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神经创伤外科:袁世凯家族4

第四章  祸福相倚

1．  落水的凤凰不如鸡

对于光绪与慈禧在两天内相继病逝，袁世凯也感到十分蹊跷。他是个聪明人，对晚清政局了如指掌，知道谁的屁股一翘就会拉出什么样的屎，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出哪一张牌，但是对这次忽然来的变故还是百思不得其解。太后病危之际，他不无担忧，害怕光绪归政后报戊戌政变中那一箭之仇，哪知道光绪竟在太后死的前一天走了。宫廷中有各式各样传闻，认为光绪之死与太后有关，往深一层想，御医对光绪的病早已有预言，大限恐怕就在这几日，既然如此，疑问又来了，太后何必非得提前几天把皇帝弄死？思来想去，袁世凯只能用一句话来解释：一切皆是天命。

但是隐患依然存在，危险来自监国的摄政王载沣。

袁世凯免官既有远由，也有近因，归纳起来如下：远由起于戊戌年光绪的冤情，载沣是光绪胞弟，报仇雪恨理所当然。近因极其复杂，一是袁世凯手握重兵，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已对朝廷构成了威胁；二是御史赵启霖、江春霖、赵炳麟（史称“台谏三霖”）因为杨翠喜的一桩案子先后参劾庆王与段芝贵，牵涉到袁世凯；第三个原因属于高层内部机密，据说两宫宾天后，杨士骧由驻屯马厂的军队拨出二百名士兵潜赴北京，保护庆王和袁世凯邸宅。此时步军统领衙门系那桐管辖，他察觉到有擅自调兵入京之事即进行了盘问。那桐是个特别会做官的人，发现并无异常也就没有声张，倒是邮传部某尚书侦知此情后乘隙禀报了摄政王。载沣嘴上虽说当此多事之时不必深究，但心里头埋下的警惕却又多了一分。

载沣摄政后的那段日子袁世凯尤为苦闷，他一生经历过风波无数，不管如何困难，最后总能够顺利过关，唯独这一次让他一筹莫展。

该来的风暴到底还是来了。免官诏书下来时袁尚在朝房（大臣们等候朝见的专用大厅），已经听说了消息，好似不仅免官，恐怕还有更大的灾祸。袁世凯正在忐忑之时，内阁值日官捧诏宣示：皇上有旨！未及宣读，袁骤然色变，正好张之洞从宫中出来看到了这一幕，赶紧趋前几步说道：“皇上以袁公足疾，命回籍养疴。”袁世凯心里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宣读诏书完毕，一直跪在地上的袁世凯不敢起身，连声呼道：“天恩高厚，天恩高厚。”

在杀袁与保袁之间，确实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当载沣拿这事询问庆王奕劻时，奕劻的回答是：“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资格最老的大学士孙家鼐，满蒙大学士那桐、荣庆以及汉人大学士鹿传霖等，都与袁世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极力反对除袁。出力最多的是张之洞和世续，当天朝堂散直之后，载沣又复召张、世二人入内廷，出示罢斥袁的诏旨，张之洞反复陈说，为朝局计，务宜镇静宽大，放袁世凯一马。世续也表示赞同张之洞的主张。这才迫使载沣把含藏杀机的诏书内容改为了“开缺回籍”。

说到“足疾”也是确有其事。从这年秋天开始，袁世凯忽然得了一种奇怪的腿病，无缘无故地疼痛，严重时竟至不能走路。曾经请假治疗过，但身为军机大臣事务繁多，只好销假带病坚持工作，每次上朝还得要人搀扶，到了腊月间，腿部的疼痛更厉害了。

在上谕下发之前，袁世凯曾经乘快车去过一趟天津。据一位正好同车的英国目击者海鲁说，袁世凯穿一身素衣，神情严肃，目光炯炯有神，进入头等车厢内，找一近暖气处坐定，从京城到天津的两个多小时，他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起身走动，仆人小心翼翼给他倒茶，也未见他吭声。下午4点30分，车到老龙头车站，在随从的护送下乘一辆华丽马车西行而去（参见《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109页）。

有一种说法，认为袁世凯到天津是想通过直隶总督杨士骧斡旋，乘坐海轮逃往日本进行政治避难。不过在此特殊敏感时期，袁又是特殊敏感人物，杨士骧不敢露面，而是派儿子出面向袁说明利害，劝其迅速回京。杨士骧是袁世凯一手提拔上来的，他现在的直隶总督位置也是靠袁的保荐，没想到如此忘恩负义，绝情到不肯见一面，落水的凤凰不如鸡，袁世凯感到心寒意冷，赶紧在银行支取了一大笔存款，惶惶不安地返回了京城。

诏书下达后，袁世凯心情稍微平稳了些，他迅速安排家人，悄然离京，免得节外生枝。按照清朝历代处置大臣的惯例，在革职、开缺的谕旨之后，往往还会层层加码，抄家、流放及至杀头。在天津老龙头火车站，送行的人寥寥无几，只有严修、杨度等伫立在寒风之中，和往昔前呼后拥的场面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关于严修，在此多提几笔。严修（1860～1929）字范孙，祖籍浙江慈溪，清光绪进士，授翰林编修，世业盐商，近代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始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通过徐世昌的引见，严修进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幕中，促成了直隶教育的蓬勃兴起。据袁世凯自述：一生事功乃练兵、兴学二项。练兵不消说，袁自任之，兴学则以严修功劳最大。

由袁世凯、张之洞等联名奏请废除科举之后，清廷成立学部，统管全国学务，名义上的领衔人是荣庆，但他事务繁多，只是个挂名尚书；严修被委以左侍郎之职，实际上主持日常部务。

严修离开学部，与袁世凯“落难”有直接关联。朝廷对袁世凯“开缺回籍”的诏书下发后，老友旧识避之唯恐不及，独有严先生不识时务，给朝廷上书一封，公开表达不满，袁世凯出京，他又赶到天津火车站相送。摄政王对这样的人自然不会放过，此后不久，即以严修引见廷试留学生“奏对错误，殊乖体制”为由，给予他“罚俸半年”的处分。等到张之洞病逝后，严先生痛感学部已无所作为，遂请假归里，结束了几年的京官生涯，赋闲津门。

严修与袁世凯感情深厚，有这么一件事足以证明：有人前往津门游说，拟请他担任宣统皇帝溥仪的老师，严先生只是摇头一笑，并不应允；而落魄人物袁世凯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解决子弟求学问题，严先生慷慨允之，没有半点推诿。

此人一生不爱做官，他有句名言：“北洋旧僚唯我和言敦源不爱官”。民国肇始，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权势如日中天，屡次三番以度支大臣（相当于财政部长）、直隶总督、教育总长等职请他出仕襄助，严先生不为所动。民国元年（1912）暑期，严先生携妻带子第三次举家东游，返国后不久，又劝说袁世凯送子弟出洋留学，并亲自陪送到欧洲逗留一年多。这类举动看似闲适无忧，实则意在缓解和摆脱来自权力核心的纠缠。

袁世凯筹谋帝制，严修是个铁杆反对派，其好友赵元礼的《蟫香馆别记》中记述得很详细：“力阻项城称帝无效，遂断袍绝交，不复通问”。袁世凯死后，严先生入京吊唁，长叹一声道：“项城此去，可谓大解脱。”话中可听出严范孙知袁深矣。

2．隐不住的“隐士”

袁世凯对老家项城有着复杂的感情，简而言之：既爱又恨。尤其是为生母办葬事，二哥袁世敦横蛮无理，伤透了袁老四的心。“开缺回籍”，袁世凯无论如何也不想回项城。

在巡抚、总督和军机大臣这些位置上溜了一圈，即使袁世凯不是敛财自肥的人，腰包里也有几分“暖和”了，要找个安顿的居所，并非难事。其实这事老袁私下早有安排，小站练兵时，他手下有个粮饷委员叫何棪，为人处事极其灵活，是块办经济的料子。何棪在新建陆军中干了一阵，有一天忽然来找袁世凯，提出要回老家办实业。袁世凯很奇怪，问他办什么实业。何棪搔搔后脑皮，回答得也有意思：现在也说不清办什么实业，回去干几年就知道了。袁世凯平生都喜欢这种务实的人，不仅答应了他的请求，还帮他弄了顶候补知县的官帽。何棪改名何兰芬，回到老家河南卫辉，贩粮食布匹，也做盐业生意，没干几年果真发达起来，成了卫辉府小有名气的富绅。

