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道次第广论双修:我见过的卡扎菲

班加西街头，人们踩在卡扎菲的大幅画像上。卡扎菲在42年统治中竭力将自己塑造成利比亚人民的“革命兄长”，却不知人民早已对他离心离德。PATRICK BAZ?东方IC?图
卡扎菲生前参加“非洲部落传统君王、苏丹、王子和酋长论坛”。卡扎菲曾以“大非洲”领袖自居。 SABRI ELMHEDWI?CFP?图
卡扎菲的不断“革命”将自己塑造成了国际政坛上一颗闪耀怪异光芒和魅力的明星，他的难以琢磨的脾气和行事风格又给自己增添了层层神秘光环。南方周末寻访曾经见过卡扎菲的中国外交官、主持人、记者和学者，试图还原那个他们所见过的、刚刚被自己的人民处决的“革命兄长”。
南方周末记者 张哲 刘斌 王刚
南方周末实习生 顾昕 沈茜容 王贤
卡扎菲最终输给了时代，如今他以自己的血结束了其不断“革命”的一生。
42年前，卡扎菲带着一帮青年军官闯进首都的黎波里街头，有些偶然地为“后殖民主义”时期的利比亚开启了新的一页。
为了继续个人的权威，卡扎菲选择了不断革命的道路。在接下来超过40年的统治中，卡扎菲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逐渐以一个人的疯狂代替了利比亚的选择。
掌权四年后，卡扎菲提出了“文化革命”的口号。他一声令下，人们冲进的黎波里的电台夺权，将它改名为“人民革命电台”。他鼓励学生起来造反，与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算账。
他试图进行“制度创新”，推出非资非社第三条路，声称“彻底解决了两种制度的弊端”，他的《绿皮书》，成了带领“伟大”的利比亚走向“更大胜利”的思想武器。
在国际上，卡扎菲同样遵循不断革命的道路，他坚信“帝国主义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纳赛尔死后，他将自己视为“阿拉伯新一代”的代表。他是距离以色列最远，却又是最革命的先锋。他支持恐怖主义，反美亲苏，废除了与美国签订的一系列军事、经济、技术协定。
卡扎菲也曾在国内释放自由空气，在建设上搞大跃进，他实施了庞大的南水北调计划，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为尽早摆脱联合国的经济制裁，他不断搞“飞行集会”把全世界的记者引到利比亚。
直至2011年10月20日，老“革命”卡扎菲栽在了风华正茂的年轻革命者的枪下。
卡扎菲的不断“革命”将自己塑造成了国际政坛上一颗闪耀怪异光芒和魅力的明星，他的怪异难以琢磨的脾气和行事风格又给自己增添了层层神秘光环，各国政要、名人和记者甚至一度以见上卡扎菲一面为荣。卡扎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成了过去几十年最易引发兴趣和探讨的话题之一。南方周末记者寻访曾经见过卡扎菲的中国外交官、主持人、记者和学者，试图还原那个他们所见过的、刚刚被自己的人民处决的“革命兄长”。
“阿拉伯世界的指路明灯”
新华社高级编辑黎信二十多年前刚到黎波里时，正值“绿色革命”20周年大庆前
夕。黎信的记忆中，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大街两旁、房顶上绿色国旗飞舞，到处是卡扎菲的戎装彩色肖像。无数高音喇叭不停播放着“革命领袖卡扎菲是阿拉伯世界的指路明灯”、“利比亚是全世界革命者的家”和“打倒美帝国主义”等等。
每天晚上7点，利比亚官方电视台的画面中，一轮绿色的太阳都会准时冉冉升起，随后，神采奕奕的卡扎菲高举着右手，在四射的绿色光芒中现身。
在那一年，利比亚为了庆祝“绿色革命”20周年，卡扎菲还决定向毛泽东、金日成和卡斯特罗等全球的革命领导人“授勋”。对于毛泽东，利比亚甚至要求“授勋”仪式在毛主席纪念堂举行，由中国最高领导人接受“最高革命勋章”。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利使馆做了大量工作，取消了这场活动。
前驻利比亚大使秦鸿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卡扎菲很崇拜毛泽东。他在大会上讲话突然会冒出几句毛主席语录，如“帝国主义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而第二天报纸上的大字标题，就会是这句话了。
