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飞升是什么意思:龙潭三杰

　　龙潭三杰之钱壮飞

　　职位: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
　　钱壮飞钱壮飞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代表。周恩来曾把他与李克农、胡底并列为党的情报工作“龙潭三杰”。凭着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钱壮飞深入龙潭虎穴，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功绩永远铭刻于史册。

　　周恩来总理在战争期间和解放后多次满怀深情地提起这样一个名字：钱壮飞，他还深情地这样说过：如果没有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在上海工作的同志早就不在人世了。钱壮飞同志在对敌斗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的确使我们的党少走了弯路，全党将永远纪念他！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钱壮飞同志于1895年生于浙江省湖州一个商人家庭。1915年，他考入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今北京大学医学部），1919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后留京行医，还教过美术和解剖学，演过电影，擅长书法、绘画和无线电技术。1925年经内弟介绍，他和夫人张振华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钱壮飞曾到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军医，因欠饷严重、家计无着又去上海，一时失去组织关系。翌年，他在报上看到无线电训练招考广告，经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编辑本段铁三角
　　钱壮飞无意中进入的这个训练班，属于国民党新建的特务组织。钱壮飞考入训练班后很快显示出才华过人，又与特务头子徐恩曾是同乡，徐表示要调他当机要秘书。他感到关系重大，马上通过各种途径找到李克农，向党中央请示。周恩来得知后认为机会难得，提出要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拿过来为我们服务，并决定让李克农、胡底与钱壮飞组成特别党小组。直接归中央特科单线领导，随后经钱壮飞介绍，李克农、胡底也进入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受到徐恩曾重视。成为上海、天津方面的重要负责人，从而在国民党情报系统中打进了一个“铁三角”。　　情报侦察工作，自古以来就是充满了神秘色彩的隐蔽斗争。具有传奇经历的钱壮飞，更是中国近现代革命斗争中情侦工作的楷模。国民党特务机关曾编写教材，认为共产党的情侦人员“对于政治有充分的认识”，“充满了积极的、敏捷的、兴奋的、创造的精神”。而钱壮飞的成就，除了个人素质和献身精神外，主要归功于党的政治影响力和以周恩来为首的隐蔽战线领导者的方针正确。
　　中国共产党的情侦工作，是自1925年廖仲恺被刺后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首先创建起来的。此后二十多年间，从特科、军委二局到中央社会部，这一特殊战线上的同志们始终遵循周恩来早期确定的原则，即建设有坚定革命意志的隐蔽精干队伍，而绝不能像反动阶级那样靠金钱、美色（前些年国内一些描写地下工作的影视片恰恰因不懂这些，而有失实的地方）。

　　正是靠政治信念指导下的奋斗精神，共产党才能以弱小力量一再打入中国国民党的要害部门。1933年，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顾顺章（不久又将他处死）介绍的共产党特科情况，编写了一部名为《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践》的教材。书中也不得不承认：“C.P（注：英文“中共”的缩写）的特务人员对于政治有充分的认识，对于党及主义有充分的了解。他们工作的成分充满了积极的、敏捷的、兴奋的、创造的精神。”
　　钱壮飞于1929年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后，以自己的精明能干及难得的廉洁赢得上司器重。不过，特务头子徐恩曾虽然欣赏钱壮飞的才华，毕竟还有防范。他只让钱壮飞处理文件和电报收发，密码本却随身携带。机要电报也一直由自己亲译，钱壮飞与李克农商议后设定一计。
　　一次陪徐恩曾到上海，乘这个色鬼进歌舞厅换衣服时，钱壮飞便把密码本拿出来，由守在外面的同志迅速拍照后，再送回徐恩曾的兜内。此后，钱壮飞从报务员那里接到电报后，对估计有价值的都由自己开封先译，然后再原样封好上送。同时，这份密码也送到中央军委和红军那里。国民党几次大“围剿”的计划刚刚制定，尚未下发作战部队，其全部内容就已被破译，并被送到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及苏区的毛泽东、朱德面前。编辑本段顾顺章
　　1931年4月24日，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叛变，他被捕后要求把他送到南京，要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密全数供出。保证三天内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他还嘱咐，不要让徐恩曾身边的人知道。当地特务机关向南京连发五封电报。此时正值星期六晚间，徐恩曾已去上海花花世界，钱壮飞用密码本将其全部译出，提前向党中央发出警报。接到钱壮飞的情报，周恩来指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各机关立刻采取行动，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立即全部转移。钱壮飞为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考虑到自己不便马上离开，钱壮飞让女婿乘夜车赶去上海报警。星期天一早，李克农得到消息后，立刻通过陈赓找到周恩来。此后的两天两夜，中央几十个秘密机关和几百名工作人员紧急搬迁……星期一早晨上班后，钱壮飞平静地将封好的六封电报交给了徐恩曾，结束值班后便乘车离开南京赴上海。钱壮飞出走后，徐恩曾害怕被追究，经疏通上司陈立夫和有关同僚，向蒋介石隐瞒了自己的秘书是共产党以及密码已经泄露之事。这样，国民党当局长期未更改密码。直至红军长征时，对敌侦察仍主要依靠无线电侦听。红军长征万里一次也未中埋伏，并总能选择敌合围的薄弱部位跳出。一个小小的密码本，在中国历史上起到的作用真是不容低估。
　　钱壮飞离开南京时，考虑到带着女儿和年幼的儿子不便行动，只好忍痛将他们留下。出于爱子之情，他在办公桌内给徐恩曾留了一封信，说明二人政见不同，却不要殃及孩子，否则便要将掌握的徐恩曾贪污特务经费、暗算同僚和生活上的一些隐私都捅出来。事后，钱壮飞的女儿、女婿和幼儿都被抓捕，不过，徐恩曾毕竟担心短处被揭发，关押一段时间又将他们释放，钱壮飞却从此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儿女。
　　钱壮飞自知身份暴露，转移上海后奉命进入中央苏区，历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等，仍负责情侦工作；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
　　1935年3月末，钱壮飞随军长征到达贵州金沙县，为侦察南渡乌江路线只身进入后山乡幸福村梯子岩一带附近的丛林，随即失踪，后被判定为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钱壮飞同志墓址位于贵州省毕节地区金沙县后山乡张家垭口，被国家安全部和贵州省委、政府命名为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和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编辑本段难解之谜：钱壮飞是如何牺牲的
　　对于钱壮飞这位谍海奇侠牺牲的地点和原因，多少年来一直众说纷纭，大体上有以下说法：
　　一是空袭遇难；1940年，周恩来把钱壮飞家人接到延安，钱妻张振华在重庆苦苦等待了八年，此时才得知丈夫的死讯。钱壮飞次子钱一平回忆说：“在杨家岭，周恩来和邓妈妈把我叫去说，‘你爸爸在第二次过乌江时遭敌人袭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等国民党飞机停止轰炸后，队伍集合走了一段路，我发现他不在身边，就下令一支队伍回去找……你爸爸牺牲了……那是1935年3月29日，他只有40岁。’”另据当地群众反映，在空袭时曾有人看见一位骑白马的红军坠入乌江渡口，这位红军的体貌特征与钱壮飞极为相似。
　　二是行军掉队遭反动民团杀害。持此说法的有金沙和息烽两地。据金沙县党史办调查，当红军大部队过江后，有一位红军沿着主力部队过江的路线单独向乌江北岸方向走来。这位红军身穿青色军装，背一个黄布包和一个小皮包，随身带一支手枪，曾向当地群众买东西吃。快黑天时，他误入当地恶霸地主的帮凶黎丛山家，求黎带他过江。黎丛山见他单身一人还带着包裹，随生歹意，便“热心”地为他带路。当行至今后山乡岩口时，黎趁这位红军观看过江路线时，猛然将其推入30余米深的岩底，然后又下岩用乱石把他砸死，抢走了手枪和所有衣物，黎丛山回家后用手枪换了两石米和一匹马。后来当地群众冒着极大的危险将这位红军的遗骨就地掩埋，建国后修水库时又将其迁往后山乡张家垭口，并立一石碑，上书：“红军烈士之墓。”金沙县党史部门经过多方调查论证后认为，这位遇害的红军就是钱壮飞。
　　但息烽县党史部门则认为，钱壮飞同志是渡过乌江后牺牲于息烽县流长乡宋家寨旁的没良坑。据宋家寨的老百姓介绍，一位自称叫夏树云的红军因病与大部队失去联系，栖身于宋家寨的一座山神庙内，被跟踪而至的“清乡团”骨干罗绍安抢去行李。夏树云找到当地的里长陈玉顺说：“你们这里一个大麻子抢去了我的行李，别的东西可以不要，但有一枚印章和一些书籍必须还给我，否则找到部队后我可不答应。”此事后被清乡委员宋子桢得知，他与手下密谋将夏树云推入40多米深的没良坑中摔死。后据当时参与杀害红军的凶手之一宋昭荣（解放后被判无期徒刑，1980年减刑释放）交代，那位红军的体形、相貌、年龄、口音均与钱壮飞酷似，后来又拿着钱的照片让宋昭荣辨认，宋说照片上的人就是被宋子桢推入没良坑的夏树云，因此息烽县党史办认为夏树云就是钱壮飞。
　　金沙县岩口村牺牲说:

　　2002年经贵州省党史部门最终认定，钱壮飞的牺牲地为金沙县后山乡岩口村，虽然至今仍有不少人持不同看法，但钱壮飞牺牲在金沙、息烽一带的乌江渡口，看来已无疑议，但其死因真相究竟如何，目前尚无定论，只有留待后人去辨析考证了。
　　此说疑点：
　　一、着装特点不足以证明。此说中有记载“穿青色军装，背一个黄布包和一个小皮包，随身带一支手枪”，但黄布包、手枪、小皮包不足以证明此人就是钱壮飞。如果要说特点，钱壮飞的特征是很清楚的，就是他戴有眼镜。在那个年代，戴眼镜应该是最大的特征。
　　二、时间不对。据无线电营的同志回忆，南渡乌江时随中革军委无线电营的是一、六分队。每个分队有一部电台，配备报务员、机务员七八人。“无线电队的任务是确保军团首长与中革军委及所属部队的通信联络。那时的电台装备比现在笨重多了，光是一台收报机和一台发报机就有40多斤重，60斤重的蓄电瓶有6个，还有一个充电机，约有90斤重，其他还有机器零件箱和汽油瓶等，所有这些都要用人力运输。”由于钱壮飞一直从事文职工作并随中革军委无线电营活动，而无线电营携带设备较重，行动不会太快，所以钱壮飞掉队的可能性不大。
　　三、被害可能性很小。当时无线电营通常是24小时收报、译报。在行军过程中常常是分两队前进：一队随先头部队行军，在先头部队停止前进后，即组织搭建报房，开机后同时通知另一队开始行军。在正常情况下，无线电营除有报房外，还有运输排、警卫排、管理排三个排。钱壮飞是跟周恩来一起走的，应该是在队伍中间。后山一带已经接近江边，应该属于红军的警戒范围，被人暗算几乎不可能。且后山离渡口仅三四里地，几乎已到江边。那几天此地均为红军警戒区，钱壮飞被害的可能很小。
　　四、时间与事件不符。根据周恩来在延安时对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回忆说，钱壮飞是在第二次过乌江时躲空袭时离散的，队伍集合走了一段路，我发现他不在身边，就下令一支队伍回去找，没有找到。一直作为失踪认定，后来定为牺牲。躲空袭应该是过了乌江以后的事，因为在南渡乌江时空袭仅有一次，即1935年4月1日，而在3月31日12时前红军已经全部渡过乌江。遇空袭只能是过乌江后。根据地方志记载及革命文物普查及当地人的回忆，在息烽境内遭轰炸遗址仅有两处：一处是息烽县鹿窝乡老窝寨的报恩寺，另一处则是息烽县九庄镇祖师山上的祖师观。可见钱壮飞应该是过了乌江后牺牲的。
　　息烽县九庄镇牺牲说
　　以上这些都没有确凿证据，要想得出事实真相，应确定范围和时间，采用科学推理才能找出。首先有几点可以肯定：
　　一是钱壮飞牺牲时间应该是1935年3月31日至4月1日之间。二是可排除钱壮飞牺牲在过江前，即牺牲地点不可能在金沙县后山，只应在息烽县境内。另处还有一个人证，可证明钱壮飞已经过江。据《息烽文史资料》第二集（1987年5月版）记载：1981年夏，原湖南省国防科工办副主任、老红军邹毕照不远千里从湖南赶到息烽寻找战友钱壮飞的下落。他说，他与钱壮飞一起渡过乌江后，翻过一座高山（大岩头）后，走了不远就遭到敌机来骚扰，红军发出空袭信号，他们就各自分散隐蔽，空袭解除后，他们就失散了。
　　那么，我们来详细看看1935年3月31日和4月1日在息烽发生了哪些事件。
　　根据党史资料记载，红军南渡乌江后三天内的战事详情是这样的：1935年3月31日上午11时左右，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南渡乌江主要是从乌江上游黄沙河地段经北岸后山一带的大塘渡口、梯子岩渡口和江口渡口渡过的。
　　3月31日晚上，红五军团到达息烽县九庄镇，并在这里宿营。为了不惊扰百姓，战士们宿营在镇上老百姓家门外。红三军团于4月1日到达九庄镇与红五军团汇合。在九庄镇，红军大造声势，到处写着“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等标语口号。而此时，毛泽东、朱德则在息烽县流长乡一带。4月1日，毛泽东、朱德在流长发出“佯攻息烽县城，掩护主力通过川黔公路”的命令。
　　这时，在贵阳的蒋介石坐卧不安，因为息烽离贵阳不过70多公里，贵阳方面已经为蒋介石夫妇准备好了两乘滑竿，以备紧急时前往机场。4月1日11时左右，敌侦察机出现在息烽县流长、新阳、鹿窝的老窝寨，再到九庄镇绕了一圈回到贵阳。15时左右，四架轰炸机出现在息烽境内。飞机轰炸发生在九庄镇的祖师观和鹿窝乡的报恩寺。在九庄镇，十多名红军指战员骑着马冲出小镇，将敌机引开。同时，另有一些红军战士冲上高地，用机枪、步枪对空中的飞机开火。敌机在对九庄镇的狂轰滥炸中，共投下了24枚炸弹，炸毁29间民房，100多名红军指战员牺牲，数十人负伤。后来根据县志记载及革命文物普查，还有鹿窝乡的报恩寺也受到轰炸，牺牲红军数十人。
　　当红三团在息烽县城牵制国民党中央军五十九师与九十三师时，中革军委和红一军团已经绕道向扎佐方向挺进了。在九庄镇的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的部分红军也从九庄镇绕过息烽县城经石洞、猫场到了扎佐与中革军委汇合。这就是3月31日至4月2日，红一方面军在息烽的全部战事和情况。
　　从以上几次战事来看，如果我们排除了钱壮飞掉队的可能和被反动武装杀害的可能，那么，他牺牲的最大可能就是牺牲于敌机的轰炸，这一点与《虎穴利剑》的描述一致。对于传记作者的信息来源，虽然不可作为考证依据，但钱壮飞在轰炸中牺牲也是有可能的。当然，此说要成立应该满足以下一些条件：
　　飞机曾丢有炸弹，有红军战士牺牲，有红军战士向飞机开火，时间应该是在1935年3月31日至4月2日之间，应该有相隔4小时、两次遇到空袭的可能。
　　根据以上分析，满足以上四个条件的有一个地方，息烽县鹿窝乡老窝寨的报恩寺；满足五个条件的只有一个地方，即息烽县九庄镇的祖师观。因此，这两个地方有一处可能是钱壮飞牺牲地。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那么多红军没有被炸，却偏偏炸到电台队呢？我认为，情况应该是这样的：1935年4月1日，四架敌机轰炸九庄镇和鹿窝乡两地的时间是15时至16时之间。4月1日11时，有一架侦察机曾在乌江南岸鹿窝乡、九庄镇上空一带侦察。
　　据周恩来回忆，钱壮飞是因躲空袭失踪的。显然，此次空袭没有人伤亡，否则周恩来肯定要看牺牲的人当中是否有钱壮飞。由此看来，敌机此次空袭并未丢炸弹，只是侦察。
　　根据《1935年中华民国空军史》等资料，当时国民党的飞机多是一战时的老式侦察机。该侦察机有机载电台，很容易发现电台信号，故电台一直是被轰炸的重点。鹿窝乡的报恩寺仅是一个小小的寺院，位于一个小山上的树林之中。笔者下乡时曾在此地当过代课老师，也曾带领学生到此地为红军烈士扫过墓。因此，钱壮飞牺牲于此应该有一定的可能性。
　　但如果我们再深入分析，这种情况应该还有不符合逻辑的地方：一是周恩来明确说是在躲空袭时失散的，应该不会有错。当时遭遇的飞机应该没有丢炸弹，那就说明，当时应该是与侦察机相遇，即在4月1日11时左右。走了一段后，周恩来曾让人回去找过，但没有找到。如果说牺牲在鹿窝乡的报恩寺，应该可以找到；如与电台队在一起则不存在走失的事，如果牺牲，也应该有人知道。但是，无线电队的同志不知道钱壮飞的行踪，一直以失踪记载，后来才确定为牺牲。从逻辑上来说，不可能牺牲在鹿窝乡的报恩寺。
　　根据4月1日的战事分析，除去鹿窝乡的报恩寺，那么飞机轰炸的地方就只有九庄镇一处，钱壮飞有可能牺牲在九庄镇。但是，九庄镇是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的路线，他是否有可能走到此地呢？
　　根据周恩来叙述钱壮飞是在躲避空袭时失踪的这一线索，在这一天躲避敌机空袭的可能性有两次。一次是飞机侦察时，也就是1935年4月1日11时左右，一次是4月1日15时左右。从资料上看，周恩来并没有提到空袭时有人受伤或牺牲。因此可以肯定，躲避飞机空袭应该是第一次的侦察机。根据老红军邹毕照回忆，他与钱壮飞一起渡过乌江后，“翻过一座高山（大岩头）后，走了不远就遭到敌机来骚扰”的情况来看，更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根据躲空袭失踪这一点分析，我们可知，飞机出现在九庄镇的时间是4月1日上午11时左右。那么，由于鹿窝乡离九庄镇的路程是10公里，可得出飞机在两地上空的时间相隔不过几分钟，也就是说红军受空袭的时间也是4月1日11时左右。地点则可圈定在新阳到鹿窝之间的对门寨。这个地方正是翻过大岩头的一段路，而这个地方又正是红五军团、红三军团与中革军委、红一军团分开的地方。为什么可以肯定在此地呢？因为在流长乡和九庄镇之间横亘着一座较高的山——西望山，红一方面军是呈人字形避过西望山的，也就是说中革军委和红一军团是从西望山的左面经流长到扎佐的，而红五军团与红三军团是经九庄镇过石洞，从猫场绕过息烽到达扎佐的。因此，新阳与鹿窝之间的对门寨正是中革军委、红一军团与红五军团、红三军团分开的地方。