就在何兰芬财富迅速积累的这几年，袁世凯交给他一笔银子，托他在卫辉府汲县代购了几十间房屋。老袁曾去看过一次，房屋位于西关马市街，规模宏大宽敞，由东、中、西三座院落组成，每院有五进小院，前后穿堂相通。院子后边还有个大花园，占地四五亩，开满了海棠、桂花、腊梅、紫薇，幽香扑鼻，绿意袭人。

“开缺回籍”后的立足之地，袁世凯选择在卫辉府汲县。像任何一位贬官回乡的高官一样，这一大家人抵达汲县时丝毫不敢声张，邻居们看见一些随从忙前忙后地搬运箱子，不知道这座大院宅新住进的究竟是什么人。宣统元年（1909）春节，袁世凯一家是在小心谨慎中度过的，只有三两声鞭炮，给寂静冷清点染上一点热闹的气氛。但是让袁世凯感到欣慰的是，这年春节刚过，拜年的人就来了，地方绅士的热情让他想起离京时的凄凉场景，不由得对世态炎凉感叹万端。

正月初四，汲县袁府来了几位特殊客人。打头的是何兰芬，跟在他后边的一个是王锡彤，一个是李时灿。何兰芬介绍说，王、李二位是汲县地方名绅，对袁世凯仰慕已久，以前袁在高官位置上，为避趋炎附势嫌疑不便结交，而今见袁折翅而归，二位极愿尽地主之谊云云。一番话说得袁世凯心热了，吩咐门人赶紧倒茶，宾客间攀谈起来。

从交谈中袁世凯得知，王与李是同学挚友，如今一个是实业圈新星，一个是教育界巨擘。袁世凯兴致盎然，几句寒暄过后，便大谈特谈兴办实业。当天在座的除了上述何兰芬、王锡彤、李时灿外，还有袁的幕宾谢愃（字仲琴），袁的长子袁克定等人。据王锡彤《抑斋自述》中记述，他和袁世凯第一次见面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时袁世凯51岁，看上去却“须发尽白，俨然六七十岁人”，但“两目炯炯，精光射人，英雄气概自不能掩”。

李时灿（1866～1943）字敏修，在家乡汲县首倡新式教育及讲学，是清末民初著名教育家之一，曾有“北严南李”一说，“北严”指河北严修，“南李”即是河南李时灿，可见影响之大。此人民国初年担任过河南省教育总会会长，著有《中州学系考》《两河携砚集》等。

王锡彤（1866～1938），字筱汀，号悔斋，晚号抑斋行一，其父王宝卿是个盐业商人，王锡彤十六岁时即丧父。早年王锡彤主要和李时灿一起在河南从事教育活动，光绪三十一年（1905），王受禹州知府曹广权聘请，担任禹州三峰煤矿公司经理，从此开始了他的实业救国生涯。在商务活动中，王锡彤显示出杰出的才能和实干精神，禹州三峰煤矿公司20世纪初开办，土法开采，虽说出煤但利润微薄，且当地矿业公司林立，相互间明争暗斗，难以正常生产。王锡彤到任后，着手大力整顿矿务，并到天津考察，购买机器设备，经数年努力，煤矿公司渐有起色，股东逐年分到了红利。有段时间，王锡彤在天津担任自来水公司协理，为扭转连年亏损的被动局面，一方面加强管理，裁员减薪，为节约开支，自己带头不拿薪金；另一方面，吸收天津银号为大股东，缓解资金短缺的压力，很快使局面大为改观。除主持禹州煤矿公司事务和出任天津自来水公司协理一职外，王锡彤还曾参与洛潼铁路、河南铁矿等工程的策划，成为河南实业界的一颗当红明星。

对这样的人才，袁世凯自然不会放过。他先是进行感情投资，让长子袁克定与王锡彤结拜兄弟，心里谋划着，找个时候要把王锡彤推到办实业的第一线。没过多久，终于让他逮住了个机会。

原来，袁世凯在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任上时，对实业救国一直投以关注的目光，并且委派周学熙办了许多企业。此时周学熙丁忧在籍，专程前来卫辉府汲县，与袁世凯商量实业经营替代人的问题。真是天赐良缘，袁世凯提出让王锡彤出山，接替北京自来水公司董事、天津华新纺织公司董事、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协理等职。即使后来周学熙丁忧结束复任后，王锡彤也成了周的得力助手，在周学熙两度出任财政部长期间，由王锡彤代理总理。

此后王锡彤便成了袁世凯幕府中的一名重要成员，负责掌管袁私人经济方面的事务。袁世凯去世前一个月，感觉自己来日无多，曾将袁府的家产向王作了交待，召见王锡彤时案头置一单，所有存款、股票、借据等共约二百万元，指给王锡彤说：“余之家产尽在于斯。”这件事使已成富豪的王锡彤感慨不已：“袁公自从担任大总统以来，家产实际上未曾再增加一钱，其为国忘家之情，实在是不可以冤枉污蔑他的。世间所传袁公有数千万资产，污蔑之言也。”（参见《抑斋自述》）袁世凯留下的妻妾子女共计有三十多人，区区二百万元分配给他们，无论如何，可以断言的是，十年以后袁家必定会有贫穷者。

王锡彤生前著述多种，印行传世的有《抑斋自述》、《抑斋诗文集》和《清鉴》等，其中《抑斋自述》是一部类似自叙年谱性质的著作，53万字，分作七个部分，逐年记录了王锡彤一生言行、见闻、经历以及家庭琐事，尤其是清末民初他所亲历的一些重要事件，书中都有丰富翔实且真实可靠的资料，史料价值颇高。

过完这年端午节，袁世凯开始考虑迁居问题，起因是七姨太太张氏的缘故。张氏是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新娶的一房娇妾，年青貌美，风情万种，让50岁的老袁大动春心，对她十分宠爱。无奈红颜命薄，刚被娶进总督府不久就遇到袁世凯贬职罢官，张氏体质文弱，加之连日惊吓，还没从京城动身就病倒了。仓皇跟随南下，一路旅途劳累，又受了风寒，住进汲县袁府新居后病情加重，请来医生治疗，也没能救得她的性命，死时年仅20岁。张氏年纪轻轻，还没来得及生育子女就去世了，按照旧时习俗，只可称做姑娘，不能叫姨太太，袁世凯甚为怜惜，以侧室之礼葬于汲县西郊。后来袁克文为她向朝廷奏请得了夫人封典，并以庶母之礼题写了墓碣。

刚住进新房子，就遭遇了这么一门丧事，袁世凯情绪更加低落。袁府临近街坊，每天人来人往繁杂异常，不宜养病。加之这一年久旱无雨，气温居高不下，袁家儿女中不少人都生了病。袁世凯一生迷信风水之说，极讲究居宅的朝向、位置等，正好其时儿女亲家何炳莹来访，提及这件烦心的事，何炳莹说他在彰德北门外洹上村有一处宅第，总面积二百多亩，可供袁家居住。袁世凯闻讯大喜，立马将其买下，当月中旬即携全家迁居到了彰德洹上。

袁世凯迁居彰德后，在这幢宅第旧址上大兴土木，重新进行了修建。府邸四周砌有高围墙，拐角处建有炮楼，依稀可见项城袁寨的痕迹。袁府建筑风格独特，门扇柱枋全是黑色，气氛森严。整个大院由九个独立的小院组成，分别住着袁的九个妻妾，如果把房屋后面的黑门打开，九间房子又成了一个彼此相通的大院。这种别出心裁的设计，既有东方古典余韵，又有西方欧式风味，非常适合袁的多妻妾家庭。

