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交通事故定损期限:文革纪实：批林批孔运动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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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提出“批孔”
“九·一三”事件后，江青下令梁效进驻林彪住宅毛家湾，编辑所谓批林材料。梁效对林彪的大量罪证不感兴趣，从大量材料中抽出一些林彪肯定孔丘、孟轲某些言论的零碎材料，上报毛泽东。江青事前向梁效面授机宜，说是搞材料要从现实的斗争需要出发，为了这个需要，选材料就是寻找诸如孔孟之道之类的题目来转移斗争大方向。
毛泽东见到从林彪住宅搞到的肯定孔丘、孟轲某些言论的材料，由此想到了“批林批孔。”1973年春天，毛泽东在一首诗中批评郭沫若尊孔，当时流传到社会上：“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同年5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批孔问题。
不久，又传出毛泽东写的一首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据说，毛泽东在8月5日给江青读了这首诗，同时，又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别有用心地提出将毛泽东评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但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不要马上公布，“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毛泽东一直在思考历史上的儒法斗争问题，并借古喻今。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批发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8月 13日，又登载了杨荣国的《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一文。这些文章，迎合了江青一伙的需要。9月 23日，毛泽东会见了埃及副总统沙菲，谈到：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毛泽东关于儒家和法家的评论，很快为江青一伙所利用。
1973年9月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在《北京日报》发表。这个大批判组有30多人，名义上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实际上由江青亲自指挥、直接控制。直至1976年10月，这个大批判组共撰写文章 200多篇，公开发表的有181篇，其中有30多篇是江青、姚文元直接授意的，都是为“四人帮” 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这个大批判组有十几个笔名，如：梁效、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施钧、郭平、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它除了享有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报刊上优先发表文章的特权外，还直接把持了《北京大学学报》，并一度控制《历史研究》。
与梁效相呼应，南有罗思鼎。9 月15日，上海市委写作组直接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创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尊儒反法》一文。这个写作组是张春桥、姚文元的写作班子，正式成立于1971年7月。从党的十大到1976年 10月，这个写作组以罗思鼎、康立、石仑等笔名在《红旗》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左倾文章，这个工作组还进行了大量的反动活动。写作组的头头说：“我们所干的事，现在说出去，现在杀头，将来说出去，将来杀头。每一期《学习与批判》就是一块我们的墓砖。”9 月27日，中央党校写作班子以唐晓文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一文，这个写作班子也是“四人帮”的舆论工具。
在“四人帮”的操纵下，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评法批儒的文章。9 月28日，《 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的《“焚书坑儒”辩》。这篇文章说：“‘焚书坑儒’ 就其性质来说，在当时是一个反篡权复辟的‘厚今薄古’的进步措施。”“秦始皇‘ 焚书坑儒’的效果，也是应该肯定的。”10月 1日，《红旗》杂志第10期发表《论尊儒反法》，这篇文章说：“儒家是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反动学派，法家是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利益的进步学派。”“彻底批判尊儒反法思潮，是思想领域内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更好地进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有助于我们识别那些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家、野心家是怎样利用古代反动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11月 1日，由罗思鼎撰写、姚文元修改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在《红旗》杂志第11期发表，这篇文章批“宰相”、“批折衷主义”、“反复辟”，影射攻击周恩来。这期杂志还发表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文章说：“党内历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也都是尊孔的。”“他们尊孔崇孔，利用孔子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精神武器。”11月16日，《学习与批判》第 3期发表《资产阶级和儒法斗争》，这篇文章说： “延续了2000多年的儒法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内容和形式继续进行着。” 为“四人帮”揪“现代大儒”制造舆论。江青谈了《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后，得意地说：“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批吕不批韦，吕是个宰相。”充分暴露了他们反对周恩来的险恶用心。在《学习与批判》第 4 期上发表的《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读〈盐铁论〉札记》中，说什么“丞相田千秋，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这是一个相当圆滑的老官僚。他善于摆平关系，模棱两可，始终不表态，最后各方面都不得罪。”恶毒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
1973年11月，毛泽东根据不可靠的消息，误认为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说了错话。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会批评周恩来。事情是这样的，周恩来、叶剑英与基辛格会谈不久，翻译向毛泽东汇报会谈情况时谈到：周总理有的问题不请示主席、不报告主席，周恩来、叶剑英被美国的原子弹吓破了胆。
毛泽东误信了翻译的话，认为周、叶对美国右倾投降。针对这件事，毛泽东于11 月17日对少数人这样说：“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圈子，不打它就不投降。”“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放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在1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陷周恩来“迫不及待”要取代毛泽东。按当时的讲法，中共历史上有过10次路线斗争，代表人物依次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听了江青的指责，周恩来平静地坐在椅子上，不动声色，但内心不安：与基辛格的会谈是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进行的，难道对毛泽东的意图理解错了? 难道在会谈中真的出现了右的偏差? 翻译可以抢先直接向主席汇报情况和个人的看法，在这种环境下如何开展工作呢?
1973年12月 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雅。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分别与周恩来、王洪文和王海容、唐闻生谈话。他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这是指11月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接着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第一个“他”是指周恩来，第二个“她”是指江青。毛泽东虽然在某些方面不满意周恩来，但他并不认为周恩来会“迫不及待”。毛泽东没有无条件地支持江青，他对江青是了解的，只有江青才会“迫不及待。”
12月12日，毛泽东在讨论由他提出的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了话，12月13日、14日和15日又同政治局的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了话，批评了“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又说：“ 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 天 下大乱，包括中国嘛! 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毛泽东讲话喜欢漫谈，话题很广，但始终贯穿他要阐明的观点和思想。
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中，提出：“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八个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的命令。同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两年多，毛泽东又重提注意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实际上是针对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的。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他克服江青一伙的破坏干挠，坚定地推进“批林整风”运动，力求纠正“文化大革命” 的一些极端作法，努力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保护老干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与对外关系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江青一伙深怕 “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会把他们的狐狸尾巴一齐揪出来。所以他们极力干挠破坏“批林整风”运动，极力制造事端，攻击污蔑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方向问题上，周恩来明确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这从 本质上说，是1967年 2月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根据周恩来几次讲话的精神，《人民日报》在1972年10月发表了一整版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当时，在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立即授意《文汇报》搞了期《内参》上送，说《人民日报》发表批极“左”的文章是错误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11月，外交部和中联部提出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其中提出要以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为会议的中心内容。这个正确意见，得到周总理的批示同意。但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却攻击反对。张春桥说：“批林彪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 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江青说：“我个人认为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还要“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对批林性质的认识分歧很大，最后由毛泽东裁决。毛泽东从他晚年的“左”倾错误理论出发，对这个问题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在12月的一次谈话中，肯定林彪反革命集团是极右，而不是极“左”。否定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给江青一伙壮了胆。根据这次谈话的精神，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新年献词》中，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从此以后，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批林彪的极“左”。江青一伙乘机大批所谓“右倾回潮”，把“批林整风”运动引向邪路。联系这个背景，毛泽东对周恩来有些不满，提出注意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提出“批孔”问题，就不难理解了。而江青一伙正是利用这一点，认为时机已到，组织写作班子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作为批判林彪影射周恩来的弹药。
1974年1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元旦献词》，社论说：“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说明这场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我们一定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我们要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在批判中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社论明确提出继续批判“尊孔反法”，批判“修正主义。”
1974年 1月12日，江青、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向全国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写作班子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中共中央于 1月18 日将《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1974年 1号文件下发。于是，“批林批孔”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从上述事实看出，“批孔”是毛泽东提出的。而江青反革命集团则利用这一点，制造了一系列事端，以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
“三箭齐发”掀巨浪
中共十大虽然批判了林彪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本质和严重罪行，但却全面肯定和继承了中共九大的错误指导方针，使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误得以继续下去。更为严重的是王洪文被提拔到了接班人的地位，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窃取了更大的权力。江青一伙的野心急剧膨胀，他们急于寻找机会打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篡夺党政大权。江青等人利用清查林彪的机会，在林彪家中找到了一些摘录的孔子和儒家著述的语录条幅和卡片，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等等。于是，便认为林彪是孔孟之道的信徒，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江青一伙指使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大批判组整理了一份资料，取名叫《林彪与孔孟之道》，送给毛泽东。
