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游牧情歌48步:【台地下党组织瓦解经过】

中共台湾书记蔡孝干叛变 台地下党组织全军覆没 2006-04-20

台湾光复后的中共地下组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派台籍干部蔡孝干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9月，蔡孝干由延安出发，12月至江苏淮安，向华东书记张鼎承、组织部长曾山，干部张志忠等人，分批到沪，与华东局驻沪人员会商，并学习一个多月。这年4月，首批干部先由张志忠率领由沪搭船潜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蔡孝干则迟至7月始进入台湾，并正式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由蔡本人任书记，直接领导“台湾学生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 “北峰地区工委会”等，并以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领导台南、高雄、屏东等地区工作。洪幼樵任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领导台中、南投等地区工作。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工作。
【蔡孝干的叛变与地下党的瓦解】
这里必须提到一项重要的历史背景，日本统治台湾的半世纪中，台湾知识青年在世界性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潮下，亦曾发展出左翼的力量，并且在殖民背景下成立隶属于日本共产党的台共组织，不过日本政府毕竟不同于国民党政府，他的军事机器强大得多，社会统制也严密得多。因此，日本政府对日共采取全面镇压时，台湾共产党几乎瞬间瓦解。日本投降后，由中共中央派遣回台的台湾籍干部长年在大陆参与革命工作，跟家乡已有隔阂，对于台湾在日本殖民近代化下的社会状况也需要时间学习。因此，省工委初期的工作只能联系旧台共份子，在原宗族亲属中拓展关系以及拉拢抗日知识菁英。总体而言，省工委发展最成功的新生力量仍是高等校院的知识菁英，不过在工农群众中，党的力量仍然脆弱。
1947年1月，省工委接获中共中央的指示，针对发生在大陆的沈崇事件，在台北发动议场大规模的反美示威。不过一个月以后的“二、二八事件”突然卷起全岛性的民变，省工委却采取静观其变的政策，只有个别的党员如谢雪红和张志忠投身领导群众抗争，这多少反映了省工委对局势的掌握并不精确，应变能力也不足。
的确，“二、二八事件” 使得国民党政府失去民心，中共在台党员人数激增一倍，近九百人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着党的战斗力也跟着提高；相反地，1949年10月31日，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由“光明案”与“基隆市工委会支部案”中获得线索，先将陈泽民逮捕，再根据其供词，于1950年1月29日将蔡孝干逮捕。 令人颇感遗憾的是，曾参加过长征的蔡孝干在一周内就彻底变心，供出所有的名单资料，造成其它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400多名党人被逮捕，情况极为惨烈，供出名字者活命，坚不吐露者则送往马场町刑场。
【刘晋钰与严惠先被宣判死刑后低首写遗嘱】
1950年7月17日，刘晋钰与严惠先随即被五花大绑，并强行灌酒
有关早期政治案件的最重要纪录是台湾情治单位编印的内部教学材料“历年破获匪党组织叛乱案编录”，这是前保密局局长谷少文少将于90年代初向社会公布的，内容记录每一个案子的缘由、经过和检讨，十分详实，成为每一位研究台湾政治史的人必读的资料。
这份文件将“蔡孝干案”列为档案文号“44901-444048”，其中“对本案之综合检讨”即直指：“...共匪各级组织基础与忠实程度，均不够坚强，一经破获追捕，即全面动摇，终至瓦解。...台共与共匪中央，缺乏直接联系，与匪华东局联系，亦时断时续，迄'台省工委会’颇获时止，其电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见。...匪党在二、二八事件中，所领导之台中谢雪红部，及嘉义之张志忠部，因无法联络配合，又互存依赖心理，各自为战致遭全部覆没。而军事干部缺乏，部队未经政治教育，工农群众毫无斗争经验，均属失败之主要因素。”

1952年，照片为调查局所拍摄，内容是共产党员下山后所受的正面待遇，这些照片刊登于报纸，目的是动摇仍藏身于山区的党人斗志

1952年，地下党高级干部刘云辉劝服其下属的两个支部书记谢裕发，谢其淡下山
至于为何蔡孝干的领导能力和斗志如此薄弱？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尤其是蔡被逮捕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解放军已经逐步向福建集结，战斗力如日中天，留在大陆的国民党残部不是逃往山区等待被全歼，就是放下武器窜入东南亚邻国，或退至沿海岛屿，装备不足、士气低落。至于领导阶层方面，代总统李宗仁滞美不归，中枢无主，党政军要人面对溃退之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尤其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已清楚地表明将放弃国民党。事实上，美国国务院已向菲律宾政府询问有关收容蒋氏家族的可能。
因此，无论从人心归向、统治机器到国际环境，解放军进入台湾已在弹指之间。这也是省工委迅速发展组织，无形间不断暴露身份的原因。他们判断台湾很快就可以拿下，所以急着完成迎接解放军的政治准备。 然而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机器并没有表现出溃散之势，反而比在大陆时更有效能。国民党的情治人员也比预料中能干。为什么？笔者的看法是，尽管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几年腐化无能，但它毕竟曾是领导中国的革命政党，仍有一定的革命性质。国民党仍有相当多优秀人才，只是其领袖缺少领导和组织的能力，无法让优秀人才发挥己长，形成正面循环的政治力量。
1949年国民党彻底溃败，不过到台湾的却是其最忠心的干部，凝聚力与组织力反而增强，这种情况有点向当年北撤延安的中共党人一样，人虽然变少了，但组织意志反而提高了。此外，情治人员的情况最为特殊，他们很多是带着血仇投入这项工作，也有的是受到己营的压制、排挤和陷害而投身敌营的，由于敌我身份调换，他们对过去同志的作业惯性和心理状况十分熟悉，因此常有工作上的斩获。像上面所提到逮捕蔡孝干的谷少文过去也是共产党出身，曾在山西拉出一支游击队伍。
因此，对于这些带着血仇、或手沾着血、或为对方视为叛徒的情治人员而言，从来就没有所谓投降或输诚的问题，即使是最后的困兽之斗，也终究是斗。或许，古人所说穷寇的反扑不可轻估，即为此理。
1950年6月1日，蔡孝干在国民党的安排下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并在《中央电台》做出广播，对仍在台湾活动的地下党人造成严重的打击。他说：“我是蔡孝干，也就是蔡乾，在中共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共极少数的台湾高级干部之一。今日中共许多党的老干部，不是我熟悉的朋友，就是我当年共患难生死的同伴...我曾经是苏区时代的中央执行委员，参加过两万五千公里长征，也曾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长。后来调任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的敌工部长，抗日战争结束后，我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党在台湾的实际负责人。...四年以来，我们在台湾，工作不能说不努力，对党也没有叛离，中共中央对我们的支持也是热切而有利的。虽然台湾的工作环境十恶劣。
同时，蔡孝干又以台湾人的身份向本省人做另一广播：“最后，我要向台湾同胞，尤其是向尚未自首的中共党员们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峻的集团，对党员的控制，是一贯使用严格的纪律，我在中共党内二十五年，期间不知受了多少痛苦和折磨，也不知受了多少压迫和欺凌，但是我是没有任何办法反抗的...”