袁世凯与他三哥袁世廉关系最好，这一年世廉因病辞去了徐州兵备道的职务，袁世凯派次子袁克文前往徐州，将袁世廉及其姨太太一起接到了洹上治病疗养。病情稍微好转后，兄弟俩时而扶杖漫步，时而下棋聊天，时而湖上泛舟。他还经常同妻儿老小设宴园中，邀请河南坠子、梆子戏艺人来园演戏，逢上过年或者过生日，还会请来京城京剧界名角如谭鑫培、王瑶卿、王晦芳、杨小朵等来唱堂会，亲朋好友以及旧时北洋属下相聚一处，让袁世凯充分享受了一段赋闲时光。

袁世凯是在恐慌的气氛中离开北京的，除了北京锡拉胡同旧宅里留下几个看门人外，大部分家眷逃到了天津，借住在富商梁生宝家里，袁世凯只带了大姨太沈氏、五姨太杨氏和新娶的七姨太张氏暂住卫辉府汲县。后来搬迁到彰德洹上村，他又纳了两个小妾。

八姨太太名叫郭宝仙，浙江归安人。其母原为某富室之妾，因性情刚烈，与正室夫人一场大吵后，牵着幼女宝仙逃离出走，其时还怀着身孕。几经辗转，流落天津，终于堕入风尘。更糟糕的是，不久她母亲得了一场重病，丢下宝仙和一个弟弟撒手归西，郭宝仙万般悲痛，典卖了衣物，又从妓院借了二千余金，方将母亲安葬。这之后郭宝仙迫于无奈，也开始在妓院里谋营生，艳帜新张，生意出奇的好。郭宝仙对青楼的皮肉生涯深恶痛绝，为了摆脱这种生活，她放出话来：谁能以万金相聘，她即嫁给谁。袁克文是风月场中人物，从相好的妓女蟾香处听到这件事，回到洹上村时告诉了嗣母沈夫人，沈夫人考虑到老公袁世凯罢官居家，心情抑郁不欢，长此以往怕闹出病来，遂派袁克文携带银两再次北上，赴天津将郭宝仙赎出，回到洹上村第三天就进了新洞房。郭宝仙一生有三个子女：十三子克相、十五子克和、十四女祜祯。袁克相娶前清大学士那桐孙女为妻，袁克和娶天津铁门张调宸之女为妻，袁祜祯嫁给民国总统曹锟的儿子曹士岳，后离婚去了美国。

九姨太太姓刘，天津人，出身在小户人家，是小家碧玉。刘氏原是五姨太杨氏的贴身丫鬟，从小跟着杨氏进入袁府，亲眼目睹了袁家的兴盛与衰败。如前所述，袁世凯在家中最宠信的两个姨太太分别是沈氏和杨氏，大姨太太沈氏是袁世凯在落魄之时结识的，有一段难舍的生死情缘；五姨太太杨氏长相平常却特别善于持家，深得袁世凯的眷顾。这两个最受宠的女人，表面上一团和气，暗地里争斗不断。见大姨太太和嗣子袁克文合作，给袁世凯新娶了八姨太太郭宝仙，五姨太太杨氏不高兴了，她决定争回自己失去的领地。办法只有一个，让跟随自己多年的丫鬟刘姑娘被袁世凯收房为妾。杨氏擅长吹枕边风，半夜半夜地在袁世凯耳边鼓捣，说得老袁心里直痒痒，索性做个顺水人情，将刘姑娘娶做了九姨太太。一场不见硝烟的家庭战争，牺牲品却是正当妙龄的刘姑娘。这个新收的九姨太太清高孤傲，喜欢吃斋念佛，年纪轻轻却整天手里拈着一串佛珠，开口闭口阿弥陀佛。袁世凯见情况不妙，在离洹上村正南半公里处找了一块地，做了几栋白墙黑瓦的房子，给九姨太当佛堂兼住所。刘氏生有一子一女，子克藩排行十六，早死；女经祯排行十三，续五姨太的女儿季祯嫁给了苏州状元陆宝忠的公子。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的主管陆孝宽，即为陆状元的后代。

袁世凯一生娶有一妻九妾，一并简略叙述如下。

正室妻子于氏是袁家的一块“牌位”，下得厨房，却上不得厅堂。有一次外交礼节中，于夫人穿着红褂子红裙子，接受外宾们的祝贺，不料正在仪式进行中，忽有某国公使走上一步到她面前要同她行握手礼，于夫人大为惊慌，立即把身子一偏，嘴里“嗯”的一声，将双手缩了回去。公使僵持在那里，场面顿时尴尬至极。袁世凯做了洪宪皇帝，于皇后坐在威严的殿堂上接受朝贺，黎元洪、曹锟等人的老婆依次给她行礼，于皇后又要还礼，又要下座位去搀扶，嘴里还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闹出了不少笑话。

大姨太沈氏前边章节已经交待，不再赘言。

于夫人生有长子袁克定；大姨太沈氏无子，过继次子袁克文为嗣子。

二姨太白氏、三姨太金氏、四姨太季氏，此三人均为朝鲜人，是袁世凯在朝鲜监国任小钦差时的战利品。关于袁的这三个外国洋太太，有各式各样的传奇流播于世，传说最多的是三个美妾为朝鲜国王馈赠的王室公主，这大多是小说家言，不可轻信。就袁世凯当时的身份和地位来说，他绝对不敢私下接收朝鲜方面的“和亲”。袁家二公子克文在《洹上私乘》一书中极力渲染三个朝鲜姨太太的“望族”背景，实际上是子虚乌有的肥皂泡。克文是三姨太金氏所生，为生母讳可以理解，但决非事实。

袁世凯精力旺盛，在朝鲜初期却只带了大姨太沈氏。瞌睡来了就有人递枕头，谙熟洋务的好友唐绍仪帮他物色了几个洋丫鬟，带进袁府，请袁世凯“笑纳”。不过，唐绍仪玩了个偷梁换柱的花招，他带进袁府的洋丫鬟中，有个金氏是汉城大户人家的千金，说好了是进袁府当夫人，没想到却成了个婢女，而且还负责提供性服务。金氏是个性格倔强的女子，少不了要缠着同袁世凯闹，当她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起来时，袁世凯妥协了，答应娶她为姨太太，在给二姐的信中袁诉苦道：“不便不纳，已暗纳，未告人知。”

时至今日，这三个朝鲜姨太太的身世之谜仍然难以解开，倒是她们娶进袁府以后的生活情况颇为人所熟知。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曾经详细地讲到过她们：三姨太金氏娶进袁府时才16岁，她皮肤很白，浓黑的头发长长地从头顶一直披拂到脚下，看上去十分美丽。但是她神情木然，似乎永远没有高兴的时候，就是袁世凯到了跟前，她也是板板地对坐在那里。有时候袁世凯说到高兴的事，她也会陪着笑，但是笑过之后立即把笑容敛住，脸上再也看不到丝毫笑意。每逢过年过节是她最伤心的时候，总是会暗暗哭一场，对于娘家的情况她也不愿意多提。金氏临死的前一天，对袁克文说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在她过门以后不久，大姨太沈氏借对她管束教导的名义对她进行虐待，把她绑在桌子腿上毒打，她的左腿到临死前还不能伸直；另一件事是，她的父母原以为是嫁给袁世凯当正室夫人的，及至过门以后才知道不但是姨太太，而且随身带进袁门的两个丫鬟也同她平起平坐成了姨太太，按年龄排序她还排在了第三房，父母十分痛心。后来，女儿又要随袁世凯离开朝鲜，她母亲哭成了泪人，最后投井自杀了。金氏对袁克文说，以前没提这些事，是维护袁世凯的名声，现在在弥留之际，她把这些伤心往事对亲生儿子说出来，心里会好受一些。