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毛泽东信：
主席：
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觉得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我们建议是否可以把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时参考。现把材料呈上妥否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同意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作为中共中央1974 年 1号文件下达。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反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批林批孔”是借题发挥，实质要解决现实问题。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 运动，目的是防止“右倾翻案”，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而江清一伙目的是企图打倒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篡夺最高权力扫清障碍。
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后，报刊发表了许多“批林批孔”的文章，通过这些文章可以看出“批林批孔”的真正意图。
1974年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短评《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短评说：“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要抓大事，要抓路线。深入批林批孔，就是当前全党的大事，全军的大事，全国人民的大事。不批林批孔，就是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就是放弃对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进攻，这样下去，势必滑到修正主义的邪路上去。”
“我们党同林彪之间围绕着反孔还是尊孔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时期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反对革命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还没有结束。因此，要深入批林就必须批孔，批孔正是为了深入批林。只有通过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才能进一步认清林彪反党集团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才能挖出林彪反动思想的老根，清除林彪和孔子的反动思想影响，也才能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人民日报》2月2日发表的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中说：“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革命，反对倒退，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满腔热忱地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人民日报》 2月20日发表的社论《批“克己复礼”》中说：“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总之，要通过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广泛深入地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我们各项工作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在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时，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著。这样才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地理解反对修正主义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长期战斗任务，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人民日报》3 月15日发表的社会《再批“克己复礼”》中说：“批判林彪的‘ 克己复礼’，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解决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阴谋复辟的罪行，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江青一伙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一方面积极推动“批林批孔”运动，维护“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搞阴谋诡计，进行反对周恩来的活动。他们的意图是搞乱全国，乱中夺权。
1 月24日、25日，是农历正月初二、初三，正是大家欢度春节的时候，江青反革命集团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擅自召开了在京军队单位和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大会。
1 月25日上午，首都体育馆的广场上，人们像潮水般涌进会场。
江青俨然以党中央“批林批孔”主要负责人的身份在会上出现，昂首挺胸，颐指气使，一些人象众星捧月似地围在她的身边。江青端着架子，摆出一副至高无上的领袖的派头。江青等人以中共中央1974年第 1号文件为“王牌”，临时通知周恩来主持 “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面无表情的周恩来坐在主席台上，他不知道今天大会的内容，是临时接到“江办”的电话通知，匆匆赶来的。会上，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丑——迟群和谢静宜成了主讲人，在台上一唱一和演双簧。江青不时插话，指手划脚，点这个，批那个，使会议气氛紧张，整个会议充满了火药味。
“革命的同志们! ”江青故意拉着长腔，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式，声嘶力竭地大声喊道：“今天是动员批林批孔的大会，要全国动员起来。这场批判运动，不是放空炮，要有的放矢，要紧密地联系实际。”突然，她挥舞了一下拳头，噪门提高了八度，喊道：“我们有没有代表孔老二式的人物呢? 有这个问题。大家要动动脑子，想一想。” 她停顿了一下，又说：“现在由谢静宜同志讲话。”
谢静宜原来是8341警卫部队的一位搞机要工作的人员，到北大支左留下来当党委书记，一下子成为风云人物。她和迟群成为北大、清华的“太上皇”，是江青的心腹。
谢静宜和迟群在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含沙射影，杀气腾腾。
在这里摘引一些他们在大会上的讲话。
谢静宜：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到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主席看一看。所以我和迟群同志就召集了几个同志议了一下，整理了一个初稿，这个稿子只有两三页，当时只有两三页，送给了主席，也送给了江青同志。江青同志看了以后，立即找我们去了，就是说，给我们提了意见了，感到东西不多，江青同志指示啊，东西不多，有些不够准确，还有一些个别的是牛头不对马嘴的。
迟群：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在批林中结合批孔，要从阶级立场、阶级根源，阶级就是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从哲学的观点，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等方面来认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关系，这样才能深入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挖他们的祖坟，挖他的这条路线的老根，把林彪散布的反动谬论批深批透。通过批林批孔，将使我们进一步地打破旧的传统观念，同几千年来的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获得思想上的解放，这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以及反对帝修反有着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迟群：深入批林批孔，就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一场革命是防修反修的一个战略措施，所以它是贯彻“十大”的问题，是深入批林、批修、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所以，这些信，它本身关系到的问题是我们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整个革命队伍的建设，关系到我们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地对待群众，正确地对待自己，支持和保护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问题，关系到如何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理解、正确地解决本单位、本地区至今还在那里址皮的问题，关系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准备打仗的问题，关系到各级领导如何敢于抓大事的问题。……现在有些单位有一种不正之风，风气不正，最大的不正之风是什么呢?就是不抓大事，或者抓得不够。
谢静宜：主席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警惕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主席叫我们抓大事，我们体会到就是抓国家大事，国际大事，党的大事，阶级的大事，一句话，就是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抓大事，就是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与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肃清流毒，挖掉他的祖坟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江青同志写的信，送的材料，我们认为，这本身就是贯彻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把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把全党的政治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因此，这就不是孤立地给某一个领导同志，某一个单位写信的问题，而是给全党全军全民写的信。也不是孤立的在批孔的问题，是批林整风的继续深入，是关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防修反修的一个大问题。所以，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问题，也就是继续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问题。
谢静宜：要敢于反潮流，抗逆流，坚持斗争的哲学。……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革命的精神是斗出来的，革命的事业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不斗则退，不斗则垮。
迟群：不斗则修。
姚文元：……第一，我们今天就要有毛主席横渡长江那一种迎着风浪前进的革命精神，把批林批孔搞到底。……另外一个呢，主席这个气魄大，主席是迎着风浪前进，这是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而主席提到孔子说是逝者如斯夫。孔子是个着眼于已经死亡阶级的人，一个反动派，主席藐视他，嘲笑他，批判他。所以这里一面表现了主席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一面批了资产阶级。所以我们要学习主席这一种反潮流的精神，横渡长江的精神，把这一场批林批孔的仗，认真地发动广大群众打好、打胜。
会上，他们还提出批判“走后门”问题。他们提出批“走后门”，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把矛头指向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
会上，江青还阴阳怪气地让周恩来讲讲，周恩来听了江青一伙的肆无忌惮地发言，感到这次大会是江青背后有计划、有组织地布置的，矛头是指向自己和负责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同志。周恩来镇定自若地说：“对于这个会，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 接着说：“但是，我对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够敏感，有点思想落后于形势。幸好，江青同志敏感，我应该检讨自己的思想。”
正当江青一伙修改整理讲稿、录音带，准备下发时，为毛泽东所制止。
“一·二五”大会的当天晚上，周恩来便吩咐参加大会的秘书把大会上的发言整理出来。秘书们连夜突击，到 1月26日上午，就把记录整理好了。周恩来把记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重要的地方还用红笔划了横杠，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都装在了一个大信封里，立刻派机要通信员送给了毛泽东。
当天下午，毛泽东认真地看“一·二五”大会上的发言，他越看越生气，在她眼里还有谁，谁也不在话下了，竟背着政治局，背着我，连个招呼也不打。她自以为翅膀硬了，可以一手遮天了，这完全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1 月30日，叶剑英也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了自己对“批林批孔”运动的看法。2 月15日，毛泽东对叶剑英的来信作了批语，“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
中央扣留了江青一伙精心炮制的准备散发到全国的“一·二五”大会的录音带。后来，毛泽东把“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叫做“三箭齐发”。
江青不甘心失败，下一个阴谋又在她心中酝酿了。
“放火烧荒”人心寒
军队是举足轻重的力量，它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是绝对的优势。江青对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恨之入骨。她一直忧虑：虽然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从表面上看，军队是自己和周恩来平分天下，但一召开军委常委会议，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占着绝对优势，张春桥在里面是孤掌难鸣。
江青对未来的决战，充满矛盾，担心军队不站在自己这边。她要千方百计抓军权。 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支柱，江青一伙要篡党夺权，自然要极力抓军权。可是，军队不听江青的，对她来说是一块“荒地”，她就企图利用“批林批孔”这把火“放火烧荒”，把这块地盘夺下来。
她从 1月13日起，接二连三地以个人名义给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派人给某部防化连送材料，还派了一些无军籍的记者到部队为她搜集 “批林批孔”的情报。
她给空军司令员马宁写信：
马宁同志：
听说，空军批林批孔有些困难，请苏元勋同志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五四以 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摘录》各 100本，可能有助于批林批孔。苏元勋同志一向受林彪死党吴法宪的压制，“九·一三”以后才引起大家重视，托他去传达，请指定一个连队，请苏元勋同志参加座谈，有什么问题和意见，请告苏元勋同志转告我。
她还给二十军防化连写信，派迟群、谢静宜送到浙江。还给海军政委苏振华写信。
1月24日，江青竟然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写信：
洪文、剑英、春桥、小平同志：
首先请代我问候全军同志们春节好!
