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级抓鬼系统:金冲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整风反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整风反右

金冲及

（上）

一九五六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这一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一些严重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上半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下半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

波兰事件，起因于波兹南事件后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预。一九五六年六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暴露出波兰政府在处理工人罢工问题上的严重官僚主义，同时也说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置不当，同样会激化成为对抗性矛盾。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七月召开的七中全会上，总结波兹南事件的教训，提出进一步加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法制等改革措施。随后，又决定在十月召开八中全会，准备改组政治局，选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波兰局势的发展，使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等人感到非常紧张。从十月十七日起，赫鲁晓夫一面令驻扎在波兰及其附近的苏军向华沙及波兰其他地区调动，一面率苏共代表团一行四人强行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苏波两国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十月十九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致中共中央的通知。尤金说：波兰党中央内部对一些根本政策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而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和东欧很多国家的利益。他们还准备改组政治局。苏共认为，波兰存在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为了阻止波兰局势的这种发展，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波兰。

十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又通知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李富春、彭德怀、王稼祥、康生、李维汉、薄一波、李先念等出席会议。讨论结束时，已是零时四十五分。由于情况紧急，毛泽东立即约见尤金，刘、周、陈、邓四人在座。毛答复尤金，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并且表示了中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意见。

尤金走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于二十三日赴莫斯科。

十月二十二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又一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

毛泽东的语气是婉转的，态度是明确的，暗含着对苏共领导人大国主义错误的批评，但没有说出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中共中央的意见，苏共领导人或许更容易接受些，这也适合当时中苏两党关系的实际情况。

尤金将这些话立即打电话报告了赫鲁晓夫。

十月二十三日晚，刘少奇、邓小平一行飞抵莫斯科。当天晚上，就在中共代表团住处，同赫鲁晓夫进行交谈。这时，苏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方针已经转变，撤退了军队，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党中央，形势已经缓和下来，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说，他们对波兰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并且也了解到中国方面的意见，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党新的领导。①（①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０日。）随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同波兰党政代表团在平等的气氛中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至此，波兰问题在中共中央的积极推动下，比较稳妥地得到解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中苏两党全力解决波兰问题的时候，匈牙利事件爆发了。

十月二十一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改组、哥穆尔卡担任中央第一书记的消息传到匈牙利，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外纷纷要求效法波兰，走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群众对拉科西时代实行的错误政策严重不满。一些右翼团体也乘机活动，煽动对社会主义及其政党的不满。

十月二十三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二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各种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也混进队伍。示威游行者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提出反政府口号，占领了电台和一些军事设施，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的机构，后来又残酷杀害劳动人民党党员及政府官员，致使这场游行演变成反政府暴乱。

当天晚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纳吉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在十月二十五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又选举卡达尔担任中央第一书记。

就在二十三日晚上，正在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得到匈牙利发生暴乱的消息，刘少奇立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

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

二十九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三人来到中共代表团住处，再次就波匈事件与中共代表团会商。谈话中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通了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的时候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苏方开始并不接受这个意见，极力进行辩解，经过双方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在双方会谈的基础上，苏联于十月三十日发表《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这个宣言采纳了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见，对于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中国政府立刻在十一月一日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政府这个宣言。

十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从米高扬来自匈牙利的报告中了解到，匈牙利的形势继续恶化，纳吉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多党制，并把保安队和保安机关解散，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已经解体，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匈牙利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方针？中共代表团经过讨论后认为，一个是进攻的方针，即用苏联的军队把反革命压下去；一个是退让的方针，即苏联从匈牙利撤军。究竟采取哪个方针？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两个意见都提出来同苏方商量？”毛泽东同意这样做，同时提出，暂时不忙作决定，看多少天以后再说。如果采取进攻政策，要等反革命更多地暴露、人民看清楚的时候，这样比较适当。中共代表团向苏方提出这些意见，并指出：在还可以挽救的时候，是不是尽最后的力量把它挽救一下，匈牙利问题同波兰问题性质不同，应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这时，苏共领导对匈牙利已经完全绝望，一致认为匈牙利政变已经完成，反革命已经取得政权，没有采纳中方的意见。

过了一天，苏共领导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三十一日晚，赫鲁晓夫等人到机场向中共代表团送行的时候，说苏共主席团已经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②（②以上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０日。）十一月四日，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同日，应卡达尔的请求，苏军重新回到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全国各地的暴乱很快被平息下来，卡达尔政府重新稳定了国内局势。

波匈事件过去了，但国际共运中出了这么大的波折，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入思考。应当从中吸取些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想得很多。

十一月一日，刘少奇、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二日和四日，毛泽东两次召集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毛泽东说，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的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的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现在摆在世界各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毛泽东还说，我们四月间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道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但是经过半年时间，特别是经过波匈事件，原来文章所谈的已经不够了，需要再写一篇。要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③（③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５月版，第５９页。）

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在原定讨论一九五七年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等议题外，还讨论了时局问题。刘少奇就时局问题作报告，详细叙述了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中央关于波兰、匈牙利问题商谈的经过和中共中央采取的方针，分析了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当吸取的教训。

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总结性讲话。在谈到波匈事件时，他进一步指出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毛泽东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④（④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５日。）后来，他对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 ⑤（⑤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提纲，手稿，１９５７年３月１日。）

在八届二中全会期间，国际上又发生一个事件，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注。

十一月十一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在南斯拉夫西部海滨城市普拉发表演说。他提出，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根源，是有人把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头上。而斯大林错误的产生，“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等等。

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连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分析铁托的演说和一些共产党对它的评论。最后决定就目前东欧各国发生的问题写一篇文章。毛泽东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毛泽东提议由胡乔木负责起草。两天以后，胡乔木拿出了文章初稿。十二月二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陆定一、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开会，讨论这篇初稿。毛泽东又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四月间写的文章相衔接，表明我们的观点是一贯的，是四月间文章的续篇。他说，文章可以更富于理论色彩，但政论的形式不变。对文章的要点，毛泽东重新作了构思。⑥（⑥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５月版，第６８、６９页。）

从十二月十日起，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讨论和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直到正式发表，共八易其稿。

在讨论中间，他又讲了一些指导性和理论性的意见。

他反复谈到，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这篇文章中要分清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篇文章我们主要讲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在讲人民内部矛盾的同时，还要讲敌我矛盾。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与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敌对矛盾是基本矛盾。从此出发，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基本立场在文章开头就要讲清楚，这样才能够贯通全局，既解决敌我矛盾，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指出，对斯大林这个人要作认真的分析，先说他正确的一面，不能抹杀；然后说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强调实事求是，不能否定一切。

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毛泽东说，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存在这种矛盾。现在要讲这个矛盾不仅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⑦（⑦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５月版，第７２－７４、７７、７８页。）

《再论》发表两天前，十二月二十七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康生、张闻天、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在颐年堂开会，对文章作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吴冷西回忆说：会后，“胡乔木、田家英和我三个人就在毛主席住所后面的居仁堂（八大后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地方）修改。我们修改完一部分，就由田家英给毛主席送去一部分。毛主席也看一部分改一部分。这样流水作业，一直到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八日清早，我们把最后一部分修改完，三个人一起到毛主席卧室去。毛主席看完后决定当天晚上（二十八日）广播，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见报”。⑧（⑧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５月版，第８０－８２页。）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通称《一论》）一样，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这是苏共二十大以来，中共中央就斯大林问题发表的又一篇历史性文献。围绕半年多以来国际上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尤其是波匈事件和以铁托演说为集中代表的国际共运内部出现的对斯大林问题的不同评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斯大林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重大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认识。这篇文章与前一篇文章相比较，涉及的问题更为宽广，对许多问题的论述更加展开，强调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

《再论》长达两万字，在篇幅上比《一论》多出了一倍。前面一个引言，末尾一个结束语。全文共四个部分，分别论述了由斯大林问题引发的四个重大原则问题：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文章一开头，就提出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作为全篇立论的根据。

在《一论》里，只是一般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那时，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问题刚刚出现，其严重后果还没有更多地显现出来，社会主义阵营及东欧一些国家内部存在的尖锐复杂的矛盾也没有充分暴露。《一论》的重点，是要引导人们了解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这一客观事实，破除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这种理想化的迷信。这个目的是达到了，而且被后来的波匈事件所证实。

形势的发展，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再论》引言中，有一大段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出现一些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⑨（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９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８月版，第５６２—５６３页。）

《再论》用上述观点，纵观国际共运的整个历史，尤其是一九五六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力求从中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而不拘泥于对具体问题和具体事件进行就事论事的讨论。它以高屋建瓴的气势，理论性和政论性兼有的特色，展现在读者面前。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发表，再一次从理论上解答了人们因国际共运出现的挫折和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疑虑和困惑。它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样，在国际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篇文章是中共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其中起着指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从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到波匈事件和铁托发表普拉演说，这一连串的事件，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促使他深入思考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问题，并引发他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深入思考。他主持撰写的“两论”，既是他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理论成果，又是他对这些问题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准备。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以后，毛泽东把主要注意力从国际转到国内。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⑩（⑩《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１９５７年３月２５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０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９月版，第１５４页。）从一九五六年十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⑾（⑾中央农村工作部简报《关于退社和大社问题》，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６日。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０月版，第６５５页。）对政府批评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了。总之，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人们刚刚还在欢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这是许多人始料所不及的。

对这类事件怎么处理，全党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一些干部习惯于按照革命时期的经验办事，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事件，造成了矛盾激化。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注意

面对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怎么办？需要有新的方针、新的方法、新的理论。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的新课题。

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毛泽东运用矛盾学说来作出解释。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他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这一类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他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郑重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这是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特别关心的三个问题。他强调，整风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５日。）

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变化的脉搏，萌发了一些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想法。

这年十一月五日至十六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这是在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民主建国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民主建国会的成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先的民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现在不应当再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因为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两面性中的消极一面已不存在，或基本不存在了。另外，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和地位，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等问题上，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在民建中央全会上，展开了充分的讨论，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在思想上取得一致。

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十分高兴。十二月四日，他在给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复信中，欣喜地说：“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接着，他谈了对当前社会矛盾的基本看法：“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消除所有的社会矛盾，有的矛盾解决了，有的矛盾仍然存在，还有新的矛盾会产生。但是矛盾的状况，包括性质和表现形式已发生变化。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怎么解决？他说：“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

在信中，他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矛盾状况作了初步的分析：“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 ②（②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手稿，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４日。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版，第５１４、５１５页。）

这封信表明，毛泽东在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中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现象方面，已经形成了若干重要的判断。要把这些判断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还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有更多的实践经验。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这是一次重要会议，有人习惯地把它称作“一月会议”。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在诸多问题中间，毛泽东最看重的是思想动向，在这一天的讲话里，主要就是讲这个事情。

他说：“思想动向问题，我们应当抓住。这里当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他列举了这样一些思想情况：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在好些地方的学校里发生学生闹事，有的地方公开提出要来一个“匈牙利”；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说共产党领导不了他，社会主义不好，等等。

谈到这些思想动向，毛泽东很自然地联系到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上发生的几次大风潮。他说：“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

针对上面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一）要准备少数人闹事，搞所谓的大民主。对待大民主的态度应当是，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二）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要继续思想改造。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三）百花齐放，还是要放。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

面对一年来国内外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③（③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８日。）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再次讲话，共讲了七点：要足够地估计成绩；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国际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闹事问题；法制问题；农业问题。这些都是针对会上的议论和党内外出现的一些思想情况而讲的，是对会议的一个总结。

除了第三点国际问题外，其余六个问题，都成为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为《正处》思想的形成作了重要准备。

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党内就有一种不理解甚至是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也还有不少顾虑。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对他们认为是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发表了批评意见。毛泽东后来多次批评这篇文章，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

对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围攻和陈其通等人上述文章的发表，使一些知识分子感到党的“双百”方针的贯彻，还处于一种好似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的状况。稍后《人民日报》在三月二十四日刊登了费孝通的文章，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正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态的反映。费孝通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回顾了广大知识分子是怎样在“双百”方针的感召下，从原先的“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转变为“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的。但他认为，当前贯彻“双百”方针的状况，可以用“草色遥看近却无”来形容，反映出一种忧虑的心情。

毛泽东当时所要做的，主要是批评在“双百”方针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以适应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

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谈文艺思想问题，共二十八人参加，其中有几位党外人士。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参加了。毛泽东想把近来思索的一些问题，先在小范围里讲一讲，吹吹风，看看反映，然后再到大会上去讲。这是他一贯的做法。

毛泽东讲话一开头就说：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并且说：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毛泽东当时之所以抓住陈其通等四人发表的文章和一些人对王蒙小说的批评这样两件事，着重加以分析，是因为这两件事具有典型意义，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它们反映出“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④（④毛泽东在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青年团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５７年２月１６日。）这个问题，正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的条件下，毛泽东想要着力研究解决的一个课题。

毛泽东反复强调“双百”方针，因为他认为：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只能用说理的方法和争鸣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压制的办法来解决。他说：列宁是怎么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是以大量的材料充分说理。

