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为珠穆朗玛峰正名的王鞠侯先生逝世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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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王鞠侯现在或许很少有人知道了，但提起珠穆朗玛峰却几乎无人不晓；其实，“珠穆朗 玛峰”这一名称是与王鞠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早在一个半世纪前，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 玛峰曾经被一个英国冒险家以自己的名字“额非尔士”命名。50年前，王鞠侯首先提出应该 为珠穆朗玛峰正名，并在身患绝症，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为官方正式为珠穆朗玛峰正 名收集和提供充分的学术理论证据的一系列工作。如今，珠穆朗玛峰中闻遐迩，王鞠侯先生 也应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一

王鞠侯名勤育，鞠侯是他的字。他一生求学、治学，经过艰苦努力，终于成为地学方面的专 家。

1902年11月13日，王鞠侯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黄山村一个小学校长的家中。他 的父亲虽然居于闭塞的穷乡僻壤，但思想并不闭塞，受当时自东瀛传入新学的影响，主张启 迪民智、维新自强；并身体力行地自学理化、生物，而且注重实践；购置仪器进行理化实验 ，制作昆虫标本等。王鞠侯受父亲的影响，从小便受益于新学，思想开化、学业精进。192 1年，他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宁波效实中学。

王鞠侯在效实中学学习时已家道中落，效实中学学费又高，父亲经常要典质举债为他筹措学 费、住宿费。中学毕业后，虽然父亲仍要千方百计地设法让他继续深造，但他体贴家中的艰 难，便暂时辍学，回到老家当了一名小学教员，这一方面缓解了家中经济困难；另一方面也 为继续升学自筹了经费。一年后略有积蓄，王鞠侯便考入了东南大学地学系。在学校期间， 王鞠侯在致力于学习的同时，还利用课余时间在校内外打工，以补贴所需费用的不足。尽管 打工占去了他不少的时间，但他的学习成绩仍然名列前茅，老师竺可桢十分赏识他，在他大 学毕业前一年，便擢他兼任助教。王鞠侯从竺可桢任助教的同时，还襄助竺可桢筹建了我国 近代第一座气象台——南京北极阁气象台。

王鞠侯大学毕业时，我国正处于内忧外患、动荡不安、战乱频仍之际。王鞠侯携带家眷，北 上南下，二十多年间竟在八个单位工作过：东南大学助教，南开大学助教，第四中山大学( 后改名为中央大学)讲师，商务印书馆编辑，浙江图书馆阅览组主任，暨南大学副教授、教 授、教务长，浙江大学分校教授，宁波安心中学教导主任、校长。

尽管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但王鞠侯始终没有因恶劣的环境而改变刻苦钻研的精神。他每天 要看许多书和报纸、杂志，并把有用的文章剪下来。他特地从老家请了一个人专门为他剪报 ，可见他获取的信息量之大。那时没有卡片和卡片箱，他写书前，把筛选出的书摘和剪报分 门别类的誊写在稿纸上。他留下的一部在编撰《刘继庄年谱》前写的《札记》，足足有数十 万字之多；而且一笔一画、工工整整，一丝不苟，每一篇都是很好的书法作品；由此也可见 他治学之严，之精。

古人云：宁静以致远。多年来，王鞠侯渴望有一间自己的书房，但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天方 夜谭。他上有老、下有小，一家十几口人，常年挤在一间十几、二十平米的屋子里，窗前放 一个书桌，就是他备课、研究、写作的地方。就是在这间陋室里，他经常要接待一些专家、 学者；与他常来往的有郑振铎、周予同、夏丐尊等；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也就 是在这样的嘈杂的环境中，王鞠侯在备好课的同时，埋头译著，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我国地大特博，但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在地理学方面的研究很不发达，为了加快我国地理学 事业的发展，王鞠侯翻译了很多国外地理学方面的行进的、有价值的著作：《从法兰西到斯 堪的那维亚》、《地球进化之历史》、《地质学浅说》、《近代地理学》、《地理学史》、 《自然地理学》、《世界气候志》、《苏联国力的基础》等等。他还撰写了多部地理学方面 的科普读物、著作和专著：《世界一周》，等等。至于编撰的作品及散见于报刊上他写的学 术论文及其他文章，更是难以统计。