二姨太白氏生了四子二女：五子克权，七子克齐，十子克坚，十二子克度，长女伯祯，六女籙祯。袁克权娶前清两江总督端方的女儿为妻；袁克齐娶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女儿为妻；袁克坚娶民国陕西督军陆建章的女儿为妻；袁克度娶富商罗云章的女儿为妻；伯祯嫁两江总督张人骏的儿子；籙祯嫁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儿子。

三姨太金氏生了二子三女：次子克文，三子克良，三女叔祯，八女姓名不详（早夭），十女思祯。袁克文娶天津富商刘尚文的女儿为妻；袁克良娶前清邮传部尚书张百熙的女儿为妻；叔祯嫁伪山东省长杨毓珣；思祯嫁伪北京宪兵司令邹文凯。

四姨太季氏生了一子三女：四子克端，次女仲祯，四女姓名不详（早夭），七女复祯。袁克端娶何仲瑾的女儿为妻；仲祯嫁出使大臣薛福成的儿子；复祯嫁晚清大臣荫昌的儿子。

五姨太杨氏是天津杨柳青一个小户人家的女儿，聪慧灵气，玲珑可人，虽说长得不是很漂亮，但天生有王熙凤式的治家才能，很被袁世凯赏识。如果说大姨太沈氏是袁府前期女主角的话，五姨太杨氏娶进门后，家庭的权力中心便向她转移了。杨氏心灵手巧，口齿伶俐，遇事有决断，袁府的日常生活被她安排得有条不紊，无论该吃什么、穿什么，或是该换什么衣服，该买什么东西，都交她一手经管，就是袁世凯的贵重财物，也是由她收藏保管。时间一长，袁家女人中逐渐形成了两个群落，一个以大姨太沈氏为中心，包括沈氏管束的三个朝鲜姨太太，是老阵营；另一个以五姨太杨氏为中心，包括杨氏管束的六、八、九姨太太，是新阵营。老阵营与新阵营交锋，总是新阵营取胜机率大，久而久之，杨氏自然取代沈氏，成了袁府内部的中心人物。

五姨太杨氏生有四子二女：六子克桓，八子克轸，九子克久，十一子克安，五女季祯，十五女姓名不详（早夭）。袁克桓娶江苏巡抚陈启泰的女儿为妻；袁克轸娶两江总督周馥的女儿为妻；袁克久娶民国总统黎元洪的女儿为妻；袁克安娶天津李善人的女儿为妻，李善人之女病亡后，复娶天津著名“美国张”的女儿为妻；季祯嫁给了苏州状元陆宝忠的儿子，婚后不久病逝。

六姨太叶氏，是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时娶进门的，说起来颇有传奇色彩。有一次袁克文受父亲老袁的委派到江南办事，这个名士派头十足的富家公子沉溺于烟花柳巷，把老袁让他办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直到要返回京城时，才感到大事不妙。回津复命时，袁克文磕完头支支吾吾，故意将一张早已准备好的美女照片掉到了地上，袁世凯问是什么。袁克文硬着头皮说他在南方为父亲物色了一名绝色美女，现在带回这张照片，是想征求父亲的意见。老袁一看，那姑娘果然不错，一边点头说“好，好”，一边把照片装进了口袋。此后不久袁世凯专门派大管家符殿青带着银元去苏州钓鱼巷将叶氏接到天津成亲。叶姑娘原来是二公子袁克文相中的美眉，阴差阳错忽然成了父亲的小妾，从红颜知己到袁家后母，这个角色转换让“洞房花烛夜”中的叶姑娘感慨万千，她那哀怨的眼神，深深地沉入了历史深处。

六姨太叶氏生有二子三女：十四子克捷，十七子克有，九女福祯，十一女奇祯，十二女瑞祯。袁克捷娶山东祝家之女为妻；袁克有迷恋上了京剧演员于云鹏的女儿，后娶为妻；奇祯嫁天津王家（后离婚）。

七、八、九这三个姨太太上文已经说了，不再重复。

在彰德洹上村时，袁世凯家族中有17子15女，是袁一辈子的全部儿女。此后几十年，他们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演出了一幕幕悲欢离合的悲喜剧。

当时袁世凯年过五旬，按照旧时观念已进入老人阶段，人过半百万事休，加上政坛风云变幻，沉浮无常，袁对家族聚居的天伦之乐尤其珍惜。他雇请园丁栽种了桃、李、杏、枣等果树，还把渠水引进园子，开凿了一个大水池，种植荷、菱，养殖鱼类。到了秋天，袁世凯兴致勃勃地带领儿孙去池塘里捉螃蟹，有意思的是，这些螃蟹是袁世凯平时教儿孙们用高粱和芝麻饲养的，因此收获到那些又肥又大的螃蟹时，全家人都会格外高兴。有月亮的夜晚，袁世凯还同姨太太们荡桨划舟，朝鲜籍三姨太金氏和六姨太叶氏一个弹七弦琴一个拨琵琶，给秉烛夜游的场面增添了异样的情趣。

宣统二年（1910），袁世凯回汲县处理家产事务，遇到了算命瞎子许长义，许瞎子给袁卜了一卦，问了八字，摸了手相，放出话来：吉人天命，贵不可言，命中官星正在移动，官职将有大升迁。一问日期，许瞎子说是明年八月。袁世凯虽然高兴，心里却半信半疑，给了卦礼十元，并对他说，届时如能应验，另有厚谢。民国后袁世凯当了大总统，许瞎子以卦卜灵验为辞，进京向袁世凯请赏，袁让人安排他在总统府招待处住了个把月，馈赠银元一千，然后派人把他送回汲县。此后许瞎子声名鹊起，请他算命的人络绎不绝，他在家乡购置田产，成为汲县有名的大地主。

袁世凯也许知道洹上隐居只是他人生中的一个休止符，但是他肯定没有想到，“明年八月”后将东山再起，成为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一跃而登上大总统的宝座。

袁克文有名士派头，被袁世凯狠狠训斥了一顿，认为名士看似风雅，实则误己误人，非做人之根本，不值一哂。但是袁世凯嘴上这么训斥，他自己却也有浓郁的名士情结，尤其在落魄之时表现得更加充分。年轻时在陈州组织文社，就曾经风雅过一回；如今在洹上，空闲时间多了，不免雅兴大发，又邀集了一帮擅长诗词歌赋的幕僚亲信，诗酒唱和，留连忘返。这段时间与袁世凯唱和的有沈祖宪、凌福彭、史济道、权静泉、陈夔龙、费树蔚、闵尔昌、吴保初、王廉、田文烈、王锡彤、丁象震等人。后来袁克文将洹上唱和的诗词抄录下来辑为一册，题名《圭塘倡和集》，刊行于世。

这些人物绝大多数都是真才子，绝非庸常之辈，比如吴保初就是一例。

吴保初（1869～1913），字彥复，祖籍安徽庐江，淮军将领吴长庆次子，著名的“清末四公子”之一（其余三位分别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吴保初一生擅长诗赋，也喜欢女人，饮酒抚琴，召妓宴客，是勾栏酒肆中的风月之徒。作为名门之后，吴公子却心有不甘，政治情结浓厚，大胆上疏朝廷，要慈禧把权力还给光绪，以一个六品的官衔去玩鸡蛋碰石头的官场游戏，被他的上司刚毅臭骂了一顿，吴保初一气之下，挂冠归隐，辞职不干了。

对官场政治绝望之后，吴保初寄情风月，恣意声色，一时名噪沪上。然而高消费必须有经济基础做后盾，像吴公子这般散财结宾客，不几年便将家中田产典当一空，到了境况窘迫的地步。有一次几个朋友召妓，不料被召的一个名叫菊仙的妓女偶遇风寒，回家第二天咯起血来，吴公子闻讯后到处为她找医生，尽管囊中羞涩仍然慷慨解囊，等到菊仙病好了，闭门谢客，单独约请吴保初作倾心长谈，从那以后菊仙恢复了彭嫣的本名，二人结成夫妻，留下了一段才子佳人的佳话。吴保初是才子，彭嫣是才女，光靠写诗是没有办法过日子的，二人商议一番后，决定到彰德洹上投奔袁世凯。

