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相册照片怎么删除:【宋代词人列传】—朱敦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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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敦儒
朱敦儒（1081-1159），字希真，号岩壑，洛阳人。早年隐居不仕，绍兴三年（1133）补右迪功郎，五年（1135）赐同进士出身，为秘书省正字、历兵部郎中、两浙东路提点刑狱，秦桧当国时提拔他为鸿胪少卿，桧死废职，晚居嘉禾。词风清旷闲适，被当时人誉为“天资旷逸，有神仙风致”，南渡后亦有感喟国事之作，词集有《樵歌》三卷。
【水龙吟】
放船千里凌波去，略为吴山留顾。
云屯水府，涛随神女，九江东注。
北客翩然，壮心偏感，年华将暮。
念伊嵩旧隐，巢由故友，
南柯梦，遽如许！
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
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
铁锁横江，锦帆冲浪，孙郎良苦。
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
朱敦儒在南渡词人中政治地位并不显赫，词作的数量和质量却首屈一指，今人郑百因将他与李清照、陈与义并称为“渡江三家”。其中陈与义的词虽然也很出色，却及不上诗名更著，真正以词名世的，乃是李清照与朱敦儒。靖康之变使李清照从一个幸福的女学者变成流荡无依的孀妇，也同样使朱敦儒从潇洒不羁的名士沦落为天涯漂泊的难民。时代的巨变给当时人带来的苦难是如此之深，完全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气质面貌，但各人的性情又是如此迥然不同，又强烈影响着每个人面临不幸时的情感宣泄方式。大体来说，爱国伤时是当时南渡词人的共同主题，其间或悲愤慷慨，或忠爱缠绵，或感伤汍澜……每个人都以自己的血泪遭际，以平生创作的最强音，加入了时代的大合唱。
本来，朱敦儒在渡江之前的四十七年的生涯之中，完全是以一个风流名士的身份存在的。他是官宦子弟，父祖的官阶虽然不高，家境却十分富裕，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支持他放浪诗酒之间。北宋时代的朱敦儒，过的是“生长西都逢化日，行歌不计流年。花间相过酒家眠。”的惬意生活，不同于寻常公子哥儿的，是他在优游潇洒的同时，还具有很高的声誉，“志行高洁，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名气大到连皇帝都召他出来做官，他却固辞不从，自称：“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望也。”其高傲脱略，从他当时所写这首《鹧鸪天》词中也可以想见：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
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
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小词品格超逸，堪为词人前半生的写照，“疏狂”在文人中并不罕见，但疏狂得如此清逸，洒然无一毫烟火气，却非这位“清都山水郎”莫属，因此后人誉之为“词仙”。在朱敦儒的作品里，确实很容易感受到一种出尘脱俗的气质，即使在南奔流离之际，他想的也是“放船千里凌波去”，避难时尚有浩然高举之想，只是国破家亡的大形势，终于使留恋尘外意趣的逸士，也将目光投向了这个苦难的人间。“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相见欢》）为国忧，为国谋，不觉怆然涕下，情调是悲凉的，也是雄浑的。
在流落湖湘之时，朱敦儒遇见了北宋宣和年间以色艺擅场的李师师。当年“声名溢于中国”的教坊名妓，在经历国难之后，已经容颜衰老，飘零江湖，靠卖唱养活自己。朱敦儒生长西京洛阳，但青年时以风流名士自命，当然见过这位红极一时的花魁娘子，“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慨，禁不住迸于笔下，写成一首《鹧鸪天》词：
唱得梨园绝代声，前朝惟数李夫人。
自从惊破霓裳后，楚奏吴歌扇里新。
秦嶂雁，越溪砧，西风北客两飘零。
尊前忽听当时曲，侧帽停杯泪满巾。
