点的日军约50余人，据点内工事坚固，并环有三道铁丝网，该据点北边不到6公里处的天王寺驻日伪军200余人，东北14公里处的薛埠驻日伪军400余人，西北之方边驻日伪军70余人。1939年春天，日伪军企图修复从天王寺到丹阳延陵镇的公路，以封锁和分割茅山抗日根据地。为粉碎日伪军企图，王必成决定袭击东湾据点，其部署是：主攻和助攻部队，分别寻点突进；打援部队埋伏于吴家边附近公路两侧，打击天王寺的援军，并对薛埠方向进行警戒。
延陵（贺甲）大捷是新四军首次引起全国舆论关注的战斗。1939年11月8日，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王必成率二团与新六团并肩战斗，在丹阳延陵镇附近的贺甲村一带与“扫荡”的日军发生激战，经30个小时拼杀，共歼日军168名，生俘3名。当时，上海等地的报刊曾以《伟大胜利在江南》的醒目标题予以报道，江南人民则称之为“延陵大捷”。 延陵大捷有力配合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争，戳穿了反共顽固派诬蔑新四军“游而不击”的谎言。
多次战斗让王必成和他的二团扩大了影响。后来，江南人民誉称二团为“老虎团”，称呼王必成为“老虎团长”、“王老虎”。
反顽又抗日，苏中再苏南，王必成享誉大江南北，与叶飞、陶勇并称粟裕的“三只铁拳”
1940年7月，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王必成率部随陈毅、粟裕挺进苏北，陈粟分别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正副指挥。部队整编为第一、二、三纵队，叶飞、王必成、陶勇依次担任各纵队司令员。部队开赴江都时，陈丕显与王必成相识，陈曾回忆：“初次见面，他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个头不高，两眼炯炯有神，虎虎有生气；不善辞令，简单几句话，掷地有声；不苟言笑，待人诚恳，谈话中很少讲自己过关斩将之事。”的确，第一次见到王必成的人，都不会把他与能征善战的猛将形象联系到一起。1939年11月，在江南指挥部任见习参谋的恽前程，在回忆他第一次见王必成的感觉时这样说：“他身穿灰布军装，小腿打绑腿，腰系皮带，着装整齐清洁。看上去很年轻，大约二十五六岁样子，身材不高，体瘦不胖，脸面嫩白，与我想像中的形象不一样，不像个能征善战、英武魁伟的战将，倒像个体弱的小学教师。”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部队又一次进行了整编。活动于苏中地区的原苏北指挥部编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粟裕），所属第一、二、三纵队编为第一、二、三旅，叶飞、王必成、陶勇依次担任各旅旅长。王必成所率的二旅以苏中二分区以及盐城、建阳（今建湖）为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42年底，根据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为加强苏南的抗日力量，新四军一师决定二旅主力渡江南下，与划归一师指挥的十六旅整编。次年1月，王必成带领部队进抵溧水与十六旅会合，王必成担任十六旅旅长，江渭清任政委，率部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安徽郎溪、广德与浙江长兴一带），坚持苏南抗日斗争。
苏中七捷凡五战，涟水痛击张灵甫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当局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又一次挑起内战，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保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1945年11月10日，华中新四军部队正式组成华中野战军，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委，王必成任华野第六纵队司令员，江渭清任政委。从1946年3月起，华中野战军在进行“百日”大练兵运动中，进一步调整了部队的战斗序列：第六纵队改为第六师，谭震林兼师长和政委，王必成任副师长。同年7月13日至8月27日，在闻名遐迩的苏中七战七捷中，王必成率第六师参加了五战，仗仗皆胜，歼敌1.6万余人。
就在这时，王必成遇到了他军事生涯中最大的劲敌――国民党军名将张灵甫。
苏中七战七捷后，苏中战场胜利在望，可相邻的淮南解放区形势却急剧恶化。在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的强攻下，解放军被迫撤出淮南根据地。随后，第七十四师沿运河长驱直入，兵锋直指淮阴。
淮阴是苏皖解放区的首府，战淮阴是苏皖解放区的首府，战略地位重要，得失事关全局。因此，粟裕一面急调成钧、皮定均赶往淮阴城下，阻击第七十四师；一面亲率第一师、第六师从海安城下撤围，奔赴淮阴，准备围歼第七十四师。
