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口足球场4号梯在哪:厚黑学之做好领导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一件事：恩与施（1）

随着社会的发展，胆大心黑，做脸皮厚的上司已成过去。仁爱与宽容变成了做领导的根本。领导者一定要有雅量、警防小人的谗言；否则，玩火者必自焚。

　　施恩惠不如施仁爱

　　作为领导，对属下要做到关心，怎样关心却是大学问。曾国藩认为与其用恩惠，以财礼相赠，不如“施仁爱”。

　　什么叫“仁爱”呢？也就是自己要想干一番大事业，就先鼓舞自己的属下树立成就大事业的志气，自己若要达到理想的目标，就激励自己的属下朝着远大的目标前进。这样，大家都会感到你对待属下如同对待自己的子弟一样，是真心地期望他们成长、上进，也就会认为跟着你干会有远大的前程，为了自我的前程哪有不拼命干的道理呢？而如果对属下经常施以小恩小惠，长期以往，你的属下就会认为你需要他，是在利用他，进而变得骄傲起来，他的欲望也会无休止的膨胀，当你的恩惠满足不了他的欲望时，那岂不是要连你一齐卖掉才能填平欲壑呢？这且不论，即使对你的小恩小惠他认为是应该的，那么其结果不也是适得其反吗？当你的恩惠施效得不平均时，它带来的负面效应又怎样填平呢？

　　所以，比较起来，施仁爱的作用比起施恩惠来要高得多。

　　施仁爱，古代的帝王尤其讲究，其一当数清朝的康熙皇帝。

　　在施行仁爱时，康熙的言行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其用心之诚。只要是于老百姓有利的，凡是他所能看到的或听到的，他都想竭力去做；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他的为人上，康熙是个宽厚仁慈的皇帝，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得更加明显。仁爱本是一种美德，但是作为一个皇帝，一味地施行仁爱却未必是件好事。

　　作为康熙的继承人，将不得不面对一个由于先皇长期的为政宽仁所造成的社会整体性的倦怠局面。

　　由于长期的无作为状态，康熙后期的社会矛盾越积越多。

　　由于康熙在立储问题上的失误，储位之争激烈。众太子们为争夺皇位展开白热化的竞争，拉帮结派，势不两立，从而形成党争局面。如当时比较活跃的就有皇太子党、八王爷党等等。此为其一。

　　在朝臣中，向来有满族大臣与汉族大臣的矛盾。每遇到朝中大事，往往是各执一端，互不妥协。不仅仅是由于政见不同，事实上双方的矛盾已是不可调和。矛盾如此激烈，政事的拖延也就成为必然。此为其二。

　　可以说，是康熙常年的“宽仁”造成朋党之争的局面，而朋党之争也客观上为康熙后期的无作为状态提供了“组织基础”。

　　竞争激烈的时代必然是官场上不断内耗，政治上无所作为的时代。康熙后期就是这种情况。

　　宽容是做领导的根本

　　有人说宽容是做人之本，其实宽容也是做领导之本。一位明智的领导应该审时度势。首先判断矛盾的大小和性质，如果是一些鸡毛蒜皮、不痛不痒的小事，就需要以一颗宽容的心来对待这些矛盾。“小不忍则乱大谋”，人人都不愿当受气包，发泄一下不快是理情之中的，但是你可能为了这眼前的痛快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你如果忍一忍，可能会因此而得个有气量的美名。

　　俗话说：“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许多人都是吃软不吃硬，如果你遇到一个竞争的对手，对你总是持敌对的态度，那么你不妨以退为进，你的彬彬有礼会使他的傲慢无礼相形见绌自觉没趣，以后就会对你不得不笑脸相待了。

　　但是谦让并不等于退缩，“事不过三”，如果对一些侮辱性的、有碍于尊严的攻击一味退让，忍气吞声，这就算不上谦让、大度，而是窝囊、怯懦，所以你要做到不卑不亢。对于那些不讲理的，吃硬不吃软的人，你就应该瞅准机会予以反击，以打击对方的嚣张气焰。不打则已，一打就要击中要害，使对方不敢小觑你。在进行了必要的忍让之后，该反击时一定要反击。

　　对付有些人，反击不失是一个好策略。有的人恬不知耻，对于你的一再忍让，他不会以礼相待，反而气焰更加嚣张。因此，这个时候正是显示你实力的时候，一击成功，会让你马上建立起自己的威信，也会使对方一败涂地。

　　如果我们自己过得已够好，就应帮助他人过得更好，就像升起的浪头推动巨轮前行一样。我们为何不携起手来，却要争个不休？难道我们有必要去把他人踩在脚下以抬高自己吗？我今天帮助了你，他明天一定会给予我帮助，因为这世界并非坏蛋的天下，而多是知恩图报的人们。

　　作为领导，要有一颗宽容的心。工作中，领导常常容易发现别人的缺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别人的缺点。如果你想改变与下属的关系，那么你应该训练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要做到超脱宽容。

　　宽容的第一个要诀是不要要求别人都和我们自己一样。就像天上的星星，虽然在一个共同的天空里，但却是千差万别的。社会上的人也是各不相同的。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性格、爱好和要求，我们不能要求人们都和我们自己一样。美德和智慧是有多种表现形式的，我们不能只用一种标准来要求，并不能容忍别人与自己有不同的观点和志趣而不能容忍。不要企图改变别人，这不仅不能实现，甚至还损害了与对方之间的关系。

　　宽容的第二个要诀在于不要吹毛求疵。我们自己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但是我们常用十全十美去要求别人。因此我们常常为别人一些失误或缺陷而恼怒，这种做法除了带来我们同他人之间的裂痕或反目外，恐怕是一无所获。林肯的妻子就是一个喜欢吹毛求疵的女人。在林肯夫妇共同生活的二十三年时间里，林肯夫人总是怨气冲天，指责丈夫：他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对的，他的动作一点儿也不优雅。她甚至告诉林肯，他的鼻子是歪的，他看上去像个肺病患者。林肯夫人由于自己的吹毛求疵，不仅造成了婚姻的悲剧，自己的生活也很不愉快。　　宽容的第三个要诀是不要怀恨。尤其对别人的过错不要怀恨在心。怨恨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破坏友好的情绪表现。怨恨不仅会影响我们与他人的友情，还会严重地挫败自己，怨恨使你被苦恼所束缚，会引起你的疾病，扰乱你的思维，使你头脑混乱，效率低下。其实怨恨别人常常是一种不公平的事，因为我们或许就常爱犯这种错误。但是我们常常错误地以为自己的过错要比别人的过错轻微得多。这大概是由于我们了解自己所犯下错误的原因，于是就对自己容易原谅吧！那么当别人错待了你的时候，你试着去站在他的角度想想问题，也许就会谅解对方了吧！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一件事：恩与施（2）

做领导需要有优秀的品德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说领导应该有先人民、后自己的崇高品德。

　　作为领导，应遵守下列准则：我国历史上大禹含辛茹苦治水十三年，曾三次路过家门而不入，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和拥护。他是我国第一位功绩卓著的治水英雄，他那吃苦耐劳、克己奉公的忘我精神，传为千古佳话。这种把快乐留给后人、自己吃苦的精神，是修养品德和心性的本质。一个不能吃苦的人，万事不能成功，苦尽甘来才是真理，一味追求名誉地位的人，往往会给自己带来无限的苦恼。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要不断加强自己的品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

　　作为领导，不要常常想念、记着自己对别人有什么功劳、好处；相反，对自己的过错那就需要常常反省，不可忘记。对别人的恩泽千万不要忘记；相反，对别人的怨恨则不应该不忘记。

　　魏信陵君杀了晋鄙，击破秦军，解除邯郸被围困的危机，救了赵国，赵王亲自出郊外迎接。

　　唐雎对信陵君说：“我听人说：‘有些事无法得知，但有些事不可不知；有些事不能不忘，但有些事不能不忘。’”

　　信陵君说：“怎么说呢？”

　　唐雎说：“有人恨我，我无法得知，但人恨人，却不可不知；别人有恩于我，不能忘记，但有恩于人，就不能不忘。先生杀了晋鄙，解除邯郸受困的危机，救了越国，这是大恩，所以赵王出郊迎接。但你与赵王毕竟是在仓促之间面会，希望你能忘了对赵国的恩惠。”

　　反之，对自己的过错要常常反省，对别人的怨恨或者说反对过自己的人，不应该不忘记。

　　孟尝君被放逐之后，又恢复相位，重回齐国。

　　谭拾子到边境去迎接，对孟尝君说：“您会不会埋怨齐国的士大夫放逐您，而想杀人呢？”孟尝君说：“会。”

　　谭拾子说：“有件事是一定会发生的，有个道理不必然的，你知道吗？”孟尝君说：“不知道。”

　　谭拾子说：“死，是一定会发生的事；而追求富贵、摒弃贫贱则是必须的道理。拿市场来打个比方吧！早上的时候，市场人潮汹涌，到了晚上，市场就空荡荡了，这并不是市场喜欢早上而憎恨晚上啊！为了求生存就争着去，为了避免危亡就逃离，这是同样的道理啊！希望您不要心怀怨恨。”

　　孟尝君听了，就削去一份记有五百个他所怨恨的人名单，不再表示要报复了。

　　以上两件事说明，帮助或救助过别人不要挂在嘴上或记在心头；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要经常反省；别人对不起自己时，要立刻忘记。

　　例如领导人，常常要批评他人，但批评别人的错误不要太苛刻严格，要考虑别人接受的程度；教育别人行善不要要求过高，要求的宽严应适当，以切实可行为宜。高明的领导人懂得考虑别人接受的程度，否则物极必反，欲速则不达。

　　古代齐景公有匹马，养马的人照顾不了，就把它杀了，景公很生气，拿起戈要亲自杀了他。

　　晏子说：“他这样被处死不知道自己的罪。要先让臣下替君王责问他，好让他知罪。”景公说：“好。”

　　晏子拿起戈对着养马的人说：“你替我们君王养马而杀掉马，罪该死；你让我们君王因为马的缘故，而杀掉养马人，罪又该死；你使我们君王因为看重牲畜、轻贱人民，而让邻国的人知道，罪该死。”景公说：“你放了他吧！不要伤害我的仁德。”

　　晏子所采取的这种讽谏人主的办法很好。采用此法的目的是希望君主完全醒悟，转向好的一方面。由此可见，教导别人向善，绝对不可论调过高，必须要考虑到对方的才智能力，要以对方能遵守、能接受为原则，因材施教，这样才能使事情收到最好的结果。

　　作为领导，不可没有退隐的思想，但他可以在表现上保持一种隐居山林淡泊名利的思想。

　　刘备在新野时，徐庶向他推荐诸葛亮，并劝刘备亲自屈驾迎请。刘备三顾茅庐之后得与诸葛亮相见。后在诸葛亮的茅屋中请教天下大计，诸葛亮对天下的形势进行了分析，为刘备指出了成就霸业的长远大计。诸葛亮的思路清楚，明确中肯，足见其超人的政治、军事头脑。后来刘备对关羽、张飞说：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是诸葛亮的方针大计指导的结果。

　　诸葛亮虽然居住在山野村庄，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他胸怀治理国家大政的良策妙计，而作为领导者也应有这种政治家的胸怀。

　　曾国藩认为，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称为三不朽。在这三不朽中，立德是最难的，而且也是最空的，所以自从先秦两汉以来，很少见到因立德而传下美名的人。立功像萧何、曹操、张良、杜佑、李陵、韩信、岳飞等人，立言如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人，立德者从古至今曾经有过几个人？尽管如此，曾国藩仍然坚持立德为上的人生准则，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如何做到立德呢？曾国藩指出：

　　其一是要以德感人，曾国藩指出只有忘记巧诈才可以消除众人的巧诈之心，只有懵懵懂懂才可以祓除世间的不祥之运。要立德首先要自己有德，百姓、下属都要看着上面一人的短长，而下属的效法学习随着上面人的短长而转变迁移。如果做官的人能做到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服神钦，到处皆敬重。

　　其二是要爱护民心为上，要能分辨出刁民和贫民而分别对等，曾国藩指出：“民宜爱而刁民不必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必敬……大抵与兵勇及百姓交际，只要此心真实爱之，即可见谅于下。余之所以颇得民心勇心者，此也。因此，真正爱护的是民心，而惩罚刁民那么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其三是爱人才重德行。以德行为科举取人之本可以使有德之人受到鼓励。曾国藩对德才关系做了较为全面、较为精辟论证，他明确指出：德与才是不能分开的，德靠才来发挥，才靠德来统帅。在用人时，如果没有圣人和君子，那么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有才而缺德的人是最危险的人物，比无才无德还要坏。这是因为人们往往只看到人的才，而忽视了德。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一件事：恩与施（3） 

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而曾国藩提倡的立德之术，就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要立国之术。

　　就是今天，不论对领导者，还是对非领导人员，都要求他们要具有优秀的品德。在一年一度的年终考核中，仍有关于品德操守方面的考核方式。

　　玩火者必自焚

　　做领导要得民心。如果你老以为自己聪明无比，伤天害理的事你也能做出来，到头来受“伤”的还是你。

　　东汉时期的王莽原是一个平民，他怎么能当上皇帝？原来，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生母，称王太后。但由于王莽的父亲王曼没有得到爵位，所以王莽只能处于平民子弟的地位，根本无法与其做了大将军和封了侯的叔、伯们的儿子相提并论。为了出人头地，他发愤读书，广交社会文人、名流，以增长进入官场的学识；对朝内一切掌权的文武大臣，也都千方百计地设法接近，阿谀奉承，以取得好感；特别是做了大将军的伯父王凤，他更是小心恭谨，经常不离左右。正因为如此，王凤临死前，就让他做了黄门郎，代表皇帝上传下达。他的姑母元后又让成帝封其亡父为新都哀侯，由王莽袭位新都侯；接着，王莽又被提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从此，王莽开始发迹。

　　王莽虽一步登天，但表面不仅毫无骄矜之色，而且伪装得更加“谦虚”和“礼让”。有一次，他的儿子杀了一个奴婢，他让其自杀偿命，用儿子的性命换取了赞誉；为了拉拢支持者，他大事封赏汉宗室和功臣后裔，扩充太学，增加博士人数，网罗大批士人；为了沽名钓誉，王莽还在元始二年（公元2年）上书，表示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赈济受灾贫民，借以骗取下层群众对他的好感。遇到灾年，他还令减免灾区的赋税。这些，都使王莽猎获了巨大的政治资本。百姓们称颂他仁慈、清廉，文武百官和皇帝贵族赞扬他宽宏、大度。

　　王莽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委曲求全，认为准备工作做的差不多了，便借大臣们为汉平帝上寿之机，亲自献上了一杯下了毒药的椒酒，汉平帝喝了就病倒了。王莽就效法周公，把一篇祷告文藏在前殿的箱子里，加上封条，表示暗暗地祷告上天让他替死。过了两天，汉平帝便死了。为了不露其篡权夺位的野心，在平帝死后，他先立了一个两岁的小皇帝作为过渡。接着王莽又设置圈套，指使一些大臣宣称：武功县令在挖井的时候，发现了一块白玉，上面刻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字样，并让人马上去报告太后。王太后虽然不信，但还是被迫下诏让王莽像以前周公一样代行天子监朝，并根据群臣的要求，称王莽为“假皇帝”。随后，王莽又采用符命的手段，指使投靠在他门下的那些追名逐利之徒大造舆论，声称发现了王莽是真命天子的图和书，还说在高帝庙发现了汉高祖刘邦要把帝位传给王莽的铜箱等。一切准备就绪，王莽于初始元年，撕下了伪装的面目，自己黄袍加身，废去小皇帝刘婴，由“假皇帝”变成了真皇帝，建国号为“新”。

　　王莽篡汉位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当时东汉王朝的腐朽无能已经使几乎一切阶级对它丧失了信心，而王莽在篡汉过程中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恰恰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护。他宣布把古文经立为官学，大量增加博士弟子名额，广建辟雍、学舍，为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多的做官机会；他以爵位利禄收买拉拢汉朝宗室贵族，使其视自己为他们利益的代表；他数次献田献钱，救济贫苦农民；又逼使杀死奴婢的儿子自杀，在当时深受兼并之苦的劳动人民中产生了良好印象，从而把改变自己悲惨处境的希望寄托在王莽身上。更由于王莽虚伪奸诈，特别善于运用两面派的权术，把蓄谋已久的篡弑活动伪饰得几乎不露形迹，从而水到渠成地实现了自己的野心。

　　王莽做皇帝后，便搬出《周礼》为根据进行托古改制，企图摆脱政治危机。公元9年，王莽颁布了王田奴婢政策：“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即将土地的所有权归为国有，禁止买卖；并且还规定：男丁不满八人，而所占土地超过九百亩的要退出超额部分，分给同族、邻里、乡党；无田农民按一夫一妇百亩受田。这个政策表明王莽对当时社会矛盾的清醒认识。但由于其基点是变地主土地私有制为封建土地国有制，违背了客观规律，政策本身又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因此失败是必然的。它是向大土地所有者妥协的产物，它允许了丁男一人可以保有九百亩土地，使分家析产成为大土地所有者大量保留土地的办法。但由于它毕竟有九百亩的限额规定，当然也就使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从而引起他们激烈反抗。更重要的是，它无法满足无地少地农民的愿望，因为即使将全国土地按民户均分，每户亦仅得六十多亩，考虑到地主多占土地和宽乡、狭乡等情况，实际能分到无地或少地农民名下的土地实在是寥寥无几，王莽的这些政策显然是一纸空文。王莽还禁止买卖土地、奴婢，不过是企图冻结现状，缓和一下危机，于事无补。王莽在这个政策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只得于建国十年下诏废止。

　　公元十年，王莽还制定“五均赊贷”和“六莞（管）”之法。当时在都城长安的东市、西市设立“市令”；又在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个大城市设立“五均司市师”；各郡县则设“司市”，这些机构负责管理市场、调节物价，向贫民贷款和征收税款，这便是“五均赊贷”。“六筅”指的是官卖盐、酒、铁；官府统一铸钱；收取山泽产物的生产税；加上“五均赊贷”，一共六项政府控制的经济事业。这些政策，表面是要运用权力。控制市场活动，平稳物价，限制大工商主的过分盘剥，但因为执行政策的官员大都是原来的大工商主，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与郡县官吏狼狈为奸，把这一政策变成了巧取豪夺的工具。由于它给王莽搜刮了大量的财富，尽管遇到了强烈的反对，王莽还是坚持执行下去，直到垮台的前一年才宣布废除。

　　从公元7年到公元23年，王莽四次下诏改革币制，五次下诏重申币制改革的命令和禁止民间私铸货币的严酷刑罚。每次改革，都是以小易大，以轻易重，运用政治权力加强对人民的掠夺。如第一次币制改革时，以新铸的重十二铢的大钱兑换五十枚五铢钱，就是相差二十多倍的不等价交换。又加上改革频繁、手续烦琐、币材太滥、品类复杂，币制改革引起了社会生活的极度混乱。

　　公元12年，他还进行了定爵位、改官制以及其他制礼作乐的改制活动。这类措施，有的毫无用处，有的却是有百弊而无一利。

　　在民族政策方面，王莽表现了大汉族主义的狂妄自大理想。公元9年，他派王奇等十二人，分赴匈奴、西域和周边其他少数民族，更换汉朝授予这些少数民族首领的印信，将其“王”的称号一律改为“侯”，这些带有侮辱性的政策，打破了汉以来与少数民族的友好关系，制造了连年不断的边陲战争。他还两次招募军队，攻打匈奴，下诏以天下吏民财产的三十分之一作为军赋，对全国人民进行了一场空前的大劫掠。

　　由于王莽改制不得人心，致使其上演的丑剧还未达到高潮，便触发了席卷全国的赤眉、绿林起义。公元23年，长安市民响应起义军，攻入宫中杀死了王莽。不久，王莽的头被传之宛市，并悬于该市城门之上，又被四乡百姓取下踢来踢去，还有人把王莽那善于骗人的舌头切下来生吃了。　　纵观王莽的一生，其发愤图强、“勤身博学”的精神是可取的，但他虚伪奸诈，为了窃权不择手段则不足取。他的改制虽不乏缓和社会矛盾的主观动机，但因为它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遭到了失败，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了农民起义的爆发。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一件事：恩与施（4）