此后，蔡孝干完全消失在台湾社会。只传说他成了国民党情治单位的少将军官，成了继续逮捕地下党人的要员。不过没有人见过他，甚至做为台湾人，有关他的家庭、家族等等也都完全消失在台湾社会。那些关了几年逃过一死的党人，至今对蔡孝干仍感愤慨和不齿，而且也充满了不解，究竟蔡孝干在想什么？有关蔡孝干的种种至今仍是一个谜，也是笔者所主持文史工作队伍主要的追踪对象之一。
叛徒蔡孝干，叛变后任台湾总统府国安局少将参议副主任，1990年死于癌症
【吴石与“吴石案”始末】 1949年10～11月间，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最大的内线是被称为“密使一号”的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吴石是潜伏在国民党内职位最高的中共秘密情报员，时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把《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图，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以及“国军”战车团和坦克数量等绝密军事情报，一一通过朱枫传到香港，最后送进大陆。这批绝密军事情报传递到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直至毛泽东的手中。朱枫等人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吴石将军
现在我们再把话题转入“吴石案”，吴石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保密局逮捕蔡孝干时，蔡供出吴石提供重要的国防情报给中共，联系人是华东局派出的朱谌之。由于吴石的官阶很高，此案涉及高级军官多人，是一个大案子，国民党需要给海内外一个明确的交代，以证明本身并非借口整肃军中异己。因此，1950年月 8日，吴石案的承办人李资生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发表一篇长文，详述逮捕吴石和朱谌之等人始末，以昭信于天下。
根据国民党的资料，吴石称，1949年4、5月间在沪与中共华东局干部刘栋平会面，刘希望吴能提供军事情报，不过不久解放军旋即渡长江，吴赴福建就任绥靖公署副主任，与中共党人失去联系。然而，解放军很快就席卷整个东南沿海，吴转香港来台，在香港时又与刘栋平取得联络，吴同意来台后收集军事情报。
此案最后枪决了六人，包括吴石、朱谌之以及吴石所布建的高级军官陈宝仓、聂曦、王正均、林志森等人，其余则判5年至10年不等。 吴石的遗骸由其部下收尸入土。

1950年6月10日，法庭栏杆前面的四名犯人（由右至左）聂曦，吴石，（低首写遗嘱者），朱谌之，陈賓倉聆听死刑判决，随后五花大绑，押赴刑场。

陈宝仓，男，（1900—1950）字自箴，河北遵化县石门镇大辛庄人。1923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第9期工兵科，原于晋军任职，后在张发奎将军麾下服务。抗战时期,任国民党第四战区副参谋长兼靖西指挥所主任。1940年12月晋任少将，1944年调任第4兵站总监，晋中将，抗战胜利时一度兼任军政部胶济区接收特派员。1945年10月25日，他代表中国政府和美国代表谢勃尔，在青岛汇泉赛马场举行青岛地区日本占领军“受降仪式”。大陆解放前夕，陈宝仓受李济深委派由大陆随国民党前往台湾潜伏。由于叛徒告密后被捕，于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被国民党情报机关杀害。陈宝仓的骨灰从台湾通过教会人士运往香港又运至北京，毛泽东主席签署颁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授予陈宝仓革命烈士称号。1953年举行隆重公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李济深主祭，宣读长篇祭文”。陈宝仓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1950年6月10日，中共台湾地下党干部大义凛然、从容赴死照片的33岁军人聂曦被国民党行刑队押至马场町刑场的一刹那。聂曦（1917-1950）福建闽清人，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总务组长，赴台后任国民党东南长官公暑交际科长，陆军中校。
朱枫，原名朱贻荫，后改名朱湛之。1950年3月，保密局破获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干共谍案。蔡供出中共华东局指派的地下党女党员朱谌之。朱携带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在内的重要军事情报跑往舟山后，准备俟机搭船，前往上海。 台北的保密局密电舟山的沈之岳，命令他务必逮到朱谌之，否则中共大军很可能会利用朱谌之传递的情报登陆台湾。心细如发的沈之岳，发挥与时间赛跑的精神，在十分危急的情势下，地毯式过滤舟山岛上四五十万军民，终于找到朱谌之下落，立予逮捕。 之后，沈之岳以老共产党员的资格委婉开导朱谌之，她终于供出和吴石一起窃取情报的全盘经过，吴石共谍案随之水落石出。沈之岳立了大功，蒋介石父子由此对沈印象深刻。 沈立功之时，正值蒋经国预备大力整顿特务系统的节骨眼。1950年5月，蒋介石任命沈之岳为“总统府资料组”石牌训练班副主任，主要任务是协助“总统府资料组”主任蒋经国，办理培养特务干部的石牌训练班。这也是沈之岳与蒋经国关系愈趋紧密的时期。 日后沈之岳任大陈防卫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4年多时间里，蒋经国到过大陈不计其数，他与沈之岳朝夕相处.渐渐感情深厚，沈之岳也成为不折不扣的“太子系”人马。1958年春，沈之岳奉命回台湾接任调查局副局长，并于1964年升任调查局局长。正是因此一役，沈之岳获台湾“调查局之父”之称。 1979年3月，沈之岳届龄退休。但蒋经国不让沈之岳离开身边，聘其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后，立命随从为沈在“总统府”蒋经国的办公室隔壁设置连间的办公室。直到蒋经国去世，沈之岳始终是国民党当局最受倚重的特务系统元老。沈之岳受到中共高层礼遇？1990年沈之岳罹患末期前列腺癌，又于1993年11月转移扩散至肺部。这期间，沈之岳接受妻子徐露的劝告，到北京寻访名医诊治。赴大陆旅行期间，沈之岳下榻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他坚持不接受大陆方面招待，旅馆费用全部是自掏腰包付清。大陆方面曾有意接见沈之岳，但他客气地婉拒了：“我来北京就是来看病，不为别的。”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则与徐露会面，说他希望多了解沈之岳离开大陆后去台湾期间的纪录。1994年2月，沈之岳病逝台北，享寿82岁。”