他提出批判胡适的问题，说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又说：对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应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笔下也是如此。

他说：片面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

他又说：我们要充分收集材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有准备才有说服力。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们要靠少数人教育多数人。开除很简单，但这绝不是好办法。应该懂得坏分子里面也有两重性。一是不好，一是可以当“教员”。一些事物都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有始有终。如果马列主义叫永恒的真理，就不叫马列主义。马克思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列宁也看得不久。苏联有成绩，也有问题。社会主义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交锋，真理是越斗越明。我们的同志应该记住，我们要警惕采用简单化。⑤（⑤毛泽东在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青年团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５７年２月１６日。）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主题就是一个，如何在思想领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开展积极健康的学术争鸣和思想交锋，在争鸣和交锋中坚持马列主义、发展马列主义，在争鸣和交锋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在总结一年来国际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逐渐成熟。在他看来，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全局工作，解决国内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等领域的一切问题的总方针。他要在全党，在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造成舆论，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外人士）都能懂得，都能接受和掌握它。毛泽东选择了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方式，正式发表他的意见，宣传他的主张。这是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一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一千八百多人。

毛泽东在二十七日下午的会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从下午三时讲到将近七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除了刘少奇外出考察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发表这样重要的讲话历来是非常慎重的，事前都要在小范围内先通通气，透透风，然后逐步扩大范围，使人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这以前，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先在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就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和解决问题、敌我矛盾与是非问题讲了一次，参加会议的有三十七人。从一月会议到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经过规模不等、成员各异的三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才在一千多人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发表讲话。

毛泽东在会前写了一个讲话提纲，题目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共十二个问题：（一）两类矛盾：敌我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二）肃反；（三）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四）资本主义改造；（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十）闹事，出乱子，都不好吗？（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十二）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⑥（⑥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手稿，１９５７年２月。）后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的时候，也就是这十二个问题，只是把第六、第十一两个问题的次序对调了一下。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基本上是照这个提纲展开的。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两类矛盾。他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个问题。但今天重点要谈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问题很多，占我们很多的时间。这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专政就是对付敌我之间的，解决敌我之间的这个矛盾的，就是压服敌人。只要不是敌人，那末就是人民，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不是专政的问题，不是谁向谁专政的问题。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因为这些人有言论自由，有集会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所有这些是宪法上写了的，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

他说：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出来，有些人很高兴，来一下大民主嘛！他们所谓的大民主，几十万人到街上去了。他们似乎高兴这个事情。有一些同志，有一些党外朋友，他们搞不清楚大民主是对付敌对阶级的。另外有少数人是带有敌对情绪的，他们希望用大民主把人民政府整那么一下，学匈牙利那样把共产党整一下，就开心了。有些人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以为欧洲的民主自由很好，喜欢议会民主，说人民代表大会跟西方议会民主比要差，主张两党制，这一党在上，那一党在下，然后反过来。还要有两个通讯社，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一点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跟他们说，民主是手段，也可以说又是目的又是手段。民主是属于哪个范围呢？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改善人民生活是它的目的。有人说外国的自由很好，我们这里自由很少。我说，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抽象的、一般的自由，世界上就没有那个东西。

在两类矛盾里，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应该放在哪一类？他说：这个问题《再论》没有提到。但是大家知道，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放在第一类的，不放在敌我矛盾那一类的，是放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类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愿意走向社会主义。因为这样的理由，民族资产阶级跟帝国主义不同，跟封建主义不同。工人阶级跟民族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但是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争取、团结、帮助、教育这样的方针，势必会走向对抗。

他说：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个新问题。《再论》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很少说国内方面的事，并且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没有详细的分析，只有一个原则的说明。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简单地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所谓对抗消灭了，就是说资产阶级被打倒了，没有敌对阶级了，但是人民之中还有矛盾。列宁已经说人民之间还有矛盾，但还来不及全面地分析这个问题。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成对抗性的矛盾，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列宁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来详细观察这个问题，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在斯大林时期，他在很长的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这两类矛盾本来是容易混淆的，我们也混淆起来过。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容易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的怀疑他是反革命。这个问题，从前有，现在还有。但是我们有一条，反革命一个不杀。有了这么一条，就保证在万一错了的时候，有挽回的余地。

毛泽东回顾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的由来。他说，后来我们把这个公式逐步推广到党外。我们劝过民主党派也采用这个公式， 民主党派也明白了，工商界也明白了。对民族资产阶级采用这个方法是可能的，这是完全证实了的。犯错误的人，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有唯心论的人，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发展到整个人民内部。六亿人口里头可以发展到解除武装的敌人。没有解除武装以前，就是兵对兵，将对将，你死我活。一经解除武装，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态度对待他们了，改造他。改造他就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毛泽东讲到第二、第三、第四个问题时，分别回答了肃反工作究竟是好是坏；合作社究竟有没有优越性；资本家还要不要改造，还有没有两面性。这些，都是针对当时的一些议论而讲的。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毛泽东首先肯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有很大进步，同时指出：他们中间也有不正确的思想，也有歪风，有那么一些波动。匈牙利事件出来之后，有一些怪议论，讨厌马克思主义，只愿意钻业务，至于什么政治，什么前途、理想这些东西不看重。好像马克思主义时兴了一个时期，到去年下半年就不那么时兴了。所以要加强思想工作，要加强政治工作。在我们的青年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进一步改造自己。还是要提改造，不要回避改造。过去那些思想改造有点粗糙，有些地方伤了人，现在不要搞那么样的改造。努力学习，除业务之外，除专业之外，在思想上有所进步，政治上也有所进步，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时事，学点政治，这个东西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灵魂。

他批评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减弱了。教育部门不管政治工作。教育部门不管谁管？高教部应该管政治工作。我看是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行政部门应该管。从前叫德育、体育、智育，我们现在变成“两育”了，德育不要了。所谓德育，就是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政治。

第七个问题，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阐述这一方针时，毛泽东专门讲到计划生育。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毛泽东这个话引起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生育计划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

他还谈到解决失业的问题，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毕业学生的就业问题等。这些都需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讲到这里，毛泽东提议休息。十五分钟以后，会议继续进行。

开始讲第八个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是《正处》讲话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他说：斯大林在一个长的时期，就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但到他的晚年，一九五二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那本书里头承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是有矛盾的。两者处理得好，就可以不发展为对抗的矛盾；处理得不好，那就要发展为对抗，（这时周恩来插话：他是用“冲突”两个字，实际上是对抗。）就发展为冲突。他已经看出这一点了。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剥削者，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没有私人资本家，私人土地所有者，私人的工厂所有者、企业所有者。所以我们讲斯大林相当缺乏辩证法，不是没有辩证法。我说他的辩证法是个害羞的辩证法，是个羞羞答答的辩证法，或者叫吞吞吐吐的辩证法。

他接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就是承认社会上各种不同的矛盾。在艺术上、文学上，它就是要表现为百花齐放。这个百花齐放里头包括这样的东西，就是各种不同的花，但是也包括一种性质不同的花，比如讲，百家争鸣里头有唯心论。

他自问自答地说：教条主义是什么花？教条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它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片面性的，孤立的，搞片面性，不加分析。

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在旧社会，几乎一切新生事物在开始出现的时候，都是受打击的。他列举了古今中外的一些事例，像孔夫子、司马迁、孙中山、释迦牟尼、耶稣、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等。他说：新生力量要被社会承认，要经过艰苦奋斗。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一些，但是还是有许多新东西是受压抑的，碰上官僚主义者，碰到顽固派。

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他说：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的方面，比如讲对唯心论，应该给予批评，不批评是不对的。对于文艺作品中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也应该给予批评。要有批评，要有适当的批评，就是要有有说服力的批评。教条主义的批评就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助长这些不好的东西。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一个方针。正确的东西是跟错误的东西作斗争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世界上无论什么新的东西，无论什么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跟旧事物、旧的东西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发展起来的。

第九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些问题。毛泽东说：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我说人民内部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说匈牙利事件一来，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搞了四条办法，大家看对不对。第一，克服官僚主义，适当地处理矛盾，使其不闹；第二，要闹就让他闹；第三，要闹就让他闹够；第四，除个别人以外，一般不要开除。我看将来问题还多。人心不齐，几亿人口，中间许多人会跟我们的想法不同，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许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文化高的人，也不见得不犯错误，有时知识分子犯起错误来还要更厉害。

第十个问题，讲闹事、出乱子的两重性问题。他提出，包括闹事、匈牙利事件等等，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具有两重性，又好又不好。毛泽东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他这个看法。这是对上一个问题进一步作理论上的分析，引导人们用辩证的观点看待这种问题。

在讲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时，他发表了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一种基本估计：我看一个长时期打不起来，可能给我们十几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现在，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搞渗透，他们希望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美国与英法等欧洲帝国主义争殖民地。这个是他们的主要矛盾。世界上有三种力量在斗争，一种叫社会主义，一种叫民族独立运动，一种叫帝国主义。第二种力量在某些问题上，如和平问题，反对帝国主义问题，可以跟我们合作。目前，打仗对帝国主义利益不大。

第十一个问题是关于少数民族同大汉族主义的问题，西藏问题。毛泽东强调的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之内改变面貌的问题，实际上谈的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他说：工业化的道路，苏联有一条。我们现在走的是不是完全跟苏联相同？我想有些不同。在《论十大关系》里头，有几条关系都讲到这个问题。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比较过去有一点改变。苏联是九比一，即百分之九十的重工业，百分之十的轻工业和农业，对于农业刮得太多。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市场就不繁荣。重工业的市场在什么地方？在轻工业和农业。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比例是八比一，实行的结果是七比一，比苏联好。（周恩来插话：没有农业，是重工业比轻工业。）我看这个比例，第二个五年计划还要考虑一下。重工业还是优先发展，但要走新的道路。这是否能比苏联工业化的速度快一些？看起来要慢一些，实际上反而要快一些。

这里涉及到学习苏联的问题。他说：一切国家都要学，美国也要学，这是肯定了的。但是我们主要还是学习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什么都学，教条主义，坏经验、不适用的东西都搬来，好的坏的都搬来。这种态度不好。我们讲的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⑦（⑦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５７年２月２７日。）

毛泽东讲到这里，已是傍晚时分。大家兴味正浓，讲话却戛然而止。通篇讲话，讲的是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遇到的大问题，毛泽东讲得深入浅出，谈笑风生，讲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他在讲话中表现出来的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坚定信心，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坚定信心，对人民政权的坚强信心，对人民群众的充分信赖，以及那种包容百川的博大胸怀，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随后，二月二十八日整天和三月一日上午，出席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分组讨论毛泽东的讲话。三月一日下午，大会发言。发言的有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陈嘉庚、陈叔通、郭沫若、程潜、马寅初、许德珩、达浦生、刘文辉、车向忱、盛丕华、孙蔚如、黄琪翔等十六人。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作了四十五分钟的总结讲话。有的是对二十七日讲话的补充，有的是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讨论中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毛泽东回答：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评倒，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末这个东西就不行了。所以，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

有人问：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毛泽东说：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那就是该批评的。怕批评，总是有弱点就是了。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该批评，并且要成为一种习惯。人民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我们只是不把这个权利给反革命。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也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

有人提出，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讲得不够。毛泽东说：这讲得对，这也是一种批评。前天没有大讲这个问题。什么叫“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毛泽东过去讲的“两个万岁”，也就是这个意思。）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

毛泽东又讲到小民主和大民主，他说：现在工作方法已经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

他还谈到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准备从过去两千份扩大到三十万份，并且还赞成出蒋介石全集。他说：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藏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

讨论中，有人还提出了单纯技术观点抬头的问题。毛泽东说：技术观点是好的，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有科学技术观点，要发展到大家都热心。但是，不要搞单纯技术观点。希望我们的同志们关心新的政治，关心新的大局。我们有些所谓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没有说服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应该改善我们这个政治工作。⑧（⑧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结束时的讲话记录，１９５７年３月１日。）

《正处》讲话，是毛泽东对他几个月来形成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的比较系统的阐发。但他并不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他从来不认为，讲了一篇话（尽管讲得很好，讲得很有道理），发出一个文件，问题就会解决，特别是涉及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他的建议下，三月六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而且破例地邀请党外人士参加。会议邀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外人士约一百六十多人，占了全部与会者的五分之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毛泽东的《正处》讲话，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认真贯彻“双百”方针。

会议首先听了《正处》讲话录音，然后分组讨论。毛泽东没有马上发表讲话，而是利用会议期间先后召开了五个座谈会，一边了解情况，一边发议论。

这实际上是又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活动。调查对象集中在知识界，调查的面相当广泛，也很有特色。毛泽东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感性知识，了解到宣传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丰富了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特点的认识。

三月七日，晚八时四十分至十二时零五分，在颐年堂召集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钱俊瑞、张际春、董纯才、罗承烈、曲乃生、何启君、刘建飞、古楳、周世钊、吴江声等。这些人大部分是各省教育厅负责人。彭真、康生、胡乔木参加了座谈会。

