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欢乐谷门票年票:国际“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严重受挫的哲学根源

　　十九世纪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二十世纪列宁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悲壮的实践，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仍然是当今人类社会的两大主题，两种社会制度的命运和前途仍然是世人关注的焦点。

　　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是诊断和医治资本主义的弊病。为了消除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马克思“设想”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消灭私有制”，建立一个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共有的“自由人联合体”，在世界范围内按照统一的计划组织生产和产品分配，每个人只能通过劳动获取生活资料，始而实行“按劳分配”，继而实行“按需分配”，以此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一部分人依靠占有生产资料掠夺他人剩余劳动的丑恶现象。

　　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概念的创始人恩格斯，并没有把这个“设想”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而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限定为“考察这一事业(本书作者注：指无产阶级完成解放世界的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在盖棺论定马克思对人类的贡献时又重复了这个观点。原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但把无产阶级作为创建新社会的领导阶级，而且把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作为政治信仰和奋斗目标，并且在十三个国家执掌了政权，但却始终没能建成马克思“设想”的那个世界大同式的“自由人联合体”，建成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形成了短缺经济，出现了难以医治的种种新弊病。

　　曾几何时，“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也曾充满“生机和活力”，在两大阵营对垒中自称“东风压倒西风”，为什么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分崩离析、土崩瓦解了?即便在共产党仍然掌权的国家，也不得不选择新的发展道路，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难道人类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真的成了可望而不可得的海市蜃楼?

　　在梦醒时分，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从各自角度审视这段历史，得出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仇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们拍手称快、弹冠相庆，宣布社会主义失败了，马克思主义终结了；原来混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投机分子一反常态、出卖灵魂，狂犬吠日般地攻击马克思主义；个别的原社会主义国家仍抱残守缺，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维持着惨败的局面；中国共产党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开辟出一片暂新的新天地，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可是，改革开放的目标模式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为我们“设想”的理想社会仍然有效吗?

　　在一片喧嚣声中，我们也听到了从正面探寻“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严重受挫原因的振聋发聩之声：有的说是因为个别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的腐败造成的；有的认为是内部叛徒出卖了社会主义；有的说是中了敌对阵营扩军备战的阴谋诡计，被拖垮了；有的提出是执政党忽视民主和法制建设，严重脱离了群众；有的认为是斯大林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把社会主义引上了歧途；有的说是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结果；有人提出“十月革命”开创的所谓“新纪元”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早产儿，必然夭折；还有人提出是个别领导人实行高福利政策耗尽了国家财富；更有甚者，认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仍然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还有政党退变论等等，众说纷纭，不一而足。就连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著名学者，如法国的德里奇、美国的詹姆斯、德国的哈贝马斯、英国的吉登斯等大师级的人物，也不约而同地走进马克思，提出了各自的见解。所有这些，对于探讨国际“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严重受挫的原因，不无裨益。

　　如果是个别国家的共产党失去了政权，还可以根据该国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探寻失败的具体原因；如果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这样寻找原因就不行了。现在的问题是，绝大多数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都脱离了原来的轨道，走上了新的征程，国际“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全面受挫。在这种情况下，再寻找个别国家社会转型的个别原因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只有深入探寻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所有苏式社会主义国家严重受挫的共同原因，才能从受挫中惊醒，避免重蹈覆辙，并明确新的奋斗目标。不然的话，只能在扑朔迷离中“摸着石头过河”，当水深摸不到石头时就会迷失方向，再次受挫就是很难避免的。现在的任务是，应该透过上述表面现象深究背后的哲学根源，这才是最重要的。

　　原社会主义各国尽管具体情况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都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南。列宁在批判布哈林时曾明确指出：“如果一个人从他自觉运用的一定原理出发犯了错误，那末不找出他犯错误的理论根源，就无法弄清他的任何错误，包括政治错误。”因此，只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认真的反思，才能找出严重受挫的共同原因。笔者自知水平有限，不可能对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探索，因此重在提出问题，希望共同探讨，以求得出正确答案。苏格拉底说得好：“只有怀疑开始的时候，哲学和思想才会产生。”爱因斯坦也说过：“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那就让我们对长期深信不疑的马克思主义三个部分，提出一些质疑吧。