厚道方可赢得人心

　　人处患难之中，应能保持安贫乐道的精神；在高兴顺利的时候，应能保持冷静的心境，不能忘乎所以。这样，才能成为有作为的人。

　　荆轲，卫国人。他喜欢读书和研究击剑的技术。国人对他很尊敬，称他为庆卿，他以后又北往燕国，燕国尊称他为荆卿。荆轲到燕，喜欢与以宰狗为业的人及擅长击筑的高渐离来往。

　　荆轲好喝酒，每天与他们在市场酒店中相会，当喝到半醉的时候，高渐离击筑，荆轲高歌相和，以为娱乐。饮酒高歌之后，往往彼此又相对而哭，虽在闹市之中却好像入无人之境。

　　荆轲虽然跟那些酒徒混在一起，但他的行动却稳重沉着，而且和以前一样喜欢读书。他到各诸侯国游历，所结交的都是当地豪杰和知名之士。他到燕国以后，燕国的田光先生知道荆轲不是寻常的庸俗之辈，对他很客气。田光先生学问渊博、品行端正，他隐居在民间不愿做官，但在社会上有一定名气。

　　燕太子丹从前在赵国作人质，秦王政出生在赵国。那时，他们年纪都很小，经常在一起玩耍，交情很好。政回秦即位为王，太子丹又到秦作人质，秦王政不念旧交，对太子丹很没礼貌。太子丹怀恨在心逃回燕国，寻求对秦王进行报复的方法。

　　过了一段时间，秦国有个将军叫樊於期，他得罪了秦王，逃亡到燕国来，其家族被杀。秦王以悬赏千金、食邑万户取他的人头，太子丹留他住下来。

　　后来，太子丹在老师鞠武的引见下，向田光先生请教，说：“燕、秦势不两立，希望你能给我一些指示。”田光把荆轲推荐给太子丹，后怕太子丹怀疑他走漏消息遂自刎而死。

　　太子丹把荆轲当做上卿看待，荆轲希望他以樊於期的头和燕国最肥沃的地方督亢作信物，奉献秦王，以获得秦王的接见。

　　太子丹不忍心杀樊於期，于是荆轲就瞒着太子丹见到樊於期，说他要为樊本人和燕国报仇。樊於期于是自刎而死。

　　荆轲把樊於期的头和一个匕首放在一个匣子里，和另一位勇士秦舞阳一起赴秦。太子丹和一些了解情况的朋友知道荆轲此去难回，都像送丧那样给他送行。荆轲边走边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送行的人痛哭起来。荆轲上路，始终头也不回。

　　荆轲到了秦国，用重金贿赂秦王最宠信的官员。他在秦王面前说：“燕王愿献出整个国家做您的臣下。现派人把樊於期的头和地图献上，希望给予接见。”秦王设隆重的仪式，接见燕国使臣。荆轲捧着匣子上殿，秦舞阳因是头回见到这样的场面，吓得脸色惨白，两脚迈不开。荆轲非常镇定。秦王叫他把地图册呈上来。当秦王把地图展到尽头，发现匕首，荆轲立即用左手抓住秦王衣袖，右手持匕首向他刺去。秦王奋力脱身，由于不能立刻拔出宝剑，秦王围着柱子躲闪。秦王抽出宝剑，又迅速向荆轲刺去，荆轲左腿受重伤。于是他举起匕首向秦王掷去，但没击中。

　　荆轲靠着柱子破口大骂，后被武士砍死。荆轲刺秦王的故事鲜明地体现了荆轲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沉着、机智、果断、勇敢处事的光辉形象。

　　警防小人阴奉阳违

　　在我们生活的圈子里，你别看人人都那样踏踏实实，其中有好大一部分貌似忠诚憨厚，内心却复复杂杂，时时计算着阴谋，这就是我们常听说的“假阳行阴”术。

　　唐朝“安史之乱”中的安禄山，用了整整十年时间来施行“假阳行阴”的计策。安禄山的“假阳”就是故意装出痴直、笃忠的样子，赢得唐玄宗百般信任，对他毫不防备。公元743年，安禄山已任平卢节度史，入朝时玄宗常常接见他，并对他特别优遇。他竟乘机上奏说：“去年营州一带昆虫大嚼庄稼，臣即焚香祝天：‘我如果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否则请赶快把虫驱散。’下臣祝告完毕，当即有大批大批的鸟儿从北下来，昆虫无不毙命。这件事说明只要为臣的效忠，老天必然保佑。应该把它写到史书上去。”

　　多么荒唐可笑的话语，却让玄宗竟信以为真，并更加认为他憨直诚笃。安禄山是东北混血少数民族人，他常对玄宗说：“臣生长番戎，仰蒙皇恩，得极宠荣，自愧愚蠢，不足胜任，只有士为国家死，聊报皇恩。”玄宗甚喜。有一次正好皇太子在场，玄宗令与安禄山相见，安禄山故意不拜。殿前侍监喝问：“禄山见殿下何故不拜？”安禄山佯惊道：“殿下何称？”玄宗微笑说：“殿下即皇太子。”安禄山复道：“臣不识朝廷礼仪，皇太子又是什么官？”玄宗大笑说：“朕百年后，当将帝位托付，故叫太子。”安禄山这才装作刚刚醒悟似地说：“愚臣只知有陛下，不知有皇太子，罪该万死。”并向太子补拜。唐玄宗就是被安禄山的这种“朴诚”迷惑住的，以至酿出其叛乱的恶果。

　　公元747年的一天，玄宗设宴。安禄山自请为胡旋舞呈献。玄宗见其大腹便便竟能作舞，笑着问：“腹中有何东西，如此庞大？”安禄山随口答道：“只有赤心！”玄宗更高兴，命他与贵妃兄妹结为异姓兄弟。安禄山竟厚着脸皮请求做杨贵妃的儿子。从此安禄山出入宫禁如同皇帝家里人一般。杨贵妃与他打得火热，玄宗也更宠信他，竟把天下差不多四分之一的精兵交给了他掌管。

　　安禄山的叛乱阴谋许多人都有察觉，一再向玄宗提出。但唐玄宗被安禄山“假阳行阴”之计所迷惑，将所有奏章看做是对安禄山的妒嫉，对安禄山不仅不防，反而予以同情和怜惜，不断施以恩宠，让他由平卢节度使再兼范阳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及闲厩、群牧等节度使。

　　安禄山见“假阳行阴”之计得手，唐玄宗对他已只有宠信毫不设防，便紧接着采取“乘疏击懈”的办法，搞突然袭击。他的战略部署是倾全力取道河北，直扑东西两京（即长安和洛阳）。

　　这样，安禄山虽然只有十余万兵力，不及唐朝四分之一，但唐朝的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对安禄山毫不防备，广大内地包括两京只有八万人，河南河北更是兵稀将寡。且承平已久，武备废弛，面对安禄山一路进兵，步骑精锐沿太行山东侧的河北平原直逼两京，自然是惊慌失措，毫无抵抗能力。因而，安禄山从北京起程到袭占洛阳只花了三十三天时间。　　唐朝毕竟比安禄山实力雄厚，惊恐之余的仓猝应变，也在潼关阻挡了叛军锋锐，又在河北一举切断了叛军与大本营的联系。然而无比宠幸的大臣竟突然反叛，唐玄宗既被“假阳行阴”之计所震怒，又被“乘疏击懈”之计的高速度刺伤自尊心，变得十分急躁。而孙子曰：“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安禄山的计谋已足使唐玄宗失去了指挥战争所必需的客观冷静，又怒又急之中，忘记唐朝所需要的就是稳住阵脚，赢得时间以调精兵一举聚歼叛军之要义，草率地斩杀防守得当的封常青、高仙芝，并强令哥舒翰放弃潼关天险出击叛军，哪有不全军覆灭、一溃千里的呢？安军占领潼关后曾止军十日，进入长安后也不组织追击，使唐玄宗安然脱逃，也可见安禄山目光短浅，他只想巩固所占领的两京并接通河北老巢，消化所掠得的财富，好好享受大燕皇帝的滋味，并无彻底捣碎唐朝政权的雄图大略。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目光短浅的无赖之徒，竟然把大唐皇帝打得溃退千里，足见“假阳行阴，乘疏击懈”计谋的效力了。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一件事：恩与施（5）

因此，如果你居高位而不察觉安禄山的“假阳行阴”之小人，那不只是毁了你。俗话说“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应该谨防你左右的，尤其是那些卑躬屈膝的职员。

　　做领导应注意三个“雷区”

　　行有行法，事有事规，领导工作绝不是像在平坦的大路上高速飞奔那样容易的事。在领导工作的区域里，也有着那些绝对不可涉及的“雷区”，这些“雷区”一旦涉入，就容易产生人仰马翻、一败涂地的严重后果。这里我们要介绍的就是领导思想工作的三个“雷区”：十戒、十忌和十不。

　　一、十戒

　　这“十戒”表现在是领导在思想工作的十种不正确方法。

　　一戒隔靴搔痒。思想工作要克服盲目性，要有针对性地解决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所关心的问题，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二戒两相脱节。思想工作与各项业务不能脱节，与职工的实际工作、生活，实际愿望、需求不能脱节。思想工作要紧紧为本单位的实际任务服务；三戒闭目塞听。思想工作要增强公开性、透明度，必须克服决定问题少数人说了算的做法和工作上的神秘化，否则就为个别领导者以权谋私开了“后门”；四戒漠然置之。领导者应把精力放在理解人、关心人、尊重人、爱护人上，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为他们排难解忧，在工作上给他们热情激励，使他们振奋起来；五戒单向灌输。要摒除那种居高临下、耳提面命、我命你从、我打你通的封建家长式领导作用。应提倡双向交流，双向疏导，民主对话，这才能提高思想工作的效果；六戒迁就迎合。领导者对各种错误行为不能一味迁就而任其自流，应当理直气壮地进行批评教育，同受教育者一起分清荣耻善恶，引导犯错者迅速纠正；七戒拔苗助长。思想工作不能图省事，不能违背人们的心理发展规律，不要求全责备，要循循善诱。要选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捕捉瞬间的“闪光点”，引导人们提高认识，发自内心地不断进取；八戒己邪正人。“己不正能正人？理不公安能服人？”领导者要做出表率，榜样是无声的命令，具有巨大的推动力量；九戒封官许愿。在遇到调资、晋级、评定职称、奖励、分房、提拔等问题时，领导者不能轻易许愿，如果兑现不了，就可能由许愿时的高兴转化为抱怨；十戒“放马后炮”。领导者要有预见性，注意把人们的思想问题解决在萌芽之中。

　　二、十忌

　　这“十忌”反映的是领导在思想工作中的十种有害的态度。

　　一忌浮夸，把土堆说成大山，把小溪说成长江，乍看似有“气魄”，实则信口吹牛；二忌轻率，喜欢轻易许诺，满口应承，貌似慷慨，徒自轻浮；三忌粗鲁，言语粗俗，缺乏修养，与社会文明格格不入；四忌庸俗，开口只会议论吃穿玩乐，目光短浅，内心空虚；五忌流气，油腔滑调，打情骂俏，满口脏话，品行低下；六忌累赘，颠来倒去，嗦嗦，言不及义，听而生厌；七忌牵强，生拉硬扯，牵强附会，胡搅蛮缠，爱搞诡辩；八忌露锋，锋芒毕露，危言耸听，咄咄逼人，不留余地；九忌诽谤，说长道短，无中生有，逢甲说乙，搬弄是非；十忌虚伪，虚情假意，言不由衷，信口许愿，失却信任。

　　三、十不

　　这“十不”反映的是领导在思想工作中的十种粗暴的方式。

　　一不炫耀自己；二不依仗权力；三不喋喋指责；四不训斥已认错者；五不揭人疮疤；六不讽刺挖苦；七不伤人自尊心；八不说“七话”（假话、大话、空话、套话、粗话、废话、脏话）；九不盛气凌人；十不苛求别人。

　　大家都知道，在篮球比赛中，如果篮球超越了边线，裁判即会判令犯规。做领导，也应该有相关的规矩来制约，上述的“十戒”、“十忌”、“十不”也应列入领导应遵守的“规矩”之中。所以，领导做思想工作时，务必要遵守并去执行它。

　　做领导一定要有雅量

　　人是感情动物，人的一切行为动力都受感情支配。而获取人们感情的惟一方法，就在于你表示了解他，在于你尊重他、同情他、帮助他、爱护他等等。

　　你如果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使人们认为你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导，还不如降低自己的身份，放下自己的架子，使他们认为你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人，是他们的真诚朋友，而实际上你是他们的领导。这样你的身份和地位无形之中就得到了抬高。这样，人们不仅会心悦诚服地拥护你、爱戴你，甚至于心甘情愿地为你赴汤蹈火，为你效忠效力，心甘情愿献上自己的生命。但是，你作为一个领导，如果惟我独尊，狂妄自大，就永远难以赢得人们真诚的拥护与爱戴。

　　作为领导者，就是要能恰当地抑制自己，显扬他人。显扬他人实际上就是抬高自己。缺乏自信固然足以毁灭自己的事业，而惟我独尊、狂妄自大、放纵无礼，同样足以毁掉自己的事业。所以说，要领导下属，必须用言辞对下属表示谦下；要想领导下属，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他们后面。这样，虽然地位处在下属之上，而下属并不感到沉重；处在下属的前面，而下属并不感到难堪。

　　一个人有了无可无不可的胸怀，就能看到他的容人气量。虽然能容人，心中也应该有个主宰，有个见解，有个辨别，这就是从容量发掘为对人的雅量。

　　《唐史》记载：“狄仁杰能做宰相，实际是娄师德推荐的，而狄仁杰却不知道，他认为娄师德不过是一赳赳武夫而已，数次把他排挤在外。太后武则天觉察到了，曾经对狄仁杰说：‘娄师德了解人吗？’狄仁杰回答：‘我虽与他同为大臣，却没有听说他了解人。’武则天说：‘朕起用你，就是娄师德推荐的。也可以说他了解人啊。’狄仁杰出来后，感叹地说：‘娄化的盛德，我被他包容得很久了，我却没有觉察到。’”

　　娄师德对人宽厚谨慎，触犯了他也不计较。他弟弟去做徐州刺史，准备起程，娄师德对他说：“我位及宰相，现在你又去做徐州的刺史，我认为荣宠太深了，恐怕要遭人嫉妒，你准备怎样自勉呢？”他弟弟跪着说：“从现在起，如果有人吐口水到我脸上，我把它擦掉，哥哥大概不会忧虑吧。”娄师德满面不高兴并严肃地说：“这就是我所担忧的地方，他人吐口水到你面上，他是愤怒你，你擦去它，就违逆了他的意思，所以他更加恼怒你，口水不要擦去，让它自干。”他弟弟当时笑着接受了。从他人的口水吐到脸上让它自干，可见娄师德的容人度量。

　　武则天对狄仁杰说：“你在汝南，很有善政，你想知道诬陷你的人的名字吗？”狄仁杰说：“您认为我有过错，请指出来我好改正它。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过错，这是我的不幸，我不愿意知道诬陷我的人的名字。”武则天很是赞赏他。这种不愿知道诬陷自己人的名字的做法，就是对人的雅量。　　李世民曾经说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为了自己，为了企业的发展，我们应该向历史中的狄仁杰一样的人物学习，使自己变为一个有雅量的人。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一件事：恩与施（6）

慎独乃做领导的第一大要

　　慎独，本为儒家的一种道德修养方法。它原指在闲居独处无人监督之时，更须谨慎从事，自觉遵守各种道德准则。那么，作为领导，慎独是什么呢？就是要做到谨慎。先人把谨慎当成是为官的最大原则。

　　有人认为，作为领导最忌讳不知忧患将至，只有真正的领导者才有可能像长江上航行的水手一样，看见三峡惊涛骇浪就知道湍急的江水能够使大船颠覆，而冒险行船的人就难有生还的希望。

　　当领导的怎样做到谨慎呢？禁止冒险妄为是躲避的方法，只有积德行善才可能使企业有所发展。

　　从前楚国有一个靠养猕猴谋生之人，楚国人称他“狙公”。他的生存方式就是每天早晨在院里向众猕猴布置任务，并派老猕猴率领它们到山中，采摘草木果实，并要它们献出十分之一的收获供养自己，有的猕猴不给，他就用鞭子抽打。群猴都害怕吃他的苦头，不敢违抗。

　　一天，有只小猕猴对众猴说：“山上的果实是狙公栽培的吗？”众猴说：“不是，是天然生长的。”小猴又问：“没有狙公我们就不能摘取吗？”众猴说：“不是的，谁都能够摘取。”小猴说：“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给与他，还要替他出力呢？”话未说完，众猴都省悟了。那天晚上它们一起守候狙公入睡后，就冲破栅栏，毁坏笼子，取出那些积存的果实，一起投奔到森林中去，再不返回了。狙公最后终于因饥饿而死。由此指出，现在为官不谨慎的人没有去想如何给百姓而只是想到如何去管制百姓并盘剥他们，这样的人最终会得到像狙公那样的下场。

　　从历史上看，秦朝的灭亡为暴政所致，隋炀帝的覆灭乃昏庸无道所致，像赵高、秦桧之流的贪官污吏最后都不得善终，他们不正像狙公那样吗？慎独乃做领导应具有的基本素质。

　　没有规矩不能成其方圆

　　自古以来，凡有大成者，都特别讲究规矩，就拿清朝大臣曾国藩来说吧，他就是个极为讲究规矩之人。

　　曾国藩指出，军中以规矩为治兵的根本，而规矩不可更改更是曾国藩治军成功的关键。为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曾国藩为军队制定了许多规矩，这些规矩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孔孟“仁”、“礼”思想贯穿于士兵的头脑之中，把封建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融合在一块，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友朋等亲谊关系强化调剂上下尊卑之间的关系，使士兵或下级易于尊敬官长、服从官长、维护官长，为官长出生入死、卖命捐躯，在所不惜。

　　规矩包括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曰营规，二曰家规。”营规就是“点名、演操、巡更、放哨”；家规就是“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这些规矩要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而忠君事长则是其核心。“第一教之以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长，这样规矩所在既使统帅不在，官兵也知道如何作战行事。”

　　《孟子》这部书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晋国的大臣赵简子有一次让他手下一位很有名气的驾轩能手王良给他自己最宠信的家童驾车去打猎。王良完全按照过去的规矩去赶车，结果整整一天这位家童连一只禽兽也没打到。于是这位家童回来就向赵简子报告说：“谁说王良是最优秀的驭手呢？照今天的情况看，他实在是一个顶蹩脚的车夫。”

　　后来有人把这话偷偷地告诉了王良，王良便去找这位家童，说是希望再为他驾一次车。这位家童开始不肯，经王良再三请求，最后才勉强答应。谁想结果这一次与上次大不相同，仅仅一个早晨就打到了好多猎物，家童很高兴，赶紧跑去又向赵简子汇报，说是：“这回我明白了，王良确实是天下最好的车把式。”

　　后来赵简子又让王良替这个家童赶车，王良却拒绝了，他对赵简子说：“我替他按规矩驾驶车辆，这个人却射不到猎物，我不按规矩办，他却能打到禽兽，这说明他是个破坏规矩的小人，我不习惯给这样的人赶车，请允许我辞去这个差事。”

　　其实王良是一个好驭手。他既能按规矩赶车，也能不按规矩赶车，但按照规矩驾车符合国家制度的大局利益，所以王良守规矩而不计小利，是值得提倡的。曾国藩的规矩就是要将士兵训练成合格的王良，驾驭着湘军这驾马车，沿着他所指引的道路前进。这才是曾国藩定规矩的目的所在，也是曾国藩治军的高明所在。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二件事：忍与挺（1）

做领导要能忍能挺，方显领导本色。君子要屈而有度，不要英雄气短、不要沽名钓誉，以免小不忍而乱大谋。因此，做领导只有能屈能伸才能堪称楷模。

　　忍挺兼顾方显英雄本色

　　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一味地“忍”或一味地“挺”，都不够全面，只有做到忍与挺兼顾，方可称得英雄之举。雍正在这方面做得就很不错。

　　雍正七年九月，雍正下令将论述曾静造反的案子的所有文件编在一起，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书中，雍正帝接受曾静这个反贼的挑战，将曾静所写的无法无天的观点，逐条摘出，加以批驳。书中收入上谕十道，曾静口供四十七条及其认罪书等。曾静在认罪口供里说，雍正至孝纯仁，受位于康熙，兼得传子、传贤二意，又说雍正朝乾夕惕，惩贪婪，减浮粮，勤政爱民，是个好皇帝。所以《大义觉迷录》一书实际又成了为雍正嗣位及初政作宣传的书。

