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1980年引发全国关注的“潘晓讨论”

人生激辩——回望“潘晓讨论”

▲刊载《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封面。     任何的社会变革总是思想先行。而振聋发聩的文字，往往会引发全社会的震撼，从而开启一个时代——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这封信用沉重、幽怨、郁闷、诚挚、激愤的笔触书写了人生痛苦和创伤，甫一发表，即引发一场全国范围内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从1980年5月开始到这一年的年底，《中国青年》杂志社收到六万多封读者来信，社会各界，尤其是高校，对这一问题的专场讨论不胜枚举。
28年后的今天，回望那场讨论，虽然那是一场非黑即白、二元分明，简单而不深入、结论匆忙的讨论，但由它引发的对现实、对人生的思考，使其成为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大潮中的一个标识性事件。
五月的惊雷     ▲1980年的黄晓菊。
1980年有一个阳光明媚的开始，延续着从上世纪50年代形成的理想主义色彩，一如这一年第5期《中国青年》的封面：纯洁的蓝天下白玉兰盎然绽放，花瓣上飞舞着一只蜜蜂……
然而，那个五月，不知道有多少人不经意中翻开这个封面，猝不及防地发现他们翻开了一片电场、一滚惊雷、一声震撼。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搅动了一个时代……
在西城官园育强胡同《中国青年》杂志社办公室，工作人员从靠墙的一排大文件柜里找到了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打开尘封，是厚厚的一摞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发稿原件，用方格稿纸、蓝黑钢笔字工工整整誊抄的《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在最上面：',1)">
编辑同志：
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到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在讲述了自己在工作、爱情、家庭生活中所经历的种种不幸后，潘晓最后这样写道：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28年后的今天，人们再读这封信的时候，已不足为奇。信中关于人生的困惑相对于价值多元的现在也已不再振聋发聩，而舆论环境的大为宽松也已使得信中大胆直言毫无忌讳的表达方式不再显得离经叛道。但是，时光倒回当年那个五月，当时的人们在不经意间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毫无心理准备，他们的第一反应令今天的人们不可思议。“触电”、“感觉有一颗炸弹在心里爆炸”、“浑身颤栗”、“激动得流泪”、“恐惧”……在已经泛黄的杂志和内部材料刊登的一封封来信中，充满大量类似的字眼。这些词汇是当年读者们来描述他们最初读到这封信时的直接感受。
当年毅然决定要发表这封信的《中国青年》前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说：“产生巨大反响是意料和情理之中的，那一代年轻人从小受的是全红的理想主义教育，他们就像关在一间封闭的小屋子里，窗外是一簇人为摆放的鲜花，只有袭人的花香和恋花的蜂蝶，但当他们有朝一日走出这个房间，发现世界不只是一个窗户那么大小，也不只有鲜花和蜜蜂，世界很大，也很复杂，有阳光也有阴暗，有鲜花也有毒草。因此，困惑是必然的，思索也是必然的，困惑和思索说明这代青年开始清醒、开始独立、开始前进。他们大有希望。”已78岁高龄的关志豪说到这里，激动起来。
“这是一颗真实的、不加任何粉饰的信号弹，赤裸裸地打入生活，引起反响。”在所有对这封信的比喻里，太原读者贺海毅的这句话最为独特而贴切。
信号弹既已升空，一场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随之爆发。
盛夏的炽热
 
▲“潘晓”来信发稿原件。
刊有“潘晓讨论”的《中国青年》5月11日发行，14日编辑部就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17日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之后一直保持在每天1000件左右。据6月9日的统计，不足一个月就收到了两万多件。
原《中国青年》编辑部主任、社会学博士彭明榜现在是《青年心理》杂志社社长，当年“潘晓讨论”如火如荼的时候，他还在中学读书，但是到《中国青年》工作后，他一直在追寻当年那场讨论所牵涉的人、发生的事、深层的理。
彭明榜说，和季节出奇的吻合，“潘晓讨论”整整“热”了一个夏天。最初的读者来信在就人生的意义发言的同时，几乎都对这场讨论本身表示了强烈的感激和敬佩：“全国多少青年和潘晓一样，希冀着心灵的甘露，在渴望着点燃青春的火炬。”
除了感佩，许多读者还怀有种种疑惧。他们有的怀疑发表这封信是为了引诱青年谈出真实思想，是个“圈套”；有的替“潘晓”表示担忧；甚至还有为《中国青年》担心的，他们说《中国青年》弄不好要挨批评，这场讨论说不定会被“围剿”…… 彭明榜说，不能说这些担心只是读者的杞人忧天。社会上对这封信也并非一片叫好，基层的许多领导对开展这场讨论横加压制，把这一期《中国青年》当成了禁书，有的人甚至写信谩骂编辑部是“纵火犯”，将发表这封信上纲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编辑部也未必没有一些忐忑——6月11日出版的第6期就明显“保守”，所发表的几篇讨论文章四平八稳地照顾各方面的观点，特别是有一篇《“为自我”又岂能“为别人”》说教味道很浓：