　　提出问题也需要以一定的理论作指导。笔者认为，目前人类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认识水平，从总体上说仍然没有高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1999年英国剑桥大学发起评选“千年思想家”，马克思位居第一；同年九月英国广播公司(BBC)又以同一命名在全球互联网征求网民意见，结果仍是马克思第一；2005年该公司又以古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为题征求三万听众意见，马克思还是位居榜首。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思想影响力是多么的深远，他的英名已深植在广大民众的心中。因此，我们仍然以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为理论指导，对马克思三个组成部分重新进行审视和反思：探寻“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严重受挫在哪些方面是由于偏离、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中正确的论述而造成的；在哪些方面是由于革命导师的一些论断、“设想”背离了他们自己创立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把一些后继者引上了歧途；在哪些方面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完善，存在着理论缺失或缺欠，需要根据新的社会实践加以补充和完善；在哪些方面是由于社会发展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预料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后继者们没能与时俱进，在新问题面前迷失了方向；等等。所以这些问题，都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同时汲取当现代人类思想的精华，进行认真地自我反思、自我反省，才能提出问题并力求得出比较正确的答案。

　　诚如恩格斯所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由他俩共同发现和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变化的物质基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的进步源自物质生产力的提高，在不同的生产水平上自然生成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合构成社会的物质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物质基础”，这个基础的第一层基石是农业生产。历史上朝代的更替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社会的经济形态(制度)基本不变，只是“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发生了一些变化，新政权取代了旧政权，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但政权的性质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如同我国的封建社会曾经经历了多个王朝、每个王朝又有数个皇帝一样；另一种是经济形态(制度)发生根本的改变，新的经济形态取代旧的经济形态，上层建筑也随之发生根本的变化，形成新的社会形态，如同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取代封建社会、未来更高级的社会必然会取代资产阶级社会一样。那末，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原社会主义阵营多数国家发生的社会转型属于哪种情况呢?很显然是属于后一种情况，并且不是退回到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的社会，而是前进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探寻国际“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严重受挫的根本原因，只能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去寻找，考察其经济基础是怎样产生的和如何运作的及其效果如何，是否符合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早在七十多年前，伟大领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将未来的新社会讴歌为“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西北高原唱遍神州的一首民歌也将他神化为东方升起的“红太阳”“大救星”；十年动乱中又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颂扬为永远“不落的太阳”。现在又怎么样了呢?日出总有日落的时候，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苏式社会主义已经日落西山、气息奄奄，毛泽东的光辉因其晚年的重大失误而黯然失色，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正在淡出人们的脑海。所有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

　　笔者长期在政府机关工作，退休后有时间重读马恩列斯毛邓等经典著作，联系七十多年来的所历所见所闻，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初步思考，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自身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其政治信仰——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信仰：

　　首先，从 “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来看，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产婆和助产婆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旧社会“孕育”新社会，暴力只起“助产婆”的作用；另一方面，在资产阶级社会还没有“孕育”新的“社会存在”的情况下，他就开动自己聪明的大脑，运用反向思维，“设想”出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和图景，他的后继者们更是把是否承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强调到了测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暴力成了创建新社会经济基础的“产婆”。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社会作为一种刚刚兴起的社会形态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至今也只有三百多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到了行将入木的腐朽垂死之年，过早地宣布其死刑，寄希望于现有的社会力量用暴力将其杀死后重新组合成“新社会”的物质基础及其上层建筑，这本身就是对社会发展进程所作的唯心主义的估量。晚年的恩格斯对此已做了反思，承认“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他《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总结马克思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时只字没提对未来社会的“设想”，绝非一时的疏忽，而是因为这种“设想”不是对已经存在的新社会的科学认识，并且人们不可能预见到未来将会有什么样的新的科学技术出现，不可能预见到新的生产力将会生成何种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更不可能到未来的社会去考察未来社会的情况，更何况如列宁所说“科学社会主义”是“来源”于空想社会主义，只有“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这就使得任何对未来社会的“设想”都必然带有空想的成分，使得这种“科学社会主义”必然带有“空想”的基因。