王鞠侯在地理学方面的研究，不仅广泛而且深入，许多观点和见解都是经过扎扎实实地分析 和研究的智慧的结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家之言，尤其是对西藏的研究，为以后的为珠穆 朗玛峰正名，奠定了的理论基础。

二

提起学粹功深的专家、学者，人们往往会联想起不通人情世故的书呆子，王鞠侯却并非这类 人。也许是深谙教育之道、民主而开化的父亲的精心培育，也许是由于经历了太多的生活磨 难而体味到贫苦百姓的困苦与艰辛，也许是自己多年从事教育工作使学问与教养具增，或是 这类多方面因素的综合。总之，王鞠侯生性豁达、为人宽厚，对亲朋好友以及周围的人尤其 是一些看似“低贱”之人，总是一腔热忱，也深得人们的喜爱和尊敬。

王鞠侯的夫人没有上过学，也没有文化，但王鞠侯不仅从来没有嫌弃过她，而且对她很尊重 。结婚后家里大事小情都与她商量；她跟着王鞠侯颠沛流离，含辛茹苦，也从无怨言；彼此 和和睦睦、相敬如宾地过了一辈子。王鞠侯不仅是“麟夫”而且是慈父，他关爱孩子，与他 们平等地对话。30年代时，他有时也给《中学生》杂志写一些科普文章，写完后，往往给子 女们念一遍，他们听懂了，才拿去发表。有时兴起，他会与孩子比做几何或代数题，看谁做 得快，在他的带动下，孩子们都积极主动地学习，学习成绩在班里都是名列前茅。王鞠侯对 子女一视同仁，从不重男轻女。他有五个女儿两个儿子，除了大女儿当年因战乱无法去内地 上大学，当了一名护士外，其他几个子女都是大学毕业。而且都学有所成。

王鞠侯经常教育家人“先人后己”“处处替别人着想”。自人进城后，由于家里人口多，全 靠他一人供养，负担很重。但还经常有从老家来投奔他的乡亲。他们大都来城里谋生，在未 找到工作前，便在王鞠侯家落脚，吃、住都由王鞠侯免费提供。鞠侯夫妇对每位求助的乡亲 都热情接待。由于全家(最多时11口人)都 在一间屋子里，孩子们大都睡地铺，但只要有来 客，鞠侯夫妇总要把唯一的行军床让给客人睡，当时在城里找工作很难，有的客人一住就是 半年、一年，鞠侯夫妇从没有一句急言。鞠侯先生还尽力帮助乡亲们找工作，他在浙江图书 馆工作时，就曾帮助四五个乡亲找到了工作。这种热情好客、慷慨助人的精神感染着孩子们 ，也在乡亲们中传为佳话。乡亲们有了困难经常向他求助。每逢星期天，单身在城里工作的 乡亲们也总要到鞠侯先生家相聚，鞠侯先生经常靠举债养活一家，但即使借债也总是以好酒 、好菜款待乡亲们；吃饭时常常是坐了满满一桌人，这时候孩子们是上不了桌的，只有等客 人们吃完了，孩子们才能去吃。鞠侯先生经常是拿到工资或稿费后，先让大女儿去还债；每 逢借债时，也总是写一张借条，让大女儿出面，替他去向做生意的有钱的乡亲借，他毕竟是 读书人，借钱的事当面开不了口。鞠侯先生的为人，乡亲们有口皆碑，他借钱，没有不借的 。鞠侯先生留下的当年的日记中，借债、还钱是记的最多的内容之一。