　　因此，我们可根据推测和分析得出，钱壮飞很可能是在躲空袭时摔伤（或摔坏了眼镜），由于没有跟上队伍，而其地点又正是红五军团、红三军团与中革军委、红一军团分开的地方。当时钱壮飞已经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秘书长，在当时已没有较紧急敌情，或者在当时正好遇上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电台队。由于钱壮飞在江西时担任过无线电队的教员，无线电队的许多战士都是他的学生，因此，钱壮飞很有可能被电台队的战士抬上担架，或与红五军团、红三军团的同志一同行军。他可能打算到九庄镇后通过电台将自己的情况告诉周恩来。但是，当天15时来到九庄镇后，就遇到了空袭。也就是说，他本来应该同中革军委、红一军团前往流长，而现在却跟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的同志到了九庄镇。因此，极有可能是牺牲在九庄镇红军中的一个。
　　在九庄镇的红军烈士墓有三处：一处位于祖师山山顶后侧；一处位于山腰处，离祖师观右面约100米；一处位于祖师观向上约200米处。每次扫墓都要请当年的老红军来讲革命史。据老红军讲，飞机是从息烽方向飞过来的，四架飞机经九庄镇的求雨坡、棺山、烟登坡飞过九庄镇后向祖师观一带投弹。红军为了吸引敌人火力，曾从祖师观附近向敌机开火。
　　由于当时牺牲的红军被分葬三处，后来为了祭奠方便，当地政府决定将红军烈士的遗骸移往祖师山山顶。2006年12月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而出版的《沿着红军的足迹——穿行多彩贵州》一书第127页有这样的记载：“牺牲的红军官兵除一名将领单独安葬外，其余合墓在九庄镇南面的祖师山上。”
　　1968年左右进行了移迁烈士遗骸的工作。那里长有十多棵柏树。当时除了挖出遗骸外，还挖出了一个公文包的残片和一副眼镜，一只镜片已碎。眼镜腿已经折断，是放在一个铁质眼镜盒里的。由于时间已经很长，出土时铁质眼镜盒已生锈，轻轻一碰便碎了。还有一支钢笔和一些皮包的残片。当时我们都认为这肯定是一位文书。最近，看到《重庆晚报》登出的钱壮飞的一张照片，觉得钱戴的眼镜很熟，很像红军墓中出土的那副。
　　当然，我们不能肯定这副眼镜就是钱壮飞的，但这些情况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想象的空间。
　　当年负伤留在九庄镇的三位红军战士，只知道在九庄镇牺牲的红军烈士中有一位“将领”，但三人都不认识他，也不知其职务。查红五军团、红三军团重要首长，大多有其记载和下落，如果是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的将领，应该会有记载。会不会是因为认识钱壮飞的人不多，一般人都不知道他是谁？当然，像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一定会认识他的，但由于董振堂在西路军进入甘肃高台时牺牲，因此，钱壮飞的牺牲因此成谜也未可知。
　　根据这些细节，我们将过去有记载的和现在发表的文章中的一些细节，以及笔者的经历来看，是否可作这样一个推断：
　　1935年3月31日，由于中革军委无线电一队正在与毛泽东、朱德一起行军在去流长的路上，那么侦听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无线电一队的身上，钱壮飞与周恩来应该与无线电一队留在鹿窝乡报恩寺内继续侦听敌情。
　　这天的敌情应该是：蒋介石急令中央军五十九师与九十三师从贵阳前往息烽阻止红军冲击贵阳。当夜，毛泽东、朱德据此情况作出了以攻为守的战术，于4月1日下令红三团佯攻息烽县城，吸引国民党中央军五十九师与九十三师。4月1日，通宵侦听敌台的钱壮飞与无线电一队又踏上行军路。11时左右，在鹿窝乡对门寨一带遇到了敌侦察机。于是，大家忙到树林里躲空袭。在这里，钱壮飞不慎摔了一跤，眼镜掉到山岩下。待警卫员帮他到山下找到眼镜时，队伍已经走远了。
　　由于耽误了时间，钱壮飞与警卫员很可能掉队。在他们追赶部队，走到去流长与去九庄镇岔路的时候，他们一定有过选择。他们一定会向路边的老百姓或掉队的红军询问无线电队是否从此地经过。然而，据党史资料记载，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都有无线电队，当时红五军团还有三部电台。因此，走错路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由于电台队负重较大，钱壮飞二人追上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电台队的同志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路走错了，但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无线电队的同志应该会说服钱壮飞与他们一道从九庄镇走。因为分开后，前面横亘着一座高高的数百里长的西望山，去流长和去九庄镇都只能从西望山的山麓走过。要么再走回头路从走错路的地方走向流长，要么向前走跟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从九庄镇前往扎佐与中革军委汇合，从中间走是无法归队的。因为考虑到只需一天时间便可在扎佐与中革军委汇合了，所以钱壮飞二人就与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电台队来到了九庄镇。从11时左右，沿着去鹿窝乡方向的路，大约15时便来到九庄镇。　和往常一样，每到一个地方，无线电队都要选择较高的地方架设无线电天线。从九庄镇的地势情况来看，祖师山是九庄镇的绝对制高点，而山腰的祖师观应该是报房最好的选址。祖师山山顶则正是侦听的最佳地点。当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无线电队的同志正在安装电台的时候，四架飞机飞来了，并向九庄镇投下炸弹。九庄镇西门一片火海，为了保护电台和司令部，十多名红军指战员骑着马朝祖师观方向奔去；而在祖师观内的警卫连为了将敌机引开，则冲出祖师观。红军从三个方向同时用机枪、步枪对空中的飞机开火，目的是要把敌机引开，避免电台和司令部被炸。空袭时，钱壮飞应该是与无线电队的同志冲出祖师观，在附近对空射击，后牺牲。由于认识钱壮飞的人不多，因此钱壮飞牺牲在九庄镇的情况就没有记载（所有牺牲红军都没有留下姓名）。但我认为红军牺牲减员一般都会有记载，这个记载应该在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内，但由于后来红五军团在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后，几乎全部牺牲，故未留下资料。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钱壮飞临时跟随红五军团，也可能没有多少人认识，故未记载。而红三军团长征到达陕北后，主力还在，若钱壮飞随红三军团牺牲，应有记载。根据以上分析，息烽县九庄镇祖师山上的红军无名首长墓，很有可能是钱壮飞长眠的地方。编辑本段钱壮飞墓
　　解放后，原反动民团头目受审时交代，当时他们捉住一个手拿雨伞自称文书的中年人，认为是红军干部便杀死投尸山洞，所说的外貌特征与钱壮飞一样，烈士的最后结局才终于明了。1935年3月29日牺牲于贵州息烽一带，时年39岁。
　　钱壮飞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代表。周恩来曾把他与李克农、胡底并列为党的情报工作“龙潭三杰”。凭着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钱壮飞深入龙潭虎穴，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功绩永远铭刻于史册。
　　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满怀深情地提起这样一个名字：钱壮飞。他说，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钱壮飞同志在对敌斗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的确使我们的党少走了弯路，全党将永远纪念他！
　　钱壮飞同志墓址：贵州省毕节地区金沙县后山乡张家垭口