到了洹上，吴保初见过袁世凯，寒暄几句后，袁世凯问他来此有何贵干。吴公子仰天狂笑一阵，说道：“我是来要饭吃的。”袁世凯见他落魄了依然还是狂放不羁的书生性情，也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在文案上给他挂了一个名，领一份薪金，愿来就来，愿走就走，不用像别人一样按点上下班。应该说袁世凯对吴公子还是不错的，这里头有袁爱才的因素，更多的是看在恩师吴长庆的分上。可是吴公子并不怎么买账，挂名做了一段时间的袁府幕客，还是携着如夫人彭嫣离开了洹上村，云游四方去追求逍遥神仙的日子，临走时留下两句诗：“丈夫饿死寻常事，何必千金买自由。”不过，袁世凯对吴公子的讥讽并不是太在意，后来吴患病半身不遂，袁仍分两次汇款三千元给吴做医疗费。

吴保初无子，后从兄长处过继一子，名炎世；有二女：长女弱男，嫁章士钊；次女亚男，嫁梁瑞麟。吴氏三兄妹都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

袁世凯想当隐士，然而“隐士”难隐，闲云野鹤的生活中，掺杂了许多政治的意味。

袁世凯所掌控的北洋系羽翼渐丰，已成为能够左右晚清政坛的重要力量，由袁一手提拔的那些高级将领，对昔日首领旧情难忘，看到袁的落难境地尤为同情，每到逢年过节，都会有不少人前来彰德洹上祝寿拜年，其中知名军人将领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陆建章、吴凤岭、王英楷、张勋、姜桂题、何宗莲、段芝贵、曹锟、雷震春、张士钰、徐邦杰、张永成、张怀芝、陈光远、靳云鹏、王汝贤、孟恩远等。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与一些朝廷大臣以及地方大员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其中不乏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如两广总督袁树勋、两江总督张人骏、直隶总督陈夔龙、浙江巡抚增韫、川汉大臣端方以及朱家宝、冯汝癸、陈昭常、宝棻、吴重憙、袁大化、梁敦彥、杨士琦等。至于布政使和侍郎以下的官员则不计其数。

回到彰德后，袁世凯一共度过了三个生日。

宣统元年（1909）八月，袁世凯刚被贬官回籍，对一切都有点心灰意冷，有人提出为他祝寿，被婉言谢绝。但是到了生日前几天，洹上村还是来了不少北洋旧属，袁世凯吩咐管家安排他们好吃好住，就是矢口不提寿辰之事，生日那天，袁索性装病不起，来客一个不见。前来贺寿的昔日僚属聚在袁府大厅，谁也拿不出什么办法。辫帅张勋看众人像一只只呆鸟，顾不了那么多，推开守门人直接往老袁房里闯，一边连连打躬作揖，见有人带了头，北洋军诸将领一哄而上，硬是将不接受祝寿的袁世凯从床上扯起来，端坐在太师椅上受了一拜。

到了宣统三年（1911），这一年袁世凯52岁，祝寿活动依然在这种半秘密半公开的状态中举行。不同的是，贺寿仪式正在进行中，忽然传来武昌起义的消息，前来祝寿的亲信谋士仿佛炸开了锅，在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一筹莫展，像一架多声部的音箱，现场说什么的都有。有人甚至趁乱递了句话：此时不反，更待何时？袁世凯冷冷一笑，说道：我不能做革命党，我的子孙也不愿为革命党。说这句话的时候，袁世凯的脑子里至少转了三个弯，他想起了许瞎子，看来那家伙的卦卜真是很灵验。

3．“非袁不可”的大总统(1)

武昌辛亥起义前夕，立宪派首领张謇北上赴京，途中专程前往彰德会晤了“隐士”袁世凯。他们的这次见面，被后世称做在野的两大政治巨头会师。

张謇一生当的最大的官是翰林，而且只当了120天，几乎不能算是进入了官场。但是在晚清诸多重大事件中，却到处留下了他的身影。曾有一度，张謇与袁世凯关系闹僵，不通音讯长达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袁世凯主动拜访张謇作倾心长谈，二人尽释前隙，化干戈为玉帛，重新成了政治上的盟友。

这年四月底，张謇带着一大批随员从上海乘轮船溯江而上，经汉口只停留了半天，然后乘专列沿京广路匆匆北上，他的一个重要计划是会晤贬官在籍的袁世凯，共同分析时局，商讨对策。张謇很明白，尽管袁世凯罢官在野，但他在北洋系统中的潜在势力仍然丝毫未减，任何政治上的策划，没有袁世凯的默契和支持，都会流于纸上谈兵。五月十一日下午5点钟，火车到达彰德，袁世凯早已派有副官和轿子迎候，张謇上了轿子，直奔洹上村，与袁世凯密谈至深夜。袁世凯本来还想留张謇过夜，因张急于赶赴北京而辞谢了。在当天的日记中张謇写道：“午后五时至彰德，访袁慰亭于洹上村，道故论时，觉其意度视廿八年前大进，远在碌碌诸公之上。其论淮水事，谓不自治，则列强将以是为问罪之词。又云，此等事，乃国家应做之事，不当论有利无利，内民能安业即国家之利，尤令人心目一开。”

袁、张洹上会晤意义非同寻常，张謇为立宪派物色到了满意的政治领袖，袁世凯则寻找到了一个坚强的社会后盾，晚清的两股政治势力（立宪派与北洋系）汇合到了一起，在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时期密切配合，最终形成了难以抗拒的潮流，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刘厚生曾评价这次政治会晤的意义和影响：“张謇不过是一个书生，并没有多大势力。袁世凯是一个罢斥的官吏，亦无实在权柄，怎样两人一夕之谈，竟能决定清廷之命运呢？事实是如此，张謇本身并无势力，而当时咨议局议员，的确是各省社会的优秀分子，的确能有领导当时一般社会的能力，而张謇的声望，又足以领导各省咨议局。世凯虽然身居彰德，其蓄养的政客甚多，岂有不知近情？而至于袁世凯呢，自身有一手训练的精兵十余万人。旧时时代的军队，一向属于个人，而不是属于国家的。世凯虽在彰德，仍有猛虎在山之势，亦为张謇所十分明了。当謇初晤世凯时，世凯对张謇的来意不明，谈吐之间，一昧闪避，专打官话。后来见謇坦白的态度，诚恳的语言，已完全明了謇的本心，不由得不把自己的意见略略吐露。世凯于送张謇出门时，很恳切地对张謇说：‘有朝一天，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刘厚生：《张謇传记》181页，上海书店1985年第一版）

如此看来，张謇的这次北京之行，在为立宪运动摇旗助威的同时，无疑也帮了老袁一个大忙，做了一回说客。

武昌起义枪响的第三天，清廷发布了一道命令：派陆军大臣荫昌统率北洋军两镇南下讨伐，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派遣兵舰协同作战。在清朝高层当权者眼里，黄鹤楼附近的这一场骚乱不足为虑，几个革命党并不难对付，经历过太平天国起义、庚子之乱这样的社会大动荡，晚清统治者的心理素质磨练得比牛皮厚多了。

就在以上命令发布后的一天，洹上村来了个秘密客人，他是被派南下作战的军队统领冯国璋，此行的目的，是来向老袁请示机宜的。袁世凯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手指蘸着一碗水，在桌面上写了六个字：“慢慢走，等着看”。冯国璋颔首微笑，拱手告辞。此后被调南下作战的北洋军果然磨起了洋工，玩起了“六军不发无奈何”的赖皮游戏。赴前线作战总指挥荫昌见势头不妙，也留在了北京没有动身。

下一步是庆王奕劻、徐世昌等人粉墨登场。他们来到宫廷当起了说客，建议起用袁世凯“讨伐叛军”，当场甩出句硬邦邦的话：“要收拾这样的混乱场面，非袁不可！”摄政王载沣征求各方面意见，也大多是相同看法，连总指挥荫昌也不例外，成了袁世凯的铁杆保荐派。无奈之下只得起用袁世凯，任命袁为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要他当荫昌的副手。