　　雍正将该书颁发到全国各府州县学，让读书士子观览知悉。如果有不知道该书的，发现后，就拿该省学政、该州县教官从重治罪。

　　这是前无古人的集子！这也是我们今天获悉当年诸多历史内情的重要参考书。

　　如此编书发行已是一奇，古来罕见。而最奇的是在处置曾静、张熙两犯的问题上。

　　当时，满朝文武大臣都认为，不仅曾静本人要凌迟处死，而且应诛连全族。雍正帝则力排众议，别出心裁。他不顾群臣的反对，不但没有杀曾静、张熙，反而在十月将他们免罪释放，还宣布将来子孙也不得因为他们诋毁过皇帝而诛杀他们。

　　处理的原因据说一是岳钟琪为明了投书真相，曾同张熙盟过誓，不能让这个国家重臣违誓失信，所以应宽免曾张二人；二是雍正认为：曾静“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要不是曾静自行投首于岳钟琪，“使造书造谤之奸人一一呈露”，他皇帝“何由而知之？何从而究之？又何自而剖析开示，使天下臣民共晓之”？“即此曾静不为无功，即此可以宽其诛矣”。

　　雍正的意思是，正因为这曾、张两人投书，才获知造作谣言之人为阿其那、塞思黑的太监，追出元凶，通报百姓。这样看，曾、张二人不但无过，还有功劳！

　　于是，雍正还让这对造惯例应当砍头的师徒做“反面教员”，前往江浙、陕西等地，随时现身说法，以宣传《大义觉迷录》一书和雍正皇帝的英明仁慈。

　　雍正的这一判决结果，真让满朝文武为之惊讶。

　　以帝王之尊同一介谋反书生大辩论，一年后又将涉及皇室丑闻的材料集结成书公布全国，不久又将服输的叛逆者释放，雍正对曾静案的处理，是历史上不曾有过先例的奇事。

　　雍正历来有最残暴、最专制的恶谥。可是他的这番举动却展示了出人意料的开明风范，为什么雍正能这样做、敢这样做？

　　固然有很多外界的情势，使得雍正萌此创意。但另一方面，也可以从雍正的特殊的个性世界中，分析出其部分动机。

　　在他的内心，不但有一位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的君主，还有一位拥有坚强意志的哲学家！

　　所以，他不仅要从世俗的角度去压倒对立面，使他们在行动上不得翻身，更要在思想上、境界上站到比反对者更高的层面，使他们在灵魂深处心悦诚服、甘拜下风，从此不萌异心。

　　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体味到成功的喜悦。

　　所以说，雍正绝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好胜领袖。他的铁腕不是源于天性的粗暴或后天的自卑，他不但有悍的关外旗人的血液和即位前丰富的人事政治斗争阅历，更是在儒释道佛三教合一的精神中浸润成长起来的教养阶层，其所处地位，又使他无论在实际政治上，还是在思想领域，都具有比一般帝王更加深刻的自信。

　　这是源于一种极端的“予智自雄”的自信：如果能从精神上征服这些异议分子，甚至不屑于从肉体上将其消灭。

　　雍正自信其精湛的学术修养、擅长观测人性幽微之处的奇禀智慧；自信治理国家的天才，以及承继皇位的“合于天心”，只有这样，他才敢掀起这场旷古未有的违反常规的辩论，并亲自担当编写人与发行人的角色。

　　君子要屈而有度

　　一个领导人物的谋略与智慧，应出色地表现为屈而有度，不卑不亢。也就是说：清廉纯洁而有容忍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能当机立断，精明而又不失于苛求，性情刚直而又不矫枉过正。

　　人事之中，行动取舍都不可失度，失度则会乱套，就要坏事，就会受到挫折。饮食无度，就会伤身；荒淫无度，就会误国；贪婪无度，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玩笑无度，就会伤感情，有时甚至在无意中与人结怨；屈而无度，就会毁败事业，达不到要求。“忍得一时之忿，终身无烦恼”只能从个人的道德修养而言，对于从事大事业、大计划、大谋略的领导者来说，则是一不足取的短处。

　　一天，孙中山在胡汉民的办公室发现了一大堆由他签发，可是被胡汉民束之高阁的手令。他勃然大怒，忍不住拍桌子高声大叫：“展堂！展堂！”

　　胡汉民匆匆进来，望着孙中山，像是不懂他为什么大发脾气似的。

　　孙中山脸色苍白，喊道：“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先生究竟说什么事情？”

　　孙中山一下子把胡汉民的公事箱翻了个底朝天，从里面倒出一堆尘封的文件。他的双眉紧锁，气势汹汹，预示着一场风暴的来临。“你还问我什么事？你看你自己做了什么事！”孙中山大声斥骂。

　　胡汉民凝然不动，微侧着脸，注意地听着孙中山的训斥，最后他问：“先生还有其他的话要说吗？”

　　孙中山板着脸：“没有了！”

　　胡汉民“呼”的一声窜到桌旁，抓起那些文件，一份一份递到孙中山的鼻子下面，并口若悬河地进行自辩：“这份手令事关升黜任免，处置不当，于理不应颁发；那份手令是关于调兵遣将的，不合机宜，发下去势将贻误戎机；而这几份又是关于拨款过多或过少，自待另行斟酌。”“即使在专制时代，”胡汉民语气尖刻地说，“也有大臣封驳诏书，请皇帝收回成命的故事。例如唐太宗将以给事中郭承嘏为华州防御使，给事中卢载认为郭承嘏公正守道，屡次封驳，认为他不宜置之外郡，因而他也封还这道诏书，太宗欣然接受，立刻恢复郭承嘏的原职。先生可曾读过这段历史吗？”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二件事：忍与挺（2）

“读过。”

　　“当年先生亲拟中华革命党的党员誓词，其中有‘慎施命令’一条，先生还记得吗？”

　　“记得。”

　　胡汉民急急地说着，好像生怕失去了他所占据的上风，“调和鼎鼐，燮理阴阳，原是宰相分内的事。我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其实。请问先生，今日之事是不是我在行使我应有的职权，尽我应尽的责任？”

　　孙中山紧盯着对方，一声不吭。

　　“先生，我在请教你呢。”胡汉民咄咄逼人。

　　“说来说去，还是你对。我说不过你。”

　　这段史实一直被后人誉为表现了政治家的泱泱风度，其实它所显现出来的危机，令人不寒而栗。即使唐太宗的诏书，也只是被大臣封还，而不是石沉大海，更不是一大堆人事、财政、军事的诏书没有执行，而皇上竟然蒙在鼓里，毫不知情。胡汉民以宰相自居，孙中山也就默认了，这是君子屈而有度的最典型的例子。

　　“小不忍则乱大谋”，小事情面前不能忍让，便会败坏大事业。《论语·颜渊篇》中有这么一句话：“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俗语中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这种匹夫之勇，坏就坏在无“忍”字功夫。《水浒传》中的李逵，闯祸极多，就是因其性情暴躁、头脑简单，不能忍小辱。例如他在浔阳江被浪里白条张顺灌了一肚子水，就是由于一味逞凶无忍劲。是大丈夫、大英雄就能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孙中山先生一生阅读过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书籍，大概是将前人的“忍”字功夫，领略尽了其中的精髓吧！

　　小不忍则乱大谋

　　地位过高，权力过大，必定遭到外来力量的制约，“高树易悲风”说的也是此理。如何才能更好地保全和发展自己，小不忍则乱大谋是做领导应遵循的原则。

　　唐朝名臣郭子仪对此有独到之法，简简单单两个字“忍”和“慎”，就做了四朝红人。

　　鱼朝恩是皇帝身边的宦官，此人虽无才情，但会溜须拍马，所以为皇帝宠幸。他对郭子仪的才干、权势十分妒忌，曾多次在皇帝面前打小报告，诽谤攻击郭子仪，都没有成功，愤怒之下，竟暗中指使人盗郭家的祖坟。

　　郭子仪知道这是鱼朝恩的卑劣伎俩，当时他身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一举手、一投足，都关系着大唐帝国的兴亡，连皇帝都敬着他三分，要除掉一名鱼朝恩，真可谓不费吹灰之力。当他从前线返回朝廷时，满朝公卿都以为他必将有所行动，岂料郭子仪却对皇帝说：“我多年带兵，并不能完全禁止部下的残暴行为，士兵毁坏别人墓坟的事也很是不少，我家祖坟被掘，这是臣不忠不孝、获罪于上天的结果，并不是他人故意破坏。”

　　祖坟被挖，历来被视为奇耻大辱，而郭子仪却能隐忍下来，足见他的气度之大。也正因为他能曲能伸，能忍能让，他才能在那个奸佞横行、国君昏弱的时代，逢凶化吉，度过一次又一次政治险滩，享尽富贵，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安然辞世。

　　其实，以忍化凶之道，不仅良臣君子懂得，奸臣枭雄也不糊涂。

　　忍是大福，小忍有小福，大忍有大福，小不忍则乱大谋。

　　是英雄就不应该气短

　　感情用事，这是人之大戒，可是，紧急关头，又有几人能理智地对等突发事件呢？

　　据报载，青海省的吴玉霞一时气愤，把自己亲生的独生儿子打死，而后悔莫及。她说：“我一心想把孩子培养成才，由于采取了野蛮的教育方法，造成了一场悲剧，在世人面前，我感到万分羞愧、悔恨。”又说：“愿天下父母以我为戒，莫让分数迷住眼，莫用棍棒治孩子，成为残害儿童身心的罪人。”

　　吴玉霞打孩子的时候，失去理智，凭感情冲动，事后冷静下来，她说的话都是很理智的。对于吴玉霞本人来说，后悔已晚；但对于别人来说，这是深刻的教训，应该引以为戒。

　　杭州的骆和英把自己和八岁的独生儿子套在一条绳索上自杀。这也是一时激愤、失去理智而干出的蠢事。她如果冷静下来，恢复理智，也会悔恨交加的。

　　在农村，有的妇女为了两元钱，上吊自杀；有的为了一句刺心的话无法忍受而自杀；有的因为赌博输钱而寻短见，甚至为了一盒火柴而轻生。如此这般，都是因为一时想不开，失去理智。如果冷静下来，想一想上有高堂双亲，下有相亲相爱的丈夫，还有可爱的子女，如果想到自己轻生会对这些亲人造成多大的心理打击，造成多大的生活困难，如果能够这么理智地考虑一下，那就可能不会自杀。过了一阵子，许多问题就会逐渐想开了，也许还会过很舒坦、很幸福的日子。

　　女人无力寻短见，男儿有气敢拼命。人都有忍耐性，而忍耐又都有限度。所以，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女人寻短见，男人就要拼命。所谓“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为国、为民，拼命也值得，但许多青年人不是为天下国家大事，而是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拼命，得不偿失。在一个农贸市场上，甲向乙买了一只羊，经讨价还价以后，价钱说妥，然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卖羊者把牵羊的绳子解下来，自己收起来，然后给对方羊。买羊者无法牵羊，向卖者要绳。卖羊者要买绳钱。买者说刚才是羊带绳说的价钱，没说除绳的价钱。卖者说刚才没说带绳卖。买卖双方都有自己的理。相持不下，买者说不买了，要退钱；卖者不肯退。这么一来，先说理，接着骂街，最后竟打起来了，两败俱伤，各自回家治疗，都花了几十元，而所争的绳子只值一角钱。

　　还有一个青年工人丢了几十元钱，怀疑同宿舍的另一个工人偷了。既不向那人询问，也没跟其他人谈起，只是一个劲地怀疑。怀疑终归是怀疑，没有确凿证据就无法确认是谁偷了。但是，这个工人性格内向，有话不说，硬憋在心里。本来，没有根据的怀疑会随着时间而淡化，而这个工人却相反，从怀疑走向怀恨，从怀恨走向解恨。最后，他磨好一把菜刀，当那工人上夜班白天在宿舍睡觉时，把他怀疑的那个工人杀害。人家问他为什么杀人，理由就是毫无根据的怀疑。酿成这种悲剧也是缺乏理智。如果他说出怀疑，跟人家吵一架，或者跟朋友一起分析一下自己的怀疑是否能够成立，也许这场悲剧就可以避免了。有朋友，经常跟朋友谈心，可以保持理智。朋友的这种作用，许多人不了解。一个人的想法很容易钻牛角尖，走进死胡同出不来。有朋友的忠言劝告，往往可以想开，解决思想疙瘩。当然，像《渴望》中的王亚茹那样，坚持认为女儿被罗刚抛弃，又听不进朋友的劝告，自己折磨自己好多年。王亚茹这种情况未必有，而没有知心朋友，或者听不进朋友的劝告，最后吃亏的人却是多的是。

　　反过来，朋友遇到突发事件，应该先让他冷静下来，帮他进行理智的分析，妥当处理。千万不可光讲义气，火上浇油，把朋友推上绝路，那是帮倒忙，甚至把自己也赔上去。

　　冷静，才会有理智；理智，才能合理应变。　　总之，遇事要沉着应变，头脑不要发热，凭一时冲动只能把事情办糟。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二件事：忍与挺（3）

做领导不可沽名钓誉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谁也不想默默无闻地活一辈子，所谓人各有志，就是这个意思。自古以来胸怀大志者多把求名、求官、求利当作终生奋斗的三大目标。三者能得其一，对一般人来说已经终生无憾；若能尽遂人愿，更是幸运之至。然而，从辩证法角度看，有取必有舍，有进必有退，就是说有一得必有一失，任何获取都需要付出代价。问题在于，付出的值不值得。为了公众事业、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了家庭的和睦，为了自我人格的完善，付出多少都值；否则，付出越多越可悲。我们所说的忍名让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提出的人生命题。在求取功名利禄的过程中，奉劝诸君，少一点儿贪欲，多一点儿忍劲，莫为名利遮住眼。

　　说起容易做起难，如何才能做到莫让名利遮望眼呢？首先就是要忍恶，求美誉。

　　客观地说，求名并非坏事。一个人有名誉感就有了进取的动力；有名誉感的人同时也有羞耻感，不想玷污自己的名声。但是，什么事都不能过于追求，只要过分追求，又不能一时获取，求名心太切，有时就容易产生邪念，走歪门。结果名誉没求来，反倒臭名远扬，遗臭万年。君子求善名，走善道，行善事。小人求虚名，弃君子之道，做小人勾当。古今中外，为求虚名不择手段，最终身败名裂的例子很多，确实发人深思；有的人已小有名气，还想名声大震，于是邪念膨胀，连原有的名气也遭人怀疑，更其可悲。

　　在中世纪的意大利，有一个叫塔尔达利亚的数学家，在国内的数学擂台赛上享有“不可战胜者”的盛誉，他经过自己的苦心钻研，找到了三次方程式的新解法。这时，有个叫卡尔丹诺的找到了他，声称自己有千万项发明，只有三次方程式对他是不解之谜，并为此而痛苦不堪。善良的塔尔达利亚被哄骗了，把自己的新发现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谁知几天后，卡尔丹诺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一篇论文，阐述了三次方程的新解法，将成果攫为己有。他的做法虽然在相当一个时期里欺瞒住了人们，但真相终究还是大白于天下了。现在，卡尔丹诺的名字在数学史上已经成了科学骗子的代名词。

　　宋之问、卡尔丹诺等也并非无能之辈，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都是很有建树的人。就宋之问来说，即使不夺刘希夷之诗，也已然名扬天下。糟的是，人心不足，欲无止境！俗话说，钱迷心窍，岂不知名也能迷住心窍。一旦被迷，就会使原来还有一些才华的“聪明人”变得糊里糊涂，使原来还很清高的文化人变得既不“清”也不“高”，做起连老百姓都不耻的肮脏事情，以致弄巧成拙，美名变成恶名。

　　其实，求名也算不上有过错，关键是要如何去求。如果你一味地追求名誉，那样，必然要走上沽名钓誉，欺世盗名之路，其结果是可悲的。

　　有时，既未沽，也未钓，更未盗，美名便戴到了自己的头顶，这又当如何呢？

　　唐朝诗人宋之问，有一外甥叫刘希夷，很有才华，是一年轻有为的诗人。一日，刘希夷写了一首诗，曰《代白头吟》，到宋之问家中请舅舅指点。当希夷诵到“古人无复洛阳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时，宋之问情不自禁连连称好，忙问此诗可曾给他人看过，刘希夷告诉他刚刚写完，还不曾与人看。宋之问遂道：“你这诗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二句，着实令人喜爱，若他人不曾看过，让与我吧。”希夷言道：“此二句乃我诗中之眼，若去之，全诗无味，万万不可。”晚上，宋之问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只是念这两句诗。心中暗想，此诗一面世，便是千古绝唱，名扬天下，一定要想法据为己有。于是起了歹意，命手下人将刘希夷活活害死。后来，宋之问获罪，先被流放到钦州，又被皇上勒令自杀，天下文人闻之无不称快！刘禹锡说：“宋之问该死，这是天之报应。”

　　生活上不应该沽名钓誉，工作上更不应该沽名钓誉。别人的功劳，你要去抢，那行吗？不劳而获是不可能的。所以，美名誉是自己干出来的。

　　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

　　春秋时期，江南的吴国和越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财物，展开了生死搏斗。吴王夫差的父亲阖闾，在和越王勾践的争战中受重伤而死。夫差守孝期满，亲率大军，兵临越国。越王勾践率军迎战，但是由于兵力悬殊，越军惨败，只剩下五千人退到会稽。在越国将要灭亡的时候，范蠡进言：“战争打到这个地步，惟一的办法就是送上丰厚礼物，谦恭哀求，讨得吴王的哀怜和同情，越国或许可以幸存。如果他不允许的话，君主只好委屈自己，去做吴王的奴仆，寻找时机，以图东山再起。”勾践依范蠡的话，言卑情切地向吴王请求活命，并且答应献出越国，越王和王妃供吴王驱使。夫差答应了越国讲和投降的条件。

　　公元前492年，勾践怀着极其伤感和屈辱的心情，带着自己的王妃，在范蠡的陪同下来到吴国作奴仆。勾践入见吴王时，跪拜叩首，感恩戴德的表情，从脸上清晰地表现出来，连吴王夫差也觉得于心不忍，便决定不给勾践太重的杂役干，只教他去宫中养马。

　　越王君臣在马圈里结屋居住，他和妻子、范蠡在宫中小心翼翼，既不敢发怒，也不敢多说话，只是用眼睛交流彼此之间的心意。夫差派人侦察他们的行动，只见他们穿的是破衣烂裙，吃的是粗糠野菜，勾践喂马，范蠡打草，王妃做饭洗衣，个个安分守己，一副心甘情愿，长相厮守，甘愿终生养马的样子。吴王夫差得到报告后，认为他们意志消磨殆尽，再无王者尊严可言，于是对他们放松了警戒。

　　夫差每次乘车出行，勾践都亲自给他备好马车，每到一地都当站马桩。吴国的老百姓都认为此人太没有志气，于是朝着他吐唾沫，弄的勾践满身都是唾液，而勾践毫不理会，只是静静地站着，好像惟恐自己一动，惊了王驾的马，自己吃罪不起的样子。连吴王看在眼里，心中都觉得十分不应该，于是命令人们禁止侮辱勾践。

　　最令吴王夫差心生怜悯的是：有一次，吴王生病，勾践叩见吴王，显出对吴王十分关心的样子，跪拜询问病情。恰在此时，吴王要到厕所去，勾践便请求饮溲尝便，判断一下病情。等尝过之后，高兴地对吴王说：“大王的病很快就会好了。”

　　一个人忍辱负重、甘受凌辱的事例，在历史上，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但忍辱到勾践这种程度：去主动尝人的粪便，想必古今中外，只有他勾践一人吧？

　　常人做不到的事，一个国王却不得不去做，为何？复国雪耻也！这样的屈辱，只有政治家才会承受。

　　就这样，冬去夏来，越王勾践整整服了三年苦役。与此同时，范蠡用重金收买了伯丕，并向吴王献上美女西施，吴王夫差终于赦免了勾践，放他回国。越王回国之后，一面仍给吴国纳贡，一面卧薪尝胆。他鼓励生产，养护军备，自己亲自下地种田。越国的人口于是猛增，生产迅速发展，军事力量逐渐强大起来了，在二十二年之后灭了吴国。吴王羞愧难言，自杀而亡，越王终于报了血仇。　　不难想像，越王受的耻辱是非常人所能忍受的，但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复国志向一直激励着他，使他忍受了各种屈辱，这就是大丈夫的能屈；回国之后，励精图治，卧薪尝胆，鼓励生产，养护军备，使国力大增，终于击败吴国，报仇复国，这就是政治家的能伸。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也！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三件事：棒与杀（1）

“胡萝卜加大棒”是旧时做领导使的惯招。那种既打又哄的伎俩曾使多少职员诚惶诚恐，而当今做领导的第三件事所使的“棒与杀”却是“当今领导”应遵循的十大原则。

　　“挺”“活”结合方可成大业

　　著名军事家孙武把战争环境分成许多种类，其中最险要的一种环境叫做“死地”。何谓死地？孙武解释说：“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无所往者，死地也。”意思是，前后受阻，背负险固，战斗还有生存的可能，不战则惟有死路一条，这就是军事上的死地。