由一个阶级的人生观跳到另一个阶级的人生观，公开主张“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曾见过“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先进典型，其原因就在于“为自我”与“为别人”是互相矛盾的，二者不可得兼。所谓“客观为别人”只不过是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遮羞。(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6期)
与此同时，《中国青年》编辑部将6月15日编印的《〈中国青年〉读者来信摘编》直接送交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此举可以理解为寻求中宣部对“潘晓讨论”的关注和支持。
不过，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担心显得有些多余，进入6月中旬后，“潘晓讨论”得到广泛支持。《人民日报》首先报道了《中国青年》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消息，并在评论员文章中称赞这一场讨论“把青年思想深处的东西端了出来，进行真正同志式的讨论，是感人至深的。”新华社在报道这场讨论的盛况时也肯定“只有了解青年，才能帮助青年；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决问题。”《中国青年报》将“潘晓”的信摘要发表，之后也开展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专栏。6月20日，王任重在《读者来信摘编》上批示，让编辑部“向书记处写一个情况反映”，并表态说“对潘晓的同情、支援表现了我们有许多‘助人为乐’的好青年！可以报道！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好风尚的表现！”▲“潘晓”来信发稿稿签。
6月18日下午，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团中央书记处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编辑部。胡乔木与编辑部负责人关志豪、王江云、郭楠柠等谈话将近3小时。谈话结束后，他还兴致很高地和编辑部全体人员合了影，并对大家说：“同志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
第8期《中国青年》以《胡乔木同志关心人生意义的讨论》为题发表了他的讲话摘要：
这个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中的一个。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
此后，编辑部可以说是完全按照这个讲话的精神来推动讨论展开的：从第7期开始，将原来每期八页的版面扩大到二十页，而且发表了许多讲述自己和潘晓类似或者更悲惨经历的来稿；第8期让潘晓在杂志上出了场，刊登了一封对讨论表示感动和感谢的《潘晓同志来信》：
我万没想到，《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之后，孤寂、痛苦和绝望中的我，一下子获得了全国数以万计同代人的关注和声援。……是你们，一反以往社会上那些“君主”、“神父”、“长官”们惯于板起的教训人的面孔，带着朋友、姐妹、兄长的热忱向我这将被淹没在尘埃之下的无名角落走来。……这种珍于一切、最真诚的心灵的交流，用任何最动人的感激之词加以报答，都只能是对它本身格调的贬低。
为了使讨论“有点波澜”，第8期还发表了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赵林写的《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一文：
自私首先是一种自我发现：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意识到“我”的重要意义。……历史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而人首先是个人，所以每个自觉到自我价值的人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就是历史”。(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记者电话采访了现为武汉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赵林，他说：“我在一封给黄晓菊(潘晓讨论的关键人物，下文将述及)的信中明确说，由你和潘祎(潘晓讨论的另一关键人物，下文将述及)拉开序幕的这场大讨论，很可能将由我来扮演主角。果然，从《中国青年》第9期开始，‘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成了众多来信谈论的主题。”
发表于《中国青年》1980年第10期上、署名桂钢的读者来信这样肯定赵林：