对于这样的任命，袁世凯没有贸然答应，而是以“足疾未痊”的由头推辞了。奕劻感到奇怪，朝廷要老袁站出来当领导，这个人却扭捏作态，借口腿疼病未好不能工作，用心何在？让徐世昌去洹上村摸底调查，徐世昌回京后一脸的“气愤”：真是不像话，他还提出了就职的条件。奕劻问什么条件。徐世昌端出了他与袁世凯商量好的六条：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开放党禁，宽容武汉起义人物，授以指挥前方军事的全权，保证粮饷充分供给。这一出双簧戏，徐世昌演得惟妙惟肖。

此时的清政府已成骑虎难下之势。继武昌起义后，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浙江、安徽、广东、福建、广西等省纷纷响应革命，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而南下讨伐的北洋军，又全部停留在信阳和孝感之间，兵车阻塞不通，荫昌下达的军令也常常被莫名其妙地推诿。此时革命军乘虚而入，在汉口发动了新一轮攻势，兵力推进到三道桥，势不可挡。清廷当权者总算知道那句“非袁不可”的含义了，九月六日下令解除荫昌督帅职务，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冯国璋的第一军和段祺瑞的第二军以及水陆各军。

就在这个命令下达的当天，北洋军露了一手，奉袁世凯的秘密指示向汉口革命军发动了猛烈进攻。打了大胜仗，北洋军却没有乘胜追击，他们明白养敌自重的道理，一方面给革命军一点颜色，一方面给清政府一点甜头，就这样打打停停，进进退退，袁世凯于不动声色中慢慢动摇着大清王朝的根基。袁世凯曾把这个方法比做“拔大树”。在一次同杨度的谈话中他说道：“专用猛力去拔，是无法把树根拔出来的，过分去扭，树一定会断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不必用大力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三百多年的老树，要想拔这棵又大又老的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闹革命，都是些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得拔树，闹君主立宪的人懂得拔树却没有力气。我今天的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现在泥土已经松动了，大树不久也就会拔出来的。”这番夫子自道，很能说明袁世凯政治上已经磨砺得十分成熟和老练了。到后来兵不血刃逼迫娃娃皇帝溥仪退位，从而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帝制，袁世凯的政治手腕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袁世凯一直像是卡通片中的坏蛋人物，遭受千夫唾骂，人们总是毫不吝啬地送给他一顶又一顶帽子，其中最为显赫的一顶是“窃国大盗”，这顶帽子最先是陈伯达送给老袁的，久而久之，此一词条已经成了袁世凯的专利。

按同盟会在辛亥年间的实力，要推翻满清政权机会并不大，此前多次起义暴动连连失败，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即便要取得成功，恐怕也还要走很长一段路。何况起义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共和之路就变成了坦途，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不经启蒙，不经洗礼，哪有一日摇身一变成为共和的可能？用唐德刚先生的说法：这种制度转型是一个漫长且痛苦的过程，决非三五年之功。

应该说那时候袁世凯的呼声很高，是一个各方政治势力均能够接受的人物。北洋派自然认为“非袁不可”，中国的政局唯有袁世凯能掌控；连革命党内部的一些高级干部如黄兴、宋教仁、汪精卫等，也都持“非袁不可”的观点，这倒并非他们忽然间成了袁世凯的支持者，而是根据时局变化得出的清醒判断。

宣统三年（1911）岁末，独立各省都督代表集会南京，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无钱无兵的孙文随即电告袁世凯：自己只是暂代的临时大总统，一旦袁世凯反正，随时让位。半个月后，孙文再次致电袁世凯，重申诺言。虚位以待的原因还是只有一个：非袁不可。

既然大家都认为“非袁不可”，“窃国大盗”一说又怎能成立？

历史上的反面人物，是一个值得认真探索的话题。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人们的认识能力和水平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脱离当时的话语体系评价历史人物，是不真实也不公允的。

那么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袁世凯想当总统何尝不可？至于他未能将社会成功转型为共和，没有能够成为中国的华盛顿，那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与袁世凯个人的历史局限性有关，也与中国的封建专制土壤有关。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客观历史早已注定了他这个边缘政客不论前进或后退，都必然是个失败的悲剧人物。”（唐德刚：《袁氏当国》19页）。

4． 众叛亲离的滋味（1）

从袁老六闹家庭革命说起

到了弥留之际，病榻上的袁世凯才意识到：从“非袁不可”到“非去袁不可”，仅仅只有一步之遥。

复辟帝制是袁世凯最大的一个污点，究其原因，有太多因素，几句话难以说清。不过为了这个污点，袁世凯付出了太多代价，以至于他的后人也要为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这个前辈低下头颅，承受与生俱来的羞辱。

袁世凯“帝制自为”，害己误国，铸成大错，也使这个人的晚境十分凄凉。昔日好友徐世昌、严修、张一麐，北洋旧属段祺瑞、冯国璋等相继离他而去，有的人甚至公开登报声明与袁绝交。更糟糕的是讨袁旗帜林立，四面楚歌，同时，家庭内部也起内讧，闹得不可开交。这一切，使袁世凯陷入绝境，感到失去了做人的乐趣。

对袁世凯称帝的评价，是从道德审判开始的。

袁世凯有个堂妹名叫袁书贞，嫁山东巡抚张汝梅之子为妻，袁称帝时，恰逢她50岁整寿，于是老袁命长子袁克定带着厚礼去山东祝寿。其时袁克定正忙于帝制，转托五弟袁克权代往。袁书贞听说京城老袁家来送寿礼，闭门拒绝接待，让人传话说：“我娘家无兄，也无内侄。”满心欢喜去吃寿面的袁克权碰了一鼻子灰，郁闷至极，回到京城将原话据实禀告，袁世凯父子也感到纳闷，百思不得其解。稍后，袁书贞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上下款均无称呼，内容大意是：袁、张两姓，世受清恩，你代清而为民国总统，打出的旗号是民主。今日称帝，你又何以见隆裕太后于地下乎？虽云顺从民意，但是以我看来，你却是叛逆之臣。我幼读诗书，稍知君臣大义，请自今日始，你为君主，我愿为前清遗妇。

这封信确实写得大义凛然，然而满纸留下的却是前清遗妇的怨艾之气。

所谓遗民，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改朝换代之际，总有一些忠于先朝而耻事新朝者，他们要么是旧朝做官，换了新朝后遁入江湖不再出仕，拒绝与当局配合；或者在旧朝无官无职，但思想观念深受前朝影响，愚顽不化地活在前朝的语境氛围中；在某些特殊的时期，也有为保持气节操守和声誉名望而不屈从当局淫威的高洁之士。而袁世凯的堂妹袁书贞，看来是以上第二种人物，她信中的意思表达得十分明白了，还有句潜台词是：中国需要皇帝，但是你袁世凯不配。

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人中，持有这类前清遗民观念的不在少数。

比如袁家老六，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老六名世彤，字孟昂，是袁世凯生父袁保中最小的儿子。在袁世凯眼里，这个老幺甚不成器，混迹乡梓，仗势横行，袁一直对他没有好感。在给二姐袁让的一封信中，袁世凯曾经述说过他的愤懑：“老六尤不是人，已出去，家中可少一荡子，真遗先人羞辱。何吾家中亦出老五、老六之子弟，殊不可解！”

为了六弟袁世彤，袁世凯并没有少操心。光绪十四年（1888），他在江南藩库为袁世彤报捐同知，以后又报捐道员，银子已经上兑，因为遗失了同知捐照一直未能办成。宣统元年（1909），袁世凯仍在为他报捐的事致书亲家何炳莹，请他托人向吏部和度支部查询，后又托另一个亲家张人骏，催促迅速办理。可是对于四哥的关爱，袁老六并不买账，反倒嫌四哥出力不够，耽搁了他的做官前程。到了袁世凯称帝时，袁老六听了些闲言碎语，脸上挂不住了，气冲冲地跑到京城，丢下几句话：“皇帝纵然做成了，兄也是清室逆臣，袁家不肖子孙。”见袁世凯不听其劝，也不知听了谁的话，袁老六和妹妹袁张氏在北京、天津的报纸上到处刊登声明：与袁皇帝断绝关系。