　　曾国藩自从统率军队以来，就没有生还的打算，所以经历种种危难，都视死如归，凛然不屈。这种挺拔至诚，感染和影响了他的下属、士兵和兄弟。所以湘军阵亡的文武官兵，按在册所记载的，就多达一万多人。咸丰八年（1858年），三河镇战役中，他的胞弟曾国华随李续宾征战，使用单骑冲击敌阵的方法，不幸陷阵而死。

　　曾国藩取得战争胜利的功绩，数不胜数。在取胜无望的时候，他孤注一掷，拼命力争；在危难紧急的关头，他坚定不移，百折不回，这都是由于他“挺”的精神和学识，不因生死安危而改变自己的初衷。

　　在做人和做官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曾国藩抱定不改初衷的“挺”字精神，将其作为创业的基本原则，赢得了忠臣的美誉。然而，这并不是说曾国藩对任何事情都要不作任何变通的墨守陈规，在许多具体的战术和策略上，曾国藩则表现出充分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保证了处世的圆满和全面，从另一个角度又保证了他能够坚持挺下去。

　　这种“挺”与“活”的结合，并不违背曾国藩所奉行的儒家道德和处世法则。曾国藩指出，为了坚守大事大非，有时不拘泥于过去的言行，这是连孔子也赞成的做法。

　　孔子住在陈国的时候，有一次离城外出。他经过蒲国时，正好公叔氏在蒲国谋反。蒲国的人就扣留住孔子，对他说：“如果您不去卫国，我们就让您走。”孔子就和他立盟。但孔子出了蒲国东门以后，就立刻去了卫国。子贡说：“这样做不是违背了盟约吗？”孔子说：“这种被迫立的盟约，鬼神是不会理会的。”

　　因此，为人应该讲信用，但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如果为了一个不当的誓言限制自己今后的进取，是愚蠢透顶的。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将“挺”字与“活”字结合起来运用，是因为他对儒家思想的精微体会到了至深至透的缘故。

　　做领导立威的九大原则

　　凡事都要有规矩，有统一的标准，这是不乱纲纪，不偏离目标的重要方法。一但有了法，则可以直言管理，严格要求，保证各层次的人才都按照一致的步伐前进。当然，我们也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执法必严。有些人认为立法要严，执法要宽松，法无情，人有情。这个道理听起来很对，但实际上是以情代法或者说是以情废法。所以，应该改为立法适情，执法无情，以避免任何人以身试法。此处所说之法，就讲的是管人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一、管人以威

　　要使领导者的威信建立在人才的心中，这样即使用才时，把他指使到很远的地方去，他也不会违背或背叛领导者的旨意。这种威信绝非威严、严厉所能奏效，它靠的是领导者平日行动中的凛然正气所感染，靠的是领导者经常对属下的爱护之心所熏陶。孟子曰：“君子以仁有心，以礼存心。”意即君子是用仁爱和礼仪来铸造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这样才能使人才不违背。

　　二、以暴制暴

　　与小人相比较，悍将不但无德，而且粗鲁、莽撞，因此，要想利用悍将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悍将的优点是勇敢、不惜力，冲锋陷阵的时候，还真少不了他。所以，悍将就像烈马，要想使用他，先要收服他。

　　什么人能收服悍将呢？有两种人：一种是比悍将更强悍的人；另一种是有威严，能震慑住悍将的人。

　　清代时陈国瑞，此人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的手下大将。他从未读过书，更不知道什么德不德，只要开口就说脏话，只要想干的事，任天塌下来也要办成。

　　当年他十五岁时，在家乡湖北应城投了太平军，后来又投降清军，几经辗转被收在僧格林沁部下。据说他异常骁勇，打仗时，炮弹击碎了他手中的酒杯，他不但不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高叫“向我开炮”，使手下都很敬畏他。

　　要说他是粗鲁莽撞之人，僧王比他有过之无不及。传说僧王是个暴虐、狂躁、喜怒无常之人，听手下汇报战况也要到处走动，赞赏时不是割一大块肉塞进对方嘴里，就是端一大碗酒强迫别人喝下去。发怒时则用鞭子抽打或冲过去拧脸扯辫子，搞得很多人都难以接受，但这陈国瑞不怕这僧王。而是打心眼里佩服僧格林沁。在他的指挥下屡打胜仗，这足以说明以暴制暴———恶管术的效果。

　　三、以严制狂

　　聪明的领导人，对于狂妄的下属能够采用威严的管理方法，加以制服，他们采用的就是以严制狂———威管术。

　　清代僧王死后，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与猛将陈国瑞打上了交道。当处理陈国瑞与刘铭任所统率的两军械斗事宜时，曾国藩感到只有让他真心地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地使用他。于是，曾国藩拿定主意，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和别人的评价，当陈国瑞灰心丧气，准备打退堂鼓时，曾国藩话锋一转，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告诉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将才，切不可以莽撞自毁前程。使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坐到他面前，像与儿子谈话那样谆谆教导他，给他订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三条规矩，一番话说得陈国瑞口服心服，无言可辩，只得惟惟退出。

　　但是，陈国瑞的莽性难改，所以一回营就照样不理睬曾国藩所下命令。看到软的作用不大，曾国藩马上请到圣旨，撤去陈国瑞帮办军务之职，褪去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他再不听令就要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了。陈国瑞一想到那无酒无肉、无权无势的生活，立即表示听曾大人的话，率领部队开往指定地点。

　　就这样，曾国藩以软硬兼施的办法，剃了陈国瑞这个刺头。

　　四、管人不能徇私枉法

　　春秋时，公孙仪任鲁国的宰相，他很喜欢吃鱼，国内的人都争买鱼献给他，公孙仪一概不接受。他弟弟问他：“你既喜欢吃鱼，为什么又不要呢？”公孙仪回答：“正因为我喜欢吃鱼，所以才不接受别人送的鱼。如果接受了别人的鱼，必然要按别人的意愿办事，那就可能触犯法律；触犯法律，就会被免去宰相；免去宰相，虽然喜欢吃鱼还会有谁给你呢？不接受鱼而不被免去宰相，这样，虽然没有要人家的鱼，但却能长久地自己买鱼吃。”　　这样清醒，实属不易。他很辩证地认识到只有不吃别人的鱼，才能真正长远地靠自己吃鱼。世上不知有多少人没有公孙仪这份智谋。在小利面前，贪心过剩，结果被别人牵住了鼻子。特别是一些已取得一定地位和成功的人，由于权力和影响超出常人，人们对你一般都是有所求的。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当然会对你曲意奉迎，投你所好。如果贪图小利，成了别人的工具，那么违法乱纪之事就在所难免了。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三件事：棒与杀（2）

五、依法行事，按律施行

　　武则天(公元642年～公元705年)是中国历史上颇具才华的女皇帝。她原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太宗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唐高宗李治又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把她立为皇后，并参预朝政。李治死了，她废掉李治的儿子唐中宗与唐睿宗，干脆自称圣神皇帝，并改国号为周。在她统治的年代，虽然还能继承唐太宗的某些善政，并进行了一点改革，但由于自己是女人当皇帝，惟恐有人不服捣鬼，于是广设特务，提倡告密，任用酷吏，屡兴大狱，借以巩固自己的政权，一时宗室、朝臣乃至一般的平民百姓被冤死的很多。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当时大部分执法官员都“竞为深酷”，经常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无辜，借此邀功要赏，但是，就有那么一位李日知却认定了办案必须以法律为依据这个“死理儿”，不怕死、不信邪、不求官、不爱财，留下一股人间正气。李日知河南荥阳人，当时任司刑丞，量刑一贯平恕准确，从不草菅人命。但是，当时酷吏横行，民命如草，司刑少卿胡元礼就是这种酷吏中的一个。有一次胡元礼要杀一个人，李日知依法判定用刑过重，不同意处死，胡元礼当然不干，两人这样反复争论了好几次，还是没有定案。胡元礼气极了，咆哮道：“只要我胡元礼不离开刑曹，这个人就休想活命!”李日知听说后也不示弱，他严肃地讲：“如果我李日知还有负责目前的工作，这个人就不能处死!”最后两个人各自向上陈述了自己的道理，由于李日知言之有据，难以反驳，最后还是没有能按胡元礼的意思屈判那人死刑。依法行事的管理原则终于发挥了作用。

　　六、必须有做“坏事”的能力

　　有些时候，为了胜任工作，领导必须有作“坏事”的能力。当某种情况可能会失去控制，造成灾难，为了维持秩序、避免混乱，领导必须有牺牲无辜者的决心与勇气。从这个角度来说，领导者，有时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了大众的利益，必须对某些人作残酷的处置。这种情形，虽然有时成为野心家为非作歹的借口，但常常的确是迫不得已的。中国历史上，被儒家尊为圣人的周公旦，便有杀害同胞兄弟管叔、蔡叔的记录；汉高祖刘邦，在项羽以其父亲的生命作威胁时，却以“请分一杯羹”来应付。

　　现代管理中，公司的经营者，在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常会动用牺牲创业伙伴及创业时高级干部的策略；尽管这些人劳苦功高，但为了公司的成长和管理制度上的健全，这种牺牲有时也的确是必要的。虽难免让人有“狡兔死走狗烹”之议，却也是现实生活中难以避免的残酷面。

　　七、宁让人畏，不让人敬

　　让人敬畏的领导远比人敬爱的君王来得安全。人们通常会去损害自己所爱的的人的利益，却不敢去偷占自己所害怕的人的便宜。因此，只懂得用爱来施恩的领导，经常会过分相信下属对他的支持，由于判断上的误差，而遭到了毁灭的命运。

　　八、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领导人为制止动乱形势的必要政策，最好严厉而短暂，将反对者的意志彻底镇压，但绝对不可实施太久，否则会使敌对势力再度滋生反抗的勇气。朱元璋出身民间，在创业伙伴间缺乏崇高的君王的合法性地位，因此在建立政权后，曾对功臣展开大屠杀，以彻底压制各派系的势力，终于建立了三百年的大明政权。而明末的崇皇帝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对李自成、张献忠等既缺乏一贯的剿讨政策，也提不出安抚的具体方法；对清人的政策更是和在和与不之间举棋不定，反使抗清名将袁崇焕等先后冤死，终致李闯王攻入皇宫，不得不自缢于煤山。

　　九、鲶鱼效应

　　纵观古今中外任何一位成功的管理者，都具有“管人”的本领，都具备善于利用“人”这个特殊资源的本领，他们都能以尽可以能少的投入（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和服务。

　　许多企业基本上由以下三种人组成：一是不可缺少的干才，约占20%；二是以公司为家辛勤工作的人才，约60%；三是整日东游西荡、拖企业后腿的蠢才或废才约占20%，如何使第三种人减少，使第一、第二种人增加呢？采用“鲶鱼效应”。

　　过去渔人捕沙丁鱼，总是将鱼放入鱼槽运回码头。抵港时，如果鱼仍然活着，卖价要比死鱼高出许多，因此渔民们千方百计让鱼活着返港。但除了一艘渔船总能带着活鱼返港外，其他各艘渔船的种种努力均告失败。而带活鱼返港的这艘船的船长从不公开自己成功的秘密，更不让人参观他的鱼槽。直到他死后，渔民打开鱼槽，才看到里面只不过是多了一条鲶鱼而已。

　　为什么放进一条鲶鱼，就能使其他鱼都活着呢？原来，鲶鱼是食肉鱼，它被放进鱼槽后，自然会四处游动到处找小鱼吃，而大量的沙丁鱼发现多了一个“游动杀手”，自然也加速游动，这样一来，沙丁鱼就一条条活蹦乱跳地回到渔港。其实用人也是同样的道理，一个公司，如果人员长期固定，就缺乏了新鲜感和活力，容易产生惰性。因此有必要找些外来的“鲶鱼”加入公司，制造一种紧张气氛，这样，企业自然而然就生机勃勃了。

　　不要为他人所左右

　　在社会中，什么事情是最可靠的，那莫过于自己的所见所闻，但即使这样，有时候我们还是看不到或听不到事实的真相，还容易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所以，要探究事理、立足社会，有两点必须做到。

　　第一，不为他人所左右。譬如，我们都知道圣贤君子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的行为不附庸风雅，超乎于世俗尘外，直接或间接地与天道合为一处。他们的文章可以教导后世。历朝历代都有许多文人骚客学圣贤之道，并且依赖这些文章去考察古圣的行迹，探究他们的用心所在。但是对于著作中的词语缓急、韵味薄厚，他们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品味出来，或者又擅自加上了自己的观察理解，所以虽然差之毫厘，但是写出文章来就会谬之千里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圣人的道德要亲自领会他们的教导，切不可尽找些后世的文章来把读。

　　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搞研究作学问也好，干政事办案子也罢，都应该以第一手材料为依据，不能轻信道听途说之言，更不要为他人所迷惑、所左右。

　　第二，不留有含混之言去疑惑后世。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代人，我们有责任维护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先圣之作不篡改涂鸦，对身边的事实作如实地记录。据说孔子生于春秋乱世，天子的德泽衰竭，礼仪俱废，孔子发愤修订六经，昭示百王的法戒，望流传于世而不改。这不能不说他用心良苦。孔子死后，他的弟子散布各地，传授孔子的道德学问，但他们文章的纯与杂，就完全取决于解道的多与少了。除了孟轲的文章世人认为比较纯粹之外，其他的文章与其驳杂繁琐，不如不去议论圣人之道，倒给后人留下了悟其真道的可能。

　　现在来说，也是如此，我们不应为世人所左右，但人人都似乎想用言行左右他人，深究其实质，这都是私欲的表现。

　　如果你今天正在做自己所不希望的事情的话，就立刻停止吧。

　　治人以收心为上

　　治人之术以收心为上，收身为下。要想真正得到一个人的忠诚和归顺，必须从情感和良知上征服他。

　　使别人害怕你，只是短暂的，而要让人感激你，却是长久的效果。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三件事：棒与杀（3）

在收买人心方面曾国藩有自己一套方法。他通过对当时军中人员经济情况的分析，推出一套以举荐、奖励、重用和感情投资为主要内容的收买人心方案。当时，幕府人薪水出自军费，标准甚低，数有定额，仅能维持全家生活。他们所以对曾国藩幕府趋之若鹜，主要是想混个一官半职。为此，曾国藩利用保举高官来收买人心鼓励士气。曾国藩从军之初，对这一点体会并不深刻，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却主动抽奔胡林翼门下。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主要是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至。所以后来曾国藩对手下幕僚大批进行举保，终于使手下人员各个都有官当，人人都有前途，他们后来都十分感激曾国藩的知遇之恩，曾国藩的收买人心术也使得他成为一代名臣。有许多统治者不明白这个道理，自以为高压和淫威就能得到一切，实则无异于自戕。以秦始皇之残暴，尚有荆轲的拼死一搏；隋炀帝虽然凶狠也只有暴尸荒郊，以此看来，宋太宗纳吕端之言，收降叛逆的韬略，实足为统治者之经验。

　　宋太宗赵光义在位期间，夷邦党项首领李继迁时常领兵侵犯边关，此人迂顽不化，言而无信，他时而与宋构和，时而又翻脸不认账，常使西部边疆难有安稳日子。宋朝廷为对付李继迁的侵扰，可以说是用尽了办法，最终也没收到好的效果。

　　一日，保安军报知朝廷，抓获了李继迁的母亲，请求发落。赵光义闻报喜出望外，欲传旨杀掉李母，以儆效尤。

　　吕端闻知此事，立即入朝禀奏道：“这样做不是好办法，从前楚汉之争，项羽欲用油烹刘邦的父亲，刘邦却说：‘如果你烹了我的父亲，希望也分我一杯肉汤喝’。如此看来，那些真想有一番大作为的人，是不会顾念他的亲属的。刘邦尚且如此，何况像李继迁这样的恶徒呢!陛下今天杀了他的母亲，不敢保证明天就能捉住他本人，他必然以更疯狂的行动来报复，这样反而坚定了他的叛逆之心，徒惹麻烦”。

　　宋太宗闻言，恍然若有所悟，忙问道：“那依你之言应如何办才好呢？”

　　吕端道：“以愚臣之见，最好将他母亲安置在延州，派人好好招待她，以此为诱饵，招李继迁前来归顺，即便他仍旧野性不改，再生事端，也使他有所忌惮，因为他母亲的生死大权操纵在我们手中。”

　　太宗按吕端之意办理，善待李母。几年后，李母老死延州，宋朝人也以礼葬之。又过十多年，李继迁也死了，他儿子继位后深感宋朝的一番仁义之心，竟率众向宋朝纳膝称臣。

　　由此观之，人治之术欲得天下，必得人心。人心在平常是看不见的，关键时刻又是一支巨大的力量。

　　有勇有谋方为雄才大略

　　人们都看过《水浒传》，其中李逵就是十足的有勇无谋之人，他骁勇善战，可就是缺少计谋策划，所以在人们心目中他只是一介武夫，非雄才大略者。什么才是雄才大略呢？不妨浅述清朝皇氏史。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统一的王朝，满人的当政，给中国政坛注入了新的血液，带来了许多新的气象。

　　历史已经说明，游牧民族身上的外向进取因素相比于农业民族保守封闭的特性，更能推动历史的进步。

　　而且，清朝前期的皇帝个个好学勤政，聪明能干。他们综合满汉文化，受到完整的汉学教育，游牧民族的身份使他们又有马上皇帝的骁勇善战，可谓个个都文武双全。

　　在清朝所有的皇帝之中，康熙是最年轻有为的一位，也是最能干的一位。他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开始大展宏图。可以说，清朝政治基础的建立，是在康熙二十年以后的事。

　　由于多尔衮和顺治帝在位的时候，只是忙于确定对汉人的统治政策，戎马仓皇，兵事不断，难以做出有积极建设性的成就，直到康熙之后，才形成盛世局面。

　　智除鳌拜和平定三藩之乱，最能看出少年康熙的政治智慧和眼光。

　　康熙即位之初，辅政四大臣之一的鳌拜结党专横，权倾朝野，康熙早不满意却也奈何不得。在鳌拜擅自杀了四大臣中的苏克萨哈以后，康熙才决心铲除鳌拜。

　　当时，康熙手中能够凭借的力量不多，仅仅是经常和他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康熙就让他们在宫中学习武功，等到鳌拜上朝时，趁其不备，叫藏在后面的伙伴一起上去把鳌拜抓住，以大罪三十款处罪。朝中政治才气象一新。

　　如果说铲除鳌拜多少还有运气的成分，那勇于削藩则让人感受到康熙的雄才大略。

　　清朝建立以后，八旗兵主要驻守在北方及江浙、福建。两广和西南云贵暂让给汉人藩王来镇守。藩王在自己的辖区之内，控制着地方的行政及财政，俨然是个独立王国。中央派驻的官员根本制衡不了。三个藩王中，又数平西王吴三桂势力最大，其尾大不掉之势，成了满清统治的心腹大患。

　　康熙二十岁时，毅然决定“撤藩”，激起三藩的叛变。吴三桂成了叛变的首领。叛军势力一度占据南中国及川陕部分地区，形势险恶。

　　康熙坐镇宫中指挥若定，双方激战长达八年，最后以康熙大获全胜而告终。

　　作为在深宫里长大的年轻皇帝，居然能把身经百战的老将吴三桂击败，从中可以看出康熙的胆识及领导才华。

　　士兵无谋有将帅率领，将帅无勇无谋又有谁来率领呢？少则几十，多则上万的士兵的身家性命都在你的手里，所以将帅不可无谋。今天的领导，也一理同然，无谋会给企业和职工造成重大损失，要慎之慎之。