相当长的时间了，从许多材料来看，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则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简释》是可以帮助全体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他们已下过连队蹲点，取得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批林批孔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事，这是使国内外帝修反惊恐的事，全国党、政、军、民、学通过这个学习，会取得更大的团结和胜利!
现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名词解释》各 200份，《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 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20份，《鲁迅批判孔孟的言论摘录》和《反动阶级的 圣人——孔子》各 1份，供同志们参考。文章的份数是不足的，但是可以翻印。有什么问题报中央，我们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我们将努力解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
我相信同志们会努力学习，保持我军优良传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知难而进，没有攻不克的堡垒。只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将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但也是光荣的!
毛主席说要能文能武，常恨隋陆无武、绛灌无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学得文武全才，方能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致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1 月28日，江青又给“洪文、剑英、春桥、小平、锡联、振华同志”写信，并“ 请转世友、紫阳同志”。江青俨然凌驾于中央军委之上，插手军队，扰乱军队。
王洪文、张春桥与江青紧密配合。2月8日，在一次会议上，王洪文、张春桥对我军高级领导机关大扣帽子、大打棍子，他们说总参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对总政“可以夺权”，总后“垮得越彻底越好”。
3月5日晚，江青、张春桥召集于会泳、陈亚丁等人开会，江青以听取汇报为名，把矛头对着人民解放军。
江青说：“今天我是斗胆，我不敢得罪军队? 今天把你陈亚丁也请来了，就是要整一整军队。”她为了整军队，给军队捏造了种种罪名：“军队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不许普及样板戏”、“有错误批评不得”、“我们的话根本不听”等等。为了整军队，她诬蔑攻击我军各级领导干部，骂这个是“军阀”，骂那个是“坏人”。1973年9月，中央领导同志观看部队文艺演出，并接见了各单位领队，江青为了突出自己，挤在两位党的副主席的前面。一位部队负责同志在向大家介绍中央领导同志时，没有在介绍党的副主席之前介绍她，她就一直怀恨在心。在3月5号的讲话中，江青又提及了这件事，“这个人怎么那么对我有刻骨仇恨，”“不是个好人。”她还不分青红皂白地大骂军队各级领导，“他们这些人都是做坏事的。”她叫嚷：“看来要夺权。”指示被召见的人：“你们要放火烧荒。”“你们有三个人，去放火嘛。” 她扬言要管军队，说：“我是有军籍的嘛，我已经去领军装了。”
江青发出“放火烧荒”的号令后，“四人帮”及其爪牙们便一齐上阵，煽风点火，推波助澜。3月6日，王洪文窜到总参，叫喊要揭开总参的“盖子”，“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3月13日，张春桥在听取总后勤部汇报时说：“不要怕派性。打内战也可以，有些问题要靠打内战才能解决。”3 月15日，王洪文攻击总参是“维 持会”，说什么，“真的打起仗来，会有维持会长、副会长，一套班子齐全。”3 月 17日，陈亚丁擅自召集驻京部队文艺单位的负责人开会，传达江青3月5号的讲话，布置在军队“放火”、“夺权”，他说：“江青同志要我回到总政就是要放火烧荒，今天叫你们来就是叫你们回去放火。”
“四人帮”“放火烧荒”的一个突破口是破坏《解放军报》。1974年 1月17日，《解放军报》三版《党的生活》专版中，刊登了一篇不足1500字的短文，题目是《即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这篇短文介绍了空军某厂党委，按照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教导，搞好党委团结的经验。这篇文章，也体现了周恩来、叶剑英1973年在空军一次党委会上讲话的精神。江青一伙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不满，江青说：“要到《解放军报》去几个人，我气得很。”张春桥说：“《解放军报》1 月17日有篇文章，怪得很，你们可以写文章批评。”王洪文说：“这篇文章很坏。”他们通过亲信，派人到一个连队捉刀代笔，盗用连队战士的名义，给《解放军报》写了所谓“揭发信”。姚文元批示道：“告军报加一个有自我批评的按语在《解放军报》发表。”王洪文下令：“解放军报社组织群众认真讨论一下这封战士的来信，要发动群众揭开报社阶级斗争的盖子。”
此后，他们接二连三地对军队找岔子、扣帽子、打棍子。今天指责宣传某个连队的报道是“和中央唱反调，”明天批评把两条批孔新闻摆在一个版上是“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界限。”江青特别交代一个连队，要“眼睛盯着《解放军报》，挑他们的毛病。”他们还公然破坏中央关于稳定部队、部队基层单位不搞“四大”的规定，唆使一些人以连队名义轮番到军报社贴大字报。他们对军报上下夹攻，内外夹攻，百般刁难。到三月中旬，他们见时机成熟，就由张春桥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下令军报停止编发自己的稿件，在五个多月中，《解放军报》被迫变相停刊了。
江青一伙之所以抓住军队的这篇短文大作文章，其用心就是借此来攻击周恩来和 叶剑英，1973年 5月，空军在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后，整顿了党委领导班子，周恩来和叶剑英在空军党委会上作了重要指示，指出：党委要讲团结，不要搞一言堂，不要称霸。军报发表的这篇短文体现了周、叶的讲话精神。周、叶那次在空军讲话时，江青等人在场。因此，张春桥在策划炮制“批评意见”时，阴阳怪气地说：最近“又有什么人讲了什么话”，含沙射影地向有关人员暗示，把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周恩来。他们历来把周恩来看作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关来打击、陷害周恩来。
江青一伙在军队中的猖狂活动，一时乌烟瘴气。他们这些活动很快被中共中央觉察了。3月20日，毛泽东写信对江青提出了批评。
第二天，王洪文、张春桥带着那个奉命夺权的陈亚丁，当着部分政治局委员的面，演了一出掩盖抵赖、丢卒保帅的丑剧，由陈亚丁承认是自己乱说乱传，把江青到军队 “放火烧荒”的罪行保护了下来。这场闹剧也就收场了。
反“复辟回潮”与“反潮流”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一伙制造了所谓“复辟回潮”和“反潮流”的典型，为攻击周恩来等人提供“现实根据。”
1973年9月8日至11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教育战线批判孔子问题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及有关高等学校负责人98人。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在会上作了《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的报告。科教组负责人迟群在会上提出，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项大事来抓。并说不光文科院校要批孔，各类学校都要批孔，要把批孔与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结合起来。迟群在会上说：“哪些地方不重视批孔”，哪些地方就属于“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10月11日至23日，国务院科教组在北京召开理工科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参加会 议的有 143人。会议总结交流了搞好学校批林整风和教育革命的经验，研究了按照“ 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组织教学工作，进一步搞好开门办学，使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相结合，使学校同社会建立广泛和密切的联系等问题。迟群在会上讲话，说教育战线出现了种种“复辟”、“回潮”现象，“要警惕老的在新形势下复辟，” 要警惕修正主义、要防止复辟。他提出，要抓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在教育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他并为科教组在9月召开的批孔座谈会辩解：“科教组开的那个批孔会是正确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科教组没有降调，谁降调谁负责。”并说：“反对批孔，就是复辟。”
在教育领域，他们反“复辟回潮”，树立“反潮流”典型，吹捧白卷大学生，鼓吹“朝农经验。”