鞠侯先生早在青少年时代便饮尝了贫困沉重读书的艰辛，因而，在任浙江图书馆阅览组主任 期间，处处替穷苦读书人着想。在馆长的支持下，他千方百计地将分在三处的馆舍扩大使用 面积，以便更多的读者阅读；他取消图书每周一休假的旧例，实行“通年日夜开放”(即全 年除元旦、春节外，每天从9时至21时连续对外开放)。这些都大大方便了读者，尤其是为一 些半工半读的学生和家里没有学习条件的穷读书人创造了学习条件。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入上海。鞠侯先生执教的暨南大学被迫停办，迁往内地。 鞠侯先生不忍抛开全家只身去内地，便带着全家人迁回浙江老家乡下。当时，老家已经沦陷 ，由于交通不便，日军较少来侵扰。那时县里唯一的一所中学也已经停学。鞠侯先生见很多 青少年失学在家，很着急，便和乡里的几个文化人办起了“崇本补习学校”(后为慈湖中学 分部)。周围的，甚至远在百里之外的失学青少年都纷纷来求学。当时，乡下买不到教材， 鞠侯先生便亲自选编教材，亲自用钢板、蜡纸一字一字地刻写，然后用油印机一张一张地印 出来，装订成册，发给学生。看到许多青少年又恢复了学业，鞠侯先生感到 发欣慰。

鞠侯先生交过的沉重都觉得他平易近人、可敬可亲，几十年后这些学生回忆起他，还都十分 动情，十分怀念他。

鞠侯先生禀性宽厚，充满爱心，但也并不是对所有的人和事都能包容。他在担任暨南大学教 务长期间，原校长何炳松不幸逝世，继任者是一国民党党棍，效忠于国民党反动政府， 校 内特务横行，疯狂镇压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爱国运动，鞠侯先生不堪忍受这种恶劣环境， 愤然辞去暨南大学教授、教务长之职，宁愿回老家当一名乡村教师。这种是非分明的正义感 ，在外敌入侵、祖国危难之际，便表现为一种民族的大节与大义。抗战时期，王鞠侯在乡下 办补习班时，选编的教材许多与爱国主义的内容有关，如岳飞的《满江红》等，后来，镇上 的日军也知道了有这么一所宣传爱国的补习班，要取缔它，并传言要王鞠侯出去为他们干事 ，王鞠侯坚决不当汉奸，出于无奈，遂于1944年春，只身离开家乡，通过日军的封锁线，去 了内地。直到抗战胜利，才重又回到家乡。

王鞠侯先生后来能提出为珠穆朗玛峰正名，并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仍坚持完成了为珠穆朗 玛峰正名的一系列工作，不仅由于他具有广博、深厚的学识，而且与他一贯的正直、豁达， 以及愿为祖国和人民奉献自己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三

解放前的一个阶段，鞠侯先生曾经不党不群，后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大量事实使他 逐步看清了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的进步。解放前夕，鞠侯先生的老同学张其昀动员他一起 去台湾，他坚决拒绝了(张其昀去台湾后，任台湾国民党“教育部长”)。

解放后，鞠侯先生亲眼看到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由衷地感到高兴。他不仅自己努力工作，而且教育子女们积极要求进步，努力为多做贡献 。

1950年8月，鞠侯先生经周予同介绍进入开明书店(即今中国青年出版社前身)，任编审、自 然编辑室主任。领导上对他很重视，他每月工资近300元，在当时相当于二级教授的待遇。 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当时也在开明书店工作，他在《父亲的希望》一书中谈到初见鞠侯先生 时的印象：“鞠侯先生长我十六岁，1950年暑假后进的开明。我写《雷雨》和《台风》等科 普小品，曾参考过他的《气象学讲话》，真个深入浅出，处处联系实际，因 为他是从事气 象工作的。直到见了面才知道，他是一位地理学教授；两颊瘦瘦的，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没 有一点儿教授的架子。”

叶至善当时是《开明少年》主编，《开明少年》是供初中生阅读的知识生月刊。鞠侯先生到 开明书店时，叶至善正在制定1951年的整体规划。那时，抗美援朝已经开始，各种报刊都注 重爱国主义教育，《开明少年》自然也不例外。叶至善设计了好几个专栏，并去找鞠侯先生 商量，请他写一组连载文章，系统地介绍我国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文地理。

