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资行业的未来发展:话说钱币(二)──为纪念新中国首套流通硬币发行40周年而作

机制币的出现和发展：

    自明朝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起，我国海禁开放，欧美各国商人相继来华进行商品贸易，他们带来了本国银元与我国进行商品买卖。此后，外国银元不断流入中国，及至清世祖顺至四年（1647年），一度规定外商只准在澳门进行商品贸易，但实际上贸易的范围是无法得到有效限制的，外国银元的流入量有增无减，大有以外国银元取代中国银两的趋势。这些外国银元初称“番饼”，亦称为“洋银”，当时民间依其圆的形状，称之为“银元”。由于各国所铸，名目繁多，于是又产生了许多俗名，诸如马剑、站人、坐人、鹰洋、蝙蝠、大髻、小髻、蓬头、双柱、烂版、光面、佛头等，不一而足。而其中要以西班牙本洋和墨西哥鹰洋输入为最多。西班牙本洋自清康熙二十年至道光十三年（1681─1833年）一百五十三年间输入近一亿元；墨西哥鹰洋的输入到清末，总数达四至五亿元。外国银元的大量输入，造成套购我国大量白银的外流，引起清朝朝野的重视，不少有识之士，纷纷要求顺应时势，自铸银元，维护国家权益。清光绪七年（1881年），吴大澂在吉林设立造币机器局，试铸一两制银元，是我国采用正规机器铸造银元之始，开了我国近代机制币的先河。及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再次奏请朝廷自铸银元，以谋抵制，经清政府同意，遂于1888年在广东设立银元局试铸银元。翌年，以库平七钱三分记其重。由于新型的银元是采用引进的外国机器设备铸造的，故这种银元在民间俗称“银洋”或“银洋钿”。

    当时广东所铸的银元，先是试铸以七钱三分记重。自光绪十六年（1890年）改铸七钱二分记重后，各省相继设立银元局，均以广东银元为模式，纷纷开炉自己铸造银元，使机制币大为普泛开来。据估计，仅以龙为图案的银元，其铸造数量就不下三亿枚，而其中以“光绪元宝”（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就铸造了近一亿枚，为最多。“大清银币”（宣统三年、1911年）铸造数量大约为七千七百多万枚，名列第二。广东在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开铸壹圆银元的同时，还铸造了五分、壹角、贰角、五角四种银辅币，成色为82％。以后又陆续大量铸造。至民国三年（1914年）颁发的《国币条例及其施行细则》中规定了银辅币的重量规格：壹角银币重七分二厘；贰角银币重一钱四分；五角银币重三钱六分。成色均为70％银和30％铜。银元和银辅币在我国的大量铸造发行，促进了古老的中国银两制向银元制的迅速转化，推动了我国铸币工艺技术的飞速发展，这是中国近代钱币史新的开端。

    我国的机制铜元又称为铜币，俗称铜子儿、铜角子、铜板、铜钿。其种类很多，有一文、二文、五文、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等八种，前三种铸造量极少，后三种通称大铜元。铜元的铸造也开始于广东。铜元作为银元的辅币，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广东开铸以来，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已有十二个省，共计有十五个银元局铸造，铸造数量急骤猛增。至宣统元年（1909年）在青岛还曾发行过五分、一角两种镍币，以后广东、云南等地都有铸造。

    清朝铸造的铜元，主要有两种形制。一种是于光绪二十六年在广东开始铸造的“光绪元宝”，每枚重二钱，成色为95％铜、4％铅和1％锡，圆形无方孔。币面正中有一圆圈，内有“光绪元宝”字样，内加满文“宝广”二字。圈外靠近边部有“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等字样，后改为“每元当制钱十文”。币背面正中圆圈内有蟠龙图案，四周有英文“Kwangtung One Cent”（广东一仙），后改为“Ten Cash”（十文）。其后各省仿制广东铜元，基本形制一样，只是蟠龙花纹各有不同。而币面文字排列、作价、措辞却五花八门，版别极多，每省都有百十种。二是“大清铜币”，比较简单统一。币面中央有“大清铜币”四个汉字，内有一小字代表省名或地名，上部是满文“大清铜币”四字，两侧为铸造年份，如丙午等。边缘中部分列“户部”二字，下面铸有“当制钱十文”。币背面中央仍为蟠龙，上端是“光绪（或宣统）”年造，下端铸有英文“Tai-Ching Ti-Kuo Copper Coin”（大清帝国铜币）。

