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湘籍辛亥革命人物
（2011年10月10日）
今天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当年，湖南人追随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涌现了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如黄兴、陈天华、宋教仁、蒋翊武、蔡锷、林修梅、黄钺、杨毓麟、姚宏业、覃振、禹之谟、焦达峰、陈作新、谭人凤、唐群英、仇亮、刘道一、刘揆一、刘复基、杨卓林、陈家鼎、罗剑仇、田应昭、田应全、瞿方书、章士钊、仇鳌、程潜等。缅怀先烈和先驱，继承先烈、先驱的遗志，继续矢志不渝地改造中国与世界，使当今的中国和世界改变得更加符合大多数人的愿望，是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的初衷和本意。下面，我想分别介绍我省参加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的主要事迹。
黄兴（1874—1916），原名轸，湖南善化县（今长沙）人，1874年10月25日出生。1902年被选派去日本留学，进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到日本不久，黄兴和杨笃生等创办《湖南游学译编》，组织“湖南编译社”，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1903年，日本留学生反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掀起拒俄运动，黄兴积极参与留日学生拒俄义勇队。随后黄兴被推派回国进行革命活动，主要负责两湖地区的革命斗争。回国后，在上海、武汉广泛联系革命志士，秋天回湖南策划反清革命。为表示志向，改名为黄兴，改号为克强，以示兴我中华、克复强暴的决心。
1904年11月4日，正值黄兴生日，趁机邀集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张继、谭人凤等参加宴会，决定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对外则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华兴会成立后，另立一同仇会专门联络会党，随后与会党首领马福益取得联系。他们决定于慈禧太后70岁生日在长沙起义，后因事机泄露，起义失败，黄兴被迫避走日本。
1905年，经日人宫崎寅藏介绍，黄兴与孙中山见面，黄兴支持孙中山的倡议，共同发起成立同盟会，黄兴被推为庶务（相当于协理）。同盟会成立后，黄兴非常注意在留日军校学生中的工作，尽可能多地吸收他们入会，并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组成更严密的团体“铁血丈夫团”，这些人在随后的革命活动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由于日本勒令孙中山出境，1907年孙、黄两人集于河内，共同策动革命起义。9月，在广西发动钦廉防城起义，12月发动镇南关起义，两次起义均失败。1908年3月27日，黄兴等率越华革命党人及钦州民军200余人起义，起义军纵横于钦廉、上思一带，当向广州宣化前进时，因弹药匮乏，只能退回城市。后又发动河口起义，但这时法国殖民政府以黄兴貌似日本人而予以逮捕，遣送新加坡，不久河口起义失败。1910年初，因同盟会南方支部请求，黄兴抵达香港，主持起义军事，随即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因子弹缺乏，起义遂遭失败。
1911年1月，黄兴从新加坡返回香港，与赵声等会晤后，即成立统筹部于跑马地鹅井35号，大家一致推荐黄兴为统筹部部长，赵声副之。2月4日，谭人凤抵港，与黄兴共商广州起义计划。他们陆续派人潜入广州，熟悉攻防地点，并隐伏下来。4月23日，黄兴亲自动身去广州部署起义军事，设总指挥部于越华街小东营5号。4月29日下午5点半，起义枪准时打响，黄兴自率一敢死队由小东营出发，直扑督署攻入后堂，发现总督张鸣岐已逃走。后遇李准卫队亲兵，黄兴自知孤不敌众，乃徐徐退出。后又遇巡防营大队，展开激战，许多革命党人牺牲，最后只剩黄兴一人，他亦伤右手断两指。广州起义失败，后收敛殉难者，得尸体七十二具，合葬在黄花岗，这次起义亦称黄花岗起义。
广州起义失败后，黄兴欲暗杀清吏，受众人阻止，在众人的劝慰下，渡轮去香港疗伤。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成立湖北军政府，并急电黄兴、宋教仁等来鄂主持兵戎大计。10月28日，黄兴从上海到达武昌，被任命为全军总司令。当晚，黄兴就出兵反攻，与清军应战，但由于清兵占优势，很快攻陷汉口，革命军只能退守武昌。后又进行汉阳保卫战，仍然失守。汉阳失守后，黄兴认为继续作战无法取胜，为今后之计应放弃武昌，转攻南京，控制东南局势后再收复武昌。但他的意见遭到湖北革命党人坚决反对，黄兴便辞职，离武昌去上海。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黄兴任陆军总长。此时，袁世凯纵横捭阖，与革命党人讨价还价，进行南北议和。黄兴认为清政府被推翻和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革命已经成功，因此主张和袁世凯妥协。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篡权后，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主持南方各军之整编，南方革命军队遭到大量裁减。12月初，黄兴接受了袁世凯委任的川粤汉铁路督办职务，设办事处于汉口。因袁世凯掣肘，不可作为，愤而辞职。
一开始，黄兴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甚至劝过袁世凯加入国民党。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袁世凯反动面目完全暴露。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讨袁，于是发动了“二次革命”，黄兴出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后来徐州失守，黄兴在南京饷械不支，认为败局已定，于7月29日离开南京，“二次革命”也迅速失败，孙、黄被通缉，亡命日本。
黄兴于1914年夏离开日本去美国。在美国期间，黄兴在美洲华侨中积极从事反袁宣传。1916年，由美国抵日本后回国。后来因长年累月为革命事业奔波，积劳成疾，由胃溃疡导致胃血管破裂，1916年10月31日逝世于上海，终年42岁。次年国葬于长沙岳麓山。
陈天华（1975—1905）,原名显宿，字星台，号思黄，又号过庭，湖南新化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
陈天华幼年丧母，父亲是个穷教师，因家境贫寒，年轻时为生计曾做过小贩，但他酷爱读书，心怀远志，先后入新化县资江书院、实学堂求学新知，在实学堂期间受维新思想影响很大。1903年3月官费留学日本，在东京弘文学院进修师范科，不久参加黄兴、杨笃生等人创办的《湖南游学译编》月刊的编辑工作。4月，沙俄威逼清廷，妄图吞并东三省，国人激愤，拒俄运动兴起，留学东京的中国学生尤为活跃。在拒俄集会上，陈天华等人热情演讲，并发起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声言“宁为亡国死，不为亡国人”。群众性的拒俄运动，使清政府大为恐慌，密令强行解散了拒俄义勇队，并大肆搜捕拒俄归国学生。清廷为帝国主义奔走的一系列卑劣行为，让陈天华看清了“洋人朝廷”的丑恶嘴脸。要救国就要推翻腐朽的奴才政府，从此，陈天华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反清革命斗争。他痛写血书《备述古今亡国惨痛情形》，并发寄湖南学生界，激励学生为国尽责；亲自撰述了浅显易懂的《猛回头》、《警世钟》，鼓动群众爱国反清。1903年秋，陈天华回国，11月，与黄兴等在长沙组织成立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并策划发起长沙起义，因事败，再次流亡日本。1905年，在东京参与发起组织同盟会，并参加起草同盟会章程。不久，任《民报》编辑和撰稿人，发表了包括《狮子吼》在内的五篇革命文章。
随着日本留学生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清廷惊恐不安，勾结日本当局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入学规则》，对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和人身自由加以限制。留日学生激昂愤慨，8000余人集体罢课，并打算罢学回国。令人气愤的是，日本一些报纸竟然公开污蔑中国人“放纵卑劣”，又加上此时留学生内部因为斗争方法的不同发生了分裂，陈天华既悲愤又忧心，决定以一死唤起同胞的爱国热忱，激励他们“坚忍奉公，力学爱国”。12月8日凌晨，陈天华留下一篇3000字的绝命词后，赴东京大森湾蹈海自尽，年仅30岁。
陈天华之死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留日学生为其公祭，集体听读其绝命词，“皆泣下不能仰”。不久，日本当局取消对留日学生的限制。而国内群众受其感召，革命气氛更加高涨。
1906年夏，陈天华灵柩运回湖南岳麓山安葬，当天，万余学生出城相送，“自长沙城中望，全山为之素缟”。
宋教仁（1882—1913），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882年生于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1903年，宋教仁进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读书，当时国内外学界中拒俄运动如火如荼，宋教仁受其感染，爱国思想急剧膨胀。后遇黄兴在两湖书院宣传革命排满学说，宋教仁对其十分钦佩，两人遂成莫逆之交。
1904年，宋教仁与黄兴、吕大森等人先后成立了华兴会和科学补习所，进行革命的宣传和发动活动。是年乃慈禧七十大寿，华兴会决定年底在湖南长沙、岳阳等地发动起义，宋教仁负责常德一路的组织发动工作，后因长沙事泄，宋教仁逃亡日本。
在日本，宋教仁先后入政法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东京是当时中国爱国志士和革命党人荟萃之地，在那里，宋教仁眼界大开，他积极地参加集会结社，潜心研究国家政体和民主政治理论，翻译了许多国家有关宪法、官制、财政制度等方面的书籍，并公开发表了《汉族侵略史》、《清太后之宪政说》等许多宣传革命排满、民主宪政的文章，正是这一时期的学习和研究奠定了宋教仁民主宪政的理论基础。
1905年1月，宋教仁发起创立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月刊宣扬爱国主义。8月，参与创立中国同盟会，任检事，成为同盟会的创始人和章程起草人之一。同盟会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名为《民报》作为其机关报，宋教仁为主要撰稿人之一。
1907年，受同盟会派遣，宋教仁前往东北创立同盟会辽东支部，策动东北“马侠”武装起义失败后回国。其间，日本制造了“中日间岛争端”，妄图侵吞中国延吉地区。宋教仁深入调查后写成《间岛问题》一书，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间岛地区是中国的领土。
1910年冬，宋教仁回国，在上海任《民立报》主笔，鼓吹民族民主革命。1911年4月，宋教仁赴香港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的筹划工作。起义失败后，宋教仁前往上海，与谭人凤、陈其美等人组织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尝试在中部组织发动起义。
1911年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紧接着南方各省纷纷独立。宋教仁得知后十分高兴，他在上海参与了立宪派首领张謇、汤寿潜等组织的全国会议团密谋，共同发起签署了《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积极致力于迅速建立一个以革命党占主导地位的军政统一的新政权。为此，他曾与居正等人一起策动推举黄兴为两湖大都督和临时政府大元帅以争取新政府的领导权，却因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反对而遭失败。后来孙中山及时回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任总统府内法制局总裁。在讨论政府的组织形式时，宋教仁力排众议、坚持实行责任内阁制，后来临时政府采用总统制，宋教仁的主张被搁置甚至被指责。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后，南方民军与北方袁世凯代表的谈判进入紧张状态，宋教仁原本坚持北伐、反对南北和谈，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汉口等地的失陷和列强施加压力，宋教仁逐渐改变了态度。1912年清廷逊位、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宋教仁出任了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