　　共患难易而共富贵者难

　　纵观中国封建历史，君臣一起打天下时，大臣们越能干就越能得到君主的欣赏和重用，一旦天下平定后，能干的优点就会变成独断专行的同义词，就会令皇上不能容忍，如前面提到的李善长、胡惟庸就是类似的例子。特别是那些与皇上一起谋权篡位的功臣宿将，皇帝的一切机密他们都知晓，如果事成之后不及时退身归隐，就会令皇上寝食不安。因为他们虽然是皇帝谋天下的心腹，却也同样是皇帝坐天下的隐患，所以必须除去方可心安。清朝雍正皇帝就是如此。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病逝后，四皇子胤在激烈的皇位争夺中，外面依靠川陕总督年羹尧，廷内依靠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在宫中侍奉康熙的隆科多，一举夺取皇位。雍正登位以后，年羹尧和隆科多没有及时退隐，而是在雍正不断给他们加官晋爵声中昏昏然，以为雍正只能依靠他们，不会加害他们。谁知，正当他们位极人臣之际，雍正一纸诏书，先将已加封为抚远大将军的年羹尧收入狱中，此时距雍正登基仅仅三年不到，不久又以九十二大罪赐年羹尧在狱中自尽。接着又轮到了隆科多，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隆科多以大不敬之罪五等、凡四十一款，被永远禁锢，次年就死于禁中。雍正上台后所以迫不及待地杀死年羹尧和隆科多，就因为他自己上台的秘密全在他们手里，一日不除去他们，雍正心中就一日不安。如果年羹尧和隆科多能及早归隐，雍正或许还能放他们一马，但他们沉浸在加官晋爵的红灯绿酒之中，有点儿忘乎所以了，结果又重蹈前人覆辙，这也是他们贪恋官爵的结果。

　　明太祖朱元璋在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对某些地区的豪强地主也进行了打击。在统一全国后，就赐予功臣宿将大量的土地，但这批新贵并不以此为满足，又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兼并掠夺土地，仗着自己开国功高，骄横放纵，多行不法。这班新地主阶级就渐渐和中央皇权产生了矛盾。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三件事：棒与杀（4）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在镇压胡惟庸集团的同时，凡被认为对明王朝有危险的文武大臣，都被罗织罪状，加上胡党的罪名，处以死刑。胡惟庸最初的罪状是“擅权枉法”，之后，随着朱元璋翦除异己、镇压反对派的需要，又制造所谓通倭寇、叛逆等罪。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又发展到曾串通李善长谋反，又进行了一次大屠杀。胡案十年间，牵连被杀的公侯、大将、文臣达二十余人，合计杀了三万多人。成为明初第一大狱。

　　胡案以后，朱元璋又以谋反的罪名诛杀大将军蓝玉，并抄斩三族。平时和蓝玉关系密切的将臣，都被定为逆党，抄家灭族。这个案件共杀了一万五千人，把军中的骁勇将领差不多杀了个干净。

　　除胡蓝两大狱外，朱元璋又常以某罪名对某个开国功臣或赐死，或鞭死，或砍头。连替朱元璋出生入死、功勋卓著的徐达也没能幸免。

　　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屠杀功臣最厉害的要算朱元璋，他杀功臣手段之狠，连他最崇拜的老乡刘邦也望尘莫及，的确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朱元璋数以万计地屠杀元勋宿将，冀图保证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嫡长承袭制度，以维护未来嗣君。但由于功臣武将几乎被诛杀殆尽，因而军权已完全落在藩王之手，不久皇室内部矛盾表面化，终于爆发了“靖难之役”，建文帝无战功显赫的武将可资调遣，亦无老谋深算的文臣可用，最后城破自焚而亡。

　　作为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很多独创性的措施，他奠定了明代近三百年统治的政治与经济基础，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有过贡献。他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使人民能够过和平安定的生活，在于能够接受历史教训，大力鼓励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在于解放奴隶，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于保护商业，繁荣了市场；在于严惩贪官污吏；在于不信符端，不求长生，讲究节俭等等，这些措施都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是应该肯定的。但他的缺点也很多，这个曾被封建地主阶级视为“盗贼”的人，时时担心着江山巩固问题，故使他“忧危积心”。为此，他对官僚机构、军队组织不断进行改造，大肆屠杀功臣。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必定是封建君王们奉行的不可告人的秘诀。在今天看来，实在是犯下滔天大罪。如果你是领导者，功成名就之时，切不可效仿古代帝王。须知，没有那些功臣，就没有你的功名。

　　富人与穷人皆要依靠

　　在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种税，即火耗，即是耗羡，明朝时就存在，它是指在正常征收钱粮赋税的基础上，另外再加收一定比例的银两，类似今日的附加税。征收火耗的权力归地方当局，支配也归地方，比例各地不一，有轻有重，发展到后来是只多不少，愈来愈重。

　　低俸禄制度和封建官僚制度决定了地方官僚们必然在火耗上打算盘，以此弥补官府巨大的花销及维持官员的糜烂生活。吏治随火耗的不断增多而日益败坏。

　　康熙在十七年时，曾下令不许地方征收火耗，并信誓旦旦地以“革职”做威胁。

　　但当浙闽总督兴永朝奏称说，如果官员不征收火耗的话，那日子实在没法过了。康熙听后又大发怜悯之心，表示同意征收。

　　康熙既然不能全力取缔火耗，又在名义上禁止征收。这种半推半就的法律状态，决定了下级官僚只会是得寸进尺、滥征不已。

　　因为火耗关乎官僚个人腰包，自然征收起来要积极主动，兴趣盎然。由此，官员们对国家钱粮的征收就不甚积极了。

　　发展到后来，地方甚至把收来的钱粮私自挪作它用，不上交国库。

　　如此下去，注定是肥了地方官员，而穷了国家。国库空虚，甚至于入不敷出。

　　康熙除了不时对天下小民减税，以表皇恩浩荡的善举之外，对富户绅衿也是多加照顾，恩爱有加。

　　大概康熙是相信“藏富于民”比“藏富于国”更好；否则，很难理解他的许多经济政策。康熙对富户的大肆积累并不予以限制；相反，还给了他们许多的特权，积极保护富户。

　　康熙曾责备江苏巡抚张伯行对富民太苛刻，大概是因为在江苏所征收的税款太多，损害了富户的利益。与康熙一代“宽仁”的美名相悖。

　　康熙说，在地方上如果有很多有钱人的话，那实在是一个国家的幸福（似乎也很有道理），其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可谓根深蒂固。

　　清朝政府允许绅宦士人在名义上可称为“儒户”或“宦户”。并且给予了许多相关的“优惠政策”。主要是让他们有一定的免于徭役的权利。

　　绅宦本来在地方就有相当的威望及权力，再有上面的恩准，自然会飞扬跋扈。他们与地方官吏相勾结，想尽办法将身上本应承担的赋役都转嫁到平民的身上。

　　赋役不均的状况造成整个社会的明显分化。富户愈富，穷者愈穷。贫苦农民受到地主与封建政府的双层剥削，苦不堪言。

　　从立意上讲，康熙无可厚非。但是，政策执行起来却是日益变样。不知英明如康熙者，居然没有考虑到“儒户”、“宦户”们会得寸进尺，欲壑难填？

　　到康熙末年，一些规模不大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群众性的秘密结社在许多地方开展活动。社会矛盾正在不断激化。

　　另外，富户愈富的必然结果是：财富高度集中，对平民的剥削加剧，地方势力重新抬头。

　　今天，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我们的目标是消除贫穷，消除落后，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所以，对那些有悖于共同富裕的思想要提早更新。

　　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术

　　中国历代帝王对人治之术最有心计的，莫过于恩威并施、刚柔相加的政策，也就是所谓的“胡罗卜加大棒”的政策。曾国藩对下属所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

　　曾国藩部下的将领陈国端恶斗、凌辱部下、讥讽上司，曾国藩就采用了恩威并施的方法训诫他。一方面，曾国藩采用了威慑之法，他指出奉檄往调，务必要服从命令。“凡是增添兵勇，支应粮饷，都应当先汇报经批准后再执行，不能擅自作主。要渐渐养成名将的气量，挽回过去留下的恶名，这就是我说的不能违抗命令。你如果能细心领会，等军务稍松的时候，你来见我时，我再详细认真地给你分析利弊，一定会对你有利，也对时局有利，能把你塑造成一代名将，也是我的一项功劳。如果你不能细心领会，我也有几句话，请你必须遵从，第一条你所部的八千士，一定要大量裁减，最多不能超过三千人，以免因收编散兵游勇过多，引起饥饿而发生变乱；第二条，你军与淮军及英康营等军队，一年之内，不准驻扎在同一地方；第三条，你的官衔应去掉钦差两字，各省的粮饷，都归河南粮台转发，不准你另立门户，独树一帜。希望你逐条回复我，我再凭你的汇报奏报朝廷，至于所说的毁誉的那些话，谁真谁假，也希望你逐条汇报。批评你的话是假的，你尽可以分辨，真的也应当承认，大丈夫光明磊落，有什么值得遮掩的呢？称赞你的话是真的，自己知道后要更加努力，假的就要说明。我希望你保持天生谋勇兼优的本质，痛改后来养成的恶习，我对你还是寄于厚望的！”像这样的恩威并施，不由得部下不服。许多帝王都懂恩威并举的道理，也多次运用于自己的统治之中。

　　唐太宗去世前夕，曾故意把已经负有辅佐太子重任的宰相李贬官。他告诉太子道：“李是有能力辅佐你的，但他是我手下的功臣，是前朝元老，而你跟他并没有什么恩爱相结，因此，他难免会摆出桀骜不驯的样子，使你难于驾驭于他，所以我才故意贬谪他。你继位后，可即刻让他官复原职，他便会对你感恩戴德，忠实地效命于你。”　　果然，太宗逝世后，太子李治继位的当日，就让李复任宰相，于是，李对新皇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从此忠心耿耿，不复二心。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四件事：炎与凉（1）

“世态炎凉，人生悲壮”，世道炎凉中的四大法宝：无情无义和出卖道义，两面三刀与情义夺人都是官道运作的“程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许多人信奉“无毒不丈夫”，到后来，人走茶凉自然也是规律。

　　炎凉的四大表现

　　世道炎凉是指得势时人们就巴结，倒霉时人们就冷淡。春秋时的公子孟尝君曾经饱受世态炎凉的滋味，在他难以承受的时候，有人劝他说：“世态炎凉是很自然的事情，难道你没见过自由市场吗？天亮时，赶集的人熙熙攘攘，而到了晚上，市场就变得鸦雀无声。这并不是说，人们对早晨的市场有所偏爱，只是因为能够买到东西。晚上的市场已经无货可买，当然无人理会了。”这个人的观点的确高明，但是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对于那种被称作“势利眼”的人，怎么能不感到由衷的厌恶呢？

　　西汉时的主父偃是齐人（今山东人），精通《易经》和《春秋》，年轻时便开始外出游学，想以文墨之才谋个一官半职。可是，没有人重用他，以致于六亲不认，邻里朋友不来往，处境十分狼狈。

　　后来，主父偃到了长安，直接上书汉武帝，阐述自己的治国方略，得到汉武帝的赏识，陡然之间跻身权要行列，地位十分显赫。这时，大臣们纷纷前来巴结，动辄以千金相赠，门下宾客超过千人。

　　主父偃被汉武帝任命为齐相后，衣锦还乡，亲戚朋友趋之若鹜。他对此感慨万端，将亲友邻人召集在一起说：“当年我贫困时，从你们这里得不到一衣一食，有的人甚至不让我进门。如今我为齐相，诸位迎我于千里之外，我真正感受了什么是世态炎凉。我今天有五百金分赠诸位，从此不再与诸位来往，你们不要踏进我的家门。”

　　主父偃的命运不济，后来被诛灭九族，那些被他冷落的乡亲邻里一个个幸灾乐祸，他门下的几千食客顿作鸟兽散，最后连一个给他收尸的人都没有。

　　具体来说，世道炎凉有如下四大表现：

　　一、无情无义

　　西汉初年，北方的匈奴族势力日渐强大，与汉朝分庭抗礼之势已经形成，但其内部矛盾斗争也进一步加剧。当时匈奴的首领是头曼单于，其儿子冒顿随着年龄的增长，政治野心也进一步膨胀，常有杀父而代之的企图，但他慑于其父多年的经营而未敢贸然动手，他打算利用自己现有的地位，加紧培植自己的势力，伺机而动。

　　为了培养自己的心腹，他常常和自己的部下一起练习骑马射箭，并立下军令：“凡我射击之目标，你们必须跟着射击，否则格杀勿论。”

　　此令一出，跟随他的人果然是指哪打哪，决不犹豫，为了进一步考察部下的忠诚度，一次他将箭射向自己的战马，部将们果然一齐将他的战马射死。

　　又过了一阵，冒顿竟把弓箭对准自己的爱妻，部下也跟着一起干。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他的部下全都成了惟他命令是从的机器人，他们只听从冒顿的号令，决不迟疑。

　　一次，冒顿和父亲各带一帮人外出狩猎，他父亲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会向自己下毒手，因此毫无防备。于是，冒顿趁其父不注意，张弓搭箭射向头曼单于。冒顿部下见状，也随之万箭齐发，将头曼单于射杀。至此，冒顿当上了匈奴王。

　　二、出卖道义

　　晋灵公继承王位的时才只七岁，可是这家伙只学坏不学好，荒淫暴虐，没他不沾边儿的。后来又宠信一个小人叫做屠岸贾，两个人臭味相投，为非做歹，把个晋国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甚至发展到用弹弓乱打行人的地步。赵盾屡谏不听，有一次晋灵公急了，竟放出他的一只名叫灵獒的大狗来咬赵盾，幸亏赵盾腿快，总算脚底板擦油，溜出了朝门。本来赵盾原想先到翟国或秦国去避避难，看看情况再说，却在半路上碰见了他的侄子———将军赵穿。赵穿闻知此事，就劝赵盾先不要出国，等等他的消息，赵盾当然也不愿轻易出国，就答应赵穿，暂住到首阳山去。

　　赵穿别了赵盾，回到国都绛城，先是假意恭维了晋灵公一通，然后又以选美为由，支开了晋灵公的心腹屠岸贾，最后就在晋灵公整天寻欢作乐的桃园里面刺杀了他，算是为民除害。

　　由于晋灵公无道好杀，国人无不痛恨，所以赵穿刺杀他的时候，根本没人来救。死讯传出去以后，老百姓全都拍手称快，也没有一个人说赵穿不对。赵盾听到这个消息，赶紧跑了回来，在灵公死尸前面哭了一顿，反惹得老百姓们叹息说：“赵相国如此忠心爱主，这都是晋国自取其祸，与赵相国没有关系！”可是，事后有一天赵盾来到史馆，看见了太史董狐，就叫他拿最近的史简看看。谁想有一简上竟写着“（公元前607年)秋七月乙丑，赵盾弑其君”的名头，赵盾一看史简上这样记载，不禁大吃一惊，赶紧向董狐解释说：“董太史，你搞错了！当时我已出奔河东，离国都有二百多里地，怎么知道弑君之事呢？现在史简上却归罪于我，实在太冤枉我了！”

　　以春秋时为例，当时有权势的诸候都讲究用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压服别人，然后自己出来当霸主。当有名的霸主齐桓公死后，宁国与楚国就都想争夺霸主的席位。周襄王十三年(公元前639年)宋襄公邀集楚、陈、蔡、许、曹、郑六国诸侯，在孟（今河南省睢县西北）这个地方举行盟会假借结义联盟的名义确立自己的盟主地位，没想到楚成王比他精明得多，预先在会址附近，埋伏甲士，在会上劫持了宋襄公，先是想用他要挟宋君，攻取宋国都城，幸亏宋国大臣目夷和公孙固早有准备，没有中他的圈套，使楚成王的计谋未能得逞。后来楚人又以宋襄公为人质，威胁鲁、郑、陈、蔡、许等国，在本年末于亳（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南）地“歃血要神，同赦宋罪”，自己当了盟主。可见在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中不出卖仁义、不讲究诡谋，就不可能战胜对方。这也是中国古代“厚黑做人术”之所以能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根本原因。

　　三、两面三刀

　　战国时，智伯想讨伐卫国，就虚心假意地给卫君送去四百匹马和一块玉壁。卫君很高兴，群臣都祝贺，只有大夫南文子面有忧色。卫君问他：“大国与我们交好，而你面有忧色，这是为什么？”南文子说：“无功而受赏，没出力而得到礼物，这是不能不明察的。送四百匹马和一块玉壁，是小国间的礼节。而大国这样做，大王就要有所提防了。”卫君把南文子的话告诉了边境部队，部队加强了防范。后来智伯果然在起兵袭击卫。等到了边境，见到卫国已有准备，就回去了。智伯说：“卫国有贤人，已预先知道了我的计谋。”

　　智伯送卫国重礼看起来像是联络感情，其实政客的“情感”后面必定是有所图谋，南文子料定智伯是故意做出与卫国交好的姿态以掩盖起兵袭卫的真实目的。这正是政客的共同特征。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四件事：炎与凉（2）

四、情义杀人

　　春秋战国时晏婴二桃杀三士的故事讲的就是政客晏婴利用道义来出卖齐国三位义士的经过，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道义”在统治者眼里其实只是一种制君子不制小人的幌子而已。

　　春秋时代的齐国曾拥有三位勇猛顽强、力大无比的勇士，他们便是公孙捷、田开疆和古冶子。

　　一天，齐国正卿晏婴偶然在一个场合碰上了他们，结果三人竟无一人对晏婴施礼，这使晏婴非常气愤，于是对齐景公建议将此三人除掉，而且愈快愈好。齐景公经晏婴一番游说终于同意除掉这三位勇士，可是，这三人力大无比，要派人去杀死他们绝对办不到，怎么样才能除掉这三位大力士呢？

　　晏婴此人也是春秋时的一位足智多谋的名卿，他想了不多一会儿，便想出一计，然后对齐景公说：“我们派一个使者带两个桃子送给这三个人，并告诉他们，要他们按照自己的功劳吃桃子，谁的本事最大，谁就可以得到一个桃子。”

　　结果三个勇士见了两个桃子后，根本就没想到这是害他们自相残杀的一个阴谋，公孙捷第一个表功：“我有一次空手制服了一头野猪，另一回我也只凭肉掌就捉住了一只猛虎，凭我的本事，我当然应该得到一只桃子。”说完即拿走了一只桃子。

　　田开疆第二个出场表功。他说：“有几次我是单枪匹马打跑了成群结队的敌人，凭我的本事，我当然也应该得到一只桃子。”就完拿走了另一只桃子。

　　古冶子最后一个轮到表功，桃子已没有了，于是怒气冲冲地对公孙捷和田开疆说道：“有一次，我跟随景公渡黄河，河里一只巨鼋抢走了我的左骖之马，窜进急流的河水之中。我潜入水中，在河底逆流百步，顺行九里，终于打到了巨鼋并将它杀死，找回了左骖之马，当我左手提着马尾巴，右手拿着鼋脑袋跳出水面时，岸边的人们还当我是河神呢。凭这本事，我难道不该得到一个桃子吗？你们两个难道就没有想到要为我留一个桃子吗？”说着古冶子抽出了宝剑。

　　眼看着一场恶斗就要开始，这时田开疆和公孙捷感到问心有愧了，觉得他们俩对不起自己的伙伴，二人一齐对古冶子说：“你的本事比我们大，你的勇猛比我们强，我们俩先拿了桃子说明我们有贪心，现在我们以死向你表示我们的忏悔。”说完二人拔剑自刎。

　　面对着两具尸体，古冶子的良心也深感不安了。他想：两个同伴都死了，我一个人还苟活着，这叫做不仁；是我用言语吹嘘自己羞辱他俩，这叫做不义；如果我对自己的行为已经感到厌恶而不死，这又叫做不勇，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人呢？于是也拔剑自刎。就这样三个忠于情义的勇士被一个政客以所谓的道义骗杀了，义士的情感弱点就在于他们过于相信情义，而政客眼中根本没有情义，所以出卖情义的政客永远是胜利者。

　　做领导切记“五不要”

　　做领导要时刻严格地要求自己，有人指出，为官要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对于不可为的事，坚决不能去做。下面提到的为官“五不要”，就很有指导意义。

　　一、不要无事空忙

　　有的人庸人自扰，有的人专想解释一切。他们以谈论大事为要务，总是过于严肃地对待一切事物，把它们变得争论不休和神神秘秘。其实，令人烦恼的事情中绝少有真正值得为之烦恼的。把本该抛在脑后的事情，挂在心上实在愚蠢。小事本可化了，无事却能生非。小洞不补，大洞难缝。有时候，治疗反而引发疾病。生活的第一金律就是无为而治。

　　二、不要言无节制

　　作为领导，一言一行都要有所节制。它将使你路路通达，很快获得尊敬。它能影响一切事物：交谈、演讲，甚至是走路、观看和表达需要。它是制胜他人心灵的法宝。这种威仪不是来自愚蠢的鲁莽行为，也不是来自使人着急的慢吞吞的谨严之相；它是一种由美德支持的高尚人格。

