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川沙天狮医院结石:世界巨富发家史摘

　　铁路巨头斯坦福

　　1814年，英国发明家斯蒂芬斯发明了蒸汽机车后，欧美等国相继掀起了修筑铁路的热潮。这里讲的是一个名叫斯坦福的美国人靠修筑横贯美国东西部的大铁路发了大财，成为控制美国的十大财阀之一的故事。

　　斯坦福早先是美国加州的一个批发商，他加入了共和党以商人的身份从政，当上了议员。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主张给黑人自由的共和党战胜了代表奴隶主利益的民主党。37岁的斯坦福当上了加州州长。他在州长任期中积极参与修筑横贯铁路计划，从而成为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总裁。

　　斯坦福对铁路有兴趣，是和他的家庭分不开的。他的父亲拥有大农场，并在他7岁那年，承包了一段24公里的铁路工程。斯坦福是个懂事的孩子，虽然才七八岁，每到星期六他一定会扛着铁锹去铁路工地帮父亲的忙。如今他当上了一州之长，大权在握，可以在兴修铁路上大显身手了。斯坦福召开了加州特别会议，形成了修筑铁路的特别决议。因为修筑铁路不光是加州的事情，斯坦福特邀了邻近的俄勒冈州，以及内华达州、华盛顿州的代表。会议人数超过了100人。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形成了决议。斯坦福答应加州准备1500万美元，作为铁路建设补助金。俄勒冈州也许诺准备500万美元。

　　斯坦福派本州铁路技师犹大将会议决议案送首都华盛顿审批。同犹大一同前往的，还有一位名叫巴金的年轻政治家。犹大一行人到达华盛顿后，在众议院租到一间房子，展示横贯美国东西大铁路的模型，并展开公关和宣传活动。他们还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法案，法案条款包括：铁路公司可以发行5000万美元的债券;免费取得铁路两侧122米的公有土地;铁路两侧32公里的公有土地，低价让给铁路公司等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修筑铁路集资。

　　此时美国的总统是林肯。斯坦福必须借助林肯总统的力量，让修筑铁路法案通过。为了让总统相信他们的能力，斯坦福和亨金顿等5人，各自拿出了巨额资金，组建了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在林肯总统的支持下，国会通过"太平洋铁路法"，规定成立两个公司：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由这两个公司承办这一条铁路。

　　被称做"世纪大道"的铁路，终于在1863年1月8日正式动工了!州长兼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简称CP公司)总裁斯坦福，乘坐四匹马拖拉、两侧插着小旗的黑色马车奔驰而来。萨克拉门多河与亚美利加河相接处，一大早就骄阳似火，气候很是反常。积雪刚融化，泥泞的路面上竖立着一根根旗杆，星条旗和绘有大熊标志的加州州旗，在晨风中高高飘扬。路上排着几十辆来宾的马车，近千名群众聚集在河畔堤防上，欢庆这一划时代的开工典礼。

　　斯坦福脱掉大礼帽，缓缓登上了河畔临时设立的讲坛。他像往常一样庄重，从口袋中抽出了讲演稿，说："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世纪大道就要动工修建。这条大道横贯4300公里长的美国大陆。我们这次连接东西两半球，是秉承上帝的旨意。现在，加州不是在大陆的尾部，而是一座确确实实的黄金城，是美利坚西部的正门!"台下欢声雷动。斯坦福从讲坛上走下来，接过递来的一把铁锹，铲起含有冰雪的泥土，抛向预定的铁路路基上。

　　陆军乐队奏起了《星条旗永不落》的曲子，男士们脱帽放在前胸，不少女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州长的保镖突然拔出腰间的手枪，朝天开了一枪，然后又开了第二枪、第三枪，群众发出了阵阵欢呼。亚美利加河上正在造桥，工人们把石头堆高，他们的双腿浸在冰冷的河水中，听到枪声，他们也纷纷拔出手枪，朝空鸣放，以示庆祝。

　　修筑横贯美国东西部的大铁路，工程极为艰巨。铁路所经过的地方，地形十分复杂，有高达2100米的高山，有河流湖泊，还有荒无人烟的荒漠。自然条件恶劣不说，还有人际矛盾。铁路法案后来又规定：铁路两侧公有土地增至80公里，由此遭到了印第安人的激烈反对，因为这两侧区域中，包括了许多印第安人居住地，他们死也不肯从居住地撤离，而白人方面则以贯彻铁路法案为借口，驱逐印第安人，并烧毁他们的房子，双方矛盾激化了。

　　UP铁路(即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开始修到内布拉斯加山脉的时候，印第安人的红云酋长，率兵从落基山麓来到这里，袭击护路的军队和民兵，向工地帐篷施放浸过油的着火弓箭。随着铁路的延伸，演变成一场浴血的生死战斗。后来，斯坦福为了加快铁路建设，下令采取怀柔政策，一些印第安人后来也加入了筑路工人的行列，矛盾才逐步缓解。

　　在铁路铺设工程沿线，分布着巨大、繁茂的松树林，这是很好的枕木来源。铺路者根本不用担心枕木匮乏。森林地带野牛数量很多，这就为铁路工人提供了大量肉食。

　　1863年10月6日，由费城一家工厂制造的火车头运到了铺路工地。火车头是拆成零件，打包装上帆船，经过120天的航程运到的。CP铁路上这第一个火车头，被任命为"斯坦福号"。斯坦福、库罗卡、亨金顿、霍布金斯几个大股东，为了推销股票和公司债券，特地为这个火车头举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展示会。

　　擦得雪亮的"斯坦福号"被绞车吊上轨道。火车头是烧木柴的，司炉点燃木柴，发动了几次都没成功。斯坦福拍拍司炉肩膀，鼓励他不要灰心。终于，浓浓的白色蒸汽往上喷了，引擎突然大吼一声，活塞开始运动，"斯坦福号"有如威武的君王，慢慢向前驶去。人们打开香槟酒朝火车头上喷，发射了35响礼炮，以示庆贺试车成功。

　　斯坦福这个人物是复杂的，作为州长，他一心想修好铁路为民造福;作为铁路头号股东、大资本家，他自然要榨取工人的血汗，攫取最大利润。铁路要穿越整个内华达山，光是隧道就有15个，工程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大批欧洲移民吃不了那个苦，加上嫌工资太低，纷纷转往银矿和铜矿找活干，工程一度受挫，进展缓慢。这时候，斯坦福派人到旧金山，通过华人的经纪公司，陆续召来了大批华工。他们从加州各地被带到内华达山的工地现场。

　　这些从中国广东、福建和香港等地招来的筑路工人，工资仅及白人的1/33，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尽管如此，雇佣华工一事还是遭到了具有种族偏见的人们的激烈反对。斯坦福力排众议，说："你们听没听说过中国人筑万里长城一事?中国人是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石匠?"

　　斯坦福先后招来了1.5万名华工。当时华工苦力的来源有三个：一是太平天国运动中被清政府逮捕的客家族俘虏和清政府在押囚犯;二是当地的亲朋好友串联而来;三是被人贩子贩卖而来。介绍贩卖业务的大多是英国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这种交易在美国称为"贩猪业"，因为这些苦力简直和非洲奴隶一样，像猪一样被关在船舱里，毫无人身自由，直到运抵目的地为止。

　　"横贯美国中西部大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就卧着一名华工的尸体"，这是中国筑路工人悲惨遭遇的真实写照。1866年12月，在内华达西侧工作的华工全部遇到雪难，但内华达山的隧道工程仍继续进行。雪崩频繁发生，在工程中丧生的华工越来越多。华工们就是在这种极艰难的环境中，用勤劳和智慧的双手，一点一点凿通了隧道。

　　1869年5月10日下午2点多钟，UP铁路和CP铁路在犹他州的普罗蒙特利相连上了，完成了划时代的壮举。斯坦福身穿黑色的燕尾服，戴一顶丝质小礼帽，搭乘"丘比特号"，早上6点从萨克拉门多出发，到达这里。在客车上，他和应邀前来的亚利桑那州州长、加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等宾客，一边喝酒，一边闲聊。当火车穿越内华达山隧道之后，大家举杯向他祝贺，"恭喜"之声不绝于耳。

　　CP铁路和UP铁路的接轨地点，名叫奥格登城。奥格登城是枪王勃朗宁的故乡。勃朗宁在一生中，共取得128种枪械专利。

　　为了纪念东西铁路的大会合，加州一位名叫休斯的富商，捐赠了一枚黄金轨钉。这轨钉比一般的轨钉要大一倍，直径大约有15厘米多，钉身是用18K金铸成，外表镀了纯金，上面刻有斯坦福等对铁路建设有功者的名字。另外，内华达的弗吉尼亚城也捐赠了一枚轨钉;和斯坦福同车来的亚利桑那州长也钉人一支金、银、铁合金的轨钉;还有爱达荷、蒙大拿州也都捐了金、银轨钉。

　　旧金山的陆军骑兵第21连队的5个中队，专程赶来参加典礼，他们的军乐演奏使整个会场热闹非凡。

　　斯坦福敲下了黄金轨钉的第一锤。这一锤只是做出一种姿态，银锤掠过轨钉，落在铁轨旁边电报线的信号器上。信号器直通华盛顿，全美各地教堂都响起了钟声，庆祝这非凡的时刻。道奇少将和蒙塔吉两位技师互相握手致意后，庆祝酒会正式开始。

　　CP铁路的技师长史特罗，带着穿蓝色长裤、留有长辫子的华人现场监工，也来到会场上，向广大宾客们介绍劳苦功高的华工。斯坦福请画家将会场的情景描绘下来。威尔斯最后一班货运马车的车夫——凯尼和格尔两个人，也特地前来参加盛会。凯尼喝得大醉，不胜感慨，满含热泪地说："我在这片沙漠上已经整整跑了不下13年了!"

　　横贯美国东西部的大铁路通车后，掀起了一股移民热潮，不但美国东部大量移民拥向西部，英、德、挪威、瑞典等欧洲各国的人，也纷纷来到这里落户。铁路两侧大片的土地，现在可以转卖了，当年铁路的股东们便大发了一笔横财。斯坦福作为大股东之一，自然成了大富豪。

　　斯坦福把全家移居到旧金山。在可以俯瞰海湾的"贵族之丘"上，斯坦福修建了一座豪华的宅邸，并在郊外买下5.5万英亩的牧场。1868年5月，也就是斯坦福钉下黄金轨钉的前一年，他的唯一的儿子小斯坦福诞生了。斯坦福把儿子视作掌上明珠，从儿子上幼儿园起，就专门为他请了音乐和舞蹈家庭教师，还特别对他进行法语训练。他们准备让小斯坦福将来上哈佛大学，所以把中学教育选在纽约，而且为此还在纽约租了一处房子。1883年11月，斯坦福夫妇带着15岁的儿子去欧洲旅行，在意大利旅行途中，小斯坦福突然发高烧不退，经诊断，患的是伤寒。老夫妇心急如焚，特地从巴黎请来名医诊治。但是很不幸，小斯坦福还是离开了人问。再过6天，就是斯坦福60岁生日。

　　晚年丧子给了斯坦福十分沉重的打击，此后整整五个星期，他把自己关在巴黎的旅馆内，不断地修改遗书。为了纪念爱子，他决心创办一所大学。1886年的夏天，斯坦福正式宣布捐出250万美元，作为创立斯坦福大学的基金。这时他当选联邦参议员已有两年了。

　　斯坦福大学位于旧金山以南约50公里处，名叫帕洛阿尔托，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城。这里本来是一片原始森林，到处是茂密的美国松和橡胶树。1891年10月，斯坦福大学正式成立并开始授课。

　　创办斯坦福大学，说明斯坦福是有眼光的。现在迎来了铁路时代，社会上对优秀人才的需求比对马匹的需求要迫切得多。斯坦福原先经营牧场，培育优秀马匹，现在马匹时代已经过去了。斯坦福大学后来成为美国西部一所著名的大学，与东部的哈佛大学和霍布金斯大学并驾齐驱。

　　炸药之父诺贝尔

　　提到诺贝尔这个名字，全世界几乎无人不知没人不晓。诺贝尔是瑞典籍的科学家、发明家，他因发明炸药、雷管并经营、生产这两样东西而成为富豪。诺贝尔临去世前留下遗嘱，决定在他死后把遗产的一部分作为基金，以其全部利息分成五等份，作为"对人类幸福最具贡献者"的奖金，即：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和平事业五个奖项(1968年增设经济学奖)。

　　诺贝尔一家是土生土长的瑞典人。他的父亲就是个发明狂，一生中有过不少发明。诺贝尔从小受父亲的熏陶，对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

　　诺贝尔幼年时，家境并不好，父亲为了一家生计，只身前往波兰，但仍不能谋得好职业，后来又辗转来到俄国。由于生活极为困苦，诺贝尔营养不良，瘦弱多病，经常感冒、发烧，母亲没少为他担心。8岁时，他就读于镇上的一所小学，因身体虚弱不得不经常请假，但天资聪明的他，成绩不但没落在后面，反而比其他同学更优秀。

　　诺贝尔身体瘦弱，没有太多的玩伴，他不像一般孩子那么活泼，而是经常独自玩耍。他喜欢安静地看童话故事，或是到草原上散步，去摸摸青草、虫儿，捡捡小石头赏玩一番。在校园里，他经常远离同学，独自坐在树荫下看天空中变化不定的云彩或地上昆虫的各种动态。因此老师觉得他将来可能会成为诗人或文学家。诺贝尔的外婆很疼爱他，经常给他讲一些瑞典和丹麦的童话故事，这时他总是乖巧地静静地听着，脑海里充满了无尽的遐想。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所燃起的无数幻想，可能就是日后发明创造的胚芽吧!

　　诺贝尔9岁那年，父亲从俄国来信说，他已在圣彼得堡开设了一家制造军用机械的工厂，俄国对他很重视。父亲叫全家到他那里去定居。1843年12月22日，也就是诺贝尔10岁生日那天，全家人离开瑞典，乘坐轮船渡过波罗的海向圣彼得堡出发。

　　父亲到码头上迎接他们。诺贝尔坐在马车上左顾右盼，望着高耸的寺塔及洋葱头状的屋顶，对异国大城市中的每一件事物都感到惊奇。到达新居安顿下来后，父亲对三个孩子说;"今后你们弟兄三个要彼此勉励，努力学习，才能做出伟大的事业来。"父亲问老大罗伯特："你将来长大打算做什么?"罗伯特说："我一定要成为伟大的技师!"父亲又问老二路德依希："你呢?"路德依希说："我们家向来很穷，所以我要做一个大企业家，赚很多很多的钱。"诺贝尔不等父亲问他，就抢着说："爸，我将来要当发明家!"母亲严肃地说："好啦好啦，将来想做什么都可以，目前最重要的是用功读书。"

　　诺贝尔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他读书很用功，很快学会了俄语，接着又学会了英语、德语。他的学习兴趣广泛，不仅阅读有关机械、物理、化学方面的书籍，更喜欢文学，偶尔还作诗自我欣赏呢。

　　有时候，诺贝尔和哥哥们到父亲的工厂去，他总是被那些转动中的机器深深地吸引住，但他却又发现了更有趣更好玩的东西，那就是装入水雷的火药。当时的火药，无论是用于枪炮或水雷，全都是黑色的。诺贝尔会偷偷地带点火药回家，为了避免让爸爸发现而挨骂，他经常把火药粉放入纸袋中悄悄带走。

　　诺贝尔用带回家的火药做烟火，他把火药放在纸筒里，然后竖立在草地上，点着火后，火药会"咻——"的一声，在黑暗的夜晚中喷出美丽的火花。他又模仿父亲的发明，尝试做地雷来玩。他先用纸把火药粉包成圆团，再用较韧不易破的纸搓成长条，作导火线。他觉得这还不好玩，又把火药装入小空罐中，封紧盖子，再点燃导火线。"砰!"炸裂的罐子发出了巨响，盖子飞了起来，大家都吓了一跳，跑出来看是怎么回事。诺贝尔的调皮很快被父亲知道，父亲严厉地禁止他再玩火药。

　　工厂的员工们听说此事，不再让诺贝尔接近火药。诺贝尔心想："哼，不给?我就自己制造火药。"他翻阅化学课本，原来是把硝石、木炭和硫磺混合，难怪火药都是黑乎乎的呢。诺贝尔的试验成功了，因此他又开始玩烟火了。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最后难免被父亲发觉而遭到禁止。但诺贝尔从玩耍中，发现了火药包扎的松紧与爆炸强力成正比的基本原理。

　　转眼间诺贝尔长到17岁了。这时他的两个哥哥已在父亲的工厂里工作。父亲跟母亲商量，想让诺贝尔也到工厂上班，专门搞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为了让他先打好坚实的基础，父亲先派他去美国，跟那个发明螺旋桨式汽船的瑞典人学习一段时间。

　　于是诺贝尔第一次离开父母亲，远涉重洋到了美国。他投入到了瑞典籍的美国大发明家艾利克逊门下。艾利克逊对他深表欢迎。

　　诺贝尔跟艾利克逊学习了许多有关各种机械的技术，并帮助艾利克逊从事热空气引擎的研究工作。热空气引擎也就是今天的燃汽轮机，在当时还没有普遍使用。诺贝尔从这项研究中，得知物体燃烧发热使气体膨胀产生力量的原理，并学习到许多新的知识。

　　可是单独来到遥远的国度的诺贝尔，心中交织着复杂的情感，这使他对文学的兴趣胜过对机械的研究。每当他想家感到孤寂时，大诗人雪莱的诗便成了他的寄托，写诗也成了他的主要消遣。

　　一年过去了。诺贝尔辞别艾利克逊，离开美国踏上归途。当他路过巴黎时，他想在此学习化学和物理;另一用意，是想欣赏巴黎美丽的风景以培养他作诗的灵感。

　　诺贝尔在圣彼得堡时已有一定的法语基础，为了使自己的法语更流利，他进了一家法语会话补习班。在补习班里，他结识了一位美丽的少女。两人一见钟情，彼此相爱，海誓山盟私订了终身，但遗憾的是，他所深爱的少女不久竟因病去世了!这个打击，使诺贝尔无心留恋巴黎。他在少女的葬礼之后，就离开了这个心碎而难忘的地方，专心致力于将来的理想与事业，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圣彼得堡。

　　刚满19岁的诺贝尔回到了阔别两年的亲人身旁。父母的身体都很硬朗，公司业务也相当景气。他的大哥担任了公司经理;二哥担任工厂厂长，都成了优秀的技师，且在工作上能独当一面。父亲决定把诺贝尔安插在指导发明的单位工作。

　　诺贝尔第二天就到工厂上班了。他每天的工作相当繁重，终于积劳成疾，病倒了。家里人想让他去南方温暖的乡下静养，可诺贝尔却想去德国。他希望能趁这个机会学习德语。尤其他认为德国有最好的化学技术，因此他就来到靠近阿尔卑斯山的温泉地养病。等身体康复后，他就立刻启程回到了圣彼得堡。

　　这时候，俄国和英法联军发生了战争。诺贝尔家的工厂大量生产水雷，供不应求。水雷的威力被证实后，有两位化学专家来到工厂访问，他们就是在俄国学术界留下许多功绩的希宁和特拉浦博士。

　　父亲把诺贝尔介绍给两位专家。希宁说："为了使俄国获胜而早日结束战争，我们想制造威力强大的炸弹，能不能和你们工厂共同研究?"诺贝尔说："当然可以，不过，这大突然，一点头绪也没有呀。"特拉浦博士说："这点你不用急，我这里有强烈的液体爆炸物，但它的威力无法确定，有没有实用价值，还没有把握。"他说着拿出个装着透明液体的瓶子来。

　　诺贝尔一见便说："啊，销化甘油!"他从书本上得知，这是1847年意大利科学家沙布利诺发明的，今天他是头一次看见。沙布利诺因试管中的硝化甘油突然爆炸而受伤，从此便停止了试验。

　　两位专家把瓶子留了下来，让诺贝尔做试验用。诺贝尔此时再也不会想到，这件事后来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带给他辉煌无比的人生。

　　诺贝尔和父亲开始细心研究硝化甘油。由于它呈液化状态，稍微处理不当就会发生可怕的爆炸。但硝化甘油却是心脏病患者的有效医疗用品，至今仍被广泛使用。

　　俄国最终战败了。诺贝尔家的军事工厂因此陷入了困境，被迫停工。父母亲带着诺贝尔的弟弟回瑞典去了，诺贝尔和两个哥哥仍留在圣彼得堡。工厂换了新老板。诺贝尔由于改良了晴雨表、水计量表并取得了专利，受到老板器重。这时候，父亲来信说他已开始对硝化甘油做研究，并问诺贝尔的进展如何?诺贝尔决心继续研究，不输给爸爸。

　　经过许多次试验，诺贝尔发明了将硝化甘油装入小玻璃管中再放进一个铁罐里，四周塞满黑色火药，再用导火线点火。"轰!"一声巨响，试验成功了!这种能使火药完全爆炸的小玻璃管，便是诺贝尔的发明物"雷管"。

　　由于诺贝尔发明雷管，使硝化甘油能安全地使用于矿山、隧道的爆破工程，因此他高高兴兴地把这项发明带到了父亲身旁。而他父亲在这方面却毫无进展。

　　诺贝尔和父亲打算成立一个诺贝尔硝化甘油公司。为了筹措资金，诺贝尔前往法国，四处拜访巴黎银行，向他们说明他从事的是一种具有伟大远景的事业。但是，没有一家银行愿意贷款给他。后来，幸运之神终于向他伸出援手了，法王拿破仑三世对他的发明很感兴趣，认为硝化甘油在军事上将有广泛用途。诺贝尔因此获得了10万法郎的贷款。

　　诺贝尔和父亲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郊外，筹建了一个小型试验工厂，这就是诺贝尔火药工业公司的前身。1863年诺贝尔满30岁时，火药工厂正式开始制造硝化甘油。他的弟弟艾米尔也是个炸药迷，每天泡在工厂里，帮助父亲和哥哥。不料由于大意，9月3日这天，工厂突然发生爆炸，成了一片火海!诺贝尔和父亲赶到出事现场时，工厂已成了一片废墟。他们从残留的灰烬中找到五具遗骸，其中一具便是诺贝尔最疼爱的小弟艾米尔。

　　经受这次重大刺激后，父亲因脑溢血而病倒，母亲终日以泪洗面。诺贝尔也是悲痛万分!他从悲伤中重新再奋起，并立下一个宏愿："我一定要找出硝化甘油最安全的使用、存放和大量制造的方法。"

　　无奈警察机关严禁诺贝尔火药工厂复业，并不准许他们在离市区5公里内做这项危险试验。诺贝尔于是到乡下去寻找用地，但人们都拒他于千里之外，他不得不死了这条心。诺贝尔只好买了一艘大船作工厂，到一个大湖上作试验。尽管如此，其它船只上的人因上次的爆炸事件而心惊胆寒，不许诺贝尔的"水上工厂"靠近。诺贝尔不得不经常改变停泊位置。

　　硝化甘油炸药又生产出来了，但由于爆炸事件，没有人敢购买。诺贝尔心想，没有人敢使用，我的努力岂不是白费?他于是决定扩大宣传，并亲手做示范表演，让人们知道这是一种不仅威力强大而且安全可靠的炸药。受邀者目睹了他的示范表演，渐渐地打消了疑虑，工厂的订单又源源而来。

　　诺贝尔又到德国汉堡去开设火药工厂。工厂不大，四周环绕着4米厚3米高的围墙。这座小小的工厂，从此却支配了世界火药界。汉堡的硝化甘油工厂，不久成为热门的消息而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

　　当时在德国，硝化甘油也仅仅是被用在铁路工程方面和铁矿的开采上。

　　诺贝尔的硝化甘油信誉步步高升。其实硝化甘油和从前一样，依然是危险的爆炸物。它之所以没有节外生枝，是因为德国气候寒冷，硝化甘油在低温下不易爆炸的缘故。这种炸药搬运起来也很危险。由于硝化甘油是一种粘稠的液体，有些无知的人竟把它当做润滑油来使用。更可笑的是，有一个旅馆的服务员，竟以为那是光亮剂，拿它擦皮鞋和皮裤。

　　有一位德国旅客到纽约旅馆投宿，外出时他把一个小盒子存放在服务台。服务员不知道盒内装的是硝化甘油，随手放在椅子下面。不久服务员发现小盒子冒黄烟，惊慌之余，他拿起盒子就往马路上丢，转眼工夫，就引起了一场大爆炸。附近一带民房的门窗玻璃全被震破，而马路上丢盒子的位置炸成1米的深坑!

　　这件事立刻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以最醒目的标题、最大的篇幅谴责硝化甘油。

　　1866年3月，巴拿马一艘名叫"欧洲号"的轮船离港时，甲板上的硝化甘油突然爆炸，致使17人死亡，船身严重受损。在旧金山一个仓库中，硝化甘油爆炸又造成14人死亡……

　　接踵而来的爆炸灾害，致使各国都严格禁止硝化甘油的贮存和制造。聆听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硝化甘油最早发明人沙布利诺震惊地说："我怎么会造出这种残害生灵的罪恶物品来?我真后悔呀!"

　　诺贝尔面临这些打击和不绝于耳的责难，并没有灰心丧气。他想起那些无辜的被炸死的人们，想起可怜的弟弟艾米尔，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研制出十分安全的硝化甘油炸药来。经过无数次试验，他终于研制出一种用雷管引发的、固体状态的硝化甘油炸药。

　　1866年10月，德国克鲁伯地方组织了一个硝化甘油炸药审查委员会，对诺贝尔所制造的炸药在安全性和威力方面做了一定安全审查。全体委员审查后一致认为：这是一种成功的产品，在使用和运输方面都可以绝对放心。

　　多年来的辛勤努力，终于有了结果。第二年年初，德国矿业界人士前来订购大批硝化甘油炸药。由于采矿的效率提高，而且从未发生意外，矿商们个个眉开眼笑。接着，法国、英国也来采购，连诺贝尔的祖国瑞典也订购了。诺贝尔见瑞典已愿意采用，高兴地说："我总算能够为祖国尽一点心力了。"

　　一度被视为可怕的危险物品，现已成为赐福人类的大功臣。硝化甘油炸药用途之广难以尽述，像隧道工程、开发铁路、挖掘运河、开山辟地、铺路架桥等等，都需要它。

　　硝化甘油炸药促进了世界科技的快速进步。诺贝尔的克鲁伯火药工厂在不断地扩展着。到1874年，硝化甘油炸药的供应量达3120吨。

　　不久，德国和法国爆发了战争。当时德国称为普鲁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普法战争。法国无法抵挡新的硝化甘油炸药的威力，终于向普鲁士投降。诺贝尔听说被炸死炸伤的士兵令人惨不忍睹，心中的愧疚油然而生，他又忆起了惨死的幼弟艾米尔。他深深地责备自己说："硝化甘油炸药竟然给人类带来痛苦，带来不幸!我有罪呀……"他的工厂投资合伙人劝慰他说："不，您千万不要这么想，炸药本身无罪，是战争带给人类痛苦的。炸药用来开矿、铺路、搞建筑，不是为人类造福的吗?"

　　1872年9月3日，诺贝尔的父亲与世长辞，终年71岁。父亲去世后，母亲仍留在斯德哥尔摩老家，过着孤寂而平静的晚年。诺贝尔的两个哥哥也很有出息，他俩在俄国的巴库发现了油田，开办了一家石油公司，并且发明了用地下管道输送石油。公司的年产量达20万吨。

　　诺贝尔因经营硝化甘油炸药而发了大财，成为世界闻名的大富豪。他后来迁居到意大利，一直到去世。

　　诺贝尔一生刻苦学习和钻研，他不但发明了硝化甘油炸药，还发明了汽车自动刹车装置、石油连续蒸馏法等，共取得了355件专利。

　　诺贝尔虽然成了大富豪，可他和妻子、儿女的生活依然与过去一样，从不奢侈浪费。他经常把大笔款项捐给慈善事业，毫不吝啬。诺贝尔慷慨大方之名，很快传遍了各地，因此要求他帮助的穷人络绎不绝，但诺贝尔从不厌烦，总是尽力帮助他们。这样一来，每天都有大群的贫民等候他救济，诺贝尔深感为难，感到招架不住了。他写信给哥哥谈起这件事："我每天光是收到的求助信，就不下20封，估计每天支出的救济费约2万克郎以上。一年下来就得花去700多万克郎。长此下去，恐怕世上最富有的人也招架不住了!"尽管如此，诺贝尔仍尽力帮助穷困的人，可恶的是这些人中总是夹有诈骗之徒和无赖。

　　诺贝尔多才多艺。他自幼喜爱文学，平时工作再忙碌，他也要偷闲阅读小说和作诗。他更喜欢哲学，他说："饭可以不吃，哲学书不可不读。"正是哲学的思辨和文学的想象力，推动了他的科学发明。他喜欢易卜生的戏剧，他和法国大文豪雨果的交情也不错。他不但经常写诗，30岁那年还写了一部名为《兄弟》的小说，后来又写过一部《非洲的光明时代》的历史小说。1885年，诺贝尔还写过一部《专利病菌》的喜剧，1896年临去世前，又完成一部叫《报应》的悲剧。

　　诺贝尔不像有些发明家只会搞发明不会经营，他还是个极精明的大企业家。他终生守着自己研究、自己创造、自己生产、自己销售的不变法则。他很了解商业界的阴谋险诈与反复无情的激烈竞争。诺贝尔将世界各地硝化甘油炸药公司联合起来，形成庞大的"托拉斯"，无论在生产、经营、技术等方面均由他独揽大权。这种托拉斯的营运组织，已为世界各大跨国公司采用，这是诺贝尔在商业上的一大成就。

　　诺贝尔的托拉斯成为世界性的特大企业，1886年他就拥有9.7亿美元的资产。

　　印度第一财团塔塔

　　在印度最大的钢铁厂——塔塔钢铁公司的大门口，矗立着一座巨大的铜像，他以深邃而安详的目光，宛如佛陀一般俯视着进进出出上下班的员工们。这就是塔塔财团的创始人贾姆谢特吉·塔塔的塑像。时至今日，还经常有人在铜像脖子上挂上美丽的花环，以表达对他的尊敬与爱戴之情。塔塔财团是当今印度的第一大财团，也是印度最老的财团。眼下，它共拥有95家公司，涉及钢铁、汽车、机械、电力、纺织、化学、食品、家用电器、电子设备、计算机、石油开采、渔业、银行、投资公司、印刷出版、原子能研究等领域，1994年的总资产为1500亿卢比，约合50亿美元，占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的2%。贾姆谢特吉及其塔塔家族所谱写的一部塔塔财团的发家史，犹如印度工业发展的缩影，在印度工业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塔塔家族是印度的少数民族——帕西族人。帕西族人数虽少，却大多以经商为生。贾姆谢特吉的父亲努塞尔万吉也是一个商人，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与人合伙在孟买开了一家小商行。贾姆谢特吉从小就跟随父亲，来往于孟买与中国的香港、上海之间，做棉花、茶叶、丝织品等进出口生意。1857年和1867年，英国殖民者先后发动了侵略伊朗和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战争，父子俩为英国殖民者供应军需品而发了财。

　　贾姆谢特吉之所以姓塔塔，还有一段有趣的来历。帕西族人的姓多数来源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贾姆谢特吉每次将供给阿比西尼亚英国军队的货物装上船后，总要目送轮船驶离孟买港，这时，他嘴里总爱道声"TaTa"(再见的意思)，久而久之，"塔塔"就成为他的姓了。

　　贾姆谢特吉年轻时在英殖民政府的艾尔芬斯顿学院读书，受西方文化熏陶，毕业后多次去英国，并周游过远东、中东。他痛感印度工商业的落后，立志要改变印度落后的农业经济，把印度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工业园"。

　　1869年，贾姆谢特吉在印度中部创办了第一家棉纺厂。当时为了节省开支，买了英国的低价设备，结果生产的纱质量很次，销售困难，两年后就关闭了。他很快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重又在那格柏省的棉花产地建了一座现代化的纺织厂。他与朋友筹集了150万卢比，从美国进口最新的设备，比当时英国兰开夏纺织业中心的设备还要先进。1877年1月1日，这家名为中印度纺织制造公司的纺织厂正式投产。贾姆谢特吉在这个厂推行资本主义的生产管理制度，实行印度从未有过的技术和劳动福利措施。他在印度第一个实行工人8小时工作制，第一个实行假日照付工资，第一个实行养老金，第一个实行分红。其结果，这家工厂在头18年中年均利润率达20%，为塔塔进一步扩大工业投资积累了资金。

　　1885年，努塞尔万吉去世，贾姆谢特吉正式成为塔塔家族的首脑。1886年他建立了司瓦德希纺织厂，1898年又创办了闻名世界的泰姬陵旅馆。泰姬陵旅馆为世界十大旅馆之一。到19世纪末，塔塔家族已经成为印度的首富。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贾姆谢特吉认为要实现印度工业化必须依靠钢铁、电力和科学技术。钢铁是重工业之母，电力可提供廉价能源，科技带动生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贾姆谢特吉着手筹建钢铁厂。他一边到国外考察一边设法筹募资金。最初他曾要求英国殖民当局提供贷款，但遭到拒绝。他又寻求德国和美国公司的帮助，它们分别答应提供技术人员和设备，但均不同意给贷款。1904年，贾姆谢特吉在德国筹资时因病与世长辞。建厂的任务落在了他的两个儿子杜拉布和拉坦以及侄儿R·D·塔塔肩上。

　　外国人宣称印度生产钢铁是不可能的事并拒给贷款，杜拉布他们就转向孟买的父老乡亲筹款。适逢印度掀起了一场抵制洋货的运动，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很快就向8000名投资者发行了价值168万英镑的钢铁厂股票。不久塔塔又发行了400万英镑的债券。与此同时，他们征求专家的意见，经过地质调查论证，在白哈省一片丛林中选定了厂址。为纪念创建人贾姆谢特吉，他们把这片土地取名为贾姆谢普尔。

　　1907年，塔塔钢铁公司终于成立，最初的资本为2000万卢比，职工9000人，年产铁16万吨，钢10万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殖民当局需要大量铁轨和钢材运往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巴勒斯坦和东非战场，开始向塔塔钢厂定货。战争期间塔塔钢厂共销售了1500英里长的铁轨和近30万吨钢材，盈利2350.9万卢比。

　　战争结束后，塔塔钢厂即面临欧美钢铁公司的倾销。到1924年，塔塔钢厂几乎处于破产的边缘，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杜拉布临危不惧，以价值1000万卢比的个人财产和妻子的首饰做抵押，从印度帝国银行获得1000万卢比贷款，终于使钢厂转危为安。后来，多亏尼赫鲁和印度国大党奋力向英国殖民当局交涉，才迫使它同意印度对进口钢铁实行关税保护，并给塔塔钢厂3年的铁轨定货单。在这场维持生存的斗争中，尽管没有一名工人被裁减，但股东们在13年中有12年没有分红。

　　30年代初，由于日本加入竞争，塔塔钢铁公司同英国钢铁公司建立了友好关系，双方达成协议，由塔塔钢厂将钢铁运送英国压成马口铁再向印度出口，享受低关税待遇。后来塔塔独自建立了一个马口铁厂。到1933年，塔塔钢板产量达42.7万吨，占国内市场供应量的72%。30年代末，钢产量上升为60万～70万吨，在印度钢铁市场占垄断地位。

　　在办好钢铁厂的同时，杜拉布还继承父亲的遗志，于1910年创建了塔塔水力发电公司，为当时印度的第一家水电站。几年后，又相继建立了安得拉河谷电力公司和塔塔电力公司，担负起孟买乃至全印度的工业和照明用电的重任。杜拉布表示："发财是我一生中奋斗的第二目标，改善我国人民的工业和知识条件才是我第一位不变的愿望。"他认为只有水力发电才能使孟买成为"无烟城"。到60年代，塔塔电力系统有3个水电站、4个火电站，发电能力达606兆瓦，基本满足孟买地区的需要，实现了杜拉布的愿望。

　　杜拉布还在1913年建立了一家水泥公司，开发了一个煤矿，并与别人合伙创办中央银行。1917年塔塔家族引进英国人的经理行制度，创办了第一家经理行塔塔子孙公司。

　　杜拉布于1932年去世，而他的弟弟拉坦已在1918年病逝。他们膝下无子。塔塔家族的传宗接代落在R·D·塔塔一系。R·D·塔塔在法国经商时，娶法国姑娘苏尼为妻。他们共有5个孩子。长子J·R·D塔塔便成了塔塔家族第三代传人，也是整个塔塔家族中最有才干的创业者，他是今日塔塔财团的奠基人。

　　J·R·D·塔塔全名为詹汉格·拉坦吉·达巴海·塔塔，生于1904年，小时在法国上学。邻居路易斯是一位传奇式的法国飞行员，因在1909年第一个飞越英吉利海峡而闻名于世。飞机就停在屋旁的沙滩上，供游人观赏。小J·R·D·塔塔更是着了迷，立志长大后也要像路易斯一样驾机翱翔在蓝天上。1923年10月，19岁的J·R·D·塔塔跟一名英语老师补习英语，准备报考剑桥大学。不料，补习期未满，法国颁布法令：年满20岁的男青年都得服兵役。因此，他没有能上大学，而到法国陆军中服兵役。一年期满后，他希望在军队中多逗留一段时候，并选修军官课程。但他父亲不同意，坚持要他回孟买到塔塔企业工作。他刚回孟买不久，他原来所在的部队调到摩洛哥去打仗。遭到敌人伏击，无一人生还。他虽然感激父亲把他召回孟买，使他幸免于难，但仍抱怨父亲没有让他去读剑桥大学。他父亲认为学位对塔塔家族并不重要，而他自己一生都以未读剑桥大学为憾。