毛泽东谈了这样一些内容：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还有私立中学？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学生要能耐艰苦，要能白手起家。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不要使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党委应当指导青年的思想，指导教师的思想。⑨（⑨毛泽东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谈话记录，１９５７年３月７日。见《毛泽东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６月版，第２４５－２４８页。）

三月八日，晚八时至十一时五十五分，在颐年堂邀集沈雁冰、老舍、巴金、周信芳、徐平羽、方纪、于黑丁、周钢鸣、常苏民、蔡楚生、路坎、胡采、赵丹等座谈。彭真、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参加了座谈会。

文艺界在经历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后，有些沉闷。这些批判和争论是必要的，但是火力过猛造成了一些副作用。特别是对胡风的批判，从原先的文艺理论的争论发展到对所谓“反革命集团”的揭发清理，更造成了一种政治压抑和恐惧心理。虽然这些还是局部的状况，一部分人中间的问题，但在整个文艺界还是留下了一些埋在人们心里的问题。在毛泽东反复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特别是《正处》讲话的鼓励下，一些问题在这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被提了出来，有些还带到了这次座谈会上。

对与会者提出的各种问题，毛泽东尽量给予回答。

有人问，能不能把官僚主义者的结局写成失败，写成死？毛泽东举了一部电影叫作《荣誉属于谁》的例子。电影描写一个铁路局长，是一个官僚主义者，但没有被撤职。毛泽东说，这样写，叫做不彻底。反官僚主义应该彻底。

大家对中国共产党即将开始的整风很关心，提出了一些询问。毛泽东说：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今年准备，明年开始。整风的内容是整主观主义（重点放在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我们主张百花齐放，有的人很怕百花，现在百花齐放的环境还没有造成。应该估计到中国的情况，两头小中间大，小资产阶级那么多，无非是思想混乱，要求解答问题。

是不是要求所有的作家都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毛泽东回答说：大多数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大概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在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间内，只要不搞秘密小团体，可以你写你的，各有各的真实。

关于文艺批评的现状，是当时意见比较多、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毛泽东说：这方面的文章我读得不多，读了一点，感觉适当的批评不多。有些批评粗暴得很。现在文艺批评可以说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是教条的，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从中得不到帮助，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碍文艺批评开展的。

对于电影业的萧条现象，毛泽东说：去年，我们一年摄制三十多部故事片，太少了。他问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听了赵丹的回答，又说：“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继承文化遗产问题，文艺的目的问题等等，毛泽东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同时表示，对这些问题，一时不能搞清楚，不能作结论，也不用紧张，可以研究讨论。⑩（⑩毛泽东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记录，１９５７年３月８日。见《毛泽东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６月版，第２４９－２５８页。）

整个座谈会充满着宽松活跃的气氛。

三月十日，下午三时至六时四十分，在颐年堂邀集邓拓、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杨永直、范瑾、吴象、李超、常芝青、朱穆之、舒新城、曾彦修、黄洛峰、王芸生等座谈新闻出版方面的问题。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等参加。

新闻出版界对政治气候的变化反映灵敏，思想也比较活跃。他们在会上提出了不少问题。毛泽东边听边答，轻松自如。

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的问题，他说：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

有人反映，现在报纸编出来群众不爱看。毛泽东说：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他又说：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就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

有人问：鲁迅如果活着会怎么样？毛答：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

在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他说：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是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这样。＂三反＂的时候，有许多部长就是中央给他们端了梯子接下楼来的。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该接受教训。他又一次强调，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在谈到共产党人要向党外人士学习时，他说：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半道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是不懂的。这种行政领导的状况，将来是要改变的。

三月十一日，晚八时三十分至十一时二十五分，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部分大学负责人座谈。参加的有：杨秀峰、陈望道、彭康、匡亚明、彭迪先、冯乃超、杨献珍、冯友兰、胡锡奎等。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参加。

三月十三日，也就是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那天，从晚上八时至次日一时，毛泽东召集了最后一次座谈会。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是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部分知名人士：郭沫若、童第周、钱三强、谈家桢、潘梓年、向达、费孝通、沈志远、翦伯赞、张劲夫、于光远等。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杨秀峰、黄松龄参加了座谈会。

这些座谈会表明，毛泽东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情况很熟悉，思想很开放（或许还包含着对批判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某种反思），是真诚地希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三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讲话的第一问题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时期。他认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现在这个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宽广得多。这样大的变动反映到了我们的思想上来，反映到了我们的意识上来。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小资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在起变化，个体变为集体，私有变为公有。所以，各种不同意见在思想上有所反映，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个大变动应该说基本上是健康的。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斗争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需要好几年才能够巩固。现在这个时期还是不巩固的一种时期。我看大概需要五年，中国这个社会制度就会巩固起来。我们会在新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工业化的伟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前途应该看到。

第二个问题是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对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一个估计。他说：我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左右。其中有少数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甚至抱有一种敌对的情绪，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社会主义活不长，会失败。或者有那么一些人，希望社会主义总有一天要恢复到资本主义。这种人是很少数的，有百分之一、二，或者更少一点。除此之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爱国主义者，拥护社会主义。但是也有许多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解决，如何答复，不大清楚。拿对待马克思主义来说，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知识分子，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赞成和拥护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少数；多数人是想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也学了一点，就是不那么熟悉，有些人还有些怀疑。拿爱国主义这个标准来说就不同了。许多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社会主义，但是在外国人面前他就表现为爱国主义者。有许多人欢迎马克思主义，但不熟悉，另外有些人有怀疑。这是中间状态。这些人占大多数。应该承认这种状态在很长久的时期里会存在的。同志们都是做宣传工作的，我们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还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今后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中有更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使他们通过实践（科学的实践、生产的实践和各种工作的实践），懂得比较多一点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也就好了。不能强迫人家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家接受。

第三个问题，关于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这个题目后来改为“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我们都是教育人民的人。不论办学校的，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都是人民的先生。这五百万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财产。我们没有这五百万知识分子，就一样事情也做不好。国家只存在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性质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正因为他们是教育人民的，是人民的教员，因此他就有个任务，就是应该先受教育，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知识分子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遗产。这几百万知识分子要先受教育。不是已经改造好了，不需要改造了。我看还要改造。大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要在他自己愿意的基础上，有别人的好心帮助，而不是强制地学习。

毛泽东在这里讲到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提法，跟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会议上的提法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一致的。但修改后在一九六四年发表的讲话里，这一提法不见了。再往后，知识分子被划到资产阶级范畴里头去了。这个变化，同指导思想上逐渐发生的“左”倾错误是密不可分的。

毛泽东讲的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整风。他说：共产党正在准备整风。中央作出决定，准备今年就开始，先搞试验，明年比较普遍地进行。党外人士自愿参加。整风的目的，就是要批评几个东西：一个叫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第二是宗派主义；还有一个是官僚主义。现在的情况是官僚主义相当严重。整风不用大民主，用小民主，在小组会上，是小小民主。要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在整风中间，要把马克思主义学习推进一步。我们不应该限制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已经讲过的范围，应该按照他们的基本方针、基本方向有所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定要发展的，它不能停止的。停止了，就没有生命力了。基本原则是不能违背的，违背基本原则就是修正主义。停止不前就变成教条主义。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为人民服务（这个题目后来改为“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毛泽东说：最近，有几个同志到农村去蹲了几个月，很有益处。走马看花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是下马看花。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该不应该去呢？我看是应该去的。科学技术人员都跑下去，那当然不要。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要逐步地争取这些知识分子去跟生产者直接接触。现在有许多人下去跑一跑，说是体验生活。结果有些人有成绩，有些人就没有成绩。要看采取什么态度，这就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关系。如果在十一年内（指三个五年计划内。──引者注）有百分之七十的知识分子都去接触工人、农民，这样就可以使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真正为自己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如果看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人、农民的接触中，在自己的工作中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很多人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共同语言，而且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个方面的共同语言。

毛泽东说：百家争鸣，说一百家，其实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说百家，无非言其多也。马克思主义里面也有几家，修正主义算一家，教条主义是一家。

第六个问题，关于片面性问题。毛泽东说有两种片面性：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或者叫修正主义），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教条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片面化，把马克思主义用形而上学来解释，对于自己的工作就是肯定一切，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过去那个时期叫革命，我们党就是搞这一套的，叫作阶级斗争。这方面确实有些学问，有些办法。因为在革命的时候，就是率领广大群众向敌人作斗争，不能犹豫的，有许多事情不能从容讨论，需要迅速作出决定。于是养成了一种作风，有许多同志在新的情况下也就只有那个经验，只有那么一点办法。这里面也产生了一些简单化，行政命令。他说：另外一种人是否定一切，说得没有一点好事，一团黑暗。他们所揭露的那些坏事，统统应该加以改正。至于批评者，是有片面性的，有错误的，要加以批评。

他说：肯定一切，否定一切；教条主义，机会主义，都是形而上学，都要批评。但是，要以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我们要逐步地使用辩证法这个方法，就是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讲点道理，不靠摆官僚架子压服别人。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就要把自己作过多少年的官，现在是处长，是局长，还是部长，把这些东西丢到九霄云外，跟任何人平等。

接下去，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

共产党是否能够领导科学？有人说，共产党能够领导阶级斗争，搞政治这一套可以，但是搞科学不行。我说，这种说法讲对了一半。在现在这个时期，我看是又能领导又不能领导。在自然科学的这门学科、那门学科的具体内容上不懂，没有法子领导。在这一点上，他们说得对。但是有一半不对。共产党能领导阶级斗争，也就能领导向自然界作斗争。如果有这样一个党，叫共产党，他就只能作社会斗争，要率领整个社会向自然界作斗争就不行了，那末这样一个党就应该灭亡。共产党过去忙于阶级斗争，一直到现在，阶级斗争基本完结了，但还没有完全完结，许多政治问题要它来处理。跟别的东西一样，阶级斗争也是学会的，我们是花了几十年的功夫，从一九二一年起到党的七大，花了二十四年，才使我们对阶级斗争有一套科学，有一套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合乎中国情况的战略、策略。学会自然科学可能也要这样长的时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阶级斗争胜利了的党，现在的任务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就是要搞建设，搞建设就需要科学，要学会这个东西。

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有好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一定要讲个为主。似乎那个意思就是，讲阶级斗争为主恐怕好一点，舒服一点。而我恰好换了个位。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就是这个题目，叫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斗争。这里面包括一部分阶级斗争，比如我们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人民内部来处理。人民内部斗争现在很突出。八大作了结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现在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处理。应该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地扣大帽子，似乎要扣一顶帽子就好办事了。

毛泽东讲的第七个问题：“放”还是“收”？他说：这是个方针问题。中央的意见是不赞成“收”，而是要“放”。会不会乱？会不会变成匈牙利事件？变不了的。有两种领导中国的办法，就是“放”或者“收”。要是搞得一点民主也没有，官僚主义十足，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也没有，甚至于小小民主都没有，横直是不能解决问题，那就要逼上梁山。我看在那种情况下，罢工、罢课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是调节社会生活的一种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巩固。现在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有余。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也不要怕毒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会发展真理，发展艺术，使我们少犯错误。这是发展的辩证法。

他说：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针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团结几亿人民，改变现在这种面貌。那末，首先就要共产党改变态度，改变官僚主义态度，改变教条主义态度，改变宗派主义态度。

第八个问题，是对各地党委的要求。毛泽东提出：希望各地也学这次宣传会议，召开这样一个会议，请党外人士参加，把思想问题抓起来。他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抓思想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研究。①（①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５７年３月１２日。１９６４年，毛泽东对讲话整理稿作了修改，根据当时对国内形势的错误判断，加进了一些“左”的思想内容。这篇文章被收入同年６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一次公开发表。）

毛泽东的讲话结束了。会场上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是发自肺腑的。这个讲话，从思想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双百”方针问题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他在不久前提出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个主题。参加这次会议，听了毛泽东讲话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傅雷，曾在一封家书中十分动情地谈了他的感想：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ｐａｕｓｅ（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二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三月十二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②（②《傅雷家书》（增补本），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５８页。）

三月十七日是个星期天。上午十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他的目的地是杭州。不过，他打算利用这次出行的机会，在沿途演讲，题目仍然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太大、太重要了，他要唤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次沿途演讲，实际上成了全党整风的思想发动。

当天中午，专列抵达天津。他先同天津市委负责人黄火青、吴砚农、万晓塘、李耕涛、李华生等谈话。晚上，来到人民剧场，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

“讲‘双百’方针吧！这是全党关心的问题。党内有赞成的，有不舒服的，有怀疑的。”毛泽东的讲话就这样开始了。

接着他说：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阶级斗争上。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我说这个话讲得对，讲得合乎事实，就是我们没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这是我们不行的方面。但是他们这个话也是不全面的，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是不对的。就具体的业务、具体的技术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这方面，我们能够领导，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以国家计划去领导。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向他们学习。有十年到十五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业务上、在技术上领导他们。