2010年7月，凤凰卫视主持人阮次山前往利比亚采访卡扎菲，当他问卡扎菲如何看待自己40年的执政成就时，卡扎菲表示“我领导革命40年，不是我在执政，是人民在执政”。谈及自己的语录《绿皮书》时，卡扎菲则认为，它是在表达一种“对消灭剥削、消灭强权、赋予人民自由而进行的尝试”。
1973年，卡扎菲提出了“文化革命”的口号，随即一声令下，号召群众冲进电台夺权，鼓励学生起来造反，与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清算。他积极清除腐朽文化，将的黎波里所有的夜总会、酒吧、妓院和娱乐场所一律关闭。取消所有用英文或意大利文书写的路牌、招牌和标记，改成阿拉伯文。
他还在首都的黎波里掀起了一场清除西方乐器的运动，一批西洋乐器被付之一炬，青年学生弹奏着阿拉伯民族的传统乐器围着现场载歌载舞，以表示支持。1986年，在美国对利比亚空袭后，卡扎菲又下令关闭大学里的英、法语系，在法塔赫大学校园里，还烧毁了英语、法语教科书和大批英文小说。
另一方面，卡扎菲不断试图在制度上找到创新。他将自己从1973年到1979年间在各种场合所发表的观点汇集成《绿皮书》。
卡扎菲在书中主要阐述了所谓的“世界第三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他所建立的国家蓝图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伊斯兰社会主义”。他反对一切剥削和雇佣劳动，提倡人人平等妇女解放；他认为“议会是虚假的民主”，提倡“没有人民大会就没有民主”。
在利比亚《绿皮书》家喻户晓， 几乎人手一册，是机关干部、工厂职工、知识分子和部队官兵的必读书。在利比亚大街的墙壁上所有公共场所和路旁的宣传牌上，都有《绿皮书》的语录。
卡扎菲对于自己的《绿皮书》颇为满意，这本书共120页，4万余字，1980年首次出版，至今已译成四十多种文字。
中国前驻利比亚大使馆参赞时延春回忆，1982年卡扎菲访问中国，他作为中方翻译，与卡扎菲相熟。
卡扎菲曾主动问时延春有没有读过他的《绿皮书》，时延春答，仅读过内容摘要，但不曾读过原著。
卡扎菲听后，立即命随行人员拿来一套三册《绿皮书》，并亲自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时延春作为纪念，并希望时延春好好研究一下他的观点和论述。后来，这签名的《绿皮书》成为时延春在利比亚最好的通行证。
上校的心血来潮
几乎所有中国驻利比亚外交官，或是采访过他的新华社记者在回忆起自己与利比亚前“革命领导人”卡扎菲的会面过程时，“出其不意”、“匪夷所思”或“行踪不定”是他们共同的感受。
1997年7月31日，当中国前驻利比亚大使秦鸿国在大使官邸准备吃晚饭时，利比亚外交部的礼宾司长按响了门铃。这位司长连门也不进，在门口说，“‘革命领导人’要见你”。
秦鸿国大使问：“什么时候？”“现在。”“在哪里见？”“苏尔特。”
大使馆所在的首都的黎波里到苏尔特有四五百公里的路程，而当时已经是晚上6点多了。秦鸿国有点懵，说：“马上走吗？”“马上走！”
中国大使匆忙出门，被带到的黎波里机场，所谓“专机”更像是一架急救飞机，印着大大的红十字，还有阿拉伯文的“急救”字样。机舱里只有四个座位和一张病床，“像个担架”。到达苏尔特后，秦鸿国被安排住在宾馆后，礼宾司长对他说，“请大使阁下在此等候，不要出去。”
除了晚饭，秦鸿国被关在房间里哪儿也不能去。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我沏了杯茶，想卡扎菲见我要谈什么呢？礼宾司长和外交部副部长也不知道谈什么。在哪见、几点见，甚至见不见，都不知道。”
夜里11点，房间的电话响了。礼宾司长说，“请大使阁下赶快下楼，我们在门口等你。”秦国鸿下楼上车，只听车轮“刷刷”在响，全然不知道去往何处。“后来到了沙漠地区，已经是半夜，看着天空闪闪的星星，远处还有一些狗叫声……很凄凉。”
汽车行驶到一盏灯亮起的地方，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请秦鸿国和礼宾司长换乘一辆越野车，继续前进。越野车一直在沙漠里颠簸，夜里12点过后，突然见到一片灯和一个大大的军用帐篷。秦鸿国闻到了海风的味道，“我想，这是在海边。”
