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龙字体下载:动荡年代里的刚毅背影(

何贤桂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但此时也出现了梁启超、沈从文、晏阳初、冯至等一大批著名的文化名人。陈远的口述史《在不美的年代里》，对于人们了解这些文化名人的风骨和功绩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史具有特殊的意义。

　　知识分子的风骨

　　《在不美的年代里》是一部“名人后代说名人”的口述史。这些文化名人中有大学者、作家、记者、出版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等，他们都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精英，活跃于20世纪的社会舞台上。

　　这些文化名人大都成长于民国时期，并在各自的领域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例如：教育家陈鹤琴身为大学教授，却甘当幼儿园园长；陆费逵用毕生的精力，创建了中华书局；大学者魏建功编撰《新华字典》，却未留其名……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每个文化名人的背后都有一个美丽的故事。

　　尽管民国时期社会战乱不断，但这样的时代也锤炼了知识分子的精神，使他们的骨子里流淌着正直、勇敢、独立、自强、博爱、温厚、谦卑、爱国的血液。客观地说，他们都有民国时代特立特行的风骨。晏阳初留学归国之后，深感国民素质落后，于1922年发起全国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还帮助他家四合院边上住的许多农民。后来，晏阳初亲自穿粗布大褂，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与农民一同吃苦，吃穿住一样。当时，晏阳初还在定县推行乡村教育，普及文化。无论其结局如何，这都是当时的新鲜事，晏阳初也因此获得了“平民教育家”的称号。

　　无独有偶，留洋回来的陈鹤琴最初在大学里任教，并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儿童教育理论研究和学术活动。1923年春天，陈鹤琴在教育界提出设立幼儿园的主张，得到了东南大学教育科的支持，并很快创办了南京鼓楼幼儿园。最初的时候，幼儿园设在家中，陈鹤琴是第一任园长。当时，就有不少人嘲笑：“一个留学生，堂堂大学教授，搞娃娃教育有什么出息？”然而，时间证明了陈鹤琴思想的正确性。

　　民国社会虽然动荡，但也有一定的自由度，这种自由度让民国知识分子显得更为可爱。学者杨振声在得知阎锡山的亲信乔万选在武装人员护送下接收清华后，亲自带领一批教授和学生把守在学校门口，直到他们灰溜溜地回去。后来，杨振声发现沈从文的才华后，还把他请到了青岛大学任教。这样的事例在民国时期非常普遍，这种善于发现人才、视人才如宝的精神令人敬佩不已。

　　那一代人的爱和怕

　　爱国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底色。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大多数知识分子因为对新生政权充满期待，留在了大陆。朱光潜的例子很有代表性，当年蒋介石曾派飞机来接他去台湾，但他留了下来，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一些地下工作者的动员。

　　然而，他们不曾想到会遭遇“反右”、“文革”等历史事件。批判和改造，留给他们的是永恒的伤痛。

　　1955年，胡风因“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受到全国范围的批判和斗争。他的孩子因为政审不合格，与大学失之交臂。直到1979年1月，胡风才被恢复自由，离开了监狱。

　　梁漱溟在思想改造和“反右”运动中，被批为“反动派”，亲人与他划清界限，不仅经济上不能往来，政治上各有各的立场，生活上更不能有亲密接触。在整整30年里，他与亲人、朋友断绝了往来，这是何等残酷的事情！

　　像梁漱溟一样，冯友兰、沈从文、潘光旦等知识分子都接受了思想改造。钱大都在回忆父亲钱端升时说：“虽然父亲他们那一代人也算是挺过来了，但是我觉得从那以后，父亲周围的那个圈子里的人都不说真心话了……真的是"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一样。”沈从文自杀未遂，被送到了精神病院。后来，他到了历史博物馆埋头钻研丝绸、服饰，也算是一种无奈和明哲保身。

　　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一些傲骨。章乃器在被定为“右派”之后，被连续批了8个晚上，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导致后期对他的加重处理，被打成“极右分子”。从表面上看，容肇祖不是桀骜不驯的那种人，但他仍然保持自己的学术操守，也显现了他作为一个刚正学者的风骨。

　　一些知识分子在运动中选择了否定自我和沉沦，这其中的原因并非三言两语所能道明白。这里面既有外在的因素，也有内在的原因。我们不能否认，他们所经历的运动强度之大超乎想象，使得他们难以挺直腰杆。从知识分子角度而言，他们确实丧失了独立人格，也做了一些违背良知的事情，这是他们的缺陷；但他们也是平常人，有求生的欲望，有平常人的软弱、无奈和痛苦。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共同困境。

　　尽管如此，这些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爱国之心，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依然用自己的微薄力量为文化事业操劳。魏建功亲自主编《新华字典》，连一分工资都没有领过。字典出版后，魏建功还积极投入到汉字简化等工作中，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构建未来的精神家园

　　这些知识分子的品格和精神，是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尽管他们也有瑕疵，但他们的精神历程，却非常值得我们反思。

　　在书中，我们发现有几位文化名人去了台湾，比如罗家伦、陶希圣、李济，晏阳初于1950年移居美国。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没有遭遇过各类政治运动。尽管台湾有过一段戒严时期，有书信检查，但这些知识分子，仍可以像往常一样在大学任教、到政府上班或办杂志。

　　陶希圣是蒋介石身边的一支笔，曾任《中央日报》的董事长，写过无数社论。他在晚年的时候，创办了食货杂志社，一办就是17年。平时，他就住在出版社里。文化人办杂志，搞出版，这都是民国时期的遗风。后来，陶希圣的儿子陶恒生这样回忆说：“在父亲的晚年，《食货》是他的最爱，他用这种方式，又回到了他曾经生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

　　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健将之一，他去台湾之后，一直站在一些保守派的对立面，这主要是因为他内心深处的五四情结。李济滞留台湾后，兼任台湾大学教授，主持考古人类学系。不可否认，他们都保存着五四的记忆，而且以各种方式纪念五四，这是他们的幸运。

　　晏阳初深感平民教育在国内无法运作下去，就去了美国推广他的平民教育。1955年，晏阳初被美国《展望》杂志评选为“当前世界最重要的百名人物之一”。可见，他的平民教育在美国社会影响之大。

　　相比之下，当时的大陆到处燃烧着思想改造和批斗的火焰，知识分子被改造、被批斗是常有的现象。回顾这段历史，令人感到痛心疾首的是许多优秀的文化被人为地毁掉。民国时期，涌现出了大批大家，个中的原因就在于文化没有断层，古代、近代和现在之间的文化没有遭受大规模的破坏，并且衔接得很好。其次在于社会的自由和宽容，彼此有争议但相互尊重。在民国时期，给人印象最深的便是知识分子主动参与社会改造和自治，像晏阳初等人所推行的“平民教育运动”，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个良性的社会应是一个宽容和自由的社会，允许各式各样的人存在，也允许各种言论自由表达，这样的社会才能爆发出思想的火花，造就一大批大家。

　　当然，构建未来的精神家园也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文化建设是一项慢功夫，需要大量文化元素的积累，只有以开放的姿态对待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才有助于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

　　（《在不美的年代里》，陈远著，重庆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