回到老家，袁老六仍不罢休，扯起旗帜，大募军队，自任为讨袁军大统领，罗列袁世凯罪状二十四款，印成传单四处散发。时河南都督为张镇芳（袁家老大世昌的妻弟）得到这个情报，也不大敢过问，于是密电袁世凯请示如何处置。袁世凯哈哈大笑：“老六与我闹家庭革命了，无怪乎老张束手无策。”袁略作沉思后复电张镇芳，让其派兵勒令解散，如敢违抗格杀勿论。张镇芳捧着袁世凯的手谕，让袁老六看了，袁老六冷笑一声反问：“张都督将如何处置我呢？”张镇芳说：“你总不能让我为难。”过了几天，袁世彤率领所募军士数百人离开河南进入陕西，后为陕西都督陆建章所遣散。

袁的家人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看法，代表了晚清遗民的一种认识水平，本来不足为训。但是许多历史研究者据此得出结论，认为袁世凯称帝连他的家人都反对。实际上，袁世凯称帝的错误，比他家人反对的那些理由要复杂得多。

关于袁世彤之死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他老年病故于河南项城，也有说他在陕西死于屠夫陆建章刀下的，据说陆建章是遵从袁世凯的密嘱，此说证据不足，难以为信。袁世彤晚年喜习书画，他的书画作品在民国初年很走红，与其身份不无关系。至今在台湾故宫博物馆仍有袁世彤的书画藏品，据行家说其中不乏妙笔。

4． 众叛亲离的滋味（2）

藏进新华宫的炸弹

袁乃宽是死保袁世凯当洪宪皇帝的“十三太保”之一，此人字绍明，河南项城人，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与袁世凯同姓不同宗，却深得袁的赏识重用，担任袁氏总统府的侍从武官，专门负责拱卫军军需业务，是个肥差。袁乃宽的父亲叫袁子明，曾为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的部下，袁子明降清，全家被太平军诛灭，幸得续玄张氏携幼子袁乃宽出外办事，侥幸逃出了两条人命。

袁乃宽“办事锋利，有大马金刀之风”，这个风格同袁世凯很相似。据袁世凯的另一名亲信唐在礼透露：“袁乃宽当了多年的老军需，在山东时即在袁手下，后来跟到天津，袁对他很宠信。他和袁是大同乡，是豫南人，后来认了本家。他由早年在袁家总管粮钱，继而跟着袁在他衙门里总管银钱，一直到总统府里还是总管银钱。当时他岁数已不小，但他和袁克定拉得很紧。在搞帝制时，袁乃宽早已成为‘内廷’的部管事。”（吴长巽：《魂断紫禁城——袁世凯秘事见闻》149页）为了套近乎，他曾一度改名袁克宽，想与袁家子侄辈同其排行，后被袁世凯劝阻才作罢。

袁乃宽无限忠于新皇帝，其子袁瑛却是个叛逆者，对其父的做法不以为然。此人别拘一格，取了个袁不同的名字，发誓要和袁家一刀两断。革命党打探到袁家有这么一位袁不同，不禁喜出望外，悬赏数十万元，嘱他潜进袁府去盗取一份外交机密文件。袁不同欣然受命，到京城后，即找到内差勾克明。勾的母亲是袁家老佣人，管理内室洒扫以及倒马桶诸事，她身边藏有十几把钥匙，别人去不到的地方，勾母却能通行无阻。勾克明从他母亲那里偷来钥匙，仿配了老袁密室的一把，趁着无人时混了进去，打开密室的屉柜，将秘密文件用照相机拍摄下来，原物不动放回了原处。袁不同通过勾克明办妥此事以后，把所拍摄的底片辗转交到英国大使馆，这消息便在英美报纸上捅了出来，传到日本，惹出了外交上的一个大祸。

负责处理这起案件的是江朝宗（1861～1943），字宇澄，安徽旌德人。原是淮军将领刘铭传所设典当铺的一名小伙计，后投奔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担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之职。此人的一个特点是脸皮特厚，能够经受得住胯下之辱。有这么一则掌故：帝制事起，江朝宗奉袁皇帝之命，捧诏前往东厂胡同黎元洪宅，请黎受封为武义亲王。黎元洪不愿受封，深居不出，江朝宗便长跪不起，气得老黎指着他的鼻子大骂：“江朝宗，哪有你这样不要脸的，快快滚出去！”江朝宗依然面带笑容，跪在地上，大呼“王爷受封”不止。

袁瑛、勾克明一案，江朝宗率领亲兵入宫拘捕了三十余人，载牛车五辆，押缚鱼行，送到军警执法处雷震春处。雷震春大怒，指着江朝宗骂道：“如此重要人物送来我处，叫我如何处置？你小子给我出难题？送来害我？我揍你小子——”说着挥拳向江朝宗脸颊打来，江急忙躲闪，手抚两颊，连声说：“没有打上，得罪大哥，请大哥息怒。”雷震春哭笑不得，说道：“你这小子，真不要脸。”事后有人问江朝宗：“当时为何如此懦弱？”江答曰：“他两掌有力，我孤掌难鸣，只好忍气吞声。”

此案最后处理结果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袁不同在牢里关了几天又被放出来，这下子他的名士派头更足了，整天与革命党混在一起，要做反袁义士。之后，袁不同果然有大动作，私下偷运了几十枚炸弹入宫，暗埋于新华宫中，意欲一旦爆破，使袁氏一门全部化为灰烬。没料到被卫兵偶然发现了一枚，大为惊骇，遂将整个宫内梳理搜索了一遍，凡泥土草丛处格外留意，竟找出了七十多颗炸弹。此事迅速传遍宫中，人心惶惶。经过办案人员一查，又是袁不同搞的鬼。

袁世凯怒不可遏，下令将袁不同抓起来，但已经晚了，袁不同早已逃之夭夭。袁世凯怒气未消，要治袁乃宽教子不严之罪，经过几个姨太太说情，袁才渐渐息怒。第二天，袁乃宽入宫谢罪，袁世凯鼻子“嗯”了一声，再也懒得理睬。事过之后，袁世凯才得知了真相：袁乃宽与其子素来不合，几个月前已宣布将不孝之子袁不同逐出了家门，袁世凯这才对袁乃宽恢复了信任。

袁世凯恢复帝制，袁乃宽十分卖力，众人猜测，帝制成功后此人必有重赏。哪知道袁世凯做了洪宪皇帝后并没有提拔袁乃宽，也许，这与其子袁不同的捣乱有关。

袁乃宽与大公子袁克定关系不错，有一种说法，袁世凯死后，袁克定曾与袁乃宽合谋，将天津海河东岸平安街的一处楼房变卖私分，后来此事泄漏，被袁家知道了，对这个假内侄袁乃宽方有警觉。不过在经济上，袁乃宽从袁世凯那儿捞到过不少好处是可以肯定的。袁乃宽后来闲居天津做起了寓公，住在典雅别致的“小怪楼”里，此楼委托英、德工程师设计，是一座欧洲风格的古典式建筑，共54间，楼顶装饰着哥特式雕饰，显得非常俏丽。此楼建国后被人叫做袁乃宽故居。

4．众叛亲离的滋味（3）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据说老袁也爱好男宠。传说中他的男宠叫唐天喜（1868～1949），字云亭，河南沈丘人。幼年时唐天喜在豫剧班里唱小旦，长了一张吹弹得破的脸，很受达官贵人追捧。袁世凯曾经有过一段公子哥儿的浪荡生活，于是唐天喜就被合理想象成了老袁的“同志”。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传说，经不住史实的推敲，不过，比附于漫画人物袁世凯的身上，这么多年来也没多少人提出过质疑。