由于淮阴我守军顽强抵抗，使敌第七十四师在城下寸步难进。眼看粟裕援军就要赶到，敌第七十四师处境危急。狡诈凶悍的张灵甫派出一支小部队，在夜色掩护下发动偷袭，突破点就选在防线中央――从战术角度看中央是最难突破的地段。守城部队未料到一向害怕夜战的敌军居然敢于夜袭，更想不到进攻的地点竟在防线最坚固地段。敌第七十四师乘机破阵，张灵甫挥军入城。一天后，粟裕率援军赶到，但战机已失，只好撤退。张灵甫乘胜挥师南进，3天后又占淮安。至此，两淮地区完全失陷。
作为华中解放区的心脏，两淮地区及整个苏中根据地的陷落，严重影响华中军民的士气。一时间人心浮动，粟裕、谭震林等解放军将领们心情沉重。
在淮阴战役中，敌第七十四师表现出了相当的战斗力，其火力的强大和战术的灵活，给解放军参战部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时，很多参战官兵都说：整编七十四师比抗战中的日本军队还难打。尤其是一些刚从国民党军投诚过来的“解放战士”，甚至出现了“恐七十四师症”。王必成听到这些话，火冒三丈，他一拳砸在桌面上：得和这个张灵甫碰一碰！
淮阴失守后，双方争夺的锋芒，转到了苏北重镇涟水城。涟水城在淮阴东北35公里，为联结山东、华中两大解放区的枢纽。第七十四师占领淮阴后，张灵甫的下一个进攻目标便是涟水。解放军担负涟水防御的主力是成钧的第五旅。一个月前的淮阴之战，第七十四师就是在该旅的防线上打开缺口的。涟水城下，两支部队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张灵甫仍是巧攻，他先向城外的茭菱镇发起猛攻，吸引我守军注意，然后亲率主力直取涟水城。
1946年10月22日，敌第七十四师集中全部炮兵，对涟水城的南门渡口发起震天动地的炮击，部队乘橡皮舟渡过废黄河，很快在河岸立住了脚跟，并发起第二轮猛攻。25日下午，第七十四师出人意料，突然投入了一个团的生力军，不待重炮和飞机掩护便发起冲锋，在城南防线中央撕开一个宽大缺口，直扑涟水城。
这个时候，王必成的第六师赶到了。前卫第十八旅冲破敌军飞机、大炮炸出的一堵堵火墙，及时增援城南阵地，敌第七十四师开始溃退。东门外，第六师主力和敌拼起刺刀，硬是用刺刀在短短一小时内干净利落地歼灭了第七十四师一个营。张灵甫明白，这回碰上粟裕的主力了，但他还不知道，眼前的对手就是江南赫赫有名的“王老虎”――王必成。
26日，双方大战再起。张灵甫倾尽全力，发起猛烈的进攻，这是王必成与张灵甫的首次正式大战。直到多年以后，原第六师将士回忆起来，仍然暗暗喝彩：第七十四师官兵清一色的美式服装和墨绿色钢盔，显得威风神气；装备也强，炮多、机枪多、冲锋枪和卡宾枪多，火力之猛是关内其他国民党军无法相比的；部队训练有素，战术动作纯熟，善于利用地形地物；士兵体力强，冲锋格外凶猛，且骄横异常，自称“天下第一师”。可尽管这一天第七十四师连续发动8次突袭，却始终无法撼动第六师的防线。入夜后，第六师发起反击。夜雾迷漫的废黄河边，杀声和刺刀碰嗑声混成一片。28日，华中野战军主力部队全部赶到，粟裕下达了歼灭第七十四师的命令。30日夜，陶勇的第一师和王必成的第六师如猛虎下山般扑向第七十四师。张灵甫见势头不妙，仓皇逃回淮阴城。
一战涟水，张灵甫不但未能攻占，还付出了7000余人伤亡的惨重代价。张灵甫将失败归咎于王必成。据说，他当着部下的面发誓：下次打涟水，要用一千发炮弹打碎王必成这只粟裕的“铁拳”！一战涟水，王必成也领教了第七十四师的厉害，他感叹道：兵败而不山倒，两虎未擒一狼，姓张的有一套。
二战涟水，王必成遇平生最大挫折，差点被撤职查办。孟良崮之战，指挥所部勇登峰顶，击毙张灵甫
涟水之战一个月后，在国民党军其他部队配合下，第七十四师再犯涟水。此时，陈毅、粟裕正在北线准备宿北战役，坐镇南线的谭震林决定来个硬碰硬，将王必成第六师摆在涟水南面，对决第七十四师。
1946年12月3日，第七十四师等部在正面排开将近100门重炮，对解放军阵地猛轰。空中，敌机投掷的高爆炸弹、凝固汽油弹密雨般倾泻而下，把整个战场犁地般地翻了一遍。随后，坦克引导着第七十四师步兵向解放军阵地发动猛攻。经过两日激战，第六师坚守的第一线村庄先后陷落。12月5日夜，王必成发动反击。敌第七十四师的美制M1917重机枪在暗夜中织成严密火网，第六师冲锋受挫。反击失利后，王必成迅速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心以坚守来消耗敌军。他将全师梯次展开，构筑了纵深的野战工事，节节抗击敌军进攻。在9天9夜的血战中，第六师官兵英勇顽强，始终将进攻之敌阻击在涟水南面。然而，这一回，无论王必成，还是谭震林，都低估了张灵甫。张灵甫进攻涟水南面仅仅是佯攻，正当第六师在涟水城南面苦战之际，张灵甫亲率主力绕道从西面直扑涟水。14日拂晓，第七十四师主力在城西突然出现，第一道防线当天就被突破。傍晚，第七十四师的兵锋进至废黄河大堤。王必成震惊之余，急忙抽调一个旅返城。然而，张灵甫动作异常迅猛，也集中重兵向第二道防线强攻，突破多处防守阵地，涟水形势万分危急。
15日上午，奉命支援的第六师十六旅赶到，王必成亲自赶赴城西前线。第六师的敢死队呐喊着，端着卷刃的刺刀，硬是把第七十四师赶了下去。当夜，谭震林紧急命令第六师的第十八旅也回援涟水城。
然而，战场上的张灵甫像狐狸一样敏锐狡猾，他抓住王必成援军未到的战机，调集城西和城南两大进攻集团，共同集中炮火向解放军城西阵地猛烈轰击。惊天的炮火之后，第七十四师以营、团为单位，连续发起集团冲锋，敌军依靠数量的优势，从多处冲决解放军的防线，涌向涟水城垣。