1973年10月至1974年 1月，迟群等人打着“反击修正主义”的旗号，在清华大学 开展了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又称“3 个月运动”。他们上揪“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代表人物”，下扫“复辟势力的社会基础，”乱扣“裴多菲俱乐部”、“自由论坛”、 “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反对教育革命”、“反对七·二一指示”等大帽子。派人进驻教研组和一些系，搞什么“揭盖子”、“夺权”、“占领阵地”，搜查打击怀疑的对象。在这次运动中，被立案审查和重点批判的教职工有64人，被点名批判的有 403人。迟群还以“秦怀文”的笔名在《教育革命通讯》上发表《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和《再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学校师生员工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对“教育革命”和“两个估计”的抵制说成是在教育界“出现了一股翻案风”、“搞反攻倒算”，说知识分子队伍中“暴露了一小撮右派”，提出要“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进行“反击”。迟群在清华大学发动的“反右倾回潮运动”不仅对清华大学，而且对于其他高校起了恶劣的影响。
为了达到“反右倾回潮运动”的目的，江青一伙大力培植、大力支持有“造反” 精神的冒尖人物，树立了一些“反潮流”典型。
李庆霖原是福建省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降职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任教，爱人是炊事员，家庭经济比较拮据。在“文化大革命” 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李庆霖的子女到了福建最贫穷的山区插队，生活也很难。李庆霖于1973年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自己的处境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情况。毛泽东复信，把李庆霖誉为“反潮流”的代表，并馈赠人民币300元。毛泽东的复信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国。李庆霖一下子成了反映民意的英雄。江青一伙便利用之，对李庆霖进行不切实际的宣传。李庆霖在宣传面前飘飘然，在1973年第11期《红旗》杂志上发表《谈反潮流》的文章。
张铁生是辽宁省锦州市兴城县一个公社的知识青年，担任过生产队的队长，一心想上大学。1973年4月3日，国务院转批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要坚持选拔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坚持群众评议和群众推荐，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要防止“分数挂帅”。出于反对周恩来的目的，江青一伙看到《意见》，大为不满。与江青一伙勾结在一起的毛泽东的侄子、辽宁省的实权派毛远新从辽宁上京，与江青一伙密谋。他们诬蔑文化考查是大学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并要辽宁拿出点材料来，要毛远新在辽宁开刀。正好这时候，张铁生参加了1973年高等学校 6 月份的招生考试。在理化考试时，张铁生只答了化学部分第一题中的六道小题，只得六分。面对理化考卷，张铁生干瞪眼，自知录取无望，他想到在公社文化考查时，给领导写的乞求上大学的信或许起点作用，于是将准备好的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抄录在理化试卷的背面，表白“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等都清白如洗”，“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7月10日，在辽宁省大学招生文化考查座谈会上，锦州市招生办公室负责人在汇报兴城县考试情况时，谈到一个生产队长答不上卷子给领导写信一事，毛远新如获至宝，当晚令人打电话把考卷和信火速送来。毛远新得到信，立即决定在《辽宁日报》上加编者按语发表，同时派人调查，得出“张铁生一贯表现很好，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均未发现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7 月19日，《辽宁日报》发表了经过毛远新删改的张铁生的信，“ 编者按”中说，张铁生在大学招生的文化考核中，虽然交了“白卷”，但他在“白卷” 背面写的一封信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提出的“意见”，却“颇有见 解，发人深省……”，为之涂上了一层“反潮流”的色彩。8 月10日，《人民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加以转载，并发表了评论，把张铁生吹捧为“路线觉悟高的卷”、“反潮流英雄。”张春桥大加喝彩，说文化考查“这样搞法，把无产阶级寄于希望的青年卡在门外，使修正主义有希望，无产阶级没有希望。”毛远新狂叫： “在今天，我们刚刚着手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居然有人千方百计逼迫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这实在是大有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之嫌。”一时间， 《答卷》成了“反潮流”的“代表作”，张铁生则被奉为“反潮流”的“英雄”。这个被老师评为基础知识太差、没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张铁生，被破格录取到某农学院，当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大学生。他在“批林批孔”中被江青一伙利用，成了一块“有棱有角的打人的石头，”也成了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但可以平步青云的恶劣典型。
江青一伙在反“复辟回潮”中，还制造了一个小学生事件。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编者按语。小学生是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黄帅的信和日记是她和班主任闹矛盾后，家长让她写的，日记摘抄是《北京日报》按反“师道尊严”的需要，断章取义摘编的。这个材料先是刊登在《北京日报》的一个内容刊物上。迟群、谢静宜看到后，即接见了黄帅，谢静宜指令《北京日报》加编者按语发表。按语说：“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路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到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编者按语“希望大家都要当教育革命的促进派，而反对那种促退派；要当动力，而不要成为阻力，更不要站在运动的对立面。” “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28日全文转载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与《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并再加编者按语。《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赞扬“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并提出“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我们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对教育战线的干部、革命师生和学生家长进行深入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
此后，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大量传播《人民日报》编者按等材料。国务院科教组还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组织学校师生学习这些材料。于是，在各中小学中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有的地方也树立了本地的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一些学校出现了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学校为建立正常教学秩序所采取的措施、教师对学生的严格管理被指责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
