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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场 大 辩 论

陈瑞金

我原本是学医的，曾先后就读于西北医学院和北京大学医学院。在北大期间，我参加了地下党，并于1948年秋，被派往冀中解放区（泊镇），在华北局城工部临时帮助工作。49年初，我随大军进了北平，作为北平市军管会成员，参加了一系列城市接管工作。随后，又被纳入部队编制，当了兵，被迫脱离了医学专业，从而开始了政工干部的生涯 。

1951年秋，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部队里开展了整党学习，主要是为解决广大农民出身的同志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认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幻想“解甲归田”回家去过“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逸生活，不愿再艰苦奋斗的思想。因此，整党的中心内容就是进行关于“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教育，以使大家认识到夺取全国的胜利，唤起共产党员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继续奋斗的觉悟。计划分期对全师排以上党员干部进行轮训。目前是第一期，由老政委亲自讲课，我担任辅导员，并负责记录并整理成书面文字作为学习资料打印下发。

有一次，在整理讲稿时，我发现有几点不妥之处，为使在打印下发时能以纠正，我给老政委写了一张字条，提了三点意见.头两点无关紧要(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好像是一些数据，例如法国大革命的具体年代等）；重要的是第三点,即对老政委在报告中所说“一切阶级社会都是不合理的”这样一个提法，建议略作修改.我认为对于阶级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应当历史地看待，不应否认“阶级社会的存在曾经是合理的”这样一个事实。阶级社会,只是在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时，才变为不合理。

整张字条总共不过百余字，原本是为了避免打印资料的失误，不料却惹了祸，引来了一场延时约１周的大辩论。

回忆起这件事，总让我联想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原本是为了纠左，没想到却因为彭德怀的一封信(即后来的所谓“万言书”)而突然转向反右。彭的信原只是写给毛主席个人的，毛收到信后，并未与彭交换意见，甚至拒绝见面，就突然把它印发给会议全体，掀起了一场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大斗争。

我的字条是写给老政委本人的，但他并未和我谈过一句话，却突然把字条交给整党学习班，并召集了包括师直全体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进行辩论。这样的大会辩论,经历过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或许已司空见惯，但是在1951年当时，那阵势是罕见的，对我个人来说，无疑是一次突然袭击。

我很困惑，老政委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老政委并不很老，当时也就四十多岁，只不过因为他资格老，头发白,比一般同志显得年纪大，因此大家都叫他“老政委”。老政委名叫张廷桢,1928年参加革命，1933年入党，搞工人运动出身,本人当过职员，应该算个知识分子.1955年被授少将军衔,是全国首批授衔的1041名将军之一。他在师里威望很高，人们对他十分敬畏。他对新参军的小知识分子有时还比较客气，但对老同志却十分严厉，说熊就熊,毫不客气。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他很严厉地批评副政委张耀祠（就是后来文革中有名的8341部队的最高领导，并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是汪东兴的副手，抓“四人帮”的主要执行人）.张耀祠在老政委面前从来是毕恭毕敬,唯命是从的。而政治部主任向前(一位三八式干部)，在他面前则像“小媳妇”一样，唯唯诺诺,有时甚至是畏畏葸葸，挨剋是常事.然而他对我却一向很好，比较和蔼，也很倚重，经常委以重任，因此我总觉得，他对我有知遇之恩。他对毛主席无限崇拜，对革命无限忠诚，我曾在他领导下编写过警卫师的军战史，他详细地向我讲述过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期，部队保卫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一系列有趣的故事。他多次向我说,毛主席料事如神,比诸葛亮还要高明，诸葛亮搞空城计戏弄了司马懿，而毛主席则完全把胡宗南玩弄于股掌之中.尽管胡宗南十余万大军压境，毛主席却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继续留在陕北，坚决不过黄河,率领着中央机关数百号男女老少、婆姨娃娃在陕北的山沟里与之周旋，牵着“胡儿子”的鼻子团团转，终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把他拖垮, 收复了失地。说到这些时，他总是眉飞色舞，充满着对领袖的崇敬之情。他告诫我，一定要把这段历史写好。那时，我时常感到从他身上能看到主席的影子，我对他多少有点“个人崇拜”。当时，我感到他是那样的亲切,对自己又是那样的倚重并不断给予谆谆的教诲。可是在今天，怎么就忽然地变了脸，不肯当面和我说一句话，就无情地把我推上似乎是被批判的舞台？这使我感到十分困惑。