他说：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党的八大说了。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头当教授，在科学研究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大体改变经济面貌，也要有几十年时间。我们过去不会作阶级斗争，经过许多失败，经过许多变化，我们学会了，善于作阶级斗争了。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在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的代价少一点？如果我们不重复从前的错误，那末我们在建设的时候就可以付比较少的代价，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情。

他说：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都不妥。而现在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办法不行了。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有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是采取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压一下的想法。压是压不服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办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我们要学会说理，学会写说理的文章，学会作说理的报告。曾经有个同志跟我讲：“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我说你一冲呀，不能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要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才行。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跟我们合作，只有极少数人是敌视我们的。

毛泽东又从扩大《参考消息》发行范围问题，讲到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见世面，同那些反马列主义的东西见面，以便同它作斗争，使自己发展起来。他说：不要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很危险。马克思主义是同它的敌对力量作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譬如我们中国办事情，如果我们不发展马克思主义，那末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照具体情况问题解决。如采取压服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道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

毛泽东的天津讲话，进一步阐述了“双百”方针，不仅把它当作发展科学和文艺的基本方针，而且着眼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把它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针。

十七日当晚，毛泽东就离开天津，继续南下。次日清晨到达济南。晚上七时五十分，在山东省府大礼堂，向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讲话。讲话开宗明义，专讲思想问题。

他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有人说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了。有一些人讲没有优越性，合作社办得不好。有一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比苏联好。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人民内部闹事也发生了不少。报纸上，小品文、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嘲热讽多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跟着资产阶级走，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另外一些共产党员就不服气，说：“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外面讲什么，他们也跟着讲；另一种人就想收，谁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

毛泽东分析了产生这种状况的国际国内原因。他说：外国的事情对我们有影响，比如苏共二十大把斯大林批评了，后头发生波兰、匈牙利的事件，国际上有反苏反共的风潮。还有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间，都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这些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有外国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我们国内的原因。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我们过去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阶级斗争。这么一场大斗争到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结束了，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基本的原因是这个原因。人民内部的问题多起来了，就暴露出来许多思想问题，就有一些乱了。过去是不是有思想问题呢？过去有的，实际上我们刚进城那几年更乱一些。但是，那些不同的意见，那些意见分歧，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掩盖了。

毛泽东特地对什么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作了一个解释：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

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他说：按照八次大会所说的，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还没有。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要三个五年计划。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那就要更长一点了。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叫作思想问题，这是有理由的。尽管社会制度起了变化，但是那个思想还相当顽固地保存着。特别是在世界观这方面，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还是辩证唯物论。这样两种思想方面的斗争，时间还要更长一些。

毛泽东在分析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说，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所以，我们要争取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要使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到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

最后，谈到整风。他说：我们党现在准备整风。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要争取党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今年准备，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我们是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③（③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５７年３月１８日。）

毛泽东这次讲话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内容，就是讲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将长期存在；意识形态领域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些意思，在二月二十七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十二日的宣传工作会议上，都没有讲到或者没有明确地指出来。这是他所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思想有一些乱”这种情况在他头脑里的反映。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他的重视，使他力图从理论上加以概括，作出新的说明。

毛泽东讲话结束一个小时后，乘专列离开济南，第二天（十九日）清晨到达徐州，在徐州改乘飞机，十二时到达南京，住在原美国驻华使馆。

三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前往南京市人民大礼堂，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讲话前，毛泽东作了认真准备，写了一个提纲，南京讲话和随后的上海讲话，都是照这个提纲讲的。

毛泽东开头第一句话，就使得整个会场显得轻松、活泼，他说：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他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当前阶段的基本特点。他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是过去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结果。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他说：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一百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就不能享福了。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一百五十年历史进程的一个总体描绘和宏伟构想：二十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正是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时期，今后的中心任务是搞建设；从现在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用一百年的时间把中国建设好。毛泽东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在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来，一直是很明确的，没有因思想界出现一些混乱而有什么改变。

他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人民闹事如何处理。他说：对人民闹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对犯了法的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其他的人，应该说服教育，不要开除。你这里开除，是以邻为壑。许多同志对于人民跟我们闹事没有精神准备。因为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我说，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完全是没有办法。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就是怕老百姓。过去那一套，他是好手。要讲对付人民闹事，他没有学好，这一课没有上过。要跟党内党外公开地提出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办法就出来了。

关于处理敌我矛盾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是右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依法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应该注意。另一种是夸大的观点，“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这一点要肯定。但是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的方针。毛泽东称这是一个战略方针。他在这里讲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主要是指对于全国六亿人口和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处于不同状态的各类人如何对待的问题，并且着重讲了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

他说：对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我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是有用之人，是我们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对这些人不能搞唯成分论，对他们的进步应该肯定。

毛泽东讲的第四个问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他说：现在党外人士深怕我们“收”，说我们“放”的不够。我们的同志则有一点想“收”。中央的意见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放”，而不是“收”。他强调指出：“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

这样做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毛泽东的回答是：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

最后讲整风问题的时候提出：“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④（④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５７年３月２０日。）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略事休息，便在下午一时乘飞机前往上海。先游了一会儿水。下午五时，前往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是毛泽东南下的最后一次讲话。内容和南京的讲话大致相同，但更为系统。

讲话还是从转变时期的特点谈起。他说，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着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有讲清楚的必要。

他回顾了全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作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四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

上海，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谈到知识分子问题。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要在比如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十一年），使整个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工人、农民结合这个问题上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入了党，或者是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毛泽东认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问题，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还是一个问题，这是知识分子新的世界观还没有建立起来的一种表现。要向他们说明，知识分子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本身的性质还在变，要逐步地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他斩钉截铁地说：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那些怀疑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富裕阶层的思想。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争取过来，条件是完全充分的。但是也还需要时间，不能快，不能忙。马克思主义只能逐渐地说服人，不能强迫灌进去，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他再一次强调中央关于“放”的方针，说：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让他们自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

谈到整风的时候，他说：我们跟党外人士的关系应该比过去进一步。现在是隔着一层。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必要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有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讲。

最后，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中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造成这样一个中国，希望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⑤（⑤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５７年３月２０日。）

在他的讲话提纲里，最后这一段话是这样写的：“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⑥（⑥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１９５７年３月１９日。）

最后这一段话，可以说是毛泽东提出“正处”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他南下全部讲话的点睛之笔。这里面，寄托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现代中国的理想和希望。

从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在短短的四天旅途中，毛泽东接连做了四场报告。这一年，他六十四岁，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对新事物仍然有着过人的敏锐。

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来，经过天津等地四次讲话，毛泽东结合党内外出现的许多新的情况，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继续探索、思考和研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补充。他一面讲，一面整理自己的思想，使之更加条理化，更加周密些，更加丰富些。

他着重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特点──处在一个转变时期。由于这个大变动，引起了社会诸矛盾的变化。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没有完全结束，阶级斗争还要长期存在，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由于社会的大变动，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出来，多种多样的思想包括错误的思想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党应当采取什么方针，是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即用说理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民主的方法。不能用老的方法对待新的问题。讲到民主，毛泽东认为，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作为上层建筑，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为提高人民生活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发展的，人民要接触各种思想包括错误思想，经风雨，见世面，才有抵御和鉴别错误思想的能力。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央的意见是只能“放”不能“收”。党所以采取这样的方针，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活泼的国家，欣欣向荣的国家，一个使人可亲的国家。

尽管社会上暴露出不少问题，尽管思想有一些乱，毛泽东对局势的看法还是很乐观的。他认为，中国不是匈牙利，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乱也乱不到哪里去。因此，他主张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

毛泽东四次讲话的许多内容，后来补充到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了。

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约复旦大学教授、他的老朋友周谷城畅谈了一次。当晚九时十分乘专列离开上海，子夜到达南行的终点杭州。毛泽东自从一九五四年在杭州起草宪法以后，经常来杭州。

这时，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等都在杭州。毛泽东在这里一边休息，一边办公，先后听取了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李先念关于一九五六年度财政收支情况和一九五七年度财政预算的汇报。但毛泽东的心思仍然着重在思想政治方面，他想更深入地摸一摸情况。在离开杭州前，从四月四日到六日，连续三天在南屏游泳池召集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

参加会议的有：陆定一、谭震林，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刘季平、石西民，江渭清、刘顺元、刘子见、陈书同、余克、方乙，江华、林乎加、吕志先，叶飞、许彧青、杨文蔚，曾希圣、黄岩、吴文瑞、李彬、李继祥等。

上海、江苏、浙江以及附近的一些省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区。当时，毛泽东的《正处》讲话已经在党内外逐级传达，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强烈反响，各种议论纷纷发表出来，出现了少有的思想活跃的景象。

毛泽东从汇报中了解到，当前党内外总的情况是很兴奋，紧张空气有所缓和。但是，党内党外的反响仍然有一定的距离。在党外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少议论，部分知识分子还有疑惧。党内的反映更多地表现出某种担心和困惑。干部中“左”的情绪还是主要的。

毛泽东一边听汇报，一边插话，对一些议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石西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少数人说，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要看看市委的态度。

毛泽东：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去分析。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厉害，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还是要看的。我们党内同志也是要看一看的。如“治病救人”一条，过去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不相信，经过七大到八大，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才相信。“三反”反出那么多“老虎”，后来百分之八十都降下来了，一百元以下的就不算贪污了，太多了嘛。一个人搞百把块钱，一世就完了。“五反”开始也到处是坏人，后来五类一分，打击面就小了。总之，共产党的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

石西民：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

毛泽东：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

石西民：有人提出报上开展百家争鸣要有五个条件：必须有领导，有选择，有准备，有说服力，有利。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毛泽东：这么多条件，叫我也难办。领导要有，搞方向就叫领导了，但不要干涉过多。有领导是肯定的，但毛病一点不出，难。有选择，也会选错的，准备它有错。有准备是对的，也不能准备得那样周到。有说服力很对，这条比较具体。有利，看怎样讲，什么叫有利？百花齐放有利，还是一家独放有利？这几个条件都很难办，但是不要教条主义。

石西民：有人说电影要“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有人认为这个口号不妥当。

毛泽东：毒草怎么能够避免？我们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难得分辨香花毒草。人们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现的，谁会说自己是毒草？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对片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辩证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问题，党内讲的都向他们讲，缺点也向他们讲。我们讲了自己，这样就好讲他们的缺点了。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我在上海是第四次讲，已经比较完整了，你们上海还提出这么多批评嘛。话也难讲啊！你们在省里，不要认为讲一下，人家就举双手。哪有这样简单！

李彬（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有的干部听了传达后说，现在事情难办了，不好好学习干不下去了。

毛泽东：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敌人是不和你讲理的，你跟他讲理他不听，他只讲力。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研究，要学习，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靠道理，靠学问，别的都不靠。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

李彬：现在民主党派在学校中发展成员很积极。机关中有的党外副厅长想参加共产党，民主党派拉得紧，自己不愿参加，叫老婆参加应付应付。

毛泽东：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已加入民主党派的也可以跨党。只有民主党派的主要骨干应劝他不进党。知识分子入党条件不能太高。现在指定谭震林、陆定一、安子文三人负责，最近开一个会，总结一下知识分子入党的经验，定出发展要求。这里有个政策问题。如不争取一批人入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对我们党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总方针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当然，也要稳步地吸收他们参加。

李彬：高等学校里传达了主席报告以后，有的党外教授反映，想向院里党员领导干部提一下意见，好改变一下过去有些距离的情况。

毛泽东：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这是什么作风？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有人插话：工作太忙。）忙，就应该把其他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

刘子见（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扬州地委政法部长说，不久以前泰兴有人闹事，捕了六个人，开始准备分别判处半年到两年徒刑，现在看判得不当。

毛泽东：我的讲话有这么大的影响！你讲的这个材料很好，看来还是要讲一讲。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

刘子见：有些人听了人民内部有矛盾以后大吃一惊。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要大吃一惊呢？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不是有矛盾吗？

刘子见：总的看来，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

毛泽东：“左”的倾向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影响。因为过去几十年来都是搞阶级斗争嘛。

刘子见：民主党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很满意，认为这样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只是觉得共产党对他们提意见少，成了单方面的监督了。

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要讲真话，对民主人士要更积极一点。要说的就说，有缺点就向他们提出来。这样比若即若离好。当民主人士也有一大苦楚，不是愿意当的。要看到的看不到，要听到的听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又是有职无权。所以我说党与非党要有一条线，不要有一条沟，要打通它。六亿人口同舟共济嘛。开会让他们一起来听，他们就放心了，更加靠拢了。见了面也可以讲一点党内的缺点。打破党内宗派主义的状态，克服不学习的现象，克服不虚心的现象，我看很有必要。

刘子见：在学习主席讲话中，有人反映，八大决议指出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现在又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这几种矛盾的关系，不知怎样才是完整的认识？