以往我所接受的现成的演绎法所解不开的生活之谜，现在用你替我寻来的这把钥匙，竟是一捅便捅开了郁结于心的种种疑惑和迷惘……自我只是为了生存得更有价值，自我乃是推动社会政治的能源。
而更多的声音是对赵林观点的驳斥，第10期上署名何乐为的读者来信最有代表性：     赵文武断地宣布“说谎、欺诈、恭维、奉承是人生的真谛”，“自私是人的本质”。这就把人类经过漫长岁月艰难成长起来的一切良知、美德统统踩在脚下，把全人类(除去作者自己)推到道德的被告席上。连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义气也没有了；连给乞讨者施舍的起码的同情心也没有了；更不用说董存瑞、黄继光的“正义冲动”了……
谁是潘晓？
那么，谁是潘晓？关志豪说：“潘晓只是一个符号，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一代青年对爱与激情，人生的痛苦与迷惘思索与讨论的一个象征性符号。”
在签发《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稿签上，记者发现签发编辑叫马笑冬，试图与她联系，彭明榜说：“马笑冬现在病得厉害，没法接受采访了。她离开中国青年杂志社后，于1988年出国，1998年在美国波士顿的东北大学取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1999年回国后一直在复旦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好在另一位编辑马丽珍还在，这位从中国妇女报社副社长职位上退休的热心大姐讲述了当年事情的缘起。
组织讨论是《中国青年》抓重大思潮、让青年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种有效的传统方式。1979年，《中国青年》开展过一场“可不可以在青年中提倡学习陈景润？”的讨论，社会反响不错。所以，讨论一结束，编辑部就着手组织下一场讨论，当时选定的题目是“讲实惠”，因为当时青年中流行着一句很有名的口号“一切向钱看”，“讲实惠”成了一种时尚。
1980年年初，马丽珍刚从群工部调到思想教育部一年，编委会就安排她准备这个选题。马丽珍在准备过程中，越来越觉得难度很大。那时，领导干部的特殊化也是群众议论的热点，而讨论“讲实惠”很容易牵涉到领导干部的特殊化，一旦与这个问题沾上，就不好收场了。马丽珍决定推翻这个选题，但推翻这个选题，必须提出新的选题。
一天下午，她到群工部看了两小时的读者来信，许多信说的都是关于人生苦恼、看透了社会、找不到出路等，她挑出其中35封，隐约中觉得或许可以提炼出一个选题。
马丽珍与总编辑关志豪住同一个单元，一天下班的路上，马丽珍向关志豪讲了开展人生观讨论的想法。关志豪让马丽珍把那35封信给他看看。第二天，看过信后的关志豪就同意了这个选题。
定下了人生观讨论的选题，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柠让马丽珍和另一个编辑马笑冬做进一步的调研。接下来的两三个月时间，“二马”每天早出晚归，奔走于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各种层次的座谈会。
在一次座谈会上，马笑冬认识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通过几次交谈，她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就问她愿不愿意毫无隐瞒地写出来供青年讨论。黄表示同意，马笑冬便向她约稿。
也是在这前后，“二马”到北京经济学院开一次座谈会。学院团委书记李庆堃向她们推荐了二年级学生潘祎。李庆堃说，这个学生很灰，不久前刚自杀过，你们可以和他单独谈谈。“二马”于是分开行动：马笑冬去参加座谈会，马丽珍去和潘祎单独交谈。
1980年4月7日，马丽珍与潘祎从下午两点多谈到六点多。马丽珍问他愿不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写出来供青年讨论，他表示愿意，马丽珍就向他约了稿。
不久，黄、潘的稿子分别交到编辑部。潘祎的不能用，但其中一些语言和观点可供参考，而黄晓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分为“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四部分，基本可用。编辑部将这两篇稿子交给马笑冬，由她执笔作最后的修改。
最后见刊的那封信，人生经历和主要观点都基本取自于黄晓菊的稿子，很多话甚至是原文，潘祎的一些话也糅了进去，还吸收了一些在座谈会上听来的语言。最后，她从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合成了“潘晓”这个笔名。
对于这封信，马丽珍这样评价：“它实际上是一份思想典型材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青年思潮，而且基本是取材于黄晓菊的来稿，吸收了潘祎的一些语言，还吸收了座谈会听来的东西，说它是‘编’出来的不符合事实。但也不能因此说黄晓菊、潘祎就是‘潘晓’。‘潘晓’是个思想典型人物，不是一个真人，不能个性化。所以我当时就跟潘祎说过，在外面谁也不要说自己是‘潘晓’。”
原《中国青年》编辑部主任彭明榜认为，很显然，以编辑部要引发一场讨论的标准来看，经马笑冬编辑的这封信是超标准地“合格”。它既体现了一代青年经过“文革”后痛苦的精神历程和反思的成果，其《忏悔录》式的坦诚和直言不讳的表达方式又正好与当时青年的基本情绪和思想合拍。