进到帐篷里，秦鸿国见到了行军床边上的卡扎菲。他手里拿着一份1982年访华时与邓小平签订的两国合作协议，说：“对不起，大使阁下，这么晚了还麻烦你。”谈话的内容并不新鲜，是关于中国援助修建一条铁路的项目。“卡扎菲想把这个工程给中国，希望中国能减一减标价。”
早先在卡扎菲第一次会见秦鸿国时，与他谈的是一个制造天然气瓶的项目。“实际是一个无缝钢管的军用项目，就是炮膛制造。我一听就知道了……他就是希望中国能压压价。”秦鸿国说。
这次深夜会见，卡扎菲与秦鸿国谈到近凌晨3点，之后秦鸿国被直接送回机场，返回的黎波里时已是早上6点。
秦鸿国总结自己跟卡扎菲四次“神秘”会见时说，“他喜欢突然性的接见，不讲西方国家的一些惯例。他习惯于夜里办公。他不按常理出牌……他想起什么就要干什么。”
卡扎菲心血来潮式的突击出访的故事广为流传。有一次，他突然提出要到开罗去见纳赛尔总统，命令警卫马上安排直升机。他的助手说，负责出访的卫队正在沙漠基地训练，一时赶不回来。卡扎菲坚持起飞，他没带警卫人员，爬上直升机，命令驾驶员立即起飞。当他的飞机在开罗上空盘旋时，纳赛尔总统才知道卡扎菲到了开罗。还有一次，萨达特执政时，卡扎菲突然光临开罗，萨达特正在国外访问，闻讯后只好中断访问回国接待这位不速之客。
卡扎菲到国外的出访非常讲究排场，一是为显示威风，二是为加强安全保卫。2003年7月上旬，卡扎菲率庞大代表团出席在多哥首都洛美召开的第三十六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他经陆路前去开会，三百辆汽车组成浩浩荡荡的车队。卡扎菲与会前先访问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加纳等国，给这些国家的接待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一位加纳负责人说，“我们对接待这样庞大的队伍感到为难，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设施安顿他们。”
1982年10月卡扎菲访华时，就派了两架专机。至于卡扎菲在哪一架专机内绝对保密，只有飞机降落后才能知道究竟。
“他真像一位沙漠君主”
1992年4月，时任新华社驻中东分社记者的黎信与突尼斯分社记者拱振喜、摄影记者唐师曾一起，获得了独家采访卡扎菲的机会。尽管新华社内部分析认为，1992年初，联合国通过决议，对利比亚实行经济制裁，卡扎菲此时有求于中国，但那次采访还是给三名记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尽管卡扎菲刚刚做完扁桃腺切除手术不久，但在唐师曾的记忆里，“他真像一位沙漠君主，身体后仰，靠在棕色大皮沙发上，昂首挺胸，以致在相机取景器中占大量面积的是他那骄傲的下巴和狮子般的鼻子。”
在唐师曾后来的记录中，卡扎菲那天穿一件大红色的鳄鱼牌运动衣，外罩一件银灰色纱制阿拉伯长袍，袍的两襟镶了金边。“注视着他高昂的头和轮廓分明的嘴唇，我想起身披红色战袍的恺撒大帝正对侍从口授他的《高卢战记》。”唐师曾在书中写道。
当然，现实中的卡扎菲谈论的不是《高卢战记》，而是利比亚与洛克比空难调查的问题，并称只有中国能为第三世界主持公道。
采访后，卡扎菲十分友好地跟记者们合影，并签名留念。当他把签有“向你致敬。卡扎菲”字样的本子递给新华社记者时，还开玩笑说，“拿去，能卖100万美元。”
能否卖出高价不得而知，但卡扎菲的签名与合影在利比亚无疑是极其珍贵的通行证和护身符。中国前驻也门、叙利亚大使、中国前驻利比亚大使馆参赞时延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有几次在利比亚海关遭到刁难的时候，把自己与卡扎菲在一起的照片一亮，问题就迎刃而解。他用一本卡扎菲签名的“绿皮书”和一张与卡扎菲的合影，甚至还可以帮中国记者安排采访，带人去利比亚名胜参观。
新华社中东总分社记者李姝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直到2010年他到的黎波里时，首都的气氛让人感觉卡扎菲依然如同“天神一样”。“街上到处都是他的画像，人们之间说到他也是比较紧张的，因为大家都说，人群里有很多和卡扎菲关系亲密的人，很多话是不敢随便说的，”李姝莛说，“人们担心因言获罪……整个气氛都非常压抑。”