然而，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行共和之治，却行专制独裁之实。7月，宋教仁因不满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遂辞去农林总长之职。21日，同盟会本部召开夏季大会，宋教仁当选为总务部主任干事，成为同盟会实际上的主持人。在留日期间，宋教仁对西方民主宪政制度研究较多，他一直比较推崇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面对袁世凯日益独裁的趋势，宋教仁决定组织政党竞选，由政党组成责任内阁，限制袁世凯实施独裁，确保民主政治的实行。因此， 8月25日，在宋教仁等人的组织下，同盟会联合一些小党派组成中国国民党，宋教仁任理事，实际主持国民党本部事务。1913年3月，国民党以压倒多数的优势在国会议员的竞选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
宋教仁的政党政治计划严重影响了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袁世凯对宋教仁不惜以重金收买，但是宋教仁不为所动，深恶痛绝之下，袁世凯对其起了杀心。3月20日，宋教仁被刺客枪杀于上海车站，22日凌晨与世长辞，年仅31岁，临死前还让黄兴代笔发电报给袁世凯要“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
宋教仁被刺的消息传出后，举国震惊，一致要求惩办真凶。不久，袁世凯、赵秉钧等一干凶犯被揭露，舆论谴责纷纷。孙中山对宋教仁之死沉痛万分，为其作挽联曰：“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不久，孙中山发起了“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挽救共和的战争由此揭开了序幕。
蒋翊武(1885—1913)，原名保襄，亦作保湘，字伯夔,湖南澧州（今澧县）人，我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辛亥武昌首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华民国开国元勋。
蒋翊武1903年卒业于澧州高等小学，继而考入在常德的湖南西路师范。次年，华兴会副会长宋教仁来常德策划长沙起义，蒋翊武与其结识，积极配合。长沙起义事泄后，蒋翊武因涉嫌起义被校方开除。1905年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加入同盟会，与杨卓林创办《竞业旬报》，以白话文宣传革命。
1909年秋，蒋翊武加入了新军中的革命团体——群治学社，后相继改为振武学社、“文学社”，以“联合同志研究文学”为名掩护革命活动。
1911年5月保路运动迅速兴起，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的领导人在武昌举行会议，决定发动起义，蒋翊武时在岳阳，但被推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有说是临时总司令）。10月9日，汉口机关部失事，党人名册、印信被查抄，起义计划暴露，形势十分危急。是日，蒋翊武恰好赶回武昌，毅然决定当晚起义。此时，军警四出搜捕党人，起义总指挥部被破获，刘复基、彭楚藩等被捕，蒋翊武乘间逃逸，潜匿新沟（今监利）以待。10日，武昌起义，全城光复。12日，蒋翊武赶回武昌，任湖北军政府军事顾问兼联络使，奔走于武昌、汉口之间。提议扩充军队，组建两支义勇军，保卫汉口、汉阳。后补任为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11月27日，汉阳失守，黄兴离汉，蒋翊武被推为战时总司令部监军，后接任护理总司令，负责指挥。清政府与革命军停战后，被排挤去职，改任北军驻汉招使。
1912年2月，革命派与袁世凯和谈成功，蒋翊武改任军务部副部长。6月，袁世凯为扶持黎元洪清除湖北的革命派，电邀蒋翊武去北京当临时大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临行前，在蒋翊武的倡导下，文学社社员一致同意加入同盟会。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蒋翊武被推为参议。12月，蒋翊武主办《民心报》，“扬孙黄，抑袁黎”。
1913年初，国民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取得优势，宋教仁南下一路宣传自己的政见，蒋翊武也前往上海、武汉一带游说，争取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7月，“二次革命”爆发。7月25日，湖南宣布独立，蒋翊武被任命为鄂豫招抚使，派往岳阳布置军队。江苏、江西等地的讨袁军遭受失败后， 8月12日谭延闿宣布湖南取消独立。蒋翊武赶到长沙，事情已无可挽回，只好与其他革命党人逃离湖南，改道广西去香港，但在广西途中，被捕遇害。
1916年，谭延闿等人移蒋翊武遗骸于长沙岳麓山，建汉白玉墓塔。澧州人谢春轩曾作挽联多副，其中一副写道：
立功在楚北，殉节在粤西，推翻专制，拥护共和，英雄成败均千古；
奋迹于涔阳，首丘于岳麓，昔年欢迎，今日追悼，故乡风云又一时。
1921年，孙中山督师桂林，亲笔题写“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刻于碑上，并令胡汉民撰文刻于碑周，以昭其业绩。
和许多革命志士一样，蒋翊武的一生可谓短暂，但这短暂的一生却为中国民主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坚持舆论造势，积极宣扬民主革命的思想，曾先后参与或主办过《竞业旬报》、《商务报》、《大江报》、《民心报》等，反映出强烈的民主革命思想，借以公开鼓吹“大乱”，大掀革命狂澜；他积极运动新军，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他在主持振武学社和文学社时，便把运动新军作为主要工作，为革命高潮的到来积蓄力量，作好充分的组织准备；他加强团结，寻求联合，壮大革命同盟，始终把寻求革命团体的联合作为壮大革命队伍，取得革命成功的必要途径；他紧紧追随孙中山，誓死捍卫民主共和，始终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为宗旨，奉孙中山三民主义相号召。蒋翊武先生以他短暂的一生书写着中国的革命事业，他不愧于“开国元勋”的伟大称号。
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人。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考中秀才，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受到梁启超的器重，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后入上海南洋公学。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于1899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
1900年蔡锷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他将原名“艮寅”改名为“锷”，意为“砥砺锋锷，重新做起”。蔡锷抱着“流血救国”的志愿复去日本学习军事，先入陆军成城学校，后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
1904年初，蔡锷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训练新军。1911年，在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当时，全国革命气氛浓厚，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蔡锷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于10月30日领导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蔡锷被推举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起义胜利后被推举为云南军政府都督，时年29岁。蔡锷就职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后为矫正军人干政时弊，自请解职。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蔡锷最初持支持态度，但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使蔡锷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1915年11月，蔡锷为进行反袁潜逃回昆明。1915年12月25日，云南通电宣布独立，唐继尧任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出师讨袁。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部在四川击败优势袁军。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大总统，于1916年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这时蔡锷因患喉结核，病情恶化，他草草处理了川省善后事宜，即去日本治病。1916年11月8日上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大学医院，年仅34岁。
蔡锷遗体由日本运回，1917年4月，以上将军行国葬于岳麓山白鹤泉故负笈之地，与黄兴的墓地相邻。当一位再造共和的革命元勋去世的噩耗传开后，举国上下沉痛哀悼。孙中山先生于病中送去花圈，并亲写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梁启超也沉痛哀悼他的学生：“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
蔡锷在短暂的一生中，顺应了历史潮流，为了救国救民，积极学习军事理论知识，投身革命运动，响应武昌起义，出任云南军政府都督，恪尽职守，忠心为国。在讨袁运动中，他为了维护共和，首举义旗，抱病参战，表现了他坚定不移、临危不惧的精神和为国为民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
蔡锷智勇双全，得人有节，兼知战略战术，有古名将之风，民国军人弄权，而视权力如敝屣者，惟锷一人而已。历史学家李剑农写道：松坡“历岁治军南省。光复之初，开府滇中且二年，未尝为身谋。盖棺后室家萧然无长物，尤是为当世军人楷模。”
古人说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可是蔡锷却打破了此例，他的生死成败，不论是友是敌，是新是旧，莫不由衷称道，理由很简单：蔡以天下为己任，却不以天下为己有。
林修梅（1880—1921），名祖坤，号浴凡、六柳居土,湖南省安福县(今临澧县)人,1880年3月1日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幼时随叔父读书,学习刻苦。1903年考入长沙陆军武备学堂,毕业后任湖南新军炮兵营长。1906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先后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华革命党,长期进行反对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革命斗争。历任护国军湖南总司令部参谋长、湘军旅长、代理零陵镇守使、湘军第二纵队中将司令、湘西靖国军总司令、广州军政府顾问、国民议会参议员、孙中山大总统府代理参军长等职。在护法战斗中,首义衡阳,揭开南北战争的序幕。1917年孙中山南下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高举护法旗帜,反对北洋军阀。他与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于9月18日毅然宣布衡(阳)、永(州)独立,控制湘南24县,通电全国：“誓不肯护私党,以存民国之精神。”起义军仅560人,武器装备低劣,凭将士的勇敢和人民的支持,与3万敌军浴血奋战。粤、桂护法军入湘参战后,义军士气大振,攻克长沙、岳阳,敌军败退湖北。南北战争相持激烈。永丰一战,他身先士卒,奋勇指挥,左臂中弹,仍带伤督战,终于打退敌人的猛烈进攻。
林修梅是一位多谋善战的骁将,又是政治成熟的“革命巨子”,还撰写过改造军队、改造中国社会的著作。在五四运动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他阅读了李大钊、陈独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马克思的原著,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早年随军入藏期间,就写出《西藏游记》、《治藏策》两书,提出治理西藏、捍卫边疆的主张。从1919年起,先后发表《精神讲话》、《社会主义之我见》、《社会主义与军队》、《战时财政计划草案》、《农工军组织大纲草案》等演讲和著作。他宣称：“我相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中国今日社会情形,最为适合。”并提出军队“劳工化”、“农工化”的主张。为介绍马克思主义,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他和林伯渠支持王恒在广州创办《革命评论》刊物,并计划资助林伯渠直接往俄国学习。