大辩论的会场，设在师部驻地(旃坛寺大院)最北端的汽车库。车库结构狭长,面积很大，比一般的礼堂还要大，后来警卫师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杨尚昆、罗瑞卿均曾到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大辩论前后进行了三个晚上，延续时间长达一周。整党学习班的全体同志、师直机关和直属队的全体排以上干部都参加了大会，至少有六七百人。大会由政治部主任向前主持，他一上来首先就宣读了我写的条子，并说：整党学习班正在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在宣讲党的目标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时候，竟有人提出说什么“阶级社会是合理的”，这带有挑衅的性质。他号召大家就此展开认真的讨论。

主任的开场白，一上来就定了调子,使我感到很被动.接着他叫我先发言。

我首先声明我无意挑衅共产主义的原则，并且我也根本没有笼统地说过什么“阶级社会合理”这样的话，我的原话是“阶级社会的存在曾经是合理的”。我的意思无非是想说明对阶级社会的发生、发展和消亡都应该历史地看待,这是社会发展史的常识，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我说,和大家一样，我也是坚决反对剥削的，但是，必须承认，阶级和剥削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是历史的必然。它的出现，即:阶级社会之取代原始的无阶级社会---奴隶社会之取代原始共产社会，是一种进步。以后每一个新的阶级社会之取代旧的阶级社会（如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也都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符合社会发展的真理，因而是合理的。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它们失去了进步作用的时候，他们的存在就变得不合理了，就必然会消亡。反过来说，任何阶级(阶级社会)，只要它对社会的生产发展还起着进步的作用，它的存在就是合理的。我说，这就是我要表达的意思。

起初，发言并不积极。首先起来发言的，大都是学习班的同志。他们表示能够承认这些现象是“进步”，是“必然”,但不承认它“合理”,要我作进一步的说明.于是开始了一问一答，辩论逐渐转趋激烈。但基本形势是“一边倒”。几乎是全体对我一个。我被迫孤军作战，“舌战群儒”。虽然，我也隐约感觉到会场上有人同情我的观点，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例如文工队和某些机关同志）中，但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人公开站出来为我辩护。于是，所谓的辩论，逐渐的就变成了批判。虽然气氛还是平和的,但却逐渐的上纲上线,什么“鼓吹剥削合理”，“为剥削制度辩护”，是“剥削阶级本性的反映”等等大帽子纷纷扣到了我的头上。被逼无奈，我于是转守为攻，大声说：“请问我们今天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合理不合理？”会场顿时静谧下来，冷场了大约半分钟，突然听到一声高喊“不合理”。喊声出自我们的保卫科长，一位长征过来的老同志，平时和我关系很不错。听了他这一声喊，我无奈地笑了笑，说：“连党领导我们奋斗几十年建立起来的新社会，你都认为不合理，那我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我宣布休战，当天的辩论于是中止。这是第一次大会上发生的事。这第一天的大会共进行了约三个半小时。

第二天辩论时，我开始引经据典---言必马恩列斯毛，这在当时是一种时髦。我抬出的是恩格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说过一句话：“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也是合理的东西”。读完原文，我强调说，这是恩格斯的话，是经典。既然大家承认阶级社会的产生以及它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的存在是社会的进步,是必然的，那么,根据恩格斯的逻辑就应该承认它是合理的。我并进一步指出，恩格斯的这句话，来自黑格尔的著名命题“一切现实的皆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皆是现实的”。对于这一命题，恩格斯指出，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并非现存的就是现实的，只有必然的东西，才是现实的。任何事物，一旦失掉了自己的必然性，它也就失掉了自己存在的权利，而成为不现实的东西，从而失掉了自己合理性,而终将被一种新的，有生命活力的现实所取代。新的现实取代旧的现实，新的合理性取代旧的合理性。这就是必然,这就是辩证法。

显然，这一套大道理，很难被大家理解和接受。我虽然尽可能地用最通俗的方式来加以阐述，但仍然感到力不从心。并使我显得很有些书呆子气。虽然从部分同志的表情上看来似有所动，但是绝大多数同志仍然表示无法认同。恩格斯终于未能帮上我的忙，于是我想到求助于国内的理论权威。

我回想起全国解放初期,49-50年间,曾经轰轰烈烈的开展过一场有关社会发展史的学习运动。艾思奇当时曾发表过很多文章，在文章中他有许多说法，比我的这句话更直接，更干脆，更“露骨”。他曾批评过当时出现的一种要“骂倒”和“消灭”一切阶级和一切剥削的思潮,说这是左倾幼稚病，并且明白无误地指出：当一种（阶级社会）剥削制度在社会生产发展中还起着一定进步作用时，它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就不应该被消灭。他坚决反对“骂倒”一切剥削制度。并且明确指出：“奴隶主的剥削和地主的剥削，在他们开始出现的时代，是合理的，进步的，是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他反对笼统地说“阶级社会不合理”，“剥削制度不合理”，并肯定地指出，当前的民族资产阶级、进步党派和人民的国家是好的、合理的，不能被“骂倒”的。艾思奇是党的理论家，他的论述应该是具有权威性的。