对于吴石其人，李资生的纪录是：“吴次长自承向共党靠拢的时机，是在1949年的2月间。当时，蒋总统已经引退，李代总统则在倡导和平，并且正与中共进行谈判，他认为当时的政治局势是非常混乱的，究竟前途如何，谁也弄不清楚，大家都认为共产党一定会成功，他自己也有这种想法，于是他就糊里胡涂地和共产党发生了关系。他自己却辩解说：'这种事情，在当时是很普通的。我相信有大批的政府军政官吏，都和我一样的走上这条路去，政府的政策既是求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和共党联系呢？’真的，吴石是和平谈判运动可怜的牺牲品，一个高级公务员，对于所处的政治局势观察不清，实在是非常危险的。”另外一位国民党高级军官王大任后来写了一篇《我对吴石早年的印象》，值得一读。他写道：“我在花溪工作四年半（笔者案：1939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成立第三处（简称“侍三处”），由陈果夫主持人事，包括批答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受训学员的通讯报告，党政班受训按海内外自由地区划编通讯小组（敌后另行编组），并规定定期集会，由所在地高级党政军首长担任指导员，负责考核与督导。至于学员个人方面，不仅要出席会议，而且每月要与'侍三处’通讯一次。通讯内容包括工作概况，地方党政动态，社会分析、自我检讨、读书心得与建议事项等。其中优秀之通讯，事关治平大计与政经兴革，而有卓越见识之建议，每周必汇呈委座（指蒋介石委员长）亲自核阅。其中使我印象最深者为西北陕甘宁边区某集团军少将总参议吴石的通讯。渠有关'共党阴谋叛乱及其对策’的研究报告，极其精湛，该文洞烛机先，见解深刻，不独文情并茂，亦且有胆有识。我当时经办此稿时惊由前所未曾有。于是签注'拟汇呈委座’字样，经主任（陈果夫）批示'可专呈’，于是将原稿一字不改的项目呈阅。嗣经委座亲批'继续研究’，继又批'嘉勉’两字。此文我曾录一副本，以为参考。自此在我心目中的吴石是一位忧国志士与锦绣才人，使我对吴君的印象，经久不能去怀。” 王大任继续写道：“后来胜利还乡，我当选东北区立法委员，于民国37年（1948）4月赴南京开会，偶然在乡长王润生先生府上碰见老友王醒魂。醒魂陪着一健壮的中年人坐在王府客厅，这便是我意念中的忧国之士，现任史政局局长吴石将军。我乍闻吴君之名，立即呈现惊喜之神色，当及询问对方是否为在几年前曾与'侍三处’通讯提出'灭共’建设的吴石？对方连称是后，我立即伸出友谊之手，诚恳的表示曾奉命覆函嘉勉，并倾吐个人仰慕之忱！最奇怪的是当大陆撤守政治迁台的初期，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居然私通共党作起出卖自己政府的勾当！有人说是受了投共政客立委何遂的煽惑，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不敢相信！”
这些是国民党方面关于吴石的纪述。中共方面，最早接触吴石的中共党人吴仲禧于1983年写了一篇追思吴石的文章，并看载于1993年出版的“广东文史资料”总号73辑。该文印证国民党的资料，同时也揭露了不少国民党不知道的事情。吴仲禧是吴石的福建同乡，1911年福州响应辛亥革命，两人皆报名参加了福建北伐学生军，隔年并有幸在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隆重典礼中担任警戒工作。 随着两人又同时入选武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吴仲禧回忆，无论年终考试或毕业考试，吴石总是名列全校第一，后来他留学日本炮兵学校，毕业后又入日本陆军大学，成绩优秀，名闻于中日军界。 吴仲禧回忆说：“在军校同窗四年的接触中，我深深感到吴石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有好几次政治变故都曾使他想弃学而另找革命出路，终因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而又渴望军事上能学有所成而未果。”
保定军校后，吴仲禧与吴石别后20年，两人抗战时重逢，此时吴石担任白崇禧的顾问，吴仲禧则已加入了中共，表面的职务是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吴仲禧回忆与吴石重逢时的景况：“抗战开始后，他看见国民党的军队腐败，无能的现象，更是满怀愤懑。这些，他都毫无顾忌的向我发了一些牢骚和愤慨。我自然也以诚相见，除了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人身份之外，其它对时局和人事的看法也都没有什么保留......首先，他认为抗战以来我军屡战屡败的主要原因是将帅无能、纪律废弛。例如，陈诚只受过中级军事教育，却委以重任，提拔之快，中外罕见。陈诚所用的参谋长杨杰，更是只会自吹自擂，毫无真才实学和作战经验，往往总部作战命令还未下达，部队已转移阵地。可是陈诚一直神气十足，独断独行，像保卫武汉这样的大作战计画，连白健生（白崇禧）也没有参加讨论过。又如，汤恩柏、刘峙也是屡战屡败，屡败屡升的。
最后，吴石讲到自己，说他学习、研究军事 20多年，写过几本军事著作，翻译过几本兵学名著，在陆大教授时有几套讲稿，但一直没有机会带兵上战场，深感遗憾。有人讥他为'书呆’，但又谁都不肯给他以带兵的实权。白崇禧器重他的学识，但谁也没给他什么实权，大概是因为他专心学术，不会搞逢迎拍马、官场应酬那一套吧！”“在抗战几年同吴石的共事中，我们经常交谈，他总流露出一种愤懑、失望的情绪。一方面，他想在抗日战争中扎扎实实做一些事情，渴望自己在军事上能学有所用，用有所成；另方面，他又逐渐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官场的勾心斗角，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这种局面，因而内心相当苦闷。
他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亲自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有过交往，都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向他叙述我在北伐战争中接触过的叶挺、蒋先云等共产党员的事迹，介绍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都引起他很大的兴趣和赞誉。不过这个时候，他还看不清楚共产党的力量，因而，思想上仍在仿徨之中。”
抗战结束后，吴石奉调南京，任国防部史料局局长，并受吴仲禧之托，协助他也调来南京任国防部监察局监察官。吴仲禧可以利用这个职务，借着视察部队之便收集1947年到1948年之间，国共内战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吴石甚至主动创造条件，协助吴仲禧取得军事情报。吴仲禧写道：“1948年夏天，我以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职衔派往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服务。这时正值淮海战役的前夕，我在广州接到命令后及往香港找潘汉年、张唯一、刘人寿请示，他们对我新的任命极为重视，要我尽力在前方收集情报。我到南京后见到吴石，吴石说：'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的参谋长李树正是我的学生，我再给你写封介绍信带给他吧。’于是，他就亲笔写了一封很有份量的信，说我是他多年的同窗、同事、挚友，请李多加关照，并给予各种方便。
几天后我到徐州时，正好刘峙、杜聿明都到前方视察了，参谋长李树正出来接待我，见了吴石的信对我格外客气、殷勤，一再说我这样大年纪，天气这样热，前方又这样乱。要我用书面报到就可以了，何必这么辛劳呢？我说，国防部要我来看看，了解点情况，好回去汇报，李硬安排我休息两天，才亲自带我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我见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详细标明了双方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等，把东起海州、西至商丘的整条战线的行事反映地清清楚楚。当时因有李在旁陪同，我只能默记一部份，就说有空还想来看看，李满口答应。第二天又派出一个参谋来带我去机要室，我趁参谋外出时，把主要的部署都用笔记下来。这时我急着把情报送出去，就拖病说要回南京就医，李树正又爽快地同意了，并代刘峙正式批准我回后方。我车到南京就没有停留，立刻到上海把情报向潘汉年做了口头和书面的汇报。这次任务的完成，如果没有吴石的有力介绍，没有李树正按照吴石的嘱托做了种种关照，是不可能这样顺利的。” 这里可以看见，吴石暗助中共开始于1948年春夏之间，并非他在被逮捕后所称的1949年春，也由于他的位阶甚高以及国民党军政体系的松散，吴石起的作用自不可轻估。 1949年春，吴石在广州与吴仲禧敞开来谈，明说国民党大势已去，他早已不想跟它走了，只是自己决心下得晚一些。而且，他已与中共华东局直接建立联系，同意提供重要军事情报并策反国民党军队。