　　龙潭三杰之胡底
　　职位:曾任国民党特务机关设在天津的分支机构长城通讯社社长
　　胡底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干汊河镇新街松元村一户工商业者兼地主的家庭。原名胡百昌；别名有北风、胡马、裳天、伊于胡底等。幼年随伯父胡继章读私塾，15岁时进入舒城城关植民小学。1921年，高小还未毕业，胡底以优异成绩考入合肥省立第二中学。1923年，刚进中学读了两年，便又考入北京中国大学。
　　1924年，胡底经过同学吴鹿鸣的介绍，在北京的安徽会馆和钱壮飞相识。钱壮飞夫妇当时在北京医学专科学校读书，二人从此来往密切，成为挚友。当时钱壮飞住在北京西城平安里，胡底经常前来聚谈。1925年。他和钱壮飞、张振华夫妇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他从中国大学毕业后。就住在钱家。
　　1926年，钱壮飞、胡底和徐光华合办了一家电影公司——“光华电影公司”。当时拍摄的《燕山侠隐》是我国早期的一部故事片，曾经送到日本放映。胡底和钱壮飞全家上阵，都当演员。钱壮飞年仅11岁的女儿蓁蓁也在片中扮演角色，父女同台演出，以后蓁蓁化名黎莉莉。当时，他们一面扮演影片里的角色，一面借此掩护党的秘密工作。
　　1927年，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胡底和钱壮飞夫妇也就上了敌人的黑名单，受到反动政府的通缉。胡底得到党组织报警马上改名胡马，字“北风”；钱壮飞和他同时改名，化作“南飞”。
　　这年冬天，他们一起离开北京，转移到上海。1928年春，胡底为了维持生活，应聘进入上海影片公司。其时，钱壮飞已经打进徐恩曾任局长的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受到徐的信任。
　　钱壮飞自从1928年考进徐恩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日益得到他的信任。1928年秋天，徐恩曾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长后，就将钱壮飞留在身边，担任该局秘书，后任徐的私人秘书。徐是国民党C．C.系统头子陈果夫、陈立夫的亲信，所谓无线电训练班和无线电管理局，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当钱壮飞了解到这些之后、很想向党组织谈谈有关情况，希望得到党的高层领导指示：他在这里该当如何应付？
　　这时，李克农化名李泽田，在中共沪中区委会任宣传委员。有一天，忽然在一家电影公司摄影棚内遇到胡底。他们是安徽同乡，在芜湖时就相识，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经过胡底的安排，这年11月初一个晚上．钱壮飞和李克农在胡底那个摄影棚里见了面。听完钱壮飞详细讲的这段经历，李克农说，你一个人在里面的确不好周旋，有没有办法再楔个钉子进去？钱壮飞想了想说．眼前倒是有个很好的机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正在招兵买马，扩充人员。现在缺少广播新闻编辑，要公开招聘。希望党组织利用这个时机，派人打进上海无线电管理局。
　　李克农将有关情况通过中共江苏省委报告了中央，并且提出自己愿意报考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和钱壮飞、胡底在国民党特务机构里建立共产党特别小组的建议。周恩来同意李克农的建议。
　　经钱壮飞安排，李克农经过认真准备，以优异成绩连闯几关，于12月间考入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被任命为该局的广播新闻编辑。不久，又经钱壮飞介绍，胡底也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
　　1929年12月，陈立夫筹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进行秘密侦察、审讯的反共特务机构，责成徐恩曾来办理这件事。
　　徐恩曾到南京一上任，随即委托钱壮飞以其机要秘书名义，在南京组织一个秘密指挥机关。这时，根据中央特委的指示，李克农、胡底也趁此机会打进国民党这个最高特务机构。
　　1930年下半年胡底被派往天津筹建长城通讯社。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胡底出任社长。南京、天津方面每有紧急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立即报告在上海的李克农，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共中央。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特务机关连续向蒋介石、徐恩曾报告顾顺章叛变的电报。4月25日夜里均被钱壮飞在调查科“大本营”
　　里截获；他立即派人赶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警。经周恩来、陈云等领导采取紧急措施，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共中央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在沪机关全部迅速地安全转移，使党组织避免了一场特大灾祸。
　　这时，胡底还在天津。得知顾顺章叛变的那天晚上，李克农用暗语给胡底发了一个电报：“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号：“克”是说李克农，“潮”指钱壮飞的别名钱潮，“病笃”意即事态严重，必须立即行动。胡底接到电报，乘坐外国轮船离开天津。胡底离开天津以后，4月30日凌晨，国民党特务勾结日租界捕房赶到长城通讯社搜捕。当时李克农和从南京潜入上海的钱壮飞也都早已在上海闸北地区隐蔽起来。
　　胡底同钱壮飞于1931年8月一起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李克农到达中央苏区的时间稍迟一些。进入苏区以后，他们一直担任政治保卫工作，李克农任国家保卫局长，钱壮飞任红一方面军红军政治保卫局长、胡底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审讯科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胡底任中央军委侦察科科长。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的达维地区会师。8月间，红军总部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但在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突然擅令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一部南下，并同党中央分裂。跟随朱德、刘伯承在左路军工作的胡底，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异常不满，常在一些场合流露他的愤懑。张国焘得知后恼羞成怒，竟将他和李克农、钱壮飞诬陷为“国民党特务”，给他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严格控制起来，取消了他的乘马和勤务员，逼他带病自己背着背包“戴罪”行军。这年9月行至斯达坝与松岗之间，张国焘竟下令将其杀害。[2]编辑本段革命生涯
　　“五四”运动爆发后，革命运动在北京蓬勃发展，得以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晨报》，从而萌发救国救民的愿望，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1923年，在中国大学毕业后，住于钱壮飞家里。
　　1925年和钱壮飞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至1927年，相约钱壮飞与别人合办“兴华电影公司”，以此掩护革命活动。
　　1927年底，和钱壮飞离京，经天津到达上海。
　　1928年春，应聘到上海影片公司当演员。在此期间，他利用演电影作掩护进行革命工作，曾被誉为“东方范明克”。后因受军警缉捕，辗转到达杭州。1929年春，曾于浙江建设局工作。不久，又和钱壮飞回到上海。同年12月，中央特委决定派他与李克农、钱壮飞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组织。他先在南京主持“民智通讯社”，后到天津办“长城通讯社”，又复转南京中央饭店设立“长江通讯社”。为党中央、红色根据地提供了大量重要军事机密情报。
　　1931年8月，和李克农、钱壮飞先后离开上海到江西苏区。此后，他与李、钱频繁往返于北京、天津、上海，和敌人进行多次惊心动魄的斗争，被誉为“龙潭三杰”。在苏区4年中，他除在保卫局工作外，还在中央苏区剧团多次编、演意寓于政治宣传的话剧、活报剧、双簧等。1935年，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执行部长时，被错误诬以“国民党特务”，而遭杀害于阿坝藏族自治州。编辑本段演员特工
　　胡底，原名胡百昌，又名胡北风。1905年3月10日生于周瑜故里舒城县干汊河镇新街松元村。幼年随伯父胡继章读私塾。15岁时入舒城城关植民小学读书。17岁以优异成绩考入合肥省立二中。胡底不仅兴趣广泛，聪颖活泼，且为人慷慨，豁达大度。他虽生于地主家庭，但对穷苦百姓深表同情。有一佃户因纠纷烧了他家的房屋，父亲胡绪章十分气愤，便写了状子要告佃户。胡底知道后，赶忙从路上拦回了父亲，并劝父亲说：“人家赔不起，不要告了。”他还认为这个世道迟早是要翻过来的，要求父亲将家中田送给乡亲们。1923年，胡底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期间，胡底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马列主义的熏陶，积极投身到革命活动中去。经同学吴鹿鸣介绍，胡底和钱壮飞在“安徽会馆”相识。从此两人来往密切，关系日渐深厚。中大毕业后，胡底就长住在钱壮飞家里。1925年，经张暹中介绍，胡底同钱壮飞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在党的教育下进步很快，他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为革命日夜奔走，不遗余力地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1926年，胡底和钱壮飞、徐光华合力办了“光华电影公司”，利用演员职业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胡底和钱壮飞到上海后，一面找党的关系，一面找职业掩护。钱壮飞考取陈立夫的亲信徐恩曾主办的上海无线电训练班。胡底则潜入上海影片公司任江湾昆仑电影制片厂演员。专演武侠为内容的片子，曾扮演过《昆仑大盗》中主角，被人誉为“东方范明克”（范明克是美国武打明星）。
　　1929年12月，中央特科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同志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由于钱壮飞才华出众，并与特务头子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是同乡，深得徐的信任，便被徐任命为自己的机要秘书。
　　胡底俊逸潇洒，多才多艺，对文学和艺术造诣很深。他爱音乐，擅演戏，吹、打、弹、唱样样见长，文笔酣畅遒劲，谈吐诙谐风趣，善交际、乐助人，只要有钱，决不吝啬，在社会上颇有吸引力。这一切，正是他打进敌人心脏并能站隐脚跟取得信任的有利条件。
　　由于国民党内部存在着反蒋、反陈的派系，陈立夫、徐恩曾除搜集反共的情报外，还要搜集蒋介石和其他党派的动向情报。徐恩曾在南京上任后，一面建立最高秘密指挥机关，侦察共产党和蒋介石的情报；一面在南京建立秘密电台，指挥全国的特务活动。由于徐恩曾对组建特务机关不内行，因此他要钱壮飞协助自己。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便借国内竞办通讯社的风气，在南京、天津、上海建立起一套以通讯社和广播新闻形式为掩护的情报机关。这一套情报机构的指挥机关是“长江通讯社”，社长钱壮飞，编辑胡底。社址设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1930年冬，胡底调天津创办“长城通讯社”，社址在日本租界秋山街5号，胡底任社长。李克农则在上海主持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广播新闻社工作。就这样，钱壮飞掌握了国民党最高特务指挥机关，胡底掌握了国民党在天津的最高情报机关，李克农掌握了国民党在上海的最高情报机关。他们三人虽不在一地工作，但为了保证党的领导，他们组成了一个党小组。李克农任组长，重大问题由党小组讨论决定，分头执行。中央还派陈赓同志与李克农保持经常的联系。就此，国民党的最高特务组织机构为我党有组织、有计划、及时地全面掌握了。他们三人如三把锐利的钢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上。编辑本段文化战线显身手
　　胡底到江西苏区后，主要从事政治保卫工作和文化教育事业。
　　1931年12月，在红军反“围剿”不断取得胜利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推动下，国民党第26路军约一万七千人在江西宁都起义，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宁都起义使红军增加了一支新的力量，但是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转化工作却是一个十分艰苦细致的工作。为此，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要胡底、钱壮飞、李伯钊三同志组织演剧队、宣传队，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行前，胡底等三同志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指示说，第一要稳定他们的政治情绪，他们过去为军阀打仗，现在是为苏维埃而奋斗。过去当白军，现在是红军。第二，要想尽各种方法去向他们宣传过去是为谁送命，现在是为谁牺牲。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胡底、钱壮飞、李伯钊编演了《为谁牺牲》这出戏。主要内容是一个白军士兵怎么受苦，后来终于投奔红军。胡底在剧中演当兵的。由于这出戏能抓住为谁牺牲这一实质性问题，加上胡底等同志出色的演技，演出十分成功，引起士兵的共鸣，反响很大，大大推动了部队的思想教育工作。此外，剧团同志还为他们补衣服，关心他们的伤员，使他们深受感动。后来这个剧团还到左权的十五军以及十三、十四军演这个戏。
　　为教育原26路军中的中高级军官，胡底等同志还根据不同对象、不同层次的人演出不同内容不同特点的戏。他们演出了根据苏联话剧《黑人吁天录》改编的《黑奴恨》。这个戏写的是奴隶主怎么压迫黑奴的事。此戏表面上不关中国的事，也不关红五军团的事，但从黑奴遭受的非人折磨中，一种为黑奴鸣不平报仇雪恨的感情在军官的心中升腾，很多军官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在这里，胡底的才华得到了充分施展。后来为加强苏区的宣传工作，胡底又同钱壮飞、李伯钊等同志筹建“高尔基戏剧学校”，为苏区培养了一大批宣传文化工作人员。
　　在苏区的三年多时间里，胡底勤勤恳恳，以丰富的政治内容和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献身于党的文化教育工作。在红军是创作剧本最多的一个。他不但组织红军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发动一些干部编写短小精悍的话剧为部队演出，而且经常同李克农、钱壮飞、李伯钊等同志自编自导自演，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的反动面目，提高红军战士的政治觉悟。在苏区三年，他先后编、演过《为谁牺牲》、《黑奴恨》、《庐山之雪》、《杀上庐山》、《战斗的夏天》、《无论如何要胜利》、《赵一曼》等剧。他的文艺天才和创作才能，受到了聂荣臻等领导同志以及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敬佩。聂荣臻称他“多才多艺”、“很有创作才能”；李克农赞誉胡底年纪最小，而文笔才华最好。编辑本段英年旱殒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根据地，开始长征。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8月，红一、四方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开始过草地。胡底时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执行部长，同中央苏区剧团随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行动。过草地时，张国焘分裂红军，成立伪中央，企图分裂党。胡底坚决反对，慷慨陈词，斥责他“反对中央，是什么东西。我不怕张国焘”。张国焘知道后，把胡底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抓了起来，在草地松岗地区（现属阿坝藏族自治区）与许克坚（李先念战友）一起被秘密杀害。胡底牺牲时年仅30岁。
　　胡底自参加革命以来，对党忠心耿耿，对敌无比憎恨，以卓越的才华，极其英勇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一次又一次的艰巨任务。他是我党初期情报战线上的三杰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事电影艺术最早的一个，是红军时期宣传教育战线的骨干。他为中国革命事业，为保卫党中央和党的地下组织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祖国和人民的好儿子。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1981年12月8日，国家民政部根据中央调查部的意见，追认胡底同志为革命烈士。[3]编辑本段历史评价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曾经多次谈到胡底和钱壮飞、李克农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后，对党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说。如果没有“龙潭三杰”，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
　　1981年12月8日，国家民政部根据中共中央调查部的建议，追认胡底同志为革命烈士。