毛泽东：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一九五０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庆施。──引者注）十几岁的时候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合身的。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

刘子见：主席说的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这如何解释？

毛泽东：这个问题我说过，但还没有肯定。

陆定一：有两种革命：一种是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一种是一个社会制度内部的革命，如中国封建制度内部多次革命，但生产关系并未根本变化。主席讲的将来的革命，可能是指后一种革命。

毛泽东：不。我讲的革命不是你讲的那种，是讲的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集体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最后要以地球为单位，不是国有化，而是“球有化”。当然，总不会回到剥削关系。剥削是生产不足的表现。

吕志先（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

毛泽东：党外兴奋，党内呢？

吕志先：我们准备五月开宣传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对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

吕志先：我们检讨过去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有同感。

毛泽东：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

吕志先：我们思想上总想极力避免毒草。

毛泽东：这是不可能的。

柯庆施：毒草和错误的东西，批评不批评？

毛泽东：你们不是已经批评了吗？毒草要让它放出来，批评要有说服力，看清楚了就驳，看不清楚的就等一下，不要慌。但是不要等太久。

吕志先：党外人士对我们的肃反有意见。

毛泽东：领导要经得起考验。现在党外情绪高，党内大概会先低后高。任何一个方针、政策，都不是哪个人一讲就行的，灵不灵，要经过考验。到解决了一些问题，取得了经验，看到这个方针灵了，情绪才能高起来。过去教条主义者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时俘虏了一些人，经过考验就搞清楚了。应该让干部在工作中试验试验。党的任何一条方针都要拿到群众中去考验。

江华（浙江省委书记）：党外人士问，从最低干部到最高领袖，最高国策，能不能批评？

毛泽东：宪法有规定嘛，让他批评嘛。六亿人口中所有有缺点的人，不管官有多大，都可以批评。讲对了就接受。讲得不对，如果没有害处就算了。

许彧青（福建省委宣传部长）：报社组长以下要求“放”，编委会有顾虑。

毛泽东：我的讲话还是有群众嘛，组长以下还是主张“放”嘛。

许彧青：报纸工作，群众的要求与党委的要求有矛盾。

毛泽东：怕人家批评怎么能办好报纸？人家提提意见有什么不好？文教、报纸、刊物、戏剧，都是教育人民的工具，要经常教。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报纸、学校、戏剧，各地无人管，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你们（书记）管的太少了。

许彧青：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批评我们的大学有三个缺点：（一）行政机构太大，工作效率太小；（二）用领导机关工作的办法来领导学校；（三）党员干部水平不高，党员的优越性在大学里看不出来。

毛泽东：是嘛，在大学里我们就是没有优越性嘛。要把接管大学的人调出来。要真正配备一个队伍，包括中学在内。我们有些同志靠摆架子，不摆又没有办法。没学问，要做官，就要摆架子，吓唬人。大学中原来去的干部只能留下一部分，留下有用的部分，主要靠重新配备队伍，办法是把教授吸收入党，重新配备队伍。现在要早做准备，多吸收些教授入党，不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叶飞（福建省委书记）：大家对主席的报告反映很好，都觉得启发很大，但许多问题一接触实际就又不通了，如对人民闹事让他闹够，很多人就想不通。

毛泽东：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子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误。有人说，赵超构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就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一装，人家就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自己不讲人家还是要讲的，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过的。有的讲得不对，是不了解情况。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决不可一下子顶回去。如果采取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⑦（⑦毛泽东在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记录，１９５７年４月４日至６日。）

座谈会开得很活跃，问题也谈得比较深。这是党内的小型座谈会，提问题的没多大顾虑，毛泽东的回答也自如，坦率。大家直来直去，是一种平等讨论问题的气氛和宽松的思想环境。人们通过这些当年的记录，可以更具体地了解毛泽东此时的一些思想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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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这时已经进入四月，全国各地都在讨论《正处》讲话，并对党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全党整风的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通过南下，特别是杭州座谈会，毛泽东又了解到不少情况，使他更加坚定了以“正处”为主题，向党外人士敞开大门，认真搞好整风的决心。这次南下，给他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党内党外、党的报纸和民主党派的报纸，对《正处》讲话的反响存在很大反差，党外传达快党内反而迟。特别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一声不响，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这些情况，对于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以扭转党内认识跟不上形势的状况，起了促进作用。

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四月十日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谈话从中午十二时三十五分持续到下午五时十分。

以下是这次谈话的要点。

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①（①指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０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

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其实，《人民日报》当时对宣传《正处》讲话不热心，是事出有因的。据胡乔木回忆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中间有些复杂的过程。毛主席最初认为暂时不要宣传，怕别的国家接受不了。可是后来上海文汇、新民报这些非党的报纸大讲特讲，毛主席感到应该讲，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不宣传作了严厉的批评。”②（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９月版，第２３页。）

毛泽东在询问了四月十日社论的写作过程以后接着说：

写文章要联系当前政治，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③，（③见１９５７年４月６日《人民日报》）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中央开的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会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

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什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胡乔木解释说：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我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我也有责任。）

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

要接近党外知识分子，了解他们。要跟非党知识分子交朋友。我愿意同民主人士、中间派谈，比如李鼎铭。党员的党话太多。近来我在找党外的教授、工程师谈。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口服心不服。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

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

《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要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

《新民晚报》赵超构问我，过去提过“短些，短些，再短些”，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软些、软些、再软些”。我说，有两个“软些”就够了嘛！当时是怕他们搞黄色的东西。这次出去看了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

（有人提出希望有位中央委员，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来《人民日报》坐镇。）

编辑工作困难是有的，但在现有条件下，还可以改进。《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需要有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住，但现在还没有适当人选。

（有人提出杂文难写。）

杂文要有，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

说到这里，毛泽东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他对今天的谈话总结了一下：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政治，写按语，写社论，都要这样，如最高国务会议、宣传工作会议。

二、中央每一重要措施，报纸宣传都得有具体布置，看要写哪些评论、新闻和讨论文章。

三、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一点。要改进编排和文风。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四、要吸收社外的人参加编辑工作，团结好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者。七、八版（理论、文艺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有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半独立性质。

五、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

六、公报等等肯定要登。已经出了八个版，也不要轻易减少，这牵涉很大，大家还要多写东西。④（④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等的谈话记录，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０日。）

这次谈话过了三天，《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分析了社会大变动时期的基本特点，毛泽东读了，又批给胡乔木看。在批语中写道：“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继续做团结党外人士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和研究，他感到党与这些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影响极大。正如他所说的，现在的几百万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产，人民的教员。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⑤（⑤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５７年３月２０日。）四月十一日上午，他在颐年堂请了几位党外著名教授、学者座谈，有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郑昕，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金岳霖、贺麟，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费孝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方名等。开会之前，他先在中南海游泳池同他的老朋友、著名学者周谷城谈了一会儿，周也参加了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座谈会开了近三个小时，中间请客人吃了便饭，气氛轻松自然。

毛泽东把能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作社会大变动后的新形势下，党的事业能不能向前推进的主要问题。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党内不少人的思想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的状况，四月十九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指示说：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⑥（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手稿，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９日。）

这个指示，反映出毛泽东当时最关切的问题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否想通了、认识清楚了，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是否开始有所改变，第一把手是否认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党和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间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些缓和，对人民闹事能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这些，都是他最近两个月反复讲述的问题。他最担心的是，党的领导不能跟上迅速发展的形势，甚至落后于党外人士要求共产党转变思想、转变作风日益高涨的呼声，以致陷入被动局面。他觉得现在已经形成对党政工作缺点错误的批评空气。因此，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

事情变化多快呀！直到三月底，毛泽东还说，整风是今年准备，明年、后年推开。改变这个部署，也就是在四月间半个来月的时间内。

这时，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已着手起草。四月二十五日凌晨，毛泽东在游泳池同彭真谈了对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见。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五月一日，这个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党整风开始了。

指示规定：“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做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指示说：“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指示对这次整风的对象──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了明确的界定，并规定了这次整风运动的方法和步骤。⑦（⑦《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０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９月版，第２２３页。）

指示发出的同一天，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要求各省部级党委（党组），对在党与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⑧（⑧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７日。见１９５７年５月１日《人民日报》。）

紧接着，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议题就是关于全党的整风运动。出席会议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四十四人。毛泽东讲话说：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群众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的话，不会全是真话。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有种办法可以同他们一起，即多少参加一些劳动。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的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

“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

讲到这里，毛泽东问北大校长马寅初：“你那里怎么样？”马寅初说：“是不够的。”毛泽东又问：“他们要不要你管？”马寅初说：“矛盾是有的。”毛泽东见马寅初讲得很委婉，便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挑明：“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毛泽东又问了一些情况后继续说：

“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整风指示说到唯物辩证法。现在要搞政治关系，反对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那些问题放在将来搞，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我们不能企图很多人一下子都接受唯物辩证法，马列主义世界观。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

“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四个月在外，八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这样做。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

毛泽东最后表示：

“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不赞成也没办法，不能强加于人。如赞成，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⑨（⑨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５７年４月３０日。）

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第一次向党外人士透露。第二天，陈叔通、黄炎培就联名写信给刘少奇和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

五月五日，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对信中陈述的理由作了四点批注。

信中说：当前“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毛泽东批道：“以上两个理由，因时期太长，连任四年，问题还是存在，故不宜论及。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说到国家的完全巩固，依苏联的经验，可能要十五至二十年，台湾解放和两个阵营对立时间可能更长。”

信中还说：“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毛批注：“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

信中建议毛泽东再连任一届，“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毛批注：“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

针对信中提到的国内人心震动、国际间造谣的问题，毛批注：“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

陈叔通、黄炎培还提出修改宪法的问题，建议在国家主席“任期四年”以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超过两任”。毛泽东在信后写了一段批语，表示赞同两位民主人士的意见，并进一步申明不再继续连任国家主席的理由。

批语说：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⑩（⑩毛泽东关于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手稿，１９５７年５月５日。）

毛泽东把陈叔通、黄炎培的信连同他的批语，一并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写道：“此件须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１００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并说：“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①（①毛泽东关于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手稿，１９５７年５月５日。）

他还要求把陈、黄来信和他的批语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八大全体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全体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把这个问题在更大的范围里谈开。他托付给邓小平去办，告诉他：“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考虑。”

毛泽东关于不继续连任国家主席的决心已定。

五月八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毛泽东是否连任下届国家主席的问题。会上，除个别人有不同意见外，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的提议。②（②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３日。）

在毛泽东看来，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对这次整风能否取得成效关系很大。这次最高国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整风的吹风会，是号召民主人士畅所欲言的动员会。会后不久，五月四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指示充分肯定一个时期以来党外人士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表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接受党外人士批评意见的诚恳态度。同时，也不是对一切批评意见大包大揽地接受下来，而是采取有分析的态度。指示说：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指示对当前整风的总体部署作出规定：先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对共产党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待共产党整风成功，再推动社会各界整风。

“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手稿，１９５７年５月４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０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９月版，第２４６、２４７页。）

毛泽东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听取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缺点错误的批评意见，愿望是真诚的，方针是明确的，信心是充足的。

这以后，全党整风进入了集中征求党外人士意见的阶段。

全党整风运动的安排已大体就绪，毛泽东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开始修改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稿。从这一天起，只要没有重大活动，他就专心致志地做这个工作。

毛泽东修改讲话稿用的底本，是胡乔木的整理稿。三月三十日，胡乔木曾经送过一个整理稿。当时毛泽东正在杭州，四月上旬回到北京又忙于会见外宾、准备整风等事情，修改讲话稿的工作拖了下来。胡乔木的这次整理是初步的，保持了讲话记录稿的原貌，只是把文字和逻辑顺序梳理了一下，把一些过于口语化和内容重复的地方尽量删掉。随后，他又送过一个整理稿，加了十二个小标题，风格也更加接近书面语言。毛泽东的修改工作，就是在胡乔木第二个整理稿的基础上进行的。

整个修改工作，历时近两个月。在这期间，中国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情况也反映到毛泽东对《正处》的修改过程中。他对《正处》讲话稿的修改补充，主要来源于他在二月二十七日以后发表的一系列讲话、谈话，以及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后得出的一些新的判断。

从四月二十四日到五月七日，修改工作时断时续，形成了第一个修改稿，他称作“自修稿第一次稿”。

在这一稿上，毛泽东把标题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确定了十二个题目：（一）关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二）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三）关于农业合作化；（四）关于资本家的改造；（五）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关于节约；（七）从六亿人口出发；（八）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十）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十一）少数民族问题；（十二）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一稿为后来的修改提供了一个基础。

这次修改主要补充了以下内容。

第一节“关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增加了关于民主和自由相互关系的论述：“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并且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我们的社会里，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把另一个侧面给否定掉。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些道理，广大人民是完全懂得的。”还增加了一大段关于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论述，这是毛泽东此次修改中的重要补充，提高了这篇文章的理论价值。