面对这样一封信，编辑部肯定已预料到它的发表将引起不小的轰动。在由马笑冬起草、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柠作了很大修改的《编者的话》里，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了将由此引发一场大讨论的预示。
像以往多次发生过的情形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夕关于人本主义和新人生活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等等，都曾经对社会的前进作出过贡献。
这段话固然可以理解为是对80年代初“一次社会较大进步的前夕”的敏锐感觉，同时更传达出编辑部对将要发起的这场人生观讨论的自信和乐观！
然而，历史总是超乎人们的想象，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潘晓讨论”也是……
秋天的萧落
▲“潘晓”的两位主人公黄晓菊和潘祎唯一一张合影。
尽管编辑部从一开始就对各新闻单位没有隐瞒过那封信的任何事实，并一直坚持认为潘晓只是个思想典型人物，黄晓菊并不完全就是潘晓，但依然挡不住那么多人想见潘晓的愿望。
8月20日，在《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安排下，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播发了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本来是作为一个思想典型人物的潘晓被具体化为实实在在的黄晓菊了。虽然黄晓菊在亿万观众面前对那封信作了说明，最后的表态很“正面”也很富于哲理：“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但是，黄晓菊的这一次“出场”还是无可挽回地使“潘晓讨论”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潘晓讨论”热在夏天结束了，进入秋天，“潘晓讨论”成了一棵风中的树。
9月23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关于潘晓的群众来信。
第一封信题为《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写信人署名为“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这封信写道：
各类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面对她的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评论、吹捧，使她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恳切希望快刹住这股风，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弊多利少，得不偿失！
第二封信题为《邻居眼里的潘晓》，署名为“北京石月”。这封信先说“街坊邻居原来不知道潘晓是谁，一看电视才知道潘晓就在自己身边，先知其人，后闻其名，有反胃似的不舒服。”然后列举了黄晓菊的种种缺点，说她“打姥姥”、“不给姥姥吃饭”、“‘主观为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人’则还差得远”……
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这两封信。9月30日，胡耀邦在这一期《宣传要闻》上作了批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闻单位参加的例会上传达了胡耀邦的这个批示。于是，“‘潘晓讨论’出事了！”的消息在北京传开。几天后，新华社编印的《国内动态清样》第3028期刊登了记者徐光耀写的《北京羊毛衫五厂负责人谈‘潘晓’和她的信的问世的情况》，实际上把潘晓的信说成了“完全出于《中国青年》杂志编辑之手”。
为了对这两封信和徐光耀的文章作一个回答，《中国青年》杂志编委会于10月30日向胡耀邦、王任重、朱穆之及中宣部送交了一份长达六千余字的《关于工人日报等单位反映“潘晓问题”的调查报告》，同时也送给了各家新闻单位。这份《调查报告》主要就“关于潘晓的信问世的情况”、“关于舆论界是不是‘大肆吹捧’潘晓的问题”、“关于潘晓上电视的问题”、“关于‘邻居眼里的潘晓’问题”进行答辩。
需要特别提出来一说的是，这个《调查报告》有一个细节在后来对这场讨论起到了颇值得玩味的影响。在《调查报告》最后，总编辑关志豪加了这样几句：
我们对胡耀邦同志提一点意见，希望今后胡耀邦同志不要轻易地就一些未经核实的材料作带有实质性的批示，以免和实际情况脱节。周晓东的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9期。
78岁的关志豪，在28年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仍脱口背出了这几句话。他说：“后来有人说我不该写这段话，但我无怨无悔。我写得没错。”
这份《调查报告》送上去的第二天，关志豪打电话给胡耀邦的秘书梁金泉，问耀邦看了没有，什么态度。梁秘书回答：耀邦看了，没说什么，用红铅笔在那段话下面画了曲线。     总政治部把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3028期作为《政治工作参阅件》转发了全军；在11月26日召开的全国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胡耀邦对潘晓问题有此一说——“潘晓不是真潘晓，是塑造的潘晓，是两个人的信合起来的。”一些地方便据此将“潘晓讨论”简单地理解为“《中国青年》制造的一场大骗局”，从而已滋长出全盘否定这场讨论的趋向。