李师师在北宋末年实有其人，民间传说她是徽宗道君皇帝的情人，甚至据说她还被召入宫中封为“瀛国夫人”，这种难以考其真假的说法，使她的身价又抬高了一层。她的故事被各种野史传奇津津乐道，演绎各有不同，有的将她描绘成妖娆老练的风月手，有的将她赞扬如出淤泥而不染的奇女子。她的结局在小说中也不一致，当时的百姓还是颇同情她的，南宋时候写成的《李师师外传》就褒奖她被俘后不肯辱身事敌，拔金簪刺喉自杀，壮烈殉国。而后世的小说却对她极尽贬低之能事，明末人所作《金屋梦》甚至写她投降金国后，被赏给老兵为妻，受尽凌辱而死。其实在历史上，李师师真实的结局既不悲壮，也不卑污，只是象当时所有遭受国变的难民一样惨淡无奈。在汴京被金兵围城的时候，一心求和的北宋朝廷为了缴纳金人开出的巨额赔款，她的家首当其冲的被抄没；汴京失陷之后，她同无数逃生的难民一样辗转来到江南，继续挣扎在贫困与生死之间。她的遭遇正似时代的一个缩影，常常引起诗人们为之感慨，另一首写到她的诗也说她流落在湖湘一带：“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缕衣檀板无人识，一曲当年动君王。”（刘子翚《汴京感旧》）本该是歌舞场中、温柔乡里的娇颜艳质，已经沦落到在村野店肆之间卖艺，学会地方上的小调以取悦听众，换取糊口，而朱敦儒也无非同是天涯沦落人，“尊前忽听当时曲，侧帽停杯泪满巾。”美人和名士，原本只能做太平时代的点缀，当支持他们的繁华世界被无情击碎的时候，他们比一般人更为脆弱无助。
朱敦儒的本性并不愿意亲近政治，虽然《宋史》本传上说他“有文武才”，却也没见他对于政治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他的性情更适合草野山林，而不适合庙堂供奉，在北宋时他不肯接受官职，决非故作清高，而是出于本心的对政治的抗拒和厌恶。但身历地裂天崩的巨变之后，他尝到了作为一个普通的布衣百姓，在乱世中所能经历到的一切辛苦流离、哀惶无告。他富裕闲适的小家早已被铁骑踏破，只身飘零，不知道哪一日这逃难才是尽头，“旅雁向南飞，风雨群相失。……云海茫茫无处归，谁听哀鸣急！”（《卜算子》）这是他在逃难中发出的凄惨之音。当时还没有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但夹杂在难民中间，备尝饥渴艰辛的朱敦儒，此时此刻，多半也在深深思考这个问题：都说“国破家亡”，国破之后，紧接着的就是一个个幸福家庭遭到倾覆毁灭，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百姓，是否也应该为眼下这国难负一份责、尽一份心、出一份力气呢？
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反思，在北宋时期曾经以“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望也。”的理由拒绝朝廷征辟的朱敦儒，在南宋终于出仕了。据《宋史》记载，他出仕前也不是没有犹豫迟疑过，他的朋友以别的隐士也已应召出山的事迹劝说他：“如今天子正在礼贤下士、光复国家，中兴指日可望，你为什么还要坚持高卧不起，想在山林之中终老呢？”朱敦儒幡然悔悟，在绍兴三年（1123）应朝廷之召面君应对，被赐同进士出身，官职一直做到兵部侍郎、两浙东路提举。他在南宋朝廷一直做了十六年的官，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功绩，却也循规蹈矩，持身甚正。在绍兴十六年（1146）他遭到秦桧党羽的弹劾而被免官的时候，罪名是“专立异论，与李光交通。”李光是当时被迫害的主战派人士，朱敦儒与之交往并受牵连，可见他虽然没有政治方面的大建树，却也是一个持主战观点的爱国人士。这一场出仕，使他真正尝到了自己词中所写“奇谋报国，可怜无用”的处境，怀着一腔报国热忱而抛弃山林隐逸之乐，投身宦途，最终却郁郁而退，一无所成，名士的报国梦，毕竟太天真也太无奈。
若是朱敦儒在被排挤出朝之后，便不再起复，他这一生本可以画上一个还算圆满的句号，可是世事总不不尽如人意，命运似乎总在和他为难：他想做“清都山水郎”，徜徉山林之间，却横遭国变，尝尽了乱世流离之苦；他终于下定决心投身官场，志在有为，却被主和派压制打击，一事无成；最后免官离职，原可安度晚年，却又被要挟再度出山，趋奉他一直反对的卖国宰相秦桧，落下了“晚节不终”的骂名——如果说是“命运多舛”，他显然又够不上悲惨的境地，徒使后人为之惋惜而已。