　　1925年，J·R·D·塔塔任塔塔钢铁公司总经理助理。他父亲对总经理彼得森说："希望你多多关照我的儿子。"彼得森让人在其办公室一角放一张写字台给J·R·D·塔塔办公。从那时起，每份呈送给总经理的公文都经过J·R·D·塔塔的手，每份由总经理批发的文件也让J·R·D·塔塔过目后再发。重要谈话也都让J·R·D·塔塔参加，并做记录。这样，J·R·D·塔塔从彼得森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对他今后事业发展有极大的影响。

　　1926年，他父亲又派他到塔塔钢厂去见习。那时他父亲已经70岁，决定与其他儿女一起去巴黎度暑假。一个星期六，他父亲与女儿西尔拉跳舞，突然心脏病发作，倒地而亡。年仅22岁的J·R·D·塔塔，就成了一家之主，并开始继承父亲在塔塔钢铁公司的常务董事职位。在这期间，他仍酷爱飞行，刚满24岁，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印度第一张商业驾驶执照。1932年，他从英国购买了两架单引擎飞机。当年的10月15日，他首次驾机从卡拉奇经阿默达巴德到孟买作邮政飞行，这标志着印度航空事业的开端。从这时起，他开始组建塔塔航空公司。开业头一年，公司就获利1000万卢比。第二年航班已达到100%正点，而另一家帝国航空公司正点率只有80%。从1946年开始，塔塔航空公司改为印度航空公司，与政府合营客运业务，塔塔家族控股40%。1953年，J·R·D·塔塔担任印度航空公司的董事长。直到82岁，他仍能自己驾驶飞机，对飞行的酷爱丝毫未减。

　　1938年，塔塔钢铁公司董事长诺努吉赴欧洲商务旅行时突然去世，34岁的J·R·D塔塔正式成为塔塔财团首脑。他除了保持塔塔家族的优良传统外，在企业管理上进行了大胆革新，从家族统治转向专业人员管理。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一家印度企业不是家族成员管理企业，他显示出非凡的远见与超人的胆略。他只担任塔塔钢铁公司、塔塔子孙公司的董事长，而把纺织公司、电力公司等公司的董事长职位让给别人。他认为如果这些公司的董事长都由他一人担任，那他就只能整天开董事会了，而不能做一些开拓性的工作。此外，他还聘请最有才干的法律专家、经济学家、金融专家和专业技术管理人才到塔塔公司任职，充分体现了他任人唯贤的指导思想。在这些能人的经营管理下，塔塔财团不断发展壮大。到1993年为止，财团的13家大公司的资产总额为44.78亿美元，总产值为44.66亿美元，始终保持印度第一财团的地位。

　　J·R·D·塔塔依照财团创始人贾姆谢特吉的遗训，一贯支持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印度原子能科学家霍米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回到印度。他31岁被选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在班加罗尔的科学研究所研究宇宙射线。1943年他写信给J·R·D·塔塔寻求财政支持，J·R·D·塔塔表示将由塔塔信托基金鼎力相助。1945年6月塔塔基础物理研究所正式建立，接着又设立了特朗贝原子能研究所。这里成了印度实施原子能计划的摇篮。

　　从60年代开始，J·R·D·塔塔积极向国外拓展，在国际市场上大展宏图。他首先打入国际咨询服务市场。1968年创建了塔塔咨询工程公司，其咨询业务范围包括对电话、化工、化肥、农业、医药、科技等部门的工程进行技术和经济可行性研究，提出详细工程报告、工程选址、成套设计、施工监督、人员培训等。该公司拥有1000名工程师和建筑专家，国外业务占公司收入的1/33。塔塔咨询服务公司是J·R·D·塔塔建立的第二家咨询公司，它提供有关最新的企业组织、市场研究和管理技术咨询。现有1300名专家，大都是来自欧美和印度的著名大学、研究所的博士和硕士。他们的学术背景和在国际大公司工作的经验，使之成为印度独一无二的头脑库。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等经常要求这家公司提供有关印度的研究报告。自1971年以来，它已为英、美等24个国家的75个机构完成150多项咨询。1983年的国外收入为600万美元。1995年的软件咨询服务出口创汇为9000万美元，占全国软件出口收入的12%。

　　在建立咨询公司的同时，J·R·D·塔塔也注意到计算机工业发展的诱人前景。当时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印度已建立了牢固的市场，J·R·D·塔塔不畏风险，敢于进入计算机领域，与外国大公司一争雌雄。它与美国底特律的巴勒斯公司合作建立了塔塔一巴勒斯计算机公司，除制造计算机硬件外，还编制了软件向巴勒斯公司出口。公司成立不久便确立了技术与市场的领先地位。60年代初，塔塔还与美国埃尔克西国际公司、新加坡发展银行一起，在新加坡建立了塔塔一埃尔克西计算机公司，公司很快就打入到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中东以及中国等地的计算机市场。

　　此外，J·R·D·塔塔还在成套设备出口、棕榈油、商用车辆等方面打入到国际市场。塔塔财团成为当今第三世界最大的跨国集团之一。

　　J·R·D·塔塔作为工业家、印度航空事业创始人、经济分析家、社会评论家以及科学、文化和管理研究所的奠基人奋斗了半个世纪。他是个非常有远见的人。在尼赫鲁总理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时期，他就抨击苏联模式，主张经济自由化，是印度经济改革的支持者。他对于塔塔财团的发展，甚至对于整个印度工业的发展都贡献巨大，功不可没。

　　随着年事已高，J·R·D·塔塔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1980年他因心绞痛发作而住院，更增添了他物色继承人的紧迫感。第二年，他就让他的侄子拉坦·塔塔担任塔塔工业公司的董事长，使之坐上财团的第二把交椅。1991年3月25日，他正式辞去塔塔子孙公司董事长的职位，由拉坦·塔塔接任。拉担·塔塔是塔塔财团的第四代传人。1993年11月29日，J·R·D·塔塔在瑞士一家疗养院病逝，终年89岁。遵照遗言，葬于巴黎家族墓地，他的父母和两个弟弟均安葬于此。对于他的逝世，印度总统、总理和工商界都表示沉痛哀悼。拉奥总理对他予以高度评价："J·R·D·塔塔光辉的一生留下了人类奋斗的印记。"

　　三菱霸王岩崎兄弟

　　在当今日本6大企业集团中，三菱集团以雄厚的实力位居三井、住友、芙蓉、三和、第一劝业银行之前，独占魁首。三菱集团旗下有41家大公司，包括三菱银行、三菱商会、三菱重工、三菱信托、明治生命保险、东京海上保险、三菱电机、三菱汽车、三菱石油、日本邮船等。1989年，世界50家大银行中，三菱就占两席;世界100家大企业中，三菱也占有3家。1989年三菱所属公司的营业额十分惊人，如三菱电机212亿美元，三菱汽车168亿美元，三菱重工150亿美元。这个号称"日本老大帝国"的企业集团，真可谓"富可敌国"。然而，在1870年，岩崎弥太郎及其弟弥之助创办三菱时，仅有3艘轮船。岩崎弥太郎从"地下浪人"到"航运巨子"，再到"日本第一财阀"，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发家史，让人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的启发。

　　1834年12月11日，岩崎弥太郎出生于安艺郡井口村。父亲弥次郎是个地下浪人，因家境中落而丧失了乡居武士的地位，过着贫困的下层生活。母亲美伦是个医生的女儿，尽管生活艰难，也不忘对长子弥太郎的培养。弥太郎从小就跟随外祖父识字并学习书法，14岁时又寄居在姨父家读私塾。20岁时，弥太郎决心到中心大城市江户(后改为东京)求学。为此，父亲弥次郎不惜卖掉祖先遗留下的山林，作为儿子去江户的盘缠。这使弥太郎极为感动。临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他登上家乡西边的妙见山，来到名叫星神社的词堂，掏出笔墨，在星神社的门上写道："日后若不能扬名天下，誓不再登此山。"

　　弥太郎从乡村来到江户，对城中壮丽的街景，看得目瞪口呆，而市中商家的繁盛，更令他兴奋不已。他从师于"昌平堂"儒官安积良斋，从此才学大进，被人称为秀才。

　　谁知一年后，他的父亲弥次郎突遭横祸，受村长诬陷而下狱。弥太郎闻讯从江户赶回来为父伸冤，不料，郡奉行所官员竟与村长串通一气，拒绝他的申诉。弥太郎怨恨难抑，在奉行所的任于上，愤怒地刻下"无贿不成官，罪由喜恶判定"几个大字。奉行官大怒，命人削掉柱上大字。但是，弥太郎又在奉行所外白墙上写下同样的字。恼羞成怒的奉行官竟将弥太郎也逮捕下狱。

　　弥太郎与一位樵夫关在同一牢房。这个樵夫十分擅长算术。一天，樵夫对他说："没有一项工作，比做生意一获千金更有意思了。"弥太郎趁机说："做生意是好，可是我不通算术，你能教我吗?"樵夫爽快地答应了。过了不久，弥太郎就能很熟练地运用算术了。樵夫夸奖他说："弥太郎，你真了不起，我花四五年才学会了算术，而你，却不到一个月，就融会贯通了。"弥太郎兴奋地指着牢房的一个大柜子，说："他日，我若能成为天下巨富，将报你以一大柜子小判(当时日本的货币单位)的酬金。"

　　后来弥太郎创立了三菱财团，成为日本首富，他果真信守诺言，送了很多钱给樵夫的儿子。这次与樵夫一起坐牢的际遇，成了弥太郎一生重大的转机。

　　一年多以后，弥太郎获释，但活动范围却被限制在鸭田村内。弥太郎深切体会到社会的不公道，对自己试图在黑暗官界出人头地的念头灰了心。

　　有一天，他与弟弟弥之助在安艺河边钓鱼。他遥看两岸辽阔的土地，说："这两岸土地既肥沃又广大，无奈就怕洪水泛滥。"就在这时，他萌发了一个企业家的灵感：如果在两岸筑堤，挡住洪水，岂不造就了万亩良田?!

　　他立即向安艺郡公所提出筑堤造田的申请，并很快得到批准，予以实施。后来，仅弥太郎本人就造稻田100公亩，棉田50公亩，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收入。

　　从此，弥太郎否极泰来，不仅免除了限制活动范围的处分，而且担任了奉行所的一名下级官员，往高知城赴任。1867年，弥太郎又担任了长崎土佐商会的负责人。

　　1868年，德川幕府倒台，明治天皇成立了新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扩大民族经济、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措施。这就是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在明治维新"奖励贸易"、"富国强兵"的背景下，三菱公司应运而生。

　　1869年，岩崎弥太郎到土佐藩大阪商会任职。次年10月，在明治新政府废止藩营鼓励民营的改革措施下，"大阪商会"脱藩自立，以"九十九商会"为商号正式开张。弥太郎成为九十九商会的实际负责人。他得到了3艘藩船的使用权，开始经营大阪——东京、神户——高知的海上运输业。

　　1871年7月，废藩置县，土位藩变成了高知县。县当局劝弥太郎将"九十九商会"转为个人经营。1871年9月14日，弥太郎决定接受九十九商会为个人事业。他筹资买下两艘船，这一天就成了三菱公司的创立日。翌年1月，该商会更名为"三川商会"。1873年3月，弥太郎将三川商会更名为"三菱商会"，并宣布原商会的财产及11艘船都由他个人买下，与官方完全断绝关系，成为自己个人的企业。三菱公司正式诞生了。

　　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我国台湾，弥太郎趁机向政府申请承包了一切军需输送工作，运兵、运军火、运粮，大发不义之财。1877年日本国内爆发西南战争，三菱全力参与军事运输，又发了一笔横财。至此，三菱共拥有61艘汽船，吨位高达35464吨，占全日本汽船总吨位的73%，一跃而成为日本国"海上霸主"。

　　三菱是在明治维新后的近代化高潮中涌现出来的，它比老牌财阀三井、住友创立得晚，但发展速度却相当快。在1874年全日本富豪排行榜上，岩崎弥太郎连入榜的资格也没有。而到了1879年，岩崎弥太郎却位居全日本富豪榜的第3位。后来，弥太郎以汽船为中心，将事业范围扩大到汇兑业、海上保险业、仓储业。在三菱进行押汇的货物都由三菱的船只来运送，由三菱负责保险，存放在三菱仓库中。到明治中期，三菱已发展为生产、流通、金融等各领域均有据点的多角型综合实体，完全可以与"三井物产"相抗衡，成为与三井并驾齐驱的日本两大财阀之一。

　　三菱独占海运，受到最直接打击的就是三井物产。该公司仅有3艘船只，不得不请求租用三菱的船只，并提出交付一年70万元的租赁费。但岩崎弥太郎出于压倒竞争对手的需要，断然加以拒绝。

　　于是，忍无可忍的三井开始向三菱实行反击，它纠合敌视三菱的地方船主、批发商、货主，合股创立一家名叫东京风帆船会社的大型海运公司，企图与三菱相对抗。

　　三菱毫不示弱，采取低价策略，分化瓦解对方的阵营，并大量收购三井创办的东京股票交易所的股票，迫使三井派头目涉泽辞去交易所总裁的职务。这些凌厉的反击，招招击中对方的要害，极大地扰乱了对手的阵脚。东京风帆船会社由于地方资本家的背叛，资本骤减为17万元，客户被夺走，不少船员也被三菱挖去，不仅不能与三菱抗衡，而且在情况最凄惨时，只能勉强维持营业。

　　与此相反，三菱却得到长足发展，它偿还了政府的无息贷款340万元，进一步巩固了海上霸主的地位。

　　然而，正当三井面临惨败之际，一件意外的变故使他们出现了反败为胜的契机。

　　1881年，一直庇护三菱的政府核心人物大隈重信失势下野，另组"改进党"，而跟三井息息相关的伊藤组成长洲藩阀政府。伊藤惟恐大限的政治影响力与岩崎的雄厚财力相结合，会对政府造成极大的威胁，便与三井公司联手成立一家实力空前的大公司——共同运输公司，试图压垮三菱的海运公司，断绝大限的财源。

　　1882年10月，共同运输公司正式成立，创业资本将近一半由政府出资，其余则由三井筹集民间游资而成。公司向英国订购最新式的船舶，其航线与三菱公司航线完全一样。于是，一场空前激烈的龙争虎斗开始了。

　　三菱与共同运输公司的竞争仿佛一场高对抗性的马拉松赛跑。两家公司的船队一起由神户出发，为了抢先到达目的地，船长与船员都绑上头巾，挥汗如雨，不计成本地拼命将煤炭铲入火炉中，在海上展开长跑比赛。到达纪州藩时，船上炉内的火力之强，竟把烟囱烧得通红，船内温度也高得灼人。从岸边远远望去，犹如两只火龙在竞相飞奔。

　　最后，两家公司的竞争演变为不惜成本地降价。如往来神户、横滨间的船费，下等舱价从5.50日元降到0.55日元。这种两败俱伤的价格战，最高兴的人当然还是乘客与货主们。

　　面对有政府撑腰的强大对手，岩崎弥太郎充分地展现出他超人的领导能力。他始终斗志昂扬，采取彻底抗战的姿态，与共同公司力拼。为弥补降价策略所蒙受的损失，他将公司重新改组，裁减冗员冗费，甚至连他的心腹用了一张公司便笺写私信，他也下令从其月薪中扣除。在此危机四伏的状态下，弥太郎发挥出民营事业的特色，尽管降价很多，其生产力仍较共同公司高出一大截。1884年，每吨汽船的平均收入，共同运输公司仅为三菱的一半。

　　三菱初战告捷，但也元气大伤，在赤字的打击下，不得不停止香港——琉球间的航线，三菱汇兑所也被迫关门。

　　而共同公司方面更是伤筋动骨，到1884年下半年，已陷入毫无红利的窘境，其股份跌到面值的2/3以下，持股人争相抛售。岩崎趁机收购共同公司的股票，到1884年末，他已握有过半数的股权。这无疑是对共同公司的沉重打击。

　　如此一来，共同公司内部四分五裂，批评公司做无谓竞争的呼声日益增高。这时，大限宣布脱离在野的改进党，从政府而言，已无必要再整垮三菱。于是，由政府的农商务卿出面调停，两公司于1885年2月5日签订临时协定，在运费等方面做出统一规定。

　　岩崎弥太郎坚持抗争终于取得初步胜利，但是，因长期劳累，饮酒过量，罹患胃癌。签订协定两天后，即2月7日，病情突然恶化，撒手人寰，结束了他波澜起伏的传奇一生。

　　弥太郎一死，他的弟弟副社长岩崎弥之助立刻继任社长。弥之助上任后的头一件事，就是电告分公司的负责人，不可赶来京城参加弥太郎的葬礼，并告诫道："社长丧期，为免忽略事业，各人须坚守岗位，更加小心注意。"因此，公司的商务活动一日也未间断，只是各办公处降半旗而已。

　　不出弥之助的意料，共同公司果然趋弥太郎逝世之机单方面撕毁协定，又打响了价格战。弥之助毫不示弱，痛斥共同公司的背叛行为，并发出最后通牒。于是，两公司战火重燃，而且比以往更激烈。5.50日元的运费竟骤降至0.25日元，到最后，几乎不收运费，还附赠一条毛巾。

　　弥之助决心背水一战，他与三菱公司所有百元月薪以上的职员都自愿减薪一半。同时，弥之助还扬言偿还政府所有的借款，并将全部船只集中在品川外海引爆。开始政府方面并不当真，但是不久弥之助居然真的退还数百万元借款。政府人士这才感到害怕，因为如果弥之助真的引爆船只，社会各界定会指责政府。于是，政府下令更换共同公司负责人，并派人与弥之助密谈，商讨两家公司的合并事宜。

　　1885年9月29日，三菱和共同运输两公司终于合并，成立日本邮船公司。三菱方面握有的10万股股票全部集中在岩崎家族的手上，而共同方面拥有的12万股股票则十分分散，因此，三菱方面的持股数额实际上反而超过了共同方面。后来，三菱方面的骨干近藤廉平担任了新公司的社长，公司的绝大部分高级干部也都是三菱一系的人，日本邮船公司遂完全成为三菱的企业了。

　　就这样，弥之助在短短几个月中，就以卓越的决断力和领导力，打了一场胜仗。他不仅守住了其兄弥太郎创下的家业，而且为今日三菱打下牢固的基础。

　　弥之助生于1851年1月8日，比哥哥弥太郎小17岁。1872年他到美国留学，第二年父亲病故，应哥哥召唤回国，从此一直辅助哥哥创建三菱。

　　在三菱初创期的领导层中，弥之助是唯一留学外国的，因而成了三菱"近代派"的领袖人物。他思想开明，经营灵活，颇具现代智慧。

　　日本邮船公司成立后，弥之助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将"海上三菱"转变为"陆上三菱"，以煤矿及造船业替新的三菱奠基。可以说，三菱的多元化事业是在弥之助任社长后才真正开始实现的。

　　在他的倡导下，三菱公司以巨款购买了高岛煤矿。5年后，高岛煤矿的效益出乎意料地高，成为三菱的一株摇钱树。

　　接着，弥之助利用矿业所得，以分50年付款的方式购买了长崎造船厂。1897年，船厂建造了6000吨的"常陆号"，向世界展示了日本高超的造船技术。1900年以后，三菱又着手制造军舰。长崎造船厂成为当年东方最大的造船厂。

　　银行业是弥之助的又一个梦想。他购买了两家国立银行，成立了三菱银行。他的经营方针十分慎重，以至日本在发生经济危机时，三菱银行不仅都能安然度过，且能有所发展。

　　后未，他又朝三菱房地产迈进。他在1889年以150万元买下东京丸内这块面积13.5万坪的土地，命名为"三菱之原"。他铺设了现代化的办公大道，建造起一幢幢的三菱企业大厦。此外，他还在冈山儿岛等地买下了多块土地，这些都成为日后三菱地产业的基础。

　　长崎造船厂制造的蒸汽涡轮是日本国产的第一部涡轮机。不久，三菱内燃机制造业和三菱电机业就脱离造船业而形成了三菱重工业。

　　此外，弥之助还开创了三菱商业、三菱铁路业、三菱造纸业、三菱化工业和三菱啤酒业。

　　1893年，他将三菱正式改为三菱股份公司，然后让故兄弥太郎的长子久弥出任社长，自己则退为监事。久弥上任后，依然十分重视叔叔的意见，因此，三菱实际上还是由弥之助领导着，一直到1908年弥之助逝世。

　　三菱公司在后来的数十年间始终发展迅猛，稳居日本企业前列。到岩崎家族的第三代——岩崎小弥太，大大拓展了三菱的生产领域，将三菱建成一个包括海运、金融、保险、煤矿、商业、造船、化学、纺织、食品等领域的巨大财阀康采恩。他通过三菱总公司，对11个独立的三菱公司保持了无可争辩的控制权。一直到1945年美军占领日本将所有财阀解散时，岩崎家族还保持了三菱各公司47.8%的股份。

　　糖王黄氏家族

　　在印度尼西亚，建源公司与黄氏家族的影响已经烟消云散了，但年长的人都还记得，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这个公司及这个家族曾有过一段令人瞩目的辉煌。

　　建源公司以经营糖业为主，它的创始人黄志信是一名华侨。

　　黄志信1835年出生于中国福建同安县。他的青年时期，正是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蹂躏的时候。厦门地区出现了小刀会这样的民间反帝组织，吸引了厦门、同安一带的农民、渔民和城市贫民。黄志信也参加进去，并担任管理后勤粮草的军需官。后来，起义失败，黄志信等人乘船出逃，到了印尼爪哇岛。在这里，他以做小买卖起家，渐渐发达，到1863年，他的资产已达上百万荷盾。

　　从那时起，黄志信就创建了"建源栈"。当时，印尼实行开放政策，他把爪哇出产的蔗糖和烟运往中国，再把中国的茶叶、丝绸、香料等运回印尼，后来又经营大米。这种海上贸易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到19世纪末，他已成为南洋著名的华侨巨商。

　　黄志信的儿子黄仲涵1866年出生于印尼三宝垄市，当时印尼是荷兰殖民地，但华人所占人口比例很大。在华人社会中，多数人还是用家乡语言，很多人不会讲当地的印尼话。黄仲涵从小与当地人接触较多，能操一口流利的印尼语，这非常有利于他在当地的商务活动。

　　黄仲涵天资颇高，办事精明，黄志信看出他有经商的禀赋，便更加精心地教导扶持。在黄仲涵24岁时，父亲把经营管理权交给他，并将建源栈改组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

　　1893年，荷印殖民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政策上作了一些修订，诸如放开自由贸易，取消强迫种植甘蔗等等。黄仲涵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立即调整了建源公司的生产、贸易比重和经营结构，从1894年起，他发展大面积的甘蔗种植，并先后投资兴办了巴基斯、里约阿贡等5家糖厂，总投资约为1000万荷盾。其中里约阿贡糖厂采用当时最先进的电气碳化设备，能够加工生产优质白砂糖，令同行十分羡慕。

　　黄仲涵的事业青云直上，不到10年时间，他的糖厂年产量已达到15万吨。可是，正当他一帆风顺迅速发展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英国和荷兰政府将本国的船只都征调回国运送战争物资。这样一来，爪哇的航运秩序便被彻底打乱，三宝垄海口码头上，华商的货物堆积如山，茫茫海面上却看不见一艘货船。

　　蔗糖无法运出，爪哇的糖商们纷纷降价倾销，一时糖价大跌。作为爪哇最大的出口企业，建源公司的损失更是惨重。眼看着大厦摇摇欲坠，黄仲涵心急如焚。他决定组织一个糖业股份公司，向荷兰商业银行借贷以缓和危机。然而，当时的荷印殖民统治者对华商企业有许多限制，从各方面予以刁难，荷兰小公银行更是落井下石，趁机提出许多令人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黄仲涵放弃了对殖民主义政府的幻想，转而召集各路糖商，连续开了十多次同行业会议，群策群力，终于找到克服航运停滞的办法，渡过了难关。

　　战后，欧洲物资极为短缺，砂糖也属奇缺商品，价格比战前翻了四五倍。乘着这股"西风"，黄仲涵空前地扩大糖业生产，并迅速地打进欧洲市场。当时，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里，到处都可见到黄氏企业白花花的砂糖。不用说，建源公司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几年中，黄仲涵的资产也翻了几倍，他成了印尼地位显赫的大企业家。

　　1918年，黄仲涵在克列贝特创建了东南亚最大的木薯粉厂，还有占地2000万公顷的种植园。雇员近4000人，年产量达27万担。木薯粉主要市场也是在欧洲。此外，黄仲涵还经营橡胶、咖啡、木棉、花生、蓖麻粉、香茅油等。

　　黄仲涵在雅加达、锡江、万隆、棉兰等印尼各大城市设立了办事处和分行，以扩大贸易。在荷兰鹿特丹、英国伦敦、马来西亚的核城和恬保以及新加坡也设了办事处，黄仲涵的经营范围扩展到全世界各地，仅伦敦分行每年销售的货物就达14.5万吨。

　　建源贸易公司的日益壮大，需要相应的金融机构。1906年，黄仲涵动用400万荷盾创建了建源银行，随着他的资本日渐雄厚，又增加了水灾和人寿保险等项目，同时还代理经营其它保险公司的业务。另外，他在航运业方面也颇有发展，他的船队成为荷印华商航运业主力。制糖业更是独霸一方，仅5家糖厂资产就达4000万荷盾。

　　不少人认为，黄仲涵的成功是因为他比较幸运，他从父亲那里接手时，建源栈已具有相当规模和良好的信誉。黄志信是在建源栈经营最好的时候交到儿子手里的，他有多年建立起来的完整的贸易网络和充实的资金，这些都为日后黄仲涵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印尼，黄仲涵是印尼华侨最先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的人，他早在20世纪初就认识到，要发展事业，人才是根本。建源公司的各个重要部门，都选用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很高业务水平的人担当领导职务。他既不排斥从欧美各国聘请技术人员来参与管理，更重视华侨专业人员的培训。他从自己的公司里挑选优秀的青年，千里迢迢送到欧洲各国去学习，也让他们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有人说他是个数典忘祖的"洋奴"。可他并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他的糖厂是印尼最先使用电气设备和流水作业法的，由于敏锐地接受新事物新观念，使得他在糖业的竞争中独占鳌头，创建了一代繁荣辉煌。

　　1924牛，黄仲涵去世时，人们对这位巨富到底留给子孙多少遗产众说不一。一般认为他大概有2亿荷盾资产。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黄氏家族的第三代人黄宗宣、黄宗孝等人主持的建源公司已是国际的大公司，不仅在印尼、在东南亚有巨大影响，在全世界也是炙手可热的大富豪家族。

　　在荷兰殖民主义者统治时期，印尼华侨被列为第三等人，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对他们征收的苛捐杂税更是多如牛毛。甚至，华侨所到之处都要缴费领取路条，否则便受重罚。警察对待华侨和印尼当地人是完全不同的态度，在华侨面前，他们的话就是法律。殖民政府还规定了许多莫名其妙的禁令，其中有一条是华侨不得穿西服。黄仲涵对此极为愤慨，他通过律师交涉，迫使政府取消了这条禁令，又带头穿起了西服。

　　随着黄仲涵财势日渐壮大，荷印政府对他的财产垂涎三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就以种种借口和手段企图扼杀建源公司，只是由于黄仲涵的精明顽强，一直没有得逞。

　　1917年，荷印政府以征收"战时所得税"为名，规定经营者从战争开始时年获利达3000万荷盾以上者，必须缴纳30%的税，乘机大肆劫掠;1921年，又要求黄仲涵缴纳3500万荷盾"战争税"和"收入税"。然后又说，如果黄仲涵感到力不能及，政府愿以700万荷盾的代价收购黄家企业。此时，黄仲涵已经看清了殖民政府的贪婪与无耻，他清醒地认识到对方的目的是为了扼杀华侨资本，占为己有。他严辞拒绝了。

　　黄仲涵去世后，年仅25岁的黄宗宣和19岁的黄宗孝主持建源公司的经营。这兄弟俩既没有父亲和祖父的魄力，也没有那样的幸运。1924年，席卷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也殃及建源公司，整整两年时间，建源公司处于停产关闭状态，企业元气大伤。黄宗宣灰心丧气，对前途失去了信心，于是，他退出了建源公司，带着属于他的那份资产，另谋出路去了。这对公司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从此以后，建源公司的重担就落在黄宗孝一人身上。他振奋精神，力挽狂澜，但经营刚有了点起色，二战恶魔又降临了。日寇侵占了东南亚，印尼也不可避免地处于日寇的铁蹄下。稍有恢复的建源公司再次面临危机。

　　好不容易熬到1945年，日本投降了。获得独立的印尼政府采取了扶助本土居民的经济政策，对华侨经济实施打击和排斥。黄宗孝奋力拼搏，却不幸于1950年突发心脏病而离开人世。此时，黄氏家族没有一个能够挑起这副重担的继承者，又缺乏专门的经理人才，黄氏后人眼看着建源公司江河日下，无力回天。

　　钢铁大王卡内基

　　1848年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山区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了饱受经济危机之苦的苏格兰。顿时，整个苏格兰沸腾起来了。人们趋之若鹜，纷纷举家西迁，掀起一股空前的"移民潮"。仅在这一年，苏格兰就有近19万人移居美国。他们分乘数十艘船只，远涉重洋，直奔大西洋彼岸。

　　1848年5月27日，"维斯卡塞特"号轮船驶离英国格拉斯哥港，经过福斯湾，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上。船上有一个13岁的少年和他的双亲及5岁的弟弟。他们与其他来自苏格兰的穷苦移民一起，挤在阴暗、低矮的客舱里，食物粗劣，空气污浊，备受旅途的煎熬。经过整整50天的颠簸，轮船终于抵达了目的地——美国东海岸的纽约港。

　　1848年7月15日清晨，这位少年与新移民们一起拥上甲板，迎着朝阳，远眺这片梦寐以求的希望之地，心中充满着憧憬。正是这个13岁少年，在来到美国后的半个世纪里，从一文不名的移民变成了美国的钢铁大王、世界首富，创造了被人们称为"美国梦"的奇迹。他就是美国十大财阀之一的安德鲁·卡内基。

　　1835年11月25日，安德鲁·卡内基出生于苏格兰古都丹弗姆林。父亲威尔·卡内基以手工纺织亚麻格子布为生，母亲玛琪则以缝鞋为副业。父母虽穷，却为人正直，始终充满着积极进取的精神。这是一个继承了自豪、自立、自尊光荣传统的家族。

　　小卡内基的祖父是个性情开朗、机智幽默，而又具有不屈不挠精神的人。小卡内基作为长孙，以祖父的名字——安德鲁·卡内基——命名。他从小就以有这样的祖父为荣，同时也以终生拥有他的名字自豪。他的外祖父是个天生的雄辩家，也是个富有才智的政治家，是当地颇为活跃的政治领袖。或许是祖辈遗传基因的作用，卡内基自小就乐观进取，能言善辩，这对他一生的影响极大。

　　在卡内基出生的第二年，父亲用积攒的钱添置了3台纺织机，并雇佣了几名工人。家中境况有所好转，全家搬进了一幢有小阁楼的平房里。

　　卡内基从小就帮家里做事。由于没有自来水，他每天一大早就起来，挑上一副大水桶，去附近的一口井边排队打水。挑了几担水后，才吃早饭、上学。晚上回来总要帮正忙于缝鞋的母亲穿针引线，同时心里还需默诵着在学校学到的诗和文章。

　　1843年，卡内基8岁，英国工业革命的巨浪席卷了丹弗姆林。这座古老的城镇上出现了第一架蒸汽带动的亚麻织布机。不久，经过改良的蒸汽机就彻底改变了小镇的面貌。丹弗姆林的手工纺织业不堪蒸汽机的冲击，日渐衰颓，纷纷破产。卡内基一家的生活也每况愈下，帮工被解雇，织机被变卖。母亲只有开一间小铺子，以维持生计。然而，致命的打击又接踵而来，那就是1846年的欧洲大饥荒和1847年的英国经济危机。卡内基一家实在混不下去了，不得不写信给早几年移居美国匹兹堡的两位姨妈，表示也要举家前往美国。两位姨妈回信说，眼下正是赴美的良机，就业机会很多，希望他们快去。

　　卡内基的双亲变卖了家中所有的织布机和家具，去美国的旅费还差20英镑。幸亏母亲的一位好友帮忙，借给他们20英镑，一家人才有了足够的旅费，启程前往美国。

　　卡内基一家在纽约下船后辗转来到匹兹堡，在亲戚家安顿下来。为养家糊口，父亲别无选择，又操起老本行，织起了桌布和餐巾，并且还得自己去沿街叫卖，挨门兜售这些产品。尽管如此，赚的钱远不够一家开销的。母亲只好以缝鞋为副业，经常缝到深更半夜，而卡内基和弟弟汤姆呆在一旁帮忙。就这样，一家人每周只赚5美元，日子过得相当清苦。

　　为了给父母分忧，卡内基进了一家纺织厂当童工，周薪只有1美元2角。后来，他又干起了挣钱稍多一点的工作：烧锅炉和在油池里浸纱管。油池里的气味令人作呕，灼热的锅炉使他汗流使背，但卡内基还是咬着牙坚持干下去。当然，他并不甘心如此潦倒一生，而是奋发图强，积极进取。

　　卡内基在白天劳累一天后，晚上还参加夜校学习，课程是复式记帐法会计，每周3次。这段时期他所学的复式会计知识，成了他后来建立巨大的钢铁王国并使之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

　　1849年冬天，一天晚上，卡内基上完课回家，得知姨父传来话，匹兹堡市的大卫电报公司需要一个送电报的信差。他立刻意识到，机会来了。

　　第二天一早，卡内基穿上崭新的衣服和皮鞋，与父亲一起来到电报公司门前。他突然停下脚步，对父亲说："我想一个人单独进去面试，爸爸你就在外面等我吧。"原来，他担心自己与父亲并排面谈时，会显得个子矮小，同时，他也怕父亲讲话不得体，会冲撞了大卫先生，从而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

　　于是，他单独一人上到二楼面试。大卫先生打量了一番这个矮个头、高鼻梁的苏格兰少年，问道："匹兹堡市区的街道，你熟悉吗?"

　　卡内基语气坚定地回答："不熟，但我保证在一个星期内熟悉匹兹堡的全部街道。"他顿了顿，又补充道："我个子虽小，但比别人跑得快，这一点请您放心。"

　　大卫先生满意地笑了："周薪2.5美元，从现在起就开始上班吧!"