对这种作法，许多群众不同意、不赞成，提出了看法。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宣传干事王文尧、放映员恩亚立、新闻报道员邢卓3人，以“王亚卓”为笔名致信黄帅，提出了尖锐的不同意见。1974年2月11日，《人民日报》在“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黄帅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并加编者按语说：“黄帅的信和日记摘抄发表后，有人很看不惯，出来指责。”这件事反映出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仍然十分尖锐。是前进还是倒退?是支持革命还是折衷调和?是扶植和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还是对它横加指责?这是进一步发展教育革命大好形势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黄帅的信发表前，经迟群、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看过，迟群在王亚卓的信上批道：“ 完全是反革命复辟势力的语言”，“要革命就有反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 江青对标题作了修改，并提出：“版面排突出些，生动活泼些。”黄帅的公开信发表后，王文尧、恩亚立、邢卓被诬为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表，遭到批斗、隔离审查，下放连队劳动。一个12岁的小学生被树为“反潮流英雄”，虽然人们普遍怀疑这个 “典型”的真实性，但没有人认为是小学生的责任。“来信和日记摘抄”抛出后，北京内燃机厂的一位老工人当时就给小学生写信，要她“想想那些把你捧起来的人是些什么玩艺?为什么拿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做文章，又为什么竟借题发挥，当然你还小容易受坏人影响，但我相信随着历史的演变，你一定会明白”，严肃地指出此事是背后有人导演的。正是如此，在这个事件中，小学生是无辜的，是受害者，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罪行在江青一伙身上。
旷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使周恩来心力交瘁，他患了癌症。周恩来渐渐地老了，消瘦了，憔悴了，他的两鬓已经斑白，脸上、手上生出了许多老人斑。此时的周恩来，更加没日没夜地工作，每天睡眠少则一、二小时，多则三、四小时，甚至几天几夜不合眼。为了稳定全国局势，他忍辱负重，带病日理万机。但是，江青一伙却心毒手辣，向周恩来射出一支支暗箭，他们利用张铁生、黄帅等“典型”，在教育战线上大作文章，不停地向周恩来发难。
张铁生《答案》一文出笼不久，江青一伙在上海的亲信搞到一份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个毕业学员的《谈话记录》，谈的主要是毕业鉴定后的一些想法和面对分配的思想斗争。他们删改了《谈话记录》，弄成一篇反对“智育第一”的材料，并让已工作的那位学员签名同意。他们以此展开讨论，说《谈话记录》“提出来的问题，不仅对师大适用，对上海其它大学也适用；不仅对大学适用，对中小学也适用，不仅教育战线适用，对其它如文艺、出版、新闻、体育、卫生等上层建筑、思想文化领域都有普遍意义。”经张春桥审定批准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为此写的编者按语，1973年11月21日发表，在上海进行了大讨论，讨论了三个多月。
1973年12月中旬，毛泽东在与中央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中，肯定了福建李庆霖的信和辽宁张铁生的信，提出不要看不起“儿童团”，他说：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毛泽东强调不要看不起年轻人。他还提议在北京要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考他们。
谢静宜：不要盲目的迷信一些专家权威。就从考试一些教授来看，就破除了这个迷信了嘛，东北就考过嘛，而且这一次，北京市去年年底三十号，当天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科教组召集会议，上午，完了之后，就在清华出题，出完了下午五点钟到北京市集合二十辆小车，同时到十七所院校去考试，当时我们说的是开座谈会，到那个时候啊，他们还真拿着笔记本，还认为开什么座谈会。我们说，今天就是来突然袭击，给你考试，你不是看不起学生吗?这么一考啊，613名教授、副教授参加的，及格的是 53名，占8.6%，不及格的是560名，占91.4%，还有 200名教授、副教授是交了白卷，打了零蛋的。其中还有两所学校都是考零的。还有些学校是平均零点一分、零点四分的，就是因为有那么一个教授大概考得好些，其他教授不好，那么一平均，还有零点一分、还有零点四分。
迟群：有一个单位是个人教授平均一个人一分，原来是有一个教授答了六分，其他是零分，所以一平均，一个人一分。
江青：这个我还得要讲一下，有一些教授啊，他答不出来啊，是应该谅解的，因为他多年不搞了，多年不搞了，但是他经常用这种方法来整学生啊。我觉得是应该的。这个考教授，是从东北开始，就是张铁生。我呢，也冒了冒失，我也不知道谁搞的，我是在一次会议上说，我说这是大好的事情，后来不是说东北也不对嘛，东北考教授的这个人，他自己本人就是大学生，他自己先考了，结果他有几道题答不上，他说我总是个大学生吧，他这样考了教授。那么北京考了，北京考了，这两次考都有缺点了，说是没有出社会科学的题目。上海考的时候出了社会科学的题目了，你连基本路线都答错了，另外……
姚文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什么呢? 有的教授答是注意清洁卫生。还有说是《水浒传》是讲什么东西呢?有的教授说是讲社会上很怪的事情。
江青：最糟糕的是，自命为社会科学家，但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哪，五大特点哪，一概答不上，那么，这就不能够说是考得不对了。你自己专业是社会科学家嘛，列宁的名著嘛，《帝国主义论》嘛，有五大特征嘛，一个也答不上。
谢静宜：还有答基本路线是三要三不要。
江青：哎，基本路线他说是不是还有多快好省，总路线有的说是三要三不要。
姚文元：有的说是遵义会议上提出来的。有一位教授写了一首诗，我想也是暴露嘛，孔孟之道的危害啊，说，突闻考试实担心，突然闻到考试，实在心里害怕了，此事当年害学生，这件事情当年害学生，指的从孔夫子下来害了多少人，搞资产阶级呀，修正主义呀，苏修那一套啊，此事当年害学生，今日临头试滋味，今天临头我尝到了这个滋味，从今开始做新人，从现在开始要象是谁? 要象以张铁生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革命战士。
江青一伙在这里对“考教授”大肆渲染，对教授们大加贬损。而实际上教授们对突然袭击及考教授这种方式是反对的，许多教授以拒绝参加考试、交白卷、在试卷上写反对意见进行抵制。把不同学科、不同专长的教授拉到一起考同样的试题，本来就是无稽之谈。而江青一伙却在分数上大作文章，通过召开座谈会、发简报、发文章等方法，竭力扩大“考教授”的政治影响，以此来否定大学入学考试和其它考试的必要性。在北京“考教授”以后，上海、天津等地也先后仿效。一时间，将“考试”作为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表现，冠以“右倾回潮”的罪名在教育系统大加批判。
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对“师道尊严”、反对“右倾回潮”这些口号的鼓动下，1974年初，中学生几乎象“文化大革命”初期时的学生一样，重新造起反来。北京市中小学校玻璃窗上的玻璃几乎被砸得精光，教室里的桌椅板凳被砸坏的很多，学校无法安宁，老师无法上课。而江青一伙却赞赏说这是“和十八世纪工人破坏机器一样的革命行动。”在江青一伙看来，这是对周恩来整顿教育的最好回击，因而他们极力鼓动学生“反潮流”。
江青一伙也在文艺界开展了反“右倾回潮。”1974年1月23日至2月18日，国务院文化组举办的华北地区文艺调演在北京举行。调演期间，江青一伙及其在文化组的亲信于会泳等人，制造了震骇全国的《三上桃峰》事件。山西省参加华北地区文艺调演的剧目《三上桃峰》，取材于《人民日报》1965年 7月25日的通讯《一匹马》，讲的是河北省抚宁县的事，戏中女主人公给因为买了病马而蒙受损失的桃峰大队送去一匹大红马支援春耕。王光美曾在抚宁县桃园大队搞过社教，于会泳等人便无中生有地说王光美1966年春也给桃园大队送过一匹大红马，诬蔑晋剧《三上桃峰》是吹捧“桃园经验”，为刘少奇翻案。初澜写出《评晋剧〈三上桃峰〉》的文章，鼓噪“击退”“ 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这篇文章发表在 2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由姚文元修改，经江青、张春桥定稿。江青一伙从《三上桃峰》开刀，对文艺界进行了次大洗劫。
江青一伙把歌颂教育工作者的《园丁之歌》说成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表。《园丁之歌》描写青年女教师俞英耐心教育引导小学生克服缺点、爱学习、守纪律，同时也教育青年教师方觉认识了自己对学生的态度是错误的，树立起正确的教育思想。《园丁之歌》塑造了一个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优秀青年教师形象。1973年7月28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审查湘剧影片《园丁之歌》，江青指责说：“剧名就不合适，园丁应该是共产党，怎么是教员?”“‘没有文化怎能担起革命重担’，这句话问题更大，这句话简直是反攻倒算。”张春桥说：“这个戏在教育路线上也有问题，学生受老师摆布。”
1974年 6月14日，江青说：“《园丁之歌》的电影应上演，上演的同时发表批判文章。”7 月19日，国务院文化组给北京、天津、上海、湖南等省、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8月4日，初澜根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授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的文章。文章诬蔑这部影片是“掩盖和抹杀教育战线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是宣扬地主阶级“文化至上”、“智育第一”，“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要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统治我们的学校”，“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11月，毛泽东在湖南观看这部影片时，热情鼓掌，说：“我看是部好戏。”江青等人竟把毛泽东的话当作谣言追查。1975年 8月，湖南省文化局根据省委意见，向文化部写了《园丁之歌》不是坏戏，要求公演的请示报告，刘庆棠说：“这是明目张胆地翻案，是最后通牒!”