1921年5月，林修梅任孙中山大总统府代理参军长,积极协助孙中山组织北伐军,不幸患牙痛病,误于庸医,10月15日在广州中法韬美医院病逝,年仅41岁。
对林修梅的逝世,孙中山感到非常悲痛。外告中称：“林公从戎廿载,为国勤劳,辛亥、丙辰,覆满讨袁,屡建奇绩。六年护法之役,首义衡阳,身经百战,尤著殊勋,尽瘁国家,染疾遽终,同深痛悼。”并追赠他为陆军上将。经国会非常会议决议,为他举行国葬。1928年10月,他灵枢经上海运抵长沙,葬于岳麓山。有林伯渠编印的《林修梅遗著》存世。
黄钺（1869—1943），又名幼蟾，生于1869年，卒于1943年，宁乡县东湖塘镇燕山村梽木湴人。青年时期常读王船山著作，对船山先生的“道随器变”、“天地之化日新”的唯物主义观点非常推崇。
1906年经黄兴介绍，黄钺在上海加入同盟会。辛亥武昌起义前，东南各省民主革命斗争形势高涨，民主共和思想广为传播，革命潜流已成百川归海之势，为了在西北地区点燃革命烈火，黄兴和同盟会成员经过研究，特派遣黄钺去甘肃传播火种，开拓革命阵地，以呼应东南。黄钺欣然受命，是年冬带领一批湘籍同志日夜兼程赶到了兰州，利用甘肃督练公所总参议的职位，暗中物色革命同志，进行民主革命活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22日，陕西民军在革命党人张凤刿的领导下，响应武昌起义，驱逐陕西巡抚钱能训取得成功，并在西安宣布独立，建立陕西军政府。这一行动无异议晴天霹雳，轰开了西北地区万马齐喑的沉闷格局。黄钺乘机率领五个营以布防的名义驻扎秦州，名为堵塞陕西革命军退路，实则图谋起义，“就秦州反正”。
1912年3月11日凌晨，黄钺率部2000余人进攻秦州城，一路攻打游击衙门，一路袭击州衙，一路袭击道府，眼看胜利在望，谁知次日下午，突有回军部队将领马忠孝率部直逼秦州城下，情况突变，眼看一场血战即将爆发。在此紧急关头，黄钺率当地士绅深入虎穴，晓以共和大义，最终做通了马忠孝的思想工作，双方达成协议，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乃得停息，秦州起义终获成功。
起义成功后立即成立了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被选为军政府正都督。军政府成立后，颁布“约法”5章35条，规定军政府“以维持救济人为宗旨”，悬挂中华民国新国旗，兴农工，办教育，革除清朝陋习，维护地方治安，做了大量工作，老百姓拍手称快。秦州起义第一次在甘肃的土地上建立起了民主革命政权——甘肃临时军政府，在危急的关头，支持了陕西军政府的巩固和建设。
3月19日，兰州赵惟熙见大势已去，投机革命，也在兰州宣布独立，成立了一个“甘肃军政府”。并利用兰州比秦州方便得多的优越条件，即于所谓起义的当日，用快电电告北京袁世凯。袁世凯收到赵惟熙的电报时，黄钺所发电报还未到达。故袁世凯即任命赵惟熙为甘肃都督，并勒令黄钺取消甘肃临时军政府。
黄钺对袁世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历数袁世凯“受赵氏之蒙骗”、“颠倒黑白”、“武断罗织”、“有伤全国共和”、“阻塞豪俊之气”、“违众而发不情之令”、“横逆待人”、“淆乱民国是非”、“凭借权势、帝制自为”、“专为舆论相违”等十大可惜。黄钺如此仗义执言地控诉袁世凯，着实是石破天惊。秦州起义后，孙中山授予黄钺陆军上将衔，并聘他为总统府政治参议官，军事顾问官。
1913年7月，国民党人组织二次革命，黄钺通电袁世凯立即“退位，以保共和”。1916年，力反“洪宪”，策动陕西驱逐袁世凯爪牙，组织军队进行讨伐。1918年任湘鄂豫招抚使，讨伐张敬尧。1922年参加讨伐陈炯明叛乱战役，1924年任鄂北司令，秘密入京，推翻曹锟政府。1926年参加北伐，任鄂豫边防司令，先后攻克武昌、击溃吴佩孚主力，充当北伐先驱。黄钺“归休林泉”后，编辑《陇右光复记》。
抗日战争爆发，已年届70高龄的黄钺在家乡组织湖南抗日义勇军游击部队，并任总司令，积极组织抵抗外侮，直到逝世。
杨毓麟（1872—1911），字笃生，号叔壬，后易名守仁，笔名有三函、椎印寒灰、卖痴子、三户愤民、湖南之湖南人等等，1872年11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高桥的一个小康家庭。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接连失利，22岁的杨毓麟正在校经书院读书，他忧时感事，作《江防海防策》，痛诋清政府中的投降派贪生误国。屈辱投降的《马关条约》签订后，杨毓麟深知，“非改革不足以图存”，于是“倡维新之论。1897年中举，被分配到广西任知县，他不愿为清廷效犬马之劳，没有赴任。后被聘为时务学堂教习，并为《湘学新报》嗣改名《湘学报》撰稿，成为当时湖南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之一。
1899年8月，唐才常等自立军志士20余人被张之洞杀害。这件事使他认识到“勤王”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从而萌发了民主革命思想。他曾多次与黄兴等人商量，“决定以根本推翻满清、光复中华，建立共和政体为以后革命的奋斗目标。”
1902年4月，杨毓麟东渡日本，先入清华学校，学习日语。旋改入宏文学院，继入早稻田大学，此间，阅读了不少西方社会学名著。1902年冬天，他与黄兴等湘籍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湖南游学编译》，开各省留学生自办革命刊物之先河。该刊阐述民族革命与种族革命学说，文章大半出自他的手笔。同时又与黄兴、蔡锷等倡立湖南编译社，写成《新湖南》一书，该书以广阔的视野，探索了20世纪的时代特征，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先进的中国人所能达到的深度。而且，他在书中极力鼓吹湘省脱离清廷而独立，主张“中等社会”领导反清革命，强调这是救亡图存的首要途径。此书出版后，很快“风行于世”。
1903年，为抗议沙俄侵占我国东北的罪行，全国爆发了拒俄运动，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了拒俄义勇队，杨毓麟积极参加。
1903年12月，杨毓麟应邀回长沙，参与华兴会的筹备工作。翌年2月15日，华兴会正式成立，杨毓麟加入并被派往上海，任华兴会外围组织爱国协会会长。接着，黄兴等筹备长沙起义，爱国协会拟在上海响应。但因起义事泄而流产。
1906年6月25日杨毓麟正式加入同盟会。在上海期间，他除策动响应萍浏醴起义、营救受难同志，参与收回利权斗争外，还用主要精力协助于右任筹备创办《神州日报》，继续致力于革命的宣传发动工作。
1907年初，受萍浏醴起义株连，湖北日知会案发生，与此同时，清廷在南京也大兴党狱，同盟会员杨卓林、孙毓筠等被捕。杨卓林坚贞不屈，孙毓筠因畏祸动摇，供出王延址等多人，被两江总督端方悬赏通缉，杨毓麟又设法通知王延址，使他脱险。
1907年4月2日，《神州日报》在上海创刊，杨毓麟为该报总主笔，他撰写的社论和小品文，揭露和鞭挞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不遗余力。文章生动活泼，时人誉之为“公之文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
1908年春，杨毓麟被留欧学生监督蒯光典聘为秘书。随行至英国。翌年冬，蒯光典因故罢归，杨毓麟亦辞秘书职，转赴英国苏格兰爱伯汀大学学英文及数学等科，同时担任《民立报》特约通讯员，为国内读者介绍西方各党派的活动情况。
杨毓麟在英听到革命屡遭失败，列强妄图瓜分中国，心里又急又恨，以致旧病复发，头痛浮肿，痛苦难忍，便留下遗书，托石瑛、吴稚晖两人将留英数年所积之130英镑中的100英镑转寄黄兴，作为革命之费，余30英镑转寄其老母，以报答养育之恩，安排妥后，便赴利物浦的海边，于1911年8月5日投水自尽。
杨毓麟去世后，旅居利物浦的华侨于次日召开追悼大会，以彰义烈，并厚葬于利物浦公共坟园。
姚宏业(1881—1906),字剑生,号竞荪，湖南益阳下梅塘(今益阳县欧江岔乡北平村)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姚宏业考入长沙明德速成师范学习。十一月，加入华兴会，与陈天华等一起运动军队为起义作准备。翌年二月，受黄兴之密嘱，与陈天华同去江西，策动巡防营统领廖名缙在慈禧七十岁生日那天起事，未成。七月，官费留学日本。先入弘文学校读书，翌年毕业，转日本大坂大学继续深造。在日本留学期间，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过从甚密，交谊笃深。平日研读日本明治维新历史，认为中国欲图富强，务必在推翻满清统治之后，“自教育始”。并曾经在日本的神田、大坂组建过路矿学校、工业学校。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月十四日，由黄兴介绍，姚宏业加入同盟会。同盟会成立不久，清政府驻日公使要求日本政府钳制留学生的革命运动。十一月二日，日本文部省颁布了第十九号省令《关于公私立学校接纳清国留学生的规定》（即《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激起了中国留学生的义愤。同盟会骨干陈天华愤然于十二月八日蹈海自尽，把学潮推向了高潮。十二月十五日，姚宏业、张邦杰被推荐为学界代表，领导留学生集体抗议《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在斗争无果的情况下，十分悲痛的姚宏业，深感“国民要有爱国之思想，不可无自立之学校，负笈三岛者日多，终非久计”，因而决然与秋谨、宁调元一道，率领留学生集体罢课返国。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归国抵沪的留学生3000余人，因失学者很多而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成立“中央事务所”，姚宏业被推为总机关干事，拟定自治规划。因清政府的“学堂之腐败，不足以培养通才与列强共竞生存”，于是，翌年春，姚宏业同宁调元商定，牵头着手创建新学，和王敬芳、朱剑、于右任等白手起家，在上海新靶子路黄板桥北（今虹口区四川北路横浜桥附近）租屋，创办了中国笫一所从事新学的学校。经十三个省学生代表全体会决议，把校名定为“中国公学”。姚宏业的办学目的很单纯，他作了这样的演说：实质上，这是中国人都可以来念的学校，希望打破省份、城乡、穷富、官民的界限，熔全国人才于一炉，鼓铸强健文明之国民，一致对外。他当即被公推为公学监督。凭着对信仰的执著追求，姚宏业日以继夜，四处奔波，忙于中国公学的前期工作。在向社会、官、商、学求助未果之后，他专程回湘搞募捐，其兄姚宏陶拿出其全部积蓄并承诺以后攒了再捐给中国公学。姚宏业呕心沥血，不辞劳怨，意欲将中国公学办成“其成就将能驾耶鲁大学与早稻田大学而上之”的高等学府。很短时间内，中国公学设置初具规模，“各省来沪入校者络绎不绝”。学校工作围绕着科学、破除封建迷信、女子应当受教育、爱国主义等四个方面有序进行，开创了全国使用普通话教学的先河。聘请的教员都是江浙一带乃至全国一流的人才，如宋耀如（宋庆龄之父）、马君武、沈云翔、王仙华等，培养出熊克武、但懋辛、饶可权、蒋翊武、任鸿俊、黄复生、杨杏佛等革命先驱，从及欧阳予倩、胡适等大师级人物。遗憾的是，后来“竟为经费、校舍所限，不能扩充，且有仇视谤诽者”，“宏业愤极，遂于三月三日蹈黄浦江而死”，时年仅二十五岁。
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夏，姚宏业、陈天华的灵柩同时运回长沙，合葬于岳麓山。五月二十九日这天，长沙全城学校师生，不顾清政府的百般阻挠和破坏，出动为陈、姚送葬，人数逾万，队伍长达十余里。因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后来《湘江评论》中记述毛泽东同志回忆当时情景，盛称此次是“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禹之谟曾作挽词云：“杀同种是湖南，救同种又是湖南，倘中原起义，应首湖南，志士竟轻生，双棺赎得湖南罪；仇夷狄成汉族，奴夷狄不成汉族，自游牧入关，已亡汉族，凡民不畏死，一举能张汉族旗”。
覃振(1884—1947)，字理鸣，原名道让，湖南省桃源县建宁乡大田村(今马鬃岭罗家店)人。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时在漳江书院求学的覃道让在县城广场发表演说，历数清廷辱国丧权和八国联军蹂躏北京的种种罪行，声泪俱下，闻者莫不动容。经宋教仁介绍，正在常德府中学堂就读的覃道让加入华兴会，因经常发表反清言论，被学堂开除学籍。离校前，覃忿然命笔，撰写《死里求生》一文，宣扬革命，并将此文复制遍贴常德城街巷。湖南巡抚闻报，遂令将覃缉捕下狱。经人斡旋，旋即获释。覃即赴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求学。同年下半年，华兴会策划起义，覃回国助宋教仁负责常德一路。起义失败后，改名覃振，复潜赴日本。次年，在东京参加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被选为评议员。12月，中国留日学生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日规则》投海自杀。覃振于光绪三十二年初离日返湘，与禹之谟等在长沙发动学生和各界人士3万余众，护送陈天华灵柩公葬于长沙岳麓山。覃再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就读。旋返湖南，任同盟会湖南分会会长，与刘复基、林修梅等策应萍浏醴起义。起义失败后又逃亡日本。光绪三十四年，覃振受同盟会东京本部派遣，回国策划革命。刚抵长沙，即在旅邸被捕。刑庭上刑具罗列，逼覃供出同党。覃振滔滔抗辩，坚贞不屈，被判终生监禁。先后系狱长沙、桃源等地，长达4年。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长沙光复后，覃自桃源出狱，急奔长沙，任湘桂联军督战队队长，率部援鄂。旋奉宋教仁之命，策动同乡人罗寿亭潜入南京，督促沪宁铁路路工许殿爵(桃源县人)率路工与平素联络的幕府山炮台官兵1，000余人，攻打南京。