在如此被动的情况下，上级指示编辑部，要尽快收场，以免招致更多更严重的批评。12月11日，第12期《中国青年》出版。关于人生观讨论的版面缩减到八页，并且宣布发完本期后，群众性的笔谈讨论结束。第12期所发的文章再没有一篇是青年的讨论稿，群众性的笔谈实际上在第11期就结束了。
从第5期到第12期，《中国青年》关于潘晓讨论一共编发了110多位读者的110多篇稿件，约十七八万字；在讨论开展的7个月时间里，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件，其中不少信稿是几十、上百青年联名写的；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325万上涨到397万；关注和参与这场讨论的青年以千万计……
宣布群众的笔谈讨论结束容易，但要宣布整个讨论结束却很难。这个难就是编辑部如何做总结。
在距宣布群众笔谈讨论结束三个月之后，1981年第6期《中国青年》姗姗来迟地发表了编辑部的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
已经从中国妇女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职位上退休的郭楠柠和她的老伴陈汉涛是这篇文章的作者。郭楠柠和当时任文艺部副主任的丈夫陈汉涛夫妇俩在社领导的“钦点”下，开了一回“夫妻店”。▲1980年5月，关志豪在看稿。
郭楠柠说：“我和汉涛重新看了一遍讨论中发表的所有文章和内部资料，又花了很大功夫去读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然后梳理材料，提炼问题，明确观点，废寝忘食地苦干了一个月，完成了18000字的初稿。”这篇文章分“重新探索人生意义是历史的需要”、“正确认识‘人的价值’”、“科学地看待‘公’与‘私’”、“在振兴祖国的奋斗中开拓人生之路”四部分。
文章写好后，编辑部决定送请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审阅。王任重很快批复说，稿件阅过，基本可以，请中宣部理论局再组织几位专家帮助看看。于是，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理论局局长洪禹约请了邢贲思、汝信等五位专家与郭楠柠、陈汉涛夫妇一起座谈讨论了三天。几位专家对文稿的基本观点和讨论方式没有提出实质性的修改意见，只提出了一些具体表述问题。
文章发表后，《中国青年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总结，《人民日报》也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摘要。至此，搅动了全国青年人心的“潘晓讨论”总算有了一个正式结束。
但 “潘晓讨论”仍余波翻腾——1983年12月，在距“潘晓讨论”结束近三年以后，华中工学院党委向胡耀邦等领导人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并在所附的信中称：“在这次清理精神污染中，我院党委宣传部和共青团委组织几个同志查阅了《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1980年下半年开展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发表的所有两百多篇文章，发现这场讨论散布了大量的错误观点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对青年是严重的精神污染。建议在这次清理精神污染中，必须对两青年报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这次在青年中影响很大的所谓‘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认真进行清理。”
胡耀邦于12月12日在华中工学院党委的来信上这样批示：“……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关志豪说，耀邦是个好人，关键时候保护了我们。赵林的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彭明榜说，逃过了被作为“精神污染”典型的“清理”，但“提高认识”的检查却不得不做。首先，《中国青年》编委会向上级写了《关于“潘晓讨论”问题的检查报告》。在这份《检查》里，编委会自己给这场讨论扣上了“罪状”：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化了、条理化了，特别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一提法变成了一部分人的口头禅，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其次，为消除“潘晓讨论”的影响，还须公开表态。1984年第1期《中国青年》发表《“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的专文。这篇专文的“编者按”自己违心地否定了自己：“这场讨论的社会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     作为社会学家的彭明榜说：“如果说这就是定性的话，是很遗憾的，同为遗憾的还有，堪称为‘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思想宝库的六万多封信，没有经过任何社会学方法的处理，就被当成‘废纸’让造纸厂的汽车拉去化为纸浆了。在中国思想史上，以前没有过、以后恐怕也不会再有如此壮观的大规模的全国讨论了，尤其不会有如此丰富如此袒露的思想作为人们研究的样本了。”