　　龙潭三杰之李克农
　　职位：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在上海设立的特务机构特务股股长
　　李克农[1](1899.9.15—1962) ，又名泽田、峡公、种禾、曼梓、稼轩、天痴、震中，1899年9月15日出生于安徽巢县炯炀镇中李村(今巢湖市居巢区)。汉族。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人称中共的“特工之王”。1931年冬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卢沟桥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新四军驻上海、南京、桂林办事处处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1941年起，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秘书长。后主持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情报部部长。1953年起，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62年2月9日在北京逝世。功勋卓著。
　　1929年，李克农受党派遣与钱壮飞、胡底一起，打进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任特别党小组组长。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敌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将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李克农得到钱壮飞派人送来的情报，设法报告了党中央，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作出了卓越贡献。

　　李克农李克农就读于安徽公学附小和圣雅阁中学。1917年，在北京《通俗周刊》做发行工作，张勋复辟，被迫回芜，是年娶赵瑛为妻。1918年加入蒋光慈等组织的“安社”。“五•四”运动后，参加芜湖学生运动，与高语罕、朱蕴山、钱杏村（阿英）、宫乔岩等，常在科学图书社相聚，并给《皖江日报》撰稿。1920年就任省政府秘书，次年赴六安任县政府第二科科长。1925年5月，芜湖学生掀起反对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学潮，后李克农与宫乔岩、钱杏村等创办民生中学，任事务主任。“五•卅”惨案后，任皖省“外交后援会”宣传事务。1926年年底，经钱杏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国民党芜湖县党部成立，任宣传委员，后奉中共芜湖特支指示与阿英等打入芜湖青帮组织。4月18日，芜湖国民党右派策划反革命事变，李事先获悉，使中共芜湖特支及共青团芜湖地方执行委员会主要骨干得以隐避。克农等潜往巢县，11月27日返芜，以民生中学校董事会主席身份主持校务，此校成为中共安徽省临委的秘密活动点，遵照临委指示，在校内成立“济难会”。1928年1月27日芜湖县公安局围捕济难会负责人王绍虞等40余人，28日晨，包围民生中学，进行搜捕，李克农潜往上海，省长陈调元下令通缉。