1913年，覃振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极力抨击袁世凯的借款阴谋。3月，国会开会前夕，宋教仁被害，覃悲愤欲绝，参与孙中山、黄兴发动的讨袁“二次革命”，惜未成功。覃誓欲挺身暗杀袁贼，被黄兴等极力劝阻，乃再赴北京入众议院，力倡弹劾袁世凯。袁恨之入骨，扬言予以严惩，覃遂避赴日本。1914年，覃振在东京参加中华革命党，任“湘支”部长，奉命联络旅日华侨、学生。是时，袁世凯派驻东京的坐探蒋士立，用大量金钱收买旅日华侨、学生，以拼凑“筹安会”分会。覃振派其学生吴先梅将蒋士立惩毙。日本政府侦知后，将覃监禁半月，因乏确证予以开释。
1916年，覃振率护国军扼守湖南西、南两路以遏制袁军。1917年，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军政府任覃振为湖南检阅使。次年5月，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离开广州，与覃赴上海，密议讨伐桂系军阀。1921年，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覃任总统府参议兼法制委员。时广西局势既稳，孙由粤入桂，督师北伐，设大本营于桂林，所有党务皆委覃负责。次年9月，孙拟改组中国国民党，指定覃振草拟党章。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覃振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主持汉口执行部，办理湘鄂陕甘党务。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覃振任特别委员会宣传部部长，两月后辞职赴沪。蒋介石下野后，覃以执行主任委员身份代理执政数月。1934年5月，覃赴英、法、德、意、美诸国考察司法，回国后发起组织中华法学会（现名中国法学会）。
抗日战争期间，覃振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六届中央监察委员，1943年任国民政府委员，主张积极抗日。
1947年2月，国共和谈彻底破裂。覃振非常不满，辞去了国民党内的职务，避居上海养病，是年4月18日病逝，享年63岁。
禹之谟（1866—1907），湖南湘乡人，1866年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20岁时，随叔父禹骏烈去南京，在湘军部队当文书，不久担任运输粮秣事务，往来于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山东等地。此后十余年均在军中度过。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任江南转运津局德州分局派运军械委员，运输粮饷军械至辽宁等沿海战区。因功绩卓著，经刘坤一保奏，以县主簿候选。但他痛感清政府腐败，辞命不受，毅然离开军队，来到上海，研究实业，希望从发展民族工业入手来挽救祖国危亡。此后，多次在长江沿岸开发矿业，均未成功。
1897年回到湖南，结识谭嗣同、唐才常及哥老会首领毕永年等维新人士，对变法维新深表同情。1900年参加唐才常自立军起义的秘密筹备工作，负责从上海运送军械至汉口。起义因事泄失败后，逃出汉口，经上海东渡日本。在东京结识了一批爱国留日青年，又接触了“革命排满”和民权思想。鉴于“空言不是救国”，他花很大力气在东京学习新兴的应用化学，又到大坂千代田工厂学习纺织工业。
1902年回到祖国，开始致力创办实业，兴学育才和革命活动。1908年在湘潭设立湘利黔毛巾织造厂，次年迁往长沙。在发展近代企业同时，还积极筹建湘学会及学生自治会，被推举为湖南商会会董和教育会会长。1904年加入华兴会。1905年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之一。此时全国掀起了抵制美货运动，他通过湖南商会积极推进这一运动，促成商界于1905年8月召开有4000多人参加“湖南全省绅商抵制美货禁约会”。翌年，又领导了湖南铁路废约改商办的运动。
1906年夏天，为拒侮反帝、忧愤国事而献身的湖南籍留日青年陈天华和姚宏业的灵柩运回长沙。他与同盟会会员覃振、陈家鼎等人商议后，决定组织全城学生把两人遗体公葬于岳麓山，“以彰义烈”，借以扩大革命影响。5月29日，公葬仪式隆重举行，万余名师生一律穿白色制服，手执白旗、挽联，整队护送灵柩到岳麓山，且在墓地前隆重举行公祭活动。当晚长（沙）善（化）学务处总监俞浩庆指使军警拘捕了因参加埋葬竖碑而迟归的十多名学生，作为镇压报复。他闻讯后，以教育会长名义向学务处和军警当局交涉，要求释放学生，未获许可。于是组织学生密切监视素有狎邪之游嗜好的俞诰庆。果然第二天晚上，在妓院宿娼的俞诰庆被学生当场抓住，送到濂溪阁开会声讨。他主持这个集会，痛斥俞的无耻行径，并迫使其同意释放被捕学生。省会民心大快，哄动一时。
此时他的一系列言行早已为清廷所注意，被清廷官吏视为“挟学界、工界、商界为重，主张民权”的为首倡乱的人物，故此处境十分危险。但他毫不畏惧，坚持斗争。
6月30日，由长沙回到湘乡，参加学界反对盐捐浮收的风潮，与100多名学生代表求见知县陶福曾，建议停止盐捐浮收，并将已收钱款移作教育经费。但这次交涉没有达到目的，即返回长沙。正在伺机构陷的清朝湖南当局，立即牵强附会地罗织了一个“哄堂塞署”的罪名，于8月10日将他逮捕入狱。被捕前，有人劝他暂避一下，但他豪迈地说：“吾辈为国家社会死，义也。各国改革，孰不流血？吾当为前驱！”被捕后，被秘密押送至常德。9月19日，又从常德转到边远城镇靖州（今靖县）。在靖州监狱，经历了种种严峻的考验，虽在严刑之下，断指割舌，体无完肤，而终不屈服，对同盟会的组织活动只字未吐。
在监狱里，他留下了《告在世同胞遗书》，大声呼吁：“同胞！同胞！其善为死所，宁可牛马其身而死，甚毋奴隶其身而生！前途莽莽……我同胞其图之。困心衡虑，终必底于成也！”1907年2月6日，被绞杀于靖州，临刑前高呼：“禹之谟为救中国而死，救四万万人而死！”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根据黄兴的提议，追赠他为“陆军左将军”。
焦达峰（1886—1911），原名大鹏，字鞠荪，湖南浏阳焦家桥人，“达峰”为其在日本时署名，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烈士。
焦达峰出身于富裕的地主家庭，他4岁入私塾，人极聪慧，9岁即能作诗。1899年，入浏阳县立南台高等小学堂，开始接受新知识，因不满清廷腐败，逐渐产生反清思想。16岁时经人介绍加入洪福会，这一经历为他革命后长期从事会党工作打下了基础。
日本以明治维新走上富国独立之路令焦达峰心向往之，因此，1903年，他进入长沙高等普通学堂学习，兼习日语以为留日准备。1905年，焦达峰自费前往日本留学，在东京东亚铁道学校学习铁路管理与爆破技术。日本留学生活开阔了焦达峰的视野，也促使他走上了革命道路。8月同盟会成立，焦达峰加入同盟会从事会党联络工作。1906年，焦达峰奉黄兴之命回湘参加萍浏澧起义，担任浏阳会党铁血军总司令李金奇的联络参谋。起义失败后，焦达峰遭清廷通缉，逃亡日本。
1907年，焦达峰担任新成立的同盟会调查部长，成为同盟会骨干。因不满同盟会集中全力经营华南的策略，焦达峰与张百祥、孙武等人在日本组织成立共进会，以图在长江流域中部地区进行革命。
1909年初，焦达峰和孙武奉命回国筹划起义，4月，在汉口设立共进会总机关。8月，焦达峰前往湖南成立湖南共进会机关，并积极联络集聚湘赣会党进入共进会，为将来起义打基础。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前，焦达峰在湖南策划准备以响应之。但是黄花岗起义惨遭失败，焦达峰只好和杨任等人前往武汉与孙武等商议两湖共举义事。7月回湘，加紧联络新军及巡防营工作，并说服立宪派共同合作。
武昌起义后，焦达峰与陈作新于10月22日在长沙领导新军起义，因提前做好了内应工作，起义军兵不血刃占领长沙。次日，湖南军政府成立，宣布脱离清廷独立，焦达峰被推为都督。之后，焦达峰立即派出主力军队增援武昌革命军，却忽视了身边最危险的敌人——立宪派。31日，长沙北门外和丰火柴公司发生了挤兑风潮，立宪党人骗请都督前往弹压，焦达峰命陈作新前往查看处理，毫无警惕的陈作新刚至北门铁佛寺，即被立宪派策反、预先埋伏的新军管带梅馨杀死。随即，梅馨又指挥所部冲进都督府，焦达峰被执杀于都督府门外。而事前，曾有人劝焦达峰暂避，他却浩气凛然的说：“余惟一身受之，毋令残害我湘民；且余信革命终当成功，若辈反复，自由天谴。”焦达峰死时，年仅25岁。
焦达峰一生虽然短暂，但却志向坚定，一旦确立革命目标，即勇往直前，不为任何挫折所动摇。他遵从组织之命，长期从事于运动会党工作，率先促成湖南独立，对革命事业厥功甚伟。此外，他淡泊名利、大公无私，为了人民利益不惜杀身成仁，此行此举可歌可泣。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为缅怀革命元勋，追赠焦达峰为“开国陆军上将”。1916年，刘人熙督湘，感于焦达峰死之悲壮，在长沙岳麓山其墓前特立“浏水坠泪碑。”
陈作新(1870—1911)，字振民，原名辅廷，字敬臣，绰号梦天。原籍安徽青阳，其父陈肇元因在湖南经商，落籍浏阳永安。同治九年(1870年)，陈作新生于浏阳永安镇，自幼过继给其伯父陈伊鼎为子，陈伊鼎学识渊博，主讲于浏阳狮山书院。陈作新随伯父就读，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迫于生计，陈作新于1896年教书，教学之余，在主人家藏书中，读了王夫之的《船山遗书》、黄梨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魏源的《海国图志》等书。长沙名士彭梅生在东长街创立“国民教育阅书处”，邀约陈作新作助手，陈作新又读了许多翻译的新书，逐渐产生了改造社会、变法图强的思想。
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长沙发起成立“南学会”，陈作新经常去听“南学会”组织的讲演，赞成维新派的变法主张。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谭嗣同等维新志士殉难。陈作新认识到通过改良的道路难达到救国的目的，于是产生了“弃文就武”的想法，化名程秉钺，改投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
1901年11月，武备学堂附设湖南兵目学堂，陈作新投考该校，得以入兵目学堂学习。1904年初，长沙高等学堂学生陈宗海等人在校内组织7人小团体，于贡院西街设立报馆，并发行《俚语日报》，陈作新参与编务工作，协助翻印并义务推销《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禁书”。
陈作新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夏初，黄兴密函禹之谟，命其组建同盟会湖南分会。为运动新军反正，陈作新设法打入新军，在士兵中广泛开展宣传活动。
1909年，第四十九标创办随营特别班及测绘班，陈作新兼任教官，他介绍优秀士兵数十人加入同盟会，并利用节假日带领他们秘密聚会，向他们讲解革命的道理。
1910年4月，陈作新被革职离开军营后，借教书为掩护，继续在新军中开展工作，并成立了一个专门联络下级军官和士兵的革命团体“积健会”（后改名积健社），宣传民主革命。
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此时，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席卷全国，两湖志士决定乘势发动武装起义，焦达峰返回湖南筹划，委任陈作新负责运动军队。
10月10日，武昌首义一举成功。焦达峰在首义之后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有关响应武昌首义事宜。13日，陈作新召集新军代表开会，商议军事行动方案。14日，又召集包括立宪派在内的各界代表开会，决定湖南成立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同盟会战时统筹部，负责领导起义，定于10月20日举义，以响应武昌首义。后因会党徒众未能如期赶到，拟延期至23日起义。20日，陈作新得知革命党人饶运钧被捕，拘于五十标禁闭室待斩；巡防营统领黄忠浩敦请巡抚余诚格下令，限22日将新军一律调离长沙，调集巡防营劲旅至省垣自卫。事危时迫，焦达峰、陈作新商量决定提前至22日起义。
10月22日清晨，长沙新军正式宣布起义。8点20分左右，49标代表安定超朝天放了三响信号弹，站在操坪石凳上宣布焦达峰的作战命令，起义队伍分两路攻城，一路由焦达峰、彭友胜率领四十九标二营后队，会同五十标及马队由北门进城，占领荷花池军装局；另一路由陈作新、安定超率领四十九标二营前队、右队、左队，会同辎重、工程两营由小吴门进城，占领谘议局。
两路军均未鸣一枪就占领了指定地点。下午3点，两路军会合，由焦达峰、陈作新等率领一部分新军，包围巡抚部院。当焦、陈进入巡抚院内时，发现巡抚余诚格已经潜逃，遂将巡防营统领黄忠浩斩首示众。巡抚院门前的旗杆上挂出了第一面“汉”字大白旗，霎时，长沙城内处处“汉”字白旗招展。
