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设立的中央文史研究馆，其宗旨是“敬老崇文”。这些入馆后政治有保证、生活有着落的老学者，除了参加国家重大活动或雅聚清谈外，或修史编志，或著书立说；或潜心书画，或诗词唱和。他们还利用自己的资历和学识，积极参政议政
符定一、章士钊、柳亚子、齐白石、叶圣陶……这些闻名遐迩的人物，他们都曾有另一重不广为人知的身份——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这里大概是中国最具“文气”的机构，能占一席之地的或是书画名家，或是饱学之士，或是行业泰斗，或是社会名流。
位于前门东大街的中央文史研究馆，2011年7月29日刚刚走过它六十年的历程。
总理发聘书
作为国家象征的天安门广场东侧五百米外、荷兰使馆的旧址上，矗立着一栋欧式建筑，其门前并列挂着两块牌子：中央文史研究馆与国务院参事室。前者是“敬老崇文”的治学之所，后者是“政府智囊团”。
中央文史馆和国务院参事室同属一个党组，国务院参事室主任陈进玉任党组书记。在他的主持下，中央文史馆和国务院参事室的事业进入了新境界。
中央文史研究馆的筹建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前。1949年初，当毛泽东接到北平和平解放协议已经签订的电报后，第一时间来到李家庄（位于西柏坡附近），看望其老师符定一。两人畅谈建国方略时，毛泽东就表示，将来进城后，共产党对德高望重的老学者应有个安排，一是解决他们生计问题，二则要发挥这些老先生的作用。
另一位与文史馆建立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物是柳亚子。柳亚子是一位钟情于南明史研究的史学家。1949年受毛泽东之邀，柳亚子随27位民主人士离港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寓居北京。
当年5月中旬，作为史学家的柳亚子给毛泽东写信，建议设立“国史馆”，修撰“南明史、中华民国专史”等。5月下旬，毛泽东回信表示：“史馆事尚未与诸友商量，惟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前恐难提前设立。弟个人亦不赞成先生从事此项工作，盖恐费力不讨好。”
毛泽东不赞成柳亚子提出成立国史馆仅仅是研究“南明史”和“中华民国史”，而有着更多政权建设方面的考虑。他想在政府中设置一个具有统战性、荣誉性的机构。馆长、馆员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和国家知识分子的形象，给他们以工资和生活的保证，从而最大限度地影响和团结海内外的各阶层人士。
新中国成立伊始，成立文史馆一事被正式提上日程。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明确了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以及政务院办公厅主任、秘书长齐燕铭负责具体筹建事宜。
柳亚子得知消息后非常兴奋。同年11月，他再度给毛泽东写信，催问中央文史研究馆筹备事宜。毛随后复信，称关于文史机关事，已交周恩来总理办理。
1950年，文史馆筹备进入实质性阶段。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决定举荐符定一出任文史馆第一任馆长。据符定一之子符立达回忆，某次毛泽东请其父到中南海丰泽园家中做客时，提出让他出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符定一起初有些推却，认为文史馆无非是“文、老、贫”。毛主席则回应道：“还要才、德、资啰，需要您这样有学问和德高望重的人。”
符定一就任后，遂为筹建一事积极奔走。他邀集若干名望高、年纪大的文化人，座谈数次征求众意，并写信给毛泽东说明尽快成立文史馆的紧迫性。毛批示说，“请齐燕铭同志办。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
1951年7月29日，由毛泽东亲自定名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在时任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的宣告下成立，馆名由叶恭绰（代）书写。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聘请符定一为馆长，文物大家叶恭绰、诗人柳亚子、学者章士钊为副馆长。由国务院总理向馆长、馆员亲自颁发聘书的传统也一直延续至今。
遴选“德才望”
北海公园内的“静心斋”，有着乾隆小花园的别称，曾是乾隆皇帝读书的地方，可谓闹市中的幽静之所，周恩来亲自选定它为文史馆馆址。
“德、才、望”是中央文史馆馆员的入选标准。在第一批聘请的26位馆员中，平均年龄70岁，最长者90岁。有潘龄皋、陈云诰等清末翰林；邵章、夏仁虎等进士、举人；画家陈半丁、齐白石；名医萧龙友；同盟会员田名瑜、宋紫佩，还有康有为之女康同璧等社会名流。
继符定一先生后，叶恭绰（代）、章士钊、杨东莼、叶圣陶、萧乾、启功先后被聘为馆长，袁行霈自2006年被聘为现任馆长。
文史馆成立之初，馆员基本上都是以自荐和互相推荐为主，也有一部分是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著名人士推荐的。但即使身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却也遭遇“数荐未纳”。1954年3月，毛泽东给秘书田家英的书信中，提及“李淑一女士……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1977年，李淑一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入馆后的老年知识分子，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物质条件的保证也使得他们得以安心治学，老有所用。他们除了参加国家重大活动或雅聚清谈外，或修史编志，或著书立说；或潜心书画，或诗词唱和。他们还利用自己的资历和学识，积极参政议政。
这些经历过清末、北洋军阀割据、国民党统治和日本侵华等诸多历史时期的老辈文化人，有着敢于直言，批评政府的传统。如文史馆筹建之初，柳亚子在给齐燕铭的信中，就用激烈的语言批评政府办事机构不讲工作效率，农村之迟缓作风严重。
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士钊，一生无党无派，晚年出任中央文史馆馆长，“文革”爆发后，在自身受到冲击的情况下，章士钊给毛泽东、刘少奇分别写信，试图调解党和国家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力保即将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改革促生机
19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的新阶段，文史研究馆的作用被中共最高领导层日渐重视。
据曾在国务院参事室担任工作人员的陈廷佑回忆，按照当时的政策，参事室、中央文史馆都是“以安排为主”，经过近四十年的岁月，符合规定条件需要“安排”的人士越来越少，已经安排的参事、馆员年事渐高，身体渐差，能出来活动的也越来越少，参事、馆员这两个队伍都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况。
经过由国务院参事室主任带队的调研小组对全国各地代表性的参事室、文史研究馆进行调研，并报送两份汇报提纲后，全国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工作座谈会于1988年在北京国谊宾馆召开。
两个月后，国务院先后颁发了有关加强、改进参事室、文史馆工作的通知，其中对文史馆的性质和任务、馆员的条件和聘任手续、馆员待遇、领导体制等首次作出了明确规定。从此，文史馆的工作翻开了新的一页。
2009年11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紫光阁与全体参事、馆员座谈时特别强调：“请参事、馆员们围绕政府工作发表意见和建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以无党派人士、民主人士为主也是中央文史馆馆员的一大特点。“民主建设也好，政治体制改革也好，都离不开和民主党派的合作。”中央文史馆馆员赵德润解释道。
“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馆馆员，在不同领域，也代表着不同党派，可以对国家的决策提意见、建议，对国是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也是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体现。” 赵德润告诉CCN记者，国务院“直通车”，保证了中央文史馆馆员的意见可以直接进入政府的决策层面，馆员们的提案或建议，基本上是当天，至多是次日，就会呈送给国家主要领导人，其中绝大多数意见都会得到批复。
以往埋头于书斋的馆员们，也更多地开始关注社会时政。如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大学国学院院长袁行霈就曾重视独生子女教育问题，对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适应高校特点的管理方式、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出建议；馆员王蒙数次呼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中央文史馆和国务院参事室两个辉煌时期，一是建国初年，一个是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国务院从来没有如此重视参事、馆员的意见。”在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赵德润看来，文史馆、参事室的历史轨迹，可以概括为从高点下滑，又再度走向高点的U字形走势。
（本文参考《中华书画家》）
偶看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