15日中午时分，第七十四师从涟水西门、南门先后突进城内，与解放军展开了血战。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解放军守城部队被迫在当天下午先后撤退。第六师主力撤出时，王必成凝视着涟水城内冲天的浓烟烈火，青筋暴露，死盯不动，最后被警卫员和参谋人员强推下去。
第二次涟水之战，解放军共毙伤敌军8000余人，但自身也付出了重大代价，仅第六师就有5000多名指战员血洒疆场。在王必成的战史上，如此的伤亡是前所未有的。尤其令他痛心的是，有些部队被困在城里未能冲出，绝大部分壮烈牺牲。
此刻的张灵甫报了前仇，春风得意。他率领一群高级军官，来到涟水古塔下合影留念。实际上，二战涟水张灵甫虽然胜了，但第七十四师前后伤亡近万人，基层战斗骨干损失惨重。后来孟良崮战后，被俘的第七十四师旅团长们都认为，涟水之战重创了该部，是造成后来覆灭的重要原因：“涟水战后，本师元气亏损，一蹶不振”。
涟水失陷，陈毅盛怒之下要将王必成撤职查办，但粟裕了解王必成，认为他是一员不可多得的战将，主张改为留职检查，这也许是王必成一生中最难堪的时刻。他对陈毅、粟裕说：“日后打七十四师，绝对不要忘了我王必成的六师！”粟裕当即表态：以后，凡我华东部队组织歼灭七十四师的战役，一定让六师参加，一定让王必成参加。
1946年底，王必成奉命率部北撤，与在山东作战的兄弟部队会师。次年春，山东、华中我军进行统一整编，组成华东野战军，以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陈士榘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下辖10个纵队，王必成任第六纵队司令员，江渭清任政委。
1947年2月，王必成率华野六纵参加莱芜战役，创造了一个纵队在一次战役中歼敌2.4万余名的辉煌战绩。5月，他又率部参加了着名的孟良崮战役。此役，华野六纵遇到了老冤家、死对头――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结果，他指挥所部勇登孟良崮峰顶，击毙国民党军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孟良崮战役基本上粉碎了敌人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以此战役为素材，当时六纵的宣传部部长吴强创作了着名小说《红日》。“在以后华东战场的多次重大战役中，如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必成同志的华野六纵，都建树了赫赫战功”（陈丕显语）。
1949年2月，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命令，华东野战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王必成部改编为第八兵团（陈士榘任司令员）二十四军，王必成任军长，后任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副司令员、浙江军区司令员。
谈及王必成军旅生涯，与其共事多年的陈丕显直竖大拇指：“必成同志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转战南北，出生入死，勇猛顽强，大胆果敢，具有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是很能打仗的，而且善于打大仗，打硬仗，从不打‘滑头仗’。他不愧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虎将。”
为祖国、为人民、为和平，将军身影所到之处光彩流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53年4月，一直想上朝鲜和美军较量的王必成，终于得偿所愿，出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虎啸三千里江山”，亲身体验了打败美军的民族自豪感。1955年夏天，王必成奉命从朝鲜前线回国，出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同年9月，战功赫赫的王必成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