当日晚上，各界代表聚会商量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公推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军政府成立后，陈作新便把主要精力用于组织湘军援鄂和援赣两个方面。在他和焦达峰的共同组织下，几天之内，招兵60000余人，编成4镇陆军。正当陈作新积极组织湘军援赣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以留日士官生为主体的军官集团从小团体的宗派私利出发，在权力分配上对新生政权产生不满，一场内讧正在酝酿。
10月31日，留日士官生中的反动分子、原五十二标二营管带梅馨制造了和丰火柴公司纸币挤兑风潮，焦达峰接到报告后说：“要城防司令快派人去弹压，并派人开导一下，说有都督府负责，挤兑的人自然就会散去。”此时忽然有人大声对陈作新说：“事关省城治安，挤兑之风，平息越快越好，副都督如果亲去弹压，群众看到副座的威风，一定可以放心，不会扩大风潮。”陈作新闻言前往调处，未带一兵一卒，“单骑行视”，陷入梅馨预先所设的伏击圈而牺牲。随后，叛兵又将焦达峰杀害。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追赠陈作新为上将，并将其遗体归葬于长沙岳麓山，以供后人瞻仰、凭吊。
谭人凤（1860—1920），字有府，号石屏，晚年又自号雪髯。1860年(清咸丰十年庚申)农历八月初六出生于湖南新化八都石鼓塘湾老屋(今属隆回县鸭田乡南塘村)。
谭人凤16岁考取秀才，后累试未中，30岁时，在村内义学任塾师。在地方颇有威信，里中每有争议，务请他排难解纷。在教学的同时，开始联络会党，召集江湖朋友，在家乡开山立堂，取名“卧龙山”，自做山主，“抱一部落主义”以自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创办福田小学堂，接触新学，眼界渐开。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前后，他与会党秘密联络，进行反清活动。三十年（1904年），得知黄兴、宋教仁联络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在长沙发难，便在会党中加紧活动，先后奔走湘西和广西，伺机响应。后闻宝庆会党起事，由桂返湘相助。宝庆事败，为避免官府追捕，于三十二年（1906年）春离开县境，赴长沙，任新化驻省中学监督。同年冬，逃亡日本东京，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十二月，萍、浏、醴起义爆发，他与周震麟、洪春岩、宁调元、胡璞等受同盟会委派，回国密谋响应。事败，于三十三年初复返东京，入法政学校学习。十一月，同盟会发起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他得知起义军占领镇南关，回国前往参战。
宣统二年（1910年)与宋教仁等酝酿并于次年成立同盟会中部总部，设机关于上海，他负责党务兼军事联络工作。奔走于长沙、武昌、九江之间，准备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黄兴、赵声在香港设立起义机关统筹部，准备广州起义，谭应召前往参加。广州起义爆发，他要求参加敢死队，因年老体弱，被黄兴劝阻。广州起义失败，有些革命党人意志沮丧，他却振作精神，加紧在长江中下游活动，激励人心，促成武汉“文学社”和“共进会”消除成见，实行联合，和衷共济，相辅而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他由沪赴武昌，参与湖北军政府的领导工作。22日，长沙起义成功，去长沙敦促湘军援鄂。汉阳失守后，任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立下“城存与存，城亡与城亡”的铮铮誓言，昼出洪山，夜归武昌，率领军民，坚守阵地，苦战10天，终于保住武昌，“而固民国之基础”。章太炎称赞他：“若夫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不忘平生之言者，唯君一人而已矣。”黄兴赠诗给他，有句云：“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
1913年7月，孙中山等发动以讨伐袁世凯为目标的“二次革命”,坚决主张联络各省“同兴问罪之师，以至仁伐至不仁”。9月，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谭人凤等9人，将谭列为“湘省之乱”的“首魁”。他再次被逃亡日本，隐居在九州福冈县，更名为林泉逸。在这里，写有带自传性质的《石叟牌》，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辛亥革命史料。虽远在异国，仍关心讨袁大计。1915年，致电蔡锷“直抵燕云，以诛元凶”，并往返于南洋、新加坡等地，筹款和组织力量，积极开展反袁斗争。民国5年6月回沪养病。6年8月，孙中山在广东组织护法军政府，他积极联络党人，坚持维护南京临时政府《约法》。
1920年4月24日，在沪病逝，终年60岁，归葬于新化县水车毛田。
唐群英（1871—1937），女，字希陶，号恭懿，湖南衡山县新桥镇人。其父名星照，册名允微，号少垣。青年时投笔从戎，勇谋俱备。咸丰年间，因功升提督，赏换花翎，并被赐予“长勇巴图鲁”称号，诰封振威将军。其母曹氏诰封一品夫人。唐群英从小聪明好学，十几岁时就遍读四书、五经。她最爱读后汉曹大家的《女界》和范蔚宗的《列女传》诸书，对《木兰词》更是爱不释手。她能文善诗，15岁时曾写过“邻烟连雾起，山鸟放晴来”的诗句，被塾师称为“女中奇才”。
1890年，唐群英的父亲去逝。第二年，她从母命，嫁到湘乡荷叶（今双峰县），其夫是曾国藩的一位堂弟。可是刚过几年就病逝了。按照当时的封建传统和曾家的族规，她要在婆家守节，才不失为“名门闺秀”。但唐群英生性豪放，蔑视旧礼教。她冲破夫死守节的封建桎梏，毅然“大归”，定居于“是吾家”。当时，外侮频仍，国势日蹙，康有为等人正在力倡变法维新。唐群英在家中日习诗文，博览群书，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她在《书怀》一诗中写道：“斗室自温酒，钧天维换风。”自矢，表达了扭转乾坤的革新壮志。
唐群英在丈夫家的日子里，结识了秋瑾。原来，秋瑾的婆家和曾家有近亲，秋瑾嫁到湘乡荷叶的王家以后，与唐群英毗邻而居，亲戚加邻居，两人来往自然非常密切。
1904年春，秋瑾在北京冲破封建阻力，赴日本寻求救国之道。唐群英在湖南得到消息后，立即追随而去。到日本后，她先自费进入青山实践女校，成为秋瑾的同学。两年后，她又转入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因成绩优异，由湖南当局改为官费生。在东京求学期间，唐群英结识了刘揆一、刘道一、黄兴等湘籍人士。1905年5月，她加入黄兴等人发起的华兴会，后又经黄兴介绍会见了孙中山。从此，唐群英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各种革命活动，担任过“留日女学生会”的书记，后被选为会长。1905年8月20日，兴中会与华兴会等革命团体合并，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唐群英作为华兴会唯一的女会员转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中第一个女会员，同盟会的会员都尊称她为“唐大姐”。
1906年10月，黄兴和宁调元在日本创办杂志《洞庭波》，唐群英是该刊的积极撰稿人。1907年12月，唐群英在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毕业。从日本毕业归国后，唐群英开始在湖南联络革命同志，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不久，她“执教鞭于赣宁诸省”。1911年4月，她在东京创办《留日女学生会杂志》，旨在“发起女子爱国之热忱，以尽后援之义务”。武冒起义后，唐群英回国“奔走于长江流域，尽力革命事务”。是年12月，她与人发起建立“女子后援”、“女子北伐队”，被推为队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她作为“女界协赞会”的代表，受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接见，被孙中山誉为“巾帼英雄”，并荣获总统府“二等嘉禾勋章”。
辛亥革命以后，同盟会内一些人取消了同盟会政纲中“男女平权”的内容，不让女子参政。由此，导致了一场全国性的论争。唐群英积极领导了争取“男女平权”的活动。1912年2月20日她联络湖南的“女国民会”、上海的“女子参政同志会”等团体，在南京开会，决议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在此期间，唐群英等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请求于“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这些提案竟未被临时参议院接受。唐群英被激怒了。3月20日，她趁参议院开会之机，率领一群女子冲进会场，打碎参议院玻璃窗，踢倒警卫兵，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4月8日，“女子参政同盟会”正式在南京成立。会上，通过了唐群英等起草的十一条政纲：1、实行男女权力平等；2、实行普及女子教育；3、改良家庭习惯；4、禁止买卖奴婢；5、实行一夫一妇制度；6、禁止无故离婚；7、提倡女子实业；8、实行慈善；9、实行强迫放脚；１0、改良女子装饰；11、禁止强迫卖娼。1912年5月，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唐群英等准备“联袂北”，以便联络北方女界，要求参议院给女子参政权。对此，袁世凯极为忧虑。他公开反对“女子参政同盟会”北上。唐群英等人不顾袁的软硬兼施，毅然北上，为“男女平权”奔走呼号。7月14日，当同盟会决议改组为国民党时，她质问主持改组工作的宋教仁：“此次同盟会合并，何以不告之女会员，擅由一般男会员做主？且合并之后，何以擅将党纲中‘男女平权’一条删去？”8月25日同盟会在北京开会，正式改组为国民党。到会的女会员一致抗议党纲删去“男女平权”的内容。唐群英在盛怒之下，上台打了宋教仁一记耳光。会后，她立即召开女界联合会，号召大家“切勿动摇”，“必达男女平权，女子参政而后己”。为达到此目的，她还于1912年10月22日在北京发起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各地设分部。唐群英被推举为本部总理。
1912年9月2日，孙中山致函唐群英等原同盟会女同志，指出：“文之意，今日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孙中山的来信，对唐群英的启发很大。从此，她转而致力于女子教育。起初，她在北京创办了《亚东丛报》和《女子白话旬报》，并设立“中央女子学校”，为“女界知识普及”造就人材。1913年，她因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反对袁世凯的言论，遭到袁的迫害，被迫回到湖南。在长沙，她又创办了《女权日报》，开设“女子美术学校”、“自强职业女校”和“复陶女校”。1926年6月，北伐军进入湖南。唐群英回到家乡衡山，在白果红茶亭办起了“岳北女子职业学校”。
在创办女学的过程中，唐群英负债累累，致使其晚年的生活非常困难。1936年秋天，她因体弱多病，回到湖南老家。1937年4月25日，病故于“是吾家”老房，遗骨葬于衡山新乔唐族墓地。1991年10月28日，康克清题辞，尊其为“一代女魂”。
仇亮（1879—1915）,原名式匡、字韫存、号冥鸿，湖南省湘阴县（现汨罗市）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能文善诗；青年时期即留学日本，考入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先后编辑过《湖南游学译编》、《二十世纪支那》（后改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又与留日湖南籍学生陈家鼎、杨守仁、宁调元等创办《洞庭波》（后改名《汉帜》）等报刊，鼓吹民主革命；1905年加入孙中山、黄兴在东京组织的同盟会，是士官学校同盟会员中的“铁血丈夫团”成员。从此，仇亮以文武兼备的才智投身于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斗争。
1909年仇亮回国后，先在清政府军咨府任职，1910年秋被派往山西太原督练公所任督练官；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仇亮策动新军随即响应，亲率革命军围攻巡抚衙门，将山西巡抚陆钟琦击毙，太原光复；民国成立，仇亮任陆军部军衡司长。
南北议和，政府北迁，仇亮辞军衡司长职，创《民主报》于北京，以舆论针砭袁氏弊政。1913年宋教仁被袁世凯派特务刺杀身亡，袁贼复辟阴谋日益暴露，仇亮前往上海谒见孙中山和黄兴，共谋二次革命；《民主报》先以宋案抨击袁贼，受军警迫扰，继而二次革命事起，乃被查封，仇亮潜离北京回湘。1914年，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后，称帝野心猖獗，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仇亮忧心如焚，决心再去北京继续革命，不料被袁贼侦知，被捕下狱。仇亮在狱中屡遭刑讯，他始终坚贞不屈，赋绝命诗六章以寄志：自比文山，视死如归，以身报国。1915年6月9日仇亮牺牲于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反革命逆流中，时年36岁。