1949年6月，吴石去台湾之前与吴仲禧见了最后一面。吴仲禧写说：“他告诉我，福建绥靖公署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次部次长，要到台湾去。我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他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他接着说，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也要去台湾。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虽已作了安排，还请我在必要时给予照顾……
吴石赴台后，我一直没有得到他的音讯。直至广州解放初期，华东局方面派人来对我说，吴石的工作已由他们取得联系，我才放下心来。不料几个月后，突然从香港报纸上看到吴石被公开枪决的长篇报导，不胜震惊，惋惜和哀痛。”由国共两边的纪录中，我们看见一位怀才不遇的中华菁英在混乱时代中的不幸情况，他真正的渴望是报效国家，一展长才。即使在古代，将相良才在曹营和汉营之间游走，亦非怪事，无论当时的领袖或后世史家也都有雅量接受这种现象，甚至有原为死对头献策的贼人，因爱其才而不计前嫌引为心腹者，如管仲之于齐桓公、魏征之于唐太宗、耶律楚材之于成吉思汗等等，不紧无损统治威信，反而奠定了一朝兴隆，成为佳话。然而到了现代，战争机器的精进，意识型态的绝对化和组织系统的严密，使得民族内战中的敌我划分甚至远较过去残酷，仇恨宣传下的滥杀不仅是冷冰冰，甚至还染上了嗜血的热情。
对历史作出公正的反省与道歉
以上就是“省工委会案”和“吴石案”中三个代表性人物蔡孝干、吴石、朱谌之的相关史料记录，他们之间还有许许多多相关的同志纷纷死于枪下。时间大致上是从1950年仲夏开始，此时韩战爆发，美国航空母舰驶入台湾海峡，在台湾和大陆中间画出一条线来，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地位从此确立，对政治异己也利用此时机快速、残酷地处置。
6月开始，一批批的被捕不屈的地下党人和左派青年被押至马场町处决，亲属被吓得不敢出面领尸，无亲属者则一并处理，草草埋在台北近郊的六张犁公墓的小角落，仅立着一块块刻上名字的小墓碑。由于无人闻问，40余年间已是荒烟蔓草，直到93年在偶然的情况下才重见天日，由昔日幸存的同志和友人组成受难者协会，协助整理墓地，并定期举行祭祀活动。由于台北市政府计画将墓地重新规划整修，盖成具有历史教育性质的公园。恰巧笔者陪同市府官员前往勘查墓园时，一位大陆来台的“新华社”记者闻讯前来采访，不过她对墓地的历史背景不甚了解。我告诉她：“这里埋了很多被枪毙的共产党人。”她似乎觉得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不知如何问话。

电视剧《潜伏》1949年2月，解放军攻克天津，余则成在天津陷落前被站长拽上了飞机，仓皇逃亡广州。在飞机上，两人被告知他们作为海峡筹备委员会成员将直飞台湾。《潜伏》中余则成的故事到这里结束了。《潜伏》电视剧热播之后，一大批粉丝不但积极对剧情、人物进行探讨交流，还对《潜伏》所发生的历史时代和相关的历史背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多网友还积极查找男主人公余则成的任务原型。很多人倾向认为，中国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吴石是余则成的任务原型。
真实的余则成-潜伏者刘青石
',1)">
',2)">
吴石(1894～1950年)原名萃文，字虞薰，号湛然，闽侯县螺洲镇(今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人。（中国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可查阅吴石案考证，“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毛主席曾有诗所赠。1973年，大陆官方追认吴石将军为烈士）
【中共在台最高级别“潜伏者”：吴石被捕始末】

【吴石将军一家】
从1949年起，台湾海峡成了一道真正的铁幕，中国大陆和台湾进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武装对峙。事关国家顶级机密，我们不知道双方到底有多少谍报人员在对方阵营里长期潜伏。余则成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他的故事在历史的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真实地上演着
1950年6月10日，戒备森严的台北街头笼罩着一种恐怖肃杀的气氛。青年公园水门外，马场町刑场，台湾宪兵南区分队的全副武装的宪兵押着四名五花大绑的犯人从车上下来。四人被强令一字排开跪下，从左到右分别是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华东局特工朱谌之、吴石副官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
时针指向16时30分，阴霾低垂，宪兵队长王才金一声令下，枪声齐响，四人同时向前扑倒，4名执刑宪兵趋前又各补了一枪，执刑完毕。随后，当时的台湾名记者龚选舞来到行刑地，开始拍照，很快，这组照片就出现在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这是蒋介石的命令：死要见尸。
1950年是中国统一大业进程中特殊的一年。国民党残部刚刚撤至台湾，立足未稳。此消彼长，不能不说1950年前后正是解放台湾的大好时机。解放军一面加紧制定攻台作战方案，另一方面愈加重视秘密战线的情报收集。吴石和他的 《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就在这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1949年8月，原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吴石被蒋介石任命为 “国防部参谋次长”。他抵台后便展开了情报搜集工作。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情报，华东局领导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活动并有子女在台的女情报员朱谌之 (化名朱枫)潜入台湾。根据组织上的要求，她在台湾只能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干(化名“老郑”)和吴石。抵台次日，按事先约定，在一座古色古香的茶楼上，朱谌之与蔡孝干接上了头。一周后，她又与吴石中将取得了联系。吴石将她领进家中书房，他打开保险箱，从里面取出一只小圆铁盒，郑重地放到朱手里，说道：“这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这些微缩胶卷上记录了完整的 《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无一不是国民党军队的顶级军事机密。这批绝密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到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可以想见，吴石提供的这批情报在制定攻台作战计划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只是，历史在1950年拐了一个弯，吴石用生命换来的绝密军情没能发挥它应当发挥的作用。