　　李克农抵沪后，李克农与阿英在“春野支部”过组织生活，参与党在沪一些小型报纸的创办，后调入党的沪中区任宣传委员。1929年12月，经组织批准考入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为徐恩曾），任广播新闻编辑，后任电务股长。同年，国民党秘密组建特务组织，任命徐恩曾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实为调查科主任），遵照周恩来的命令，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设法打入其内部并组成党的特别小组，李克农任组长，常往来于宁沪之间指导工作并负责与中央特科联系。1930年，李克农调中央特科工作，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领导，陈赓联系，从此国民党CC组织的秘密经李克农小组有领导有计划及时掌握。1931年，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严重威胁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钱壮飞获悉，即派其女婿去沪告知李克农，李设法转告中共江苏省委，使中央机关及领导人及时转移，敌人暗算落空，受到中央嘉奖。李克农机智勇敢与敌人斗争，被誉为“党的秘密工作四杰”之一。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克农受命作为我党代表，深入东北军开展联络工作，与张学良将军举行了秘密会谈，介绍我党团结抗日的政策和主张，与东北军达成口头协定，并建立了电台联系。西安事变后，李克农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后，李克农领导情报部门，为中央及时揭穿蒋介石提出重庆谈判的和谈骗局提供了重要依据。解放战争中，李克农指导党的隐蔽战线为配合军事作战，特别是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历任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和原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1951年曾参加朝鲜停战谈判。1954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代表之一，出席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会议。曾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2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62年2月9日于北京病逝。