刘道一（1884—1906）,1884年7月22日生于湖南省湘潭县花萼乡八斗冲（今属白石铺乡广桥村）,谱名吉唐，字炳生，自号锄非，又号培雄。祖籍湖南衡山，先祖刘宗汉康熙年间迁居湘潭，先居湘潭上八都杨柳冲三人垇，后在湘潭九都十甲广东桥下刘家湾建宅定居。他的后裔世代留居在湘潭，形成衡山迁湘潭刘氏。其父刘方峣早年为湘军营勇时，因仗义释放被俘的太平军总制林迪荣，为避祸，改名鹏远，徙匿至湘潭县花萼乡八斗冲定居，后在湘潭县衙当差役。刘方峣有3个儿子，分别是刘谦唐、刘吉唐和刘六一。刘谦唐，即刘揆一谱名。
刘道一幼时聪慧，成绩优异，幼年入私塾读《孟子》，能朗朗成诵，性格开朗，能言善辩。后入县城益智学堂学习，受革命潮流和兄长刘揆一的影响，思想激进。读《汉书·朱虚侯传》时，对“非其种者，锄而去之”这句话非常欣赏，便自号“锄非”。后入长沙修业学校、湘潭美国教会学校。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黄兴在长沙组织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次年，刘道一与兄刘揆一以及湖南哥老会首领马福益等一起参加，他积极联络会党准备起义。但是，黄兴、刘揆一等人策划的1904年甲辰长沙起义，不慎事泄，清政府加紧侦缉，马福益逃到广西，黄兴和刘揆一兄弟逃至上海辗转赴日，其父则受株连坐牢。刘道一旋即回国营救父亲出狱后，再度赴日，入东京清华学校（一说为正则英语学校）留学。留日期间，基于共同的反清革命志向，他曾和秋瑾等秘密组成革命团体“十人会”，又参与冯自由、秋瑾、王时泽、仇亮等在横滨所组的“三点会”（或称洪门天地会、三合会），任“草鞋”（即将军）。1905年7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他宣誓入盟，并担任东京同盟会本部书记、干事等职，办理对外交涉事务，黄兴说他是“将来外交绝好人物”。
1906年秋，刘道一奉派与蔡绍南等回湖南，以图“运动新军，重振会党”，酝酿武装起义。他到长沙后，与蔡绍南约集革命同志数十人在水陆洲（即橘子洲）船上密会，传达黄兴部署武装起义的意见。会后，刘道一留长沙掌握全局，负责与同盟会东京本部及各方面的联系，蔡绍南则前往萍乡一代联络会党，计划等军队策反成熟后，在阴历年底，清廷封印时举事。
1906年12月4日，蔡绍南、龚春台等领导萍浏醴起义提前爆发，声势浩大，清廷震惊，急调湘、鄂、赣诸省五万兵丁会剿。起义队伍纪律不严，指挥失灵，终于失败。当时，刘道一正在长沙运动新军，听到举事的消息后，日夜加紧准备，以便起义队伍攻取长沙时，新军及防营能开城响应。他先在长沙筹划，随后又往衡山进行联络。但是他的行踪早已引起清廷地方政府的怀疑，不幸在由衡阳返回长沙途中，被湖南巡抚岑春煊派兵逮捕，解送臬司督同长沙府审讯。他在狱中屡遭酷刑，坚不吐实，威武不屈，大义凛然，写下“天地方兴三字狱，但期吾道不终孤。舍身此日吾何惜，救世中天志已虚。”面对严刑拷问，他怒斥道：“士可杀，不可辱，死即死耳！”清吏无奈，以从他身上搜出一枚“锄非”二字印章为借口，于当年12月31日将他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年仅22岁。
黄兴在东京得知刘道一牺牲后，与刘揆一相抱痛哭。孙中山闻讯，满含悲愤，作诗哀挽。刘道一的父亲刘方峣因悲愤过度而中风，1个月后病逝。刘道一的夫人曹庄当时正在长沙周氏家塾读书，闻信自杀，未成，2年后仍自缢殉节。
刘道一是留日学生中因反清革命被杀害的第一人，也是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第一个烈士，著有《衡山正气集》。
刘揆一（1878—1950）,字霖生，湖南衡山县人。幼入私塾，后就读长沙岳麓书院。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与黄兴结识，并一同参加留日学生反对沙皇俄国侵占我东北三省而组织的拒俄义勇队。同年五月，黄兴等拟回国起义，黄与刘揆一商量进行办法，刘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攻，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足为吾辈革命所取法”，并且介绍了马福益的情况。当即决定同马联络，相约三个月后会于长沙。
不久，黄兴、刘揆一相继回国，于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在长沙发起组织华兴会，决定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方针，首先在湖南发动起义。为便于联络会党，又建立外围组织同仇会，邀马福益等会党头目参加。光绪三下年春，刘揆一、黄兴在湘潭县茶园铺秘密会晤马福益，共同制定了发动长沙起义的计划。他们决定11月16日（农历十月初十）西太后七十岁生日那天，在长沙祝寿会场安放炸弹炸死到场文武官员，乘机攻占长沙。刘揆一到醴陵渌江中学担任监督，暗中负责调度会党及联络军队。他和黄兴等还变卖家产，充作这次起义的活动经费。人们仿照日本军制，将会党编成革命军旅，黄兴以同仇会的会长兼任大将；刘揆一为中将，掌理陆军事务；马福益为少将，掌理会党事务。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积极进行的时候，不幸因事机不密，为湘抚陆无鼎侦知，黄兴和刘揆一被通缉，起义旋遭失败。九月，黄、刘逃入上海，亡命日本。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同盟会成立时，刘揆一因持导议，没有参加，直到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1907年1月），他才加入。不久，他代理东京本部执行部庶务干事。同年，孙中山与黄兴先后到安南（今越南）组织中国南方的武装起义，其父病亡后，遂举家从湘潭迁往日本东京，直到辛亥革命后方回国。其主要工作是筹划会务，发展会员，为前方武装起义调遣人员和购运枪械等。
这时，同盟会领导意见不一，内部发生分裂，刘揆一为顾全大局，力排众议，反对分裂，作了一些调解的工作。并拒绝召开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的会议，维护孙、黄合作。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因经费问题，陶成章联合李燮和等发表“七省同盟会中匿名书”，制造罪名攻击孙中山。十月，刘揆一和黄兴、谭人凤联合致函各报社，否认陶等函件的效力，使陶等谋划未能得逞。
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刘揆一从日本回国，主张“化除畛域，共建新猷”，到汉口前线任督战员。南京政府成立，他任参议院议员。民国元年（1912年）3月，同盟会转变为公开的、以从事议会政治为目的的政党，刘为十干事之一。8月，刘揆一接受袁世凯的任命，任陆征祥内阁的工商总长。
1913年，他组建“相友会”，表示不与国民党合作。后来由于内阁改组，又因工商部私借外债受到攻击，7月，袁世凯准他辞去工商部总长职务。
1915年8月，筹安全成立，杨度曾以5万元相赠，以换取其参加劝进，为其坚决拒绝。民国5年初，他在天津创办《公民报》，刊登反对帝制的言论，以号外披露《二十一条》，促进反袁运动的发展。3月，报馆因此被日租界当局查封。同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刘揆一曾担任国会议员，直到国会解散。
五四运动时期赋闲家中，但接触了进步书刊，同情学生的革命行动和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北伐战争前夕，他赴广州投入革命洪流，和国民党及共产党领导人都有接触和往来。大革命失败后，他思想彷徨，莫知所从，寓居北京，闭门著书。
1933年，刘揆一被蒋介石聘任为行政院顾问。1934年，他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救国方略之见》，主张恢复“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从而引起蒋介石的极大反感，不久即被解除顾问职务，遂退隐家园。
解放后，被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著有《黄兴传记》等。
刘复基（1883—1911），字尧徵，亦作瑶臣，投笔从戎后曾易名汝夔，湖南武陵县（今常德县）人，1883年1月20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01年，刘复基慕名拜访宋教仁，将宋迎回家，纵论时事，遂成至交。1904年2月15日，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成立华兴会，并确定了长沙起义计划。宋教仁具体负责常德一路的发动和组织工作，由已加入华兴会的刘复基从中协助。长沙起义失败后，刘复基于1905年底东渡日本，由宋教仁介绍加入同盟会。翌年春，刘复基奉命归国，筹设中外各报代派所，秘密运送《民报》等革命刊物。禹之谟、宁调元发起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二烈士，刘复基积极参与，被官府追究险遭逮捕，只得逃往常德暂避。嗣后，刘复基与蒋翊武等人在祗园寺设立湘西革命机关，再图举事。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全湘戒严，祗园寺机关暴露，刘复基被迫逃往上海，与蒋翊武协办《竞业旬报》。1908年春，刘复基赴汉口任《商务报》会计兼发行人，将《商务报》逐渐办成了军队当中群治学社的机关报。1910年中秋节（9月18日），留鄂诸同志举行振武学社成立大会，刘复基成为振武学社的重要骨干。为了联络新军士兵，他毅然投笔从戎。
1911年1月30日，两湖革命党人召开了新军代表大会，决定将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由蒋翊武任文学社社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由于蒋翊武、刘复基的共同努力，他们两人所在的第四十一标成为革命的策源地。到武昌首义前夕，文学社成员已发展到3000多人。1911年5月10日，文学社召开代表大会，决定设立总机关，刘复基被推驻社办公，离开军队专事文学社的组织领导工作。文学社以《大江报》为机关报。7月26日，《大江报》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著名时评。8月1日，鄂督瑞徵以《大江报》“扰害治安”的罪名，将其查封。9月8日，四川保路同志军在各州、县相继起义，全川震动。湖北当局将三十一标和三十二标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又下令调动部分标营至邵阳、岳州、宜昌、襄阳等地驻防，限9月12日以前准备完毕。文学社社长蒋翊武、重要骨干章裕昆、唐牺支等将随营启程。刘复基立即召开文学社紧急代表会议，号召大家努力奋斗，突破这一危局。一旦武昌首义，分驻各处同志如能迅速响应，其效更大。待起义计划拟定之后，即派人往各处通告。接着，刘复基对随军调往各地的革命党人的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蒋翊武驻防岳阳期间，由王宪章和刘复基两人负责文学社的领导工作。刘复基的工作赢得了革命党人的一致好评，称赞他为“文学社的诸葛亮”、“革命党中之一智囊”。
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的骨干召开联席会议，达成“群策群力，铤险以赴，再不存门户之见”的共识，推动了两团体的合作。9月24日，文学社、共进会两团体重要骨干及各标、营代表召开大会，孙武主持会议。会上，刘复基报告所拟《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经过讨论，获得通过。会议决定成立政治筹备处和军事指挥部，以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为军事指挥部调查部副部长，兼常驻筹备员，负责筹备起义的各项具体工作。会议还决定于中秋节（10月6日）起事，后因湖南焦达峰以准备不足为由请求延缓，最后决定推迟到10月16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
10月9日下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试制炸药失手，引起爆炸，孙武面部及右手炸伤，被送往法租界同仁医院藏匿医治，所有旗帜、袖章、关防、文告、名册等均被俄国巡捕搜去，清吏拟按名索捕，形势十分危急。也就在9日早晨，蒋翊武告假，已从岳州赶至武昌军事指挥部。此时，刘复基、王宪章、彭楚藩、蔡大辅等人正在讨论起义计划。至下午，有人前来报告汉口宝善里失事的消息，刘复基坚决主张当晚起事。经过讨论，决定于9日夜半发动起义。刘复基当即草拟起义通知，定于9日晚12点钟城内外同时举事，以城外炮声为号，起义部队左臂系白布为标志，并对各标营攻击目标进行了具体分工。蒋翊武阅后表示同意。通知发出后，蒋翊武、刘复基等人，守候在起义指挥部。到了深夜，忽然听到紧急敲门声，刘复基知有变故，坚持让其他同志逃走。他独自守在楼梯口，向冲上楼的清军投掷炸弹，匆忙间未拉引线，清军蜂拥而上，将他抓捕。
清湖广总督瑞徵连夜会审，以参议官铁忠为主审，铁忠问刘复基：“你的党羽有几多？快快讲来我听。”刘复基回答：“除了彼一般清奴汉奸，皆是我的同志。还有什么问头，将我快快杀了罢！”
10月10日凌晨，刘复基连呼“同志速起，还我河山”等口号，英勇就义于武昌湖广总督署东辕门外，时年26岁，为武昌首义三烈士之一。