　　就这样，卡内基谋得这个差事，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这时，他年仅14岁。

　　在短短一星期内，身着绿色制服的卡内基实现了面试时许下的诺言，熟悉了匹兹堡的大街小巷。两星期之后，他连郊区路径也了如指掌。他个头小，但腿很勤，很快在公司上下获得一致好评。一年后，他已升为管理信差的负责人。

　　卡内基每天都提早一小时到达公司，打扫完房间后，他就悄悄跑到电报房学习打电报。他非常珍惜这个秘密学习机会，日复一日地坚持着，很快就熟练掌握了收发电报的技术。后来他被提升，成了电报公司里首屈一指的优秀电报员。

　　当年的匹兹堡不仅是美国的交通枢纽，而且是物资集散中心和工业中心。电报作为先进的通讯工具，在这座实业家云集的城市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每天走街串巷送电报、嘀嘀嗒嗒拍电报的生活，卡内基就像进了一所"商业学校"。他熟悉每一家公司的名称和特点，了解各公司间的经济关系及业务往来。日积月累之中，他熟读了这无形的"商业百科全书"，这使他在日后的事业中获益匪浅。因此，卡内基在回顾这段时期时，称之为"爬上人生阶梯的第一步"。

　　由于卡内基工作勤快，颇得大卫总经理的赏识。一个月末的一天下午，卡内基被单独留了下来。当他跨进总经理办公室时，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生怕自己工作中有什么疏忽，做错了事。但大卫总经理却拍拍他的肩膀说："小伙子，你比其他人更努力、更勤勉，所以从这个月开始给你单独加薪。"卡内基高兴得差点晕倒。他领了13.5美元，比上个月多出2.25美元。对年仅15岁贫苦少年来说，这是笔巨款。

　　回到家，卡内基只是像往常一样，将11.25美元薪水交给母亲，而将增加的2.25美元暂时留了下来，因为这笔钱对他来说实在太珍贵了。晚上临睡前，他把加薪的秘密告诉了弟弟，7岁的小汤姆也感到吃惊。于是，弟兄俩兴奋地谈起了未来的事业，憧憬着将来要合开一家"卡内基兄弟公司"，赚好多好多的钱，送给母亲一辆闪闪发亮的马车，再也不让她老人家像现在这样缝鞋缝到深更半夜了。他们谈了很久很久，才沉沉入睡。

　　第二天在餐桌旁，卡内基把2.25美元拿出来交给母亲，并问："我们在丹弗姆林跟人家借的钱，还差多少?"母亲显得很吃惊："那20英镑的债，还差一点就够还了。你这钱是从哪里来的?"当母亲得知这笔钱的来历后，眼里涌出了喜悦的泪水，而坐在一旁的父亲却流露出得意的神色。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儿子有出息，将来一定会做一番大事业的。为寄还好友主动资助的那20英镑，这两年来母亲每天尽量节省生活开支，5角5角地存起来，眼看快凑足200美元还债了;如今儿子又以增收的钱帮助还债，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呀。这一天，全家每个人内心都充满着喜悦。

　　卡内基在跑腿送电报之余，很想多读点书来充实自己，可是，苦于家境贫穷，根本没有多余的钱买书。

　　幸好有一天他在翻阅报纸时，发现了一条消息：退役的詹姆士·安德森上校愿意将家中所藏400册图书借给好学的青少年们。每逢星期六可以到他家借一本书，一星期后归还，再换借另一本。

　　于是，欣喜若狂的卡内基找到上校的家，借到了自己心爱的书。从此每到星期六，他都能和一个崭新的知识世界接触了。

　　后来，上校眼看借书的少年日益增多，决计办一个私人图书馆，他到纽约添购了各种书籍，扩大了自己的书斋，又向市政府借了一间房，成立了一家真正的图书馆。

　　卡内基从安德森图书馆里借到了许多好书，养成了喜爱读书的习惯，只要一天不看书，就觉得心神不宁。安德森使他在人生的黄金时期有了读书的机会。后来卡内基事业成功时，为了报答安德森先生的帮助，在其私人图书馆的原址，盖了大会堂和图书馆，并立碑纪念这位恩人。

　　1853年，宾夕法尼亚州铁路公司西部管区主任斯考特看中了有高超的电报技术的卡内基，聘他去当私人电报员兼秘书，每月薪水35美元。当时卡内基已是18岁的大小伙子了，他怀着强烈的上进心走进了这个更为广阔的世界。

　　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10余年中，卡内基平步青云，24岁就升任该公司西部管区主任，年薪1500美元，并逐步掌握了现代化大企业的管理技巧。这种技巧是他后来组织庞大的钢铁企业时所必不可少的。

　　与此同时，卡内基也抓住时机，初试牛刀，参与投资，而且频频得手，慢慢积累得小有资财，为他以后开办钢铁企业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1856年，斯考特劝说卡内基买10股亚当斯快运公司的股票，共计600美元。当时，卡内基的全部积蓄不过60美元，但他决心设法凑足这笔钱。他与母亲商量，母亲提出以房屋作抵押来贷款。就这样，卡内基以贷款进行了第一次投资。不久，一张亚当斯公司10美元红利的支票就送到了卡内基的手里。

　　不久，卡内基又充当"伯乐"，将卧铺车的发明者伍德拉夫引荐给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建立了一家火车卧铺车厢制造公司。卡内基通过借贷投资买下该公司1/38的股份。仅200余美元的投资，一年之间分得的股票红利高达5000美元。卡内基又抓到一只会下金蛋的鸡。到1863年，卡内基在股票投资上已成为行家里手。

　　1865年，卡内基果断地辞掉了铁路公司的职务，开始一门心思地干自己的事业。他创办了匹兹堡铁轨公司、火车头制造厂以及铁桥制造厂，并开办了炼铁厂，开始涉足钢铁企业。

　　19世纪60年代，美国的钢铁生产经营极为分散，从采矿、炼铁到最终制成铁轨、铁板等成品，中间需经过许多厂家。加上中间商在每个产销环节层层加码，致使最终产品的成本很高。卡内基深知传统钢铁企业的这些弊病，他决心建立一个面目全新的、囊括整个生产过程的供、产、销一体化的现代钢铁公司。

　　1872年，卡内基认为在炼钢事业上大干一场的时机业已成熟。首先，从技术上讲，成本低廉的酸性转炉炼钢法已经发明，他特地亲赴英国考察了发明者贝西默在生产中运用该法的实际情况。其次，美国的钢铁市场十分广阔，供不应求。而铁矿在美国极为丰富，密执安大铁矿已进人大规模开采阶段。再次，就财力而言，卡内基已拥有数十万美元的股票及其它财产，他决定改变四处投资的老法，将资金集中到钢铁事业中来。最后，最令卡内基信心十足的，是他在钢铁公司10余年间所掌握的管理大企业的本领。于是，到1873年底，他终于与人合伙创办了卡内基一麦坎德里斯钢铁公司。公司共有资本75万美元。卡内基投资25万美元，是最大的股东。在随后的20多年间，卡内基使自己的财富增加了几十倍。

　　1881年，卡内基实现了童年的梦想，与弟弟汤姆一起成立了卡内基兄弟公司，其钢铁产量占美国的1/37。1892年，卡内基把卡内基兄弟公司与另两家公司合并，组成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钢铁帝国——卡内基钢铁公司。他终于攀上了自己事业的顶峰，成了名副其实的钢铁大亨。他与洛克菲勒、摩根并立，是当时美国经济界的三大巨头之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卡内基钢铁公司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企业。它拥有2万多员工以及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它的年产量超过了英国全国的钢铁产量，它的年收益额达4000万美元。卡内基是公司的最大股东，但他并不担任董事长、总经理之类的职务。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任用了一批懂技术、懂管理的人才。时至今日，人们还常常引用他的一句名言："如果把我的厂房设备、材料全部烧毁，但只要保住我的全班人马，几年以后，我仍将是一个钢铁大王。"

　　然而，卡内基之所以受到世人的尊敬，不仅是因为他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在事业成功之后，毫不犹豫地将赚得的庞大财富，几乎全部捐献给了社会公益事业。他的后半生，主要致力于慈善事业与世界和平。

　　卡内基早在33岁的那一年，就在日记上写了下面的一段话："对金钱执迷的人，是品格卑贱的人。如果我一直追求能赚钱的事业，有一天自己也一定会堕落下去。假使将来我能够获得某种程度的财富，就要把它用在社会福利上面。"

　　1900年，年逾花甲的卡内基已经功成名就，他踌躇满志，决定心安理得地退休，用自己的巨额财富去做他早已想做的事情。这一年，他在《财富的福音》一书中宣布："我不再努力挣更多的财富。"于是，他毅然从他那蓬勃发展的钢铁事业中引退，以5亿美元的价格将卡内基钢铁公司卖给金融大王摩根。然后，他就开始实施他的把财富奉献给社会的伟大计划。

　　1901年，即他引退后的第一年，他首先拿出500万美元为炼钢工人设立了救济和养老基金，以向帮助他取得事业成功的员工们表示感谢。接着，为帮助有志上进而家境贫穷的年轻人，他当年在纽约市捐款建立了68座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建设事业持续了16年，他总共捐资1200万美元，兴办图书馆3500座。

　　第二年，他捐款2500万美元，在华盛顿创立"卡内基协会"，由美国国务卿约翰任会长，主要用来发展科学、文学和美术事业。该协会曾建造一艘"卡内基号"海洋调查船，修正了世界航海图。此外，还在加州山顶上建造威尔逊天文台来观察太空。对这个协会，卡内基在随后的一些年里一再追加资金，累计捐款达7300万美元。

　　与此同时，卡内基在他的第二故乡匹兹堡创办了"卡内基大学"。后来，又在美、英各地捐资创办了各种学校和教育机构。这类用于建造教育设施的捐款，达9000万美元之巨。

　　在随后的几年中，卡内基又设立了若干项基金。他捐资500万美元，设立"舍己救人者基金"，对在突发事件中为救助他人而牺牲或负伤的英雄及其家属予以奖励或救济。他捐资3900万美元，设立"大学教授退休基金"，以保障教育家的晚年生活。他还设立了"总统退休基金"和"作家基金"，对美国总统或作家的晚年给予资助。此外，他向11个国家提供了"卡内基名人基金"，并以1000万美元设立"卡内基国际和平财团"，专门资助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的人们。

　　1911年，年迈的卡内基夫妇由于10年来一直直接参与捐献工作，身心都深感疲惫，因而，卡内基决定再以仅余的1亿5千万美元设立了"卡内基公司"，让公司人员代理他们的捐献工作。

　　直至生命结束之前，卡内基都在为社会奉献着他的财富，其捐献总额高达3亿3千多万美元。当然，在他身后，"卡内基公司"及各项卡内基基金依然在实施他的捐献计划，况且这笔巨款还会不断地增加利息，或赚进红利，实际上他在世界上捐献的数额远大于这个数字。

　　华尔街大亨摩根

　　1861年10月7日，在美国纽约一幢豪华邸宅里，正在举行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尽管每个人从心底对新郎新娘怀着无尽的祝福，但现场仍笼罩着静寂、哀伤的气氛，婚礼犹如葬礼。

　　这邸宅是新娘的娘家。新娘的父母参加了婚礼，但新郎的双亲却呆在伦敦家里没有来。新郎的父母未参加婚礼虽非极力反对这一婚事，但不可否认，他们也不很赞同。他们惊讶的是，他们的儿子会如此坚决地对待这桩婚事。

　　婚礼是在屏风后祭坛前一张床前举行的，首先由牧师作了简短祈祷，随后新郎新娘宣誓永远相爱，并交换了戒指，互相拥抱、接吻。整个过程用不了10分钟，然而头戴面纱、身穿雪白长礼服的新娘已面白如纸，支持不住了，需要新郎搀扶着她。

　　新郎名叫皮柏，他的全名是约翰·皮尔庞特·摩根。新娘名叫咪咪。新娘的母亲带着哭腔说："皮柏，你一定要救救可怜的咪咪啊!"新郎说："您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医好咪咪的病!"

　　婚礼过后，皮柏就带上咪咪乘轮船，去阿尔及尔治病去了。在轮船的包舱里，皮柏深情地望着妻子。她的身体如此单薄，以致会让人想起"红颜薄命"这个词来。皮柏是在四年前和咪咪认识的。当时，皮柏在完成大学的学业后，决定到父亲朋友在美国纽约华尔街开设的邓肯商行去实习两年。此前他到邓肯的别墅去度假，就在那儿，他认识了端庄妩媚、多才多艺的咪咪。咪咪的全名叫亚美莉亚·斯塔杰。

　　有一次，皮柏的母亲从伦敦来纽约，皮柏就让母亲带咪咪去欧洲观光。在伦敦，皮柏的父亲见到了咪咪，得知他们的恋情，应允了这门婚事。当时，咪咪还没患病。

　　皮柏在邓肯商行干了一段时间。在他母亲和咪咪搭船去伦敦之际，他去古巴的哈瓦那，采购了鱼、虾、贝类及砂糖等货物。在返回的途中，他小试了自己的冒险精神。

　　当时，轮船停泊在新奥尔良，他信步走过充满巴黎浪漫气息的法国街，来到了嘈杂的码头。码头上，晌午的太阳烤得正热。远处两艘从密西西比河下来的轮船停泊着，黑人正在忙碌着上货、卸货。

　　一位陌生白人拍了拍他的肩膀，问道："小伙子，想买咖啡吗?"那人自我介绍说，他是往来美国和巴西的货船船长，受托到巴西的咖啡商那里运来一船咖啡。没想到美国的买主已经破产，只好自己推销。如果谁给现金，他可以以半价出售。这位船长大约看皮柏穿着考究，像个有钱人，就拉他到酒馆谈生意。

　　皮柏考虑了一会儿，就打定主意买下这些咖啡。他于是就带着咖啡样品，到新奥尔良所有与邓肯商行有联系的客户那儿推销。经验丰富的职员要他谨慎行事，价钱虽然让人心动，但舱内的咖啡是否同样品一样，谁也说不准，何况以前还发生过船员欺骗买主的事。但皮柏已下了决心，他以邓肯商行名义买下全船咖啡，并发电报给纽约的邓肯商行说，已买到一船廉价咖啡。

　　然而，邓肯商行回电严加指责说，不许擅自用公司名义!立即取消这笔交易!皮柏只好发电报给伦敦的父亲，向他求援。在父亲的默许下，用父亲在伦敦的户头，偿还了原来挪用邓肯商行的金额。他还在那名船长的介绍下，买了其它船上的咖啡。

　　皮柏赌赢了!就在他买下大批咖啡不久，巴西咖啡因受寒而减产，价格一下子猛涨了2～3倍。皮柏大赚了一笔，不但邓肯对他赞不绝口，连他远在伦敦的父亲也连夸儿子说，有出息，有出息!

　　皮柏和咪咪乘船往阿尔及尔期间，美国的南北战争已经爆发。林肯领导的北军时胜时败，战争局势不明朗。每遇战局有变，华尔街金融市场便剧烈变化。"天有不测风云"，有人在一夜之间暴富，有人却一下子落得一贫如洗，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有着经营天才的皮柏，心里已顾不上金融市场，他一心想医好咪咪的病，未到阿尔及尔港。

　　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咪咪的病每况愈下。后来，他又带咪咪到法国求治。在巴黎医生作了"毫无治愈的希望"结论后，咪咪年轻的生命在巴黎医院里结束了。皮柏悲痛万分，在伦敦为爱妻举行了葬礼。葬礼离婚礼不到3个月。

　　皮柏带着妻子咪咪的骨灰盒和一颗破碎的心，回到纽约。临行之前，他的父亲发电报给邓肯商行，希望老朋友邓肯继续和皮柏合作，并且答应出一半资金。但是，邓肯这位父亲的老朋友，竟断然拒绝了。皮柏的父亲勃然大怒，立刻电告儿子说，不必再和邓肯共事!自己办出一家公司来，无论出多少资本有我在后面撑着!或许是爱子心切，或许是望子成龙，总之，父亲给了皮柏极大的支持。在曼哈顿岛纽约证券交易所对面的一幢房子里，二楼又新添了一块招牌——摩根商行。

　　这时候，战争局势日益紧张。北军在布尔渊河战役中大败。林肯命令财政部长马上发行200万美元的战争债券，用来购买武器装备。自从南北战争爆发以来，这种战争债券备受青睐，交易十分红火。设在纽约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人头攒动，热闹得像庙会一样。

　　在著名的皮鲍狄公司纽约分行负责人的推荐下，皮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拥有一个席位。该交易所规定，凡参加交易的人必须是它的会员。因此想人会的人很多，交易所严格限制入会人数。皮柏是找人开后门才得以入会的。其实，皮柏人会仅仅是做做样子，他对此并不感兴趣。

　　对皮柏这位年轻的金融投机家而言，最使他感兴趣的是坐落在华尔街一栋又老又旧的建筑物地下室中的黑市交易所。当时大都市地下室，通常用来贮藏煤炭，以备冬天取暖之用。人们戏称它为"煤炭厅"。葛莱福是"煤炭厅"的主持人。

　　另一位年轻的投机家克查姆和皮柏搭伙搞金融投机。克查姆建议皮柏说："咱们先同皮鲍狄公司打个招呼，通过他和你的商行共同付款的方式，秘密买下400万到500万美元的黄金。"皮柏盘算着，说："对!黄金到手之后，将其中的一半汇往伦敦，另一半归咱们。一旦汇款的事情泄露出去，同时查理港的北军又战败的话，金价必然暴涨。时候一到，咱们就把留下来的那一半抛售出去。"

　　皮柏和克查姆按计划行事。黄金果然暴涨了，他俩大捞了一笔。此事在纽约和伦敦掀起轩然大波。《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说，这次金价暴涨，简直是把美利坚合众国的生命视同儿戏!议会应该赶快建造断头台，将这些家伙斩首示众。该报还刊登了一篇调查结果，说纽约一个名叫皮柏·摩根的青年投机家，是这一事件的操纵者。

　　但是，华尔街地下室"煤炭厅"里的投机分子们，仍然在畅饮狂欢，根本不去理会报纸的指责。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资本家的每一个毛孔，都沾着劳动者的鲜血。皮柏作为一个资本家，就是大发了战争财。继黄金风波后，皮柏又倒卖5000支霍尔式步枪。当华盛顿陆军总部收到这批枪支后，发现这些枪支是10年前制造的，已经生锈，根本不能使用了。

　　皮柏的神情看起来既狡黠又傲气，浓密的短胡须和浓密而弯曲的双眉相搭配。他对社会的批评常常置之不理。皮柏知道情报对于生意的价值，花高薪聘请史密斯当摩根商行的电报工作人员。史密斯原先是陆军部电报局的接线员，而史密斯的好友文尼尔上校，是格兰特将车的电报秘书。通过文尼尔，史密斯能获得前线的军事情报。

　　美国南北战争越打越激烈。南军进攻北军的炮舰，都是由英国的造船厂制造的。林肯总统为此再三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然而英国方面毫不买账。后来通过下最后通牒，英国同意停止为南军造船，但提出一个条件：美国必须在5天之内准备价值达100万英镑的黄金作为赔偿费。

　　皮柏得到了这个只有总统和国务卿知道的绝密情报，知道金价因此会一下暴涨，激动得大叫："买了!"他买下了大量黄金。几天之后，黄金猛涨，皮柏又大赚了一笔。

　　南北战争以代表奴隶主利益的南军彻底失败而告终。此时，皮柏的公司进一步扩大了规模。新加入他的公司的有邓肯商行的达布尼，以及皮柏的表弟克特温。因此，皮柏·摩根公司也因此改为达布尼·摩根商行。

　　1866年，皮柏再次结婚。新娘是一个名叫法兰西丝的律师。同年生下长女露易莎。1867年又生下小摩根。小摩根是皮柏唯一的儿子。以后他们又生下了两个女儿。

　　终于成为华尔街银行家的皮柏，又把目光瞄准了铁路投机事业。因为这时各地铁路纷纷营建，已成为美国的热门。在南北战争以前，皮柏投机咖啡初尝甜头，在战争中又进行破枪支买卖，后来又搞黄金投机，这些活动使他获得了丰富的投机致富经验，在华尔街云集的投机者中间，他是注定要战胜所有的对手的。

　　有一条名叫萨科那的铁路，虽然只有227公里长，但它具有极为优越的地理位置，纽约四周的煤炭、石油和钢铁等，都靠它运输。为了争夺这条铁路的营运权，几位大老板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大打出手，双方死伤了许多人，靠军队才将暴乱平息下去。皮柏耍了手腕，使争夺者两败俱伤，他从而把萨科那铁路的经营权抢到了手。

　　1871年3月，法国巴黎爆发了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成立了巴黎公社。同年5月，巴黎公社失败，欧洲政局又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头目梯也尔为了巩固他的统治，派密使约见度柏的父亲吉诺斯·摩根，想请摩根家族代为发行2.5亿法郎的国债。吉诺斯经过讨价还价，答应下来了。

　　皮柏在纽约收到了父亲的电报。电报说："希望在美国能把2.5亿法郎消化掉。考虑到你的负担过重，我因此想了个新办法，成立辛迪加(企业的联合)，也就是把华尔街的所有大规模投资金融公司集合起来，成立一个国债承担组织。"皮柏读着电文，心里想，这可能吗?但他知道，老父毕竟是老谋深算的，成立辛迪加，目的是让大家一道承担风险;而一旦法国国债发行成功了，赚钱最多的无疑是摩根父子。皮柏给父亲回电，承诺了下来。

　　通过代理发行法国国债，皮柏这个青年金融家一下子成了美国和加拿大知名的风云人物。他又大发了一笔。有人形容华尔街金融家之间的尔虞我诈如同战场，这话一点不假，而他们之间的"战斗"又同政治家们互相勾结。如同战场和政界一样，华尔街也是风云变幻。就在皮柏代理发行法国国债成功不久，华尔街的两个最大的金融巨头德尔和科克的公司倒闭了，多达40家的大金融公司因株连而倒闭。科克的公司就是因为他独自承诺了1亿美元的铁路债券，没法消化，最终导致了破产。

　　由于德尔和科克的破产，从1873年起，美国爆发了经济恐慌。皮柏·摩根静静地观察演变着的时势，不敢轻举妄动。他在等待时机成熟。

　　五年之后，也就是1878年，海斯竞选美国总统成功，任命夏曼为财政部长。皮柏从夏曼那里得知，联邦政府打算发行5000万美元的国债。国债用国库黄金作担保，利息为4.5%。虽利息不高，但是有保障。皮柏盘算了一下，认为承购下来油水虽不太大，但今后可以对政府的财政政策施加影响，便将这笔业务整个承揽了下来。

　　皮柏继续大显身手。到了1890年，他以纽约的中央铁路为基础，趁美国经济混乱、全美铁路系统因各个大老板你争我夺而陷于瘫痪的时机，不断地吞并别人，坐上了"铁路大联盟"的第一把交椅。正当皮柏沉醉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时，他的父亲却遭遇了车祸。事情是这样的：吉诺斯·摩根乘马车到别墅外散步，马儿听到蒸汽火车的汽笛声受了惊，吉诺斯被摔出车外，脑袋砸在一块巨石上，当即昏迷不醒。4天后，老人就离开了人世。皮柏没能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一切竟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皮柏怀着沉痛的心情，将父亲遗体运过大西洋，在故乡安葬。故乡政府的建筑物都降半旗致哀。

　　也就是这一年，皮柏的儿子小摩根圆满地完成了大学学业，开始进入社会，进入了摩根公司。

　　皮柏·摩根的财产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光是铁路，直接属于他的就有3.05万公里，此外，受他控制的还有近7万公里。当时美国铁路呈三家鼎立之势，而皮柏兵强马壮，势力遥遥领先于另两人之上。

　　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为了争夺太平洋和南美洲的殖民地，爆发了战争。老牌殖民者当然敌不过新兴的美国殖民者，战败后割让菲律宾、古巴等地。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而对于大发战争财的摩根财团来说，是巴不得仗打得越多越好。当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门口，就有许多群众举行抗议示威，他们高喊："华尔街是战争的发动者!""埋葬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

　　示威呐喊的声音，从开着的窗户传了进来。但皮柏·摩根却置之度外，面不改色心不跳，悠悠然叼着雪茄，苦苦思索着如何到菲律宾、古巴、日本及中国投资的问题。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际："今后将成为国际投资的时代。"也就是说，他要向世界垄断资本进军了。

　　皮柏回顾他的一生，由于自己的精明和独到的眼光，在几个重大决策方面取得了非凡成果，使得财源滚滚，如今摩根帝国，已非他的祖辈和父辈可比了。摩根帝国的旗帜将插到世界每个角落。

　　皮柏得知墨西哥政府由于无力偿还西班牙的旧债，已面临崩溃边缘，危险万分。墨西哥当局不得不发行公债，计划发行1.1亿美元。如此大的买卖，皮柏怎能不动心，他牙一咬，做做看!他和德国一家银行联手，认购了全部墨西哥公债，条件是墨西哥拿石油矿和铁路作担保。

　　不多时，皮柏又花7500万美元，买下了阿根廷公债。

　　又不久，南非的布尔人起义，抗击英国殖民军。由于战争用费庞大，英国政府已难以支撑。皮柏陆续认购了1.8亿美元的战争债券。

　　皮柏同时又把手伸向美国的钢铁企业。在美国钢铁企业排行榜中，坐头把交椅的要数卡内基了。皮柏的钢铁企业只能排老二;排老三的是洛克菲勒。皮柏一直把卡内基当作眼中钉、肉中刺。机会终于来了!卡内基由于母亲、弟弟和最得力的助手接连去世，决定隐退，把他的全部家当以3.2亿美元出让。皮柏生怕洛克菲勒买了去，便派人和卡内基谈判。谁知卡内基又抬高到4亿美元。皮柏·摩根说："我们高于4亿美元买下它!"

　　1901年4月1日，属于皮柏·摩根的US钢铁企业正式成立。它向新闻界宣布，US钢铁企业拥有10.18亿美元资金，发行3.01亿美元新公司债券。

　　世界金融中心已渐渐从伦敦移到了纽约。华尔街成了世界金融中心的代名词。皮柏·摩根家族的总资平已达到34亿美元，包括银行家信托公司、保证信托公司、第一国家银行。摩根同盟资本约48亿美元。整个枝连的"摩根体系"，总值竟有200亿美元!另外还有125亿美元保险资本。生产事业方面，则有US钢铁、通用汽车公司、制铜公司、大陆石油公司、奇异电器公司、硫磺公司等。摩根公司在铁路方面发展前面已提到过了，服务业方面还拥有国际电话电信公司等许多大公司。摩根同盟的两个大银行拥有510亿美元总资产。相加起来，总资产相当于美国企业资产的1/34。皮柏·摩根是真正的"富可敌国"了!

　　石油巨子洛克菲勒

　　美国早期的富豪，多半靠机遇成功，唯有约翰·洛克菲勒例外。他并非多才多艺，但异常冷静、精明，富有远见，凭借自己独有的魄力和手段，白手起家，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他那庞大的石油帝国。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人们对他毁誉参半，有人认为他只不过是极具野心、唯利是图的企业家，也有人恭维他是个慷慨的慈善家。但不管怎样，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十亿富翁，作为石油巨子，他在相当一段时期控制着全美国的石油资源，并创设了托拉斯企业制度，在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1839年7月8日，约翰·洛克菲勒出生于纽约州哈得逊河畔的一个名叫杨佳的小镇。他的父母，个性截然不同：母亲是个一言一行都皈依《圣经》的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勤快、节俭、朴实，家教严格;而父亲却是个讲究实际的花花公子，他自信、好冒险，善交际，任性而又以自我为中心。洛克菲勒作为长子，他从父亲那里学会了讲求实际的经商之道，又从母亲那里学到了精细、节俭、守信用、一丝不苟的长处，这对他日后的成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父亲名叫威廉，人称"大个子比尔"，是个到处闯荡的木材商、马贩子，也是个走江湖的巫医，兜售所谓"立见奇效，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此外，他还出卖土地，买卖毛皮，贩盐，推销杂货，几乎是无事不干的百事通。

　　父亲出外经商，一去就是几个月，家中对孩子们的教育主要由母亲承担。但偶尔归家的父亲也与母亲一样望子成龙，一有空就教约翰如何写商业书信，如何准确而迅速地付款，以及如何清晰地记账。他深知社会的现实和世道的冷酷，所以他常采用一些特殊的方式教育孩子，使他们在踏入社会之前就能坚强而且精明起来。

　　比尔很注意在游戏中创造机会启发约翰和他的弟弟，以培养他们预防不测的意识。当约翰还是个孩童时，父亲常常让小约翰从高椅子上纵身跳入自己怀抱。有一次父亲没有用双臂接他，他就重重地摔在地上。父亲严肃地对他说："要记住，决不要完全信任任何人。哪怕是最亲密的人，也千万不要轻信!"这件事给约翰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于在日后的生意场上，他始终保持冷静、警觉的头脑，从而避免了多次失误。

　　然而，约翰对父亲血液里流淌的东西并没有全盘接受，他完全没有父亲那种花花公子的秉性，而是继承了母亲勤俭的美德。他把这种信念视为"商业训练"，一生中烙守"不俭则匮"的准则;从中他还引申出自己的结论："只有数字作数。"

　　约翰·洛克菲勒14岁那年，在克利夫兰中心中学上学。放学后，他常到码头上闲逛，看商人做买卖。有一天，他遇到一个同学，两人边走边聊起来。那个同学问："约翰，你长大后想干什么?"年轻的洛克菲勒毫不迟疑地说："我要成为一个有10万美元的人，我准会成功的。"谁曾料到，几十年后，这个蜚声国内外的石油大王，其拥有的财富达10亿美元，是他童年梦想的10万倍!

　　约翰·洛克菲勒1855年中学毕业后，便决定放弃升大学，到商界谋生。为了寻找工作，他在克利夫兰的街上跑了几个星期，拿定主意要找一个前程远大的职业。他的眼界颇高。他后来回忆道："我上铁路公司、上银行、上批发商那儿去找工作，小铺小店我是不去的。我可是要干大事的。"

　　当年9月26日，他在一家经营谷物的商行当上了会计办事员。从此，这个日子就成了他个人日历中的喜庆纪念日，他把它作为第二个生日来庆祝。"就在那儿，我开始了学做生意的生涯，每周工资是4美元。"他追忆道。

　　他工作勤勤恳恳，不久就养成了对数字的好眼光。他除了记好账外，还为商行的经营出主意。有一次，商行买入一批大理石，打开包装后竟发现高价购进的大理石材上有瑕疵，商行老板沮丧而又无计可施。这时，头脑灵活的洛克菲勒建议把责任推到负责运货的3家运输公司头上，向这3家公司分别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这个绝妙的主意使商行得到的赔款比原来高出两倍，商行由此得到一笔"飞"来的横财。洛克菲勒这种天生的经商才能颇得老板赏识，很快给他提了薪，工作第一年他挣得了300美元。

　　第三年他的年薪提到600美元。但他知道自己对这家商行的贡献远不止此，因此要求加薪到800美元，结果遭到拒绝。洛克菲勒断然决定离开这家商行，自闯天下。

　　1858年，年仅19岁的洛克菲勒向父亲借款1000美元，加上自己积蓄的800美元，与比他大10岁的克拉克合股创办了一家经营谷物和肉类的公司。这是洛克菲勒生平所办第一家公司。由于经营顺利，第一年就做了4.5万美元的生意，净赚4000美元。第二年年底净赚1.2万美元，洛克菲勒分得6000美元。

　　洛克菲勒做生意时总是信心十足、雄心勃勃;同时又言而有信，想方设法使自己取信于人。克拉克对洛克菲勒做事仔细十分欣赏，他描述当年的情况说："他有条不紊到极点，留心细节，不差分毫。如果有一分钱该给我们，他必取来。如果少给客户一分钱，他也要客户拿走。"

　　这时候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已经发现了石油，成千上万人像当初采金热潮一样拥向采油区。一时间，宾夕法尼亚土地上井架林立，原油产量飞速上升。

　　克利夫兰的商人们对这一新行当也怦然心动，他们推选年轻有为的经纪商洛克菲勒去宾州原油产地亲自调查一下，以便获得直接而可靠的信息。

　　经过几日的长途跋涉，洛克菲勒来到产油地，眼前的一切令他触目惊心：到处是高耸的井架、凌乱简陋的小木屋、怪模怪样的挖井设备和储油罐，一片乌烟瘴气，混乱不堪。这种状况令洛克菲勒多少有些沮丧，透过表面的"繁荣"景象，他看到了盲目开采背后潜在的危机。

　　冷静的洛克菲勒没有急于回去向克利夫兰的商界汇报调查结果，而是在产油地的美利坚饭店住了下来，进一步作实地考察。他每天都看报纸上的市场行情，静静地倾听焦躁而又喋喋不休的石油商人的叙述，认真地作详细的笔记。而他自己则惜字如金，绝不透露什么想法。

　　经过一段时间考察，他回到了克利夫兰。他建议商人不要在原油生产上投资，因为那里的油井已有72座，日产1135桶，而石油需求有限，油市的行情必定下跌，这是盲目开采的必然结果。他告诫说，要想创一番事业，必须学会等待，耐心等待是制胜的前提。

　　果然，不出洛克菲勒所料，"打先锋的赚不到钱。"由于疯狂地钻油，导致油价一跌再跌，每桶原油从当初的20美元暴跌到只有10美分。那些钻油先锋一个个败下阵来。

　　3年后，原油一再暴跌之时，洛克菲勒却认为投资石油的时候到了，这大大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他与克拉克共同投资4000美元，与一个在炼油厂工作的英国人安德鲁斯合伙开设了一家炼油厂。安德鲁斯采用一种新技术提炼煤油，使安德鲁斯一克拉克公司迅速发展。

　　这时，洛克菲勒尽管才20出头，做生意己颇为老练。他欣赏那些得冠军的马拉松选手的策略，即让别人打头阵，瞅准时机给他一个出其不意，后来居上才最明智。他在耐心等待，冷静观察一段时间后，决定放手大干了。可他的合作者克拉克这时却举棋不定，不敢冒风险。两个人在石油业务的决策上发生了严重分歧，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

　　他们两人都知道石油前景广阔，在拍卖公司产权时都不肯放弃他们原来的经纪行在安德鲁斯一克拉克公司的股权，彼此喊价的情景十分激烈。两人从500美元开始叫起，谁出价最高将购得股权。洛克菲勒已下定决心要投入石油生意，因此每次都毫不犹豫地喊出比克拉克更高的标价。当标价达到5万美元时，他们都意识到此价格已大大超出公司的实际价值了。但标价仍在上升，6万美元，7万美元……当克拉克无力地喊出7.2万美元时，洛克菲勒面不改色的喊价"7.25万美元"。克拉克哭丧着脸说："我不再抬价了，约翰，这股权是你的了。"然后，他扬长而去。

　　26岁的洛克菲勒终于取得了胜利。他后来在回忆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时说过："这是我平生所作的最大决定。"从此，他把公司改名为"洛克菲勒-安德鲁斯公司"，满怀希望地干起了他的石油事业。

　　洛克菲勒迅速扩充了他的炼油设备，日产油量增至500桶，年销售额也超出了百万美元。洛克菲勒的公司成了克利夫兰最大的一家炼油公司。丑小鸭终于变成了白天鹅。

　　当时的石油业，秩序还十分混乱，生产过剩，质量较差，价格混乱……激烈的角逐已现端倪，洛克菲勒的公司就像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小舟，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

　　高瞻远瞩的洛克菲勒意识到，必须把自己的企业扩大，船大才能抵御惊涛骇浪的冲击。他果断地说服自己的弟弟威廉参加进来，建立了第二家炼油公司，并派他去纽约经营石油进出口贸易，尽快打开欧洲市场。威廉临去纽约前，兄弟俩促膝谈心，踌躇满志地立下了誓言："我们要扩张、再扩张，资金越多，我们发展的本钱也越丰厚，我们要独霸世界!"

　　虽然当时洛克菲勒对于自己将要创造的"超级帝国"，心中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概念，但他对企业的未来及个人的前途信心百倍。他坐镇克利夫兰市的总部指挥着全局，应付着一切挑战。

　　要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扩大市场，首要的是制定质量管理标准，削减成本，降低价格。他向银行贷款，新建了一座堪称"标准"的新炼油厂，生产出标准的煤油，很受人们的欢迎。

　　从一开始，他就把目光转向国际市场。他在纽约开设的办事处，专门向东海岸和国外出售公司产品。他尽可能削减各种成本，如自制油桶，并买下一家化学公司，自制炼油用的硫酸。为了免付铁路运输费用，他还购买了油船和输油管。年轻时的节约习惯，被洛克菲勒用到了生产中，发挥出巨大的效益。

　　洛克菲勒热衷于公司间的联合，他联合了两位资金雄厚、信誉很好的投资合作者。3年之后，也就是1870年1月10日，创建了一家资本额为100万美元的新公司，它的名字就是标准石油公司。身为公司创办人和总裁的约翰·洛克菲勒获得了公司1/34强的股权，当时他年仅30岁。

　　科学的管理、精细的经营、高质量的产品为标准石油公司赢得了声誉，也具备了坚实的竞争能力。1865年洛克菲勒初进石油业时，克利夫兰有55家炼油厂，到1870年标准石油公司成立时只有26家生存下来，1872年底标准石油公司就控制了这26家中的21家。

　　洛克菲勒讲求效能，憎恨浪费精力、浪费成本和利润的无谓竞争。他讨厌当时通行的那种一次次降低价格，直到把竞争者赶出这个行业，再随意抬高价格的竞争方式。他向竞争者们提供现金或标准公司的股票，来换取他们的炼油厂的所有权，结果大多数人都同意将工厂出卖给标准公司。可以说，他是认识兼并价值的一名先驱者。在兼并公司的同时.洛克菲勒还网罗了一批能人干将，这些人都成了他的得力助手。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价值远远超过被兼并的所有公司。"

　　洛克菲勒用兼并的方法在全国广泛收买炼油厂，到1879年底，标准公司作为一个合法实体成立后刚满9年，就已控制了90%的全美炼油业。到了1880年，全美生产出的石油，95%都是由标准石油公司提炼的。自美国有史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企业能如此完全彻底地独霸过市场。

　　随着洛克菲勒的石油帝国的发展，因本身庞大而导致的难以控制的危险性也越来越大。洛克菲勒清醒地看到这一弊病并引起重视。

　　正在这时，洛克菲勒在一本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现一篇文章，里面写道："小商人时代结束，大企业时代来临。"他感到这与自己的垄断思想不谋而合，就对文章予以高度评价，并以高达500美元的月薪聘请文章的作者多德为法律顾问。

　　多德是个年轻的律师，他"走红"后，就千方百计为洛克菲勒的公司寻找法律上的漏洞。一天，他在仔细研读《英国法》中的信托制度时，突然产生出灵感，提出了"托拉斯"这个垄断组织的概念。

　　所谓"托拉斯"，就是生产同类产品的多家企业，不再各自为政，而以高度联合的形式组成一个综合性企业集团。这种形式比起最初的"卡特尔"，即那种各自独立的企业为了掌握市场而在生产和销售方面结成联合战线的方式，其垄断性要强得多。

　　在多德的"托拉斯"理论的指导下，洛克菲勒在1882年1月20日召开"标准石油公司"的股东大会，组成9人的"受托委员会"，掌管所有标准石油公司的股票和附属公司的股票。洛克菲勒理所当然地成为该委员会的委员长。随后，受托委员会发行了70万张信托址书，仅洛克菲勒等4人就拥有46万多张，占总数的2/3。就这样，洛克菲勒如愿以偿地创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联合事业——托拉斯。在这个托拉斯结构下，洛克菲勒合并了40多家厂商，垄断了全国80%的炼油工业和90%的油管生意。

　　托拉斯迅速在全美各地、各行业蔓延开来，在很短时间内，这种垄断组织形式就占了美国经济的90%。很显然，洛克菲勒成功地造就了美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代——垄断时代。

　　19世纪80年代，标准石油公司进一步向西欧和中国扩大海外市场，美国的工艺已使标准公司的产品优于欧洲人的产品，因而标准公司赢得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煤油市场。在中国，标准公司为自己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它分送掉几百万盏廉价的油灯，使中国人购买和点燃标准公司的煤油，被人们称之为"点燃亚洲光明之灯"。就这样，标准公司一步一步地把石油市场从欧洲扩展到亚洲，进而扩展到全世界。

　　1884年洛克菲勒把标准公司总部由克利夫兰迁到纽约市百老汇街26号，成了一家全世界最大的石油集团企业。约翰·洛克菲勒成了蜚声海内外的"石油大王"。标准石油公司几经更名，最后也定名为美孚石油公司。

　　1896年，洛克菲勒离开纽约总部，秘密地搬到了波坎铁柯庄园，他退休了。这一年他才57岁，正值壮年。为什么会激流勇退呢?有人说他自觉罪孽深重。洛克菲勒成功的背后，确实有不少同行厂商倒闭、破产，饱受他那弱肉强食的垄断之苦。也有人说他患了严重的消化功能紊乱症。在过去40年中，他要钱不要命，以致积劳成疾，不得不退休。到底是因为什么，恐怕谁也说不清了。

　　洛克菲勒在退休后又活了41年。他退休后几乎将全部的精力放到了发展慈善事业上。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他每年的捐献都超过100万美元。1913年，设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专门负责捐款工作。他捐款总额达5亿美元之多。对此有人表示尊重和感谢，但也有人说那是为了赎他自己深重的罪孽，是出于一种犯罪感。有一位公理会的牧师谴责洛克菲勒的一笔10万美元的捐款是"肮脏钱"而拒不接受。

　　在流言的影响下，洛克菲勒经营的标准石油托拉斯也被迫解体，被分解成38家新公司，直到今天，这些公司都还是美国工业的巨擘。

　　酿酒大王张振勋

　　1840年，张振勋出生在广东大埔县一个乡村私塾先生的家中。虽然父亲在教书之余，还行医治病，但家中的生活仍然十分贫困。小振勋在私塾中跟着父亲读了几年书，十三四岁时，就不得不辍学到姐夫家去放牛。可是他太爱读书了，一次因为看书而忘了管牛，牛吃了人家田里的秧苗，主人告到姐夫家里，要求赔偿。姐夫气得狠狠地打了小振勋一个耳光，还骂他说："死人还能守住四块棺材板，你连一头牛都看不住，真是连死人都不如!"