这些论据是我在第二次大会以后，为了应战，从旧杂志资料里翻找出来的,它们应该是最具说服力的理论根据。于是，我准备于再次辩论时把他抬出来。但是,正当我准备这样做时，我所在的宣传科的副科长陆石（他后来曾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秘书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等职，在延安时期，他与艾思奇相识并有过交往）得知后对我说，我看这说法不一定准确，你先等一等，让我去中宣部找艾思奇问一下。他果真去了,但不是中宣部，而是马列学院，回来向我说：“很不巧，艾下乡搞土改去了。我见到了郭大力，他说，这个问题我们也拿不准.随后,我又去了中宣部，他们说，艾是党的理论家，这涉及到党的威信，因此，最好暂时不要引用他的话。”陆向我传达了他们的意思，我考虑一下说:“既然是中宣部的意见，那好,作为党员，我服从。”于是我决定不予引用，并决定不再继续争论下去。

于是,再次大会时，为了尽早结束争论,我在十分矛盾的心情下，作了检讨，主要检讨自己由于出身剥削家庭，缺乏工农群众那种对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切身感受，因此才会教条主义的看待这个问题,这就是我和无产阶级、贫下中农的主要差距。

这场大辩论就这样以我的“检讨”而告终。

大会结束时，向主任并没有讲话，也没有什么人作总结，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向主任这次的表现多少使我感到有些意外：开始时他似乎很严厉地为辩论定了调子，但后来却不再吭声，任其自然发展。第二天开会时，他又把主持会议的工作让给了别人。这使我感到他的思想在起变化。另外,老政委的态度也很有意思。毫无疑问，这次大辩论是他发起的,但是在整个辩论过程中，他却始终一言不发,结尾时也不表态。因此，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难道仅仅是因为我触犯了他的尊严？

至于我自己，应该说，当时我的检讨也并非完全是言不由衷。我当时的心情确实很困惑:为什么那些平时我最尊敬的老红军、老八路，都站到了我的对立面?为什么那么多的同志都反对我？为什么我就没有他们那样鲜明而强烈的阶级感情？我终于“觉悟”到:他们仇恨旧社会、仇恨剥削是本能的，因此他们参加革命就死心塌地,义无返顾；而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完全是理性的，缺乏切身的感受作基础，因此我们对革命就容易产生动摇.这就是差距。因此必须不断进行自我改造。

这场大辩论，虽然只进行了三次，延时不过一周，但它给我带来的影响，却很深远。

首先是，出现了“会上挨批，会后受宠”这样一个出人意料、令人匪夷所思的后果。它使我在全师范围内，一下子“声名大振”，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忽然间扩大了“知名度”。其原因,据说是因为我在大辩论中给人们留下了“年轻有为”、“好学上进”、“有独立见解”、“敢于坚持己见”等印象，.一时间人们投向我的多是钦羡、和善、友好的目光。更出乎意料的是师领导对我也并无歧视，相反的却似乎更为倚重，例如先后让我负责主编《士兵报》，负责组建青年科，并领导全师的青年工作，任命我为政治部马列主义夜校教务处主任（老政委亲任校长），并命我担任师党委学习小组的辅导员等等。这些就是大辩论后，给我带来的正面影响。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大辩论也给我带来了负面影响，那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潮代表人物”的阴影，时常还笼罩着我。它是隐形的，平时无所显现。但是一旦来了运动，阶级斗争一紧，它就要起作用。特别是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这笔“旧账”又被重新翻了出来，把我的所谓“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又“系统化”起来，写成大字报在政治部会议室四壁贴了满墙。直到反右后期，在宣布开除我党籍的大会上，向前主任好像忽然觉悟了似的总结说：“多年来，我们部队里就有一股资产阶级思潮，它的代表人物就是陈某某，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以陈为核心的小圈子……

其实,反右斗争开始时原本没有搞到我的头上，也并未正面对我进行过批斗（虽然曾经给我贴过不少大字报），当时我仍是机关党支部成员，但在最后的定案阶段却突然把我“揪”了出来，据说是上级（总参警备部党委）“钦定”的,是他们经过认真排查，在师里上报的右派名单中，删去了两名，又增添了两名。于是，我不但被增添上来（当然是根据师里上报的材料），而且一跃而成为首要分子。理由据说就是因为我“有组织”（“小圈子”的核心）,“有理论”（“阶级、剥削合理”论），是“代表人物”。有了这样一系列的罪状，“右派”这顶帽子我还跑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