吴石，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8月生于闽县螺洲吴厝村 (今福州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螺洲镇是清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的故乡，读书风气极为浓厚。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陈宝琛将自家小斋为公学，聘吴石的父亲为汉文主讲。8岁的吴石便随父入学作旁听生，“记忆力之强，遂震惊侪辈”。宣统三年(1911年)福州于山起义成功，开智学校首倡组织北伐学生军，18岁的吴石毅然报名参加。北伐学生军解散后，吴石改入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结业后被保送入保定军官学校，同学中有后为国民党国防部长的白崇禧，也有投奔共产党的张治中。民国5年(1916年)12月毕业考试，与试者八百余人，吴石名列第一。1929年，吴石以福建省军事参谋处处长的身份，受福建省主席方声涛指派，东渡日本留学，先在炮兵专门学校，翌年考入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成绩也都名列榜首，被称为“十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    　　1934年，吴石刚从日本回国，即参加一个研究日本及收集情报的机构。他利用日本的书报杂志，又托留日士官生猎取各种材料，加以整理研究，历时3载，编成《日本作战之判断》及有关材料十余种，名为《参二室蓝皮本》。至“八·一三”抗战，“日军一切兵力部署及攻击指向，悉如蓝皮本所判断，即是开战以来，敌人之兵力番号与编制，亦无一不相符”。《参二室蓝皮本》一时间“洛阳纸贵”。武汉会战前后，蒋介石还特地每周召见吴石一次，广为咨询，深为嘉许。纵观吴石军旅生涯，实为一参谋奇才，他长于搜集资料、筹划作战、培养军事人才、著述军事书籍。《兵学辞典》、《孙子兵法简编》、《克劳什维兹兵法研究》、《左传兵法》、《历朝武学集解》、《抗日新战法》、《新国防论》、《战史旅行实录》、《参谋业务》等皆出自他的手笔。如果不是出生在那样一个时代和那样一个中国，以其天资勤奋，难保不会成为一代兵学大家。
现在，人们想知道的是，这位弄到了台湾国民党军最高级别军事情报并且得到毛泽东亲笔赠诗的谍报英雄，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充满危险的潜伏之路的。有资料说，吴石是周恩来早年发展的秘密党员,但是这种说法似乎没有史实相佐证。吴石直到在马场町就义时也仍然是国民党员。按照李资生的回忆(“吴石案”承办人，1950年4月8日，李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发文详述逮捕吴石和朱谌之等人始末)：“吴次长自承向共党靠拢的时机是在1949年的2月间……他认为当时的政治局势是非常混乱的，大家都认为共产党一定会成功，他自己也有这种想法。1949年4、5月间吴石在沪与中共华东局干部刘栋平会面，刘希望吴能提供军事情报，不过不久解放军旋即渡长江，吴赴福建就任绥靖公署副主任，与中共失去联系。然而，解放军很快就席卷整个东南沿海，吴转香港来台，在香港时又与刘栋平取得联络，同意来台后收集军事情报。”李资生的回忆勾勒出吴石成为潜伏者的大致经过，但失之肤浅。从国民党到共产党，如此巨大的信仰转变绝非朝夕可成。对于吴石的转变，金钱绝不是理由；自负呢，也许，毕竟吴石自幼聪颖过人，一生怀才不遇。他也的确曾向同乡好友吴仲禧(吴石的保定军校同学，共产党员，解放军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抱怨过国民党无能，军队屡战屡败。感叹自己钻研军事20余年，著述颇丰，却始终不得重用，无缘报效国家，连最赏识他的白崇禧也不肯给他实权。概因自己专心学术，不会逢迎拍马、官场应酬。
但是，单纯的自负还不足以促使吴石完成从国民党高级将领到中共特工的转变。毕竟，蒋介石逃台后已经委吴石以重任，引入军队最高决策圈。吴石选择成为潜伏者恐怕更多的源自思想意识。据吴仲禧回忆，吴石对共产党人向有好感，“他读过毛泽东的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有过交往。他特别欣赏《论持久战》，认为是了不起的著作，恐怕国内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甚至建议白崇禧印发给各战区部队长阅读。我向他叙述我在北伐战争中接触过的叶挺等共产党员的事迹，介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都引起他很大的兴趣和赞誉”。
抗战结束后，吴石奉调南京，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并受吴仲禧之托，协助他调任国防部监察局监察官。这期间，吴仲禧有时住在吴石家，吴石逐渐觉察到吴仲禧在进行秘密活动，但一直取默许态度。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解放军挥师逼近南京。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将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直运台湾，而吴石则以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由，建议暂移福州。吴石当时已经得悉自己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下定决心待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所以才力主将这批机要档案转到福州。5月，台湾方面来电催促，吴石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搪塞，仅以百余箱资料、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先运台湾。第二天，他又下达“死命令”，当晚便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并向研究院院长黄觉民(吴的挚友)作好交代。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保存无损的298箱8大类6800余卷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
在福州期间的吴石已经与香港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了直接联系。谢筱成为他的直接联络人，从吴石那里得到的情报，通过时任福建省议长丁超伍家中的秘密电台送给党中央。1949年7月，吴石再赴香港在九龙佐顿饭店找到吴仲禧，呈交两份材料给中共华南分局，一份是国民党部队留存西北各地的部队番号、驻地、部队长姓名、兵力和配备、准备整编的计划等；另一份是国民党部队在长江以南各省的部队建制和兵力。这时已有消息说，吴石要调台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仲禧劝他说，到台湾是否有把握？如果没有把握可以转赴解放区。吴石则坚决表示：国民党大势已去，他早已不想跟它走了，只是自己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他还说，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也要一同去台湾。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请吴仲禧在必要时给予照顾。8月16日，福州解放前一天，吴石从香港转道去了台湾。
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用一个经典的合成单词总结出一个人背叛自己祖国或组织的理由：金钱、思想意识、良心和自负。对于吴石的转变，金钱绝不是理由；自负呢，也许，毕竟吴石自幼聪颖过人，一生怀才不遇。他也的确曾向同乡好友吴仲禧 (吴石的保定军校同学，共产党员，解放军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抱怨过国民党无能。但是，单纯的自负还不足以促使吴石完成从国民党高级将领到中共特工的转变。毕竟，蒋介石逃台后已经委吴石以重任，引入军队最高决策圈。吴石选择成为潜伏者恐怕更多的源自思想意识。据吴仲禧回忆，吴石对共产党人向有好感。
吴石身边的好友对他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前面提到的吴仲禧抗战期间就已加入中共，而吴石忘年好友，蒋政府立法委员何遂亦与中共关系密切。“七·七事变”爆发后，正是何遂把吴石介绍给了给了周恩来等中共代表。