鞠侯先生虽然是学粹功深的教授、学者，但对写供青少年阅读的科普文章并不外行。早在19 32年，他受法国科普作家法布尔《化学奇谈》一书的影响，在当年《中学生》杂志上连载有 关气象学基础知识的文章，颇受读者欢迎，后结集在开明书店出版，就是叶至善在回忆文章 中提到的《气象学讲话》一书。刚解放时，鞠侯先生还收到宣化中学一位地理教师来信，说 自己当年因读《气象学讲话》引起专攻地理的兴趣。因此，叶至善请鞠侯先生写系列科普文 章，他欣然同意，并立即做选题计划。

几天后，鞠侯先生便把第一篇《东南西北》写好了，这篇文章是讲我国的版图和地理位置的 ，连插图也设计好了，叶至善喜出望外，立即做发稿的准备工作。鞠侯先生马上着手写第二 篇《大小高低》，这篇专讲我国领土的广大和地形的多样。

1951年9月，鞠侯先生拿着当天的《人民日报》去找叶至善，让他看第一版右上角的《伟大 的祖国》专栏。原来这一天在《伟大的祖国》专栏上刊出的是一幅我国边境上喜马拉雅山主 峰的照片，照片旁边的说明文字指出：这就是世界第一高峰——额非尔主峰。鞠侯先生说： “额非尔士”是个英国人，上个世纪中叶，他偷偷地测绘了这座世界第一高峰，硬给这座高 峰标上了自己的名字；其实，比这个英国人早一百三四十年，康熙皇帝派人测绘全国地图， 已经发现了这座山峰，在地图上按藏族人民的传统称呼，标上了“珠穆朗玛”这个名称。鞠 侯先生说他正想在《大小高低》这篇文章中给“珠穆朗玛峰”正名；但《人民日报》仍沿用 “额非尔士峰”这一名称，让他左右为难。

鞠侯先生与叶至善商量后，一致认为，给“珠穆朗玛峰”正名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绝好题 材，不能等闲充置；《大小高低》一文仍照原来的构思写，至于《人民日报》的那则说明， 在文中不提就是了。

后来，这篇鞠侯先生写的，为珠穆朗玛峰正名的《大小高低》一文，刊登在《开明少年》19 51年二月号(总编号66期)上。鞠侯先生设计的插图也没把位于国境内的冈底斯山，像多数地 志舆图沿用外国侵略者观点那样，误称为“外喜马拉雅山”。叶至善还在这期封里配发了珠 穆朗玛峰的照片，并在照片下面写了不足两百字的说明。

四

《大小高低》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当时在《人民日报》社任编辑的胡仲持的注意，胡请王鞠 侯对考证的有关珠穆玛峰的资料再加核实。经过进一步核实资料后，3月4日，即《大小高低 》一文发表后16天，《人民日报》以《我们伟大的祖国有世界上最高的山峰》为标题，一字 不改地转载了王鞠侯写的《大小高低》一文中的一大段，前面还加了《编者按》。现将《编 者按》收录如下：

耸立在我国西南边疆上的喜马拉雅山主峰，过去曾被称为“额非尔士峰”，这是错误的名称 。它应该叫做“珠穆朗玛峰”。本报一月九日《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图片说明中错误地沿用 了“额非尔士”的名称，应予更正。本年二月十六日出版的《开明少年》杂志第六十六期上 ，发表了鞠侯先生的《大小高低》一文，其中有一段是说明这个问题的，现摘录转载在这里 ，请大家注意。

鞠侯先生和开明书店同人感到非常高兴。党报能及时转载《大小高低》一文，并承认自己的 失误，不仅是对一种学术观点的肯定，而且说明共产党襟怀坦荡，对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声 誉坚定不移，这也正是国家和人民希望之所在呀。