1973年10月，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圈阅同意对外文委关于邀请友好国家的两名音乐家来华演出的报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歪曲报告的原意，针对周恩来已经圈阅过的报告作了批示，说这份报告宣扬“无标题音乐无社会内容”，并且发起一场全国性的大批判。11月，他们首先在上海发难，开座谈会，散发简报，组织批判文章。12月 7日，于会泳在北京召开首都文艺界大会，攻击周恩来圈阅同意的报告是“开门揖盗”，号召批判“无标题音乐”，“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15日，初澜发表了《要重视文化意识领域的阶级斗争》。12月15日至1974年1月3日，国务院文化组在天津召开各省市文化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会议，传达江青等人的指示，部署批判无标题音乐，从1973年12月开始，全国陆续发表了100多篇批判文章。
1974年3月，周恩来病情加重，3月11日又住院检查，3月15日下午周恩来刚出院，江青就要他17日去参观所谓的“黑画”展览。1974年 2月15日至4月5日，江青一伙在中国美术馆和人民大会堂举办所谓“黑画”展，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
江青一伙指的“黑画”是宾馆布置画和外贸出口画。1971年至1973年间，周恩来多次指示，宾馆布置画的美术作品，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要能体现我们国家的艺术水平；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出口。又说，风景画不能叫“四旧”。江青一伙为了攻击周恩来，把“画”和“批林批孔”联系在一起，策划了“黑画”展览。
1974年春节前夕，江青在文化部的亲信在江青的授意下，到北京饭店查看布置画，边看边骂：“这是‘克己复礼’!”“是谁开的绿灯?必须坚决反击 !”姚文元抓住一 本经外贸部审查同意的《中国画》大作文章，说“这是地地道道的‘克己复礼’。” 张春桥则抓住外贸部门出版的年历，挖苦道：“祝这些大老板、大设计家们早日成仙，离工农兵越远越好!”王洪文则叫道：“什么中央精神?! 不知道是什么人搞出来的中 央精神 !”姚文元说出口画是“迎合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要外贸部门和美术部门查一查，进行批判。”在主子的旨意下，于会泳等人派人到国际俱乐部、北京饭店、荣宝斋、北京画院、中央美术学院等单位广为搜罗所谓的“黑画”，举办了所谓的“黑画”展览。他们在编写的展览“前言”里有意写了“这些黑画的产生是得到某些人公开鼓励支持的，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初澜在《坚持文艺革命，反对复辟倒退——反击美术领域文艺黑线回潮》一文中再一次强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动倾向十分露骨的黑画，竟然得到某些人的鼓励和支持，为之开绿灯”。他们组织数万人参观“黑画”展览，江青让周恩来3月17日参观画展，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上海、陕西等地也举办了类似的画展。江青一伙在上海的亲信在3月6日抛出了批判《中国画》的批示：“这个中国画的画册，集中暴露了我们外贸工作和美术工作中的严重问题，”“革命的同志们要充分警惕，决不能让外贸工作中的修正主义复礼，决不让美术工作中的文艺黑线复辟。”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一本地地道道的“复礼”、“翻案的画册——评〈中国画〉》的长文。江青一伙在上海的亲信又批示：“版面可标通标《深批‘克己复礼’，击退美术界的复辟逆流》”。并在上海举办了所谓的“黑画”展。江青一伙借批“黑画”为名，横扫全国很多省市，据不完全统计，被定为黑画家或受到株连的美术工作者达上百名。《中国画》里有一幅题为《迎春》的画，是江苏南京艺术学院一位教授的作品，画面上是一个只象征迎春的大公鸡，江青一伙却说：“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他们无限上纲，调子越升越高，对画家大加迫害，目的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揪后台。”
“影射史学”射向谁?
江青一伙控制的批判组、写作组发表了大量“批孔”文章，这些文章假借“批孔”，大批“周公”、“宰相儒”，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以及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以评价法家进步作用为幌子，吹捧江青等人，为江青等人夺取最高权力制造舆论。他们大搞“影射史学”，对历史肆意歪曲、伪造和阉割。
1973年9日4日，《北京日报》刊载了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写的文章《儒家和儒家反动思想》，文章从孔子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拉址到“周礼”，又从“周礼”扯到相传制礼的周公是旧奴隶制的“政治代表”，暗地指向周恩来。由姚文元授意，署名石仑写的《论尊儒反法》载于1973年9月15日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创刊号上，在批判孔子时，文章说：“他竭力鼓吹‘兴灭国，继绝世’，要求一切都按奴隶主贵族的‘周公之典’办事”，在赞扬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说：“在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吕不韦窃据秦国大权的时候，曾招徕一大批学者，其中许多是儒家，”使“大批儒生混进了政府机关和文化部门，”在这里影射周恩来和一大批被解放的老干部。文章还说：“彻底批判尊儒反法思潮，是思想领域内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深入开展这场斗争，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更好地进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1973年 9月17日，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写的文章《秦始皇在历史上的作用》发表在《北京日报》上；9月24日，陈新的文章《这是一场革命——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发表在《文汇报》上；9 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9月2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施丁的文章《“焚书坑儒”辩》；10月 1 日，《红旗》杂志转载了《学习与批判》杂志的文章《论尊儒反法》；《红旗》杂志第11期发表了姚文元布置写作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这篇文章起草了 8个月，姚文元总不满意，他要求突出批吕不韦的“要害”，说“吕不韦是折衷主义，要批折衷主义。”根据姚文元的指示，文章大批吕不韦的折衷主义。文章发表后，江青拍案叫绝，说：“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批吕不韦——吕是宰相。”姚文元也说：“这篇文章进了一步。”在姚文元的策划下，1973年《学习与批判》第4期发表了署名“罗思鼎”的文章《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读〈盐铁论〉札记》，文章借批霍光影射周恩来，把老干部比作“贤良”、 “文学”，说：“这批‘贤良’、‘文学’，是汉朝奴隶主残余势力思想代表”，“ 他们有霍光这个黑后台撑腰，有恃无恐。”文章骂丞相田千秋“这是一个相当圆滑的老官僚”，“他善于摆平关系，模棱两可，始终不表态，最后各方面都不得罪”，借骂田千秋恶毒攻击周恩来。
197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文章把孔子称为“宰相儒”，江青一伙借批“宰相儒”影射周恩来。他们授意梁效撰写《孔丘其人》和《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两篇文章，迟群和谢静宜强调，写《孔丘其人》要有针对性和现实感，写孔丘要“虚扬、不要太实；挂林彪，不仅仅是林彪。”要在“某人”上把文章作足，画好某一个人的像。1974年4月1日，《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孔丘其人》，孔子被描绘为“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这是一篇不批林、假批孔、真反周的代表作。以史喻今，影射比附的文章纷纷出笼。1974年 5月 17日，《北京日报》发表《从〈乡党〉篇看孔老二》，在描绘孔子见国君一段文字中，凭空加上“端起胳膊”4个字，说：“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文章执笔人在粉碎江青反党集团后承认：“这是借批孔之名，对总理搞政治陷害和人身攻击。”5月20日，《学习与批判》杂志第5期发表康立的《林彪为什么要吹捧董仲舒》，明确宣称矛头指向“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和《孔丘其人》，同时在《红旗》杂志发表的署名“罗思鼎”的文章《评〈吕氏春秋〉》是姚文元布置写作的，姚文元要求重点批“折衷主义”。1974年2月4日，姚文元提出：“批判《吕氏春秋》文望认真抓紧改出。要有揭露批判其用折衷主义贩卖孔孟之道搞复辟、搞阴谋、搞分裂的内容。”定稿前，姚文元亲自对文章作了修改、经张春桥审阅定稿。这篇文章说：“历史现象常常会有相似之处。《吕氏春秋》这种以折衷主义形式出现的反动思潮在今天仍还可以看到”，“他们常常摆出一付平正、公允的面孔，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极右本质，表面上不偏不袒，实质上千方百计保护反动派，对革命派则是力图置之死地而后快。”
从1974年初起，周恩来的病情加重，但他仍夜以断日、废寝忘食地为党为国为民工作着。从1974年1月至6月住院动手术期间，他除去住院检查和病体实难支撑外，工作的日子共139天，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的有9天，工作14至18小时的有74天，工作超过18小时的有38天，工作24小时左右的有5天，连续工作30小时的有1次。随着周恩来的病情恶化，江青一伙更加快了反对周恩来的步子。他们把批“现代大儒”和对吕后、武则天等所谓“法家人物”的宣传，作为他们“改朝换代”的舆论准备。
1974年 6月12日，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梁效、唐晓文等写作班子成员，并举行座谈。江青大谈“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当有人谈到儒法斗争一直贯穿到近代时，江青插话说：“到现在也是这样。我这观点准备挨批判。为什么要批林批孔，林彪就是尊孔，就是儒。有一个批判继承问题。复辟和反复辟，前进和倒退的斗争，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都贯穿这个。现在还有人要复辟，不能说没有。要复辟必然要抬出儒家。我们要革命，对历史上法家就要批判继承。”6月14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批林批孔”大会上狂叫揪“现代大儒”。说：“中国长期伴随着儒法斗争，前期一定有儒，后期一定有儒，现在也一定有儒，要不，为什么批林批孔。”“凡是法家都是爱国主义者，儒家都是卖国主义者。” 15日，《北京日报》刊登北京大学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绍》，江青以“特急”件送给《人民日报》转载。18日，《人民日报》在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中说：“ 2000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公开鼓吹 “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