杨卓林（1876—1907）又名恢，字公朴，湖南醴陵人。好武，喜读兵书。光绪十九年（1893），入清军江南福字营当目兵。次年参加中日甲午战争。光绪二十六年，任张春发营武卫左军队官，开赴京津，抗击侵华八国联军。帝国主义列强肆意侵略瓜分中国的事实，使杨进一步认清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和清王朝统治集团的腐败，遂萌发了反帝革命思想，愤然离开清军，遍游东南诸省，联络各地会党。两年后，入南京将备学堂，光绪三十一年七月毕业。时德国无理要求划南京狮子山为租地，两江总督周馥拟允诺，苏沪人士集议反对，杨激于爱国热忱，慷慨陈词，谓“国家土地，不可以尺寸与人，否则以卖国论罪。”首倡刺杀周馥，常携手枪外出，准备相机行事。事为周馥侦知，欲致之死地。而租借之议亦作罢。故交陶森甲劝杨勿作无谓牺牲，并资助东渡日本，先后入铁道学校与神田区等警监学校。常至横滨，从粤人李植生学制炸药、炸弹。秋，由黄兴介绍入同盟会。后经杨介绍入同盟会者数百人。杨所论军事问题深为孙中山称许。冬，日本政府循清廷之请，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遂与姚宏业、宁调元、陈天华等组织反对“取缔规则”斗争，鼓动留学生回国革命。陈天华在日本投海殉国后，杨迁居横滨，继续研习制造各种炸弹及使用方法。
光绪三十二年夏，闻姚宏业忧愤投江死难。愤然返国，在南京、上海等地活动。萍浏醴起义爆发，杨在南京运动军队和会党响应。起义失败，偕同李发群、廖德番至扬州联络会党，并谋刺两江总督端方。因混入会党之督署密探萧亮、刘炎告密，杨等三人同在扬州被捕，押解南京。
光绪三十三年一月，端方派要员审讯，杨慷慨陈词：“我是革命党，尝阅欧洲历史，知中国非实委政治革命，不足以救亡。法国卢梭云：‘不自由毋宁死。’佛家云：‘众生一日不出地狱，即余一日不出地狱。’白种迫我黄种，杨卓林立志保种救国，是非俟千百年后史家评论。”端方亲自审讯，杨且骂且起，掀翻案桌，慨然道：“我志不遂，死耳，天下岂有畏死卓林耶！”二月初七日（3月20日）在南京东市英勇就义。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在南京玄武湖原端方私宅建烈士祠，祀殉难烈士杨卓林等。后将杨卓林烈士改葬于长沙岳麓山。
陈家鼎（1876—1928），字汉元，汉族，湖南宁乡潭树湾人。1891年补博士弟子员，后考入湖北武普通学堂。1904年春，考取官费留学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获法学士学位。1905年最早加入同盟会，同年与禹之谟等人创立了同盟会湖南分会，1906年奉孙中山派遣，到上海、武汉、等地建立革命组织。1906年3月在上海首先创建同盟会机关，后又在武汉建同盟会湖北机关、湖南分会等。并赴大连、奉天一带组织“胡子队”，准备南征，诗文素负盛名，在同盟会中任评议员，主要革命报刊撰稿人，与黄兴、宋教仁友善。
1906年秋孙中山委任陈为同盟会总部评议员、鼓吹部部长。1908年夏孙中山又派陈家鼎秘密赴山东发动武装起义失败。曾受兴中会委托，护送陈天华、姚宏业两烈士灵柩归葬岳麓山，并协助覃振、禹之谟发动各校学生送葬游行。同年9月他与宁调元、傅熊湘、仇式匡等创办杂志《洞庭波》，该杂志以宣传民族革命为主旨，刊发了《二十世纪之湖南》、《仇满横议》等鼓吹排满革命、提倡暗杀、批判改良的文章。《洞庭波》出版第1期后停刊，于1907年1月改名为《汉帜》出版，陈家鼎、宁调元、景定成等任主编，章太炎作发刊词，以“光复祖国，防护人权，唤起黄帝种魂，扫除白山鞑虏，建二十世纪民国，还五千年神州，而尤以维持各国公共安宁、鼓吹汉人实行革命”为主旨，刊有刘道一撰写的《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等著名文章，虽出至第2号又停刊，但其影响却至为深远。他以“铁郎”笔名，发表《二十一世纪之湖南》一文，又撰《论各省宜速响应湘赣革命军》，号召响应萍浏醴起义。陈家鼎不但撰文积极鼓吹革命，而且深入长江下游各省以及山东、东北等地，策动革命。
民国成立后，陈家鼎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并于1902年春随孙中山去武汉与黎元洪会谈。在国会，他联合参、众两院议员中的忠贞之士，组"癸丑同志会"，坚决反对袁世凯。宋教仁在沪被刺，陈在议院对袁世凯政府严厉质询并亲自主持声势浩大的追悼会。首届国会开幕，陈家鼎拒袁世凯50万元贿赂。当袁派兵围住国会胁迫议员投袁票时，陈三次投票都在票上大书“孙文”二字。陈家鼎成为在国会中团结忠贞的同盟会议员合力抗袁的中坚。
二次革命失败，陈遭袁通缉亡命日本，在极艰苦的生活环境下，不断与孙中山商讨讨袁策略，并对将来革命成功后的民主宪政向孙中山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和意见。对一些针对孙中山的非议，陈毫不动摇，忠心拥戴孙中山矢志不渝。
1916年袁世凯死，陈家鼎重返北京国会，任宪法起草委员。段祺瑞解散国会，孙中山在广州组成护法军政府，陈即去广州，1918年元月孙中山任命陈家鼎为大元帅府参议。当护法军政府遭滇桂系军阀胁迫时，陈四处奔走协调，当一些议员动摇离粤时，陈始终与孙中山在一起。孙中山下野，陈家鼎联合革命派议员通电拥孙，写信请孙回广州主持军政府工作，并于1920年11月在广州发出《关于西南大计的通电》，通电万余言中宣传孙中山对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诸方面的主张及治国思想。1924年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孙中山安全危急。陈家鼎冒生命危险联系叛军中同乡洪兆麟，劝洪申明大义，洪令士兵缓进，为孙中山脱险争取了时间，孙中山非常感激。平定陈炯明叛乱后，奉孙中山命返北京，联络原国会同仁，准备响应北伐。孙中山逝后，他退出政坛，隐居西山，息养肺疾，整理著述。1928年1月因煤气中毒猝逝于北京。
罗剑仇（1885—1917），湖南大庸县（今张家界市永定区）人,出生于1885年，其外祖父刘明烛是曾任台湾总兵刘明灯的胞弟。罗剑仇青年时代曾东渡日本，接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积极参加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后被清廷察知，遣送回国。
1912年袁世凯篡夺胜利果实，复辟帝制，当了洪宪皇帝，全国上下迅速掀起反袁浪潮。罗剑仇对袁世凯的可鄙行径深恶痛绝，便脱离军队回到了大庸县，变卖田产换来枪械，拉起队伍，高举“湘西反袁独立军”的旗帜，宣布讨袁。
1915年9月，为探听革命形势，罗剑仇到了上海，与程潜进行了会晤，并加入了程潜领导的民义社。不久，受程潜委派回大庸县，串连留日同学，招集旧部，联络地方武装头领、哥老会头目，还与永顺朱云吾、桑植贺龙等联合，组建湘西护国独立军。
1916年1月，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组成护国军政府，率兵攻入四川。消息传到大庸县，罗剑仇认为时机已到，立即响应，打出湘西护国独立军的大旗，自任湘西护国独立军司令。王耀茹任副司令，郑文光任参谋长，吴让伦、覃楚江任副参谋长，刘杰安任秘书长，屈髯任稽查处长，杨占廷、刘汉光、许春初任团长，贺龙、李吉宇、田竹卿、吴佩卿等任营长，丁昌铤任副官长。湘西护国独立军成立后，罗剑仇领导军士们天天操练，同时向蔡锷发电，呈报编制人数，请示行动计划。
3月初，蔡锷从云南发来专电，正式委任罗剑仇为湘西护国军司令，命其策应贵州护国军司令王文华，向麻阳进军，与黔军一道夹击袁世凯所属第六师马继增部。中旬，罗剑仇率部向麻阳进军，途经永顺、保靖，去侧击进攻湘西的北军。至保靖时，西路黔军已攻克黔阳、洪江，东路黔军已攻克晃州、沅州。湘西拥袁的政府军加强了防卫，罗剑仇部被阻于酉水河边，遂回师攻打永顺县城。3月17日进驻永顺松柏场、王村一带。当夜即照会永顺知事车赓起义反袁。谁料车赓不听，反而调来绥靖镇数十名枪兵，加上城内警备队近百名武装人员守城，欲与护国军决战。罗剑仇率队直攻县城，枪毙了警备队长谢伯纲，打死敌兵30多名。知事车赓见势不妙，弃城逃跑。护国军没收了车赓的家财，充作军饷。
这时黔军已攻克麻阳、辰溪，北军退至沅陵，见大庸县城内空虚，遂派200多人从四都坪出发，企图偷袭大庸县城。罗剑仇于20日撤出永顺县城，返回大庸县。罗剑仇料定北军偷袭大庸县，必经沅陵县与大庸县交界的大坪岩板溪，便将队伍埋伏在岩板溪二面山上，伏击了北军。至天黑，大庸县的警备队赶来接应北军，罗剑仇为防腹背受敌，连夜将队伍拉到老家木纳。护国军于22日夜包围了大庸县。由于护国军武器低劣，加之城内守敌死守，连攻数日未克。
常澧镇守使王正雅得知大庸县被围，急派武字营增援城内守敌，向护国军发起反攻，双方发生激战。罗剑仇见腹背受敌，伤亡过大，即率护国军退至贵州铜仁,与王文华部会师。
4月26日，湖南48县代表在靖县召开护国讨袁大会，宣布湖南独立，推举程潜为湖南护国军总司令。罗剑仇派代表参加会议，接受程潜的领导。会后，程潜令罗剑仇率部反攻大庸县。6月2日，罗剑仇第二次围攻大庸县城，终克,遂摄行县知事职权，立即废除苛捐杂税，镇压贪官污吏，安定百姓生活。老百姓十分高兴，唱道：有个罗司令，带领护国军，打下大庸城，赶走武字营，鞭炮放得狠。
7月20日，常澧镇守使王正雅率四个营，赴大庸县讨伐罗剑仇。经战，王正雅败退澧县。罗剑仇趁胜猛追，再战于三江口，王又败。护国军连战连捷。
袁世凯死后，谭延闿任湖南督军，收编遣散了护国军，罗剑仇调省督军府任顾问官，因对南北军阀争权夺利极为不满，不久离开长沙赴沅陵，后去桑植联络贺龙未成，在返回沅陵途中遭人暗杀，时年32岁。
田应诏（1876—1932），号凤丹，生于1876年（清光绪二年）。湖南凤凰县人，其父田兴恕为贵州提督、钦差大臣，署巡抚。因法国传教士文乃尔不法，执而杀之。田兴恕生三子，长子应熊早卒，次子应全，三子应诏，因其排行第三，且爱蓄短须，故人多称为田三胡子。戊戌变法后不久，田应诏在长沙结识了唐才常，并参与唐的起事，因脚伤免于难，事后搜查因名单名字田继横与其本名不同，未加逮捕。
1903年，田应诏去长沙入陆军将弁学堂，因拳打外国教官，被开除学籍，后留学日本。入振武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并结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08年7月回国，清政府授予步兵科第二十名举人头衔，任陆军小学及陆军速成学堂总办。后携眷赴江南，是时，田应诏自请任敢死队，率部攻占雨花台，南京光复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田应诏被提升为二十旅旅长，卫戊南京。袁世凯执权后，二十旅撤销，于是返回长沙，经熊希龄周旋回镇故里，任湘西镇守使。
1914年，兼任道尹，从事军务改革和建设，整顿军队组织，改变绿营旧习，先后举办湘西军官团、军士教导队，培养地方军事人才，设立男女学校、图画专科学堂，创办女子工艺所，发展地方工业，充立百货公司，举办展览会，运动会，成立电影队，演文明戏，丰富人民文娱生活等。并带头捐资，着陈渠珍督修狗扒岩、猫儿滩河道。但因没有计划和长远打算，只是为其巩固个人权位和兴趣出发，以致历时不久便云散。
1916年，蔡锷指挥的护国黔军入湘西，5月24日，凤凰宣布独立，田应诏任湘西护国军总司令。1917年孙中山“护法”北上讨伐段祺瑞，田应诏响应，进驻常德，后冯玉祥进军常德，田应诏退守沅陵，与张学济共组军民两政会议处，自任军政长，并与黔军合作，组成护法联军，为第一路军司令，割地称雄。
1920年设行署于长沙，为巩固湘西地盘和保持凤凰人权力，田应诏命陈渠珍接充第一军总司令。1926年，国民革命军进驻衡阳，田应诏携眷至武汉，后赴沪养病。
1931年，田应诏前往重庆治病，留渝半年稍愈经武汉回凤凰，1932年12月逝世。
田应全（1876—1917），号笏山，苗族，清光绪二年（1876年）3月12日生于湖南凤凰县城．民国6年（1917年）8月24日病殁于家，享年41岁．其父田兴恕,其弟田应昭。田应全16岁那年，为周总兵周瑞年赏识而许女为婚，光绪十九年（1893）与周氏成婚。田应全从小在家馆读，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后回上海，从事联络活动，在奉天被捕，大闹公堂，不久被释放，后入四川，隐蔽行迹于赵尔巽思南知府，任川边大臣一等随员，驻打箭炉（今甘孜）。因平时生活不注意小节，赵尔巽之弟越尔丰对其很不满意，后调去成都，充任兵工厂提调之职。在川其间，与四川帮会交往甚密，1910年，卸职离川，由武汉到长沙小住，后回凤凰，居住距城8里的长宜哨，结识县人唐世钧，饮血誓盟，结为兄弟，共力所事。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田应全、唐世钧、张胜林、沈宗嗣等密谋及时起义。田应全在屋内放置火药，若事不成，即放火全家自焚，以免落入敌手。举义胜利后，田应全与举义人等，意气昂扬，召开城乡绅民大会宣布凤凰光复，建立“湘西临时军政分府”。举田应全为外交部长，以首义有功授“四等文虎章”，旋任巡防军管带。中华革命党建立后，办理湘西党务。田不幸早逝，终年仅41岁。
瞿方书(1884—1947)，字荪楼，1881年（光绪7年）古历3月初5出生于龙山里耶。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是中国早期民主革命先驱，晚年致力于教育事业，成为著名教育家。1947年农历3月28日病逝于湖南省桃源县河洑，享年67岁。
瞿方书父亲瞿元亨，字励吾，清代秀才，有子女7人，5男2女，瞿方书排行第三。瞿元亨自有田地每年可收租谷近一百担，对子女读书颇为重视，家中藏书甚多。近代民主革命家黄兴曾撰联赠瞿方书父亲，联云：“耕数顷田给衣食，积万卷书授子孙”。瞿方书幼年随父读经史，后随堂兄瞿方梅(清举人)习训诂词章，天资聪慧，14岁即参加永顺府试，4次考试均名列前茅，知府连培基惊为奇才，拔置府案，并补博学弟子员。
1899年（光绪25年）其堂兄瞿方梅在湖南桃源县漳江书院设馆讲学，瞿方书随同就读。在漳江书院与同窗宋教仁、覃振等为莫逆之交，对清廷政治腐败，外交屈辱而不满，产生反清思想，常与宋教仁、覃振等探讨改革之道。1900年（光绪26年）瞿方书参加自立会，1904年（光绪30年）参加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在长沙创立的华兴会，积极参与策划长沙起义。瞿方书负责发动湘西会党，与常德总营宋教仁相策应。后因起义计划被泄露而失败。清廷下令通缉宋教仁等人，宋教仁遂流亡日本。1905年（光绪31年）瞿方书亦随之东渡日本，时年24岁，考入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法政。在日本参加孙中山先生组织的中国同盟会，与宋教仁同为《民报》撰述，常用笔名发表文章，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革命主张，同章太炎先生等一道，与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派进行论战。