此后，终日伏案的王鞠侯再也坐不住了。政府有关部门不断派人来访问他，请他提供有关资 料，并陪着他到北京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为他查阅资料提供便利条件。鞠侯先生当时已身 患绝症，自觉体力不支，异常疲惫；下班回家后，便累得倒在床上，不愿再动弹。但为了完 成神圣的使命，依然强拖病体，辛勤奔波；常为查到有关资料兴奋异常。

一天，鞠侯先生的故宫博物院找到一部康熙时代的地图，地图是木版精印的，比八开本还大 。它是专供皇帝看的，皇帝在宫里坐北朝南，因此这部地图与普通地图标示的方向正好相反 ，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在西藏的那一幅上，喜马拉雅山的各个高峰都标明名称；珠 穆朗玛峰与所谓的“额非尔士峰”从经度和纬度上看是在同一位置上。这就铁证如山了。

……

为珠穆朗互峰正名以及后续工作接近尾声，鞠侯先生的人生之路也快走到了尽头。4月中旬 ，他发策痰中带血，到医院检查诊断为癌。解放初期，医术还不发达，肺切除手术只做过10 0例左右，医生经验不足，把握不大。但别无他法，也只能冒险一试。鞠侯先生明知凶多吉 少，却也毫无畏惧。手术当天躺在协和医院的病床上，他还在构思系列文章的第六篇，并仍 在写日报，这也是他最后一篇日记，只一句话：“今日大喜，癌瘤请它出去。”多么乐观的 态度。手术后数小时，因血管缝合处开裂，造成动脉大出血，鞠侯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时年仅48岁。医院为了突破这一医学难题，希望家属能捐献出鞠侯先生的遗体。他的家属根 据先生生前献身科学的精神，将先生的遗体捐献给医院做解剖研究，造福人类。

鞠侯先生就这样静静地走了，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祖国和人民也没有忘 记他和他所做出的贡献。他的同事将他未完成的系列文章第6篇遗稿，刊登在6月号《开明少 年》上，在这篇文章的后面，由顾均正先生执笔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哀悼王鞠侯先生》， 文中特地写上一段，明确指出，首先提出为珠穆朗玛峰正名的，是王鞠侯先生。1952年5月2 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式的政府通报：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于五月八日发出通报。通报说明：“额非尔士 峰”应正名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应正名为“冈底斯山”。通报全文如下： 

我国西藏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原名“珠穆朗玛峰”。远在公元一七一七年(即清康熙五十 六年)，清朝理藩院主事胜住会同喇嘛绘制西藏地图时，即根据当地藏族的习惯称呼开始用 这个名称。“珠穆朗玛”是藏族“圣母之水”的意思。但自一八五二年印度测量局测得此峰 高度后，西人便从一八五八年起，将印度测量局局长额非尔士(英国人)的名字作为此峰的名 字。我国编撰地志舆图的人也盲目地采用了这个名称。用帝国主义殖民官吏的名字来称呼我 国的最高山峰实在是很大的一个错误。

同时，多数地志舆图中，对于西藏境内的“冈底斯山”，一直沿用着“外喜马拉雅山”这一 极端错误的名称。冈底斯山横亘西藏中部位在喜马拉雅山以北，英帝国主义者竟以其侵略者 的观点，妄称此山为“外喜观拉雅山”，这种称呼十分荒谬的。

此后无论教科书、舆图或其他著作，凡用到珠穆朗玛峰或者冈底斯山时，都不得再误称为“ 额非尔士峰”或者“外喜马拉雅山”。

(四天之后，即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出更正：“圣母之水”应为“圣母”。)

当这一正式的政府通报发布时，鞠侯先生已长眠于地下一年多了。

斯人虽已殁，托体同山阿。鞠侯先生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为珠穆朗玛峰恢复了名誉。无论多 少年之后人们要了解珠穆朗玛峰的这段历史，就不可能不了解鞠侯先生的为人以及他所做出 的贡献，从这一意义上说，珠穆朗玛峰就是记载着鞠侯先生人生历程的无字丰碑。

珠峰永存，鞠侯先生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