6月17日至28日，江青带着梁效写作班子及一些亲信到天津，主持召开了1千余人参加的天津儒法斗争史报告会。江青大讲“儒法斗争史”，说什么“在我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凡是尊儒反法的都是卖国主义的，所有的尊法反儒的都是爱国主义的，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标志，”“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儒。”在一次谈话中，江青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不久，江青还指使谢静宜读一份吹捧江青是“激进派”、诬蔑周恩来是“温和派”的外国电讯，暗示周恩来就是她说的“现在的大儒。”
江青在天津期间还要服装设计人员翻阅唐、宋、明史籍，命令他们参照旧戏舞台上和历代封建贵族夫人、小姐服式，设计“开襟领裙衣”，定为中国妇女的“国服”，又强令文艺团体依同样方法设计演出服。6 月22日，江青窜到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说：“是我们的主席派我来的。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向同志们问好。”她在接见小靳庄妇委会主任周福兰时，要周福兰把名字改为“周克周”，江青对周福兰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我可要造反哪。你叫周克周吧，克制周礼嘛。咱们用这个周，克他那个周。”在视察小靳庄期间，江青利用一切机会向人们标榜自己是延安时代的老革命，并要把小靳庄作为她的“点”。
江青一伙在批判儒家的同时，大肆宣扬法家。1974年 5月20日，《学习与批判》杂志第5期发表了罗思鼎的《读韩非(五蠹)篇》；6月1日，《红旗》杂志第6期发表了梁效的《论商鞅》。继江青6月12日和14日两次讲话后，6月15日，《北京日报》首先开辟了法家人物介绍专栏。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了《法家代表人物介绍》，在刘邦这一条目中，塞进了按照江青调子吹捧吕后的内容：“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她‘为人刚毅’，曾‘佐高祖定天下’，当政后，继续推行了法家路线”。《北京大学学报》 1974年第 3期上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绍》，专门为吕后列了一个条目，说吕后“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她积极推行刘邦制定的路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6 月27日，《天津日报》在《历史上法家人物和进步思想家简介》中专门介绍了武则天，说她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推行了‘法治路线’。她把那些反动腐朽的代表人物罢黜或者镇压掉了，表现了她在政治上的魄力。”
7月5日至8月8日，国务院科教组、国家出版局联合在北京召开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吉林、广东、湖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陕西等12个省、市主管理论工作的负责人和高等学校的有关人员，工农兵理论队伍的代表和特邀老专家等共52人，列席代表16人。这个会议是江青一伙一手策划的，姚文元有意要把它开成东汉章帝年间的白虎观会议，把江青比作章帝“ 称制临决”。姚文元在法注会议中间召见罗思鼎写作班子头目，说：“要把会议开好，意义不仅是注释法家著作。搞得好，可以象白虎观会议那样。”姚文元的私房话把江青一伙注释法家著作的阴谋打算，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东汉章帝于建初五年亲自到白虎观大会群儒，讲议五经同异，制成定论，写成了《白虎通议》。实际是独尊董仲舒的今文经学，从思想上巩固东汉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姚文元竭力要把法注会议开成白虎观那样的会，说穿了是要把用所谓法家思想掩盖的江青一伙的反革命谬论定于一尊，以便拥戴他们的当代“法家女皇”江青上台。
江青一伙在法注会议上接过“古为今用”的口号，大搞影射史学。江青一伙歪曲 “古为今用”的口号，把历史研究工作纳入了影射史学的轨道。在法注会议上，迟群 说：“大家都在研究法家，目的是什么? 研究法家，是为了指导今天的斗争。否则，谈不到古为今用。”所谓“指导今天的斗争，”就是适应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现实需要。以罗思鼎为笔名的写作班子的头目说：“研究儒法斗争史，无非是为了今天。” 并提出“‘两千年’与‘五十年’是什么关系?儒法斗争与党内两条路线是什么关系? 注法家著作与党的建设是什么关系?”在他的“启发”下，有人竟然说：“二千多年来，儒法两条路线斗争贯穿着整个中国历史，一直影响到五十年来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党内五十年来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儒法斗争。”这样一来，就把江青一伙“古为今用”的老底全部抖落出来了。江青一伙以法家自命，宣扬法家功德无量，为的是给自己涂抹脂粉，树碑立传，为的是打倒周恩来和大批老干部，以便临朝登基，篡党窃国，实现其反革命幻梦。
江青一伙心怀鬼胎，生怕露出马脚。1974年 7月19日，张春桥、姚文元召见了罗思鼎写作班子的头目，在座的还有王洪文的秘书。四个人围桌而坐，促膝密谈。姚文元问道：“春桥给你们批些什么，你们都保存着吗?将来会不会有什么麻烦?我给你们批东西还是很注意的。”张春桥说：“国外敌人的报刊上，老是说《学习与批判》的文章是影射什么的，这个问题你们要注意一下。”他话头一转，又说：“将来要杀头，无非是杀我的头。我这个头本来早就该杀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一方面为自己提神壮胆，一方面为奴才撑腰打气。密谈中，姚文元唾沫横飞，昏话连篇，说：“法家是革命阶级，革命阶级当然是人民”，“吕后时期，政治清明。”他肯定吕后，是为了吹捧江青。
在法注会议结束时，江青出头露面了，这个反革命野心家，无法抑制她的歇斯底里，她说：“等待我们的还有更大量的工作”，“这是百年大计问题，又有现实意义。”姚文元帮腔：“古为今用搞好了，注释法家著作就可以在方向、效果上，更好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挥作用。”她又说：“这次会议没有兵参加，是个很大的缺点。”张春桥应声：“各省回去开会，都要找军队。”江青还赞赏出土的吕后印，说： “这就是玉玺，是相当重要的东西。”她那急于当女皇的野心流露了出来。在会上，她还狂叫：“今天是‘八·七’，‘八·七会议’呀!我们就是斗儒!那时是主席斗陈独秀!” 会议至此，便告结束。江青一伙煽起的批大儒，反总理；尊法家，赞女皇的反革命狂潮在全国泛滥开来。根据姚文元的意见，法注会议拟定了《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草案)》，8 月22日，国务院科教组、国家出版局将《规划草案》发送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部委、各军兵种。
梁效、罗思鼎摇动笔杆，连篇累牍地抛出了一大串尊法反儒的文章，有梁效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赵高篡权与秦朝灭亡》、《论爱国主义者王安石》、《坚持古为今用，研究儒法斗争》、《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有罗思鼎的《论吕后》、《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论李斯》、《论西汉初期政治与黄老之学》、《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略论思想发展的源和流》等等。这些文章伪造历史，吹捧吕后、武则天，美化江青；这些文章篡改历史，借批判儒家，恶毒攻击周恩来及大批老干部。例如，1974年 8月20 日出版的《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刊登了梁效写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一文，在文章中，武则天被描绘成一个敢干敢入的反潮流的革新政治家，文章鼓吹“她终究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杰出人物，称之为：法家女皇武则天。”罗思鼎炮制的《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一文发表在1974年《红旗》杂志第 8期上，文章借用刘邦，美化吕后。罗思鼎写作组还炮制了《论吕后》一文，按照江青的口径向写作组成员传达了三点要求：要写“吕后是了解刘邦最深的，追随刘邦最紧，与刘邦生活时间最长，刘邦所建立的功绩是与吕后分不开的”；要写“吕后是刘邦最合适的接班人，是刘邦法家路线的忠实继承者”，要写“吕后是按照刘邦生前的法家路线办事的，除吕后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完成刘邦的未竟之业”。文章很露骨，因故未发表。
这一时期，评法图书、文章泛滥成灾。据出版部门统计，从1973年下半年起到19 76年底止，共出版评法批儒图书10403种，其中评法的有907种。省级以上报刊所发表的评法之类的文章达5000篇以上。传播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机关的内部资料，更不计其数。江青授意梁效编写的《儒法斗争史概况》和姚文元授意罗思鼎编写的《儒法斗争史话》大肆宣扬了江青一伙的尊法反儒谬论。这些图书和文章造成了思想、理论的混乱。
江青一伙的尊法反儒活动也给教育界造成了混乱。1974年，由迟群把持的国务院科教组机关刊物《教育革命通讯》第6期发表通讯《高等学校在理论战线上的战斗任务》。评论提出，高等学校要抓紧注释法家著作，改革教材，从理论上总结教育革命经验，组织理论工作的骨干班子，培养搞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团结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参加战斗等。根据江青提出的研究“儒法斗争史”的主张，高等学校的“批林批孔”运动也转入搞“评法批儒”和“儒法斗争史，”注释法家著作，用“ 儒法斗争史”改造文史哲各科教材体系等。在理工农医科开展了研究儒法斗争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等。《教育革命通讯》从第 6期起，开辟了“教育史上的儒法斗争”专栏，发表评介教育史上儒法斗争的文章。