改变的命运
《中国青年》因“潘晓讨论”一度命运多舛。作为旋涡中的三个关键人物黄晓菊、潘祎、赵林又如何呢？
“虽然在今天看来，这场自发的人生观大讨论，作为我国思想解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肯定，但在当时，这场讨论所开创的思想自由局面，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看，都是极其有限的，许多社会上的‘正统人士’，尤其是某些单位的领导，一般都把参与讨论者当作有异端思想的危险人物来对待，在讨论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热情参与讨论的青年人，许多都受到了单位的‘特殊待遇’，对日后的分配、工作、提职、晋级等现实问题都造成了无形的影响。”赵林在电话里这样告诉记者。
“一夜成名”后的黄晓菊，社会活动骤然多了起来，大学生们纷纷请她参加活动，和她共同讨论费尔巴哈、萨特。厂门口每天站着陌生人，口口声声说要见“潘晓”，要和她谈人生，谈理想。这让厂里很为难。
工厂是呆不下去了。她想到一个“书多，读书人多的地方”去工作，《中国青年》帮她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
但很快，她就发觉，在这里她并没有得到认可和接受，“我似乎是作为‘有越轨思想’的人被安置在出版社的主流之外，时刻被人‘关注’。我没有可以表现或发挥一下自己的可能，甚至没人可以交流，我不想只求一份工资或一个饭碗，我又开始不安心了。”黄晓菊说。
一次，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图书资料员的广告，她去应聘并通过了考试。
“这样，我从一个‘有学问人’的地方，挪到了另一个‘有更大学问人’的地方。”在社科院当图书管理员，黄晓菊依然“个性”。
“大知识分子们”都觉得她“不太听话，喜欢自作主张，按自己认为对的办，不能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
自然而然，当所里第一次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时，她第一个被解聘。
比她小4岁的丈夫也离开了她。生活是现实的。生下儿子后，丈夫常问黄晓菊：“你不是‘潘晓’吗？怎么和其他妇女没两样？”
生计陷入困境，她把儿子全托，下海南、去深圳自谋生路。
1988年，黄晓菊到达海南。在《海南特区报》，除了写稿，她还要去拉广告。“我那种跟‘学问人’一起便能提升自己品质的谬想已荡然无存。”在深圳，黄晓菊作过电台热线节目主持人，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做过“女佣”。
1993年，黄晓菊结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做起服装生意。她依然故我，只进自己喜欢的货，若有人不懂欣赏，她还忍不住跟人争论不休。
“我其实不是生意人，我跟他们不一样。” 黄晓菊始终抵制着“已为生意人”的事实，在商10年，她甚至没有多少积蓄，“够基本生活就可以了，别人不理解，但是我心里感觉好就行，我喜欢听歌剧、喜欢美食、喜欢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有机会我还想写东西，比如在报刊上开个专栏，”在百盛星巴克，黄晓菊喝着苦咖啡，跟记者聊天。
潘祎没有读完大学，命运也更加坎坷。据潘祎自己讲，当年北京经济学院不满“思想有问题”的潘祎被塑造成全国闻名的“典型”，把他带到北京一家医院，由一位实习大夫诊断为“重型精神病”，并在潘祎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的父母签订了自动退学协议书。
1983年在马丽珍的帮助下，潘祎在前门联社做起了装卸工。8月，全国“严打”开始，同去提货的司机拿了一块放在货场上的焊锡，并要求潘祎保密。9月，司机被抓，10月，潘祎被传讯，这一关就是3年。出狱后，他刷过瓶子，当过编务，做过发行。上世纪90年代后，他曾一度频繁跳槽，在许多公司做过广告部经理、副总、总裁助理。
接近2000年，潘祎做起了自由撰稿人，“他在网络上，取名‘大侠’，发表一些关于经济方面的观点。”彭明榜说。在彭的记忆里，潘的最后一份职业是在“中华英才网”主持“老潘信箱”，“专门解答求职者和职场中人的种种问题。”
“以前，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人生之旅。如今，在互联网上，我又与那些年龄18到24岁的年轻人继续着人生的话题。我不知道这对于我是不是一个难以打破的宿命。”潘祎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
潘祎现在何处，彭明榜和黄晓菊都在猜测。“也许出国了？他妻子在挪威。”