　　三、不要装模作样

　　做作是一种俗不可耐的缺点，这对他人来说像沉重的负担一样难以忍受。同样对他自己也不啻是一种折磨，因为他不得不装出这样一副外表来。甚至那些伟大的天才也由于故作姿态而变得一钱不值，因为人们把他们归于竭尽全力耍手段的一类，而不是天然成趣的有风度的一类。凡出于自然而非出于人为总是比较令人愉快的。据说做作之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做作才能。你越是擅长于某事，就越要掩藏自己付出的努力，以便使你看上去是发乎自然。精明的人不可承认自己的长处。对于这些长处，应当表现得熟视无睹的样子，这样就能够引起他人的关注。不在意自己长处的之人，乃是双重的出类拔萃。他自有特别的办法获得众人的喝彩。

　　四、不要众叛亲离

　　人们对待同行中的落伍者，总是不冷不热的。人见人爱，赢得这一重大奖赏的途径有许多条。你可以在职业上也可以在才智上出人头地。以优雅的方式待人接物，也是行之有效的。把自己的过人之处，转化为他人对你的依赖，于是人们就会说，事业需要你，而不是相反。有些人荣耀职位，有些人为职位所荣耀。让鼠辈继任你的职位丝毫不会增添你的荣誉。他人遭人憎恶并不意味着你是真正为众人所需要的。

　　五、不要罗列黑名单

　　关注他人的坏名声，自己的名声也会败坏。有些人不是喜欢用他的污点来掩饰或者消减自己的缺点，就是喜欢以己之心安慰别人，这是一种愚蠢至极的安慰。他们一张口便臭气熏天，他们是藏污纳垢之所。在这件事上，谁陷得越深，谁弄得越脏。极少有人不犯错，或是因为遗传，或是因为人际关系。除非你不为人知，你的错误才不被人晓。深谋远虑的人不记别人的过失，也不使自己成为一份卑鄙的黑名单上的人。

　　骨肉相残不应该　　唐高祖李渊有三个儿子，即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其中李世民在建立唐朝和统一全国的军政大事中都建立了无人能比的功勋，同时在长期的南征北伐中，招募了众多身怀绝技的文臣武将。李建成觉得自己的太子之位在李世民的功勋和实力面前岌岌可危，便暗中勾结三弟李元吉及李渊的宠姬、大臣，试图尽早除掉李世民。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四件事：炎与凉（3）

李世民深知太子和齐王的用心，因有一班谋士密切防范，李建成的计划始终无法得逞。李建成决定先把秦王府中的谋臣武将或进谗处死，或调离作他用来孤立李世民。果然名将程知节被外调为刺史，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被调出秦王府，尉迟敬德差点儿被李渊处死。一时秦王府中，人人自危，纷纷劝李世民早作准备，以免被害。李世民自有打算，暗中观察事态发展，表面却毫无动作。

　　正好有突厥兵来侵犯唐朝边境。李建成抢先推荐李元吉带兵北讨。李渊便把兵权交给了齐王。齐王乘机请求调秦府中与李世民形影不离的战将尉迟敬德为讨伐先锋，并尽可能多地把秦王府中的精兵都抽调出来归自己指挥。尉迟敬德与李世民的妻舅长孙无忌劝李世民说：“大王倘不早决，祸在目前了。”李世民却假装说：“事关兄弟之亲，怎忍心下手？”敬德说：“人情无不畏死，大众愿以死奉王，王怎可以小仁害大局？”正说着，率更丞（官名）王至急冲冲跑了进来，似有急事相告，因见长孙、尉迟两人在场，才欲言又止。李世民便带王至进内室密谈。过一会儿，王至便又匆匆告退了。李世民对长孙无忌说：“刚才王至报告，说太子与齐王已定计，想让我与太子一起去为齐王出征送行，到时在饯行席间密伏勇士乘机刺杀我，然后太子拥兵入内要求内禅，并封齐王为太弟。”

　　长孙无忌不等李世民说完，便说：“先发制人，后发为人制。”李世民叹气道：“骨肉相残，古今大恶，我诚知祸在旦夕，但欲待他先发，然后仗义出讨，方为名正言顺。”敬德道：“大王若再不听劝告，敬德不能留居大王左右束手就戮，请允许告辞。”无忌也说：“无忌也当同去！”

　　李世民召集府僚一起商议。谋臣都认为要赶快动手。李世民说先要占卜一下，是否可行。猛地有人冲了进来，夺过龟卜扔到地上，说：“有疑问才卜，今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谁先发射谁有生路，有何疑问？”李世民一看，原来是幕僚张公谨。于是再令长孙无忌密召房玄龄和杜如晦来商议。不料前不久竭力劝李世民动手的房、杜两人异口同声说：“高祖诏令我不得侍奉秦王，现在如果私自拜访，岂非死罪？”李世民见两人不肯前来，竟把佩刀递给尉迟恭说：“两人怎敢叛我？公持刀去看看，如果真的不肯来，即用此刀杀了，拿首级来见。”敬德与无忌同去见房玄龄、杜如晦，说：“王已决计行事，你二人快去商议。”房玄龄说：“四人同行太醒目，我们各走各的吧。”敬德和无忌先行，房玄龄、杜如晦二人各自换了衣服悄悄来到了秦王府。大家一起商量好了对策。

　　当天晚上，李世民入朝见李渊。李渊拿一份太史令的密奏给李世民看，密奏中说依天象看秦王当有天下。李世民要求屏退左右，然后对李渊说：李建成和李元吉私通皇妃，淫乱后宫。李渊听后大惊。于是李世民又接着说：“臣儿无丝毫辜负兄弟，偏他二人时欲加害，并说要为王世充、窦建德报仇。臣儿苦果枉死，永违君亲，已是可痛，而且魂归地下时，也要被败在儿臣手下的王世充等讥笑了，请父皇救命！”说罢，便呜呜咽咽哭了起来。高祖更加惊愕，说：“明天便审问他二人。你其实也应该早来参奏。”

　　李世民随即退了出来，在夜里便调兵遣将，命长孙无忌等带领，埋伏在玄武门外。

　　第二天，李建成、李元吉上朝经过玄武门，察觉情况不妙赶紧回头欲逃，却被李世民和尉迟敬德拦阻。李建成被李世民射杀，李元吉被尉迟敬德砍死。这时，太子手下的冯翊、冯立及齐王府中的薛万彻等将领带了数千兵马来攻李世民，却被玄武门前的伏兵挡住，他们见太子、齐王都已死去，便都一哄而散了。

　　李渊见事已至此，显然再去斥责李世民已毫无意义，弄不好甚至可能自己也身陷险境，就干脆封秦王李世民为太子，听凭李世民对李建成、李元吉斩草除根、抄杀满门。事后没多久，李渊便急流勇退，把皇帝大位让给了李世民。　　由于李渊高高在上，不了解情况，太子、齐王与秦王之间地位相当，实力各有强弱，因而实际上谁先动手杀死对手、谁便是理所当然的皇权执掌者。在这一点上，李世民与他的谋臣武士都十分清楚，就是太子、齐王也想先发制人，争取主动权。然李世民的确比他们高明得多，只有他才真正地巧用了“先发制人”之计。“先发制人”，靠的是“先”，但“先”往往来自于“密”和“决”。李世民假装“不忍心”，表面上无所作为，实际一方面是为了师出有名，保全面子；另一方面更是为了行动的“秘密”性。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五件事：沉与浮（1）

屡败屡战是作为当领导的座右铭，更是在面对挫折沉浮时的心态。当领导要韬光养晦、以屈求伸，戒却嗜欲保持心态良好。

　　连败连战方能成大器

　　我们都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是的，自古以来，一帆风顺者实在渺少，大凡有大成者，都是在经过无数次失败的考验后方获得成功的。

　　刘邦是经受得起失败和经得起挫折的人。

　　刘邦不仅经受得起失败和挫折，而且有的时候甚至惨败到身边只剩下了一个人，但他照样斗志昂扬，不久又卷土重来，继续与项羽争天下，搞得项羽一点儿脾气也没有。

　　刘邦与项羽争天下，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凡他亲自与项羽交锋，几乎每战必败，所不同的是最初他毫不经打、一战即溃，后来逐渐勉强支撑住了。但是在最后一仗，刘邦把汉军主力聚合起来，交由韩信指挥，竟一战击败了项羽，取得了全胜。

　　刘邦与项羽大规模的交战一共是六次，刘邦失败了前五次，赢得了最后一次，结果天下就改姓为“刘”。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刘邦与项羽的交战史。

　　刘邦与项羽的第一次大交锋，是在鸿门宴之前的那次夺关战。

　　当时，率先进入关中的刘邦采纳了不知何人的建议，派军队把守住函谷关，不让诸侯的军队进关中，异想天开地打算独自在关中称王，惹得项羽大怒。项羽命令英布抢关，仅一仗，刘邦的军队就弃关而逃。正是这一仗，让刘邦看到了自己的军队与项羽的军队的差距，最后只好亲自上门谢罪，演出了一场千古惊险剧，在经历了一番卑躬屈膝的自白后，方才避免了厄运上身。

　　刘邦与项羽的第二次大交锋是彭城大战。

　　刘邦东归，消灭三秦之王（章邯、司马欣、董翳），之后巧施调虎离山之计，骗过项羽，让他首先将注意力放在齐地，然后乘项羽率军赴齐地作战之机，汇集起各诸侯之军五六十万人，攻下了项羽的都城彭城。项羽闻报大惊，立即点起三万精骑急速南下，在彭城附近与汉军会战两次，大败汉军。此战汉军的战场损失就高达二三十万人，另外许多已经投靠刘邦的诸侯又都背汉附楚，连刘邦本人都差点儿被楚军捉去。

　　刘邦与项羽的第三次大交锋是荥阳之战。

　　楚汉战争期间，项羽曾一度将刘邦紧紧地包围在荥阳城里，一连数月，日夜攻打，情况十分危急。最后，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将军纪信主动要求假冒刘邦向楚军请降，让刘邦乘机逃走。纪信选择在晚上出降，他率领二千甲士和一大群妇女从东门出降，故意走得很慢，楚军都到东门围观，准备庆贺胜利，疏于守备，刘邦带领数十骑赶紧从西门走脱。最后，忠心耿耿的纪信被项羽活活烧死。

　　这次战争没有太多的历史记载下来，反正刘邦又战败了，最后只与滕公两人逃脱出来。

　　刘邦与项羽的第四次大交锋是在成大战。

　　在此次战役中，项羽又把刘邦的军队团团围困在成。最后，刘邦终于寻得机会，仓皇从城北门逃脱，后又北渡黄河，才最终摆脱了楚军的围追堵截。这次战役又是以刘邦的失败告终。

　　刘邦与项羽的第五次大交锋就是固陵之战。

　　此时，楚军大势已去，项羽无心恋战，与刘邦签定了一个对谁都没有约束力的所谓“和约”之后，就急匆匆地率军东归。刘邦听从张良、陈平的劝告在后面紧追不舍，同时派人通知韩信、彭越到固陵共同围歼楚军。但韩、彭二人没有来，刘邦被楚军杀了个回马枪，又一次大败。不过，这次汉军没有像以前那样被击溃，而是退守到壁垒之中，掘深沟自守，所以没有让楚军占到大便宜。而此时，楚军也到了强弩之末，无力再继续进攻汉军。

　　刘邦与项羽的第六次大交锋就是垓下之战。

　　这次大战紧接着固陵之战。得到刘邦封王许诺的韩信、彭越等人终于发兵赶到，在垓下与刘邦亲自指挥的军队会合。战役是韩信指挥的，汉军先败后胜，将楚军层层包围起来。韩信让汉军大唱楚歌，瓦解楚军的人心。这一着果然奏效，心慌意乱的项羽以为楚地已经被刘邦攻取，无心恋战，与虞姬死别后，乘夜率八百精骑突出重围。最后，在汉军的紧追下，他再也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于乌江边，死时年仅三十一岁。

　　项羽是真正顶天立地的英雄，只是缺少些计谋。

　　至此，楚汉战争以刘邦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项羽在临死之前感慨说：“我起兵以来，至今已经八年了，身经七十多战，战无不胜，从来没有失败过，今天的失败是天要亡我，不是我不会用兵。”项羽关于自己百战百胜的话是真实的，他仅失败了这一次，但就将江山拱手让出去了。

　　当然，我们这样的统计，仅仅是数字上的加减。从战局的发展总形势看，当刘邦把韩信派到今河北、山西、山东等地攻城略地，联络彭越在楚军后方骚扰，引诱英布投降以后，他在战略上就已经占据了主动地位，虽然后来他接连失败，但不会伤害到全局。

　　因为刘邦有一个巩固的后方，军队打散了、粮食没有了，又很快地补充起来。而项羽东奔西跑，疲于奔命，虽能取得战役上的胜利，但无法扭转战略上的不利地位，所以最终失败。

　　在楚汉战争中，数次面临险境、绝境的刘邦，在逃脱以后从没有显现出一丝一毫的气馁，始终以高昂的斗志与项羽作战，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由此可见，失败后，只要你坚强地站起来，沿着既定的目标走下去，你一定会获得成功的。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五件事：沉与浮（2）

不要揭开你的面纱

　　你观赏过魔术吗？这些魔术师能变掉一头庞然大象；将一个人装入层层锁链的铁箱，然后沉入水底，再将铁箱拉起来，箱里的人早就在别的地方出现；只用简单的几张扑克牌和几枚硬币，就会变得你眼花缭乱。魔术规模的大小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骗倒我们。大多数的魔术看起来都有种吸引人的魅力，因为我们无法了解他们是怎么变出来的。这使他们充满了神秘感。魔术师绝不会告诉你变魔术的技巧，因为这样会有损他们神秘的形象。

　　的确，我们知道自己受骗了。但这并没有关系。魔术师知道如何做我们不会做的事———而且是带着神秘和魅力的气氛做。

　　每当有某个人知道如何做我们不懂的事情时，我们就会极欲跟随他。他所具备的特殊气质就会吸引我们的忠心和热忱。

　　假若一个人能让我们感觉他能做常人所做不到的事，即使他死了很久，对我们依然有相当的魅力。

　　不知你听没听说过克劳塞维茨这个人，在拿破仑时代，他曾任过将领。他的《战争论》是在他死后发表的，而今天全世界的军事家和政治家都要研读这本书。不过，在一百多年前，那些研究战术战略的人并不看得起他。到了20世纪，战略家李德·哈特还说：“克劳塞维茨所引起的误会比大多数的人都要多些。”

　　克劳塞维茨是德国人，但甚至德国人也不把他当回事。在一百多年前，军事人员喜欢的是哪位战略家呢？他们研读的是另一位拿破仑麾下的将军的作品，他的名字是约米尼。

　　乔治·麦克兰少将在1869年曾如此写过：“约米尼是历史上最具才华的军事著作家，也是第一个集合那些伟大将领的实战经验，将之归纳成战争原理，而用明晰言语表达出来的人。”虽然克劳塞维茨的书到处都看得到，但美国南北战争中的那些卓越的将领，所研读的都是约米尼的著作。

　　为什么后来事情会有转变呢？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德国人大败法国人。克劳塞维茨是德国人，每个人都认为德国人大败法国人，是因为他们参透了克劳塞维茨的某些秘密。后来德国人一直在战场上逞威，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也随之在全世界流行不衰。好笑的是：德国人之所以打胜仗，根据的全是约米尼的战争观念。

　　在1980年也有同样的情形出现。由于日本企业在全世界大赚其钱，有人说日本的经理人员都研读了宫本武藏兵法。宫本武藏是日本17世纪的一位武士，据说他在三十岁以前在决斗中就杀过六十个人。他写了一本武功秘籍，上面都是一些决斗的秘诀。这本奇书后来被找到，而且翻译成各种文字，并且配上插图。一年不到的时间，这本书就成了企管类最畅销的书，第一批就卖出十万本，如今在书店里偶尔还看得到。

　　倘若一个人在死了二百年以后，还能以神秘的姿态出现，活着的时候当然更可以。

　　建立神秘形象最基本之道，乃是绝不解释你所做的某件事。让人们对你以这样少的时间能完成许多的事惊服不已。他们会感到诧异吗？让他们去吧。绝不要向他们解释你已开了一个星期的夜车，你要做的只是微笑不语。假若有人惊奇为什么你突然瘦了二十磅，别告诉他们你是在做运动或节食，所要做的仍然是微笑不语。你能在三日以内拟出一项重要的行销策略计划？其实你只是将五年前早就拟好的那份拿出来，按照目前的市场状况改写一下。但别人问起来时，你绝不要作解释———仍然是微笑不语。

　　不过，我希望你不要将这种手段运用在其他事情上。你必须让你的属下对状况完全了解，并不断提供他们新的资讯。要属下做什么，你必须解释清楚。但有关你自己，你要像魔述师一样，绝不要解释你所作的事，你只要多用微笑，就能建立起神秘形象。

　　韬光养晦以屈求伸

　　在我国历史上有不少成功地运用韬晦待机之计克敌制胜的例子，称之为韬晦之计、韬光养晦、韬光晦迹等。这种思想有两个基本点：一是韬晦，即收敛锋芒，隐蔽自己；二是待机，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运用这种思想多在敌强我弱、于我不利的情况下，韬晦是手段，待机是策略，战胜对方才是目标。在待机中，一定要观察敌我双方的变化，一旦到来，就毫不犹豫地出击，克敌制胜。

　　“韬晦”，就是隐藏自己的才能，瞒人耳目。“韬”本意是弓袋子，有“进去”的意思。“晦”是“黑暗”、“隐晦”之意，比如月末，又说成是“晦月”，因为按阴历，月末是月亮的黑暗之日。由于隐藏自己的本来面目，也就保住了自己。这样一来，在恰当的场合，当对方无戒备心时，就可实现其预定企图。这和“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的意思接近。在人生之路，在商场如战场的当今社会，要想绝处逢生，巧用韬晦之计，可谓明智之举。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温故而知新。

　　战国时期，有一位著名的军事家孙膑，相传他是孙武的后人。他少年时聪明过人，心智灵犀，后拜名师学习文韬武略，颇受老师的喜爱。他有一名同学名叫庞涓，此人心计诡谲，阴险狡诈。他自知才能不如孙膑，便想法迫害孙膑，但他表面却装着与孙膑交好。孙膑为人心地淳厚、善良纯洁，没有觉察出危险，把庞涓当成自己最好的朋友，经常与之讨论韬略、议论时局、指点江山，庞涓越发嫉忌孙膑的才能。

　　后来，庞涓出师了，至魏国被召为附马，深得魏王的重任。他深知孙膑的存在早晚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他写信邀请孙膑到魏国共事。当孙膑来到魏国，庞涓就利用手中权力，在魏王面前诬陷孙膑。魏王信以为真，下令要处斩孙膑。庞涓又在魏王面前替孙膑求情，建议将处斩改为“膑刑”，即砍去双腿的膝盖骨。表面上是救了孙膑，实质却是“一箭双雕”，既迫害了孙膑，又可把其留在身边，控制他的人身自由、为己所用。他把已成残废的孙膑接到自己府中，假装殷勤照顾，并要孙膑将平生所学写成兵书。

　　孙膑在惨痛的血的教训面前，终于认清了庞涓的真面目。他深知兵书著成之时，就是自己身首异处之日。但他心计周密，明知自己现在掌握在庞涓手中，稍有反抗，就会遭受更深的迫害，他决定深藏仇恨，等待时机。为了不为庞涓著书，他佯装疯颠，整日在街上爬来爬去，夜晚则睡在茅厕、牛栏、猪圈等处。虽然庞涓没有看出孙膑是装疯，但他仍派人暗中监视孙膑，一旦发现破绽，就派人暗杀孙膑。孙膑只得整日整夜露宿街头，忍受种种苦难。

　　齐国大将田忌出使到魏国，见到了孙膑，非常同情他的遭遇，就秘密地带他到了齐国做了他的谋士。后来孙膑在马陵之战中打败了魏军，杀死了庞涓，报仇雪恨。

　　在这则故事中，孙膑巧妙地运用了韬晦待机的策略，既保护了自己，又消灭了仇人。

　　《史记·滑稽列传》云：“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凡事没有取胜的绝对把握，就不必四处张扬，与其使人早有预闻而有所准备，不如突然出击，致敌人于死地。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时务，也指时机，是客观形势和时代潮流。凡人要想成就事业，建立功勋，必须认清时务、相机而动，如果一味死拼，不讲策略，英雄是英雄，却无人喝彩，终究一事无成，后悔晚矣。　　秦朝末年，相传张良行刺秦王失败后，曾逃避秦军追捕，隐匿于下邳。一天，张良到外面散步，当他走到水桥上时，迎面走来一名老者，只见他鹤发童颜、仙风道骨。正在他观察老者时，老者有意将鞋子掉下桥去，接着，老者对张良说：“小子，下去把我的鞋子拣上来。”语气极为傲慢。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五件事：沉与浮（3）