　　小振勋赌气说："你不要太看不起人，将来我发了财……"

　　姐夫不等他说完，就冷笑起来，说："你也想发财?除非太阳从西边出!"

　　小振勋气得脸色发青，转身就跑回家去了。

　　父亲没有责备他，只是为难地说："孩子呀，以后你打算干什么呢?"

　　小振勋想到他读司马迁的《史记》，其中《货殖列传》这一篇有许多因经商而致富的例子，就对父亲说："我想学做生意!"

　　因为一时没有合适的学生意的机会，父亲就把他送到一家竹器作坊去做学徒。小振勋不怕吃苦，手艺学得很好。可是在他16岁那年，家乡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到处都是饿死的人，没有人再需要竹器，更没有人来读书，小振勋和父亲都失了业。小振勋只得每天和哥哥、弟弟一起上山挖草根，剥树皮，供一家人充饥。正在这时，村里有个姓黄的南洋华侨回乡探亲，见灾荒严重，就慷慨地拿出钱来，送给同村每户人家一斗白米。乡亲们都非常感激他。张振勋很羡慕，就找到这位华侨打听，他能不能到南洋去做工挣钱。姓黄的华侨见他身强力壮，手脚勤快，便表示愿意带他到南洋去谋生。

　　张振勋兴冲冲地回家，说服了父母，就随着姓黄的华侨，登上了去印度尼西亚巴城(就是今天的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帆船。

　　经过十几天的海上航行，张振勋满怀希望踏上了印尼的土地。清澈亮蓝的海水，高耸入云的椰子树，郁郁葱葱的橡胶林，芬芳扑鼻的槟榔花，散发着肉香的沙茶……浓郁的异国风情使小振勋感到新奇而有趣。但是他更关心的，还是在什么地方能够挣到白花花的银钱。他一刻都不会忘记，家乡的父母亲人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正盼着他能多挣点钱养家糊口!

　　然而，当时的巴城，正处在荷兰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它美丽的风光，只是富人的天堂。穷苦人在这里还是难以谋生。举目无亲的张振勋，虽然在姓黄的华侨帮助下有了一个栖身之处，但接连两个月都没有找到工作，最后只得去做非常艰苦而且危险的矿工。

　　直到3年以后，张振勋才在一个福建华侨开设的纸行当上了佣工。他深知这工作的来之不易，所以只要是老板吩咐的事，都认真踏实地去干好。有的时候，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也从无怨言。晚上得了空闲，他总是如饥似渴地学习当地语言和业务知识。纸行的陈老板因此很看重他，先让他当推销员，后来又提拔他当账房先生，把全店银钱进出和账务管理都托付给他。张振勋也没辜负老板的信任，努力搞好经营，当年纸行就获得了5万荷兰盾的利润。这时，有人暗中鼓动他找机会挟带店里的款项逃回家乡，去过快活日子。张振勋认为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也是没出息人的做法，所以坚定地拒绝了。陈老板知道后，更加器重这个年轻人，觉得这是个靠得住的人，所以把自己的独生女儿陈兰香也嫁给了张振勋。

　　这年年底，陈老板因病去世，临终之时，他把身后的事情，都托付给了张振勋。安葬了老人以后，张振勋和妻子商量如何发展今后的事业，他说，开纸行虽可以维持生活，但不会有什么大发展，这几年来，他仔细观察、研究了巴城的商业状况，发展前景最好的，就该是酒行。因为，荷兰殖民主义者花天酒地，大肆挥霍，时时离不开酒;而当地的居民中，好酒的人也很多。所以他想把纸行关闭了，改开酒行。妻子一向佩服他的精明强干，听他说得有道理，就同意了。

　　酒行开业后，果然生意兴隆。张振勋是个有心人，在接待顾客时很注意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结交各方面的朋友。连当地的最高长官、荷兰人亨利都成了他的朋友。后来，在进行巴城酒税和典当捐务承办权的投标竞争时，张振勋得到亨利的帮助，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承办酒税和典当捐务，利润很大，张振勋的财富也就成倍地增加。同时，他又通过亨利的关系，把这种业务逐渐扩大到其它城市和别的商品中。短短几年中，张振勋成了当地引人注目的大富翁。

　　但是，张振勋对这种发财的途径并不满意，他一直在寻找更有前途的发展方向。1866年，新的创业机会降临了。当地政府为了开发附近的岛屿，号召华侨投资进行垦殖。张振勋认为，南洋的岛屿，土地肥沃，加上气候适宜，开发的前景一定会好，这是一个大显身手、大展宏图的好机会!于是他亲自前往同为荷兰殖民地的葛罗巴埠，创办了一个裕和垦殖公司。公司雇佣了一批华侨工人，开垦出一片荒地，种植椰子、咖啡、茶叶等经济作物，并在田间套种杂粮。经过几年的努力，原先的丛林沼泽变成了肥沃的田园。他的收入也随之不断增加。由于他一贯重视信誉，因此营业状况一直很好。同时，他还包办了荷兰驻军以及劳工的伙食，并且兼办建筑修缮工程，也赚了不少钱。他在华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事业也越办越大。为了加速垦荒，他一面招收当地的华工，一面写信回家乡，召唤乡亲们来南洋参加开发，并先后又开办了裕应、笠旺、万裕应三家垦殖公司。其中仅笠旺一家，就有职工数万人，拥有资产数百万荷兰盾!

　　1875年。张振勋又去苏门答腊经营垦荒事业，开办了亚齐垦殖公司，先后办起了橡胶园、茶园、鱼池和银行，成为资财累累的"苏岛富翁"。同时，他还把大量盈利投资于其它行业。在巴城，他办有从事远洋航运的广福、裕昌两家轮船公司;在日里，办有日里银行;在文东埠，办有开采锡矿的东兴矿务公司;在棉兰、槟榔屿及苏门答腊还拥有大量房地产。经过30多年的创业奋斗，到19世纪90年代，张氏企业的经营范围已包括农、矿、商、运输各业，分支机构遍布南洋各地。据估计，张振勋在企业最鼎盛期间，全部海外资产约合白银7000万两，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如此。这真是"富可敌国"了!

　　张振勋成为南洋华侨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当地的荷兰殖民者也不敢小看他。他每到一地，当地的行政当局都鸣礼炮表示欢迎。同时荷兰政府还准备授予他官职，但张振勋婉言谢绝了。他对朋友说："我是中国人，应该为祖国出力，怎么能去当外国的官员呢!"

　　1890年，是张振勋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转折点。这年，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龚照援，奉命考察欧美各国的富国之道。途经新加坡时，他听说了张振勋的情况，很感兴趣，特地登门拜访。会见中，龚照瑗向张振勋请教致富之术，张振勋的回答使龚照瑗大为赞叹，两人一见如故。经龚照瑗推荐，清政府委任张振勋为中国驻槟榔屿总领事，后又升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张振勋的名声也开始传到了国内。

　　第二年夏天，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邀请张振勋到山东烟台商议兴办铁路、开采矿藏的事。张振勋欣然前往。在谈话中，张振勋提起一件旧事：10多年前他曾与一位法国领事同桌就餐，这位法国领事说到，中国天津、烟台一带气候环境都适宜葡萄生长，用那里的葡萄可以酿造出优质葡萄酒。曾经经营过酒行的张振勋便把这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如今到了烟台，他很想实地考察一下葡萄生长的情况。无巧不成书，盛宣怀也早有这个想法，认为烟台一带葡萄出产丰富，售价低廉，很适合建葡萄酒厂。两人不谋而合，便细细商议起此事来。盛宣怀说，最困难的是缺少高水平的酿酒师。张振勋说，酿酒师可以聘请，不足为虑，麻烦的是酒瓶无从供应。盛宣怀告诉他，上海已建立了玻璃厂，可以解决酒瓶问题。一席话使张振勋信心大增，当即决定投资，在烟台创办葡萄酒厂!

　　在盛宣怀的支持下，张振勋开始筹建酒厂。他一面在烟台购买土地，定制机器，建筑厂房、酒窖，开辟原料基地，一面写信回家乡，招集张氏子弟和亲戚来做帮手。1894年9月，张振勋筹办的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得到了政府的正式批准，并获得了在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山东三省的15年专利和免税3年的政策优待。这是我国近代第一家同时也是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一家新式酿酒公司。张振勋亲自书写了金光闪闪的大字招牌，高高地挂在了大门上。

　　张振勋迈开了走向酿酒大王之路的第一步。

　　张振勋曾经经营过酒行，对于各国名酒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他又经营过垦殖公司，对于原料基地葡萄园的生产管理心中有数，这些都是他开办酿酒公司的有利条件。然而，对于酿造葡萄酒的工艺技术，他却是完全不懂的了、最初，他请人从中国古籍记载中寻找有关资料，打算自己试验。然而，我国的酿酒业虽然源远流长，但始终以粮食酒为主，关于葡萄酒的记载几乎是空白。张振勋不得不寄希望于外国酿酒师。1892年春天，经朋友介绍，张振勋以重金聘请英国有名的酿酒师俄磷来烟台，两人合作得比较愉快。没想到两年以后，俄磷因为拔牙而突然身亡。正值筹建酒厂的关键时刻，张振勋只得急着再请新的酿酒师。这次请到的是荷兰人雷德弗。张振勋让雷德弗开始试酿葡萄酒，自己又回到新加坡去处理南洋的事务。不久，雷德弗带着试制的酒样，到新加坡来向张振勋报喜，开口就大吹自己的酒酿得如何如何好，简直能比得上王母娘娘的仙酒。可是张振勋把酒样拿到当地的一家酿酒公司化验，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化验师对他说："从化验结果看，贵国的葡萄质量非常好，但你们的酿造技术实在不行，可能你的酿酒师根本不懂得酿酒!"张振勋这才知道，雷德弗原来是个骗子。

　　骗子虽然被赶走了，可张振勋也气得一连几天卧床不起。他的一位奥地利好友知道后，帮他从国内聘请了一位名叫哇务的酿酒师。张振勋接受了教训，亲自陪这位酿酒师来到烟台，并对他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和考验，相信哇务不但酿酒技术精湛，而且为人忠诚老实，这才把大局托付给他。

　　哇务不但对酿酒工艺进行指导，而且对当地的葡萄生产情况进行了研究。他发现烟台的葡萄质量虽然好，但品种不多，出酒率也不高，因此建议张振助从西方引进"雷司令"、"大宛香"等优良品种，对原有品种进行改良。张振勋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一面在烟台购买两座荒山，辟山造田，扩大原料基地;一面派侄儿张子章到欧洲购买120万株优良品种的葡萄苗。不幸的是，购买的葡萄苗在运输途中经过印度洋，因为烈日的暴晒，几乎全都枯萎了，一下就损失了十几万元。张子章垂头丧气地回来报告，张振勋虽然也很痛心，但他还是鼓励张子章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不怪你，你再到欧洲去买120万株葡萄苗回来!"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张振勋成为一名实业家的气魄与胸怀。

　　可是，奥地利酿酒师哇务因为年老多病，只工作了很短一个时期，就感到自己无法承担如此重大的任务，提出辞职的要求。

　　张振勋只得再一次寻找酿酒师。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1896年，张振勋在与奥地利驻烟台领事拨保爵士谈话时，提起三请酿酒师而终于落空的事，十分烦恼。拨保笑了起来说："眼前就有一个天才的酿酒专家，你为什么不请他呢?"

　　原来，拨保家世代从事酿酒行业，他父亲是奥地利著名的酿酒师，拨保从小就喜爱酿酒，一直跟着父亲学习酿酒工艺技术，并且在酒厂工作过。张振勋大喜过望，当即同拨保商量，请他来主持张裕酿酒公司的技术工作。拨保见张振勋对发展葡萄酒事业一片痴情，求贤若渴，而且这工作又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因此当场表示，愿意辞去外交职务，重操旧业，助张振勋一臂之力!

　　张振勋终于得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合作伙伴。一个中国驻外领事回国办酒厂，一个外国驻中国领事辞官不做当酿酒师，两位领事的精诚合作，成为张裕酿酒公司创业史上的一段佳话!

　　经过前后十几年的苦心经营，到1908年，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终于筹备就绪了。公司拥有两片占地近千亩、具有124个品种的葡萄园，作为原料生产基地;有三层楼的厂房，1976平方米的地下酒窖和一座玻璃制造厂;并且从国外购进了压榨机、发酵机、白橡木贮酒桶等设备。公司试酿白兰地和红葡萄酒也都已成功。万事俱备，张振勋一声令下，烟台张裕酿酒公司正式开工投产了。

　　张振勋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产品的质量。他从酿酒原料葡萄抓起，不但从国外引进新品种，而且引进新技术，凡土壤调理、肥料施用、病虫害防治等工作都有专人负责。葡萄成熟时，他还对果实的品质进行化验，分类收剪，分别使用，因而大大提高了酒的质量。同时，他还设立了种植技术档案，对不周品种葡萄的生长、结果、收获等情况都逐年进行详细记录，作为改进的依据。

　　制酒工艺中，酒味醇香的关键环节在于酒的窖藏时间。"陈年老酒，越陈越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张振勋严格规定张裕公司产品起码得窖藏5年以上才能出厂销售。同时，他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以缸瓮藏酒的方法，采用进口的白橡木贮酒桶贮酒;而且借鉴外国的经验，每一年都要给藏酒"转桶"，也就是从一个桶里转到另一个桶里去，在转桶的过程中，将沉淀在底的结晶体酒石酸除去，使酒色更为清澄。贮酒期越长，转桶的次数越多，酒味自然就越醇香了。尽管这道工序费时费工，张振勋却坚持不变、一丝不苟，所以张裕公司出产的酒，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国内外许多厂家的产品。

　　张振勋长期从事商业经营，懂得"货卖一张皮"的道理，深知一个新产品要想打开国内外市场，不仅要物美价廉，而且要注重产品的外包装。所以，他精心设计了张裕葡萄酒的包装方案。酒瓶是他自己的玻璃厂专门生产的，造型优雅，用锡箔裹封瓶口，瓶腰再贴上精致美观的紫色葡萄串商标，十分醒目。可是产品上市以后，仍然很少有人买。销路打不开，愁坏了张振勋。他认真地分析了上海、南京、北京、汉口、天津等国内大都市的酒类市场，发现都已被美、英、法等国的名酒打人。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和阔气，喝低度酒，就要喝外国的白兰地、葡萄酒和香槟;喝高度酒，就要喝中国的茅台、汾酒。而一般的老百姓，则图实惠，习惯于饮用普通的高粱酒。张裕葡萄酒和白兰地还没有被消费者所认识，当然卖不出去!

　　问题的关键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也就有了。张振勋便开始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宣传攻势。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车站码头竖立巨幅广告牌、宣传画;将印有"张裕酿酒公司敬赠"字样的餐具、酒杯等赠送给饭店酒楼;每逢节日，用车拉着装潢别致、引人注目的巨大酒樽招摇过市，并把小瓶装的白兰地、葡萄酒沿街赠送给行人品尝。此外，他还印制了大量精美的宣传册，到南洋各地华侨集中的地方散发，宣传的内容则着重于葡萄酒对身体的补养作用……这一系列措施，很快发生了作用，张裕公司的产品销路大开，风行全中国，并且在海外华侨中取得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人们举行宴会和馈赠亲友的佳品。

　　张振勋不仅是一个有成就的实业家，而且在政治上也有自己清醒的眼光。在长期"实业兴邦"的实践中，他深深地看透了清政府的无能和腐败，所以对未来的革命寄予很大希望。辛亥革命兴起时，他不但支持儿子张秩君参加同盟会，还通过胡汉民暗中资助孙中山革命经费。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又捐助福建革命军民。因此，1912年，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经过济南时，曾专程去张裕酿酒公司参观，在品尝了张裕葡萄酒后，欣然写下了"品重醴金"四个字，表示他的赞赏之情;孙中山还邀请张振勋出任中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兼任南洋劝业会总理，委托他组织中国和华侨商品展览，借以推销国货。同一年，康有为去张裕公司参观后，也写下了赞美的诗句："浅饮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更复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

　　辛亥革命后，张振勋担任过中华民国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级顾问及南洋宣抚使等职。张振勋对于当官没有热情，却利用这个机会，为张裕产品大作广告。每次到饭店酒楼用餐，他都指名要张裕公司的白兰地酒，并且向周围的人说："你们喝过这种酒吗?我走遍世界各地，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酒，真是举世无双啊!"引得人们都想尝尝这种美酒。

　　张裕产品的成功，离不开酿酒师投保的贡献，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拨保作为一个奥地利公民不得不应征回国参战。为了感谢张振勋多年以来的热情相待，拨保在临行前介绍了一位意大利人来担任酿酒师。张振勋想，办厂这么多年了，技术上一直依赖外国人，总不是长远之计，最好能把洋人的技术学到手，那就可以不再受制于人了。他暗暗嘱咐公司张子章和朱寿山两人，要他们每天跟紧洋酿酒师，偷学他的技术。可是这位意大利人也十分精明，技术上非常保守，每次到了关键时刻，他都把所有的人赶出房去，把门关得紧紧的，不让任何人偷看。张子章和朱寿山也没有办法。后来他们发现，这意大利人好酒，喝醉以后还好说话，于是就设法在中秋节那天请他赴宴，把他灌得半醉，再把话题引到酿酒上来，结果意大利酿酒师果然中计，无意中把酿酒的几个关键技术都说了出来。张子章他们赶紧记录下来，照这办法去进行试验，一次就成功了!张振勋终于有了自己的中国酿酒师，从此在技术上也可以摆脱外国人的控制了!

　　张子章和朱寿山还根据张振勋的设想，用玫瑰香为主要原料，酿制出艳如红宝石、香气浓郁、滋味醇厚、甜酸适口的红葡萄酒;以白葡萄为原料，参照中国传统药酒工艺，加人肉桂、豆蔻、藏红花等十几味中药材，酿制成既有葡萄酒特色、又有滋补作用的味美思，使张裕的产品更加丰富。

　　1914年，在张振勋的精心组织下，南洋劝业会和上海招商会在南京举办了中外商品陈列赛会。张裕葡萄酒也参加了这次比赛，并且获得了金牌证书。为此，民国政府向张振勋颁发了二等嘉禾勋章，并特许张裕产品免交注册税。从此，张裕公司的白兰地、味美思、玫瑰香与茅台、绍酒、西凤酒、汾酒、沪州大曲一起，并列为中国"八大名酒"。

　　1915年4月，张振勋受命担任中国实业考察团团长，率领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远涉重洋，到美国考察。他们途经旧金山时，适逢三藩市举办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张振勋就派人将随身携带的张裕葡萄酒送去参加比赛。比赛揭晓，张裕白兰地荣获国际金牌奖章，而味美思和玫瑰香也双双获得优质奖章。颁奖大会上，当主持人隆重宣布："中国张裕酿酒公司的白兰地，荣获本届赛会金奖"时，大厅里顿时掌声雷动。年已古稀的张振勋走上领奖台，伸出满是皱纹的双手，从主持人手中接过金光闪闪的奖章，激动得浑身颤抖，老泪纵横。他无限感慨地说："我终于如愿以偿，酿出了世界上最好的美酒!"

　　回国以后，张振勋就将金奖章图案缩印在商标上，这就是至今仍名扬四海的"金奖白兰地"的来由。

　　张振勋在总结他的创业经验时说，第一要从长计议，看准了的事情就不惜投资;第二要坚韧不拔，决不向困难低头!确实，离开这两点，很难成就大事业。

　　新闻巨人普利策

　　1864年，美国的南北战争正如火如荼，紧张的气氛弥漫在北美的每个角落。

　　在北方东海岸的波士顿港，深夜是一片死寂，漆黑的水面除了船上闪烁的点点微光外，什么也看不见。港湾内的一艘船上，有一个17岁的男孩四下张望了一会儿，趁船上人没注意，迅速跃入冰凉的海水中。他潜入水底，一直潜游到远离那艘船，才探出头来呼吸一口气。他在下午船快驶近海岸时，就已经事先看准了陆地的方位。

　　他开始向岸边游去。游了一会儿，他已筋疲力尽。他仰浮在水面上休息了一会儿，浑身冰冷。他几乎支持不住了。他想喊"救命"，但这一喊，美国海岸警卫队士兵就会向他开枪射击。就是不被击毙，海防人员将他遣送回船上，那岂不是前功尽弃?他于是咬着牙又向前游。突然，有个硬硬的东西把他撞得疼痛难忍，啊，这不是岸边的木桩吗?他总算到达目的地了。

　　这个冒险跳海的17岁男孩，名叫约瑟夫·普利策。这位后来在美国功成名就，成为大富豪和新闻界创始人的普利策，就是这样踏上美国大陆的。

　　普利策1847年4月10日，出生在匈牙利一个叫马口的小镇。这里靠近罗马尼亚边境，有着一片肥沃的土地。他的父亲是个有教养的犹太谷物商，母亲是有德国血统的美女，是个天主教徒。普利策排行老二，老大已经夭折，老三叫亚伯特，老四是个女孩子，名叫艾玛。兄妹三人从小就由家庭教师负责管教，尤其受过严格的德文、法文等语文训练。

　　普利策年幼时，家境小康，不愁衣食。可是不久，他父亲因心脏病去世后，他的生活就起了很大变化。母亲再嫁，他和继父布劳相处不好，使得他在家里吃了不少苦头，因此他一心想要外出独立。17岁的普利策就这样离开了布达佩斯。

　　起先，普利策想当个奥地利军人，但因为年龄太小，视力不好，身体单薄遭到拒绝。于是他又前往巴黎、伦敦，请求加入外国兵团，但依然是到处碰壁。后来他又到了德国汉堡。在那里，一个德国佬对他说："小伙子，我可以让你乘船到美国去当兵。"普利策心想，当时各地都出现大批失业者，想找份工作谈何容易，年轻人只有当兵才能混饱肚子。美国远是远点，可是德国佬把美国士兵待遇吹得天花乱坠，他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

　　再说普利策偷渡上岸后，发现美国的农田景色和匈牙利大不相同，地广人稀，但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美国农民的生活比起自己家乡来，要好得多了。

　　普利策花了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才抵达纽约。纽约不比欧洲的某些城市大，也不算很漂亮，但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商业大厦林立，新房子越盖越高，直耸云霄。他特别喜爱人们那种快速的谈话方式。在这里他可感觉到生命的跳跃与成长，纽约城就好比他本人一样，既年轻又充满活力。普利策认真地学习英语，由于他脑子灵活，记忆力强，很快就掌握了一些简单的会话。

　　普利策觉得靠打零工糊口终非长久之计，便找到联军总部，报名当兵。"林肯骑兵队"一名军士接待了他。军士见他英语说得很别扭，突然用德国话问他："你会骑马吗?孩子。"

　　此时普利策心跳得厉害，对于一个在匈牙利农村小镇长大的孩子来说，骑马是他最喜爱也最拿手的。当他问清楚"骑兵"的意思后，便高兴地点了点头。那军士便领他去见一名军官。军官和蔼可亲地拍拍他的肩膀："你想为这个国家打仗，一定刚从船上下来的，你要证明自己也能做道地的美国人，是吗?这太好了，你找对地方了。这里的林肯骑兵队队员全都是来自德国的高尚家庭，他们会像兄弟般的照顾你的。"于是，17岁的普利策就成了林肯骑兵队里最年轻的一名战士。

　　军队纪律是严明的。普利策的马骑得相当好，但他的表现不像一名士兵的样子，站也站不直，走也走不好。有次班长训斥他，他竟不停地回嘴，挨了班长重重的两耳光。普利策古怪的仪表和神经兮兮的表情，常使指挥官看不顺眼。有一次指挥官暴跳如雷地叫着："叫他滚蛋!我们军中没有这种笨蛋。"

　　这种话深深地刺伤着普利策的心，使他和士兵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后来他才明白，在那些身经百战、受尽战争折磨的老兵眼中，自己是个小小萝卜头。老兵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戚朋友和战友，在战争烽火中丧失了生命，内心的创痛可想而知。而年轻的普利策根本不懂战争是怎么回事，却经常对战争高谈阔论，目中无人，老兵们和长官怎会不讨厌他?

　　骑兵的伙食是不错的，正在发育的普利策一天一个样，长得壮实而又高大。渐渐地连长蓝赛上尉开始喜欢他了，没事时还把他喊到帐篷里跟他下棋。蓝赛上尉告诉他说，兴趣广泛、好问博学，这在战后是优点，可是在兵营里就不能有个人行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人家要你向前，你就不能退后，长官会为你思考。去猜想骑兵队长做什么，或林肯总统会做什么决定，这些可不是二等兵普利策的事。篮赛上尉还称赞他说他的骑术是全连数一数二的。普利策频频点头，似乎明白了许多。

　　可是第二天大清早，普利策就又闯祸了。大清早集合的时候，他迟到了，而且衣冠不整。值星班长咆哮着命令他出列，大声地对他训斥，什么狠毒的字眼都搬了出来，连他的祖宗三代和祖国都骂到了。普利策顿时怒气冲天，他使尽吃奶的力气朝班长脸上猛揍。他的个性是，谁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就会大动肝火。

　　士兵们个个目瞪口呆，待回过神来之后才上去拉开他。这时一位排长闻声赶来，排长一听士兵竟敢殴打长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普利策被带到总部大楼，被武装士兵看守在禁闭室里。这是他一生中最可怕的经历。这在战争时期，他也许会被枪毙。但他对所做的并不后悔。如果有人还敢辱骂他，他还会那么做的。

　　不一会儿蓝赛上尉来了。普利策问道："是不是拉我出去枪毙?"蓝赛上尉说："你又胡思乱想啦，军队是不会这样处置一个不满18岁的孩子的。不过挨你接的班长一心想置你于死地，幸亏许多战士为你说情。"

　　普利策感激地望着上尉，两腮挂满了泪水。

　　蓝赛上尉说："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将调往别的部队。你一定要记住我说过的话，在战争尚未结束时不要跟军队挑战。"

　　普利策被解除禁闭后，回到了连队。他记住了蓝赛上尉的忠告，从此，在军队的这段最后时光里，他一直没出过纸漏。他再也不是一个乐观、活泼的小男孩了。这段经历，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一道永不磨灭的创伤，造成他今后不愿意在任何人的身上寻找友谊的性格。

　　1865年5月23日，联军在华盛顿举行最后一次游行，林肯总统宣布美国南北战争结束。

　　普利策领了最后一次薪饷。他和许多无家可归的士兵一样，决定留在纽约。

　　战后的纽约，大批退伍军人使本来难寻职业的失业大军更加庞大。如果有一个工作机会，就会有几百人前往应聘。普利策英文还是不行，又没什么专长，要找个工作谈何容易。他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后来外套有了破洞都没钱买件新的。

　　尽管如此，普利策也尽可能使自己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只要口袋里有个角币，他仍然会到法国旅馆附设的一家小店找人为他擦皮鞋。有一天，擦鞋的对他这个阿兵哥说，请他帮帮忙以后别再来擦皮鞋了。普利策问这是为什么?擦皮鞋的只好说，法国旅馆的阔佬不愿意跟他这个穷孩子坐在一起擦皮鞋。普利策看看身上破旧的衣服，再看看阔佬投来的鄙夷的目光，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这种尴尬的局面，使普利策决心离开这个城市;而且他发誓，有朝一日他要返回此地，买下这家法国旅馆，然后把它夷为平地，在这里重新盖上一栋举世无双的摩天大楼。

　　那天，普利策碰巧遇到一位林肯骑兵队的战友。战友劝他到西部去，西部才是真正的美国，于是普利策决定到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去。他深信他的希望到了那里会实现。

　　普利策在离开纽约时，身上只有几个铜板。他卖掉了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一条丝质手帕。他以步行和搭乘火车的方式前往圣路易斯。当他见到密西西比河的时候，不但已身无分文，还卖掉了一部分的衣服。他走过的路程，相当于从布达佩斯经过巴黎到伦敦那么远。他把母亲美丽的照片带在身边，寂寞时不时地拿出来看看，这是他唯一能获得安慰的短暂片刻。

　　普利策于10月10日傍晚到达密西西比河畔，正好碰到一阵雷暴雨。他又冷又饿，眼睁睁地望着对面的万家灯火，却无可奈何。一座桥也没有，又没钱坐轮渡。他浑身颤抖着，不知道如何能捱过这个夜晚。他站在岸边看着渡轮来来去去，船夫叫他走开，他只装没听见。

　　普利策等又一艘渡轮靠岸后，硬起头皮问船夫："请问你们需要人手吗?我必须去圣路易斯，可是我身上没钱。如果我留在这里，一定会被冻死的……"船夫仔细地打量着他因寒冷而变成紫色的脸，终于代他向船长求情。船长答应让他上船烧锅炉，借此免费乘船过河。

　　船终于靠岸了。普利策铲了一夜的煤，四肢无力，全身发痛，下船时差点跌倒。船长给了他一点钱，告诉他到哪儿去找吃住的地方。他找了个最便宜的客栈，倒下去就睡着了。

　　下午，普利策被嘈杂的人声吵醒了。起床朝窗外一看，只见宽阔的密西西比河上艳阳高照，圣路易斯市是那么生气蓬勃。他来到大街上，买了个面包边走边吃。此刻，街上到处都是猎人和生意人，当然还有婀娜多姿的淑女和穷兮兮的工人。新盖的商业大厦、银行、学校处处可见，这些美好的形象，使得普利策深信圣路易斯是个可以寻求光明前途的城市。

　　普利策第二天就找到工作了。由于他身体瘦弱，没办法干粗活，而且脾气也不好，又有几分傲气，不太愿意干那种让人呼来唤去的事，所以他接二连三地换工作，做过骡夫、水手、建筑工人、码头苦力、餐厅跑堂和马车夫，但没有一样是他真心欢喜的。

　　普利策幸运地租到了一间好房子，和一个德国家庭住一块儿。房东劝他找个固定的工作。要找到一份固定的体面工作，就得先学好英语。他于是来到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差事，每天为图书馆工作2小时，换取可以任意借阅图书的便利。

　　每天早上，普利策赶到图书馆，边工作边如饥似渴地读书，上班时间一到，他又赶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去打工。在图书馆，他遇上了一位名叫托马斯的教授。虚心好学的普利策赢得了托马斯的好感，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托马斯日后对普利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868年，普利策当上了律师后，因为没钱设立律师事务所，加上年纪轻轻，又是一口夹生的英语，找他帮助打官司的人望而却步，业务始终不见起色。

　　一天晚上，图书馆里有两个人在下棋，其中一个正举棋不定，站在身后观看的普利策提醒他说："别走那一步!"两个人都惊讶得张大了嘴巴望着他。其中一个说："老兄，如果您走那一步，您就输定了。"普利策又站在另一方，拿起棋子走了几步说："先生，如果您这么对付他，还是会赢的。"

　　两个人看看普利策，又看看棋盘，似乎让这位陌生的年轻人的棋艺给镇住了。

　　当普利策正想离开时，其中一位叫住了他说："年轻人，我想认识一下你这位棋艺高手，也顺便介绍我的一位好朋友给你，这是艾米尔先生，我叫苏兹。"

　　普利策一听不由伸了伸舌头，他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还敢得意扬扬地指导两位名人下棋。在圣路易斯，没人不认识艾米尔和苏兹，尤其是苏兹，他是共和党创始人之一，过去曾帮助林肯竞选总统。苏兹原籍是德国人，担任过美国驻西班牙公使，南北战争时曾是少将，现在是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

　　这两个人共同拥有一家圣路易斯《西方邮报》。

　　当苏兹听普利策说曾在林肯骑兵队服过役，便和艾米尔交换了一下目光。他俩同时想到，这个才满20岁的年轻人，已当过骑兵、打杂工人、律师，见多识广，而且下得一手好棋，这是很少有的。

　　正好《西方邮报》的一名记者不干了，得找个人补缺才行。苏兹和艾米尔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普利策。他俩问普利策愿不愿意当记者;普利策说他当然想当，只是从来没有写过文章，怕胜任不了。他俩勉励他边干边学，说他脑瓜子很灵，不久就能胜任的。

　　普利策上班的第一天，总编辑就派他去采访一桩盗窃案。当他赶到失窃地点时，已经有许多别的报社同行闻风赶到了。普利策不仅详细地进行了采访，还帮助办案人员分析案情。结果，案子很快就侦破了，而普利策也写了一篇精彩的报道。就连对他的能力有很大疑问的总编辑，也不得不佩服这个小伙子了。

　　接着几个星期，普利策写了许多报道。他之所以一口气能写那么多的报道，是因为他下笔快而且不浪费一分一秒。他领受任务后，大街小巷到处奔忙，他既报道市政府面临的困境，也采写码头工人的打架斗殴，甚至别家报纸只字不提的芝麻小事，他也不放过。他认为报纸是给市民看的，就要报道市民身边的趣闻趣事。如果不是苏兹支持他的观点的话，他这些稿子是发不出来的。他的文章一登出，读者争相传阅，顿时洛阳纸贵，《邮报》销售量直线上升。

　　报社老板苏兹又把普利策调往杰斐逊城，担任报社驻该城特派记者，专门采访州议会开会的消息。他到首府从事政治采访的第一个月中，就已闯入议会的政治核心。

　　由于苏兹先生的熏陶和栽培，普利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苏兹认为这小伙子是新闻方面的奇才，有朝一日会和自己并驾齐驱。

　　果如苏兹所言，1869年12月，普利策通过竞选，当选州议员。进了议会后，他敢仗义执言，尤其对贪官污吏更是大加挞伐，就像在报上发表抨击文章一样。普利策了解到圣路易斯市政当局所收的大笔税款不知去向，就提出一个法案，要求追查。当时就有一些议员极力反对，甚至公然威胁他的人身安全。朋友们也劝普利策别跟这帮有权势的人斗，说他们会要你的命的。但他照样坚持原则，一边在议会里跟他们斗，一边写了一篇篇内幕报道登在《邮报》上。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当局被迫进行了追查，并将贪污受贿的官员绳之以法。

　　由于这件事，普利策被州长任命为圣路易斯市的三大警官之一。这一年他才23岁。他从身无分文来到圣路易斯，时间不长，就成了该市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

　　如今的普利策已是个小有资产的人物了。他抽空回了一趟故乡。回到布达佩斯后，他这个衣锦荣归的游子扑向了母亲的怀抱，母子紧紧拥抱着，热泪滚滚而下。9年时间，一个流浪的穷孩子变成了报社的阔老板、一个政府要员，普利策的继父怎么也不能相信。

　　普利策回到美国后，直奔圣路易斯。在这段时间，他做了一笔生意，赚了不少钱。赚钱的原因是他买下了一家报社，转手又卖给了当时的新闻业巨头麦克拉，净赚了2万美元。圣路易斯的居民不得不承认，普利策同时还是个有生意眼光的人。

　　有一天普利策突然告诉朋友说，他要去首都华盛顿，担任《纽约太阳报》的特派员。他有充分的理由要去华盛顿。当他回欧洲探亲回来时，曾在那里小住几日，并且遇到了一个令他动心的女孩。那女孩名叫凯蒂。

　　普利策到了华盛顿后，渐渐和凯蒂热恋起来。但凯蒂的父母却难以接受普利策，在他们心目中，新闻工作是不值得干一辈子的。普利策下定决心，拼命地工作，希望能够在新闻事业上闯点名堂出来。他深信这个行业同样可以出人头地。

　　1878年6月19日，普利策和凯蒂终于喜结连理。婚后这对年轻夫妇就前往欧洲度蜜月。夫妻俩的生活一直很美满。他们在欧洲游历了10个月后，又回到了圣路易斯。

　　普利策发现圣路易斯的一家老报——《圣路易斯快报》因经营不善，正打算出售，便以2.5万美元买下《快报》。这样，31岁的普利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报纸。但是这家报纸发行量只有24份。为了改变它的老面孔，普利策把它改名为《圣路易斯快邮报》，他在新报纸头版刊出了发行宗旨——本报除了人民之外，不为任何政党服务;本报不是共和党的发言人，只报道真实的一切;本报不会支持总统或国会，只公平慎重地给予批评;本报将攻击一切罪行及腐败行为……

　　《快邮报》面向广大市民，每日刊登一些和市民息息相关的报道，以及市民喜闻乐见的文章和图画，受到市民喜爱，发行量直线上升。普利策还喜欢刊登一些发人深思及引起议论的文章，像一篇与税收有关的文章就是个例子。它刊登了有钱人和大商人所缴的税额，以及工人和小生意人缴税的资料。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有钱人付的税很少，穷人反而缴得比他们多。这篇文章一见报，不到几小时，报纸就被抢购一空。普利策把最后一张报纸钉在报馆门口的橱窗里，他自己则躲在一旁，静听拥挤的读者对报纸的反应。

　　普利策这样做自然会得罪人。一些大商人恼羞成怒，串联那些逃税大户，撤消了在《快邮报》上的广告。这下子普利策的损失不小，但是他向恶势力挑战的决心并未动摇。

　　普利策一生中最痛恨的就是政治的腐败。他曾在《快邮报》上撰稿说："什么是我们政治生活最大的破坏者?当然是腐败。为什么会造成腐败呢?自然是贪财。谁又是贪财最大的唆使者?……金钱是今日世界最大的诱惑力。有人为它出卖了灵魂，有人为它出卖了肉体，更有人把钱看成万能……"