抗战结束后，吴石奉调南京，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并受吴仲禧之托，协助他调任国防部监察局监察官。这期间，吴仲禧有时住在吴石家，吴石逐渐觉察到吴仲禧在进行秘密活动，但一直取默许态度。
1947-1948年间，吴石开始主动创造条件，协助吴仲禧取得军事情报。
作为潜伏者，吴石有着完美的身份掩护，虽在抗战前后及其解放战争末期与中共有过接触，但从未引起保密局的怀疑。来到台湾后，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身份不仅使他得以进入国民党军最高决策层，更为他的潜伏增加了安全系数。军队最高决策层成员是敌对方的间谍，这即使在最具怀疑精神的反间谍人员心中也着实难以想象。正因为如此，朱谌之在台期间与吴石前后秘会6次，从未被发现，从吴石到朱谌之到基隆码头的秘密交通员再到香港至内地，这条情报链一直安全无恙。
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台湾工委，也就是朱谌之-吴石这条情报链相平行的另一条情报线路。
朱谌之来台后，同时与吴石和接受中共华东局领导的台湾工委取得了联系，而且，她与吴石的联络也是蔡孝干引荐和安排的。但是，1950年1月29日，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干被国民党军警逮捕。供出蔡孝干的是1949年10月31日被捕的台湾工委委员陈泽民。
蔡孝干原籍台湾，是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台湾人。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受中共中央委派，以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身份前往台湾发展党组织。令人意外的是，蔡孝干居然在被捕后一周就彻底叛变，供出所有的名单资料，造成其它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400多名地下党人被捕，情况极为惨烈，供出名字者活命，坚不吐露者则送往马场町刑场。
而此时的朱谌之对“老郑”的被捕毫不知情。1950年2月2日，已经接到上级指示准备返回香港的朱谌之却意外的见到了吴石的副官聂曦。聂曦的紧急约见已经违反了常规，而他给朱谌之带来的更是晴天霹雳：“那个化名“老郑”的地下党工委书记，已于一周前被“国防部保密局”抓获。现在，他已全面招供……而且首先供出“那边”过来的秘密特派员就是你……当局随时都可能对你下手。情况万分紧急，你必须立即转移！一刻也耽搁不得！”
风云突变，朱谌之迅速离开住所，按照吴石的建议转移到了阿里山大酒店。临走前只来得及给女儿、女婿留下一张字条。
此时，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被全部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在4日飞往舟山群岛（当时仍为国民党军占据）定海机场。2月4日傍晚，朱谌之拿着吴石冒险签发的一张《特别通行证》，探视病亲的名义，搭乘这架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准备伺机乘船前往上海。
与此同时，吴石的身份也暴露了。
保密局从蔡孝干的笔记本上查到了“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的名字。蔡孝干也供出了吴石曾与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派员朱谌之秘密会见多次，并将有关台、澎及大小金门防务的绝密情报交给了后者。台湾的情治人员在聂曦返回时，将他逮捕侦讯。事关“党国大员”，毛人凤不敢怠慢，立即将聂曦的自白书呈报蒋介石。得知国防部高级将领居然是中共间谍，蒋介石的震怒可想而知，他立即下令参谋总长周至柔马上逮捕吴石。在对吴石住宅的搜查中，查到了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这样，台湾当局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枫的去向，也为吴石的“叛逆”最后定了罪。
2月18日，朱谌之在定海被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沈之岳和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舟山防卫部稽查处处长庄心田逮捕，此时她离祖国大陆只有一步之遥。在舟山沈家门羁押时，朱谌之从皮衣夹缝中剥出金链、金镯，分4次把有2两多重的黄金吞服，但最终自杀未果，被解回台湾，与吴石一同受审。
命运似乎跟吴石开了个大玩笑。他作为“根红苗正”的国民党员在晚年改变了自己的信仰，自接受潜伏失明至壮烈牺牲，始终忠贞不二。而参加革命二十余年，历经长征的艰难困苦未曾退缩的老红军蔡孝干却选择了背叛。
吴石的妻子王碧奎曾被株连入狱。吴石牺牲后经亲故多方营救，才获释放，1980年移居美国洛杉机。1993年仙逝。有二男一女曰：吴韶成、吴健成、吴兰成(女)。
1973年，为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的特殊贡献，周总理力排众议，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2000年，“深海”终于回到了祖国大陆。其夫人于美国病逝后，在世纪之交的一个吉日，吴石将军的子女将他和妻子王碧奎的遗骸奉回大陆，安葬在京郊福田公墓。
吴石牺牲，事属机密，直到1969年吴石的大陆挚友刘通先生才稍有所闻，曰：“不知虞薰之牺牲，有关各方面曾否予以记载？便时祈予关照，勿使日后不明不白。”并为《哭吴石》诗：“恸哭君真死，困难我独生。风光韩愈郡，灯火陵秣城。兵略山川富，诗心水月清。可怜临别语，生死是交情。”刘通时任民革中央委员、民革福建省主委、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73年国务院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1975年底，周恩来总理在病中表示：我们不能忘记在台湾的朋友。一个是张学良，另一个便是吴石。1993年，作为吴石故乡的福州市郊区政协和螺洲镇人民政府编成《吴石将军英魂略》，表彰吴石将军的崇高革命风范。
“深海”归来=假如没有蔡孝干的叛变投敌，吴石的潜伏生涯还将继续下去，以他的光鲜身份、耀眼头衔以及在台短短一年间搞到的情报，或许他会成为史上最成功的潜伏者，真正的“深海”。1973年，为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的特殊贡献，周总理力排众议，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1975年底，周总理在弥留之际，仍然放心不下“台湾的朋友”，交待罗青长，一方面，要他们继续关心曾经为国共合作做出过贡献的“老朋友”(如张学良)；另一方面，要为在台湾牺牲的革命人士恢复名誉，妥善处理后事(如吴石)。2000年，“深海”终于回到了祖国大陆。吴石将军的子女将他和妻子王碧奎的遗骸奉回大陆，安葬在京郊福田公墓。此时，距离他就义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
【朱谌之烈士】朱枫，原名朱谌之，镇海人，出身名门，知性温婉；1905年12月，朱枫出生在镇海，那时的名字叫朱桂凤。父亲朱云水是镇海的渔业公会会长，家境极为优越。她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21年考入了宁波女子师范，参加过“五卅”运动。在女子师范学堂时，她与陈良修(宁波最早女共产党员)成了好友，陈良修是沙孟海的三弟媳，朱枫遂成为沙家常客，并拜师沙孟海学习书法字画。她请求沙孟海给她取一个典雅的名字，沙孟海选择了“谌之”二字。这个名字，朱枫很喜欢，一直沿用到牺牲时。而“朱枫”，则是她投身革命后所用的名字。1927年，她远嫁镇海籍沈阳兵工厂大技师陈绶卿为续弦，生下女儿朱晓枫。“九一八”事变后，她随夫回镇海居住，第二年丈夫病故。此时的朱枫，要抚养自己的女儿，还有丈夫前妻的子女，孤儿寡母常受欺负。当时她的继女陈宜嫁给了镇海人朱曦光。朱曦光的弟弟朱晓光常到朱枫家帮忙，1937年两人结合，1938年在湖南常德生下儿子朱明。