袁世凯确实对唐天喜十分宠信，从朝鲜岁月开始，唐一直是袁的贴身随从。此人职业操守不错，夜晚袁世凯睡觉时，他挎着手枪彻夜巡防守候，老袁很为他的忠心耿耿而感动，报答的方式是提升官职。北洋时期，唐天喜担任陆军第三镇标统，众所周知，第三镇是老袁的卫队，唐天喜实际上是卫队长。袁世凯特意请占卜看风水的术士算了一卦，认为唐天喜的名字极利于袁世凯，不仅有天之大喜，而且有汉唐盛世的“唐”，是袁世凯的吉人。

袁世凯搞洪宪帝制，唐天喜是铁杆支持者，以御前大臣自居，私下对几个心腹说，以后老袁当了皇帝，神机营的统领非他莫属。袁世凯也没有亏待他，委任其出任北京卫戍司令兼侍卫队长，等于是袁府的一条看家恶狗。不久，湖南前线战事吃紧，袁世凯调马继增为援湘司令赴前线作战，唐天喜闻讯后求见袁皇帝，跪地大哭：“我蒙皇上三十年养育之恩，无以为报，请求皇上赐我一军，去击溃蔡锷。”袁世凯说：“都去前线打仗了，谁来看家？”唐天喜固请赴敌，说道：“前线仗打赢了，京城就固若金汤了。”袁世凯考虑片刻，委派唐为马继增的副手，一起开赴狼烟遍地的湖南。

仗还没有开打，唐天喜就被对方拉下了水，湖南军副司令赵恒惕带着三十万两银子登门拜访，在金钱的诱惑下，唐天喜的道德底线终于崩溃了。次日夜晚，唐率部忽然向马继增的第六师袭击，马部猝不及防，全师溃败，马继增愤而拔枪自杀。

袁世凯接到唐天喜叛变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震动巨大，一面急电江西李纯派员往湖南收容第六师，一面通缉唐天喜，指明如抓到唐即就地正法。据袁世凯的家人说，袁世凯临死之前神思恍惚，口里仍在念叨：“唐天喜反了！唐天喜反了！”由此可见这件事对袁的刺激有多深。

袁世凯一生不相信西医，有病以后，虽然吃着中药，却还是下楼办公和会客。到了这年四月中旬以后，病情越来越重，才不再下楼，仍然坚持下床坐着看公文。这样延续到了五月，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三儿媳妇偷偷割了臀部的一块肉，熬成了一小碗汤，送给他喝。袁世凯警觉地意识到了什么，推开那碗汤，连声说：“不喝，不喝！”

袁氏家族有割肉疗疾的传统，一门数代都有为亲人割肉疗疾者挺身而出。袁世凯的叔父辈中，叔祖袁登三曾为母亲割股疗疾；父辈中，生父袁保中生病，生母刘氏曾割肉疗疾；四堂叔袁保龄的侧室刘氏、十堂叔袁保颐的妻子白氏，都曾为丈夫割股疗疾；他的二姐，那个一辈子守活寡的袁让，为了治好母亲牛氏的病，也曾经剁下一节手指放进中药里煲汤。

据其女袁静雪回忆，袁世凯起初是膀胱结石症。后来成了尿毒症，直到临死之际，他的神志始终是清醒的。晚期中医已经无能为力，只好改请西医，法国医生贝希叶在他后腰上放了五个玻璃火罐导尿，拔出来的全都是血，袁世凯脸上表情显得很痛苦。到了黄昏时分，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病情危险，叫人把徐世昌和段祺瑞找来，把大总统的印交给他们，说道：“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了。”此后袁便陷入昏迷状态。第二天（1916年6月6日）早晨6时，袁世凯去世，终年57岁。（详见袁静雪等著《八十三天皇帝梦》）

有人曾经这样评价过袁世凯：少年有才气，中年有英气，晚年暮气重重，到他称帝时则完全是“尸居余气”，所以一遇拂郁，气机窒塞，如怒马陷入泥淖，气息奄奄了。袁世凯复辟帝制有诸多原因，在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害了我”，对于这个“他”，大多数人认定是长子袁克定。然而真正害袁世凯的只能是他自己，是他对中国社会的认知能力和历史局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对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同样是个悲剧，而且是更大的悲剧。

(张勇先生写的一篇书评，原刊于《三峡晚报》2007年8月25日)

一本具有符号意义的书

——品读张永久的《袁世凯家族》

□张  勇

    永久先生避开喧嚣，潜心书斋，爬梳史料，寻幽探隐；今年上半年，拿出了厚厚的一本专著《袁世凯家族》。承蒙永久赠书，拜读之后，觉得此书虽还谈不上精品，但在宜昌文学圈内，似具有某种符号意义。
     何以这么说？宜昌文学圈，多年来出书不少，这固然表明了宜昌写作者的勤奋；然而不必讳言的是：这些书或许具有参差不齐的文学价值，但多不具市场价值。因是写作者对自己作品的自费出版，所以这些书恐怕更多只能是作者的自我欣赏和圈内人的相互欣赏，并不是市场意义上的书籍出版和发行。或者换句话说，这种出书只是写作者的一种文学小结或交流活动，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籍出版发行。永久以前亦是此中人也。而这一回，他的《袁世凯家族》则脱离了宜昌文学圈的这种出书常态；是出版社看中了他的书稿，由出版社向市场出版发行。据说起印就是万册以上；永久只付书稿，而坐享稿酬。这表明《袁世凯家族》是宜昌文学圈诸书中少有的具有市场价值的作品，所以我说其具有符号意义。另外，这是一部文史随笔式的作品。此前，这类样式的大部头作品，宜昌文学圈似未见也。写这类作品，要有丰厚的知识积累、大量的史料占有，非有艰苦的劳作过程不能至也，因而不是仅凭聪明写作的文学爱好者所能为也、或所愿为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永久此书也具有符号意义。
     我对晚清民初历史，素有兴趣。因而读这本书，是一气读完。对袁世凯此人，我与永久的看法相类。袁氏乃一复杂之历史人物；论能干与眼光，晚清朝廷中未有出其右者。千年科举制的废除，是他和张之洞的功劳；他也是中国现代警察制度之父。辛亥革命时，清廷之倾覆，实是他与孙中山联手之功；革命党从外部给了清王朝一刀子，袁从内部给了一刀子。本来，历史给了袁成为中国的华盛顿的机会，他也有这个能力；可惜他没有珍惜这个机会，没有把握这个机会，而是私心作祟，因了一出83天的皇帝梦，断送了自己，也断送了中国——把初尝民主的中国从此送进了武人争雄，军阀混战的泥潭。但从另一方面说，民国初年，作为民主的启蒙学堂，中国的"课堂秩序"也混乱得够可以了。所谓“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似乎也不是后来才有的毛病。这也给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借口和专制可为的幻觉。因此可以说，袁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就此而言，袁世凯是很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然而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国民党的史学家开始直到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史学著作，袁长久被脸谱化、妖魔化了。近些年来，随着史学界求真求实之风日盛，对袁氏的持平之论渐多。以史为镜，首先这面镜子要是真实之镜而不是哈哈镜，才可正衣冠，知得失。永久此书，从袁氏家族史的角度，告诉了我们一个真实的袁世凯，其价值不言而喻，因而颇值一读。当然，此书也小有硬伤，如一处照片说明文字把故宫太和殿的龙椅误说成袁世凯称帝时的宝座。其实袁称帝是在中南海而不在故宫，此时废帝溥仪还住在故宫内大骂隔壁的袁氏呢。故宫太和殿的宝座和袁称帝是挨不上边的。此外，可能是篇幅太长之故，《袁世凯家族》在引据上有前后重复之处。

永久告诉我，他准备写民国人物的家族系列作品，《袁世凯家族》只是其中的第一部，即将付梓的是一本关于川军首领刘湘家族的书。此外，他还有在历史随笔和历史小说方面的写作计划。作为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同好者，我希望能不断看到他的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