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易中天:为纣王翻的是什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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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纣王翻的是什么案?

秋风    2009-4-27 8:53:22
专栏作者
秋风的专栏秋风,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普通法宪政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译介、研究。目前已出版著作三种,译著十余种,主持翻译出版《奥地利学派译丛》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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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近期解读《三字经》,在涉及殷商文化的段落,对两千多年来被冠以“暴君”的商纣王翻了一次案,声称商纣王“绝对”文武双全、功勋卓著。又有人在博客中煞有介事地引经据典说,《岳阳楼记》的作者并非范仲淹,而是贪官滕子京,范仲演不过是署上自己的大名替朋友当“托儿”而已。

看了这些趣事,我不由得感叹:现代人永远都不惮于表现他们的愚蠢与蒙昧,尤其是在网络时代。凡此种种奇谈怪说,本来不值讨论。只是,为这种愚蠢辩护的声音反倒愈来愈高。这令笔者十分好奇,不能不思考:为什么这些现代人如此蒙昧而愚蠢?

且慢,听起来耳熟。不错,“蒙昧”是十八世纪以来的现代人派发给古人的一个专有形容词。法国式启蒙哲学带给人们的一个普遍信念是进步主义。就是说,世界、文明在直线地进步。所以,今人比古人聪明,相比于今人,古代的世界是蒙昧的,以前的各种宗教、习俗、政制都是落后的、愚昧的。自十八世纪中期以来,“蒙昧的、黑暗的”中世纪似乎已经成为常识。二十世纪初,明智如胡适之这样的大家,也这样鼓励青年学生:你们现在掌握的知识,远远超出了孔子云云。

其实,这个话语体系本身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些自命的“启蒙者”之蒙昧,不下于他们所批评、攻击的古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心态是傲慢的,用哈耶克的话说,他们秉有一种强烈的“理性的自负”。这种心态让他们把除了自己之外的整个世界和历史妖魔化了。启蒙者是自我中心的,他们的眼里只有自己,而没有历史。或者说,他们是自恋的,他们盲目地迷信他们本人的理性。如布鲁姆所说,这种心灵反而是“封闭的”。这种理性迷信,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其他形式的迷信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它带给人类的灾难甚至更严重。

现代人给历史翻案的勇气,无非是来自这种进步主义催生的理性的自负。某些人,仅仅因为他偶然地出生在二十世纪,就敢于相信,自己天然地比古人聪明。所以,他就大胆地起翻案文章来,并作出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但这种翻案,其实只是表现了他们的愚昧而已。

即拿钱文忠教授的翻案来说吧。钱教授引用了《史记》一句话,却忘记向记者解释,“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乃是太史公对纣王的严厉讽刺。一位君王,智力足以反驳一切向他提出意见的人,辩才足以掩饰一切过错,不论是问三千年前的人,还是问今天的人,没有人会说他是个好君王。钱教授还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断章取义。他只引了那几句话,而故意不提太史公后面的一大段话,这段话详尽描述了纣王的恶行,“酒池肉林”的成语就出自这一段。

当然,钱教授可能辩称,太史公的评价不过是古人的偏见,因为他主要依道德标准论人。钱教授依据现代的评价标准断言,商纣王促进了中原文明的传播,反对神权,试图打破奴隶主的世袭制,还是统一中国的先驱。这些标准中的某些,确实是古人想不到的,但用古人压根儿就不可能想象的标准评价古人,又有什么意义?再者,道德评价果真就无效了么?

如此眼中全无历史、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古人的所谓翻案文章,不过是把历史当成小姑娘随意打扮的巫术而已。为钱文忠辩护的人公开宣称: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这种说法的确会让古代的良史瞠目结舌,因为它的野蛮超乎想象。最可怪的是,这些辩护者没有回答:与纣王已隔了两个朝代的太史公在为哪个胜利者服务?钱教授又在为哪个胜利者书写历史?

钱穆先生在其巨著《国史大纲》开头,对生活在现代精神气氛中的读者提出要求:同情地理解古人。这是一个十分平实的要求,或可称之为今人读书之“仁”心。孔子说,仁者,人也,君子应把别人当成与自己相同的人来看待、对待。面对历史同情地理解古人,也就是把古人当成与今人相同的人来看待,于读书论史之际,假设古人跟自己一样聪明、理性,一样抱持着追求幸福的理想,并且多多少少有所成就。

有了这样的仁心,去看历史、看古人,就会少一份傲慢,多一份谦卑。让我们坦率承认,至少思想史、哲学史未必是进步的,公元前四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十二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比今天的哲学家全部加起来还有智慧,钱文忠或者任何人也不可能超越太史公。但这又有什么呢?这是我们的幸福,我们可以尽情享受先贤的知识和智慧。这恰是我们足以对古人自豪的,可称之为进步的所在。与历史叫板,正好显示了现代人的心灵病症:封闭而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