第二节“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这一部分，是直到《正处》正式发表为止改动最小的。

第三节“关于农业合作化”，改动最大，有些段落被整段地改写了。但是所要回答的问题，仍然是原先的那一些：合作社有没有优越性？能不能巩固？农民的生活有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是不是很苦？但是论述得更加深入，更加条理化，也更加全面。“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曲折困难，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这些论述，都是这次新加的。

第四节“关于资本家的改造”，补充不多，主要加了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私营工商业改造“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密切相关的”。

第五节“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补充了三个内容。一是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最近几年中有了很大的进步。二是强调团结知识分子，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进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离开这些知识分子，就一步也不能前进。”三是提倡勤俭建国（这一节后来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

第六节“关于节约”，主要增加了关于企业规模问题的内容：“我们必须建设少数规模大的现代化机械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的工业强国。但是大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从小规模做起，逐步发展，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应当力求节约，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

第七节“从六亿人口出发”。原先的标题是“关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主要是举例说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问题。这次修改，把这些内容大大压缩，而着重阐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一方针：“我国有六亿人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就要从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国有六亿人口，好处在这里，困难也在这里。困难就是矛盾，矛盾总得去解决，也总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可以设想另外一种方针，就是照旧社会那样，对于大批有困难的人抛弃不管。人民政府不能这样做。这是制造矛盾的办法，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

第八节“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二月二十七日讲话的重点之一，论述比较充分，这次修改主要是文字性的，只在个别内容上作了一些补充。

在“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各种矛盾”后面，加了一句话：“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不同的情况和性质罢了。”

谈到新生事物只能在斗争中发展的时候，补充了一段：“和旧社会比较起来，社会主义社会对待新生事物的条件好得多，但是仍然存在着矛盾，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化建议，仍然是经常存在的。不是由于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发生矛盾，也需要有一个鉴别的时间。”

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补充了这样的话：“我们提出让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并且互相监督，只许做好事，不许做坏事，这有什么不好呢？无论是共产党，或者是民主党派，监督它们的首先是人民。再则，政党的党员又监督政党的领导者。现在我们加上一条，各个政党互相监督，这样岂不是更有益处吗？监督的方法，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法，是解决一切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这一节，在后来又做了很大的补充和修改。但是，一些基本的意思在这个修改稿里就已经有了，如：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仍然是汪洋大海，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出来的，等等。

第九节“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没有多大修改，主要是根据南下时的讲话内容加了一句：“应该把群众闹事看作在特殊情况下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手段。”当时，毛泽东对闹事问题看得比较简单，对中国的形势估计比较乐观，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严重事件。然而后来出现了他没有料到的一些严重情况，促使他对这一节作了较大修改，去掉了他原先讲的对处理闹事的四条。④（④四条指：一、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使之不闹；二、要闹，就让他闹；三、让他闹够；四、对闹事的头子不开除。）

第十节“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改动不多。

第十一节“少数民族问题”，对西藏问题作了一些修改。

第十二节“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改得更加条理化和理论化，明确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作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批评学习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态度之后，补充一段话，阐明了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批判地吸取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一种态度。”⑤（⑤以上均根据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一次修改手稿，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４日至５月７日。）

这次修改，时断时续，累计大约用了八个半天。

五月八日上午，毛泽东改出“自修稿第二次稿”。

这次的修改主要有：

标题有两处改动，第一节改为“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四节改为“关于工商业者的改造”。

内容方面的改动，集中在第一、第八两节。

在第一节，谈到不能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地方，补充了一段重要的话：“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和生产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为着维持社会秩序之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许多时候就行不通。何况政府与人民之间或者各部分人民之间已经发生矛盾，不去调查研究矛盾的情况，讨论解决的方法，单靠行政命令，会有什么效力呢？至于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例如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等，那就更加不能采用强制方法了。”这显然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的一些现象而补充的。

第八节，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后，补写了一大段：“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能建立。但是这并不是说新社会就没有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很天真的想法。……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是能够适应生产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这种能够容许生产力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得到相当满足的情况。我国解放才七年，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不多，需要有一个巩固、习惯、重新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严格划分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采取和平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团结全体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后来，毛泽东对这一段论述又作了补充，同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一起，移到了笼罩全篇的第一节，成为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总括性论述。其中关于“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是八大精神的继续，也是毛泽东南下讲话逐步强化的一个思想，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心任务应当转到经济建设。

其他几节的修改，大致是这样：

第五节，加重了对前几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成果的肯定，又强调了对知识分子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第七节，讲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时，增写了一段话：“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想办法，社会是能够想出很多很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这样做。”

计划生育问题，这次修改继续保留着，改成这样：“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如果这个办法可行的话，也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实行，只能逐步地推行，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

第九节，对闹事问题作了比较周全的分析：“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人民是很守纪律的，是很讲道理的，他们决不无故闹事。闹事的只是极少数无可忍耐或者未受教育的人们。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调整社会秩序，惩罚官僚主义。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对于这种人，我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严格的惩治。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五月八日晚十时，毛泽东改出“自修稿第三次稿”。

这次修改，主要在第一、第七、第八和第十这四节。另外，改了两个标题，第五节改为“关于知识分子”，第九节改为“关于群众闹事”。

第一节增加了两段。

在谈到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以后，加了一段：“我们的专政，叫做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过去的剥削者、压迫者实行专政。所谓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在论述了只有具体的民主和自由以后，补充了一段：“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些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

第七节又增加和改写了一段：“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一切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是我们的本钱。”

第八节在论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补充了两段话。

一段是关于这个方针提出的过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不是突然提出来的，酝酿了好几年。互相监督，早已是事实，已有七年了，不过从现在起应当做得更好些。长期共存的思想也已存在很久了。我记得在一九四九年开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含有长期共存这个意思的话，以后也说过。到去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这个口号就可以明确地提出来了。”

另一段是讲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写得很长，经过后来的修改，只保留了几句话：“一个人或一个党，耳边如果没有不同的声音，那是很危险的。大家知道，主要监督我们的是劳动人民和我们自己，并不是民主党派。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这几句话，在正式发表时又有所修改。）值得注意的是，原来还写了这样一句话：“共产党力量很大，怕的是没有人讲闲话，不怕天下大乱。这个天下是乱不了的。”这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一种判断。后来，形势发生变化，再次修改时，把这句话删去了。

第十节，加写了一段关于矛盾着的对立物互相转化的问题：“总之，互相对立的两方面，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其地位。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变化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的。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地需要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一齐努力。”

五月九日和十日，毛泽东继续修改《正处》，改出了“自修稿第四次稿”。

这一稿改动不多。大一点的修改有两处：第一，第四节的标题又改为“关于私营工商业者”。第二，去掉了第七节中的计划生育问题。计划生育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事。毛泽东多次讲到这个问题，直到一九五七年十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还是讲要实行计划生育。但这次修改时把它删掉了，加了另外一句话：“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

毛泽东把这个修改稿注明为“草稿第一稿”，决定在小范围里征求意见，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田家英、胡绳、邓力群、康生、李维汉等。在征求意见稿上，批了一段话：“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汇总修改。”

毛泽东集中精力修改《正处》的工作，至此告一段落。他的注意力又转到了全党整风运动上。

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已经进入高潮。各种意见在不同场合都提出来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批评还刊登在报纸上，配以醒目的标题，更增强了批评的气氛和力度。这些批评意见，自然都是针对党在工作中的各种问题的。这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是第一次。

中共中央也加大了对整风运动的指导力度。从五月一日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起，《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五月二日）、《同群众共甘苦》（五月三日）、《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五月七日）等，对全党整风和党外人士提意见，给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统战工作的意见。全国各界的著名民主人士聚集一堂。他们的发言，是党外各种意见的一个集中反映。

到五月十五日，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召开过六次，每次半天。为照顾这些人士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座谈会都安排在下午。会上提出的意见，集中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上。

五月八日，座谈会的第一天。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陈铭枢、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等先后发言。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在章伯钧发言后，作了简短的补充。

章伯钧在发言中，对国家机关的党组领导制度提出责难。他说：“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都要党组负责。既然要党组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就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

章乃器提出了“党党相护”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⑥（⑥１９５７年５月９日《人民日报》。）

第二天，上海《文汇报》分别以“行政领导和党组职权应该划分清楚”、“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为题，刊登了他们的发言，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五月九日，座谈会进入第二天。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致公党主席陈其尤、民革中央常委王昆仑、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民盟中央常委闵刚侯等发了言。胡子昂提出了党群关系“敬而不亲，亲而不密”的问题；谭志清和闵刚侯都对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提出批评；王昆仑认为统战部“统上不统下”固然是事实，“上”是不是都统够了，也是个问题。⑦（⑦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０日《人民日报》。）他们的意见尽管尖锐，但比较中肯，与人为善。

五月十日，座谈会的第三天。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民盟副主席罗隆基、史良、常委楚图南，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民盟中央常委曾昭抡，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等，在会上发言。民革副主席张治中生病缺席，也作了书面发言。这些发言大多是建设性的。

邵力子批评了“以党代政”的问题，但对党组领导制度表示肯定。提出：“党在政府部门的领导，最好是通过党组。一切重大问题，党组决定后，交由党员去运用，使能贯彻进行。如果直接由党发号施令，就会差一些。”“改善党政关系，重要的是使政府部门真正负起责任来，这对党的领导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王绍鏊认为：“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墙，不是一方垒起来的。光共产党整风，墙拆不干净。”他还说，这堵墙垒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从新社会来的人和旧社会来的人语言不同。不要把语言习惯都看作是思想问题，日积月累，遇到机会就搬出来整人。

张治中在书面发言里，就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提出四点建议：（一）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二）从制度上求得保证；（三）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四）从加强学习，加强宣传教育和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⑧（⑧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１日《人民日报》。）

五月十一日，是座谈会的第四天。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王一帆，民革副主席熊克武，民盟中央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委员千家驹，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黄鼎臣，农工民主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杨逸棠，民革副主席蔡廷锴，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冯宾符，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黄药眠，在会上发了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作了书面发言。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在其位不能谋其政”和对党员干部的提拔任用方面，要求对党组领导和干部选拔制度作一些改进。致公党和台盟还对统战部提出批评，认为统战部对这两个党派重视不够。⑨（⑨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２日《人民日报》。）

五月十三日，第五次座谈会。在会上发言的有：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王之相，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袁翰青。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吴研因作了书面发言。

当时，社会上的各种批评意见急剧升温，言辞越来越激烈，一些意见越来越偏激。一些人批评的是“党委（党组）负责制”，谈的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实际上是要民主党派同中共“平起平坐”。一些报纸对一些偏激的意见又作了扩大性的报道。

社会上的这种气氛，也影响到了这次座谈会。

有的人提出：“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

有的人说：“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⑩（⑩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４日《人民日报》。）

提意见的人，并非都是在政治上有什么恶意，但是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当时出现的那种社会气氛。

五月十五日，是第六次座谈会。无党派民主人士、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妇委主任刘清扬，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在会上先后发言。

这次座谈会，明显地有两种声音。

马寅初等人提出：“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马寅初以北京大学为例，说：“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

有的人则认为，他那个党派没有“墙”可拆。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

张奚若最后一个发言。他在发言中批评有四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①（①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６日《人民日报》。）这四句话，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

中央统战部在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的同时，还在五月六日和七日召开专题座谈会，着重讨论清华大学的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的关系问题。会上，一些人提出要依靠教授治校，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活动，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要和中共组织地位平等。座谈会开始的第二天，《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以“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的醒目标题，对会上发言作了报道。这以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也相继召开座谈会。

从半个月的情况来看，在整风鸣放中，一方面揭露出党政工作中大量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偏激的甚至是错误的言论，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五月十四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等人写了一个批语：“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这个批语，是写在五月十日《解放日报》第二版上。在这一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刊登了前两天该报邀请一批中小学教师开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发言和报道、评论，越来越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根源就在于党委（党组）领导负责制；似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混不下去了。有些人公正地谈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绩，他们却被一些人嘲笑为“歌德派”。在这种错误导向下，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党的领导，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课。

毛泽东原来估计，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威望和治国业绩，中国不会发生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严重情况。他真诚地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并希望通过社会上和报刊上的公开批评，在党内外形成一定的压力，促使党的各级领导正视错误，改正缺点。各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座谈会召开以后，他曾经听取中央统战部的情况汇报，并要《人民日报》把这些意见公开发表出来。他相信，这种做法一旦形成为制度，就会在全社会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有利于发现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但是，对于公开鸣放中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他是完全没有料想到的。这使他感到震惊，从而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

五月十四日晚九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至次日凌晨一时。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五月十六日，继续开会，从晚九时到次日一时二十分。参加会议的人，增加了吴冷西。这两天的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但是可以推断，同整风鸣放情况有关。