7 月12日，江青对《北京日报》内部刊物上登载的北京市第27中学孙武成反映批林批孔情况的一封信批示道：“中学，甚至小学的批林批孔都应抓紧些。要抓典型，以点带面。如不及时抓紧，对青少年、儿童不利。《三字经》之类的东西，就是针对少年、儿童编的。我们对这个问题不重视，不能使一个人从儿童、少年就粗知一点马克思主义、敢于批孔老二，值得深思。”国务院科教组于20日将江青的批示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江青的指示在《教育革命通讯》第 8期上发 表评论《夺取中小学批林批孔的新胜利》。8 月13日至21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北京、天津、辽宁、河北4省、市中小学批林批孔汇报会，会议听取了一些地方和学校开展“ 批林批孔”运动情况的汇报，组织代表参观学习天津站和小靳庄大队以及京津两地 5 所中小学的“批林批孔”经验。会议强调发挥中小学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作用，研究了如何使中小学“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下去”的问题。会后，科教组转发了“批林批孔”的经验材料，以推进中小学的“批林批孔”运动。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大中小学教材中塞进了大量的尊法反儒、儒法斗争的黑货。迟群说：“江青指示，要注意对青少年的教育。法家著作注释本印出来，中小学每个学校要发一本，这是百年大计。”一些有关中国历史的著述，也被贴上了儒法斗争的标签。
……
1981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郑重指出：
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
一段公案终于昭示天下。
（作者：张立波）
参阅：
中共党史事件：“批林批孔”运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pukn.html
党史研究：毛泽东与“批林批孔”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rpih.html
党史文献：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y4ex.html
党史文献：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y4eb.html
党史文献：中共中央关于增加学习文件的通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y4ft.html
党史资料：中共中央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w03t.html
党史资料：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w04n.html
文革史料：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wn1x.html
文革史料：周恩来、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y3i9.html
文革史料：“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的部分信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y5h7.html
文革史料：江青在批林批孔座谈会上的讲话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y5hl.html
文革史料：江青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的讲话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y5i9.html
党史文献：毛泽东给叶剑英的信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yb6h.html
党史文献：毛泽东对“四人帮”文艺政策的批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yb5v.html
党史文献：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组批语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yb5j.html
党史文献：毛泽东对电影《园丁之歌》的评价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yb5z.html
党史文献：毛泽东关于“风庆”轮问题的批语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yb4v.html
文革事件：“风庆轮”事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twbn.html
文革回眸：“风庆轮事件”的前前后后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twe3.html
文革揭秘：“四人帮”借风庆轮事件围攻邓小平真相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twct.html
党史资料：中共中央转发李庆霖来信和毛主席的复信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w03r.html
文革揭秘：“白卷英雄”炮制始末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p12g.html
文革揭秘：毛远新一手策划“交白卷”反潮流事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p136.html
文革人物：白卷先生、反潮流勇士——张铁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txpv.html
史料：（报刊文章）
文革史料：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w7wn.html
文革史料：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w7xf.html
文革史料：评晋剧《三上桃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y4vn.html
文革史料：评湘剧《园丁之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y4vf.html
文革史料：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y4v7.html
史料：（报刊文章）
文革史料：《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
文革史料：《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y4dd.html
文革史料：《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y4at.html
文革史料：《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y4b9.html
文革史料：《孔丘其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y4gv.html
文革史料：《再论孔丘其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rpjh.html
文革史料：《剖析孔丘的“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wuoz.html
文革史料：《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yc55.html
文革史料：林彪与孔孟之道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wtd5.html
文革史料：批“克己复礼”──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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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料：再批“克己复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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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料：《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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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料：《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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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料：《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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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料：《论尊儒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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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料：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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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料：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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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料：《“焚书坑儒”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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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料：《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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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料：《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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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料：孔子是怎样利用教育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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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料：研究文艺史上儒法斗争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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