在上海工作的5年半时间里，王必成非常注重军政和军民关系；十分注意尊重地方党政领导；他党性强，讲原则，顾大局；他治军严，律己也严。王必成经常强调：上海警备区是上海市委的军事部门，既要听从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的指挥，又要服从上海市委领导。他抓上海民兵工作有声有色。他说，上海是个高度工业化的都市，工人无工忙工闲之分；上海郊区由于机械化程度较高，农民亦无农忙农闲之别。因此，上海的民兵训练不能采取“大集训”的办法，不能搞“一刀切”，必须根据上海的地位和特点，采取行之有效的分散小群的训练方法，每天一至两个小时，有分有合，并侧重抓特种兵的训练。根据他的建议，上海市委成立了上海市民兵工作领导小组，把地方党政部门和驻沪三军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民兵工作搞得生气勃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京路上好八连”成长前进的道路上，也印着王必成的足迹。“好八连”是1963年5月由国防部命名的，此时，王必成已调往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但是他在任期内，精心培植和扶持了这一典型。他多次深入该连，勉励八连指战员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身在繁华都市，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为灯红酒绿所迷惑，并指示警备区政治机关认真总结八连的经验，举办连史展览。他还邀请上海市委领导去参观。上海市委还指示上海的“两报”（即《解放日报》、《文汇报》），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和推广“好八连”的经验。
1960年11月，王必成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成为司令员许世友的得力助手，负责军事训练。1961年初，南京军区某部二连副连长郭兴福总结出一套新的战术教学方法，受到军领导的好评，被作为典型加以推广。1962年初，郭兴福第一次到南京汇报作业，许世友、王必成先后观看了他的教学方法，均连声赞好。事后，立即在南京军区部队大力组织推广，使“郭兴福教学法”逐渐被推向全军。
1969年夏天，王必成就职昆明军区，历任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云南省委第二书记、云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时间长达10年。前七八年间，正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之时。作为云南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他的工作受到了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云南的帮派势力的严重干扰。他们捏造种种罪名，向王必成身上泼脏水，大肆进行诬陷、迫害，胡乱拼凑了《王必成在云南的100条罪状》。1971年9月，林彪集团折戟沉沙后，“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一伙人，假借批林整风，另搞一套。他们把刚直不阿的王必成视为“眼中钉”，欲置死地而后快。他们上蹿下跳，曾一度使王必成无法工作。
在逆境中的王必成忍辱负重，力排干扰，为稳定西南边疆的局势而拼命工作。值得庆幸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及时地处理了云南的问题。1975年2月，党中央为解决云南问题召开了100天会议，专门下了文件，扭转了云南局势。王必成战场上是虎将，政治上也从不趋炎附势，从不随波逐流，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每当省革委会开会时，那些派性干部就在会上胡搅蛮缠。王必成多次与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斗争，寸步不让，扞卫了党性原则的纯洁性。作为军人，他成功地抓了部队的军事演习和军区机关的拉练，受到了总部领导的高度评价。他顶着“四人帮”的压力，亲自到云南重型机器厂蹲点，帮助该厂打翻身仗。他经常深入到农舍地头，关切地询问口粮和看病情况。他还关心昆明市的蔬菜供应和公共交通状况。所有这些，今天的昆明人民仍有口皆碑。
1979年1月，王必成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回到了生他养他的荆楚大地。王必成还是那个老脾气。他不顾鞍马劳顿，短短几天内，就走遍了军区机关、武汉空军及驻汉军事单位，还专程到省市机关拜访。湖北省市负责同志见王必成身体不太好，建议集体来看望他，他风趣地说：“我是湖北人，入乡拜土地，还是我来看看‘父母官’。”王必成虽然在武汉军区任职时间仅一年，但他那艰苦奋斗、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他尊重地方、维护军政军民团结的精神，给武汉军区指战员和湖北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0年春天，王必成就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时间长达7年之久，在这期间及之后的日子里，他为自己奉献一生的人民军队建设出谋划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直到1989年3月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