赵林现在是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也是武汉大学辩论队主教练。“我喜欢哲学，读历史本科期间，旁听了几乎哲学系所有课程，硕士报考的就是哲学，但是由于发表在《中国青年》的那封信成了我思想‘一贯自由化’的最初证据，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哲学的神圣殿堂把我拒之门外。我为此曾一度消沉，但是顽强的自我意识和一种内在的使命感还是使我从玩世不恭中振作起来，1993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取了武汉大学的哲学博士，”赵林说，“当年，因为参加了这个讨论，我成了学校各级领导注意的人物，也因此经常发生辩论，如果说我还有辩才，那也许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赵林作为武汉大学辩论队的主教练，曾把这支队伍带上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冠军宝座。
窄与宽的辨证
无论如何，那场人生观大讨论其影响是深远的。在1980年第9期《中国青年》上，一个叫周晓东的浙江农民发表《用我们的血肉来拥抱世界》参与讨论、并因此收到全国600多封青年朋友来信。2005年12月31日，他在杭州组织了一场《怎样从“愤青”到“奋青”——人生的路是否越走越窄？》座谈会。
“为什么25年后，要再组织这样一场讨论？现在的青年人好像很少有人知道当年那场讨论了。”对于记者的提问，周晓东说：“关于人生问题的讨论是任何时代都不会冷场的。”
现在的周晓东是浙江五峰电容器公司董事长，身家过亿。“我是个地主的儿子，在那个年代与一般青年人相比，经受的折磨更多，参加潘晓讨论前后我在浙赣地区漂泊着做苦力，学木工，但‘奋斗改变命运’的人生理想一直支撑着我走到今天。《用我们的血肉来拥抱世界》阐述的观点也是这样。那封信发表后，全国各地600多名青年直接给我来信探讨人生问题，互相鼓励，更增添了我奋斗的勇气。”
靠着这样坚定的信念，周晓东做过木工、养过长毛兔、推销过树苗，一直到用两万元作本经营一家小电容器厂，直到今天做得风生水起。“参与过潘晓讨论的人，都有一种认同感，在我的经营道路上遇到过多次这样的事情。”周晓东说。
1982年，周晓东去安徽推销养蚕用的桑树苗，在宣城地区宁国县，也许是这样的推销见多了，当时县林业局李局长，听了周晓东的介绍，无动于衷。可当周晓东递上名片时，李局长态度立刻大变，激动地问：“你是不是参加潘晓讨论，并发表《用我们的血肉来拥抱世界》的那个周晓东？”“正是本人。”“就凭这个，今天我要了你的苗子了！”
“没想到，李局长也是个热血之人，参与过那场讨论的人，永远不会泯灭那份激情，”周晓东说，“1996年，我去参加一个电容器技术研讨会，当时江西的黄渭国也在会上，当得知他也参加过潘晓讨论，我问他愿不愿意加盟我这个当时还没有规模的厂子，黄渭国二话没说，回去跟原单位办完交接，就到我公司做起了总经理，一干就是10年，前两年才离开，自己经营自己的去了。”
“那种广泛的认同就如同更远的年代凭一曲《国际歌》找到同志一样。”彭明榜说。
2005年1月，《中国青年》组织了一次潘晓讨论的回顾，黄晓菊、潘祎、周晓东等聚在了一起，赵林专门写来一篇回顾文章。“不仅仅是聚会，那次25年后的回顾，更像是一次研讨，会上大家普遍认同这样一个观点：没有当年‘人生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就没有生活路越走越宽的今天。潘晓那声令整个社会为之一震的提问，仿佛开启了一个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真正的思想启蒙。”彭明榜是那次聚会的组织者之一。
今年8月4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刊发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薛德震文章《人的主体性觉醒是一种极大的社会进步》，在文章中，薛德震写道：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位化名为“潘晓”的青年提出人生价值问题，引起了一场大讨论。开始曾经有一种舆论认为，人的价值、人权问题，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概念和理论，我们无产阶级、共产党人怎么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呢？“文革”前后，在我国曾经出现过“谈人色变”的现代愚昧，人们在人性、人道、人权、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平等等等问题上噤若寒蝉，不敢谈论。现在人人都在谈论“以人为本”，谁还敢在人的问题上拿大棒子打人？改革开放30年，在这方面发生了何等大的变化，真如隔世！这是人的主体性的觉醒，是一种极大的社会进步！
《中国青年》原总编辑彭波认为：“改革的一切都是为了生产力的解放，也就是说，是人的个性的最大解放。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正是从‘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疑问和不满走向寻求变革、寻求个性解放、寻求创造的过程。潘晓的所有疑问不仅是对‘文革’的反思，更是对一种旧体制的诘问。当让潘晓痛苦万分的生存环境一点点消失之后，我们意识到，那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实际上是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进行的一次必然铺垫。”
“今天，已不仅仅是宽窄的问题了，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应该考虑的是，我们怎样表演才更出色，更经典！”黄晓菊搅动着面前那杯苦咖啡，笑着说。
这也许是当下“潘晓”的现实理想主义。
史海回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