　　其次，把创立未来新社会的希望寄托在现有的阶级身上，并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从来都不是劳动人民自己解放自己，而是生产力提高到一定程度后自然生成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新的阶级率领劳动人民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历史上的劳动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也确实举行过无数次起义，严重地打击了统治阶级，迫使他们不得不实行新政，采取轻摇减负等措施，使阶级矛盾有所缓解、生产有所发展。但是，由于当时“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恩格斯语)还没有产生解决社会矛盾的物质手段，所以从来没有建成能够取代当时社会的新社会，政权维持不了多久就被镇压下去，或者是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与资产阶级一同产生的阶级，不可能承担起领导创建新社会的历史任务，但它同历史上的劳动人民一样是未来革命的主力军。把现代无产阶级推崇为创建新社会的领导阶级，把完成解放世界的事业寄托在它的身上，这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误判，必然走不出历史的“怪圈”，并且已被国际“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严重受挫所证实。

　　第三，由于推崇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结果导致对农业和农民阶级作为社会基础作用的轻视。原社会主义各国都以集体化冒名顶替合作化，剥夺了农民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且通过强制劳动和不等价交换掠夺农业实行工业化，加之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这就使得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基础——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第一层基石——的农业长期处于薄弱状态，使得国民最基本的生存资料长期得不到满足，社会主义大厦犹如建在了沙滩上，一遇风浪就会轰然倒塌。

　　第四，颠倒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作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把无产阶级在特殊的历史机遇下可以“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政权等同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列宁语)；十月革命开创的“新纪元”国家政权不但没有消亡下去，反而不断地得到强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使得作为上层建筑主体的国家政权越俎代庖取代了经济基础的职能，混淆了两者的本质区别，致使国民经济畸形发展、严重失调，形成短缺经济，陷入另一种形式的经常性的经济危机。

　　第五，阉割、篡改了马克思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论断。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确曾说过这样的话，但决不是无条件的，而是认为只有这些国家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在西欧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在他们的帮助下，才能越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灾难的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这些国家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硬是要去越过“卡夫丁峡谷”，显然背离了马克思的科学论断，其结果不但没有能够跨越过去，反而摔得鼻青脸肿，不得不另寻新路。

　　总之，对于苏式社会主义来说，从其诞生到实际运行都背离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这就注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

　　被恩格斯命名的“科学社会主义”赖以形成的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前者对“意识”、“物”、“唯物”和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的阐释，语焉不详、多生歧义，对自然存在如何转化为社会存在和社会存在的内在构成没做深入探讨，严重忽视了自然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第一”作用；后者忽视天然的生产资料和智力在创造剩余价值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把劳动等同于劳动力、把劳动力等同于体力，劳动价值论成了体力价值论，没能“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在没有经过社会实践检验的情况下就断定“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不能说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论断。加之一些继承者对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一知半解、不求甚解，把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当做“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对并不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奉若神明、盲目实践，因此始终没能建成马克思“设想”的那个无限美好的理想社会，而是一直滞留在“国家社会主义”阶段。在这种社会里，如同马克思所说广大劳动人民成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其他任何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和文化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因此被盖达尔《帝国的消亡》一书称为“国家奴隶制”，结果在两大阵营对垒中败下阵来。

　　马克思除了“设想”出来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外，更重要的还有“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恩格斯语)的“民主的法治的社会主义”，那就是在《资本论》中予以高度评价的股份公司和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运用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所做的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科学预见，与时俱进地提出在建立了民主制的国家“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以及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限制国家的自由、承认人民主权，对主张生产合作社由国家而不是由劳动者自己独立创立错误思想的批判，关于“应该使政府和教会一样地对学校不起任何作用”，关于信仰应该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扩大为政治信仰自由等等一系列宝贵的正确思想。马克思的这些科学预见和伟大发现才是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遗憾的是，对所有这些宝贵的思想却没有能够进一步展开论述，结果被一些继承者或是抛之脑后，或是被阉割篡改，反而被“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所继承，对资本主义不断地进行改革，从原始的资本主义起步，经过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逐步发展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人性化的民主的法治的资本主义，闯过了一道道难关，把其弊病所造成的影响降到了最低限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产生于十九世纪初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其本来含义和历史任务是诊断和医治资本主义的弊病，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提出了各自的诊断结果和治疗方案，因而形成了企图把历史拉向后退的“反动的社会主义”、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对上述社会主义的剖析，至今仍然是我们辨别各种类型社会主义的思想武器。迄今近二百年的人类社会发展实践已经对这些社会主义的是非对错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对以上这些，直到“十年动乱”结束和发生苏东剧变后，才被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并逐步付诸实践。