按照朱敦儒遭弹劾被免官的罪名，他本来属于秦桧的反对派，但他工于诗文，名气很大，以至于秦桧“喜敦儒之才，欲为其子孙模楷。”可见秦桧虽是千古贼臣，却也有一定赏鉴水平，知道爱惜人才，只是这“惜才”却以强横的政治手腕出之。秦桧想请朱敦儒教自己的儿子写诗，因为他已经罢官还乡，明知很难让他出来合作，于是从他的儿子下手，先任命朱敦儒的儿子为官，然后加朱敦儒本人为鸿胪寺少卿，这其中威胁的意思显而易见。已经七十五岁高龄的朱敦儒，本来性格就不够刚强，尤其在遭受弹劾免官之后，这个天真的名士第一次了解到官场的险恶，已经对一手遮天的秦桧产生了畏惧心理，《挥麈后录》的作者王明清说他曾经为父亲王铚的文集向朱求序，朱敦儒竟要在其中写上吹捧秦桧的言语，并且解释说因为王铚和自己都为秦桧所不喜，秦桧一定会关注这篇文章，如果不这样写的话，恐怕会惹祸上身，被王明清义正词严的拒绝才作罢。从这件事即可知朱敦儒的确不过是个怕事软弱的知识分子，在有可能惹怒秦桧的事上都如此小心谨慎，那么当他面临秦桧直接施压的关头，有没有选择说“不”的勇气，已经可以想见了。
在朱敦儒出任官职一个月后，秦桧突然死去，翌日他便被罢免，终于摆脱了这种如坐针毡的处境，但这一次出仕虽短，实在是平生的大污点，尽管后来也有人怜悯他“老爱其子，而畏避窜逐，不敢不起”的不得已，但当时更多的却是将他钉在耻辱柱上的讥评。他少年时写下那首“我是清都山水郎”的《鹧鸪天》词，自得的宣称：“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到老来物议沸然，却被人拿作刻薄的把柄，赋诗讽刺他道：“少室山人久挂冠，不知何事到长安？如今纵插梅花醉，未必侯王着眼看！”一旦屈从权势压迫，依附卖国奸臣，他的品行身价，便即一文不值。曾经光风霁月的“词仙”，到头来被这样挖苦讥笑，可是又能向谁抱怨，怎样分辩？
其实要是宽容一点，朱敦儒的晚节不保虽然可议，却也可悲可叹，他并非不能峻拒强权的逼迫以保持自己的气节，但峻拒的下场，可能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或者以垂老之身被贬谪穷荒，再度品尝流离失所的滋味。他既无法割舍自己的舐犊之爱，也没有再次承受不幸的勇气，这种软弱，岂非也是人之常情？朱敦儒的家室情况史载不详，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临江仙》词：
直自凤凰城破后，擘钗破镜分飞。
天涯海角音信稀。
梦回辽海北，魂断玉关西。
月解重圆星解聚，如何不见人归？
今春还听杜鹃啼。
年年看塞雁，一十四番回。
“擘钗破镜”四个字，乃是夫妻分散的典故，因为没有旁证，这首词一般被看作是朱敦儒对因乱离而造成失散不能重圆的家庭之描写，《京本通俗小说》里有一篇《冯玉梅团圆》便如此叙述当时的实况：“其时东京一路百姓，惧怕鞑虏，都跟随车驾南渡，又被虏骑追赶，兵火之际，东逃西躲，不知拆散了几多骨肉。往往父子夫妻，终身不复相见。”而朱敦儒在逃难的时候，正是普通百姓的身份，他的妻子是否就在这次乱离中与他失散，十四年后尚不知存亡音耗？不是没有可能。后来他又作了一首《昭君怨•悼亡》，说：“泪断愁难断，往事总成幽怨。”可以确知他的妻子早于他亡故。经历过乱离之苦，又因配偶早丧而家庭破碎，朱敦儒格外珍惜自己的骨肉至亲，甚至为了儿子不惜腼颜屈膝，去做自己所不齿的奸臣的手下兼家庭教师，于道德人格上，他都有所缺憾，但从人情角度，却不是无可原谅。
晚年被迫出仕、声名遭污的打击，使朱敦儒情绪更转为消沉，逃遁到山水田园之中，他曾以《好事近》的词牌填写了六首《渔父词》，描写“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的闲适生活，驾一叶小舟来往烟波之间，吹笛自乐，恍若神仙。然而在这种隐士生涯里，他却再也不能恢复青年时期的坦然潇洒，无忧无虑，只能以看破一切作自我调节，自我排遣，如两首《西江月》词中所说的：
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不须计较苦劳心。万事原有命。
幸过三杯酒好，况逢一朵花新。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 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
青史几番春梦，黄泉多少奇才。 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
他以信命作为最后的寄托，获取心境上的平静，可是这种平静也仅仅只是忧愤之后的无奈，就算能够“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心底深处，也总是隐隐抱着“明日阴晴未定”的不确定感，在貌似洒脱的慰解中，藏着深深的苦涩。经历过人间患难，心有挂碍的隐士，纵使再作“尘外之想”，一颗心也是不能不染上“微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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