　　普利策作为发行人兼主编，事务相当繁忙。事业一天天扩大，非得有个得力助手不可了。他几乎跑遍了全国，终于找到了一位名叫柯克里的人，这个人性格同他相近，很有魄力。普利策于是任命他为主编。这样，普利策可以集中精力当报社的老板。

　　1881年，《快邮报》销路大增，普利策赚了一大笔钱。他拿出一部分利润让员工分享。主编除了高薪，年终还参加分红利。特别勤劳的报童，可以得到金表或银表。每年圣诞节，全体员工都能享受到全鸡大餐。

　　这时候，普利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虽然婚姻、事业都很顺利，可是此时普利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

　　1882年秋天，正当他和家人准备去加利福尼亚度假的时候，报社出了一桩轰动全市的大事，一个名叫史列贝克的律师被登在报上的一篇对他不利的文章所激怒，就带着枪到报社来滋事，柯克里为了自卫，开枪将他击毙了。

　　这件案子几乎毁掉了普利策和他的报纸。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聚集在报社大门前，提出威胁要将普利策处以极刑。疯狂的群众甚至把点燃了的火把扔进窗内。

　　普利策认为，不管如何，杀人绝对是坏事，谁干的都一样。西部天天在变，正在由野蛮走向文明，应该靠法制来解决问题。他给这件事弄得焦头烂额。他先让柯克里取保在狱外候审。他自己也率全家到纽约去了。

　　这时的纽约已和他刚从骑兵退伍时大不一样了，已成了一个相当繁华的大都会。为了能在纽约立足，普利策认为还是办报好。于是他买了一家负债累累的《世界报》。

　　1883年5月11日，第一张新《世界报》印出来了，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许多报社的编辑看了都大摇其头，认为这种报纸在纽约是行不通的。但是它每星期都发表由普利策亲手写的社论。社论说出了劳动者的心声，对纽约的富人显贵发出猛烈的抨击。

　　《世界报》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说出了深刻的道理，很快就赢得了读者。普利策还利用报纸这个阵地，支持克利夫兰参加总统竞选。《世界报》列出四个支持他的理由：1.他是个老实人;2.他是个老实人;3.他是个老实人;4.他是个老实人。

　　后来在短短的几年内，《世界报》成了全美国新闻界的泰斗，它所带来的震撼，使人不得不对它另眼相看。

　　普利策热心于政治，1885年，他在国会代表选举中，以高票当选为纽约市的众议员。

　　可是，妻了凯蒂并不快乐，丈夫越忙，在家陪她和孩子的时间就越少。一天凯蒂跟普利策开玩笑说："约瑟夫，你整日不归家，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吧?"普利策却点了点头说："是呀，比你漂亮多了，我也非常喜爱她……"

　　原来，普利策说的是"自由女神"。他在国会就听说了法国人募集了一笔巨款，要塑造一座自由女神像，准备献给美国人民当礼物。这座女神像已塑造好了，正等着装运到美国来。有关人士建议将她安置在罗德岛地势较高的地方，以便让每一个进入纽约港口的人都能看得到，可是国会却迟迟不通过拨款预算。

　　普利策准备筹募一笔款项，使法国人的礼物可以早日运抵纽约。他于是通过《世界报》，呼吁大家捐款。《世界报》的大声疾呼立刻有了反应。1886年10月，当自由女神像在纽约港口矗立时，普利策与各地名流显要，站立于主持仪式的行列中。

　　1887年，普利策为纽约市的一次选举奔忙着，他日夜不停地演说，写文章，策划选举事宜。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有天晚上，主编柯克里走进普利策的办公室，看见他直直地望着自己，两行泪水挂在脸上。原来，普利策什么也看不见了，他的双眼已经瞎了。

　　为了调养身体，普利策和凯蒂开始了一次长期、悠闲的环球旅游，经过了印度、中国及日本。回到美国之后，普利策便筹划盖一座《世界报》新的大厦。他买下的那块地皮，就是当年退伍时身穿旧军服被有钱人看不顺眼，连擦皮鞋的都撵他走开的那座法国旅馆所在地。

　　1890年12月10日，纽约最高的一座大楼——新普利策大厦完工了。这是座20层楼的建筑物，地下室用来做印刷厂，一楼为营业部，二楼至十楼为出租的高档写字楼，十楼以上为《世界报》枢纽中心。镀金的圆形顶楼是普利策的办公室。第十一楼是漂亮的卧室套房，专供加班不能回家的编辑使用。

　　建这座大厦，普利策没有分文债务，这座价值200万美元的大厦完全属于他个人所有。

　　普利策知人善任，他手下有一批像柯克里这样的精兵强将帮他主持业务。他虽双目失明了，但耳朵能听见，他每天都要听下属汇报工作，然后他作出指示。没事时，他让秘书读书、读报给他听。有时由他口授，让秘书代写重要社论。他还造了一艘豪华游轮，乘坐它到处旅游。

　　普利策为了培养新一代的新闻人才，向哥伦比亚大学捐赠了200万美元，创办了一所新闻学院。

　　1911年10月29日，普利策在他的游船上与世长辞，享年64岁。

　　到了1931年，普利策花费毕生心血创办的《世界报》，在经济大恐慌的浪潮中宣告倒闭了。他的后代设法保留了《圣路易斯快邮报》，该报如今仍是美国的大报之一。

　　状元实业家张謇

　　在中国历史上，状元出身的宰相为数不少，可状元出身的实业家则只有一位，那就是清朝末年提倡和奉行"实业救国"的先驱张謇。

　　张謇是江苏南通市海门县常乐镇人。他出生在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祖父是文盲，父亲识字也不多，但聪明的张謇自小读书就很勤奋，据说5岁时便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千字文》。有一天，老师见门外有人骑白马走过，便以"人骑白马门前过"为题，让学生对下联。张謇的三哥对的是"儿牵青牛堤上行"，而张謇对的是"我踏金鳌海上来"。老师大喜过望，说他志向远大，将来一定能大有作为。

　　但是张謇参加科举考试并不顺利，他16岁考中秀才，直到33岁才考中举人;此后连续4次参加进士考试，都名落孙山。他一气之下，把应考用具都砸了个粉碎，发誓再不参加科举考试!

　　1894年春天，因为庆祝慈禧太后60大寿，清政府破例多开一次科举考试，张謇被父亲和伯父强逼着，再次应考，没想到这一次却得到了主考官翁同(龠禾)的赏识，中了头名状元，并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然而这年6月，中日甲午战争就爆发了。张謇满腔义愤，和翁同(龠禾)等人一起，积极主张坚决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一再写奏章给皇帝，抨击李鸿章的卖国投降主义。在斗争正激烈的时候，张謇的父亲因病去世了，按照当时礼教，他必须回到家乡去服丧守孝3年。于是张謇匆匆离开了京城。

　　第二年2月，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而告终，中国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南通，张謇对腐败的满清王朝更加失望。他深深地感到，要使中国"不贫不弱"，不受外国人的欺侮，当务之急，一是要实行政治改革，以议会制取代君主制;二就是要大力发展实业，以求民富国强。他认为，一个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就应当正视现实，勇于投身实业，以拯国家于危难，救百姓于水火。所以，他拒绝回北京重新担任官职，决心在家乡开办工厂。在给翰林院辞职书中，他明确地表示："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之洞，也是一位办实业的热心倡导者，他原先和张謇就有交往，也有在苏州、南通两地兴办工厂的打算。他看到张謇是新科状元，又热心于实业，便委派张謇在南通筹办纱厂。这正和张謇的心意不谋而合。因为南通地区滨江临海，交通便利，气候适宜，无霜期长，是传统的产棉区。这里的棉花不但产量高，而且质地洁白，纤维长，富有弹性，很早就以"沙花"而闻名天下。同时，当地农民具有纺纱织布的传统技术，他们织的"通州大布"远销东北市场，深受欢迎，所以对于机器纺纱的需要量日益增长。此外，从当时的情况看，搞纺织所需资金比搞其它工业要少一些，生产周期短，能较快地获得利益。这些有利条件再加上官方的支持，都促使张謇放手大干一场!

　　1895年6月，张謇到江宁，与张之洞谈妥了办厂的事，回到南通，跟当地的豪门富户和亲朋好友一说，当即有人赞成，答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事情渐渐有了头绪。第二年春天，张謇把本地的花布商人沈燮均、陈维镛、刘桂馨，上海洋行买办郭茂芝、潘鹤琴，以及上海绅商樊时熏等人请到家里，商量集资认股的事情。大家议定以100元为一股，并分别认定了自己负责募集的股数，成立了最初的董事会。这6个人被人们称为纱厂初期的"通沪六董事"。当天，他们又现场勘察，选定了南通城北15里的唐家间作为厂址所在地，并且确定厂名叫"大生纱厂"。

　　大生纱厂的旗号一打出来，开头也是轰轰烈烈的。大家见领头办厂的是个状元，既觉得新鲜，也感到心里踏实，所以投股的人相当踊跃。特别是唐家间一带的农民，听说土地可以入股，便纷纷以土地折股，省下了厂方不少购地款。张謇又仗着熟人朋友多，亲自写信到处为工厂作宣传，也招徕不少股东。

　　这样算下来，建厂所需要的资金该够了;可是，购买机器所需要的资金，就完全没有着落了。张謇只得再去找两江总督。这时张之洞已经被调任两湖总督，接任两江总督的是刘坤一。刘坤一的态度很热情，然而谈到钱上，他却也表示为难，先让张謇打他的旗号去借，后来干脆让张謇到湖北去找张之洞。张之洞总算是积极支持张謇的，他为了在湖北办纱厂，已经向国外购了一套机器，这时便决定，如果南通的大生纱厂厂房先完工，就把这套机器先让给大生纱厂用。

　　经过几番周折，大生纱厂的厂房总算建成了，纺织机器也运到了厂里。1899年4月14日，大生纱厂正式开工，纺出了第一缕棉纱。面对震耳欲聋的机器声，身为总经理的张謇激动得热泪盈眶。看热闹的人感到奇怪，了解内情的人却不觉得意外。他们知道，为这纱厂，前后5年间，张謇不知吃了多少辛苦，受了多少磨难!他一个堂堂的"状元公"，不得不东奔西走，集资筹款，看人家的冷脸，听人家的嘲讽。直到前几天厂里试机，还有不三不四的人在说："纱厂烟囱高，何时才冒烟?机器虽然响，何时纺出纱?"如今烟囱冒烟了，机器出纱了，张謇能不高兴得流下喜泪吗!

　　董事们也都兴高采烈地互相道贺。张謇便趁着这个机会，把大家召集起来，商量订立厂规厂约的事。他说："头一脚虽然踢出去了，但正式生产，没有个规矩是不行的。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么大个厂，没有厂约，怎么负责理事?这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可是这些人对于办厂并无经验，也不知道厂约该怎么订。幸亏张謇早有准备，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从总董事、分职董事、车间执事的职责，到各车间、各账房、各栈所的管理，以及考核标准，奖罚等级，一条条说得头头是道。董事们听得心悦诚服，一致决定就按张謇的办法去做起来。为了提倡新的风气，打破陈规陋习，张謇还规定："工厂中凡执事人概称'先生'，不得沿袭'老爷'旧称。"在19世纪末的中国，张謇就能制定出这样一套比较完整新颖的管理制度，应该说是很有见识的。这些措施的实行，对于改善企业的管理，形成企业新风气，以及增强企业的竞争力，都产生了较好的作用。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大生纱厂的机器只响了半个月，就突然停了下来。张謇急忙查问，才知道是买棉花的资金用完了，厂里不得不停工待料。管资金的董事前几天已经向张謇反映过这个资金不够周转的问题，张謇因为正忙着办纱厂的附属学堂，希望早日培养出自己的能掌握洋机器的工人，所以把这事给忘了。他内疚地宣布，要给他自己记过一次，并且当即想办法，一方面让厂里把纺出的纱卖了，先买些棉花来维持生产，同时决定再次到上海去借款作为工厂的周转金。

　　张謇这一次到上海，一连奔走了两个月，却连一分钱也没借到。他发电报向老股东求援，同样没有回音。他急得嘴上起泡，双眼红肿，最后连带出来的旅费都用完了，无可奈何之际，只得在报纸上登出广告，在四马路卖字3天，筹集回家的路费。凭着他的状元名声和一手好字，慕名而来的人很是不少。回家的路费是不成问题了，但他还是久久地在黄浦江边徘徊：空手而返，厂里急需的资金还是没有着落啊!后来上海的朋友给他出主意，说可以先把工厂租给别人，几年后再收回，这样工厂还是自己的，得到的租金又可以作为流动资金。张謇不得已接受了这个办法。可是接连来了几个有钱的大商人，都拼命把租金往下压，并且公然表示，只要张謇答应，他们可以给张謇个人大大的好处。张謇听了大怒，强硬地回答："你们把张謇当成什么人了?难道我也是货物，可以花钱收买的吗!哼，你们也太小看我张謇了!"

　　张謇回到了南通，靠着卖纱买棉的办法，苦苦撑持着厂里的生产。好在近几个月里，棉纱的行情看好，售价连涨了几次。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不但保证了工厂的正常生产，而且还略有结余了。大生纱厂终于度过了这一次资金危机。

　　这一年，由于纱价大涨，大生纱厂获利达到20多万两白银。

　　张謇脸上的愁容终于烟消云散。

　　这一天，张謇带着纱厂出产的棉纱，到南京去看望两江总督刘坤一。棉纱用红绸布扎着，一共是两束。张謇笑着说："这是我们大生纱厂自己生产的棉纱，送给总督做个纪念。"

　　刘坤一接过棉纱，连声称赞道："好，好，我收下!过去人们称这种棉纱叫洋纱，织出布来叫洋布，现在我们自己也能生产了。这可全靠你的苦争苦斗啊，我要给你记上一大功!"

　　张謇说："苦是苦一点，但这是我'自讨苦吃'，怨不得别人。再说为了国计民生，虽说吃一点苦，我心里也痛快啊!"

　　有一句话张謇没有说，那就是为筹措购买棉花的资金，他的妻子连首饰都卖掉了;而办厂这五六年来，他的家人从来没有在厂里支用过一文小钱!

　　困难和挫折锻炼着张謇的意志，也激励着他向更加宏伟的目标前进。他想，纱厂纺纱缺不了棉花，棉花需要花钱收购，而随着棉纱的畅销，棉花的价格也在天天上涨，更何况日本的厂家也到这一带来收购棉花……如果我们能有自己的棉田，不就可以不受棉花市场的牵制了吗?

　　想到这里，张謇毅然决定，建立一个垦牧公司，把沿海的荒滩改造成棉田，自己种棉花自己用!

　　他与几位老朋友商量后，再次来到南京，拜访两江总督刘坤一，要求将沿海荒弃的滩涂划给他们办个农牧垦殖场，使工商农牧形成一个系统。刘坤一当即表示支持，让张謇以他的名义写一份奏章给朝廷。这份奏章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复，1900年9月，通海垦牧公司正式开始筹备。

　　第二年3月，垦牧公司的章程经过七易其稿终于确定下来。这时，大生纱厂的事务也很紧，张謇只好把垦牧公司的开办事务交给他的学生江导岷。一些本来无地和少田的农民，听说张状元开办垦牧公司，管吃管住，还给工钱，大家奔走相告，纷纷前来报名，加上张謇到上海招募来的失业游民，一下子就有了二三千人。他们先在海滩上筑堤垒坝，防止海水浸漫上地。一个多月下来，海滩上竟出现了一道石砌的长城!经过一秋一冬的劳作，1902年春天，垦区各处都长出了嫩绿的青草。个别碱性大的地段，工人们便开渠引水冲洗，改造土质。夏天到了，牧草、芦苇渐渐长大，工人们又弄来一些牛羊放牧喂养。秋天来了，芦花开了，牧草黄了，牛羊居然长得又肥又大……

　　正当人们为成功而欢欣的时候，意外的灾难袭来了。

　　一天夜里，海上突然起了大风暴。狂涛巨浪冲上海滩，石头砌的堤坝垮了，芦苇和牧草被淹没了，小牛小羊被卷走了。一年的辛苦劳作，转眼间化成了泡影!

　　张謇从垦牧公司工务处里冲出来，迎着狂风巨浪向海堤奔去，一边大喊："工友们哪，快到海堤上去啊!"

　　工人们见年已半百的张状元竟然不顾一切地冲向海堤，开始简直以为他是发疯了，但很快，他们都被张謇的精神感动了，也纷纷跟上了海堤。

　　"修补堤坝，不能让潮水上岸!"张謇一边发号施令，一边带头挺身而出跳到海水里去搬石头。但是张謇毕竟是一个文弱书生，一浪打来，就把他打得跌倒在地。工友们连忙来扶他，张謇直摇手，说："快去搬石头!"工友们只得赶紧去搬石垒坝，张謇也艰难地在海水中抱着石头一步步往前挪。

　　终于，这一段缺口补了，张謇才离开这里，又向前去查看别处的险情。

　　经过几年的开垦和建设，通海垦牧公司已经初具规模。当年的荒滩，如今有9万多亩变成了良田，年产棉花多达四五万担。他们以堤划区，各堤之间都建有居室和厅堂。储物有仓库，吃菜有园圃，佃工有成排的宿舍。买东西也很方便，离宿舍不远就是市场。出门有路有桥，交通十分便利。特别是每年收获的那堆积如山的棉花，使大生纱厂的原料供应得到了可靠的保证。不常出门的农民到了这里，几乎以为自己是真的进了桃花源。

　　这确是中国大地上前所未有过的景况。

　　张謇常常说，一个人办一个县的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的事，要有一国的眼光;而办一国的事，就要有世界的眼光。这种思想，自始至终贯穿在他兴办实业的过程中。他从来就不满足于现有的事业，一直在不断扩展事业的规模。1904年，他利用大生纱厂的盈利和新人股的资金，投资63万两白银，增添纱锭2.4万枚，所用的机器设备等也逐步加以更新。就这样，到1913年，大生实业集团已经拥有200万两白银、6.7万枚纱锭。

　　除了兴办垦牧公司，张謇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发展。1906年，张謇为了解决纺织机器设备的维修制造困难，开办了资生铁冶厂，还有广生榨油公司、大隆肥皂公司、吕四盐业公司、镇江铅笔公司、上海大达轮船公司、江浙渔业公司等也接连兴办起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张謇已兴办各类企业二三十个，形成了一个以轻纺工业为核心的企业群，一个在东南沿海地区独占鳌头的新兴的民族资本集团。

　　在兴办实业之外，张謇一生中最为重视的就是办教育了。因为他认为教育也是救国救民的重要手段，要想国家富强，人民就得掌握知识，因此，中国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他先后兴办了大生纱厂职工专科学校、纺织专科学校、铁路学校、吴淞商船学校等，为东南沿海地区的实业培养了各种有用人才。张謇在1902年创办的通州师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师范学校。此后，他还先后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城厢初等小学、幼稚园、盲哑学校等。1920年，他又将纺织、医学、农学三个专科学校合并为综合性的南通大学。同时，他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以及图书馆、气象台、医院、公园等，使南通成为一个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

　　汽车大王福特

　　在美国建国200周年庆典之际，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及其创办的汽车公司，在一项评选"美国独立百年20件大事"的民意测验中，被评为第10件大事，与"阿波罗"飞船宇航员登上月球、原子弹爆炸成功等相提并论，为世人所瞩目。可鲜为人知的是，这位汽车之父1896年亲手制造的第一辆汽车，竟是装有4只自行车轮子、凭借链条传动、没有刹车、只能进不能退的"怪物"。然而，福特汽车王国的崛起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1863年7月3日清晨，亨利·福特出生于美国底特律南郊迪尔本镇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祖父是从爱尔兰来美国定居的早期移民。

　　福特虽是个农民子弟，却对扛铁锹锄头下地干活、挤牛奶、养马等农事自小就很厌恶。与此相反，他对摆弄机械兴趣极浓。年仅7岁，他就是轰动全镇的天才少年技师了。

　　他对"滴滴答答"走个不停的钟表特好奇，总爱拆开来探个究竟。家中几乎所有的钟表都被他拆得七零八落。因此，家里人只要看见小福特回来，便立刻慌慌张张地把那些手表藏起来。

　　小福特在自己房间的床头柜里藏了7种"秘密武器"：钻孔机、锉刀、铁锤、铆钉、锯子、螺栓和螺丝帽。锉刀是用拣来的铁片切割而成的，钻孔机则是用从母亲那儿偷来的棒针改造的。7岁的小孩将这些工具收集得如此完备，简直令人惊叹。

　　福特的兴趣并不只限于钟表，新的农具一到家里也会被他拆得支离破碎。后来，他的兴趣又扩展到机器制造。

　　在一个北风呼啸的冬日，小福特跟随父亲到8英里以外的底特律去。在底特律火车站，他第一次看到了火车头。他立刻被这个大怪物迷住了，恳求列车长允许他进入火车头看看。那位好心的列车长爽快地满足了他的要求，并为他开动了车头。他坐在驾驶台上，把汽笛拉得"呜呜"作响。

　　回到家里，他兴奋得整夜没睡好觉。第二天一早，他瞒过母亲，从厨房里偷来两把水壶，在其中一把里面放满烧红的煤炭，另一把壶里装上烧开的开水，然后从贮藏室里取出雪橇，把两个水壶放在雪橇上。

　　"火车头来了!"他一边向小伙伴们叫着，一边在地上滑动着雪橇。自制的"小火车头"成功了，他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

　　后来，他又在学校做蒸汽旋转引擎的实验。他与小伙伴们把引擎安置在学校篱笆下，蒸汽使它能每分钟转3000转，速度非常快。正当他们全神贯注做实验时，不料引擎爆炸了，铜片、玻璃和铁片四处乱飞。碎片割伤了他的嘴唇。他的一位朋友也被碎片重伤了腹部。此外，篱笆也被炸得着火燃烧。后来，由父亲负责把篱笆修好了事。对这件事，父亲倒没有丝毫责备，只是平静地说："亨利，以后做这种游戏要多加小心。"

　　小福特也没有因此气馁。他认为并非自己制造的蒸汽引擎不理想，而是不小心加煤过量的缘故。于是，他依旧继续做实验。他把自己的卧室当作小工厂，窗前的写字桌成了工作台。所有的玩具都是自己做，尤其是那些装有机械会动的玩具。弟弟妹妹一旦有了新玩具，都怕被他看见，否则就会被他拆掉。母亲是一贯支持他的，称赞他是"天生的机械师"，给他提供工具，并不断地鼓励他。福特一生中所表现出的镇静沉着、不屈不挠的性格，与母亲的教育培养不无关系。

　　福特12岁那年春天，母亲突然病逝。但母亲的一句箴言却永远铭刻在福特的心里，成了他一生创业精神的宗旨："你必须去做生活给予的不愉快的事情，你可以怜悯别人，但你一定不能怜悯自己。"

　　也就是在那一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件影响他一生的大事。7月的一天，他随父亲坐马车到底特律去。一路上，马车和人拉的车川流不息。突然，他眼前出现了一个庞然大物，发出巨大的吼声。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看到的用蒸汽推动、在马路上行走的车子。他惊讶得几乎跳起来。

　　由于道路狭窄，为了让马车通过，这辆蒸汽车停了下来。福特立刻跳下马车，仔细地观察起来。蒸汽车的铁制前轮很大，在战车般的履带上绕着粗铁链;前轮上方有一个大汽锅，喷发着蒸汽，由此而带动引擎;后轮很高，后面牵拉着载有水槽和煤炭的拖车，看起来就像蒸汽火车头在平地上行走一样。他好奇地向驾驶员请教。态度和蔼的驾驶员不厌其烦地介绍车子的性能和操纵方法，并邀请福特去他家练习驾驶蒸汽车。他们成了一对好朋友。从此，亲手制造"利用引擎行走的车"成了他的梦想。

　　不久，父亲去参观在费城举行的"1876年独立百年纪念万国博览会"，回来后，向福特谈起会场中机械馆的盛况。馆中央有一辆考利斯蒸汽车，车上装有高12米的蒸汽引擎，有1600匹马力。这头庞然大物在会场上桀骜不驯地发着吼声，呼呼地吐着蒸汽。此外，会场上还有蒸汽钻、蒸汽车床以及蒸汽整地机等机械，使观众大饱眼福。

　　听了父亲一席话，福特深深觉得"机械的时代终于来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机械的爱好愈来愈达到痴迷的程度，脱离农场投入到机械行业中去的欲望也就愈强烈。16岁那年，他不顾父亲的反对，离开农场，到附近的底特律市去了。

　　1879年的底特律是个有10万人口的新兴工业城市，就业机会很多。福特很快在该市最大的工厂"——密西根铁路车厢制造厂"当上了见习生，日薪1.1美元，可仅工作6天就辞职了。因为福特往往不费吹灰之力就修好了那些老资格工人无法修理的机器，这使那些人极为嫉妒和不满。接着，他又来到"福拉瓦机械厂"。由于薪水低，连房租也付不起，他只好晚上到钟表行打工，赚取每晚50美分的工钱。9个月后，他又辞职不干了，因为那里已满足不了他求知的欲望。

　　福特第三次跳槽是到"底特律造船厂"工作。那里周薪更低，每周只有2美元，但能学到一点东西。为交房租，他吃花生和葡萄干来填肚子。有人忠告他："人和引擎一样，也需要燃料啊!"于是，他想出了"吃杂草"的办法：买来用便宜的大豆制的面包，把捣碎的马利筋叶夹在当中，做成杂草三明治作为他的主食。福特一生没有什么重病，而且活到84岁，他的健康长寿也许与他少年时代"吃杂草"这段经历有关吧!

　　在造船厂，他幸运地被分派到引擎车间工作，并得到上司的赏识，很快由见习生升为正式员工。

　　工作之余，他还注重学习。一天，他从一位同事那儿借来一本《世界科学杂志》，其中有一篇介绍英国欧特博士发明汽油引擎的文章，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欧特是内燃引擎的开发者，对内燃机的改进有重大贡献。在1867年的巴黎博览会上，欧特以四行程循环的自由活塞动力机参展而闻名于世。他认为蒸汽引擎过于庞大，为适应小工厂需要，非开发内燃引擎不可。福特对此大为赞赏，萌生了在交通工具上也应使用内燃引擎的想法。

　　两年后，他以熟练技师的资格又跳槽到"西屋引擎公司"工作。作为移动式引擎的示范操作员，他学到不少有关引擎的知识。

　　1887年，福特在自己选择的职业上干了8年后，返回了父亲的农场。父亲送给他脱粒机和40英亩的土地，但福特的志趣显然不在务农上，他只是想把土地上的森林开发出来，用卖木材的钱作为自己研究内燃引擎的经费。他在森林旁的空地上盖起了自己的实验室和工作室，从事研究工作。他曾制造过一部蒸汽机车，虽然这部车会动，但速度很慢，而且只能走12米。

　　这时，美国的工业在各种领域已有了长足的进步，钢铁业开始发达，铁路一再延长，石油精制技术也进步神速，电灯、电话也相继问世，汽油引擎的优点已被大家所公认。

　　在时代热潮的涌动下，福特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不甘心在乡村过悠闲的生活，他要当经理，创公司，做老板，干一番前所未有的大事业。

　　有一天，他向新婚的妻子克拉拉和盘托出自己的计划：要制造一辆采用汽油引擎而不用马拉的车子，并把构想中的车体形状画在一张乐谱的背面给她看。聪明贤惠的克拉拉坚决支持丈夫的计划，并且深信他能成功。于是，福特又告诉妻子，要实现这个计划，必须具备电气方面的知识，为此他就要到底特律的爱迪生照明公司就职。当然，这个家也得搬去。

　　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从未离开过家乡的克拉拉几乎要哭出声来，但理解丈夫的她很快忍住了，并表示就依丈夫的计划去做，把家搬到底特律去。

　　1891年9月25日，福特带着年轻的妻子，告别了家乡和亲人，来到了底特律。他们在穷人区租下一间破旧的公寓。福特正式受雇于爱迪生公司，担任夜间值班工程师。两年后，他又晋升为主任技师。每天下班后，他都来到屋后放煤炭的工作场里，埋头于汽油引擎的实验。

　　正当福特的汽油引擎试制成功，并开始进行"不用马拉的车"的试验工作之际，底特律第一辆汽油车由船舶工程师金恩制造成功了。金恩是福特的朋友。1896年3月的一个晚上，金思进行汽油车第一次秘密试车时，特地邀福特参加。福特可是生平第一次看到汽油车。在底特律夜晚的马路上，金恩开着这辆不用马拉的大型车，以每小时8公里速度缓慢前进。福特骑着脚踏车紧跟其后，仔细观察着这辆车怎样转动行走，直到完全弄明白为止。

　　3个月后，也就是1896年6月4日凌晨3点钟，福特亲手制造的第一辆"不用马拉的车"终于完成了。造车场就在屋后的小砖屋里，那里原是堆煤的，有几个小窗户，一扇狭门，当中的空位刚容下福特制造的车子。

　　"成功了!"福特和他的两名助手钉上最后一颗铆钉，兴奋得高喊起来。他们像胜利的运动员一样，相互击掌庆贺。福特迫不及待地要到外面试车，但车体比房门大得多，根本无法推出去。他立刻奔回家，取回一把斧头，举起来向小门两侧的墙上砍去。

　　还没有入睡的克拉拉从床上跳起，早已进入梦乡的邻居们也被砸墙的声音惊醒，纷纷跑出来看个究竟。

　　外面下起了细雨，周围漆黑一片。身上披着斗篷的克拉拉，拿来一把伞给丈夫遮雨。

　　一名助手骑上一辆自行车担任向导，这样可以让街上的运奶马车和行人及时让道。福特跃上驾驶座，亲自驾驶他的第一辆汽车，将它开上了大街。

　　这辆汽油机"四轮车"，底盘是安了4只自行车车轮的马车架改装的，外形比金恩的车子小得多，也轻得多。引擎为4马力，有两档速度，分别为时速15公里和30公里。动力传动是用一根连结发动机与后轮的自行车链条进行的。没有刹车，若要停车必须将引擎完全停止。车子只能进不能退，若要倒车，得下车来推。

　　由于点火装置发生故障，车行了一段路就抛锚了。住在附近一家旅馆的人们都蜂拥过来看热闹。他们指指点点，叫个不停："这真是个大怪物!不知是谁竟把时间、金钱浪费在它身上?""是疯子亨利，他整天整夜都在揭鼓这个玩意。"

　　福特毫不理会人们的冷嘲热讽，很快排除了故障，又得意扬扬地开车前进了。无论是看热闹的人，还是福特自己都不会想到，一个缩短世界距离的著名企业家就这样踏上了他的成功之路。

　　过了不久，福特终于成功地驾驶他的"四轮车"跑了13公里路程，前往迪邦镇去探望他的妹妹玛格丽。

　　发明电灯、留声机、活动照相机的大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对福特试制成功内燃引擎汽车大加赞赏，甚至说超过了他本人设计的电动车，是"创世纪的发明"。

　　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家的赞扬，使福特勇气倍增。1899年初，他的第2号车诞生了。和第1号车相比，在外形上有很大的改变，车体、车轮也加大了，可乘坐两个人。附件增加了，有衬垫的后座，有铜制的车灯，还有漂亮的挡泥板;而重量却减轻了，引擎噪音变小，车体震动也不大。这辆车足以和当时任何先进的汽车相媲美。

　　这一年的夏天，由福特任总监的底特律汽车公司宣布成立，这是在底特律设立的第一家汽车制造公司。不过它在1900年生产了12辆汽车就草草解散了。

　　回顾失败的教训，福特想出一个一举两得的计划，就是设法用自己的车参加赛车比赛并获胜，这样既可制造出更好的汽车，又能获得他人支持，有助于事业的早日成功。当时，欧美地区流行赛车，谁要在赛车时得胜，谁就能一举成功。因此，他决心制造一辆世界上最坚固、速度最快的竞赛用汽车。

　　到了1901年夏天，他的第一辆赛车造出来了。它具有25马力，车体轻，速度快，直道上跑可达每分钟1英里。这年的10月10日，底特律赛车比赛开始了。福特参加的是汽油车10英里竞赛，而对手是凭赛车活动而称霸同行的克利夫兰汽车制造商温顿。

　　这是决定福特和他的汽车的命运的一天。随着"开始"的号令一响，两辆车就同时冲了出去。车子跑到转弯处，福特不得不减低速度，温顿趁机超出。但到了直线跑道后，福特便加足马力追赶，博得全场观众热烈的欢呼声。这时，温顿的车子突然从车尾喷出蓝色烟雾，显然是出故障了，只好降速慢行。于是，福特在观众欢呼声中，迅速超过温顿，以绝对优势获得了冠军。

　　福特和他的汽车由此声名大振，吸引了大批投资者。不久，福特成立了第二个公司，并任经理。但董事们热衷于制造价格昂贵的汽车，又不善于经营，致使福特汽车公司与前一次一样，仅持续几个月，在1902年就解散了。

　　先后两次失败并未使福特气馁。1903年6月，福特与人合伙，第三次办起了福特汽车公司，并聘请一位专家库兹恩斯任销售经理。

　　福特敏锐地预感到，汽车的时代到来了。他要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宰，开创一个"福特的时代"。

　　他接受以往的教训，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优先生产价格低廉的大众车。他开发了耐用可靠的新引擎，制造出一种时速达50公里的敞篷车，并命名为A型车。由于它的售价只有850美元，价廉物美，颇受市场欢迎，不到一年，就销售了650辆。在随后的3个月中，又猛升到1100辆以上。到了第三年，每月的生产量高达360辆。福特汽车公司成了底特律最大的公司。

　　为了进一步开拓市场，1908年福特公司又推出一种最新型的T型车。T型车不仅是一种车子，更是一种召唤，它将把汽车工业带入有希望、有前途、有实用价值的领域。它的价格低得一般工薪阶层都买得起，并成为进入农民家庭的第一种汽车。这种"廉价小汽车"的订单如雪片般飞来，福特公司当年生产量就达1.9万辆，第三年竟高达7.8万辆。

　　福特意识到，产品要价廉，质量要可靠，必须采取流水作业法大量生产。为此他聘请了有"机械化天才"美誉的沃尔特·弗兰德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条汽车流水装配生产线，从过去每生产一辆车需22小时18分钟降到93分钟，使生产率提高数十倍。这样一来，T型车的产量直线上升。1914年达到每24秒钟就出厂一辆的速度，年产量高达73万辆。

　　T型车自从1908年问世以来，到1927年为止，在整整19年的时间里，总共生产出了1500多万辆，创下了前所未有的奇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地球上行驶的汽车，有一半是T型车。至此，福特公司终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福特本人也因此获得了"汽车大王"的称号。

　　报业怪杰赫斯特

　　1863年，赫斯特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他的父亲威廉·乔治是爱尔兰移民，一个成功的拓荒者，靠开采金矿和银矿发了家，他的母亲则是一名教师。赫斯特家境富裕，这养成了他对金钱无所谓的态度和追求冒险、刺激的大胆个性。一种纨绔子弟的作风，在他上大学期间就已完全显露。

　　1881年，赫斯特在父亲的安排下，来到哈佛大学就读。在这里，他挥霍无度，纵情于跳舞、音乐和啤酒，其行为任性是全校闻名的。但在此同时，由他担任经理的幽默杂志《讽刺文》却又得到全校一致好评。这多少显示了他与一般纨绔子弟的不同之处。

　　在校期间，对赫斯特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查尔斯·泰勒主办的《波士顿环球报》和普利策的《世界报》。他颇醉心于《环球报》那种耸人听闻的新闻;对普利策《世界报》的办报技巧更是欣赏不已。为此，他还曾到《世界报》当了一段时间见习记者。

　　当举国庆贺格罗弗·克利夫兰当选总统时，赫斯特竟在他的刊物上大放厥词，校方因此令他暂时退学。仅仅过了几个月，赫斯特又开始在学报上恶意攻击教授，这一次，他终于被学校开除了。

　　赫斯特离开哈佛时，年仅22岁。他对这一惩罚毫不在意，这时他办报的兴趣已超过了一切，决心自己办报。他先用了一年时间认真学习和研究普利策的办报方式——在赫斯特看来，学习普利策决不是为了成为他的追随者，而是为了日后向他发动大胆进攻。他把普利策当作自己的假想对手，认为只有战胜普利策，才能满足他的成功欲望。

　　赫斯特的父亲乔治收购了一家地方性报纸《旧金山审查报》。当时这份报纸销量极低。乔治可不在乎发行量，他情愿蚀本，目的是为了从中捞取政治资本。1887年，雄心勃勃的赫斯特得到父亲的许可，开始主理《旧金山审查报》。从这里，他向报界迈出了富有挑战意味的第一步。

　　一开始，他仍是以普利策为榜样，挑选了名编辑萨姆·S·张伯伦为主编;请知名小说家安布罗斯比尔斯来撰写《废话专栏》。还雇佣了一些名记者，如爱·H·汉密尔顿和阿瑟·麦克等人。

　　在报纸排版上，他大胆地试验了各种式样，安排对称的标题形式，采用醒目的铅字体，创造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后来为别的报纸竞相模仿的版面设计。

　　大胆的改革和众多新闻好手的加人，使这份报纸办得有声有色。第一年就使该报销量增加了一倍，达到3万多份;到1893年，达到7.2万份。比公认的大报《纪事报》还多。原本亏损的报纸在几年中被赫斯特办成了年平均获利达35万到SO万美元的盈利的报纸。

　　1895年，乔治病逝。赫斯特继承了大量金矿和银矿的股票。为了在报纸发行业上一展身手，他在母亲的支持下，卖掉了部分股票，获得75O万美元巨额现金。从此，他凭借强大的财力作后盾，运用惊人的胆量和才能，开始了在报界纵横驰骋的一生。