那次李姝莛是和其他媒体的记者一起，报道第二届阿拉伯-非洲首脑会议。李姝莛记得，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与卡扎菲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有一位国家首脑发言时麦克风坏了，卡扎菲勃然大怒，大声责骂工作人员，穆巴拉克则坐在那里，有说有笑。
时延春参加过类似的会议，他记得卡扎菲进入会场时，大厅中掌声雷动，会有人试图与卡扎菲握手。卡扎菲的警卫人员便阻止人们离开座位靠近卡扎菲。时延春还看到过卡扎菲的敞篷汽车穿过欢呼的人群时，车子开得较慢，而警卫人员，包括女保镖便分散在车四周，跟着汽车跑起来，以防激动的人群冲到汽车跟前。
关于人们津津乐道的女保镖，李姝莛也看到过跟在卡扎菲身边的一位，但他说，那位女保镖并不像人们传说中的那样美艳，而是“膀大腰圆的”。
1982年10月卡扎菲访华，时延春作为主要译员参加了这项接待工作的主要活动，与卡扎菲及其身边人员的接触机会更多一些。据时了解，卡扎菲对此次访华非常重视。他与随行人员分乘两架大型专机相继抵京。此外，还有不少团员和随行人员分别来京，整个代表团和随行人员共达数百人。这些女保镖出现在电视上格外引人注目，并引起轰动。但在实际接待工作中却给中方的工作安排带来了不少困难。
卡扎菲曾不无自豪地跟时延春解读他的女保镖思想。卡扎菲说，为了战胜敌人的进攻，利比亚人民必须武装起来，必须实行全民皆兵，妇女也不例外。他想利用这些女保镖向全世界尤其向西方世界显示，利比亚是坚强的，利比亚正在实行全民皆兵。
“卡扎菲不是中国的朋友”
早在1970年8月，卡扎菲就派他的副手、总理贾卢德访问“文革”中的中国。但中卡两国的关系受到现实国家利益和卡扎菲个人性格的影响，也几经跌宕。贾卢德的访问中提出请中国以核技术换取利比亚与台湾断交、与北京建交的建议，这令中国高层极为不悦，毛泽东并未予以接见。中利两国也直到1978年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在同属“第三世界”的非洲大陆并不算早。
在阮次山的访谈中，卡扎菲表示利比亚为了支持维护中国的利益做了很多工作，甚至帮助说服、推动一些原本亲近台湾的非洲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敦促各国承认一个中国”。
当阮次山问卡扎菲，中美两国哪个国家更为可靠时，卡扎菲也无比坚定地说道：“毫无疑问、毫不犹豫，是中国。”他还熟练运用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表示“我们是中国的好朋友，我们同属于一个阵营——第三世界”。
但事实上，近年来，尤其2003年联合国取消对利比亚制裁、利比亚与西方恢复关系后，中国相比西方世界的重要性似乎下降了。卡扎菲也变得对中国不再友好。他曾多次攻击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还将中国排除在投资利比亚油气资源的行列之外。
2006年5月10日，陈水扁秘密访问利比亚，受到卡扎菲热情款待。此前，卡扎菲之子赛义夫曾访问台湾并会晤陈水扁，并对他发出访问邀请——仅仅3天以后，就是。随后，当年11月北京举办中非论坛首脑峰会之前，卡扎菲曾试图阻止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但未获成功。非洲49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48个国家的总统或总理到访北京，但利比亚只派出了一名副外长。
但卡扎菲在中国的声音并未消失。2007年4月27至28日，武汉大学人文馆还召开了卡扎菲思想学术研讨会，由利比亚世界绿皮书研究中心和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据武大当时的网页显示，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央民族大学等机构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2011年10月18日，卡扎菲身亡两天前，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卢沙野接受法国《青年非洲》记者Jean-Louis Gouraud专访，称“卡扎菲不是中国的朋友，相反他是很多西方领导人的座上宾，关系好着呢”。