1907年（光绪33年），宋教仁回国，在东北建立“同盟会满洲支部”，联络东北会党与满洲新兵，准备在北方起义，后因起义计划泄露，宋教仁被迫再次避走日本。当时瞿方书堂兄瞿方梅任吉林提学使，并主办法政学堂。东京同盟会总部派瞿方书与仇鳌通过瞿方梅的关系，被介绍到吉林法政学堂任教，为宋教仁回国赴辽作准备。瞿方书又介绍林伯渠为瞿方梅幕宾，借以加强同盟会满洲支部对东北会党与满洲新兵的联络。
1910年（宣统2年）同盟会总部派瞿方书赴上海，参加《中国公报》与《民报》编辑工作，宣传革命。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宋教仁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总裁，瞿方书任法制院委员兼法制局编篡、参事等职，参与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各部院组织法等工作。同年5月唐绍仪组阁期间，宋教仁任农林总长，瞿方书为该部参事，协助宋教仁规划垦植、渔业、森林等方案。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宋教仁想成立政党内阁，以制约袁世凯。1913年3月，国会开会前夕，袁世凯指使赵秉钧派人将宋教仁刺杀于上海。瞿方书避居租界，运用报刊舆论，进行反袁斗争。不久又潜赴天津，任职于《公民报》。袁世凯死后，瞿方书回北京。瞿方书在痛失宋教仁、黄兴等战友与知音后，加之军阀混战，决心离开政界，遍读北京白云寺佛藏，专门从事佛学及周易的研究。
1914年，瞿方书由天津转至吉林，任教于吉林高等师范学校。1916年后，先后执教于北京优级师范学校，北京大学和中国大学。1928年，授聘为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1934年，陈渠珍欲在湘西筹建苗族师资学校及凤凰、乾城（今吉首）等中学，邀瞿方书协助规划。瞿方书接受邀请，请假赴凤凰，后因患病不能返回湖南大学而辞职。1937年抗战爆发，瞿方书避居南岳期间，与陈渠珍等组织辅仁学社，后改名为大同学社。长沙失守后，瞿方书又迁居桃源县郑家驿、沙坪、河洑一带，先后受聘于附近的信国、忠器、平阳等中学任教。
瞿方书著有《中国文学史》、《文字疏证》、《列国疆域形势考》等。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烂柯山人、孤桐、清桐、秋桐等，湖南长沙人，著名学者。幼读私塾，勤奋努力。16岁在亲戚家为童子师，1901年离家赴武昌，寄读于两湖书院，在此认识了黄兴，次年三月考入南京陆师学堂。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发生，上海各校学生罢课，章士钊等人不顾学堂总办劝阻，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事民教育会，任军理教习。不久被聘为上海《苏报》主笔，且经常发表激烈的革命言论，与章太炎、张继、邹容结为莫逆之交。期间，章士钊将日本人宫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成《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并以黄中黄笔名刊行，国内由此书而重知孙中山。7月，清政府查封《苏报》，章太炎、邹容等人先后被捕，章士钊侥幸得脱。此后，章又与陈独秀等人创办《国民日报》，继续鼓吹革命。同年底，他与黄兴由沪赴湘，酝酿华兴会的筹建工作。次年8月华兴会决定当年11月在长沙举行起义，然而因事机不密，未经发动即遭失败。10月黄兴赴沪，召集章士钊、杨度等人开会，准备再举义旗，由于机关遭到破坏，章士钊、张继等十余人被捕。经托人营救得以保释后恐清廷深究，匆匆东渡日本。
到日本后，章回顾过去，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了同事，深感内疚，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发愤力学。1907年赴英留学，1909年与吴弱男在伦敦完婚后入爱丁堡大学学政治经济兼攻逻辑学。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供稿，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尤以立宪政治对中国政坛颇有影响。1911年章得知武昌起义消息后，携眷回国。次年春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主持同盟会机关报—上海《民主报》。1912年7月，章在《民主报》上发表了《政党组织案》，遭各方攻击，同盟会内部大哗，于是章士钊离开《民主报》，并于同年9月参与创办《独立周报》，议论时政。提出了民国政制是取法国制还是美国制等问题。1913年袁世凯以“宋教仁案”嫁祸黄兴，章看出其险恶，逃亡上海，拜会孙中山、黄兴，加入反袁行列，并草拟了《二次革命宣言》，“二次革命”失败后，章流亡日本。
1914年5月，章士钊与陈独秀等人在东京创办了《甲寅》月刊，在第一期上发表了《政本》一文，后又发表《学理上之联邦论》等一系列关于政体的文章，这些文章引征西学，结合中国政治实际，理论充足，文辞严谨，为时人所重视。次年冬，袁世凯公开称帝，护国军起，章也参加了护国运动。6月袁死，章留北京，应蔡元培之邀，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伦理教授。
1921年2月，章士钊赴欧洲考察政体，并在伦敦访问英国学者。回国后于1922年受聘为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章对于1923年曹锟贿选之事在报纸上进行了痛斥。1924年段祺瑞上台，章士钊放弃一贯宣扬的约法政治，正合段心意，受到段的重用。先后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和司法总长。章士钊利用《甲寅》强调反对新文学、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欧化”，引来阵阵骂声，但章依然我行我素。后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章逐渐失势，进行了第三次旅欧之行，1930年回国接受张学良聘请，担任东北大学政治教授。
九一八事变后，章赴沪挂牌当律师。之后替陈独秀辩护无罪，还辗转南北担任法学教授和法律顾问。“卢沟桥事变”后。章士钊拒绝汪伪的赴渝邀请，并于1943年著《逻辑指要》在重庆出版。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章作为李宗仁政府的和谈代表与中共接触，并在和谈破裂后留居北京，劝说陈仁明将军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相继被推举第一、二、三届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晚年研究柳文，并于1971年出版《柳文载要》。1973年5月为了海峡两岸的统一，92岁高龄的章士钊远赴香港，与国民党秘密接触。但到港即病，于7月1日逝于香港，终年92岁。
仇鳌（1879—1970）,1879年8月8日出生于湘阴县归义乡的一个佃农家庭。因家境贫寒，务农到15岁，1895年始入乡塾求学，1902年应长沙府学试为生员。1904年赴日留学，始学师范，后修政法，毕业于明治大学。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竭力协助仇亮在东京创办《民主报》，宣扬反清思想。在东京参加华兴会，1905年转为同盟会会员。1906年，奉孙中山之命回国参加反清革命活动，参与筹备武装起义，因有人告密，被迫再次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兼做《民报》的编辑工作。
1911年，奉命回到湖南改组同盟会。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湖南副支部长，并任湖南省民政内务司司长。在黄兴、宋教仁的直接领导下，致力于讨袁运动。宋教仁遇刺后，再次避难日本。1916年秋回国。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他潜入湖南零陵，联络湘、桂军支援。张敬尧被驱走后，随革命军入长沙，任湖南交涉署外交司司长，兼监长沙、岳州关税，主持船山学社。1921年，毛泽东、李维汉等在船山学社内创办自修大学，因缺乏资金，他以振兴社会文化的名义筹集几千银元，予以资助。
1923年，赴英、法、意、美等国游学，1925年经苏联回国。1926年主持《国民日报》，聘谢觉哉、龚饮冰等主笔，推动革命斗争和农民运动的发展。1927年，湖南军阀何键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欲将他作共产党员暗杀，他机智脱险，乘轮船到汉口。1928年任北伐军战地政务委员，后任国民政府铨叙部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自南京返湘。1939年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兼省赈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开展难民救济工作，创办难民医院和难民工厂。1944年秋，赴重庆任国民参政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湘、鄂、赣敌伪产业接受清查团团长、湖南省政府委员、省参议员，并主持湖南文献委员会。国民党成立：“戡乱建国委员会”，蒋介石重金聘他任委员，坚辞不受。不久，蒋又任他为两湖监察使，仍辞不受。
1948年开始参与程潜等筹划湖南和平解放事宜，负责联络政治、文教、工商和社会各界人士。1949年2月，“长沙市和平促进委员会”成立，任主席。5月，白崇禧部陆续自鄂入湘，白崇禧敦促他迁往广州，遭其拒绝。8月5日，与唐生智等100余知名人士通电，拥护湖南和平解放。湖南解放后，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临时人民政府委员。
1949年11月，应毛泽东主席电邀入京，旋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后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1951年，患肺癌，经名医黄家驷手术，切除了右肺，故称“半肺老人”。1970年2月9日逝世于北京，终年91岁。有《半肺老人吟草》诗集传世。
程潜（1882—1968），字颂云，湖南醴陵人。1903年入湖北武备学堂，次年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振武学校，受民主思想熏陶。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及秘密革命团体丈夫团。1906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1908年回国任四川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二等参谋、陆军第十七镇正参谋官等职，并联络长江上游革命者。武昌起义后，在汉阳作战，随后回湘任都督府参谋部长。1912年任都督府军务司司长。先后参加“二次革命”及讨伐陈炯明之役。1923年后历任大元帅大本营军政部部长、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主席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1968年病逝北京。
必须说明的是，民主革命妇女界第一人、鉴湖女侠秋瑾曾经是湖南的儿媳妇，也算得上是半个湖南人。还有旷世奇才杨度，由于其多变的一面，在辛亥革命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多有争论，拙文不便收集。至于林伯渠、贺龙等前辈，最初也是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因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最终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便不再赘述了。
还有许多湘籍辛亥革命人物，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不可能在这里一一叙述，笔者深感不安！
还是让我们重温毛主席55年前写的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吧！
距今55年前，毛主席写道：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我想，毛主席对孙中山先生说的那些话，对于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先烈和先驱们，自然包括湘籍辛亥革命人物在内，都是适用的。
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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