　　赫斯特的目标是向纽约进军，向普利策挑战。

　　1895年，赫斯特以18万美元收购了纽约《晨报》，这份报纸是普利策的哥哥艾伯特于1882年创办的，后来卖给了辛辛那提《问询报》的出版人约翰·麦克林。赫斯特买下这家报纸时，正是报纸亏损的时候。赫斯特将《晨报》改为《纽约日报》，并调动他的原有的那批精兵强将来到纽约，全力以赴地经营这份报纸。并正式向普利策发起挑战。

　　他的第一步是将他的《新闻早报》定价为每份1美分。低价的报纸招来大批读者，《早报》的销量很快就达到15万份。精明的赫斯特同时提高了广告费标准，从而补偿了报纸低价的亏损。虽然，普利策的《世界早报》比《新闻早报》高一倍价钱仍能卖到20万份，《世界晚报》的销量更是高达34万份，但普利策已经明显感到了这位加州来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威胁了。

　　赫斯特下一步的招数更凶猛：他以重金挖走了普利策手下众多干将，漫画家鲍尔斯、剧评家艾伦·达尔等都被赫斯特的高薪所诱而跳槽。

　　更猛烈更疯狂的进攻是在1896年1月，当时，《旧金山审查报》租用《世界报》的大本营——世界大厦的一部分作为它的东岸办事处。由于两家报纸在一座楼办公，双方工作人员来往密切。终于有一天，一场由赫斯特策划的"兵变"发生了——《旧金山审查报》的工作人员暗中策动，以高薪诱使《世界报》全体人员离开《世界报》。第二天，他们都去《纽约日报》上班了。其中包括普利策的得意干将、星期版编辑默利尔·高德。这个人擅长制造耸人听闻和假科学的纯刺激性报道，并且还首创了彩色印刷的连环画。他聘请漫画家奥特格尔特创作《霍根小巷》连环漫画，主人公是一个穿着黄色肥大衣裤的穷孩子。这个形象很快便深入人心，被称为"黄色幼童"，很吸引人。由于高德的功劳，星期版的报纸一年内突破了45万份大关。这份一年出刊52次的星期刊盈利竟和每年出刊333次的《世界报》母版相差无几。就是这个能干的高德，竟把漫画家和"黄色幼童"一起带到《纽约日报》去了。这对普利策来说，无疑是个致命的打击。

　　普利策发现一夜之间人去楼空，这位报界领袖对赫斯特这种疯狂的做法愤怒已极。他想用同样的高薪劝回高德等人，但令人遗憾、令人更加愤怒的是，他们只回来了一天——赫斯特又用更高的薪金把他们带走了。

　　这次大规模的进攻几乎使《世界报》完全瘫痪。普利策只好用同样的办法从《太阳报》挖来主编布勒斯本，让他重新组织《世界报》的编辑工作;并连夜召集主管人员开会，共同研究对付赫斯特的办法。

　　布勒斯本不愧是办报的高手，他使《世界报》重振雄风，再次超过了《纽约日报》。而赫斯特并不气馁，他重施故伎，又以高薪游说布勒斯本，提出由布勒斯本来主编新创刊的晚报，晚报每增加1000份销量，给他加薪1美元。布勒斯本终于也被收买，并全力以赴。结果，他的周薪竟高达上千美元。他原来拿的报界一级高薪也不过每周200美元。

　　为了打击壮大中的赫斯特，普利策不得不模仿对方的做法，也将《世界报》降价到每份1美分，同时也采用提高广告费的办法来补偿发行收入的减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赫斯特的《新闻早报》发行量丝毫未受影响，而《世界报》的销量仅增加了8.8万份。且由于广告费的提高，广告商们纷纷联合起来抵制《世界报》，强迫它降低广告费。许多广告商甚至干脆将广告挪到《新闻早报》去做。同样的方法，取得的效果却大相径庭，普利策百思不得其解。

　　遭受了一次又一次打击之后，普利策开始采取退守的战术，减少办报成本，减少报纸版面，减少对华尔街的报道，取消书评等等。这些紧缩意味着普利策的地位已面临巨大的威胁。

　　纽约报界人士密切注视着这两个巨人的搏斗，甚至希望他们两败俱伤。不过，结果并不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赫斯特成功了，普利策也并没有失败，这位作风稳健的报业大王经过一番努力，还是站住了脚，并仍保持着他报界领袖的地位。那场大战至今在美国报界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当赫斯特把高德和"黄色幼童"一起挖去后，普利策又雇请了著名画家乔治·卢克斯继续绘《霍根小巷》的漫画。这样一来，纽约就出现了两家报纸同时刊载同一题材连环漫画的怪事。而这两家报纸的广告招贴画上都画着那个身穿黄色肥大衣服、没有牙齿、永远在笑的"黄色幼童"。为了竞争，这两家报纸都争相报道各种耸人听闻的消息，并开始了靠黄色新闻打开销路的恶习。所谓黄色新闻，就是以极度夸张及捏造情节的手法渲染暴力和色情，内容不外乎要人丑闻、凶案、名女人及明星们的私生活等等。

　　美国的黄色新闻泛滥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究其罪魁祸首，人们都将赫斯特视为始作俑者。

　　1896年，他曾不惜重金派出三名记者和画家前往巴黎，访问当时正红的女演员安娜，以醒目标题"穿着睡衣的安娜"辟一专栏，并配上女演员肉感的速写，果然大受欢迎。

　　1896年在纽约河里发现了一具无头无四肢的男尸，被油布裹着;后来在附近又发现同样用油布包裹的其它部分肢体。赫斯特重金悬赏，发动30名记者去侦探此案——说起来有点可笑，但这些记者们从油布的来源着手追寻，找到了出售油布的商店，查出有一对男女曾来此买过油布;于是跟踪调查，终于发现了凶杀的证据，向警方报了案。这一充满暴力而又带色情因素的桃色新闻，被赫斯特的报纸大力渲染，一时，全美国都轰动了。

　　为了招揽读者，赫斯特对一切能加以夸张的消息都不放过。他善于发现那些为其它报社老板视而不见的事件，更善于把那些绿豆大的小事夸张成耸人听闻的消息——至于报道的真实性，在他看来是最次要的东西，重要的是达到轰动效果，从而吸引读者。他一方面以劳工阶层为对象，用最简单的文字，以娱乐、"激情"和所谓"除害运动"来打动读者;一方面自我夸耀，自我宣传，号称有胆量为社会打抱不平，敢于揭发贪污，打击罪恶。他总标榜自己的实干精神。《新闻早报》曾千方百计对法院施加影响，使一家煤气公司得不到在城里开业的许可证。对政府滥用职权的行为，他们也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予以抨击。

　　这些做法，既是赫斯特办报的策略，又是他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只要能对报纸发行有利，对抬高他的形象有利，采用任何方式他都不在乎。他有足够的胆量和热情去做一切事。

　　1898年，爆发了美国——西班牙战争，这是"最无痛苦的一场战争"，它仅持续了几个月，美国人牺牲很少，却换来在广阔的古巴国土上插遍美国国旗的骄傲。这是一次不义的战争，究其原因，主要是以赫斯特为主的美国报纸制造战争气氛，煽动战争情绪造成的恶果。赫斯特意识到战争这种充满激情的题材对报纸发行必然有利，就不失时机地利用美国人的理想主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正义感，也利用了正在发展阶段的美国统治集团迫切需要扩张领土、扩大贸易和国外投资的愿望，极力在报纸上渲染西班牙对它占领下的古巴的暴行，以证明对西班牙宣战、匡扶正义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为了煽动战争，赫斯特寻找一切可以说明西班牙人在古巴胡作非为的例子。1897年，终于让他抓住了小辫子。这一年，古巴反西班牙革命党人卡马奎被控叛乱罪，将被处以死刑。他16岁的女儿西施尼洛丝勇敢地向西班牙当局请求将她的父亲减刑为终身囚禁。被称为巨兽的魏勒将军同意了少女的请求，将卡马奎监禁在古巴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并允许西施尼洛丝住在岛上一间离她父亲很近的房子里。而西施尼洛丝就利用这个便利，开始了营救父亲的行动。这位以美艳著称的少女将岛上的司令官邀请到她的小屋里，结果司令官差点丧命。西施尼洛丝被控"色诱并企图杀害司令官"，也被判叛乱罪，遭到囚禁。

　　赫斯特决定抓住这件事来掀起一场反西班牙运动，他派出记者莱普生访问了狱中的西施尼洛丝，并在报道中将西施尼洛丝的被囚说成是抗拒司令官企图强暴。赫斯特把这条新闻当作妇女保护贞操和古巴人反对西班牙人暴行的事件，在报纸上极力渲染。

　　同时，《新闻早报》还拟了一封请愿信，请各地有影响力的妇女签名，然后向西班牙摄政王后玛利亚·克里斯蒂娜请求赦免。《新闻早报》用12栏篇幅刊出参加签名妇女的姓名。后来，签名范围扩大到英国，增加了约2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王后表示：少女即使犯了罪，也不应该受到侮辱。

　　赫斯特见西班牙人有可能赦免西施尼洛丝，便火速派他的得力记者卡尔·德克前往哈瓦那去营救西施尼洛丝;并嘱咐他："一定要在西班牙人赦免她之前完成。"卡尔向狱吏行贿，救出了西施尼洛丝，将她女扮男装潜送纽约。事后，赫斯特得意扬扬地大肆夸耀这一壮举。为了造成更轰动的效果，他还举办了极为隆重的露天欢迎会，让美国人民见见这位古巴女英雄。

　　在这次欢迎大会上，美国总统麦金莱迫于民众的压力，也前来与西施尼洛丝握手问候。此举使《纽约日报》名声大振，同时也激怒了西班牙政府，美西之间终于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地步。

　　1898年2月9日，由古巴革命政府成员偷来的西班牙驻美大使杜皮波·德·洛美给西班牙报纸编辑的信，被《新闻早报》拿到手并刊登出来。这封信把美国总统麦金莱说成是"软弱的、迎合暴民的、卑劣的政客"。这极大地激怒了美国政府。接着，在6天以后，美军"缅因号"舰在夏湾拿港口被炸沉。《新闻早报》又载文指责此事与西班牙有间接关系，并煽动美国人的复仇情绪。

　　经过一系列煽风点火活动，尤其是以后两件事为导火索，4月18日，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向西班牙宣战的决议。

　　在这次战争中，赫斯特亲率记者赴前线采访。一天，他们在海上偶然日击西班牙军舰被美军炸沉的情景，并发现有20名西班牙海军人员正逃向海滩。赫斯特立即带领记者们持枪冲向海滩，将这些人拘捕，并迭往美军司令部。这种冒险精神是美国人最欣赏的;再加上报纸的自吹自擂，大肆夸耀，《新闻早报》记者的壮举一时竟轰动全美国。

　　《纽约日报》在美西战争期间销量直线上升，战争给它带来巨大的利益。其它报纸也尾随其后，参与了战争宣传。就连一开始指责《新闻早报》报道不实的《世界报》在全国一致的呼声下，也卷进去了。

　　普利策曾十分后悔参与了这种为不义战争营造气氛的运动，在谈到赫斯特欺骗人民和煽动战争的无耻行径时，他又坦率地说："尽管我认为《新闻早报》有错——我不愿去学它，但报纸总不免言过其实，毕竟它是一份报纸。"他甚至佩服赫斯特制造舆论的本领，说："这正是我们的报纸需要的一种脑筋。"

　　《纽约日报》在赫斯特一连串的怪招下，发展得十分迅速。美西战争时期是它最辉煌的年代。但到了战争结束后，销量骤然下跌，它逐渐开始走下坡路。

　　1901年，肯塔基州州长哥贝尔遇刺身亡。《纽约日报》为造成轰动效果，竟将此案的责任推到麦金莱总统身上。这一过火的报道给《纽约日报》带来了噩运——同年9月，麦金莱总统也遇刺身亡。人们在凶手的口袋里竟然发现了一份《纽约日报》，上面赫然登着恶意攻击总统的文章-一人们更有理由确信，正是《纽约日报》这种煽动性的文章间接导致了总统的遇害。

　　其它报社见此情景，认为机会到了，一齐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掀起一次猛烈抨击《纽约日报》的狂潮。此后，继任的老罗斯福总统也针对《纽约日报》这类不负责的行为进行了痛斥。从此，这份报纸便臭名昭著，美国众多读者纷纷放弃阅读《纽约日报》，致使销售量直线下降，面临倒闭的危险，赫斯特终于受到惩罚了。他不得不将报纸改名为《美国人报》，从此不敢再肆意刊登黄色新闻，对各类事件不负责任的报道也加以收敛，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

　　赫斯特遭到的打击接踵而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英、法等国已卷入战争，而美国政府则迟迟下不了参战的决心。当时美国朝野上下意见极不统一，有的主张支持英法，也有的主张支持德国，还有的主张中立。政府无法确定自己的立场。当时支持德国人的占少数，而赫斯特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美国的报纸除了《晚邮报》早为德国人收买成为其喉舌，只有赫斯特的《美国人报》支持德国。美国政府在较长时期持中立态度，但到了大战结束的前一年，即1917年，美国宣布加入协约国，向同盟国宣战。赫斯特这时便有了错搭贼船的恐惧，赶忙一改腔调，骂起德国人来。然而，为时已晚，报纸的形象已大大受损。

　　赫斯特经营报业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还有更大的政治野心。他加入民主党，利用报纸极力攻击共和党政府。1902年他当选为民主党议员，竞野心勃勃地想去竞选总统，但却没有得到民主党的提名。1905年他竞选纽约市市长，也失败了。后来在1909年，他不惜重金再次参加市长竞选，结果仍旧是失败。一连串的打击使他清醒了许多，原来他在选民心目中的形象并不好。

　　从赫斯特这人本质上说，充其量不过是个素质低下的文化商人，但他有经营头脑，这一点是别人所不及的。而且他能不择手段，做别人不愿做的事。他成功的秘诀就是这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凭借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十多年中陆续收购了30多家报纸。在报业界，他可称得上是个大富豪了。

　　赫斯特一生挥金如土，1922年，他离开纽约，搬回加州，建造了一所豪华如同皇宫的寓所。这座寓所占地24万英亩，里面有农场、花园及一系列别墅式建筑。他还花费5000万美元巨资购买大批珍贵古玩，陈设在这所别墅里。

　　赫斯特一生最灰暗的日子是1929年华尔街股市那次所谓"黑色星期五"，股市暴跌使得他损失极为惨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的事业实际已在走下坡路，《美国人报》销量直线下滑，到1929年，已亏损100万美元。他手下的报社也只剩17家。此时，为了还请银行的债务，赫斯特不得不又卖掉几种报纸，并将包括《美国人报》在内的大部分报纸都抵押给银行。

　　报纸被银行接管的时间很长。一直到1937年，他74岁生日时，债务仍未还清。到1947年他84岁高龄的时候，他的报纸终于还清了银行的欠款，被抵押的报纸又都回到他的名下。虽然年事已高，赫斯特却仍旧野心不改，精力旺盛，斗志昂扬地从加州来到纽约，开始亲自重新主理那些报社和杂志。这种惊人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也是他的对手们所不及的。

　　赫斯特一生做的最后一笔大生意是在1948年收购了一家大型造纸公司，这家公司拥有提供造纸原料的森林，厂房设备都是新型的。这样一来，赫斯特所有报纸的用纸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1951年8月14日，赫斯特这个报业怪杰病逝了，享年88岁。他死时，手上仍有18家报社、9种杂志、8个广播电台以及一家国际通讯社。

　　商业巨擘西尔斯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商业无非就是做买卖，你买我卖，如此而已。但事实上，商业不仅对整个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也并非任何人经营商业都能成功，要想经营好商业也必须有赖于灵敏的头脑和现代化的管理。百年老店美国西尔斯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从一家乡村小店发展成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以零售为主的商业企业。目前它的总部设在世界上最高的110层的摩天大楼——芝加哥西尔斯大厦里，拥有各类商店2500多家，分布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巴西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额高达300多亿美元，是美国最赚钱的公司之一，其发展稳定就连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也望尘莫及。在西尔斯如此令人惊叹的巨大成功背后，凝聚着几代经营者敏锐的眼光、辛勤的汗水和卓越的管理技巧，也许，这就是它发迹的奥秘所在。

　　西尔斯公司的创建人叫理查德·W·西尔斯。他原来是美国明尼苏达州北雷德伍德火车站的工作人员。1886年，23岁的西尔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听说当地有个珠宝商有批镀金的怀表要处理。他就东借西借筹集了一笔钱买下这批怀表，然后以每只净赚2美元的价格转卖给车站的其他人。这次买卖，使他尝到甜头，一下子赚到几百美元。他干脆辞去火车站的工作，开了一家钟表店，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西尔斯钟表公司"。

　　一开始，西尔斯就把他的主要销售对象放在农民身上。那时，美国农民购买东西大都是到当地普通商店。这些商店效率低，价格高，品种少。因此，如果有一些价廉物美的商品送下乡，就大受农民的欢迎。西尔斯从他转手买卖怀表中得到启发，他便四处打听，专门收购一些因积压或欠债而遭扣押的商品。一些商品价格非常低廉，只是因款式不合城里人需要才积压，但对农民来说，式样并不过时。果然，这些积压商品在乡下成了旺销货。

　　久而久之，西尔斯对农村市场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这是个很特别的市场。由于交通不便，农村与城市相隔遥远，农民的需要与城市消费者个同，追求实用而不一定要求时髦;农民购买力低，但潜在市场庞大;农民有一种保守性，生怕城里人欺负乡巴佬，即使送货上门，也担心上当受骗，怕买了假冒商品。这些特点决定了要做农民的生意，非动点脑筋不可。很显然，商品对路，价格低廉，货源稳定，信誉良好，这些都不难办到，只是如何克服信息不通的障碍尚是一道难题。

　　西尔斯左思右想，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突然，窗外传来他熟悉的火车鸣叫声，使他想起他在火车站工作时，每天都有大量的邮寄包裹通过火车运送。"对了!"他兴奋地拍了一下大腿：如果我利用这不断扩大的铁路网，经营邮购商品业务，向散居在各地的与世隔绝的农民发送邮购目录，邮售各种日用品，不就能解决农民们的信息不灵、与城市相隔太远的难题了吗?

　　1888年，第一张西尔斯邮购商品目录问世了，不过第一张目录上只有手表等少数几种商品。他的公司设在芝加哥市，随着铁路的开通，芝加哥已发展成经济中心，成了农民向往的大都市，因此公司推荐的邮购商品颇受农民欢迎。不久，第一批邮购的汇款单就寄到公司所在地。西尔斯的这一招果真很灵。他又寄出第二张、第三张邮购目录。到了1894年，西尔斯公司的邮购商品目录已经有厚厚的507页了，经营的商品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当然，公司名称也由"钟表公司"改为"西尔斯公司"了。在"目录"的封面上，醒目地写着"世界上最便宜的商品，我们的贸易遍布全球"这两句标准而又吸引人的广告语言。邮购的汇款单像雪花一样飞来。西尔斯确实赚了不少钱。可惜，面对到手的一叠一叠的钞票，他不思进取，不去考虑如何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而是考虑如何从每一份汇款单中榨取更多的油水。鼠目寸光使他的业务量锐减，公司濒临破产，他不得不把公司卖给芝加哥的一个服装商米利雅斯·罗森沃尔德。

　　罗森沃尔德从1895年起主持和经营这家公司。他接受前任教训，不再光把两眼盯在营业额上，而是想尽办法给客户提供方便，让顾客满意。他针对当时市场的特点，大胆创新，别出心裁地推出一套发展邮购业务的新举措：印发邮购产品手册，并由此建立邮购工厂。随着他在芝加哥的邮购工厂建成开工，西尔斯公司开始形成工贸一体化的正规企业。到1903年，邮购工厂已是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厂，采用标准化的流水作业线。为了取得农民的信任，公司以"农民之友"为号召，制定了"保证满意，否则退款"的销售政策，定期印发货真价实的邮购商品手册。手册中所列邮购商品事先都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均系农民所需产品，从生产工具到衣袜鞋帽、锅碗瓢盆，一应俱全。"如不满意，原款退还"，使农民消除了害怕上当的心理，不仅使西尔斯闯出了响当当的名声，而且把长期以来买方提心吊胆的情况转变为卖方谨慎从事的局面。这些独到的创见和做法，给农民极大的便利，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因此，西尔斯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发展迅猛。罗森沃尔德这一套管理办法为西尔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20年代中期，一个名叫伍德的退役将军加入西尔斯公司，并接任公司的经理。这时市场已出现了新变化：农民有了汽车，进城买东西非常方便，不再和城市隔离了。伍德在进入西尔斯之前就作好了调查分析，早已成竹在胸，他上任伊始，就决定着重发展零售商店，同时为城市居民和农民服务。1926年，他在城郊建立了第一家零售商店，把原来以邮购为主改变为以经营百货零售商店为主，并努力满足驱车而来的农民和城里中等收入阶层居民的需要。为此，公司经营的商品范围进一步扩大，陈日常生活用品外，还增加了厨房用具、电冰箱等各种电器。零售业务需要大量的管理人员，而前一阶段的邮购业务却没有为西尔斯培养大批的管理人员，这就成了西尔斯发展零售商店初期的最大困难。于是，伍德在改革销售和管理制度的同时，大批地培训商店的管理人员，从而使西尔斯零售商店发展成为50年代的新型城郊购物中心，它对美国人购物习惯、生活方式以及城市面貌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和影响非常之大。

　　伍德于1954年退休。在他任职的近30年里，他是西尔斯公司的绝对统治者。西尔斯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已确立了现代商业企业的雏形。

　　伍德之后，西尔斯公司一直由一个主席、一个总裁和一个执行副总裁集体领导，而且5～7年就换上新一任领导。人事的定期变动使西尔斯的经营方式也随之变化，从而使西尔斯公司始终保持活力，能随着美国人口构成和家庭模式的变化而及时采取相应的经营策略。公司特别注重了解美国的家庭，并不断地分析和研究美国家庭未来的变化会有什么新的要求，然后设计和生产相应的产品。在六七十年代，年轻知识分子的家庭逐渐支配了美国市场，他们的需求和消费量增长最快。西尔斯公司敏锐地看到这一市场新变化，迅即推出相应的措施，以适应年轻人对教育、保健、旅游及财务咨询和业务辅导等方面的新的要求。公司的经营范围也在不断扩大，除提供厨房用具一类商品外，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商和美国最大的书商之一，甚至是一个艺术品的大买家和大卖家。

　　由于西尔斯公司坚持以市场为中心、顾客至上的经营方针，公司发展异常迅猛。到70年代初期，公司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零售商店已发展到2000多家，年销售额达200多亿美元，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以零售为主的现代化商业企业。它还投资于31个公司，这些公司生产和供应的产品占西尔斯销售额的28%左右。

　　然而，在70年代中期爆发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西尔斯公司由于当时在经营上过分侧重为上流社会服务，面对突如其来的商品减价的浪潮，有些措手不及。结果，这一"商业帝国"也同美国许多企业一样，出现了危机。它在美国零售市场上所占的比重下降，从1967年的9.3%下降到70年代末的8.2%，年销售额也下跌到200亿美元，西尔斯公司的财务面临空前的困难。

　　就在西尔斯陷入困境的严重关头，在西尔斯工作32年之久的特林，受命于危难之中，在1979年当上了西尔斯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特林上任后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对公司的组织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他认为，要改变西尔斯以老大自居、不求进取的状态，使它跟上时代的步伐，一定要大胆地提拔那些比较年轻、有开创精神、不怕承担风险的人。他首先把一位年仅46岁的地区分公司经理布伦南提到分管全公司商品销售的重要岗位上，全权负责重组公司商品部。接着，又让55岁以上、工作无多大起色的经理人员提前退休，让有干劲、有志向的年轻人来接替。这样，仅在1980年，公司商品部就有1500名经理人员提早退休。

　　与此同时，特林坚决把国内外那些经营不善的商店和子公司统统关闭、变卖，不管它开办有多久，也不管它是否是新创办的。从1979年到1982年，西尔斯关闭的商店就有200家左右，连1925年开业的赫赫有名的芝加哥劳代尔区零售商店也不能幸免。经过这番整顿，公司变得更加精干有力了。

　　特林深知，顾客的信任是无价之宝，是商业企业取得成功的生命线。因而，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争取顾客信任的措施。

　　为了及时准确地了解顾客的要求，西尔斯设立了美国规模最大的居民需求凋研部。每天公司营业结束后，分设在全国各地的销售网点必须在当天晚上，把当日销售的商品的种类、品名、数量、花色、厂牌名称和价格等，用电子计算机统计出来，电报总公司。调研部收到各销售网点的报告后，立即对上述各种情况进行分类统计，并据此对市场销售趋势和顾客的爱好进行分析，对货物的增减提出建议。第二天早上，7点刚过，当西尔斯公司的决策者走进办公室，打开计算机终端的显示屏时，他们想知道的东西都呈现在眼前，从而能迅速地作出正确的决策。

　　要赢得顾客的信任，就要有值得顾客信任的商品。为了确保商品质量，西尔斯专门选派366名采购员和302名技术员，到供应西尔斯公司产品的生产线进行监督。供应商的产品必须符合西尔斯公司的产品检验标准。为此，特林专门在西尔斯大厦设立产品实验室，产品实验室拥有138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每年对大约1万种产品进行测试。为了检验床垫的耐用程度，他们用重达225磅的木制圆筒在床垫上滚10万次。为了检验皮靴的耐穿性能，他们将皮靴在水池里浸泡或是穿在自动行走机上检验数小时。为了保证抽水马桶的可靠性，他们让它连续工作10万次，每次1分钟。每样商品检验合格了，才准许摆上柜台出售。

　　即便这样，仍难以避免有个别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商品被卖出去。因此，为彻底消除消费者的顾虑，西尔斯重申创办初期提出的"包您满意，否则原价退款"的口号，并增添了新的内容：对退回来的东西从不争论，收回任何原因退回来的商品。这样一来，个别顾客偶尔也会滥用这一制度，如把磨得不像样的鞋退回来，把已用了6个月的泡沫材料家具拿来退……但西尔斯仍毫无怨言，微笑地收下。因为他们相信：在生活节奏明显加快的今天，这类顾客毕竟是极少数。而且，他们这样的服务，会使这些顾客去买其它他们不会退回的商品。更重要的是，此举为西尔斯赢得了用金钱也买不到的良好声誉。

　　特林在公司的经营上还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跟上时代，着眼未来。"西尔斯是家百年老店，许多零售商店坐落在老商业区，随着时代的变化，其中不少店铺的建筑结构和内部设施，与现代工业生产出的新型商品很不相称，以致难以吸引更多的顾客。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特林批准了布伦南提出的"未来的商店"的计划，决定投资17亿美元，对600家商店进行装修改建，并新建62家现代化商场。这些"未来的商店"，采用协调的颜色、柔和的灯光和美丽的天花板装饰，商店里建有更多的陈放货物的侧廊，商品按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排列，陈列得更为得体显眼。时装模特儿穿着世界著名的时装公司生产的时装，亭亭玉立，凝视着顾客。为了方便自选购物，商品标签上印着更为详细的商品介绍，还配备有新的现金收入记录机系统，结账时间从平均3分钟缩短到1分半钟。总之，"未来的商店"为顾客提供了更为舒适的环境和更为周到的服务，以吸引顾客到西尔斯商店消费更多的金钱。

　　曾为西尔斯立过汗马功劳的邮购业务，也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进一步完善。西尔斯目前的邮购对象已面向全国，邮售的商品目录已增加到1000多项，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2383个利用商品目录进行销售的中心。时至今日，西尔斯的邮售营业额仍占全公司销售额的20%左右。

　　特林不仅把目光停留在传统的商品上，而且努力扩大经营范围，使公司向多元化经营的方向发展，从而大大提高了公司抗风险的能力。1981年，西尔斯大胆地介入金融服务业，花巨额资金买下两家金融公司，成立西尔斯金融服务部，经营提供信贷和销售股票的业务。由于它经济实力强大，深得顾客信任。仅1983年，就获利7亿美元。此后，特林又制定扩展金融服务的大胆战略：把公司的信用卡变为借方卡，这样就能自动从储蓄账户上扣除购买商品的价款。此外，西尔斯还成立了"西尔斯通讯网公司"，提供长途电话服务，使用电话的顾客的电话费，可以在每个月西尔斯开给他们的账单内支付。

　　实业巨子周学熙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曾经流传过"南张北周"的说法，"南张"，指的是功盖东南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北周"，指的是华北新式工商业的开拓者周学熙。

　　周学熙是安徽建德(今东至)人，1866年1月12日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他的父亲周馥，早年投奔在李鸿章手下充当幕僚，后官运亨通，先后做过四川布政使、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两广总督等大官。周学熙16岁考中秀才，28岁考中举人，可是一直没能中进士。就在他留在京城继续攻读的时候，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日本，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北京的知识分子首先行动起来，要求变法维新，寻找富国强兵的新路。周学熙深受影响，决定放弃科举考试，投身实业。他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在1897年顺利地进入了河北开平矿务局，负责在上海推销煤炭的工作，第二年升任开平矿务局会办，不久又升任总办。

　　开平矿务局是当时中国规模较大的新式煤矿，使用的是外国进口的机器，生产的是优质煤炭，日产量达到五六百吨。煤矿生产用不着周学熙太费心，他的目光就转到了水泥上面。当时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发展都很快，水泥需要量越来越大，可国内却没有一家水泥厂，全部要靠进口，而且价钱非常贵。清政府曾经试图在河北唐山开办水泥厂，因为经营不善，不久又停办了。周学熙看着外国人独占中国的水泥市场，心里很不舒服，经过调查，他认为国产水泥成本虽高，但还是要比进口便宜，所以向清政府要求重新开办唐山水泥厂，并且在当地找到了合适的原料。

　　一切准备就绪，眼看水泥厂就要开工了。这时，义和团运动爆发，紧接着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在混乱中，英国商人连吓带骗，从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手中，以极低的代价"买"去了开平矿务局和唐山水泥厂。当时周学熙不在矿上，他回来后，英国商人为了手续完备，又企图诱骗他在卖矿契约上签字。周学熙看破了他们的阴谋，不顾他们的威胁，断然拒绝签字，并愤而辞去了总办职务，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民族气节。

　　1901年秋天，周学熙被清政府派往山东济南。当时山东巡抚袁世凯正在推行教育改革，废除科举，提倡"实学"，筹办山东大学堂，便委任他当大学堂的总办。周学熙采取了中外结合的教学方法，一方面以中国的传统道德约束学生，一方面大量教授西方科学知识，决心运用西洋科技来振兴中国。袁世凯非常赏识周学熙办学堂中表现出来的才干，不久他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也就将周学熙调到天津。从此，周学熙以天津为基地，开始创办北洋实业。

　　由于八国联军的疯狂掠夺，天津的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大批的银钱都被抢走，所以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缺少货币;而北洋机器局造币厂也毁于战火。袁世凯当即委派周学熙为北洋银元局总办，要他尽快建成造币厂，铸出铜元。周学熙四处勘查，利用一座寺庙的废墟，修建厂房，招募工匠，改造机器，亲自设计铜元的式样，仅仅用了73天，就建成了造币厂，铸出铜元150万枚。这一方面满足了市场流通的需要，一方面也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周学熙就利用这笔钱发展工商实业。袁世凯十分高兴，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将北洋一切工商业都交给周学熙主持，使周学熙能够充分施展他的才能。

　　1903年春天，周学熙专程到日本考察，在40多天里，马不停蹄，考察了几十个不同的行业和不同规模的工矿企业、商业、金融财政部门，以及几十所不同类型的学校。这使他眼界大开，同时也使他认识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在短短几十年间，能一跃而为世界强国;我们中国只要坚持变法维新，也就一定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回国以后，周学熙就积极倡议，成立了直隶工艺总局，并毛遂自荐，担任了总办。他从日本的经验中得出一个结论，要想国家富强，就必须发展工业;而发展工业，又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资本，二是人才，三是机器设备，而后两个条件都要以第一个条件为基础。所以，他从上任开始，就有计划地筹集资金"兴工办学"。从1903年到1908年的5年里，他先后筹集了几百万两白银扶持官营和商办的企业。同时，又创办了高等工业学堂，分设化学、机器、绘图等六科，培养技术人才，并要求所有学员都学习外语。此外，他还用"请进来"的办法，招募英国和日本有真才实学的技术专家，以重金收买他们的技术和知识;用"派出去"的办法，选择优秀学员派往日本留学。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北洋实业的骨干力量。

　　周学熙的这些做法，却受到了一批顽固的封建官僚的强烈反对，他们联名上告，攻击周学熙的"新政""违反民意"。狡猾的袁世凯故意把这些诬告状批转给周学熙。周学照看后非常气愤，当时就准备到总督府去向袁世凯申辩，但是走在路上，他渐渐冷静下来，意识到袁世凯是在耍手腕，便明智地调头回家。他也给袁世凯写了一个呈文，只字不提诬告的事，只说要振兴直隶的工商实业，必须从"开通民智"人手;而民智不开，实际上是因为"官智不开"，所以他建议，今后对州县官吏，在任用之前，一律要先到日本考察3个月，让他们亲身受一受教育，对兴学、办厂、经商有一定认识，然后经过考试合格，才能正式任用。

　　袁世凯看到呈文后笑了，他很欣赏周学熙的机智，并且接受了周学熙的建议。这场由反对新政开始的斗争，结果反而被周学熙利用，成了推广新政的机会!