　　李克农病逝，党内军内齐悲。董必武老，曾赋悼诗，毕其功胜于唐太宗前之房玄龄，秦汉之谋士李左车，并慨叹天不遗老，英魂早逝。悼诗全文如下：

　　三十年前事已赊，知君才调擅中华。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

　　天不慭遗兹一老，人如可赎岂千家。箕裘克绍芝兰秀，高举红旗幛落霞。

　　1955年，当毛泽东把军衔授予那些身经百战的元帅、大将、上将的时候，一个从来没有指挥过火线交锋的神秘人物也被授予上将，这就是李克农。在很难看到硝烟的隐蔽战线上，他所建立的功勋虽长期不为人所知，却起到党和军队守护神的特殊作用。
　　1955年国庆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他戴上了金灿灿的上将军衔。他是这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52名将军中唯一一个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将军。
　　毛泽东把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予了他。
　　建国后，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逝世后，各界公祭，周恩来主祭，极尽哀荣。

　　悼词中，提及并肩战斗的先逝者，非同寻常。
　　生前，他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职务是中共中央社会调查部部长和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但却可以列席党的最高层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他去世后，祭礼极为隆重。

　　主祭；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致悼词。
　　骨灰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号院正中大殿的正面，和后来去世的朱德元帅、彭德怀元帅的骨灰相邻。这里是存放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骨灰的地方。
　　他，凭何功勋有这等隆重的祭礼，获得这样特殊的哀荣？
　　悼词中有这样不寻常的一段话：“李克农同志是我党我军政治保卫工作的组织者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作出卓越的贡献。”
　　毛泽东说：李克农等人对党是有大功劳的。