抗日战争时曾被日寇逮捕
也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朱枫毅然抛弃富贵优裕的生活，加入了抗日救亡的行列。她邀集伙伴，开展义卖，把自己创作、收藏的书画等标价出售，得款全部捐献抗战，还参加歌咏队、演出队来宣传抗日。
1937年底，浙东局势吃紧，1938年初，朱枫与朱晓光一起，去了武汉。
1938年，朱枫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知书店，也就是“三联书店”的前身。当时新知书店经费困难时，她和朱晓光变卖家产，一次性捐助了500大洋。
1939年夏天，她把女儿朱晓枫送进“台湾抗日义勇队”的“少年团”。
40年代初，日寇封锁加剧，大后方纸张和印刷器材奇缺。朱枫变卖了一只3克拉的钻戒，得款3000元，资助抗日。
1944年秋，朱枫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在牢房内，她经受住了残酷刑审的考验，后被组织营救出狱，并于1945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她辗转在上海、香港等地，进行对外联络和掩护工作。
【女扮男装的朱枫】

1949年11月，中共高层领导决定派朱枫潜入台湾，搜集重要的军事情报。而此时，在香港执行革命任务的朱枫，与在大陆的丈夫朱晓光分隔了十多年后，终于通上信件，约好回大陆团聚。接到任务后，朱枫推迟了这一计划。1949年11月27日，朱枫以探望女儿为由到了台湾。根据组织安排，她在台湾只能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一人是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的书记“老郑”(蔡孝干)，一人是吴石。
１９４９年朱枫寄自香港的照片
1949年11月下旬，华东局派女干员朱谌之持刘栋平的介绍函来台，到台湾的第二天，朱枫就与曾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郑”在茶食楼接上了头，先后与吴石会见六、七次，并取得书面和口头的军事情报，其内容计有军事机关及部队主管之名册，东南区驻军之番号和概数，以及飞机大炮坦克之数量等。 吴石将她领进家中书房，掀开北墙上一个钉有蝴蝶标本的镜框，露出了秘密保险箱。他打开保险箱，从里面取出一只小圆铁盒，郑重地放到朱手里，说道：“这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望你以最安全的方式、最快的速度，送回内地。”这些微缩胶卷上记录了完整的《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无一不是国民党军队的顶级军事机密。三天之后，朱谌之按预先约定，在基隆码头把已经到手的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特别交通员的手中。这批绝密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到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1950年1月上旬的一天，《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摆在了毛泽东主席的办公桌上。毛泽东默默翻阅着，很感兴趣地问作战部长：“这样机密的情报，你们是怎么搞来的？”作战部长即刻答道：“是华东局情报部专程派人送来的。他们最近派去一位秘密特派员，而且还是个女同志，与国民党军队的一位上层人士接上了头。这情报就是那位上层人士提供的。”作战部长正要转身离去，又被毛泽东叫住：“慢，我要亲自写几句话给你带去。”主席沉吟片刻，挥笔在红竖格信纸上写下了几行苍劲的大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潜伏期间，朱枫每天都游走在生死边缘。1950年1月14日，朱枫的任务已经完成，她再次提起笔给丈夫写信，只有七个字：“凤将于月内返里”。然而，这竟是朱枫与亲人最后的诀别。1950年元旦，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之一，化名“老吴”的张志忠被捕，供出了“老郑”蔡孝干。随后，蔡叛变，供出朱枫。
1950年2月4日，朱谌之在吴石的协助下搭乘空军飞机飞往当时仍为国民党控制的浙江定海，并正欲搭船前往解放军掌握的上海。由于朱谌之来台时曾向蔡孝干报告工作状况，国民党得知此重大状况，立刻调查吴石，并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谌之，将朱押来台湾。 吴石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朱枫以探视病亲为名，于2月4日傍晚搭乘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在岛上躲了14天，之前的很多文章，一直说朱枫到舟山后躲进沈家门的一家医院佯作治病，伺机乘船返回大陆。但朱明经过多次考证查找，终于发现了重要的历史见证人，重新捋清了这段史实。朱明说，这家医院的院长姓顾，他同时也是一个生意人，与朱枫的父亲有过来往。朱枫告诉顾院长她是来做生意的，院长把朱枫安排到自己家，让她和大女儿住在一间房子里。此时，朱枫回家的路已走到最后一步，天晴的时候，从舟山可以看到大陆。但当时舟山本岛有国军四个军军部12万军队驻守，岗哨密布。朱枫说要到上海做唱片生意，顾院长开始搞到了一艘小船，但是不放心，就说过两天弄艘大船再走。此时国民党情报部门查出朱枫已到舟山，就要求当地一定要抓获朱枫。顾院长的儿子、今年87岁的顾学勇回忆说，当年朱枫住在他家，他只有十六七岁，一日，两个便衣闯入他家，问，这里有谁叫朱谌之？朱枫知道自己的行踪已暴露，便站起身，回手取了大衣和包，从容地与顾院长和家人告别，随着便衣出门而去。这一天是1950年2月18日，距朱枫飞抵定海已过去了14天。朱枫被押解回台湾，国民党制定了“生活上优待、谈话上安慰、接触上温和、用感情去征服”的劝降方针，但朱枫始终不曾屈服。1950年6月10日下午4点30分，吴石、朱枫等4人被绑赴台北马场町刑场枪杀。牺牲时，朱枫年仅45岁。这一案件被后人称为“台湾大间谍案”，国民党保密局的报告在提及朱枫时这样写道：“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效法之处……”1951年7月，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向朱枫家属颁发了由陈毅、潘汉年签章的《革命烈士光荣证书》，朱枫也成为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最后一位女烈士。
60年前，她牺牲在台湾；60年里，她的遗骸始终下落不明，去年，她的骨灰终于重见天日；2011年7月12日，朱枫家属从八宝山公墓捧出朱枫烈士骨灰，下午烈士终于魂归故里。国家派包机接朱枫“回家”
“凤将于月内返里”，这是1950年1月14日，身在台湾的朱枫写给丈夫的最后一封信，信里只有短短的七个字。而这竟是朱枫与亲人最后的诀别。 1950年6月10日下午4点30分，一阵枪声划破了台北马场町刑场的上空。当年轰动一时的“吴石、朱谌之间谍案”的四名主角倒在血泊中。这四人中，有以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身份向大陆传递大量绝密军事情报的吴石，有与吴石密切联系，负责情报传递的宁波镇海人朱枫（即朱谌之）。
【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被国民党行刑队押至台北马场町刑场】 朱枫骨灰到达镇海革命烈士陵园
   