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这个指示中有许多新的重要提法。指示要求“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指示还指出：近来许多党报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这是从整风鸣放以来，在中共中央的文件里第一次提出暴露右倾分子面目的问题。文件中虽然还没有使用右派进攻的提法，但把“右倾分子”、“反共分子”并提，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开始写一篇文章，题为《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是“本报评论员”，看来原本准备公开发表。他在审阅第一次清样稿时，把文章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变成“中央政治研究室”，并且注明：“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在六月十二日印发党内以前，作者又对文章作过多次修改。这篇文章，用严厉的措词对当时整风鸣放的形势和党内外思想政治状况作出分析，对一些言论进行批驳，最重要的是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目的是要党内对反击右派进攻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这篇文章，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上发生了重要变化。

毛泽东分析党内的思想状况时指出：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马克思主义者是大多数，另一部分人是有教条主义思想的，还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最后这一种人比较危险，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赞成民主，反对集中；反对对文化事业实行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说：“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根据情况变化，对反倾向斗争提出的一个新的方针。在这以前，他批评的锋芒是针对教条主义。这一变化，对于他继续修改《正处》讲话，有相当的影响。

毛泽东又分析了社会上的状况，认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但是“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他估计，社会上的右派，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他还认为：“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并且感到，“新闻界的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他在文章中提出了鉴别政治上真假善恶的标准：“主要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对于社会上的各种批评意见，他仍然认为“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又说：“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他说：“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

文章最后提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０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９月版，第２６４－２７０页。）

五月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这个指示，一方面肯定了党外批评意见的主流，指出：“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另一方面，对如何对待右派言论作了部署：“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就是后来一些人所说的“引蛇出洞”的策略。

这样，中共中央对整风鸣放工作的指导发生了一个变化，有了两种方针。一种是对待善意批评的，无论怎样尖锐，都要让其充分地放，而共产党则要彻底地改。这类的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另一种是对付极少数人的恶意言论的，也要放手让他们放，但暂不批驳，使他们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

前面所说的那篇文章和那个指示，当时都没有公布，并且传达的范围非常小，社会上一般都不知道。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仍在继续举行。从五月十六日到六月三日，又开了七次会。

五月二十一日，第八次座谈会。章伯钧首先发言，提出“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他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政治设计院”和共产党的领导怎么摆？他没有明说，但把他在五月八日的发言对党委（党组）领导的否定性批评联系起来看，事情已很清楚了。

五月二十二日，第九次座谈会。罗隆基在发言中，提出在党的领导以外设立一个负责平反的领导机构，解决防止打击报复的问题。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说，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他提出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③（③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３日《人民日报》。）罗隆基主张设立的这个机构，后来被简化称作“平反委员会”。

六月一日，第十二次座谈会。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从章乃器关于“党党相护”的说法讲起，提出“党天下”的问题。他说：“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六月二日，上海《文汇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储安平的发言。

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八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还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在二十五次座谈会上，有一百零八位工商界人士发了言。一些人提出“民族资产阶级还有没有两面性”，“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要不要撤走”，“工商联中的党员秘书长是不是应当留下”等问题，反映了部分工商界人士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的不满情绪。这些意见，在座谈会上引起热烈的争论。

与这两个座谈会相比，高等学校校园里鸣放的情绪更为激烈。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学有的学生在大饭厅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到二十二日，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由几十张激增到几百张。大字报的内容，很多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言论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彻底开放一切禁书，反对必修政治课等。这些举动，被一些人称为“五·一九运动”。《光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还在报道中，用“北京大学‘民主墙’”来称呼。五月二十三日晚，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来到北京大学，公开发表煽动性的演讲，称现在是“封建的社会主义”。

当时的情况，使一些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共产党正在失去控制局面的能力，又一次波匈事件就要在中国发生了。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整风鸣放的动态，通过各种渠道及时了解各方面的反映。在最紧张的几天里，几乎天天派人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看大字报。他问身边工作人员：“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稳？”那段时间，他很忧虑。后来回忆起来的时候还说过：“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忧愁，特别是去年五月底右派进攻，我就在床上吃饭，办公，一天看那些材料，尽是骂我们的。”④（④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５８年５月２９日。）又说：“右派猖狂进攻时，哪个不着急？我看大家都有点着急。我就是一个着急的，着急才想主意。”⑤（⑤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５８年５月２０日。）其实，当时着急的不只是毛泽东。中央其他领导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及许多党员也都着急，对少数人那些煽动性的极端言论非常不满。

很快，毛泽东的心里有底了。几个月过后，他回忆说：“四个大学没有底之前，天天派人看大字报。匈牙利事件究竟有多大影响，五月二十号后摸到底了，才真不怕。”⑥（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同省市委书记的谈话记录，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２日。）

邓小平在五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曾说过：“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运动可不可怕？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比如我们党校有相当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们在那里很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共产党看到那个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呀，我看也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开始几天，人心里面有点急。后来看到那个反动的东西愈多，心里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担心是不是会出乱子。总的估计是出不了乱子。”⑦（⑦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３日。）这个估计，代表了政治局常委的一致意见。

五月中旬以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整风鸣放工作的指导。一面继续鸣放，一面作反击右派进攻的准备。

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够”。“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共产党员则采取暂不讲的方针”。“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指示还要求跟党的基层干部和党外可靠的左派分子打个招呼。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最近整风鸣放情况和工作部署的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陆定一、康生等也通报了一些情况。最后，刘少奇讲话。他说：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这是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确定的，要根据这样的方针、步骤来领导当前的运动。⑧（⑧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３日。）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成员接见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在简短的讲话里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号召说：“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⑨（⑨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６日《人民日报》。）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登了这段讲话。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整风鸣放的重要时刻公开发出的重要的政治信号。

毛泽东又开始修改《正处》讲话稿。这一时期，他对《正处》讲话稿的修改，更多地体现了面对右派进攻所作的观察和思考。

他发出征求意见的第一稿（即自修稿第四稿），半个月过去了。五月二十四日，又改出用来征求意见的第二稿。他要求在更大的范围里征求意见，包括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有田家英、胡绳、邓力群。

他批了一段话：“各同志：此件请即看，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于五月二十六日退回中央办公厅杨尚昆同志，为盼。”

这次修改，对各节标题和顺序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调整。将第六节（关于节约）和第十一节（少数民族问题）的次序对调了一下。

在内容方面，主要作了以下修改和补充：

第一节，增加了关于人民民主专政防御外部敌人作用的论述；把第八节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平衡与不平衡的对立统一的一大段论述，移到这一节里。

第三节，增加了关于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合作社的许多矛盾的论述。

第四节，适当强调了工商业者必须加强思想改造。

第五节，增加了关于知识分子必须完成世界观上的根本转变的一大段论述。后来，在这一段内容的基础上，又有很大的扩充。

第七节有少量补充，并恢复了关于人口问题的内容。

第八节有两处重要变动。一处是把“我国虽然基本上结束了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这句话，修改成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是吸收了南下谈话的内容，并根据新近暴露出来的情况，对阶级斗争形势所作的描述。此后几天，五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毛泽东对这段话作了三次补充修改，形成最后正式发表的定稿。

另一处是增加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内容。

强调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尖锐性，强调批判修正主义的重要性，是这次最主要的修改。

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改出了征求意见的第三稿，要求立即印发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以及当天到北京参加会议的各省市区负责同志。他在批语中写道：“各位同志：这是第三稿，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六月五日以前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并特别注明：“我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

他说的重要修改是什么呢？

一是关于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分析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中右三派的情况，以及共产党对他们所采取的方针。后来修改时，又全部删去了。

二是增加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这六条政治标准，最后形成的文字表述是：“（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三是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增加了两段话：“这是我们的愿望。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今后的工作是否符合人民的需要，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当然，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提意见，作批评，要看那些意见、批评是否合乎上述六个政治标准。如果不合，那就会丧失监督的资格。因此，任何民主党派都要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这些重要修改，都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来的。

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一次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的第四稿。他在通知中说，“这是第四稿。请看‘百花齐放’那一节，有一段重要的修改。”

所谓“重要的修改”，就是增写了一大段关于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进行斗争的问题。后来再作修改时，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为“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这一修改也很重要。显然毛泽东进一步考虑到了，不能把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方面，他强调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将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另一方面，则强调“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此外，在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之后，又加上“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把“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改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这样，把已经基本结束的“阶级斗争”又作了一些限制。

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改出征求意见的第五稿，要求在三小时内，印发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另发田家英、邓力群、胡绳。这次修改，主要是个别地方的文字润色。当天下午，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修改问题。

六月一日，在几位“秀才”的参加下，毛泽东对《正处》作了一次较大改动，形成征求意见第六稿。

第一节，增加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又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这一重要理论观点。

第五节，对七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的进步，以及更好地团结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内容，扩充了篇幅，加重了分量。

第八节，在讲“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的地方，加上了两句话：“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在谈到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以后，一部分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地方，加上了“他们要从各个方面首先是向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后来这句话又改为：“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在六条政治标准后面，加了一段话，说明：“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却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六月九日凌晨，改出了征求意见第七稿，毛泽东把这一稿称作“六月八日修正稿”。这一稿的修改，仍然是他和几位“秀才”一起完成的。

修改主要集中在第一节。原先一开头就谈两类矛盾的区别。这次改写，扩充成很长的五段话，分别论述：我国的空前统一和两类矛盾，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区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分清敌我与分清是非。同时，还增加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本质不同的论述，以及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分析。

第八节，增添了关于各党派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即“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和“得到人民信任”。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经过多次反复修改。可以说，这一篇重要的理论著作，既是毛泽东的精思力作，也是党内集思广益的结晶。

六月九日凌晨二时，毛泽东改完最后一道，批示：“即打清样３５份，于本日上午九时交杨尚昆同志，即分送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田家英。另即刻付翻译。”⑩（⑩以上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情况及批语，均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修改过程稿。）

六月上旬，局势在急剧变化。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击右派的斗争。

五月底、六月初出现了高等院校跨地区串连、准备上街的迹象。六月六日，章伯钧在北京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当前形势。章伯钧等认为，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目前情况很有点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前夕。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有责任要帮助党。①（①１９５７年７月４日《人民日报》。）当时，还有人公开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说“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

六月六日，毛泽东看了陆定一送来的《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简报上说，北京大学一个学生写了篇文章，造谣说，党中央已经开始分裂，有人想逼毛主席下台。文章散发后，引起很大震动。毛泽东当即批示：“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②（②毛泽东关于印发６月４日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的批语，手稿，１９５７年６月６日。）

当时还出现了卢郁文遭到匿名信恐吓的事件。

卢郁文是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五月二十五日，他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言，批评现在一些人提意见有片面性，只许自己提意见，不许人家作说明。会下，他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他“为虎作伥”，恫吓他“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你的”。匿名信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六月六日下午，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集的党外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卢郁文当众宣读了这封匿名信。他说：“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他提出：“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国务院参事李仲公在会上说，他因为批评了对中共提意见的人，也收到了一封对他进行威胁的匿名信。③（③１９５７年６月７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决心抓住这个时机，组织对右派的反击。

吴冷西回忆了当时的情景。那是六月七日上午，毛泽东约胡乔木和他去，谈吴冷西到《人民日报》接替邓拓工作的问题。以下是吴冷西回忆的摘要。

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主席说，这封匿名信好就好在它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

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没有当场决定我去人民日报。他要我再考虑考虑，十天后再谈。他在那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上又改了几个字，要胡乔木在第二天人民日报上发表，要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向全国广播。④（④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２月版，第３９、４０、４２页。）

这以前，毛泽东已从几个方面作了比较充分的反击准备。

一是打招呼。六月三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结束，李维汉准备在会上讲话。据李维汉回忆：“六月三日，我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说要反右。我问主席、少奇和恩来同志要不要表示反击？恩来同志说，柯庆施在上海已经有所表示，你可以讲。毛泽东同志审阅我的发言稿时，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⑤（⑤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４月版，第８５３页。）

六月五日晚，毛泽东约请陈叔通、黄炎培在颐年堂谈话，他们两位分别参加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六月九日晚又约李达在颐年堂谈话。

二是发指示。六月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它的基本精神，是抓紧做好反击前的准备，要求各地按照左中右的标准排一下队，同时尽快解决一批能够解决的问题，以便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指示特别关照：“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一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

这些日子，毛泽东的工作非常紧张，天天开会、谈话，了解情况，分析动态，研究对策。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社论抓住卢郁文事件进行分析，指出：“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

用党报社论的形式公开批评整风鸣放以来的错误言论，这是第一次。这是开始反击的信号。除上海《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外，各主要报纸都转载了这篇社论。社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六月八日和十日，毛泽东接连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和《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前一个指示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疱），利益极大。”⑥（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手稿，１９５７年６月８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０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９月版，第２８５、２８６页。）后一个指示，通报了当前反击的进展情况和当前的部署。再次重申：“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⑦（⑦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手稿，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０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月版，第５０２－５０４页。）

六月八日以后，《人民日报》又接连发表社论，批驳有代表性的错误言论。

反击右派的声势造起来以后，毛泽东一边召开不同范围的会议，研究情况，指导运动；一边继续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修改《正处》讲话稿。