　　这份悼词，这个评价，是党中央对他们特殊功勋的追思、褒扬，将载入史册。历史地位
　　美国中央情报局获悉李克农去世的消息后，欣喜不已，宣布休假3天，以庆贺强有力的对手消失了。这个举动在中央情报局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历史这样说：没有李克农，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30年代初以后可能要重写
　　历史不能倒回去按后人的愿望有希冀重来一遍，也不能依据假设重演。但在这里，为了说明李克农和他的战友，姑且假设一下。

　　假如没有李克农他们，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许多领导人，如王明、博古、周恩来、邓颖超、瞿秋白、陈云、康生、聂荣臻、李维汉、陈宗瑛……将难逃国民党的魔爪。CC特务头子陈立夫曾遗恨、沮丧地哀叹道：只晚了5分钟，否则，周恩来等共党首脑将被一网打尽。
　　假如没有李克农他们，毛泽东在领导中央苏区反围剿时，很难说会如此及时、准确地掌握蒋介石的军事部署而赢得胜利。
　　历史造就了李克农等人。1928年春，李克农逃离家乡来到上海，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中共中央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顿悟到要生存、要战斗、要取得胜利，必须建立一个特殊机构，确保“知己知彼”，以求“百战不殆”。于是由周恩来等筹划建立了中央“特科”，设法获取敌人的军事动态、政治动向，铲除奸细，惩治叛徒，筹集活动资金，保证秘密交通，保护要人安全等等。
　　周恩来指示李克农，趁国民党CC特务组织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招聘广播新闻编辑为名，实为扩大特务组织之际，以公开应试的方式打进去。李克农在极短的时间内，掌握了应考的必备知识，以优秀的成绩名列第一。
　　这个无线电管理局，是国民党CC头子陈立夫的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用来掩人耳目的，由陈立夫的亲戚徐恩曾掌管。
　　徐恩曾对李克农观察一段时间后，庆幸自己觅到一员干将。不久，李克农便升任特务股股长。官虽不大，却管着全国的无线报务员。这正是获取情况最好的位子。周恩来早就想把国民党初建的这个机构拿过来为我所用。这个时机已经成熟。
　　徐恩曾得意地夸耀自己有三员干将：
　　贴身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坐镇设在南京的特务首脑机构——“正元实业社”兼管“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特务股长李克农；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胡底。有他们3人，就有了最灵敏的耳目。全国南北，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内部各派，或者其它党派的情报会以最快的速度放在他们的办公桌上。
　　李克农、钱壮飞、胡底3人奉周恩来之命组织特别小组，李克农任组长，由他和“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单线联系。
　　徐恩曾十分器重他们，特别是钱壮飞，因是同乡，又有才干，连机密电报也交他翻译、分类整理。
　　徐恩曾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得力干将，竟是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他引以为豪的特务网竟由共产党员替他出谋划策建立起来；送到陈立夫、蒋介石面前的绝密情报竟有一份复制品同时放在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面前。历史定位
　　建国后，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

　　千钧一发，龙潭三杰显神通，中共中央免遭难
　　目瞪口呆，叛徒邀功终成空，蒋怒陈悲空嗟叹
　　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深夜。李克农在一个秘密据点里——家不起眼的简陋的旅馆，地处闹市的狭窄马路旁。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符合接头的暗号。他刚开门，一个年轻人跌撞进来。神色紧张，呼吸急促，递给李克农一封密信。
　　这个青年人是钱壮飞的女婿，钱壮飞把他安排在正元实业社作杂务跑腿的工作，实际是他和李克农之间的联络员。
　　李克农一看钱壮飞的密信，犹如五雷轰顶，他怔住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在武汉被国民党武汉行营侦缉队捕获后叛变，要到南京面见蒋介石，密报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住处，并要亲领CC特务，将中央机关和在上海的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以作为向蒋介石投降的见面礼！
　　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中央领导人危在旦夕！分分秒秒耽误不得！

　　不巧得很，这天是星期六，不是与陈赓接头的日子。找不到陈赓就无法向中央报告这个十万火急的情报。
　　李克农在屋内转了一圈又一圈，烟吸了一支又一支！他要强迫自己的情绪镇定下来，让头脑冷静下来。不知不觉间，细汗渗出汇成汗珠顺颊而下。
　　“有了！”他终于让脑子灵活地运转起来，找到了办法。

　　找江苏省委。找到江苏省委，就能找到陈赓。

　　夜幕下，他行色匆匆，找了一处又一处。
　　熹微中，他步履急迫，问了一人又一人。

　　苍天有眼。他终于找到了陈赓。

　　马不停蹄，他和陈赓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召集中央有关领导，决定采取断然措施。
　　把顾顺章知道的所有关系和线索统统掐断。把顾顺章知道的所有联络暗号和接头方法全部作废。
　　立即撤退。中央机关、江苏省委机关、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机关全部撤出。中央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地下交通全部转移。
　　话分两头。南京蒋介石果然接见顾顺章。顾顺章送上了见面礼。

　　1931年4月27日一早。

　　陈立夫、徐恩曾带着顾顺章立刻奔往上海。
　　顾顺章带着陈立夫、徐恩曾像饿虎扑食、恶狼端窝准确无误地向目标扑去。

　　一处处人去楼空。一个个希望落空。
　　在四壁徒然的中央机关里，刚刚烧完的文件还在冒着缕缕青烟。来不及拆除的天线还在那里悠悠晃动。陈立夫目瞪口呆。顾顺章木头人般地戳在那里。
　　“刚才见到什么人？”陈立夫问。

　　“有一个气质庄重的女人在附近走过！”

　　“一个老头行色匆匆转过拐角！”特务们说。
　　周恩来化妆成女人，陈赓则装扮为一个老者。

　　他们确实刚刚离开，在敌人眼皮下消失了。

　　陈立夫哀叹道：活捉周恩来，只差5分钟。
　　蒋介石在南京坐等喜讯，结果却是个多彩的肥皂泡。他恨恨地骂了声：“娘希匹！”
　　陈立夫的哀叹并不正确。5分钟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从他委任徐恩曾建立CC特务组织开始的第一秒种就注定了今天的结局。
　　顾顺章出卖了党在武汉的地下组织，出卖了红二方面军在武汉的秘密办事处，到苏州监狱中指认出恽代英，以此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紧接着，又向敌人提供当时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特征。由于向忠发不听周恩来劝告私自外出而遭国民党特务逮捕。
　　1937年冬，顾顺章在镇江被国民党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