张良正值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不禁想：“这老匹夫看似和蔼，却如此不讲理。若不是看你年高体弱，本想一拳将你打下桥去。”转而一想：“看他年老体衰，行动不便，还是给他拣了来吧。”张良按捺住火气，下得桥下把鞋子拣来。

　　老者又说：“小子，给我穿上。”

　　“唉，也罢，做好事做到底，给他穿上。”张良单跪着地，给老者小心翼翼地把鞋穿上。谁知老者一声谢也未说，仰天大笑而去。张良呆视良久，老人复返道“孺子可教也”，与张良约定五天后清晨重见。

　　张良感到很惊异，五天后，第一遍鸡叫时，他便起身来到桥边。不料老者已先到，他斥责张良：“你与老人约会，还来晚了，五天后再来吧。”如此这般竟连续三次，张良一无所获。

　　这天，又到了与老人约定的时间，张良一夜未睡，半夜里就来到桥边。他站了一会儿，见老人跚跚而来，张良的坚忍与真诚受到老人的赞扬。老人拿出了一本书，对张良说：“读此书可成大事；用此书可兴邦定国，成就大业。”说完，飘然而去。

　　张良惊奇异常，天亮后一看，原来是《太公兵法》。从此张良日夜诵读，刻苦钻研，终于成为一个深明韬略、文武兼备、足智多谋的“智囊”。后来，辅佐刘邦夺秦天下，争楚霸位，遂成一代名士。

　　《三十六计·假痴不癫》中曰：“假作不知而实知；假作不为而不可为，或将有所为。”意思是假装不知而实际非常清楚；假装不愿做，实际却是不能做，或是等待时机到了再去做。

　　唐代诗人杜牧有一首《乌江亭》：“胜负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这首诗中，杜牧感慨项羽逞一时之英雄，惜一时之名，不能忍辱负重，包羞忍辱，而自刎乌江，失去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机会。

　　“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在早年还是一名布衣百姓，衣食常常没有着落，贫困潦倒，常为人讥笑。

　　一天，当他在街上走时，迎面过来几个少年无赖。韩信见了，急忙撤身而走，不愿与之正面冲突。

　　这时，几个无赖也发现了韩信，见他要走，其中一个一把抓住韩信的衣领：“你这个胆小鬼，见了我想跑，想往哪儿跑？”

　　他一眼又看见韩信腰下的佩剑：“哦，你小子还佩剑，你配佩剑吗？”说着动手要解韩信的剑。韩信往后一跳，挣脱了无赖的纠缠，想照旧走自己的路。

　　不料，被无赖一把抓住，“我说，你虽说人高马大，却是一个草包。咦，生气了吗？你的嘴角抖什么？如果你是条汉子，就拔剑来刺我，咱们比划比划。如果你没有勇气，贪生怕死，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

　　韩信听了，血一下涌上了头，他盯着那张无赖之极的脸想了很久，很想拔剑出来，与他决斗，凭自己的武功，是不怕他们的，但韩信的心里又在琢磨：“这几个家伙虽不怀好意，与之决斗却无太大意义。唉，也罢，我就是从他胯下爬过去，他就能比我高明了吗？”

　　想到此，韩信慢慢俯下身，趴在地上，从他的胯下爬了过去。这时，街上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韩信不逞一时之勇，而是忍辱负重，不把自己的生命浪费于不足轻重的决斗上，虽然蒙受了巨大的耻辱，仍能自强自新，终于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大显身手。他先是投靠项羽，后来又投刘邦，被刘邦拜为大将，强兵百万，指挥若定，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刘汉政权四百余年的基业立了汗马功劳，终于成就大业，名垂千古。而那位无赖却连姓名都未留下，相比之下，孰胜孰败，孰优孰劣，自见分晓。

　　包羞忍辱是一种特殊情形下的应变术，在这种情况，可能要遭到巨大的人格、精神的污辱，但如果是已经有救济天下的雄心壮志，便不能斤斤计较、目光短浅，而应该着眼未来，不做无谓的牺牲。不逞一时之勇而毁掉自己的美好未来，小不忍则乱大谋。珍惜生命，珍视自己才是上策。

　　把握时机巧进退

　　春秋时的范蠡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人，他辅佐越王勾践二十年，使越国强大，最后灭掉了吴国。越王勾践因为他功勋卓著，要拜他为上将军。范蠡知道越王心胸狭窄，可以共度患难但不能同享富贵，便坚持不受，并悄然离开越国，更名经商，富甲一方。

　　范蠡离开越国时，曾遗书一封给共过事的大夫文种，劝他尽早离开越王，信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子何不去！”但文种并没有听从劝告离开越国，而只是称病不朝，以为我不管事便可无事。果然，没过多久，越王便听信谗言，找借口逼文种自杀了。

　　越王可与人共患难，患难之时做其臣下便可身安，但他不能与人共享乐，因此患难之时一过，他的赐官加爵，便是加灾施祸。范蠡审时度势，及时身退，不求一时富贵，也远避了杀身之祸；文种不知，最终虽事业有成却性命不保，到死也只能留下说不出的遗憾。

　　张良与萧何、韩信，并称汉初三杰，张良却未像萧何那样遭受锒铛入狱的凌辱，也未像韩信那样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关键是他在成功时激流勇退，在辉煌时甘于退向平淡。自从汉高祖入主关中，天下初定，张良便托辞多病，闭门不出，屏居修炼养身之术，研习黄老之学。汉高祖剖符行封，特意让他自择齐地三万户。张良只选了个万户左右的留县，受封为“留侯”。他曾说道：“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留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传说中的仙人）游。”他看到帝业建成后君臣之间的“难处”，欲以退让来避免重复历史的悲剧。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中，他极少参与谋划，堪称“功遂身退”的典型。

　　战国时的范雎用“远交近攻”的谋略辅佐秦昭王，屡建奇功，拜为相国，封应地，号应侯，成为秦昭王最信任的人。

　　后来，他举荐的郑安平和王稽先后叛国通敌，根据秦国法令，举荐者也应治罪。虽然秦昭王考虑到范雎的功劳很大没有治他的罪，但范雎自己心里感到不自在。这时，燕国人蔡泽来到了秦国，求见范雎。

　　蔡泽见到范雎后，气宇轩昂，谈吐不同凡响，范雎不得不服。蔡泽对范雎说：“人们常说，太阳运行到中天便要偏西，月亮圆满便要亏缺。物盛则衰，这是天地间的自然规律。你现在功劳很大，官位到了顶点，秦王对你的信任也无以复加，正是退隐的好时机。这时退下来，还能保住一生的荣耀，不然的话，必有灾祸。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想当年，商鞅为秦孝公变法，使秦国无敌于天下，结果却遭到车裂而死的下场。白起率军先攻楚国，后打赵国，长平之战杀敌四十万，最后还是被迫自杀。又如吴起，为楚王立法，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后来却被肢解丧命。文种为越王勾践深谋远虑，使越国强盛起来，报了夫差之仇，可是最终还是被越王所杀。”

　　范睢听后不禁悚然动容。蔡泽稍稍停了一会儿又说：这四个人都是在功成名就的情况下不知道退隐而遭受的祸患。这就是能伸而不能屈，能进而不能退啊！倒是范蠡明白这个道理，能够超脱避世，做了被人称道的陶朱公。我听说，以水为镜，可以看清自己的面容，以人为镜，可以知道自己的祸福。《逸书》说：“‘成功之下，不可久处。’你何不在此时归还相印，让位给贤能的人，自己隐居山林，永保廉洁的名声，应侯的地位，世世代代享受荣耀呢？”