就义后，朱枫的遗骸去向不明。60年来，她的家人以及海峡两岸的热心人士，一直苦苦找寻。直到去年，朱枫的骨灰才被找到，迎接回大陆。经过多方努力，2011年7月12日朱枫家属从八宝山公墓捧出朱枫烈士骨灰，下午烈士终于魂归故里。7月12日下午3点05分，从北京起飞、由国家安全部门所包的专机，缓缓地降落在宁波栎社国际机场。5分钟后，朱枫的外孙女徐云初手捧朱枫遗像，外孙女婿李扬抱着覆盖着党旗的朱枫骨灰盒，先后从飞机上走下。朱枫女儿朱晓枫、儿子朱明，及其他家属都已早早等候在机场。“外婆回家了。”徐云初把遗像交给母亲时，眼圈都红了，李扬则把骨灰盒郑重地交到朱明手中。在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朱枫骨灰交接仪式后，朱枫烈士的骨灰被护送至镇海革命烈士陵园。朱枫家属从刘添财手中接过烈士骨灰。
子女回忆朱枫当年事
1948年朱枫在香港工作的那段日子，先后与丈夫朱晓光通了数十封家信和电报，从这些家信中可以看出朱枫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我希望你们能到广州见。先来了电报，我就可以请假几天，上来看你们。”“忽然接到那么多的信，这确是无限愉快的。”如今，这些信件还保存在位于宁波镇海中学的朱枫烈士纪念楼里。
朱枫生育过三个孩子，如今，二女儿朱晓枫和儿子朱明仍生活在南京。从南京军区总医院退休的主任医生朱晓枫说：“9岁之前我跟着母亲四处逃难，武汉会战前，她送我去浙江金华加入‘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自己则去了上海，我与母亲第一次离别。抗战胜利后再回到母亲身边，我已16岁，我们一起在上海住了3个月。1946年的一个晚上，母亲送我从吴淞口坐船到江苏淮阳解放区，这是我和母亲共度的最后一段时光。”朱晓枫的本名叫陈倬如，为了纪念母亲，她将名字改为朱晓枫。
朱枫和朱晓光所生的儿子朱明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后分配到国防科工委的某电子研究所工作。至今，他已搜集整理了百万字的朱枫资料。1950年朱明在上海读小学5年级，有一天，母亲的上级徐雪寒伯伯来到他家。他走后，父亲告诉朱明，母亲牺牲了，徐伯伯送来了母亲的一些遗物。徐雪寒还在给朱晓光的信中写道：“有关同志认为台湾未解放前公开纪念她(朱枫)是不相宜的，我也是这样的意见。”
朱明回忆起自己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日子。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朱枫到上海，因工作原因朱明不能和她住在一起，但母亲常常来看望小朱明，晚上抱着他睡觉。1948年朱枫去香港也带上了朱明，几个月后，因朱明要继续上学，朱枫又委托香港地下工作的领导张唯一把朱明送回北京。
朱明告诉记者，“文革”时他父亲朱晓光被迫害，也有人说母亲朱枫没有死，在台北街头看见她跟国民党军官手挽手地走路，她已成了国民党特务。“但我们家人都不信。”
“文革”结束后，朱明写信给党中央，希望能够核清朱枫烈士的事实。1983年4月12日，中共中央调查部作出《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我也是从那时开始研究朱枫，我要抢救与她有关的这些革命史料。”朱明说。1990年6月29日，中央台办和中联部召开朱枫烈士纪念座谈会，由罗青长主持，转达了邓颖超对朱枫烈士的怀念，并对其后人表示亲切慰问。

儿子朱明，侄儿朱辉，外甥女顾倬云与朱枫
寻找骨灰10年坎坷路
朱明第一次看到母亲被绑缚刑场的那张照片是在2000年。“我的北大同学在江苏省地震局工作，他在苏州出差时偶然看到一本《老照片》，同学都知道我在研究朱枫，回南京后，他马上登门把书送给我。我看到书上的照片，心中百感交集，随后就跑遍了南京城，买了很多本这一期的《老照片》。”朱明把《老照片》送给朱晓枫。朱晓枫说，看到这张照片，母亲的点滴往事一下子涌现在她脑海中，“我难过得什么都说不出来，很多牺牲者的遗骸都有下落了，只有我妈妈的遗骸一直没有消息。我想了解一下到底有没有人给我妈妈收尸？我非常希望能够找到她的遗骸，把她带回到家乡，让她回家。”这组老照片的发布人就是着名的台湾民间历史研究者秦风。秦风本名徐宗懋，曾是台湾名噪一时的记者。1999年的某天，秦风在一家报社的相片柜里发现一个上面写有“奸伪”二字的纸袋，打开后，赫然看到一组血淋淋的枪决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时间是1950年。秦风向该报购买了这批资料。一年后，他通过题为《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的影像展，在台北将这组老照片公之于世。后来，这组照片便刊登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杂志上。几经辗转，朱晓枫在上海见到了秦风，并交与秦风一封委托书：“代寻姐夫王昌诚，约1945年前后赴台，1950年任台湾警务处电讯所主任。姐姐陈志毅(又名陈婉如、陈远馨、陈莲芳)……”秦风据此向台北市政府申请寻人，并将此事告知台湾各大媒体，希望通过媒体的力量帮助朱家寻找朱枫的骨灰。
但事与愿违，秦风没有得到任何反馈。这样又过去了5年，直到2005年，秦风的老朋友林正修带来了一个消息——王昌诚已经过世，但陈莲芳还在。于是，秦风又找到陈莲芳，但陈并不知道朱枫火化后骨灰放于何处。她告诉秦风，1950年9月底自己的确曾给台湾“军法局”写信，请求领回母亲的遗骸和遗物。“军法局”同意后，陈莲芳却没有去领取。
遗骨仍旧下落不明。秦风在一篇文章中感慨道：“到后来，我发觉自己真正追寻的并非朱枫的遗骸，而是试图回答许多中国人心中都有的疑问，那是所有愿意付出生命让下一代活得更好的中国人，都曾问过自己的问题……其实我们懂得彼此的心。”
朱明
烈士忠骨故土安葬 寻找母亲骨灰的行动并没有就此停止。朱明得知自己的大学同学、一位紫金山天文台的研究员去台湾开国际天文会议，便托他帮忙找，但一点线索也没有。后来，朱明看到《参考消息》用两个整版讲述朱枫故事，其中提到“骨灰看起来是不可能找到了”。但朱明却不死心，想亲自去台湾找骨灰。“力度再大一点，也许就找到了。”
2009年12月，一个叫潘蓁的人在寻找多年前失踪的父亲下落时，意外地在台北第二殡仪馆提供的一份“名册”中，发现了“朱谌文”的名字。潘蓁对朱枫的事情有所了解，想到“朱谌文”与“朱谌之”字形相近，可能是同一个人，于是辗转联系上了朱家。
朱晓枫再次拜托秦风，秦风又找到台湾研究近代史的教授朱浤源帮忙。经过繁琐的手续，朱浤源带着朱家的委托信，终于在富德公墓纳骨室里找到了刻着“朱谌之”名字的骨灰坛。他分析，因为骨灰坛上的‘之’字有些连笔，才会被登记人员误写成“谌文”。朱明说，2010年4月，网上关于朱枫的消息多了起来，“北京一位叫张西的作家，是朱浤源教授的朋友，她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朱枫的骨灰已经找到了。”一切终于在2010年12月9日迎来了最好的结局，朱枫的外孙女、朱晓枫的女儿徐云初在北京机场接到了写有“朱谌之”三字的骨灰坛。此后，骨灰暂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朱明告诉记者，在没有找到母亲的骨灰前，他将母亲的衣物和照片烧成灰烬，撒在南京明孝陵山顶的一棵大树下，做成衣冠冢，每年都要去祭奠。这个衣冠冢从1983年算起已经28年了。2003年朱明的父亲朱晓光去世，朱明又将父亲的骨灰撒在树下，并在树上刻下了一个“朱”字。如今，母亲的骨灰终于回家了。
获悉朱枫烈士骨灰回到大陆后，宁波市领导几度亲自找到朱枫的子女，希望朱枫骨灰能安葬在宁波镇海。朱晓枫和朱明等人也曾两次回家乡考察，终被家乡人民的诚意打动，同意朱枫归葬家乡。5月，国家相关部门正式批复，决定朱枫烈士骨灰归葬家乡镇海。7月12日下午，朱枫烈士的骨灰在相关部门和家人的护送下，由北京包机回到宁波。朱明回忆骨灰归来的那一刻，“本来那天宁波在下雨，专机抵达机场后，突然雨过天晴，50名武警列队，在飞机前进行了交接仪式。”7月14日早晨，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革命烈士陵园内举行了朱枫烈士骨灰安放仪式。“骨灰上盖着国旗，仪式结束后奏《国际歌》，现场的很多人都掉了泪。”至此，朱枫骨灰终于安葬在了自己的故乡——宁波镇海革命烈士陵园。陵园内有15米高的革命烈士纪念塔，朱枫烈士墓建在纪念塔广场北侧，面朝大海，庄严肃穆。镇海最大的西门公园已正式更名为“枫园”，并为朱枫烈士塑像，以此纪念这位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杰出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