　　这时，英国人诈骗开平煤矿的事，终于暴露出来了。由于当事人张翼和慈禧太后有亲戚关系，所以清政府并没有严厉追究张翼的责任，只责成他收回开平煤矿。1904年10月，张翼到伦敦向国际法庭起诉。然而当时英国海军迫切需要东方的煤炭基地，所以法庭虽然承认英国商人有欺骗行为，却仍然将开平煤矿判给英方。清政府不敢得罪英国，只得作罢。在这种情况下，周学熙提出了努力收回部分权益的建议，也就是先收回他曾经试图复建的唐山水泥厂。

　　周学熙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当初他筹划复建水泥厂时，曾经聘请了一位德国技师，名叫汉斯。周学照经过考察，感到汉斯确有真才实学，所以对他非常信任，并给予较优厚待遇。汉斯是个正直的工程师，工作非常出色。他看到英国商人骗取开平煤矿，对这种卑鄙行径十分痛恨，便主动果断地将唐山水泥厂的资料文件全部保管起来，拒不交给英国人。面对英国人重利诱惑，他明确地答复说："这是中国的企业，所有的文件资料属于中国人。我受周学熙先生的礼聘管理这个企业，决不能做背叛雇主而谋取私利的事!"后来，他又将这些资料全部交到了周学熙的手中。所以，英国人虽然占据了唐山水泥厂的地盘，但一直没有取得这个厂的产权。经过一再交涉和斗争，到1906年农历七月初七，唐山水泥厂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手中。周学熙带着工人在厂门口大放鞭炮，庆祝这一胜利。

　　接着，周学熙一边整顿旧厂，一边筹建新厂，并改名为"启新洋灰公司"。在汉斯的帮助下，他制定了详细的发展计划，工厂很快恢复了生产。由于当时全国只有这一家水泥厂，产品质量又好，所以销路很畅。启新水泥很快被全国重大的建筑工程所采用，津浦铁路上的淮河铁路桥、黄河大桥，京汉铁路上的洛河铁桥，北宁铁路上的渭水铁桥，以及青岛、烟台、厦门、威海等地的海坝、码头，用的都是启新生产的马牌水泥;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的有名建筑，也都是用马牌水泥建造的。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些建筑大部分仍然完好无损，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并肩挺立。

　　外国商人、特别是日本商人为了争夺中国水泥市场，与启新公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竞争大战。日本商人仗着日本水泥产量高、质量好，又离中国最近，大量运到中国倾销。为了挤垮启新公司，他们孤注一掷，拼命压低价格。他们的水泥在日本的销售价是每袋2.97两白银，运来中国的运费合到每袋2.5两白银，但他们却以每袋3两白银的价格出售，也就是说每卖出一袋就要亏损白银2.47两。这是一场不见刀光血影、没有呐喊冲杀的战争。启新公司也及时采取了应付措施，将原来每桶的售价2.25两白银降到1.55两白银，袋装水泥从每包1两白银降到0.7两白银。由于周学熙十分重视生产设备的更新与改良，启新公司的水泥生产在产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并且多次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和奖状，所以日本商人那种自杀式的倾销，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启新公司垄断中国的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销量达到全国水泥总销量的92%以上。

　　启新公司的成功，为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工业争了光，也为中国人在国际上赢得了宝贵的荣誉。

　　尽管如此，周学熙仍时时不忘收回开平煤矿的使命。1907年，他发现英国人又在开平煤矿周围进行勘查，企图开设新矿，更大规模地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周学熙当机立断，说服袁世凯建立滦州煤矿，将开平矿区四周有煤层的地区全部划入滦州矿区，以中国的滦州煤矿来制约开平煤矿。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滦州煤矿有限公司"的牌子就正式挂出未了，并由周学熙担任总经理。由于直隶各界人士对英国人以卑鄙手段骗取开平煤矿都很愤怒，所以对中国人自办的滦州煤矿都积极支持，纷纷投资入股，使滦州煤矿很快就筹集到足够的资金。

　　开平煤矿周围竖起了一座又一座土矿井。滦州公司的煤矿经理赵元理是个非常能干的人，他早就佩服周学熙的为人和办事效率，他也是一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角色。他不等新式采煤机械运到，就先以土法上马开采，最先建成的是陈家岭矿井，每日生产煤1700多吨;随后又在印子沟、桃园、赵各庄、狼尾沟等地开挖了矿井，并在各矿之间建成了专用铁路，安装了电话。与此同时，周学熙派精通德文的得力助手李希明到德国订购适合滦州煤矿使用的最新式采煤机械。滦州煤矿安装使用了这些最新采掘机器后，如虎添翼，产量猛增，又因为所产煤炭质量比开平煤好，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对开平煤矿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正在这时，周学熙的母亲在扬州去世了。周学熙请假回去办理丧事。在家中过完年，便接到了新的任命，要他到北京去创设"京师自来水公司"。

　　清朝末年，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人口增多，北京城里的用水和消防问题越来越使人头痛。特别是每年春秋两季，气候干燥，常常发生火灾，因为没有水救火而损失巨大。北京居民纷纷呼吁，要求兴建自来水厂;清政府也考虑过几次，都因为没有合适的经办人而泡了汤，这一次终于选中了周学熙。周学熙曾几度在北京居住，对于这些情况是了解的。上任以后，他立即挑选富于实干精神、又有真才实学的人，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他们勘察水源，设计水厂，丈量水管线路，仅用一个多月，就完成了这项庞大工程的设计工作。

　　由于这是一件同人民生计有关的大好事，又可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用水的便利，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支持，工程很快投入施工。但是，当时国内还没有生产自来水器材的厂家，所有的设备材料都要进口。尤其是水塔建筑，连式样都要向洋商定制。周学熙决定采取向洋商招标的办法。消息一传出，天津、上海的几十家洋行立即蜂拥而至，争着要做这笔大买卖。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周学熙，有的买通了当朝权贵，以势压人;有的试图行贿收买经办人……周学熙稳坐钓鱼台，不动声色地看他们表演;同时悄悄地对这些洋商洋行进行反复的考察和比较。通过调查研究，他发现德国商人开办的瑞记洋行，商业信誉比其它洋行要好，工程报价也接近原先的设计估价，而且瑞记洋行曾经办理过天津的自来水业务，对中国北方的天时地利都相当熟悉，所以最后选定了瑞记洋行，与他们签订了购置设备、承包工程的合同。

　　然而，瑞记洋行在合同签订之后，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又在工程预算中做手脚，玩花样，企图提高工程费用。他们以为京师自来水公司的负责人，也像中国其它一些公司的负责人那样糊里糊涂，容易上当，没想到周学熙不但理财经验丰富，而且对于整个工程的各个环节，甚至一些具体的技术性问题，都掌握得清清楚楚，每次都以精确的数字和准确的市场行情把德方驳得哑口无言。由于周学熙的精打细算，工程的实际费用又比预算大为减少。1910年2月，经过22个月的精心筹划施工，京师自来水工程终于全部竣工了，其施工速度之快、工程效率之高、花费之节省，在当时都是绝无仅有的。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项工程一直在北京市区用水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在周学熙一生的"兴学办厂"中，这也是最直接地为老百姓谋福利的一项事业。

　　1909年冬天，新任直隶总督陈夔龙对英国人霸占开平煤矿的卑鄙行径也十分气愤，再次决定要收回开平煤矿的主权。周学熙又被任命主持这项工作。经过与英国外交部和英国公司长达半年的交涉，双方终于达成协议：英国把开平煤矿交还中国，中国付给英商178万英镑。

　　英国人之所以同意交还开平煤矿，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周学熙筹办的滦州煤矿已将开平煤矿紧紧包围住，而开平煤矿本身的蕴藏也快要开采完了。但是收回开平煤矿对中国仍然是有利的，首先是维护了国家主权的完整，同时，当时开平煤矿的股票市价已达到170万英镑，加上公司拥有的其它产权，实际上已超过178万英镑。眼看大功就要告成，没想到那个当年出卖开平煤矿的张翼，居然再次进行破坏，向当时掌握国家大权的摄政王上书，说只要英国人能让他当"终身督办"，实际上就等于收回了开平煤矿，何必花这样一笔巨款呢!而那个草包摄政王竟听信了张翼的混账话，不同意由国家支付这178万英镑，要滦州煤矿自己解决。滦州煤矿无力承担，结果收回开平煤矿的事，由于这批贪官污吏的胡作非为，又一次功败垂成。

　　周学照对张翼的卖国行为深恶痛绝，决心和英国商人斗争到底。针对开平煤矿蕴藏将开采完的情况，他决定首先开采开平附近各矿的煤层，使开平的矿井无法向外延伸。面临着即将无煤可采的困境，英国商人多次对周学熙威逼利诱，周学熙都不予理睬。英国商人又通过英国领事向直隶总督施加压力，陈夔龙也都顶住了。英国商人在无可奈何之际，施出了最后一招，凭借着经济上有英国财团的大力支持，挑起一场煤价大战，把每吨煤价价格降低几乎一半，而且还根据销量，附赠礼品，企图以此压垮滦州煤矿。

　　当时的局势对滦州煤矿是不利的。因为开平煤矿资本雄厚，采掘设备先进，经营时间长，销路较广，生产成本比滦州煤矿要低，所以降价给滦州煤矿造成的损失更大。但是周学熙仍然果断地接受了挑战，也采取相同的降价措施。两家公司争相降价，最后每销售一吨煤，开平公司都要倒赔，而滦州公司则赔得更多。然而，清政府对周学熙的斗争却不给一点财力上的支持。周学熙独力支撑，到处借款，还是难以维持，不得已只好发行150万两白银的债券，来换取周转资金。开平煤矿虽然在财力上占着优势，但也有不利的地方，一是开平煤矿的蕴藏已越来越少，二是当时中国人民怀着强烈的反对列强侵略情绪，滦州煤矿得到社会的普遍支持。两家公司进行了近一年的价格大战，双方处境都很艰难，但双方都咬牙坚持着，因为大家都明白，在这个关键时刻，谁先败下阵来，谁就完蛋了。

　　可是，只要一直拼下去，拼到开平煤矿无煤可采的那一天，胜利自然就是滦州煤矿的了。所以英国商人改变策略，开始大肆鼓吹"开滦合作"。他们在天津、上海的报纸上大造舆论，还专门花钱在天津办了张《北方日报》为"开滦合作"摇旗呐喊。同时，他们又从滦州煤矿内部做分化瓦解工作，收买滦州煤矿的股东，要他们在董事会上提议放弃斗争、与开平煤矿合作。而滦州煤矿的一些股东，也因为公司亏损、无利可图，而赞成与开平合作。

　　面对着这重重困难，周学熙还是咬牙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准备与开平煤矿斗争到底。可是，这时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辛亥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可是革命的过程中难免的社会动荡，却使大资本家们心惊胆战，惟恐因为革命失掉自己的既得利益。滦州煤矿的股东也是这种心理，所以纷纷主张向开平煤矿投降，企图靠外国势力保住自己的利益。主张与英国商人斗争到底的周学熙势孤力单，最后只得痛苦地接受了与开平煤矿合作的谈判。

　　尽管收回开平煤矿失败的责任不在周学熙身上，但他还是深深地感到内疚，认为自己对没能保住中国的权利负有责任。所以，当股东们一致推举他担任合并后成立的开滦矿务局总局督办时，周学熙坚决地推辞了。

　　金融大王贾尼尼

　　经过整整半个世纪的奋斗，阿马迪·贾尼尼终于登上了全美国第一大银行总经理的宝座。他的一生，不仅为加利福尼亚州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对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飞跃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是当之无愧的金融巨头。

　　贾尼尼的父母亲都是意大利移民，在19世纪的淘金热时期来到美国旧金山。他的父亲路易斯·贾尼尼靠借贷在离圣诺耶(即今天的硅谷所在地)不远的郊外开了个简陋的客栈，后来又把客栈卖掉，在圣诺耶和旧金山湾之间的圣塔克拉盆地买了一块40英亩的土地。在这之前，他们的长子阿马迪·贾尼尼出生在客栈的木屋里。移居后，他的弟弟亚特里奥和乔治相继出世。

　　圣塔克拉盆地有着大片的葡萄种植园，葡萄业的竞争相当激烈。路易斯为了避开竞争，种植了杏子树，雇佣了一些意大利移民和墨西哥人。阿马迪在圣母院小学读书，放学以后，他作父亲的帮手。在学校里，他的成绩中等，但算术成绩却总是班上第一名。

　　1877年，路易斯因没有答应一个意大利移民1美元的借款，在杏林里被枪杀。那一年，阿马迪才7岁，他的母亲才22岁。这件事给他心灵上烙下终身无法抚平的创伤。

　　维吉妮娅是个坚强的女子，她一人既要照料3个孩子，又要管理果园。这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她又嫁给一个经常关心照顾他们母子的马车夫斯卡蒂那。两年后，他们将果园和房子卖掉，搬到圣诺耶镇上居住。直到阿马迪12岁的时候，他们才在旧金山买了房子，在那里经营水果和蔬菜批发，做起了中间商。

　　阿马迪与继父的关系很好，每天零点左右，父子俩就起床赶着马车去瓦夫码头，等待货船到来。运果菜的船一靠岸，喧嚣嘈杂的拍卖就开始了。斯卡蒂那一边做生意，一边教阿马迪拍卖用语、喊价和辨别果菜质量的方法。拍卖结束后，他们在瓦夫的早食摊上吃过早饭一阿马迪再生学校上课。

　　瓦夫附近有个被称为"贵族之丘"的小山，山上全是高级住宅。阿马迪非常羡慕那些充满罗马情调的建筑，经常幻想将来有一天，自己也拥有那样的住宅。

　　小学毕业后，母亲送阿马迪进了一所学制只有6个月的实务学校。毕业后，就在父亲的店里工作。这时，他虽然才15岁，已经长成一副成人的体格，高185厘米，体重77公斤，很像生父路易斯，而且性格爽朗，喜欢干活，从不叫苦。

　　在果菜拍卖市场上，阿马迪被同行们称做"斯卡蒂那小开(少爷)"，他做生意头脑灵活，算账快，虽然只有17岁，却已是市场上的行家了。一天，他向继父建议："听说最近市场上柳橙和葡萄柚很好卖，我打听过，圣阿那的塔斯丁公司品质最好，我们买进来看看，怎么样?"

　　斯卡蒂那吃了一惊："天哪，你怎么想起这主意!从旧金山到圣阿那，用6匹马拉的货车得跑两天两夜。傻瓜才会跑那么大老远去买柳橙和葡萄柚。"

　　阿马迪说："但是这值得，圣阿那人口少，这种东西一定很便宜，只要能运到这里来，售价会提高许多，赚头会很大。"

　　斯卡蒂那虽认为有道理，但仍觉得没有把握："那就试试看吧，要是真赚了大钱，我给你买金表。"

　　阿马迪果然成功了。继父也兑现了他的许诺，给他买了金表。原本在加州极为罕见的柳橙和葡萄抽后来竟成了加州的特产，这是阿马迪的功劳。

　　阿马迪的第二个创举是建立了契约买卖的方式：他不满足于拍卖市场的这种乱哄哄的买卖，要做更大的生意。他征得继父的同意后，独自骑马到萨克拉门多盆地的农家，在农作物未采收之前就与农民订立收购契约。这要付一部分定金，但蔬菜和水果的价格却要比瓦夫码头上便宜得多。他这样做，不仅从贩运商手中夺过了利润，而且，比贩运商们买来的还便宜。农民也很乐意，因为得到了定金，农作物的销路也有了保证，又可以减少乃至避免气候突然变化造成的损失。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虽然阿马迪要承受一定风险，但风险和利润通常是成正比的。年仅19岁的阿马迪因此被人们视为经商的奇才、鬼才。

　　在经营这种契约买卖的过程中，阿马迪深感农民的贫苦。尤其是那些来自意大利的移民，他们为了买农具和种子，经常不得不将农田作为担保，向高利贷者借钱，他们称高利贷者为"贷款鲨"。其原因是银行不肯贷款给贫苦的农民。由此，阿马迪萌生了向这些农民提供贷款的念头，他的想法是不收利息，用贷款的形式取得下一季收获的买卖契约。实际上，这便是他最初的"农民银行"的构想雏形。

　　22岁的时候，年轻的阿马迪爱上了当地一个富商的女儿克罗琳达，尽管这个女孩子已经有了未婚夫，他仍坚持不懈地给她写情书，送鲜花，决心追求到底。后来，克罗琳达的未婚夫去欧洲留学，这给了阿马迪一个极好的机会，他终于成功了。克罗琳达成了他的妻子。婚后，他们生了两子一女。

　　阿马迪的岳父也是个意大利移民，原来在内华达山麓从事淘金，却一无所获，后来经营不动产发了财，拥有约50万元的银行股份和不动产。论财产，他们两家可谓门当户对。阿马迪结婚10年后，也就是在他32岁的时候，岳父去世了。克罗琳达还有许多弟妹，她的母亲忙不过来，就委托阿马迪在今后10年中代管遗产。

　　这是阿马迪一生事业的一个转折点，他将自己当时在旧金山已是首屈一指的中间商经营权转卖给他人，转而开始去经营不动产。他的岳父是当地一家叫做哥伦布储蓄暨贷款银行的创始人，这是一家类似信用社的小银行。合伙人叫夫坎西，是淘金热时期来到加州的意大利移民，这人在意大利人中声望最高。凭着岳父留下的股份，阿马迪进入哥伦布银行董事会当了董事。

　　哥伦布银行虽然创办得较早，但由于夫坎西的思想和经营方式比较保守，一味地将意大利移民中经营成功的大商人作为放贷对象，这实际上是限制了银行的发展。

　　阿马迪来到银行后，很快就得到下属的尊敬和爱戴，但他和夫坎西这位银行的创建者却经常因意见不合发生争执。他们对银行经营方针的看法相去太远。

　　阿马迪认为，旧金山一年要增加2000多人口，银行应该积极拓展经营范围，向农村中那些意大利移民放贷，即使是小户贷款对象也不应放过。此外，南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发展很快，应该将经营的触角伸向南方才是。

　　夫坎西从心里根本瞧不起这位新来的董事。他说："你别老是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样子，尽提些冒险的构想。干我们这一行，只要能坚持原定方针，稳扎稳打地经营就够了。"

　　两人的争论无休无止。

　　后来，夫坎西趁阿马迪陪母亲回意大利探亲的机会，召开股东会议，并在暗中活动，取得了大多数股东的支持，开始排斥阿马迪，把他从重要职位上撤下来。夫坎西还有一个后台，就是威尔斯·华国银行的总经理海尔曼，这人早就想并吞哥伦布银行，他出钱收买了原先支持阿马迪的股东们。这样一来，在董事会上，夫坎西就占有绝对的优势了。

　　阿马迪发现形势不对，他干脆辞职而去，决心开设一家属于自己的银行。

　　这时，大量外国资本涌入旧金山，造成当地的美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对峙的局面。但所有这些银行，不是从事投机，就是目光盯着大企业，没有一家想到小本经营的贫苦农民。阿马迪认为，只有把这些农民作为贷款对象，他未来的银行才能有立足之地。

　　离开哥伦布银行时，阿马迪带走了这家银行的5名高级职员，后来又邀请了4位当年做中间商时的朋友，连同他自己一共10个人，商定大家合股开办银行。这10名股东中，除了詹姆士·法根是爱尔兰人，其余的都是意大利移民。按照阿马迪的想法，新创办的银行不设大股东，董事每人认100股为限，占总股份的1/33;其余2/3在普通民众中募股，这些人包括鱼贩、菜商、面包店、餐馆、药店、理发店、油漆店、水电行的老板和乡下农民。总的来说，以意大利移民为主要对象。名称就叫意大利银行。

　　他的想法的确有些离经叛道，合伙人开始都不太理解，但经他说明道理后，他们懂了，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地扩大银行在民众中的影响，开拓一片新的领域。这正是阿马迪·贾尼尼的超人见解。以后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经营思路，意大利银行得以从很低的起点上飞快地崛起，最终成为美国第一大银行。

　　阿马迪的第一个对手是哥伦布银行，他怀着强烈的报复愿望，发誓一定要打倒夫坎西。哥伦布银行位于哥伦布街和蒙哥马利街交汇处的一座楼里，与一家沙龙共用。阿马迪得知那家沙龙的经营者正准备退休，就去与房主交涉，租下了整座楼。这样一来就逼着哥伦布银行搬迁。夫坎西虽然恨得咬牙，但却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搬走。

　　刚开始募集股金是很不容易的，正如长期从事银行业的詹姆士·法根所料，北海岸的意大利移民向来是情愿把金币藏在床垫下面，而不愿用来买股票，当银行的股东。经过艰难的努力，好不容易动员了1000个人，这些人一般都只买一两股。股金不够，阿马迪和另外几个发起人增加投入，这才凑足了股份。1904年10月17日，意大利银行正式宣布开业。

　　银行首先要吸引存款，为了让妇女们拿出家里多余的钱存到他们的银行里，阿马迪想到一个人。哥伦布银行有一位年轻的业务员，叫佩德里尼，这人不仅俊美潇洒，温文尔雅，头脑也很敏锐，是美国北海岸妇女们心目中的青春偶像。佩德里尼在意大利时也从事银行工作，有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是怀着干一番大事业的希望来到美国的，起先在旧金山码头当搬运工，后来在哥伦布银行找到一份工作。阿马迪用两倍于他原来的薪金的高俸，将他挖了过来。

　　当时，他的这种做法在董事会里也引起了争执。阿马迪说："你们知道妇女们信任佩德里尼到了什么程度吗?要使她们从床垫里取出金币来储蓄，只有他能劝动她们。各位如果反对，佩德里尼的薪金由我个人支付好了。"

　　后来整整一年，都是阿马迪自掏腰包支付佩德里尼的薪金。佩德里尼也没有辜负阿马迪的厚望，在意大利银行迈向美国商业银行的成长过程中，他的确立下了赫赫功劳。

　　旧金山银行界对这个新开办的小银行根本不屑一顾。尽管意大利银行开业后，存款额月月上升，但与哥伦布银行相比，还差一大截。但阿马迪很有信心。在他的银行里，小业主和农民能不用担保获得25美元低额贷款。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策略，那些布衣小民要想做点买卖或投资农业生产，往往苦于借不到钱而一筹莫展，阿马迪牢牢地记着父亲就是因为1美元而惨遭横祸的教训。而所有的银行都不肯贷款给这些人，有的人只好借高利贷。阿马迪的做法无疑是扶持了农民和小业主，这些人一旦赚了钱，又会成为意大利银行的忠实储户——一般人都会具有这种感恩心理。阿马迪的远见卓识正是从这里体现出来的。他和佩德里尼经常挨家挨户地走访农民，说服他们将钱存到他的银行里来。

　　阿马迪立下重誓，一定要击溃夫坎西。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是，他经常用自己的钱悄悄购买哥伦布银行的股票，他相信总有一天能彻底打倒对手。

　　1906年4月18日上午，旧金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地震来得非常突然，当时行驶在旧金山海湾的船都像被巨鲸从下面猛地托起，抛向空中;陆地上更是山崩地裂，距旧金山北面200英里的俄勒冈州界大片森林被夷为平地，温泉喷向空中，建筑物成片地坍塌;道路裂开了大口，路上车辆横七竖八，空气中弥漫着建筑物倒塌扬起的灰沙，到处是燃烧的大火……像刚刚结束了一场战争。

　　阿马迪当时在离旧金山南面约17公里的圣玛提欧镇新建的住宅里，因为地震中心在北方，这里损失并不大。闻讯后，他步行5个多小时赶到旧金山，看见了一副惨不忍睹的景象：空中笼罩着黑烟，地面许多建筑已经成了废墟。在那些瓦砾堆上，失去家园的人们痛哭着，茫然若失。

　　蒙哥马利街那一带情况似乎好一些。意大利银行还平安无事。阿马迪赶到那里时，佩德里尼和两位出纳在那里，还准备正常营业。8万美元现金装在一个帆布袋里，就放在地下。阿马迪在路上就听说有些地方已经发生抢劫，他命令佩德里尼立刻带着现金转移;他拿着一支旧式卡宾枪保护，穿过浓烟弥漫的火场，向南飞奔。

　　他们来到斯卡蒂那商行，借了辆运蔬菜的货车，把钱、打字机以及所有文件都藏在蔬菜和水果下面，运送到阿马迪的岳母家。

　　两天后，阿马迪和他的下属重新来到蒙哥马利街，这时，意大利银行的那座楼已经被蔓延过来的大火烧成灰烬。后来的统计表明：整个城市有2.8万户人家房屋被烧毁，25万人流离失所。

　　失去家园的人们奔走于医院和尸体收容所之间，到处探寻亲人的下落。

　　州政府发布了银行封锁令，地下金库的建筑受到损伤，处于动弹不得的状态。而损失惨重的商人们更是心急如焚，重建家园需要贷款，他们强烈呼吁银行赶快开门营业。但没有一家银行敢这么做。

　　在这种情况下，阿马迪·贾尼尼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银行露天开业，地点就在他弟弟亚特里奥行医的诊所门口。这个诊所侥幸没有被烧，整天挤满了伤员。在佩德里尼和两个出纳的协助下，搬来两个酒桶，上面横放块门板，他们就在路边开始营业了。手头仅有8万美元现金，闻讯前来贷款的却络绎不绝，阿马迪虽不能满足他们的全部需要，却多少能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那些存折在火灾中被烧掉的人，可以从他这里取得信用贷款;持有其它银行存折的，也同样可以到这里来贷款;即使是什么凭证都没有的，只要有个正当职业，能拿出信用证明，阿马迪也一视同仁地借钱给他。

　　意大利银行露天开业的消息传开后，出乎意料的是，来存款的人竟比贷款的人还多。鉴于火灾的教训，人们发现，钱放在床垫下面或衣柜里不如存到阿马迪的银行里可靠。还有一个连锁反应是，从此以后，意大利银行顾客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许多非意大利籍的移民也把钱存到他这里来。这意味着意大利银行的信誉和影响已非昔日可比。阿马迪因祸得福，财运亨通，到这一年年底，他的银行存款总额已超过130万美元;而贷款总额则达到140万美元。股东们分到5%的红利。此后，阿马迪又实行大银行资产的措施，使资产总额达到200万美元。旧金山大地震对意大利银行来说是一个转折点，由此它成为独当一面的商业银行。

　　大地震一年后，旧金山的城市建设逐渐恢复。阿马迪和妻子克罗琳达乘坐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火车，到东部去旅行。主要是想去纽约考察那里的金融中心——华尔街。他在那里拜访了意裔的各界人士。到旅行结束时，他有一种预感：美国将要发生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

　　回去以后，他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其中包括尽一切可能储存金币，付款全部用纸币。他知道，一旦出现经济危机，银行如果没有足够的黄金储备，就非垮台不可。

　　果然不出他所料，一个月以后，英格兰银行宣布提高重贴现率。其原因是，英国金融界对美国投资过剩，开始采取紧缩政策。此后不久，纽约的大银行被地方银行络绎不绝的提款要求弄得焦头烂额。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势不可当地发生了。

　　经济危机的消息像瘟疫一样迅速传播开来，造成人心恐慌，储户纷纷提取存款，形成雪崩之势，一发而不可收拾。首先是纽约华尔街的一批银行宣布倒闭;紧接着芝加哥、新奥尔良和西部各地也出现同样的情况。俄勒冈、华盛顿、内华达等州陆续宣布了关闭银行的命令。加州的情况虽然没有其它地方那么严重，银行公会也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但因大气候影响，形势也难免岌岌可危。

　　一天，阿马迪的二弟乔治跑来告诉他："库罗卡银行发生挤兑了!"

　　阿马迪闻讯大吃一惊。库罗卡银行与阿马迪关系是比较好的，这倒不是主要原因，重要的是，他知道，只要有一家银行发生挤兑，势必会影响其它银行，不迅速制止这股风，大家都要完蛋。

　　他带佩德里尼赶到库罗卡银行，只见那里人群像疯了一样大叫大嚷，银行却大门紧闭。阿马迪拼命地挤进人群，站到高处去，对着激动、嘈杂的人群大声喊道："请保持镇静，听我说一句!"

　　人们当然是认识他的，渐渐安静下来。

　　"诸位，旧金山和纽约、芝加哥不一样，这里银行不像华尔街，他们是搞投机事业的，我们不搞投机。请大家务必相信我的话，如果你们真的要用钱，请到意大利银行来，用库罗卡银行的存折一样可以领到钱。"说完这番话，阿马迪已经声嘶力竭了。

　　在大地震时，阿马迪的"酒桶银行"几乎无人不知，基于对他的信任，人群开始渐渐地散开。他这番话产生了作用。事后库罗卡银行总经理亲自登门拜谢。对阿马迪·贾尼尼来说，他这举动带有很大的冒险成分，但他成功了，不但拯救了摩罗卡银行，也使他自己免于这场风暴的冲击。

　　在这场经济危机中，阿马迪发现，旧金山只有一家银行没有受到影响，这就是加拿大银行。这家银行是加拿大温哥华一家银行在此设立的分行。阿马迪想：为什么它在如此强烈的经济风暴面前能屹然挺立，丝毫没有动摇的迹象?为了搞清楚其中的原因，他特地去了加拿大东部考察。

　　他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加拿大银行在全国设有分行，分行形成一张网，从全国各地吸收存款汇集到总行，这样，银行就具有很大的机动支配能力。这和美国的金融体系大不一样。在美国，地方银行都把黄金集中到华尔街的大银行。华尔街一旦出现危机，各地银行也必然失去了保障。

　　阿马迪恍然大悟：一定要有自己的分行网!

　　其实，美国的银行史上，也曾有过分行网，但因南北战争，那些分行网都已支离破碎，难成一体。而地方银行都具有浓厚的排它性和地方垄断色彩。

　　经济危机过去后，意大利银行于1908年在原先的地址上盖了一座高达九层的大厦。这是一座使得旧金山金融界瞠目的雄伟建筑，外观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内部采用钢筋水泥结构，不仅可以防火，还可以防地震。外墙用意大利花岗岩，内墙和地面用大理石铺贴，豪华壮观。地下金库有5000个保险箱，金库大门是青铜制的，非常坚固。

　　随后，阿马迪开始了一次伟大的行动：逐步收购、兼并一些经营不善的地方银行。第一个被兼并的是阿马迪的故乡圣诺耶的一家高利贷银行。尽管美国的法律禁止单一银行取得其它同业银行的股份，但法律是有漏洞的，他只要买下除了为首的那个家族之外的小股，总股份超过半数，吸收合并就是合法的。而像这种经营不善的银行，小股东正巴不得出让股份。因此，阿马迪的收购十分顺利。

　　1910年，阿马迪又收购了旧金山银行和旧金山机械银行，他将这两个银行合并为意大利银行市场街分行。此后不久，又成功地收购了圣玛提欧银行。至此，他已初步建立了他的分行体系。但是，这还远远没有达到他的目的，阿马迪的梦想是在全美国以至全世界设立分行。在到欧洲旅行归来的途中，他向克罗琳达透露了这个想法："我要先在加州扩大意大利银行的分行网，要像蜘蛛网一样。然后，再伸展到纽约、美国、全世界。"

　　克罗琳达对丈夫的雄心壮志感到有些害怕。

　　1913年，阿马迪来到洛杉矶，以个人的身份买下了即将破产的派克银行，改名为意大利银行洛杉矶第一分行。当他正打算继续买下另一家即将破产的联合银行时，却遭到当地一些银行的反对。当地报纸打出了"打击意大利的侵略"这样的标题。阿马迪采取了反击行动，他在次日的报纸上打出了整页广告："贫穷的意大利借钱给贫穷的小市民和劳工。意大利是贫穷人之友。"

　　当时意大利的确是个贫穷的国家，移居海外的人多达87万。

　　此后，他又接连打出好几个整页广告："买自己的房子吧!租房子等于把钱丢进水沟里。请到五号街希尔道的派克银行来，6%的低息，谁都能贷到买房子的钱!""洛杉矶银行只借钱给拥有大资本的建筑业者。五号街希尔道的派克银行是百姓银行，专借住宅贷款给小市民及劳工朋友们!"

　　直到现在，美国广告界仍保持着这种挑明竞争对手并予以攻击的习惯。阿马迪的广告向洛杉矶金融界发起了正面挑战，也正像他所预料的那样，市民反应非常强烈。派克银行门口前来贷款者排起了长队，其中有穿着脏牛仔服的白人、墨西哥劳工、亚洲移民、中小企业家、小商店老板等。

　　阿马迪·贾尼尼又赢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20年，美国出现了经济衰退的前兆。除了加州银行的破产率为4%以外，全国银行破产率已高达19%之多。阿马迪·贾尼尼在威尔逊总统财政政策的保护下，在加州大力推行分行制度，当时，意大利银行的分行数量达到24家，总资产达9300万美元。在加州，意大利银行的存款额居第四位，而它的分行数量则居全美国第一位。

　　第二年，阿马迪回意大利旅行，在那里买下一家拥有分行网的银行，这意味着，他向着他的梦想又迈出了一步。

　　1927年，阿马迪开始进攻华尔街，这时，已成立控股公司的意大利银行企业，总资产已达2.17亿美元。他先后收购了属于华尔街的布鲁林克商业交换银行和华尔街中级投资公司——安索尼·歇色商行。之后，又收购了旧金山的自由银行和洛杉矶的商业银行。这一举动大大地震动了华尔街和旧金山。

　　华尔街发出警报："阿马迪·贾尼尼把势力范围扩展到整个大陆!"

　　之后，又经过一番苦斗，阿马迪战胜了华尔街最大的金融巨头摩根财团。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加州成了美国军工业的重地，特别是造船业空前发达。阿马迪的美国商业银行在这次大战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到大战结束时，美国商业银行的存款额达到5亿美元，超过了纽约曼哈顿银行，登上全美第一的宝座。

　　军火巨头杜邦

　　1800年元旦这天早晨，一个名叫皮埃尔·杜邦的法国人，带领全家13口人，搭乘帆船"美国鹰号"，横渡大西洋前往美国。杜邦家乡在巴黎南方60公里处。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革命群众攻占巴士底狱，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杜邦曾经是个外交官，因协调法国和美国的关系有功，被封为贵族，加官晋爵。路易十六被处死.杜邦也被株连下狱。杜邦后来越狱逃跑。拿破仑上台后，杜邦因为是"旧王党分子"，被放逐到美国去。杜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带领家人仓皇上船的。

　　"美国鹰号"由于船长两次弄错了航向，行程异常漫长。在狭小的船舱中，旅客挤得满满的，而且缺少粮食;他们只得捕鱼这老鼠以免挨饿。途中他们两次遇到英国船只，得到过救助补给。

　　船员中的无赖之徒趁机打劫。杜邦一家临行前，卖掉了祖宅，只带了有价值的古董、银餐具和装饰品上船。成人男女都身带佩剑，轮流看守。作为一家之主的杜邦，则将24万法郎的金币藏在怀中。

　　杜邦一家的目的地是纽约。误航的"美国鹰号"抵达罗德艾兰州海边时，重重的浓雾笼罩着海岸。这是一个天寒地冻的早晨，全船的旅客像饿急了的野兽，等不及帆船下锚，便纷纷跳下船，争先恐后泅水上岸。

　　岸边有座房屋，他们敲门求救，但没有反应，原来屋里没有人。从窗户里看去，只见炉火烧得通红，餐桌上摆满了食品。依常情，这家人准是到附近教堂里做礼拜去了。杜邦家人和其他旅客一道敲碎玻璃窗，冲进屋里。他们风卷残云般吃光了餐桌上摆着的迎接新年的美酒佳肴，而后杜邦掏出一枚金币放在桌上，悄然离去。

　　皮埃尔·杜邦，这个后米成为杜邦财阀始祖的人，就是这么来到美国的。

　　杜邦一家来到美国，受到欢迎。费城各大报纸都报道了杜邦一家抵美的消息。退职后一直隐居的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也发表谈话说："皮埃尔·杜邦先生，他一直站在美国一方，在对英战争的巴黎条约上，有功于美国。"副总统杰佛逊称杜邦先生是"法国最有才能的人"。由于以上原因，杜邦一家人不是难民待遇，全家13口人备好了马车，带着行李南下去纽约。

　　从那以后，杜邦家族在美国扎下了根。

　　杜邦家族几代人靠开设火药工厂和化学工厂，靠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和美国国内局势，大发战争财。1870年，第五代的皮埃尔·杜邦诞生了。他和带领全家13口人乘帆船来美国的先祖同名同姓。他的父亲拉蒙·杜邦，娶了个犹太姑娘，结婚一年后生下了他。他是父亲的长子。

　　第五代杜邦自幼聪明好学，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9年间，他一直致力于化学研究，获得了两项无烟火药专利。这时候，杜邦家族企业的总裁，是杜邦的堂叔犹仁。由于家族式的"伙伴"制度和财产公有，已不适合竞争，杜邦家族开会决定分家。尽管犹仁还是杜邦父亲拉蒙一手带大的，但犹仁却连一股也没分给杜邦。杜邦对公司贡献巨大，却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待遇!他除了薪水和专利权金以外，一无所获，一气之下，他脱离了堂叔犹仁的公司。

　　杜邦去了肯塔基州，帮堂兄科里经营钢铁工厂。后来他们把钢厂转手卖给联合钢铁公司，用得来的资金加上自己的2.5万美元，开发市内的电车，生意十分兴隆。

　　杜邦32岁那年，堂叔犹仁总裁死于肺炎。犹仁死后，杜邦家族在旅馆举行秘密会议，有人以为，犹仁一死，公司就要乱了!由于犹仁死得突然，没留下遗嘱，家族乱成了一锅粥。大家在家族会议上吵得很凶，谈不出什么结果。最后，董事会决定卖掉公司。

　　仅限于杜邦家族的干部会议，到了最后表决的时刻，主持人亨利上校建议说.全部家当如果卖掉的话，值1200万美元。各人拿分得的钱去存银行，利息低得可怜。不如把它按2000万美元抵押给家族的某个人，这个人按银行的利息付给各位股东。这当然是划算的，大家纷纷同意。可是，谁愿意做这个冤大头呢?亨利上校胸有成竹地说，有人愿意这么做。于是，杜邦当上了新的总裁。

　　这一年12月，杜邦总公司移人威明顿，落脚在一座8层楼大厦中。接着，7月的美国独立纪念日中，杜邦公司举办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庆祝会，会场高朋满座，家族亲友连同900名公司员工，共计有3000多人，在夜晚的特拉华河畔欢聚，人们饮着香槟酒，翩翩起舞，还放了焰火。

　　杜邦穿着比与会者显然考究得多的细格纹西装。他的面孔十分亲切，明澈的大眼泛着湖蓝色的光，脸上时常挂着微笑。除了精于化学，他管理事业的风格也不能不令人佩服。他的性格，或许可以用蛛网来比喻吧，是比较内向的，如同他温和的外貌一般。但他却能用细而柔韧的蛛丝，让对手于不知不觉中动弹不得。

　　杜邦当上总裁后，特地从肯塔基乡下请来了一位"军师"。此人名叫拉斯科布，才23岁。杜邦和他是同学，知道拉斯科布是个少年天才，经营才能就连自己也自叹不如。

　　杜邦果然是慧眼识才。拉斯科布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夜以继日对公司账目进行分析。清理账目后，拉斯科布两眼发亮，他向杜邦报告说，整个杜邦公司的资产实际接近3000万美元!就是现在以2000万美元卖掉，我们也净赚了近1000万美元，我们捞到了一个天大便宜事!

　　拉斯科布又建议杜邦，开始一个巨大的收购计划。他们收购了雷伯诺化学公司和东方火药公司。至此，杜邦公司在庞大的火药市场上，已经拥有75%的占有率，而如果单就黄色火药的占有率来说，杜邦公司已占了100%。

　　对外扩张走完了第一步，杜邦就把目光转移到企业内部来了。他重新划分四大部门，后来又增设了一个新的部门——研究部门。杜邦对拉斯科布异常器重，让他掌管公司的财务大权。杜邦任人唯贤，对其他优秀的青年人，他也大力提拔。他网罗了大量的来自哈佛、耶鲁、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及他的母校——麻省理工学院的英才俊杰，安排在他的研究机构中。他让这些人研究开发火药以外的新产品。而担住董事长的科里，则盘算如何垄断火药市场。

　　杜邦和科里决心把黑色火药市场占有率，从75%提高到100%。杜邦强硬地宣布，不管前途多么艰难曲折，本公司都必须坚定地执行垄断计划。在西部的加州，前任总裁犹仁的女婿培顿，经营着一家名叫"培顿"的中型黑色火药工厂。按理，培顿也算半个杜邦家的人了，杜邦也不放过他。杜邦强行购买培顿的股份，弄得培顿恼火至极，终于闹到了法庭上。但是一个小小厂子，哪能敌得过强大的杜邦公司，培顿终于屈服了。

　　杜邦财阀的血腥垄断，比同时代的洛克菲勒还要厉害。杜邦公司有个老职员瓦德尔，曾经担任过营业部负责人，自从犹仁去世后，他就自立门户，创办了一家"巴卡伊火药公司"，跟杜邦公司对着干。杜邦派拉斯科布去同瓦德尔谈判，打算买下他的公司。瓦德尔却一口回绝了，而且干得很出色，打破了杜邦的一统天下。但是没过多久，瓦德尔的火药工厂突然发生了爆炸，遭致停产。

　　瓦德尔一口咬定是杜邦干的，并给各报社发出密函，揭发这件丑闻。瓦德尔还向所有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揭发杜邦公司向总统行贿的丑闻。这消息犹如突然引爆的一枚定时炸弹，使总统成为众矢之的。

　　瓦德尔这人还真不是好惹的。联邦法院经过长时间审理，判定杜邦公司败诉。因为违反了"夏曼垄断禁止法"，杜邦公司有罪。法院还根据这个法律给总统判罪，并下达了行政命令。但是，此时总统已因任期已满而下台了。

　　新总统上台后，杜邦派他的法律顾问乔治，去游说总统。他说："总统先生，不远的将来，欧洲一定会发生战争，只有杜邦获得独家制造火药的权力，国家和安全才有保障!"总统认为乔治的话不无道理，于是下令举行听证会，他打算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参加听证会的陆海军司令、政府各部首脑和各大学教授听了杜邦的发言后，一致认为：在非常时期，由杜邦公司对火药制造业进行独霸，对于美国的安全保障，有百利而无一害。

　　总统最后裁决：杜邦公司改组成三家公司。其实这是遮人耳目的做法，这样做，既免于违反"夏曼垄断禁止法"，又保护了杜邦公司。杜邦公司一分为三，实权仍牢牢握在杜邦堂兄弟几个手里。

　　不久，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杜邦公司的火药供不应求。为了扩大生产规模，杜邦向华尔街大阔佬摩根贷款1400万美元。贷款之前，杜邦反复琢磨过，年息是6%，而且要拿公司股票作抵押;到时候如果还不起，公司就要落入摩根的掌握之中了。但他分析，美国迟早会介入欧洲战争，对火药的需求将猛增，到那时，杜邦公司将攫取巨大的利润!