    民国所铸铜元更为复杂。比较普遍的是币面上有交叉五色国旗与军旗图案的，还有“开国纪念币”、“共和纪念币”等等。民国所铸铜元的成色重量，按币制条例规定，已较清朝规定减为一钱八分，成色为铜95％、锡4％、铅1％。各省所铸都比这个标准低。就是在同一地区同一造币厂同一式样的铜元，其重量、成色也相差很大。及至北伐战争以后，铜元逐渐被镍币替代而退出流通领域。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户部奏请朝廷，要求在天津设立造币总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始议归并，除户部设立造币总厂外，各省银元局合并为直隶、湖北、江宁、福建、广东、奉天、河南、四川、云南等九个造币厂，统归户部管辖。至宣统二年（1910年），度支部奏准清廷将银元、铜元各币归为天津造币总厂铸造，而把武昌、广州、成都、云南、奉天五厂改为分厂，其余各厂一律撤消。民国元年三月（1911年），天津造币总厂被毁，乃就北洋银元局旧址改建新厂，将东、西二厂合并，仍旧称为天津造币总厂。各地分厂分别有奉天、南京、武昌、长沙、成都、广州、云南七厂和重庆一局，共有八处。铸币模种由天津造币总厂分发各地造币分厂，并监督其铸币质量。该厂规模较大，袁世凯头像就是该厂委托意大利雕刻家Ｌ．乔奇设计雕刻的。至1933年日寇侵略中国后该厂关闭。

    民国九年（1920年），当时的上海金融界由鉴于各省铸造的银圆，同面额的银圆重量、成色不一，难以相互流通，再加“洋银”涨落不定，在使用、计算、找补上极为困难。为统一币制，建立本国币制信誉，集议呈文北洋政府，建立上海造币厂。3月20日,经当时的北洋政府核准同意筹建，聘请美国人赫维特为总技师，在苏州河北岸小沙渡（现上海造币厂厂址），仿美国费城造币厂式样建造厂房，设计能力为日产银圆40万枚。后由于建厂资金短缺，债务缠身，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8月停建。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为铸造国币，统一币制，重新恢复上海造币厂的筹建。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通令各省造币厂一律停止铸币，集权财政部，将上海造币厂更名为中央造币厂。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正值中央造币厂筹备开铸之际，上海爆发了“1．28”抗日战争，开铸之事暂告停止。次年（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废两改元”，于3月1日正式开铸银圆。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国民政府颁布辅币条例，改铸辅币。直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8．1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央造币厂停止生产。抗日战争期间，中央造币厂被迫内迁，在陪都重庆设立办事处，相继在武昌、成都、桂林、兰州、昆明设立造币分厂，铸造辅币。由于战争时期物资严重缺乏，物价飞涨，法币贬值，铸造辅币成本超过其面值，各地造币分厂辅币生产不久相继停止。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各地造币分厂先后关闭。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3月10日，国民政府接受上海中央造币厂，经过两年筹划整修，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0月10日恢复铸币。当时上海已临近解放，物价暴涨，货币贬值，造币厂的生产实际上是处于半停工状态。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5月5日，国民政府密令中央造币厂迁往台湾，遂于5月16日、5月18日将重要的物资、档案运往台湾，主要技术人员亦随同去台湾。在解放前的二十九年中，中央造币厂筹建十三年，抗战内迁八年，复厂二年，前后断续生产六年，主要铸币技术均依赖国外，进展缓慢。铸币所用原模，由意大利人Ｌ．乔奇雕刻，压印模具由美国费城造币厂制造，纯镍辅币坯饼从奥地利、美国进口。

    中国近代机制币的版式极为复杂，具有浓厚的地方性和分散性的特点。各省根据需求，各自为政，本省铸造，本省流通，极不统一。当时的机制币，还经常以银币印模铸成金币，称之为“银模金铸”，如以孙中山先生像为图案的开国纪念金币，就是采用银币模具进行压印的。凡是银模金铸的金币，并非是流通领域中的钱币，只是作为某种纪念，馈赠之物，示其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