六月十四日，改出了征求意见的第八稿。毛泽东注明“六月十四日修正稿”。

这次修改，把第十节的标题“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改为“坏事能否变成好事？”。这样，全部十二节的标题就最后确定了下来。

其他还有一些小的修改。第一节加了：“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第二节加了：“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第八节对“双百”方针的表述，改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带着重号的是新加的）第九节，在谈到闹事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官僚主义的地方，加上了：“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第十二节，加上了肯定苏联经验的一段话：“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

《正处》一文的修改，已接近尾声。

六月十六日，只作少量文字修改，为第九稿，注明“六月十六日定稿”。

第二天，又有一次修改，这已经是征求意见的第十稿（加上毛泽东最初三次“自修稿”，共十三稿），注明是“最后定稿”。《正处》讲话稿的修改工作，从四月二十四日开始，至此全部结束，前后共五十五天。

六月十九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全国其他主要报纸也都全文刊载。

同一天，苏联《真理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苏联其他几家重要报纸刊载了文章的摘要。⑧（⑧１９５７年６月２０日《人民日报》。）

文章发表后，在西方国家也引起反响。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刊载并发表社论。美国许多报纸如《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华盛顿邮报》等，都刊载了关于这篇讲演的消息。⑨（⑨１９５７年６月２３日《人民日报》。）

从以上的考察中可以看到，这篇著作从酝酿到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反复思考的过程。如果从《论十大关系》算起，经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致黄炎培信》、一九五七年一月会议讲话，经过这些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才于一九五七年二月发表这篇讲话。随后，又进一步了解情况，继续思考、研究，经过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天津等地干部会议上的四次演讲，先后用了几十天的时间，广泛征求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反复修改，最后形成正式发表稿。正式发表稿保持了原讲话稿的主题、原讲话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框架，理论形态更趋完备，思想内容更为丰富，逻辑结构和文字表述更加严谨。在修改过程中，中国政治形势出现了重要变化，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因而毛泽东在思想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不能不反映到修改稿中，集中表现在：增加了并且强调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很激烈的论述；在反倾向问题上，由主要反对教条主义，转为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更注重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的历史经验，也借鉴和吸收一年多来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它提出并系统地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详细阐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

从反右派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十分注意抓舆论导向工作。他亲自起草《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六月十四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文章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混淆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文章提出，在新闻问题上也要作反“左”和反右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这个讨厌的东西，也要反对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

这时，全国反右派运动的局面已经形成。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这个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报告，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批驳有代表性的错误言论。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提出：“前些日子，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现在开始溃退了。我们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组织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趁热打铁，乘势追击，紧紧地抓住已经暴露出的这伙阶级敌人，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六月二十九日，又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要求“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指示时加了一段话，涉及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问题。他提出：“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这个数字规定的打击面已经过宽，以后又大大突破，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这时，毛泽东仍注意做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努力争取他们。六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他在游泳池先后约费孝通、赵超构谈话。后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谈到争取知识分子的问题时说道：“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比如北京的费孝通，争取过来是有用的。”⑩（⑩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５７年７月８日。）

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通知指出：“我们为着加强对于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党的领导，为着进一步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同时给反共派一个有力的答复，就必须继续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必须唤起各级党委充分地认识到党的组织工作的方针应该同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治方针相符合，应该是向知识分子开门，而不是向他们关门。”通知要求在经过“大鸣大放”，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大致分清左中右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在运动中表现好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０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９月版，第３５８、３５９页。）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意识形态方面长期而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演变成为政治斗争。这是事实。但是，如何正确地领导这种斗争，毛泽东和全党都缺乏经验。而毛泽东本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这篇社论，是毛泽东起草的。社论从最近《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的检讨谈起，然后谈到有些民主党派在运动中的表现，特别点了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的名，点了“章罗同盟”的名。事实证明，这些批评并不能成立。

在整风鸣放过程中，确有右派言论，也确有极少数人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某个民主党派（如社论所说的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更不能说，这个党派有一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社论使用了“章罗同盟”这个词，是根据当时的揭发材料得出的。社论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实际上，章、罗之间也不存在什么“同盟”。

反右派运动迅速扩大，急剧升温，揭发批判的内容又从右派言论联系到“历史劣迹”，在报纸上被点名批判的人越来越多。七月九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把六月二十九日指示中提出的右派人数扩大了一倍，全国的右派骨干名单从四千人增加到八千人，北京从四百人扩大到八百人。报纸上的点名人数，也允许从占右派骨干总数的百分之三，逐步增加到百分之十左右。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迅速发展到哲学和社会科学、新闻、教育、文艺、科技等社会各界。

七、八、九三个月，全国划成右派分子的人数迅速上升。到十月上旬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全国已划右派分子达到六万多人。到了一九五八年整个运动结束时，竟有五十五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很不幸的后果。大批正直的包括许多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和优秀的共产党员，蒙受了不白之冤，遭到摧残和迫害，许多家庭因此受到牵连。大量的所谓右派言论，只是对党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尖锐地批评，甚至只是对党的某个基层组织或者某个领导人提出批评，也都被当作右派言论进行批判，并作为划右派分子的根据。由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同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以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主观愿望相反，给国家政治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了极大的妨碍。这是令人痛心的教训。

过了二十四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五十年代末发生的反右派运动，作出正式结论。《决议》说：“这一年（指一九五七年。──引者注）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地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判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②（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８月版，第８０５页。）

七月一日清晨，毛泽东乘专机飞往杭州。六日到达上海，出席上海市干部会议，就整风反右问题讲话。他说：我看七月还是反击右派紧张的一个月。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思想斗争（整风）主要还在下一阶段，那要和风细雨。他点了上海知识界几个人的名。他说，在民主党派整风时，要把三个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究竟好不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来领导？③（③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５７年７月８日。）毛泽东这次讲话的气氛同三月间在这里讲话的气氛大不一样。这反映了一百多天来中国政局的变化，也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上的变化。

为了总结前一段反右派斗争的经验，部署下一步的工作，毛泽东决定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开会地点选择在青岛。

青岛会议分两段进行。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徐冰、田家英、李井泉、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陶铸、周惠、王任重、张平化、马国瑞、潘复生、舒同。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整风分为四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会议期间，他找一些省市委书记谈话，把谈话要点归纳起来，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

七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另一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等。出席会议的有：陈云、李先念、邓子恢、张鼎丞、陈伯达、陈正人、田家英，柯庆施、江华、江渭清、曾希圣、舒同、欧阳钦、黄欧东、吴德、乌兰夫。

八月三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很看重这篇文章，改了十一稿。他曾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篇文章，是正确的。青岛会议是个补充，没有这个补充是不行的。”④（④毛泽东召集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组长会议时的讲话记录，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７日。）

所谓补充，显然是指关于反右派及其有关内容。“没有这个补充是不行的”，就是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还不完全，仅有《正处》是不够的。《正处》是二月的讲话，发表时，反右派刚刚开始，还没有扩大化。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成文时，反右派斗争已经发生严重扩大化，毛泽东的思想也急剧地向“左”发展，因而这两篇文章在基本倾向上是大不相同的。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写道：“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和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这一来，大批被错划的所谓“右派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反动派”、“反革命派”。他们虽然还保留选举权，但长期承受着政治上、思想上的打击、歧视和伤害。这是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严重混淆。

文章又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提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以后频繁地开展政治运动，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依据。

这篇文章也有一些正确的论述。例如：“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这是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以来，在探索从政治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得出的重要成果。

又例如：“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⑤（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０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９月版，第４８４、４８９、４８５、４９１页。）

青岛会议以后，毛泽东继续督促指导整风反右。八月一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指示说：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就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⑥（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手稿，１９５７年８月１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进一步升级。这时，毛泽东也注意到分化和争取右派分子，说全国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才，应大力争取过来”。⑦（⑦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稿时加写的话，手稿，１９５７年８月１８日。）

八月十一日，毛泽东从青岛返回北京。

从六月八日社论发表、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以来，已经两个多月了。经过青岛会议对反右派斗争的总结和进一步部署，毛泽东认为，这个工作已经走上轨道，他又腾出手来抓农业。从八月十八日到二十八日，在北戴河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研究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作准备。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个是整风问题，一个是农村问题。十八日、二十一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改稿。

为进一步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准备材料，毛泽东于九月三日至十八日，先后到河北、湖北、浙江、江苏、上海，了解农村整社和农业生产情况。

九月十一日（农历八月十八）上午十时许，他从杭州驱车来到浙江海宁县盐官镇，观看了著名的钱江大潮，赋诗《七绝·观潮》一首，抒发观潮的感慨：

千里波涛滚滚来，

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

铁马从容杀敌回。

下午二时，离开盐官镇。在返回的路上，畅游了钱塘江。

十七日晚，在上海会见党外人士舒新城、赵超构和束世澂等，一起吃了晚饭。十八日上午，在离上海前，专程到上海国棉一厂看了大字报。

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这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全会。除中央部委和省市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外，各省的地委书记和直辖市的区委书记也列席会议。与会人数四百一十六人。

会议听取了三个报告：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农业增产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一批文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有关工人、职员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规定（草案）》等。

会议前，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先在颐年堂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讲话说：这次全会如何开？整风是一个纲。其他问题，工业、农业、商业、学校、机关，不仅是作风问题，而且是制度问题，要花几天功夫讨论。

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两类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甘肃省委去年提出两个矛盾究竟哪个矛盾为主？当时没有答复，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包含两类矛盾（指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引者注）。八大讲目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

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第一次谈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但从这个讲话看来，当时对“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两个概念没有明确分清，他说八大讲“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实际上八大讲的是阶级矛盾基本上解决了。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谈了要抓农业的问题。他说，几年来偏重于工业的宣传，这在当时也对，好处是把工业搞起来了。现在要宣传农业。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有两只手，一只手抓工业，一只手抓农业。要偏一下才能平衡。⑧（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谈话纪要，１９５７年９月１９日。）

十月七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全会各组负责人开会，主要谈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他说：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贴贴；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是一个补充。”要使到会同志懂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要肯定这个提法是对的，但报纸上不要发表，不要引起风波。而且现在大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就容易把党内的三个主义（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引者注）都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账上。要集中搞整风，否则只把主要矛盾集中到资产阶级与富裕中农身上，容易放松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把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清楚地区别开来。他说：“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民中间，他们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

把阶级矛盾同敌我矛盾加以区别，说明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但是，说阶级矛盾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又容易发生阶级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混淆，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应当而且必须肯定，人民内部矛盾大量的和主要的都不属于阶级矛盾的范围。

最后，毛泽东谈到八大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问题。他说：“八大文件上只讲所有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这反映那时的情况。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则不适当。”现在我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上还是适合的，但不是完全适合，与斯大林的提法不一样。“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同时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外国比较，我们是很落后）。既然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作适当的解释。”⑨（⑨毛泽东召集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时的谈话纪要，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７日。）

十月九日下午，八届三中全会举行闭幕式。邓小平就整风运动、体制、农业问题和减少脱离生产人员等问题作总结发言。最后毛泽东讲话。

谈到整风，他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认为这是群众的创造，是我们过去民主传统的一个很大的发展，要传下去。

关于农业，他特别强调农业发展纲要的重要性，重申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他说：“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现在，要着重宣传农业。”

谈到建设的两种方法时说：“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他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引起的。他又批评了反冒进，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他说要恢复这几样东西。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全会重申了一九五六年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基本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

最后，毛泽东再一次谈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但是八大的决议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需要改造，它是分别在别的地方讲的。在写那一段的时候，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说是生产力现在落后，同人民要求先进，同人民的需要这个矛盾。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原因。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为什么没有提了？就是因为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了。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也可以提了，没有提。我们干了革命，没有提，也没有害事。”⑩（⑩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９日。）

毛泽东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在反右派斗争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自八大以来，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三月十二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回答人民内部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这个问题时，他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但意思还是人民内部斗争为主。⑾（⑾见本书第１６章第４４页。）这些，都是八大精神的继续和发展，是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这样的形势判断作出的。但经过七、八、九三个月反右派运动以后，特别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错误判断，他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重新确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矛盾。三中全会期间，他先后三次讲这个问题，一次比一次肯定，一次比一次展开。尽管他对八大决议的论断，只是说“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不必去修改它。但是，他在党的中央全会上以十分肯定的口气说，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在实际上改变了八大决议的正确论断。这标志着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向“左”发展的一个转折，对中国局势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从程序上正式改变八大决议的论断，是一九五八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八届三中全会，是从整风反右转向发动“大跃进”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

还在青岛修改《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的过程中，毛泽东就形成一个看法：反右派斗争，实际上是关于要不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等重大问题的全民性大辩论。“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提出要用十至十五年的时间，为国家打下巩固的物质基础和人才基础，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⑿（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０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９月版，第４９０－４９１页。）

中国在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暴以后，又在酝酿着一场经济建设的大发动。

——节选自金冲及《毛泽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