　　杜邦拿贷来的巨款，创办了5个火药工厂，其中田纳西州的工厂是世界最大的无烟火药工厂。

　　杜邦的预见太准确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方面使用的火药，将近一半是由杜邦公司供应的。随着战火的蔓延，杜邦一下子赚进了4500万美元的暴利。至此，庞大的杜邦帝国已经成形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推动下，美国的大老板们趁机大发战争财。由于威尔逊总统宣布美国保持中立，因而交战双方，不论是英、法、俄国一方，还是德国一方，都向美国各企业订货。除了火药，参战各国还大量采购军用汽车和卡车;美国国内汽车需求量也直线上升。这时候，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即GM公司，它集合了别克、奥斯摩比和凯迪拉克三大汽车公司，由于迅猛地扩充发展，造成了资金短缺，职员的薪水都发不出来了。GM老板杜朗向银行贷款，但华尔街各银行受摩根商行控制，没有他的指示，谁也不敢轻易贷款给杜朗。杜朗快要走投无路了。

　　1917年4月6日，美国对德国宣战。美国政府将钢铁列入战争物资范围，规定对钢铁征收战争特别税。制造汽车离不了钢铁，GM公司更是雪上加霜，股票狂跌。杜邦看准了时机，一下子买进了2500万美元的GM股票。杜朗只好把GM公司董事长的宝座，拱手让给了杜邦。杜邦握有GM公司23%的股票。

　　杜邦接着又进军染料行业。公司的技术人员用生产TNT火药的副产品，作为生产化学染料的原料。杜邦公司还开发出入造橡胶和涂料。后来，又陆续开发出人造纤维、塑胶。

　　对于杜邦公司来说，1938年9月21日，真是个历史性的大转折点。全美国的报纸都用大量篇幅，报道了"尼龙"的出现。由卡罗萨斯博士8年前开始研制的成果，终于从实验室走向了市场。尼龙不负众望，大受欢迎，出尽了风头，连人造丝和人造纤维也被它取而代之。杜邦公司先把尼龙丝袜让公司内的女秘书们试穿，然后投放市场。尼龙刚一上市，全美国各地女性看到广告后，便蜂拥而至百货公司及零售店，销售盛况空前。仅这一年，就卖出尼龙丝袜子6400万双。也就是这一年，独占世界丝袜市场的日本人造丝袜被彻底地击溃了。

　　1939年9月1日，德国突然袭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时，杜邦已经69岁，退居二线，但他仍然参与公司重大决策。

　　为了战争的需要，德国和美国均秘密研制原子弹。流亡在美国的德国犹太人、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建议加速研制原子弹。总统批准了这项名叫"曼哈顿计划"的项目，并且归陆军部领导。陆军部把"曼哈顿计划"全部交给了杜邦公司。陆军部和杜邦公司签订的合同中，规定除成本外，利润仅为1美元。

　　杜邦公司为了这项制造原子弹工程，将全体职工6万人由东至西搬迁了4345公里，到头来却仅仅索取1美元的利润，实在奇怪。原来，杜邦公司是为了洗刷"借战争发横财的军火贩子"这个丑名。不仅如此，杜邦考虑得更远，公司可以借此网罗大批最优秀的科学家，战后借这项专门技术可以带来无穷无尽的财富。

　　1945年8月6日，杜邦公司制造的铀235原子弹投在了日本广岛;同年8月9日，美国人又在日本长崎投下了钚239原子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杜邦家族渗透到了美国政界。朝鲜战争时期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艾奇逊原就是杜邦的法律顾问;当时的司法部长克拉克，是杜邦的心腹;国防部长詹森也是杜邦的人。就连中央情报局长达列也曾在杜邦直属的联合水果公司任董事长。

　　1954年4月5日，为杜邦帝国起着承前启后作用的皮埃尔·杜邦与世长辞，享年85岁。

　　香烟大王简氏兄弟

　　1871年农历正月初八，中国农村还沉浸在春节的喜庆气氛中，广东佛山南海县黎涌乡的简汉达家，又喜上加喜地添了头生儿子。

　　不过，欢乐中的人们绝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名叫简照南的男孩，30年后创办了"广东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成为中国民族卷烟工业的开拓者之一。

　　佛山的地理位置紧靠广州，交通便利，在明清时代就是全国闻名的手工业区，商业也比较发达。简汉达靠着从事建筑业养活一家人，日子还算过得去。可是，随着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侵略，中国逐渐变成了外国资本家倾销商品的市场，佛山的手工业也开始衰落。简汉达家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艰难了。

　　小照南正在上小学的年纪，简汉达就因为劳累过度，终于一病不起，告别了人世。家里一下失去了顶梁柱，母亲潘氏集用模具捏制泥茶煲出售，挣得微薄的收入，养活小照南兄弟5人，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13岁的小照南已经懂事了，他主动向母亲提出，他不再去上学了。身为长子，他要以稚嫩的肩膀分担家庭的重担。母亲虽然不忍心品学兼优的儿子失学，但又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于是，小照南每天清早脚蹬草鞋，手握利斧，上山砍柴，到傍晚背着沉重的柴捆下山。晚上，他又在微弱的豆油灯下，自学着学校的功课。他牢记着父亲生前的教诲：人穷志不短，才能成大器!要想做一个对社会有用、出人头地的人，首先要有知识、有学问、有真本领!年轻的小照南从书本上认识了大山外面的世界，也期待着能有一天走向山外的世界……

　　17岁那年，简照南终于得到了走出穷山沟的机会。他有个在香港做生意的叔父简铭石，回乡探亲，愿意把小侄儿带到香港闯天下。简照南虽然舍不得离开故乡、离开相依为命的母亲，但是一个有志气的年轻人，总不能一辈子守在家中吧!而且他也深知，只有在外边闯出名堂来，才有可能改变家中的贫困状况。母亲理解自己的儿子，尽管在临别前夜，母子抱头大哭，但是第二天，她仍坚强地把儿子送上了去香港的轮船。

　　轮船驶出了港湾。简照南站在甲板上，眺望着碧波万顷的大海，顿时觉得心胸开阔了许多，一股豪气油然而生。他暗暗下定了决心：不管等待着他的是怎样的命运，无论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要像当年上山砍柴那样，不顾一切地向上攀登、攀登!

　　简铭石原来在香港朋友开设的巨隆瓷器店做事，主要工作是去日本收取账款。简照南来后，他就把这项工作交给了侄儿。简照南往返于香港和日本之间，虽然旅途奔波，但他不怕吃苦，办事细心、严谨，收取账款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很受老板的赏识。不久，老板又派简铭石和简照南去越南处理客户的欠款。可是巨隆瓷器店却因为资金不足而倒闭了，简铭石和简照南只好在越南自己做生意谋生，先后开办了陶器、玉器和棉布店。几年以后，叔侄俩积累了一些资本。简铭石看侄儿确有经商才能，便拨出一笔资金，让他自立门户谋求发展。

　　简照南想到，他当年多次去日本收款，对日本商业市场的情况比较熟悉，也认识不少客户，加上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商业更为发达，便将生意转到了日本。他在海滨城市神户开设了东盛泰商号，经营日本海产品和布匹，并将其贩运到泰国(当时称暹罗)、新加坡等地销售。业务扩大后，他一个人忙不过来，便在1890年回老家，将18岁的弟弟简玉阶接到日本学习经商，帮他抄写电文和记账。玉阶是个聪明精干的青年，弟兄俩同心协力，就这样开始了事业。

　　当时，香港的商业已经十分繁荣。简照南经过比较，认为最好的经商地点还是香港，所以便带着弟弟又回到了香港，开设了怡兴泰商号，从日本贩运瓷器等杂货，向东南亚各国推销。由于简氏兄弟在经营中讲究信誉，尊重客户，很得南洋商业界的好评，不久就在剧烈的竞争中站住了脚跟，收入也逐渐提高。

　　因为他们的业务一直与航运有关，所以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他们很自然地将眼光瞄准了航运业，创设了顺泰轮船公司。开始是租船跑运输，往来于越南、缅甸等地;后来买下了"广东丸号"船。"广东丸号"的航线越跑越远，简氏兄弟在南洋一带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不幸的是，"广东丸号"在一次驶向日本的航程中，遇到台风海潮而沉没，船上的旅客虽被抢救脱险，但顺泰轮船公司蒙受损失太大，不得不宣告破产。

　　简照南在经商道路上，第一次遭到了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但他并没有消沉。几年来涉足商界，使他逐渐认识到，世界上无论干什么事，都不可能一帆风顺;要想真正成就一番大事业，那就只能鼓气，不能泄气!而且，他已经不是那个刚刚走出山沟的穷小子，而是南洋一带颇有名气的富商了。他的人生经验和经济实力，都使他能够经得起失败了。

　　正当简照南重新设计自己的创业道路时，中国人民掀起了抵制洋货、收回利权的实业救国热潮。这对海外华人也是一个极大的震动。简照南兄弟受了爱国精神的感召，决心转向国内谋求发展，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但是，回国之后究竟干什么呢?简照南选定了香烟工业。

　　自从17世纪初，烟草由菲律宾传入中国，中国就有人吸食烟草，而且在很多地区种植烟草。烟瘾大的人宁可少吃一顿饭，也不肯少吸一袋烟。但是中国人过去只习惯于用水烟袋吸水烟或用旱烟袋吸旱烟，并不生产香烟。19世纪末，外国香烟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外国烟商雇用了大批中国人担任推销员，在街头推销"洋烟"，这些推销员头戴礼帽，身穿西装，专拣繁华热闹地段宣传："快来看，快来瞧，水烟旱烟哪有洋烟好，抽水烟伤肚子，抽旱烟呛鼻子，洋烟又有味来又过瘾……"不但当场表演吸洋烟，而且免费散发请人品尝。这些人一已吸惯了香烟，就只好自己掏钱去买来抽了。由于腐败的清政府对外国香烟不征收进口关税，英国和美国的烟商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为了进一步垄断中国这个巨大的香烟市场，并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烟草资源生产香烟，牟取更高的利润，1902年，英美烟商联合起来，成立了"驻华英美烟草有限公司"，并很快在上海、香港、汉口、沈阳等地开设了烟厂，还建立了伸向全国城镇的销售组织。一时间，"大英"、"老刀"、"哈德门"、"三炮台"等洋烟铺天盖地而来，残酷地榨取中国人民的财富。

　　简照南看到了这个情况，他想，既然中国能种植烟叶，又有着广阔的香烟消费市场，为什么就不能自己生产香烟呢?为什么要把这巨大的财富让外国人轻易赚去呢?因此，他决定创办中国的民族香烟工业，抵制西方的"洋烟"，让中国人都吸中国烟。

　　万事开头难。最难的还是一无技术，二缺资金。简氏兄弟为此专程到日本去考察香烟生产技术，并买回了四台蝴蝶式卷烟机;同时，简照南又结识了日本川井烟厂的几名技师，他们答应帮助简氏兄弟解决技术上的难题。回香港后，简照南兄弟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又在叔父简铭石和朋友们的帮助下，共同筹集资金，作为开办烟厂的资本。1905年正月初八，简照南的35岁生日那天，"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在香港正式成立了。公司取名南洋，是为了表示要和当时中国人在天津开设的"北洋烟草公司"一致对外的意思。在成立大会的会场上，挂着醒目的大标语："肥水不落外人田，中国人吸中国烟!"

　　从这一天起，简氏兄弟与香烟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创业之初，由于简氏兄弟对香烟生产外行，配料不当，质量不好，出品的香烟销路不畅。简照南将这看作关系到南洋公司命运的大事，便从繁重的事务中脱身出来，亲自东渡日本，用高薪聘请来几位烟厂技师。当时有人对此不理解，认为公司资金已经很紧张，怎么能再花费这样高的代价?简照南坚定地说："公司要兴旺，就必须提高香烟质量。我请来的都是'财神爷'啊!"

　　果然，不久以后，技术问题一一解决，南洋公司也生产出卷纸柔软、烟丝整齐饱满、色泽鲜亮、口味醇和的香烟。简照南又动脑筋，广泛征求香烟牌号，从众多应征者中选择出具有中国民间特色、人们喜闻乐见的吉祥语作为产品牌号，如"双喜"、"白鹤"、"白金龙"、"飞马"等，很受老百姓的欢迎，香烟也就大为畅销。

　　可是，一心想独霸中国香烟市场的英美烟商，是不能容忍中国民族香烟工业的发展的，他们企图把南洋烟草公司扼杀在摇篮里，于是节外生枝，借口"白鹤"牌香烟的包装纸颜色与英美产品"玫瑰"牌相似，向香港当局提起诉讼，要求惩治"破坏专利权"的南洋公司。这本来是毫无道理的事，但香港当局害怕洋人，居然蛮横地做出判决，强令南洋烟草公司烧毁生产出的香烟和印好的商标，使南洋公司蒙受重大损失。当时，简照南正卧病在家，他得到消息，当即披衣下床，在家人的扶持下赶到现场，想据理力争，然而等待着他的却是荷枪实弹的军警!

　　英美烟商得寸进尺，随后又用同样的伎俩，使南洋烟草公司的"飞马"、"双喜"牌香烟遭到同样厄运。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原来就势单力薄的南洋烟草公司元气大伤，开工仅13个月，就债台高筑!简氏兄弟不甘失败，宁可关闭恰兴泰商号，以全力维持烟草公司，但还是无济于事，到1908年5月，由于亏损太大，不得不宣告歇业。

　　一时间，烟厂工人们不得不卷起铺盖另谋生路，高大的厂房冷冷清清，等着出卖;办公桌上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债主们纷纷上门来讨债……此情此景，使病中的简照南悲愤交加，病情顿时加重：虽然经过多方医治，稍有好转，但肝病一直没能痊愈。

　　初战的失败，不但没有动摇简氏兄弟创办民族工业的意志，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再次奋斗的决心。1909年2月，在叔父简铭石的全力支持下，他们重整旗鼓，再度开业，并将公司改名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激励公司的同事们共渡难关，谋求发展，他说："不是我简氏兄弟想发财，而是我们中国人要为中国争日气!"他的话激起了同事们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大家表示一定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誓与"南洋"共存亡!为了防备英美烟商再利用专利权、商标法做文章，简照南专门请来了经济专家与经济事务律师给大家上课。同时，他利用过去的关系，写信向海外华侨求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南洋"面临危机时扶持一把，共同为中国人争气!那一段日子，简氏兄弟就是这样没日没夜地奔波筹划。简照南累得好几次肝病发作，他强忍着疼痛，继续操劳。通过改良制造工艺、调整产品结构，经营大有起色。为了筹备足够的周转资金，简照南决定让弟弟简玉阶重赴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一带经商，从事贩运风灯、槟榔盒、毛巾、瓷器等生意，充实"南洋"的资金。

　　1911年，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到处掀起了"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的运动，在"实业救国"的口号鼓动下，各地纷纷兴办实业。简氏兄弟紧紧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再次推出"双喜"、"飞马"、"白鹤"等国产香烟，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宣传。"中国人请吸中国烟"的口号，大得人心。连海外烟商也纷纷来电来函要求代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产品。销路一畅通，生产也就蒸蒸日上。这一年，南洋公司获利了，第二年利润又翻了一番;到1915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匹"飞马"终于飞起来了!

　　1916年，为了开发国内市场，简氏兄弟在上海设立了分厂，随后又在广州、汉口、北京设立分厂，并在国内各大城市和南洋群岛一带设立销售机构。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死而复生，使英美烟商十分恐慌。他们在1914年和1917年先后两次想以重金收买南洋公司，被简照南巧妙地拒绝了;后来又想破坏南洋公司扩建新厂的工作，也没能得逞。面对英美烟草公司接二连三的刁难，南洋公司的一些股东胆怯了。他们认为，凭南洋公司的资本与基础，是不可能与英美公司对抗的，所以想与英美烟草公司妥协，苟且偷生。一时间，南洋公司内部争论不已，人心浮动。

　　正在海外筹款的简玉阶听到消息后，十分气愤，当即来信表示，南洋公司的发展，正在于用提倡国货做号召，一旦屈服于洋人，即使不被社会唾骂，也会让提倡国货的人灰心，这种事是万万不得的!在简氏兄弟的坚持下，英美烟草公司企图吞并南洋公司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于是，不甘心失败的英美烟草公司，决定仗着自己的优势，用市场竞争挤垮南洋烟草公司。因为像香烟这样的大众消费品，一旦销路不畅，生产就难以维持了。他们在报纸上大做广告，宣称英美香烟价廉物美，不惜暂时亏本，将质量优异的新牌香烟削价出售，并在卖烟时赠送彩票、礼品来吸引顾客。同时，他们采取威逼利诱种种手段，迫使香烟店只卖英美烟而不卖南洋公司的香烟。更为恶毒的是，英美烟草公司不惜花费钱财大量收购南洋公司的香烟，故意放到发霉时才拿出来卖，以此来败坏南洋公司的声誉。他们甚至收买了南洋公司的印尼雅加达的仓库管理员，让他把烟搁霉了才卖出去。许多人拿着发霉的香烟要求换货，使南洋公司在经济上和名声上都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面对这一切，简照南十分冷静。他知道，英美烟商的手段固然卑鄙，但光是生气也没有用处。市场竞争从来就是冷酷无情的，关键要看谁能赢得消费者!在总体力量上，南洋公司无法与英美公司抗衡;然而香烟一旦进入市场，便必须服从市场法则。南洋公司只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善于随机应变，仍然有可能再一个一个局部战胜这个庞然大物似的对手。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简照南针对英美公司的诡计，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他们一方面宣传振兴国货，一方面也尽量使购买南洋香烟的顾客得到实惠，如在烟盒内装入兑奖券，奖品从美术画到金戒指应有尽有，使想碰运气的顾客纷纷购买南洋香烟。他们对销售南洋香烟的商店，提高代销提成，放宽交款期限，并且补贴运输费用，使店家得到的好处比卖英美香烟更大。他们积极向各地烟商征求意见，并派人到各地进行市场调查，按不同消费者的要求生产不同口味的香烟，如为北方人生产烟味浓烈的产品，为南方人生产口味平和的产品。此外，他们还深入偏远地区，采取薄利多销的办法，使更多消费者爱上了南洋香烟。

　　1919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资本积累达到600多万元，呈现一派兴旺景象。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人民爱国反帝的热情空前高涨，南洋公司提出的"中国人请吸中国烟"的口号更加深入人心，产品销售额的猛增，刺激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南洋公司决定对外招股，这一决定当即得到爱国商人的响应，许多资本雄厚的富商纷纷入股，使南洋公司的资本激增。股东们一致选举筒照南为公司的"终身总经理"，简玉阶为公司协理。简照南将总公司从香港迁到上海，分公司遍布全国十几个大城市，同时还在新加坡、泰国等地设有分公司;公司为了扩展生产，添置了新设备;又在河南许昌，安徽凤阳等烟草产地设立收购站并新建和扩建了多处烤烟厂;为解决包装印刷和所需锡纸问题，又自办了印刷厂和纸厂。公司职工总数增加到1.4万人，年利润达到三四百万银元，成为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私营企业之一。

　　经过与外国资本家近20年的拼搏，简氏兄弟终于成为中国的"香烟大王"!简照南在实业界的声望也与日俱增，曾先后兼任广东实业团副团长、上海总商会会董和上海华商联合会董事等职。1922年，简照南又发起成立上海东亚银行，并担任银行董事。

　　面粉大王荣氏兄弟

　　1873年9月23日，无锡荣巷的荣熙泰家，第一个儿子荣宗敬出世了;时隔两年，1875年8月4日，第二个儿子荣德生也来到了人问。

　　荣巷位于无锡西郊惠山南麓，是荣氏家族聚居的地方。荣家祖上曾经做过大官，可是到了荣熙泰这一代，家境已经很差。荣熙泰小小年纪，就不得不进铁匠铺当学徒;甚至连母亲去世后的安葬费用都没有，只好变卖家产。后来荣熙泰便长年在外给商家当账房先生，给官僚当师爷，勉强养家糊口。

　　荣熙泰再也没有想到，就是他的这两个儿子，后来会成为中国著名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而且荣德生的儿子荣毅仁，还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

　　荣宗敬和荣德生，虽是同胞兄弟，但是性格气质却完全不同。哥哥荣宗敬长着一张长方脸，心胸开朗，雄心勃勃，思路灵活，有一种使人不能不服从的魅力。他喜欢野外活动，夏天整日泡在水边，捕鱼捉虾，钓鳝抓蟹，样样都是好手;冬天下了大雪，他领着孩子们一起堆雪人，打雪仗，更爱滚雪球……

　　弟弟荣德生一点也不像哥哥.他是国字脸，浓眉毛，厚嘴唇，一副憨厚模样。他直到4岁还不开口说话，父母都担心他会不会是个哑巴;5岁上他总算终于说话了，但一直少言少语，老实本分。因为他排行老二，邻居们都戏称他为"二木头"。小德生很少出门，像女孩子一样，常常闷在家里，帮母亲纺纱、养蚕。夏天，母亲忙得满头大汗，小德生总是一声不响地陪在母亲身边，一会为母亲扇扇子，一会递毛巾给母亲擦汗，十分懂事。

　　虽然家境贫寒，但荣熙泰深知，只有让孩子好好读书，将来才有重振家业的希望，所以很重视两个儿子的学习。荣宗敬7岁进私塾，立刻显示出他过人的聪明，只要老帅稍加指点，他就能够领悟，作文也总是写得很出色。荣德生7岁时，父亲却有些犹豫，怕他跟不上学业，所以便用硬纸板剪了300个字块，自己在家里教他，每天学10个生字。没料到荣德生学得很快，后来学算术，背"九九表"，"二木头"也毫不吃力。父亲这才发现，这个不声不响的孩子有着非凡的记忆力!第二年，荣德生也进了私塾。他对学习的兴趣十足，上学读，回家读，还把古诗词写成小纸条贴在墙上、蚊帐上随时复习。许多经典著作他都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使老师赞叹不已。

　　1886年，荣宗敬14岁，就不得不离开学堂，帮助父亲支撑这个家。经父亲的朋友介绍，小小年纪的荣宗敬，独自扛着铺盖卷闯进了大上海，在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学徒。荣宗敬是个有志气的孩子，一心想干出点名堂来。可是他毕竟太小了，工作又累，又不会照顾自己，不久就染上了伤寒，只得回家治病调养。可是荣宗敬明白家中的艰难，所以身体刚好些，就又返回了上海。这一回，他进了永安街豫源钱庄当学徒。

　　这时，荣德生还在读书。他的私塾老师还是个有名的医生，所以常常被人请去看病。老师经常让荣德生代他为小学生上课。荣德生因此得到了许多的锻炼机会。休息的时候，荣德生喜欢用纸板和麦秆编织工艺品，用旧纸折叠新鲜的小玩艺，显示出他的创造精神。父亲对荣德生抱有很大希望，认为他将来一定能够考科举当大官。可是懂事的荣德生，心里却羡慕哥哥已经在为家庭分忧。在1888年，他就背着父母给哥哥写了一封信，请哥哥代他也找一个职业。

　　上海的职业并不好找，直到第二年，通顺钱庄开业，荣宗敬才通过朋友，为弟弟也谋得了一个学徒的机会。15岁的荣德生，也乘着小木船摇进了大上海。

　　学徒的工作繁重而且单调，按规矩，连扫地、擦桌等琐碎的家务事，也是由学徒承担的;相反真正的钱庄业务，反而轮不到他沾边。还是个孩子的荣德生，几乎闷出病来。有一天休息，他就一直玩到天黑上灯了才回店。店主很不高兴。一位姓窦的账房先生叹息说："学徒3年，转眼就过去了。学到本领的人，将来能当先生;学不到本事的，将来还会怪先生没本领!"荣德生猛然惊悟，第二天就主动去向窦先生请教。窦先生很欣赏他的悟性，悄悄地把平生学问都传授给荣德生。荣德生学得很快，没过多久，记账、结算、看钱、兑银等钱庄业务的基本功，就都难不住荣德生了。除此以外，他还练出了一手好书法。每逢过年，左邻右舍都争着来请他写春联。

　　1891年，荣宗敬学徒满师，经人介绍进入上海南市森泰蓉钱庄当了跑街，负责在无锡、江阴、宜兴三个地区联系客户、发展业务。他求知欲非常强，不但对经手的各种金融业务专心研习，而且对客户所做的生意也很关注。这样，他渐渐积累了不少各地小麦、棉花生产和销售行情的经验，为以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年以后，荣德生也学徒满师。当时父亲正在广东为当税务官的姑父朱仲甫管账，姑父对德生很欣赏，所以把他也招去了。荣德生在广东，工作之余，仍然发奋自学，研读了大量书报。因为广州当时是外国商人来往较多的地方，荣德生也学到了一些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

　　由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吃了败仗，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荣宗敬和荣德生先后失业回家。1896年初，荣宗敬跟父亲来到上海，重新寻找职业。这时的上海，已经是中国商业经济的中心。进出口贸易的繁忙，以及民族工业的崛起，使得金融流通量与日俱增。从事金融业的朋友大多发了大财，许多人劝他们不要再去给人家做帮手，干脆自己开一家钱庄。

　　荣熙泰想，办钱庄开支不算太大，管理也个复杂，两个儿子又都是学钱庄出身，业务上有基础，人手现成，只要筹集到一定的股本，拉到一批客户，成功的可能是很大的。因此他下了决心，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又找几位朋友合伙，在上海鸿升码头开办了广生钱庄。由荣宗敬当经理，荣德生管正账。荣宗敬虽然是初次当家，但显得十分老练。仅仅一个月后，业务发展，广生钱庄又在无锡设立了分庄，由荣德生当经理。小弟兄俩初试身手，成绩居然不坏。不幸的是，新的历程刚刚开始，父亲荣熙泰就因病重逝世了。他一生奔波劳碌，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却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临终之际，他嘱咐儿子们，一定要兄弟一心，踏踏实实，共谋发展。

　　第二年，上海的金融业又经历了一场风波。广生钱庄的几位合伙人，唯恐赔了老本，急急忙忙要抽回股本。荣宗敬和荣德生咬紧牙关，将别人的股金全数退回，独资接办了广生钱庄。由于他们经营稳妥，不搞投机，两年以后，盈利就将近万两白银，使当初撤股的合伙人后悔不迭。

　　1899年，荣德生再次应邀到广东去帮姑父管账。因为钱庄的业务比较稳定，荣宗敬一人也能应付得下来，荣德生就放心去了。广东是近代中国开放的窗口，这里的人思想活跃，没有框框，敢于开拓，善于经营，这些都使荣德生大受启发。当时，介绍西方科技和实业的书籍也纷纷出版，这引起了荣德生的浓厚兴趣。有一次，他读到一本《美国十大富豪传》，书中介绍了美国10个大资本家怎样依靠兴办实业发家致富的经历，也证明了实业的发展能够使国家迅速富强起来。这本书荣德生读了许多遍，联想到上海、广东的许多外国企业大获利润的实例，他惊喜地发现，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比钱庄更赚钱的事业。

　　第二年8月，荣德生风尘仆仆回到上海，刚进家门，他就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迫不及待地与哥哥商量起办实业的事来。荣宗敬完全赞成弟弟的意见，他坚信，只有不断开拓创新，才能在生活中找到致富的捷径。他们进出书店、图书馆，翻阅各种实业杂志，仔细地研究该投资哪种实业。荣德生在广东管账时注意到，外国进口物资中，面粉的数量最大，就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销路也很广;荣宗敬在钱庄业务中也发现，用来买棉花和麦子的钱款数量最大。弟兄俩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面粉上面——显然，面粉是个大有赚头的行业。

　　他们决心创办一家面粉厂。

　　当时，全中国已开办的面粉厂只有4家：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这4家面粉厂各有特点。荣氏兄弟没有经验，也不懂技术，很想通过考察这几家面粉厂的情况得到启发，所以一个一个前去登门拜访。然而，各个厂家都采取了"技术保密"的态度。阜丰面粉厂根本不让外人进门;增裕面粉厂稍好些，经过朋友说情，同意荣氏兄弟进厂参观，但洋人只许他们在楼下走马观花地看一下，关键的轧粉车间在楼上，却不准他们上楼;芜湖益新面粉厂也一样，只看到一些无关紧要的部分，使人不得要领。但是，荣氏兄弟克服了重重阻力，一边细心观察，一边虚心求教，将在各家面粉厂看到的一鳞半爪、细枝末节慢慢地拼凑起来，居然将面粉生产的全过程理出了一个头绪!同时，他们调查研究了国外粉机的性能、特点和价格，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选用英国机器配法国石磨，这样机器性能较好，而价格又较便宜。

　　尽管如此，荣氏兄弟二人手中的资金，也远远不能满足建厂的需要。他们决定采取招股集资的办法。姑父朱仲甫这时正在家闲住，愿意与他们合作，负责在苏州招股;荣宗敬和荣德生除各自出资若干，另外再在无锡招股。厂址选定在无锡。朱仲甫负责向两江总督府申报备案，并且申请10年的专利权，荣宗敬在上海订购机器设备，同时主持广生钱庄的业务，荣德生则去无锡征购土地、建筑厂房和安装机器。

　　1901年，随着20世纪的开始，荣氏兄弟的事业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荣德生经过实地勘察，反复比较，选中了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作为建厂地址。这里三面环水，交通便利，原料小麦可以从水路直接运进厂里，成品面粉也可以顺利运往市场。这是无锡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业，所以二月初八破土动工时，引起全城轰动。

　　可是，新生事物的出现，总是会受到旧势力的阻挠的。当地的一些土豪劣绅，因为荣德生没有请客送礼款待他们，所以心怀不满，竟纠集起来，向县衙门告了一状，说荣德生私占公有土地，破坏地方安定;又说工厂的烟囱正对着城内的大成殿和学宫，破坏了风水，今后无锡人就不能考状元做大官了!当时还是清朝，县大爷也是个糊涂虫，居然下了一道命令，勒令工厂停建，迁往别处。

　　荣氏兄弟大吃一惊。后来打听出原因，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可是工程已经被迫停了下来，荣德生只得在县衙门里据理力争。他找来地区图册，证明工厂并没有占用公地。至于破坏风水，更是无从说起：工厂在城外，学宫在城内，隔着一条护城河，和一座城墙，根本互不相干。荣宗敬历来敢作敢为，毫不在乎地说："我们有两江总督的批文，不必理睬这小小的县令!"朱仲甫毕竟是做过官的人，知道官场的复杂，县令官虽不大，但是顶头上司，弄毛了十分麻烦。他权衡进退得失，主张索性把官司闹大，再闹到两江总督衙门去，因为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是倡导办洋务办实业的官。

　　果然，刘坤一下了批文，要县令认真妥善处理这件事。可是那县太爷并不管是非曲直，他认为荣家把官司弄到上级去，是不给他面子，更加从中作梗。官司一直拖了下来。到了梅雨季节，河水猛涨，太保墩三面灌水，工地全被淹没。正在这时，荣德生的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儿子先后患了重病。这真是祸不单行!荣德生顾不上照顾妻儿，整天泡在工地上，奔波在风雨中!尽管如此，他仍不肯屈服，决心把这场官司打到底。

　　朱仲甫从中周旋不已，暗里送了几百两银子的礼，刘坤一七次过问这桩官司，一再作出批示。可是地方上那些豪绅仍然纠缠不休，县令也就故意一拖再拖。到了这年的11月，刘坤一也弄得不耐烦了，在第八次批示中，干脆强硬地宣布：知县办事无方，革职留用，以观后效;阻挠工厂施工的人，都清查出来，等候处理!这一来把个县太爷吓坏了，赶紧去通知那班混蛋绅士，叫他们不能再闹下去了!

　　工厂这才能够继续施工建设。1902年3月，保兴面粉厂终于建成，投入生产。开机那一天，前来祝贺、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股东们和亲朋好友，也有当初反对过建厂的人，连那个差点把官帽子玩掉了的县太爷亦在其中。

　　到1902年底，全国开工的面粉厂共12家，其中8家是中国人投资创办的。保兴面粉厂在当时是规模较小的一家，它仅有4部法国石磨，3道麦筛和2道粉筛，但它采用了60马力的引擎，装备技术与当时各厂相比是较先进的。全厂雇佣工人30多人，一昼夜生产面粉300包。虽然设备简陋、产量不高，这个小厂的诞生却标志着荣氏兄弟开创近代工业的开始，奠定了荣氏兄弟"面粉大王"事业的基础!

　　保兴面粉厂却没有能"保证兴隆"，因为它生产的面粉，销路并不理想。一方面，江南人的主食是大米，面粉的需要量不大。另一方面，打败了官司的豪绅们不甘心失败，到处散布谣言。有的说："保兴面粉厂的大烟囱是用童男童女作祭品，才竖起来的!"有的说："机制面粉看着颜色雪白，吃了不好消化。"有的甚至说："保兴的面粉中掺有毒药，已经有某家的姑娘吃后中毒身亡了!"传得人心惶惶，各家面馆、点心店都不敢买保兴的面粉做点心，宁愿多花钱去买质量较差的土制面粉，结果造成保兴的面粉严重积压。

　　面对重重困难，荣氏兄弟没有气馁，他们坚信，只要货真价实，就一定能争取到买主。荣德生采取了两条促进销售的措施。一是派人到本地各面馆、面店、点心店去推销，采取降低售价、先吃后付款等优惠条件，吸引消费者;为了照顾本地人的习惯，他们甚至将机制面粉和土面粉混和起来出售，价格比土制面粉还低，这样终于使一部分当地人开始接受机制面粉，什么"有毒"、"没营养"之类的流言蜚语也就不攻自破了。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南方人的饮食习惯是以米为主，面粉的需要量不可能太大，所以要向北方谋求销路。然而，荣氏兄弟长期以来的活动范围一直限于南方，对怎样打开北方的市场一无所知。

　　无巧不成书，有一天，荣宗敬在恒来油麻店正好碰上专门在北方搞推销的无锡人王禹卿。王禹卿也是个有才志的人，善于察言观色。他见荣宗敬忧心忡忡的样子，便问起缘由。荣宗敬就把保兴面粉销售不畅的困难如实告诉了他。王禹卿听后，当即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销售之道就是财源之道。经商的人不善销售是不可能发达的。就面粉而言，市场主要在北方，宝号局限于苏州、上海一带，当然打不开局面。依我之见，应在山东以北，远出山海关到东北各省广开销路!真能做到这样，别说保兴日产300包面粉，就是你日产3000包面粉，也不愁销不出去。"

　　荣宗敬一边听，一边想自己的心思，这时突然开口说："王先生，您在恒来油麻店，一个月薪水是多少?"

　　王禹卿如实答道："3块银元。"

　　荣宗敬当场对他说："你到"保兴"来吧，我每月给你12块银元。"见王禹卿没作声，荣宗敬继续不动声色地说："销售面粉的佣金，惯例是2%，我给你10%。这笔钱全部由你支配!"

　　3天之后，王禹卿来到保兴面粉厂的批发处。荣宗敬说话算话，将北方的销售事务全权委托给他。王禹卿多年在北方经营，与北方的商家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所以保兴面粉很快在北方站住了脚，库存一销而空。到年底结账，不但没有亏本，居然还略有盈余。王禹卿被任命为销粉部主任，月薪也增加到30块银元。

　　荣氏兄弟这才松了一口气。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向靠做官赚钱的朱仲甫，觉得办厂两年，油水不大，麻烦倒不小。他对办实业失去了信心，所以决定抽出他的股金，再回官场去做官。顿时，荣氏兄弟在资金上发生了严重危机。有个在怡和洋行当买办的祝兰肪听到消息，立即托人转告，表示他愿意独资购下"保兴"。荣氏兄弟又一次面临命运的转折关头。他们思前想后，最终作出了决断：事业刚刚开始，前景已经看好，怎么也不能轻易放弃!他们咬紧牙关，一方面追加自己的股金，一方面也吸收了祝兰肪等的新股，扩充资本。为了表示这是一个新的开端，他们将厂名也改为茂新面粉厂。荣德生担任经理，荣宗敬担任批发经理。

　　幸运总是属于具有坚韧不拔精神的拓荒者。

　　1904年初，由于日俄战争爆发，俄国人在东北开设的面粉厂纷纷停产，而交战的日、俄两国，以及东北各地对面粉的需要量却直线上升，面粉的价格也随着不断上涨。荣氏兄弟现在不是为销售发愁。而是为产量有限发愁了。这种时候，谁有面粉谁就可以赚大钱啊!他们果断地决定扩大茂新厂的生产能力，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订购了6部英国钢磨，并自己仿制了辅助设备。19O5年8月，新厂投产出粉，不但日产量由300包增加到800包，面粉质量也有明显提高，每天的盈利就达到500两白银，当年的利润高达6.6万两白银。这是荣氏兄弟自开设广生钱庄以来获利最多的一年!

　　赚到了钱，荣氏兄弟首先考虑的，还是事业的发展。他们采取少发股息、不分红利的办法，把赚来的钱尽可能多地投入到扩大实业中去，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从1家厂发展为12家厂，生产能力占到全国面粉业的1/34，生产的"兵船牌"面粉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名牌产品，荣氏兄弟也成了当之无愧的"面粉大王"。

　　在面粉业成功的鼓舞下，荣氏兄弟又向棉纱业开拓，在无锡办起了纱厂。后来又向上海和内地发展，先后建成4家纺织厂，形成了在"衣"、"食"两方面都颇具规模的轻工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