　　所有以上这些，就构成了国际“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严重受挫最深刻的理论根源。

　　“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和“专政的设想的社会主义”的瓦解，从正反两个方面雄辩地证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在一定层次上的科学性正确性。这种吊诡的奇特现象，对那些受专政社会主义影响较深的人来说可能不可理喻，但却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在当今的人类社会，知识产权正在取代物质产权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社会所有的法人所有权正在取代原始产权在生产中的中心位置，人力资本同其他社会资本一样被社会所承认，现代信息通讯和交通事业的发展为生产企业及时获得市场信息从而减少生产的盲目性提供了科学技术保障，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异军突起、方兴未艾，这说明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反映在上层建筑领域，通过民主立宪建立的宪政民主制度已经或正在取代阶级专政和个人独裁，实现了主权在民，劳动人民已经或正在摆脱奴隶地位成为社会的主人；以“知产阶级”为核心的中产阶级才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先进阶级，它领导着社会发展的新潮流，寄托着人类的希望。这一切都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两大对立已经或者正在消除。

　　日落也总有日出的时候，这也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所幸的是，十年动乱后，老一代革命家从切身痛苦的经历中进行了反思，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拨乱反正，开始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把苏式社会主义革命“过分集中”到中央和各级党的一把手手里的部分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下放给基层和民众，调动了积极性，长期被压抑的潜力得到部分释放，使经济文化出现了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不幸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对旧路径的依赖和新旧既得利益者的阻挠等主客观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欲进又踌躇，严重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使得经济体制中深层次的问题不得解决，致使钱权交易泛滥成灾，孳生了已被历史淘汰的权贵资本主义，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最大障碍；基尼系数也居高不下，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腐蚀着党和国家的机体，潜伏着危机。如何冲破权贵资产阶级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实行民主立宪，建设宪政民主的法治社会和成熟的市场经济，完全彻底地还权于民，用权力制约权力，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如能破解，必将极大地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用科学发展观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完成这个艰巨光荣的历史任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正在冉冉升起。

　　本书第一卷首先探讨了社会主义思潮的起源及其历史任务，回顾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各种社会主义的科学分类；然后在多篇文章中通过反复引用革命导师唯物史观基本观点，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不科学性、苏式社会主义的性质、“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功绩以及马克思的两种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分析；最后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艰苦探索，批驳了有关国际“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严重受挫原因的各种错误观点，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远景。

　　第二卷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理论基础——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存在的理论缺失和缺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商品的价值不是由“抽象人类劳动”形成的，而是由物品的有用性和有限性共同形成的，同有用性大小成正比、同数量多少成反比；认为人类社会的基础——物质资料生产——不是纯物质，而是人的虚在的主观“精神”(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和人们改造自然物质的理想意图)和自然界实在的客观“物质”的有机统一。从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最高问题”来看，自然界实在的物质当然是人的精神、思维的本源，作为社会存在的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是社会意识的本源。但是，物质资料生产绝不是单纯的物质，并且在进行物质资料生产以前必须对被改造物质的性质、本质、规律有一定程度的认知，也就是从本源上说人类社会历史不是“唯物”的，“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语)，唯有自然科学技术才是人类社会历史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唯一本源。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和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其命名是不科学的，其原理是不彻底的。

　　第三卷主要是针对现实社会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感想，对如何实现从苏式社会主义向新社会转型提出了不成熟的想法。

　　现将随时记下的思考过程展现给读者。因不是专业理论工作者，又囿于见闻，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