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是共产主义的最高伦理准则

2011-10-30 16: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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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身一人是无所谓私也无所谓公的，私与公皆存在于人际关系中。

一切人际关系中的个人都是区别于其他人的特殊生命存在，都各有其特殊生命权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其他特殊权利，所有这些特殊权利即被统称为“私”；“公” 是从所有人的“私”中抽象出来的普遍权利，这种普遍权利是各有其“私”的人们赋予他们的代表者“公人”的权利——“公权”。当且仅当“公人”行使“公权”是为着维护和实现所有人的“私权”时，“公人”的“公权”才具有合法性。所谓徇私枉法、贪污腐化，就是“公人”行使“公权”仅仅是为着维护和现实他们自己及其家人或所属的小集团的成员的“私权”。 

人际关系中的“私”与“公”与万物关系中的“个别"与"一般"具有对应性，这首先是一个认识问题。 

在西方，整个古代占主导地位的认识路线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思维。根据这种演绎思维，古代西方哲学寻求宇宙间最一般的东西，即终极存在或第一性存在，也就是宇宙本体。古代西方哲学就是关于宇宙本体的学说，即所谓“形而上学”或“玄学”。形而上学为其他一切学术提供知识前提，其他一切学术都从形而上学所提供的知识前提出发，由此演绎出各门学术的具体知识，在这种关系中，形而上学所提供的知识前提就是所谓“公理”——“世界第一原理”（亚里士多德语）。然而，“世界第一原理”是从那儿得来的？用培根的话来说，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飞越到最普遍的原理”的，也就是说，形而上学建立自己的“公理”是缺乏关于感性的个别的东西的经验知识作为基础的，是纯粹思辨的结果。从培根开始的实验科学要求一切“公理”都建立在经验知识基础上，其科学的认识路线是“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思维。

从思辨哲学到经验科学的演变，是“公理”从悬空的“天理”转变为实在的“地理”的过程。按照经验科学思维，离开了个别之“私”，就没有一般之“公”。在“私”与“公”的关系问题上，西方从古代到近代的思维方式的演变可以说是从“先公后私”的思维方式转变到“先私后公”的思维方式的过程。

中国自古缺乏西方那样的逻辑思维，所以在认识论上也没有一个明显的从演绎思维到归纳思维的转变过程，但是在“私”与“公”的关系问题上，西周以后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和其他学术都没有给“私”以正当地位，秦汉至今的伦理都只有“奉公”的道德。这意味着秦汉以来的居于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一直都是“唯公”的思维方式，既不存在“先公后私”的思维方式，也不存在“先私后公”的思维方式。实际上，离开了“私”，人们根本无法界定“公”。中国人是在对“公”毫无明确概念的情况下接受了马克思的公有制思想，于是公有制就成为“人人都没有”的“虚公制”。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其实是对“虚公制”的改革，然而迄今为止只是把“人人都没有”的“虚公制”改成了“一些人有而另一些人没有”的“权贵所有制”，这与曾经被马克思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所有制”或“资本主义私有制”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其原始积累方式不同——后者是依靠“羊吃人”和对外殖民的方式来进行渐进性的原始积累，前者则是通过“权钱交易”的方式来进行突变性或飞跃性的原始积累。

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故“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思维是其思维方式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肯定归纳与演绎的互相依赖、互相渗透和互相转化。按照这种思维方式，立“私”是立“公”的必要前提。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缺陷并不在于其立“私”，而恰恰在于其立“私”之不充分，即只是立了资产阶级之“私”而未立工人阶级之“私”，由此就形成了“有私”的有产者与“无私”的无产者两个阶级的对立。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被资产阶级剥夺和占有了其“私”而成为“无私”的，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无私”的经济本质是“无产”，因其“无产”而成其为“无私”者，故“无私”决不是无产阶级的荣耀，而是无产阶级的屈辱。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宣扬“大公无私”的品德，这乃是对无产阶级之“无产”的嘲弄！

社会主义革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革命，是要把原本被资产阶级剥夺和占有了的工人阶级之“私”归还给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也变成“有产”者，即要使所有人都成为“有产”者，也就是要实现“人人有产”的共产主义社会。所谓“共产主义”的“共产”的经济学意义就是“人人有产”，其伦理学意义就是“人人有私”。故“私”乃是共产主义的最高伦理准则，但是这种伦理准则必须以“人人有产”的经济条件作为基础。社会主义作为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的社会形态，就是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创造“人人有产”的经济条件；而指导这种创造活动的伦理思想则是“人人有私”的思想，离开了这种伦理思想的指导，社会主义的经济活动就必然要偏离“人人有产”的共产主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