“革命兄长”的结局
在主持人阮次山的观察中，卡扎菲讲话“细声细气”、“非常彬彬有礼”，是一个“有思想的人”。阮次山曾问他，“阁下，您是位作家，热爱诗歌，这使您拥有浪漫的情怀，那么您的浪漫主义对治理国家又有何影响呢？”卡扎菲则回答说：“它帮助我建立了梦想，就是让人民能够生活得富足，欢乐，浪漫和自由。”
卡扎菲自己的衣着倒也足够浪漫。曾有人开玩笑说，时装模特会是比国家元首更适合卡扎菲的职业。在中国前驻也门、叙利亚大使、中国前驻利比亚大使馆参赞时延春的眼中，卡扎菲的衣着风格的确让人印象深刻。时延春回忆称，在卡扎菲访华的日子里，他经常更换服装，而且每套服装都很考究。“平时，他喜欢穿传统的阿拉伯白色长袍，冬天有时会戴着那种呢子缝制的金色斗篷……有时他还会穿着红绸衬衫和蜥蜴皮的拖鞋会客，现代派头十足。在正式场合时，卡扎菲会穿白色海军装，全是奖章，很威风，有时也穿那种带拉锁和纽扣的跳伞服，显得轻松浪漫。”
时延春大使曾恭维卡扎菲说：“不管你穿哪套衣服，你都像一位标准的美男子。”而卡扎菲也自信满满地说：“无论我穿何种服装，都会流行开来。”
如同他的穿衣风格飘忽不定一样，卡扎菲的秉性也让人难以捉摸。阮次山在采访卡扎菲时，他推开事先准备好的沙发，说“我不要坐沙发”，转而去坐一个“很简单的塑料椅”；但在唐师曾的记述中，“卡扎菲上校静坐在棕色大皮沙发里，两肘支在一张两米长、一米宽的白漆木桌上”。
在摄影记者唐师曾的印象里，卡扎菲鼻尖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的罗登斯德花镜、手持“斑马”签字笔，像一个“戴眼镜的学者”，又令他想起了“托尔斯泰”；但在新华社记者李姝莛的描述中，卡扎菲的特点主要是“敢说”，“就像一个老百姓一样，想说什么就说……每次他一说什么，下面的记者和听众都笑得一塌糊涂”。
唐师曾也在文章中记录自己见到的卡扎菲“无法预测”，“在短短几分钟里，他时而面无表情凝视远方，时而仰天大笑或勃然大怒声讨美帝暴行。我毕恭毕敬地走上前、像在可可西里拍野牛那样单膝点地，以避免因过分紧张而造成的抖动。”
至于讲话风格，新华社开罗分社首席记者辛俭强的印象里，他讲话“不着边际”，“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的逻辑就是想到哪说到哪，有点意识流的感觉”。
辛俭强与同事一起在2011年3月12日抵达利比亚，一名利比亚官员告诉他，当时西方报道一直反卡扎菲，他特别希望新华社为利比亚说话，他说，“你们在利比亚所有费用由国家来承担”。随后，卡扎菲的二儿子邀请了全球500名记者去利比亚采访，全部由利比亚承担了费用。
可是到了3月15日，所有记者突然得到通知，称食宿不再免费，由媒体自行支付。而当时这个饭店是指定的，物价奇高。辛俭强说，一个房间每天吃住差不多要500欧元。但新华社的记者又多住了二十多天后，之前的利比亚官员跟他说，“你们走吧，不用付了”。
3月19日下午2点，利比亚新闻部将所有的外国记者都集中到阿齐齐亚兵营参观，上车以后说，卡扎菲可能要见大家。所有的记者都兴奋了。
但辛俭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被没收手机的记者在一栋建筑中等到晚上，除了周围嘈杂的、被安排的卡扎菲支持者的欢呼声外，他们一无所获。到当晚10点，愤怒的记者们冲破利比亚官员的封锁，拿到手机后，才发现北约已经轰炸了利比亚！他们的手机几乎都被国内焦急的同事打爆了。
有的记者认为卡扎菲意图用这些外媒记者做“人盾”，有的记者则完全不能理解卡扎菲是在玩什么游戏。但所有的人都开始意识到，卡扎菲时代的帷幕正在落下。
如今，在卡扎菲已被自己曾经的人民处决之后，时延春大使回忆曾参加的一期电视节目，主持人问，“如果你在卡扎菲身边，你会对他说什么？”时延春回答说：“如果你能坚持得住，而且坚持对你有利，就继续坚持；如果你坚持不住了，那就从善而终……何为‘终’，由真主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