　　蔡泽的话终于说服了范雎。于是，他待蔡泽为上客。过了几天，范雎向秦昭王介绍了蔡泽，说服昭王拜蔡泽为相国，自己托病归还了相印。就这样，范雎急流勇退，离开了相位。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五件事：沉与浮（4）
楚国派柱国将军昭阳领兵攻打魏国。昭阳在襄陵击败魏军，连克八城，随后又移兵进攻齐国。 　　齐王对此很忧虑。恰好秦国的使者陈轸来到齐国，齐王就问他怎么办。陈轸说：“大王不必担心，让我去劝楚军退兵好了。” 　　陈轸去到楚军军营，对昭阳说：“我很想知道楚国的法律对于破敌杀将者如何封赏？” 　　昭阳说：“如果官位已经是上柱国了，就封为上爵执。”陈轸问：“还有比这更尊贵的吗？”昭阳答：“只有令伊了。” 　　陈轸说：“如今您已经是令伊，属于一国之中的最高官位了。我打个比方：有个人给门客们送了一壶酒，门客们说：‘几个人喝一壶酒，不够喝，不如大家在地上画蛇，谁先画好，谁就一个人喝酒。’过了一会儿，有个门客说：‘我先画好蛇了。’他拿起酒，又说：‘我可以给蛇画些足。’等他加画好蛇足之后，另一个人已经将酒夺过来喝掉了，并且对他说：‘蛇本来就没有足，你给它添上足，就不是蛇了。’” 　　“如今您已官至令伊，辅佐楚王，进攻魏国，破敌杀将，论功劳谁也比不上您，您的官位高得不可能再提拔了。您竟然又移军进攻齐国，打胜了不可能再升官，打败了却会身败名裂，对楚国也没有好处。这就等于画蛇添足一样。不如早点儿撤军而去，给齐以德惠，这才是保全名利的‘持满之术’啊。” 　　昭阳认为有道理，就领兵撤退了。 　　可见，在适当的时机做出适当的选择，把握“进”与“退”的辩证关系，正是做人和当领导的必备心术。 　　做领导要远安逸戒嗜欲 　　古人曰：“嗜有所专，则奸徒而入；长有所属，则感由之生。”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有嗜好，那么小人就会借以讨好；如果长期偏听偏信，那么就会被蒙骗，做官从政之人更是如此。 　　战国时期，齐国要发展强盛，邹忌为了说服齐威王，以自己亲身的故事对齐王进行劝谏。邹忌进朝廷去拜见威王，说：“我知道自己确实没有徐公漂亮。我的妻子偏爱我，我的小老婆惧怕我，我的客人有事想求助于我，都说我长得比徐公漂亮。现在齐国的国土方圆有一千里，城市有一百二十座。宫廷里的妻妾和身边的随从人员没有哪个不偏爱您的，朝廷里的臣子没有哪个不惧怕您的，全国的人没有哪个不有求于您的，这样看来，您受蒙蔽很厉害啊！”威王说：“您说得好。” 　　威王于是下令说：“各大臣、官吏和百姓，能够当面指出我的过失的，受上等奖赏；能够上奏章向我进谏的，受中等奖赏；能够在街市和廷议论我的过失，传到我耳中的，受下等奖赏。”这个命令下达后，许多臣子都来进谏，各国均来朝齐王。齐国一时强大起来。 　　为此，古人曾警告世人“徇功利者，不虞谄诈；溺鬼神者，独觉形声”，一个人如果沉溺在一片谄媚之中，那么他们就会被追名逐利的人所蒙蔽，丧失判断力。邹忌所懂得的道理正是今天从事领导工作的人们所应该了解的。 　　一个人的嗜欲太强，就会失去理智。古时候在青丘山上，住着一只九尾狐，兴妖作怪，找到死人的头骨戴在头上，祭拜北斗，以向上帝求福。老狐见了就对九尾狐说：“死的头骨，胜秽，是死砾所没有的，不能戴啊。上帝威怒不能冒犯，若不改悔，你必遭大祸。”但九尾狐一意孤行，最终导致自己的覆灭。 　　正因为是嗜欲伤人，所以历代圣贤都能够主动禁止淫逸，远离嗜欲而成就大业。 　　从前夏禹的女儿命令仪狄酿造美酒，送给禹帝。禹帝饮了觉得味道很美，于是就疏远仪狄、戒绝美酒，说：“后世的君主一定会有因为饮酒而使他的国家灭亡的。”齐恒公有一次在半夜里感到吃得不足，易牙就煎熬烧烤食品，献给桓公，桓公吃得很饱，直到天亮还没有睡醒。于是说：“后世的君主一定有因为贪吃美味而徇私枉法导致国家灭亡的。”晋文公得到美女南之威，三天不上朝听政，于是就把南之威推而远之。说：“后世的君主一定有因为好色而使他的国家灭亡的。”楚王登上强台观看得忘乎所以。于是就对着强台发誓不再登了说：“后世的君主一定有因为迷恋山水的景色而使他的国家灭亡的。” 　　古人尚且知道治国应不忘艰难，远安逸戒嗜欲，今人能不警惕吗？ 　　逆境不馁顺境不骄 　　《菜根谭》中说：“人在清苦的环境中容易发奋上进，人在优裕环境中容易堕落腐败。”我们如果能知道这一道理，就能防患于未然。 　　唐朝李景让的母亲郑氏，年轻时就守寡，当时家境贫困，孩子幼小，由她一人管教。有一次，她家房子的后墙塌陷，墙破处发现许多钱。她向天神祈祷说：“我听说不劳而获是自身的灾祸。如果天神怜悯我贫穷，我希望天神让几个孤儿学出成就，这些钱就不敢拿了。”说着，赶快把那些钱掩埋上，把墙修好砸实。 　　后来，景让获显达官位，尽管如此，他有过错，母亲也决不放过。 　　他当浙西观察史时，感到手下有个低级军官不顺他的心意，便让人用棍棒将其打死。这件事引起军队的愤怒，欲发生兵变。他母亲听说这件事后，就出来坐在官府办公的地方，让景让站在厅堂上，责备他说：“天子托付你重任，你却把国家的刑法当成喜怒哀乐的工具，胡乱杀死无辜的人，万一造成地方动乱，你有何面目见皇上？”说完，她命令左右的人脱下景让的衣服，鞭打他的脊背。这时，景让手下的人都站出来替他求情。打了很久，母亲才同意把他放了。景让从中受到了教育。 　　可见，一个人既要能经受逆境的考验，更要能经受顺境的考验。 　　如果一个人生长在富贵之家，物质方面可说应有尽有，就会养成不良嗜好和喜欢作威作福的个性，尤其是作威作福、专权弄势，对人的腐蚀就好像凶焰，早晚会引火自焚。 　　三国时，钟会、邓艾以两路大军攻灭西蜀，而钟会心生反意，想据险自守，做刘备第二，进而兵临长安灭魏，再起兵灭吴，一并天下于自己一人之手。但又担心邓艾与己为敌。他想到告伪状的办法，几次密报司马昭，说邓艾心存反意。司马昭毕竟是谋略场中的老手，他虽然担心邓艾逆反，对钟会却也有疑惧之意。接到钟会的密报，他对钟会的真正用意便了如指掌。他写信告诉钟会说：“邓艾有可能据兵自守，所以我派贾充领兵一万入斜谷，屯乐城，前去援助你。我自己领兵十万在长安，随时准备接应。”司马昭另派新兵之意当然不是为了邓艾，而是为了钟会。钟会也不是呆子，他一见司马昭的信，便知司马昭对自己起了疑心，遂仓卒行事，拥兵反叛。不想司马昭早在钟会身边安插人手，钟会反叛尚未真正发动起来，便被杀身亡了。钟会之死正如老子所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所以我们要养成逆境不馁、顺境不骄的心态，着眼大局，虚怀若谷，才会使我们不断进步、提高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五件事：沉与浮（5） 不得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 　　一个人的气节和正义可以傲视一切。一个人不管如何清高或有学问，如果没有高深的品德来配合，那么这种学问和清高也就丧失了意义。所以做人不得有傲气，却不可无傲骨。 　　楚怀王时，屈原在朝担任左司徒的官职。他学识渊博，记忆力强，对治理国家的道理非常清楚，并且擅长辞令。楚怀王很器重他。他在朝中和楚王一道商议国家大事，发布政令，对外接待各国使节，和各国的君王相酬酢。当时，上官大夫和屈原爵位相同，一心想争取楚王的宠信，非常嫉妒屈原的才华。 　　有一回，楚王指派屈原制定国家的法令。屈原刚刚起草，还没有定稿，上官大夫看见了，便想夺取这份草稿，屈原不给他。上官大夫因此怀恨在心，在怀王面前毁谤屈原说：“大王指派屈原制定法令，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每当一道法令制定完成，颁布出来，屈原就自夸其功，认为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人能作得出来。”楚王听了大怒，因此疏远屈原。 　　屈原对于楚怀王被小人迷惑，耳朵不能辨别是非，眼睛不能分清黑白，感到痛心，所以忧愁苦闷，沉郁深思，写成《离骚》。屈原在《离骚》里，叙述远古帝喾的事迹，称扬近世齐桓的伟业，同时论及中古汤武的功绩，用来讽刺当时的政局。他的文辞简约，托意深微；他的心志高洁，所以喜欢用香草作比喻。他品德高尚、行为廉正，所以一直到死，为小人所不容，如《离骚》中的“制芰荷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都是美好品德的象征。他不肯同流合污，毫不受社会恶习的感染，虽处污泥，却如莲花一般，仍保持自身品德的高洁。 　　后来，怀王客死于秦，他的长子顷襄王即位，用其弟子兰作令尹。由于是子兰劝怀王入秦，使楚怀王终于不归，楚国人因此对子兰很怪罪。屈原对子兰贻误国事感到痛心。他虽然被放逐，乃眷恋楚国，希望能回到朝中来；他忠君爱国，希望能挽救楚国的颓势。但这一愿望终于未能实现。 　　令尹子兰听说屈原嫉恨他，大怒，叫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顷襄王一气之下，便把屈原长期放逐到江南。屈原被放逐，来到江边，且行且歌，脸色憔悴。见到一个渔夫，渔夫问他：“你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来到这里呢？”屈原说：“世上的人大多是污浊的，只有我保持干净；众人都昏醉了，只有我依然清醒。所以我被放逐了。”渔夫说：“圣人能与世相推移，众人都醉了，你何不也喝点薄酒，何苦守身如玉，与世相忤，而招致被放逐的命运呢？”屈原说：“我听说，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把帽子上的灰尘弹去；刚洗过澡的人，一定要拂去衣服上的尘土；人怎么能以清洁的身体去接受外界污浊的事物呢？我宁愿葬身鱼腹，也不能让自己高洁的品格受到玷污！”于是他写下了《怀沙赋》。 　　就这样，屈原带着对楚国的深沉眷恋，带着他那坚贞、正直、高洁的品质，抱着石头，投汨罗江自杀了。 　　屈原的气节和正义足可鄙视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六件事：赏与罚（1）
“赏与罚”是把双刃刀，做领导要想驾驭自如，就得有赏有罚，号令严明。因此，领导者要牢牢掌握赏与罚的尺度，该赏的赏，该罚的罚，努力做到赏罚分明，千万不可胡乱施舍。 　　前功不应抵后过 　　赏罚分明，是古今中外的领导铁则。但是，对于从前曾有过功劳的人，如果在日后犯了严重的罪过，是不是可以顾及以前的善行，而免除或减轻其处罚呢？ 　　统治者常喜欢以某人过去的功劳抵偿目前的罪过，以表示自己的宽大念旧恩。然而这种行为却严重破坏了法制精神，削弱了领导力度，是领导者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 　　就法制精神而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贵贱也没有特权；即使过去曾有善行或功劳的，也同样不应因此享有特权，以此为自己减免罪责。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功与过是两回事。统治与领导努力所为的都是未来，因此，用过去去限制或影响未来都是极为不当的。 　　诸葛亮治蜀时，对于罪行虽深、但恶意不大或情有可原的罪人，常免除或减轻其刑罚；而对罪行虽小、但恶意重大而不知悔改者，必加重处罚。他这样做不是赞成以功抵罪制度，而只是着眼于犯罪者犯意的强弱而已。 　　另外，很多贫穷弱小的国家，常表示无法给予有功者足够的酬劳作为奖赏，以致无法有效地鼓励功臣创造丰功伟业；其实这大多都是借口。奖赏最重要的是荣誉，是属于精神上而非物质上的。领导者只要是真诚地表示对有功者的感谢，即使只是口头上的奖赏，也仍可以得到有功者心悦的心理感受。 　　著名的美国IBM公司奖赏业务人员时，不仅用奖金，而且常租下整座体育场，使有功者在万千员工面前接受褒奖和赞扬；以此表示对商战英雄的热烈欢呼，这比任何奖金，都更容易吸引员工去争功立业。同样，对于有意怠劳者也给以严厉的警告与相应的处罚。 　　因此，在处罚犯罪行为，虽然可以参考过去的言行以为判罚的标准，但在原则上仍着重在对现行的恶意程度的判别。 　　以赏代罚可出勇者 　　作为领导者，管理企业总要有适当的激励手段，有赏有罚才可以引导百姓认识是非，所以赏战成为历代兵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赏代罚包括几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对于作战勇敢者要赏，以鼓励其勇气；二是对做事正直者要赏，以鼓励其正气；三是对企业忠诚者要赏，以鼓励其忠心，凡此种种要赏在明处，树立榜样，这才能达到赏战的目的。所以，善于赏战者，教士兵辨是非、辨忠奸、辨勇怯，即是激励的战术又是教育的战术。 　　罚是伤人的方法，因此往往很难奏效。而以赏代罚则不同，它是用一种诚意给人以实惠的合作方式，既可调动积极性，又可使人不产生抗拒的逆反心理。所以，如果“罚”不奏效，你不妨用“赏”来鼓励教育的方法来达到目的。 　　凡是善于管理的人，都懂得适用赏战之法，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下面几个例子所告诉的我们正是关于赏战的有趣故事。 　　一、奖赏后学 　　当别人特别是地位年龄低于自己的人，当面指出自己的失误时，最聪明的做法是称赞对方。 　　明代徐阶三十岁不到就担任了浙中督学的职务。一次，有个考生在作文中用了“颜苦孔之卓”的典故，意思是颜回对孔子学说的深奥苦于理解。徐阶用笔给这句话批了“杜撰”两个字，将文章列入第四等。这个考生拿书卷向徐阶请示说：“先生对我的教育诚然是应该的，但这个典故出自扬雄的《法言》，实在不是学生杜撰。”徐阶听了考生的话后，马上站起来说：“本人侥幸早些获得了功名，没有好好地做学问。今天感谢你的这番指教！”于是，他将考生的成绩改取为“一等”。许多人听说了这件事，纷纷称赞徐阶宽宏的度量。 　　无独有偶，也是在明代，一个考生因用了“为舜也父者，为舜也母者”的句子，被主考官批为“不通”，因而得第四等。当考生指出这两句出自《礼记·檀弓》篇时，主考官大怒说：“偏是你一个人读过《檀弓》？”反而把学生从第四等又降至第五等。事情传出，人们无不嘲笑此考官的为人。 　　且不说先后两个考官的做法对考生前程的影响有何不同，就对他们自己而言，前者从善如流，不仅没有因一时的失误给自己带来丝毫损失，还博得了胸襟广阔的赞誉。仅观后者，为了面子，明知自己错了，还恼羞成怒地斥责别人，结果更让人笑话。所以当别人已指出自己的错误时，不妨学习前者的智慧和度量。 　　二、奖赏荣誉 　　美国一家纺织厂激励员工的方法十分特别。这个厂原来准备给工人买些价钱较高的新椅，放在工作台上休息用。后来经理想了一个新花样：规定如果任何人超过了每小时的生产定额，则在一个月里她将“赢得”椅子。颁发椅子的方式也很奇特，工厂老板将椅子拿到办公室，请赢得椅子的生产工人进来坐在椅子上。然后，在大家的鼓掌声中，老板将她推回车间，本来是一桩小事，却能让员工从中生出竞争心和荣誉感，这一做法实在让人敬服。 　　三、以奖换心 　　纽约一家一流印刷公司有位技师，负责维修公司里数十台打字机，以及其他昼夜不停运转的机器。他抱怨工作量太大，工作时间太长，工作又枯燥无味，所以要求一位助手帮助他。 　　为了纠正这位技师的态度和观念，而又不伤害他的自尊。该公司的董事长万德先生既没有像一般老板那样给他另派助手，也没有降低工作量和时间，但他使对方感到非常满意。原来万德先生给这位技师配了一间专门的办公室，在门口钉上“维修科科长”的牌子。这么一来，他就不再是普通技工，摇身一变而升为维修科科长了。他被其他同事承认具有这一方面的能力；满足了他的自重感，这样一来他将过去不满的情绪统统忘掉了，而且更加卖力地工作了。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六件事：赏与罚（2） 犯法当罚必须重罚 　　有时候，属下犯的错误非常严重，作为管理者必须执行某种形式的惩罚。当必须惩罚时，不要犹豫，拖得越久，对应该受惩罚的人来说，侥幸心就越大，而你的日子就更难过，也越容易使别人误解你的惩罚不公平。 　　假若你惩罚的目的只为防止未来，那你应谨记主要的防止未来因素，而不必太过严厉，通常要附带某种形式的纠正行动。 　　在17世纪的英国，拦路打劫的惩罚是处死。而到了今日，同样的罪只不过是几年徒刑而已。不过，按照比例来算，拦路打劫的事反而更少了，原因是在今天被抓到的机率也要高得多。 　　在美国，抢劫的比率却越来越高，其中的原因很多，不过绝不是因为惩罚降低了。在美国的抢劫罪从来不是死刑，如今抢劫增多，乃是因为破案率还是和以往一样低。 　　惩罚的一个重要含意不只是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要达到惩罚的目的。 　　在拉丁文字根里，“惩罚”的意义就是“教导”。惩罚的轻重全视领导者想“教导”对方的程度。假若你要团体中的成员尊重他们的领导人并尊重自己，要求他们做事达到最高标准，这就要靠慢慢教导，并不是一蹴可就的。你无法平日放松，一下就要求严格。 　　华盛顿曾说过：“使人达到适当的服从，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甚至也不是一月一年之功。”华盛顿明白，要培养一个团体的高标准纪律，乃是件极其艰苦的工作，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达成。 　　但他还未说出另一件事，那就是一个团体的纪律已经败坏，要想重整比新建还要难上几十倍。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军事将领和民间主管被调职的原因。因为旧主管不能维持团体高度标准的纪律，只有换新主管来扭转乾坤，建立坚强的纪律。 　　假若你的团体纪律已在走下坡，那你该怎么办？首先你应该建立自己为一个高标准的模范。你别指望你自己做不到，而能要求属下维持高标准的纪律。 　　另外，找出某个范围来，先集中全力整顿这方面。譬如说，你的团体每天午餐时间是规定一个小时。多年来大家全是拖拖拉拉的不遵守，有的人不但超过一个小时，甚至快两小时还未回到办公室。 　　假若你是新来的领导者，你可以同时作许多新的改革，将为什么这种现情况无法接受的理由全部列出来。譬如说：这对公司是一种欺骗，这是不敬业，客户商谈业务会找不到人，团体形象遭到破坏，为按钟点计酬人员及年轻经理人做不良示范等等。 　　然后你应下决心惩罚那些再不遵守公司规定的人。这可以用罚薪或是留待查看等方式，到必要时甚至不惜开除。关键是要注意绝对公平合理。同时也应将整个情况衡量一下，大家都将午餐时间拖长，是否有它的原因？要如何来处理？你考虑事情是否完全周到？ 　　等一切都准备好以后，你可以召集全体人员，当面告诉他们这个问题和解决的办法，你还应该有回答任何问题的心理准备。假若你明白你自己要讲的是什么问题，属下才会明了你是对的，然后他们才会支持你。事实上你会发现到，看到你这样做，那些平日守规矩的人一定很高兴。他们会觉得多年来有很多人都拖延午餐时间，相对来说，等于是掠夺了守规矩的人的时间，加重了他们的工作负担。 　　反过来说，要是操之过急，在纪律松弛已久的情况下，突然严格管束会引起太多的怨恨。这种怨恨反而会影响你的改革，引发其他许多问题。 　　但是，不管你要作什么样的改变，一旦开始实行，就要往正确方向实施，当罚必须罚。 　　如何掌握赏与罚两大法宝 　　英明的君主驾御臣下，靠的是两根大棒：刑和德。杀戮叫做刑，奖赏叫做德。作为臣下，无不害怕被责罚而喜欢受奖赏，所以君主只要掌握好刑和德这两根棒，那么群臣就会害怕他的威严，而去争取奖赏。可是世上的奸臣则不是这样：对于自己憎恶的人，能够借助于君主而惩罚他，对于自己喜欢的人，能够借助于君主而奖赏他。有些国君不是把赏罚的大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听任大臣专擅赏罚，结果使全国的臣民都害怕这位大臣，而不害怕君主，离开国君的治国主张而投奔大臣，这就是君主丧失赏罚大权的危害性。老虎之所以能够制服狗，凭借的是它那锋利的爪牙。如果让老虎放弃它的爪牙让狗使用，那么老虎反而要被狗所制服。君主，靠的是用刑、德来制服群臣，同理，君主放弃了刑、德大权而让臣下去掌握，就等于是君主反而被臣下所控制。例如，田常上请奖赏的大权，由他掌握在群臣中施行，下面用小斗收进、大斗放出的办法向老百姓施舍，齐简公就这样放弃奖赏大权而交给了田常，最终简公本人被田氏杀掉。宋国大夫子罕对宋君说：“奖赏赐予，这是人民的喜庆事，您亲自掌握；杀戮惩罚，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情，由我来担当。”于是宋君把惩罚的大权交给了子罕，最终宋君被劫持。田常仅仅掌握了奖励的权力，就把简公杀掉了；子罕仅仅掌握了惩罚的权力，就把宋君劫持了。在历史上，有许多大臣兼掌奖赏和惩罚两个大权，那么他们国君的处境，肯定比齐简公和宋君危险多了。那些庸碌愚蠢的君主，刑、德大权一齐旁落于大臣手里，而能够安居其位，这种事是从来没有的。 　　君主准备禁止奸邪行为，就必须审验形和名、言与事，看它们是否一致。每个人都陈述自己的意见，按照个人的陈述而授给他一定的职事，专门按照他的职事来要求他的功效。功效和职事相符合，职事和他当初的陈述相符合，这样就给以奖赏；功效和职事不符，职事和言论不相符合，就要加以责罚。春秋战国时期，韩昭侯醉了酒而躺在床上休息，主管帽子的官吏见到君主有点儿凉，就给昭侯身上加盖了一件衣服。韩昭侯醒来后很高兴，问左右说：“是谁给我加了件衣服？”左右回答说：“是管帽子的官吏。”韩昭侯于是对管衣服的官吏和管帽子的官吏一同治罪。惩罚管衣服的，是因为他失职，而惩罚管帽子的，是因为他越权行事。这并不是说韩昭侯不怕冷，而是因为害怕越权的危害性比受点儿冷大得多。所以英明的君主豢养臣下，要求他们不得越权行事而立功，不得言论与实际不相符合。越权应当杀掉，而言行不一致则应受惩处。各自坚守自己的岗位，言行一致起来，那么群臣在一起，就不能够结党营私了。 　　韩非子认为，赏和罚是统治者手中的两根判笔，统治者必须牢牢掌握。一旦失手，政权就会丧失，局势也会跟着混乱。 　　擅用赏罚者必有厚报 　　一、欲得忠士，需买人心 　　作为管理者，身边没有一两个忠士是不行的，所以，领导人都习惯采用收买人心的方法来获得他人的忠诚。 　　秦穆公就很注意施恩布惠、收买民心。一次，他的一匹千里良驹跑掉了，结果被不知情的穷百姓逮住后美餐了一顿。官吏得知后，大惊失色，把吃了马肉的三百人都抓起来，准备处以极刑。秦穆公听到禀报后却说：“君子不能为了牲畜而害人，算了，不要惩罚他们了，放他们走吧。而且，我听说过这么回事，吃过好马的肉却不喝点儿酒，是暴殄天物而不加补偿，对身体大有坏处。这样吧，再赐他们些酒，让他们走。”过了些年，晋国大举入侵，秦穆公率军抵抗，这时有三百勇士主动请缨，原来正是那群被秦穆公放掉的百姓。这三百人为了报恩，奋勇杀敌，不但救了秦穆公，而且还帮助秦穆公捉住了晋惠公，结果大获全胜而归。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六件事：赏与罚（3）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在中国人眼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是用勇者的常见方法，而在“施之以恩，动之以情”之后再“委之以重任”则是用智者的做法。春秋战国时期，燕太子为了国家利益谋杀秦王，可惜找了很久，还是没有找到合意之人。后来有人推荐荆轲，说他是齐国大夫庆封的后人，“乃神勇之人”，而且喜怒不形于色，那才是好杀手呢! 　　燕太子丹听了这个消息这之后，立刻就到酒市里去找到了荆轲，想方设法地来笼络他，给他特别修筑了一座住宅，名为“荆馆”，不用说，一切设施在当时一定是最先进、最讲究、最气派的了，平日是锦衣玉食，用的是精骑美女，真是“恣其所欲，惟恐其意之不适也”。据说，有一次荆轲与太子丹一块游东宫，看见水池旁边有一个大龟，荆轲一时高兴就拣起一块瓦片掷了过去，太子丹看见后，就赶快让人捧来金丸，让荆轲用来代替瓦片，投掷取乐。 　　又有一回，荆轲与太子丹一块儿骑马，太子丹的马是一匹日行千里的宝驹，平日十分宠爱，可巧这一天荆轲不知想起什么，忽然说马肝的味道不错，过了没多一会儿，厨师就给荆轲送来一盘炒马肝，荆轲一问，原来燕太子丹已经把他的宝马杀了，特地取出马肝，来为荆卿下酒。 　　这还不算，最令人惨不忍睹的是有一回太子丹请荆轲在华阳台喝酒，并让自己所喜爱的美人出来鼓琴助兴。荆轲忽然看见这位小姐的一双嫩手，洁白如玉，就忍不住说了句“美哉手也”!这也许只是他随口一说罢了，谁想席散之后，太子丹让人送来一个玉盘，荆轲仔细一看，盘中之物竟是剁来的一双女人之手。据说，这是太子要表示一下：“对于您的所好，我是没有什么舍不得的。”而荆轲受了这样几次“知遇之恩”以后，也就颇感动，长叹道：“太子遇轲厚，乃至此乎？当以死报之!”从此就死心塌地的愿意替燕太子丹去做行刺秦王政的杀手了。 　　三、受人点滴，报之涌泉 　　当时孟尝君为了其政治抱负，广罗天下才士供养起来，叫做门客。冯谖初到时被视为门客中的最低层一类。手下人只拿粗茶淡饭招待他。冯谖倚靠着柱子用手指弹着剑唱道：“剑呀，我们回去吧，这里吃饭没有鱼！”有人将此报告了孟尝君，孟尝君吩咐说：“将他的饮食水准提高到门下档次。”又过了一段时间，冯谖又弹剑作歌道：“长剑呀，我们回去吧，出入没有车可供乘坐！”其他门客都取笑他，把这事又告知孟尝君，孟尝君说：“为他配备马车，档次提高到门下车客。”于是冯谖得以乘车弄剑。可是不久，他又故态复萌弹着剑又唱开了：“长剑呀，我们回去吧，这里没有什么可养家的！”其他们门客都厌恶他，认为冯谖贪婪不知足。孟尝君得知他家有老母，就派人不断供奉食物。这样，冯谖就不再唱歌了。冯谖试出孟尝君是个大度之人，有容人之量，才决定留下来为他卖命。正因为深知了孟尝君的为人，冯谖才能在后来斗胆私自作主借孟尝君之名烧掉大量借据，为主买义，从而收买了人心，为日后孟尝君落魄时取得一块容身之地和得以东山再起的奠定了基础。 　　四、用人以勇，以情动人 　　三国东吴的周泰是位武将，因勇敢善战战功卓著而深得孙权喜爱。建安二十三年，孙权留平虏将军周泰为镇守重镇主将。孙权借到前线视察的名义，来到前线，置酒宴款待众将。席间，孙权乘众人酒酣耳热之际，让周泰脱去上衣，露出身上的累累伤痕。孙权指着周泰身上的伤痕一一询问是哪次战斗中留下的，周泰逐一作答。最后，孙权拉着周泰的手流着眼泪说：“将军临战勇如猛虎，从不计安危，以至数十次负伤，我怎么能不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你，把重任托付给你呢？”孙权的一番表演，使周泰感动得一塌糊涂。 　　五、借义结人，可得忠臣 　　“借义结人”是借助下层社会团结互助的对等原则。刘备通过“义”来集合，收揽人才。他通过桃园结义找到了关羽、张飞，又逐步发展了赵云、黄忠、马超、魏延等勇将，还有诸葛亮、庞统等谋士。几乎一无所有的刘备能够搜罗到这样多的第一流人才，他使用的“义”的办法，起了重要的作用。 　　曹操因刺杀董卓失败而被迫回家向父亲求助。那时曹氏家庭只有“散家资，招募义兵”这一条路可走了，还是曹嵩自己想出了办法：“此间有孝廉卫弘，疏财仪义，其家巨富；若得相助，事可图矣。”在见到卫弘后，曹操拿出他深思熟虑的说辞：“今汉室无主，董卓专权，欺君害民，天下切齿。操欲力扶社稷，恨力不足。公乃忠义之士，敢求相助！”卫弘听从曹操的话，拿出钱来让曹操做事。 　　六、施之以恩，用之于忠 　　古人指出：“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对于那些本性忠良的下属，一定要大胆施恩，以鼓励他的忠心。这样的话，有良心者能够忠一不二，为知遇者舍身忘死；有血性者，能够有一腔忠心的报国义气和情怀；有勇气者，面对强敌而毫无畏惧之。而忠良的下属，如果兼有智略者，更能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这样的忠良人才当然人见人爱，人见人用。因此选拔人才的人，对于忠良之才只求有一方面的长处可取，不可因为有一点儿缺陷而抛弃了忠良之才。如果对于忠良之才的人过分苛求，则奸滑无能之辈反而会侥幸得以保全，并被重用。 　　七、施人以恩，不在大小 　　一粒小豆那么大的地方，也许人人就会不以为然，但如果处理不当，从中却能发生国家存亡这样的大事。 　　历史上许多重大的事件都是从极小的疏漏开始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有从细微处入手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所以，作为管理者，要经常注意下属的情绪变化，识人以恩不在大小，感人之效却可以惊动天地。 　　《战国策·中山》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中山君宴请都士大夫，司马子期也是其中一个。羊羹是一道美味的菜肴，可惜准备得不足，司马子期没有尝到。司马子期因此感到羞愤难忍，他跑到楚国劝说楚昭王攻打中山。 　　中山国亡，中山君狼狈出逃，只有两个人还持戈跟随在后面。中山君问他们：“事到如今，你们为什么还跟随我呢？”两人答道：“我们的父亲在快要饿死的时候，是您施予了一盒饭给他，后来，父亲临终时对我们兄弟说：‘中山国将来有祸事，你们一定要为之赴汤蹈火！’所以我们今日不惜以死来报答您。” 　　中山君听到这儿，仰天长叹一声，极为感慨地说：“看来，给予别人，不在乎多少，却在于其适逢危难；和别人结怨，也不在于事情大小，而在于伤害人的自尊。一道菜可使一个国家灭亡，一盒饭能使人赴汤蹈火，可见小事不可大意。” 　　八、金钱利诱，以图大用 　　近代奸雄袁世凯手下有个师长叫王怀庆，是直隶宁晋人。他很小的时候就参军入伍，后来投靠了袁世凯，得到了赏识和重用，王怀庆投靠袁世凯之后，他的为人之道开始为袁世凯所熟悉和了解。袁世凯野心勃勃，一心要做皇帝，因此他想笼络大批的人，效忠于自己，听从他的命令，他把王怀庆也列入了自己的笼络对象。 　　民国建立之后，蒙古的各亲王在前清肃亲王的游说、煽动下，纷纷宣布独立，反对共和，意图苟延残喘，保住他们的亲王地位。袁世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便委任张绍曾为绥远将军，王怀庆为多伦镇守使，征伐各个独立的蒙古亲王。 　　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王怀庆率领的军队大获全胜，全歼了蒙古各独立的军队，凯旋回京。袁世凯为此重重嘉奖了王怀庆，并且叫王怀庆将这次作战的各项开销列出清单，到国库报销。王怀庆回去统计了一下，一共花费了三十万元左右。他想多报些以中饱私囊，但又不敢太过分，就开了张四十万元的军费报销单。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六件事：赏与罚（4）第二天，王怀庆拿着报销单亲自送到总统府，让袁大总统过目。袁世凯看完后，嘴角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王怀庆赶忙解释说：“这是我详细核实过的！”袁世凯将单子往桌子上一扔说：“太少了，回去重写。” 　　这句话着实令王怀庆感到意外，但他马上又明白过来，这是袁总统给我施加恩惠，心里一阵高兴，他回去之后，壮起胆子写了一张八十万元的报销单据，谁料袁世凯看后仍然说太少，让王怀庆拿回去重写。当王怀庆第三次来到袁世凯面前时，手中军费报销单已经虚报到一百四十万元之巨了，袁世凯才提笔批了“准领”两个字。 　　自此以后，王怀庆为袁世凯卖起命来更加出力了。 　　由上可见，得人心者得天下，而利用奖赏、施恩等方式谋取人们的归顺才是管理之术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