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陆生的人物性格:[转贴]任曙林八十年代摄影；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猫眼看人】

   

摄影师任曙林的《八十年代中学生》个展将于2011年4月30日至6月1日期间在北京798映艺术中心/映画廊举行。开幕酒会是：4月30日下午3点。感谢那日松老师提供图片和文字资料，假杂志得以抢先曝光部分作品。如果你在北京，希望在那天见到你。

Chinese Photographer Ren Shulin’s Middle School Student in 1980s Exhibition will open on Apr. 30th at Beijing Inter Gallery. The exhibition will last to Jun. 1st 2011. The opening party is at 3 p.m. on Apr.30th (SAT). Jia Za Zhi exposed some of the works in the exhibition. I will be there that day, and hope to see you then if you are in Beijing.

 《八十年代中学生》拍摄于1979—1989年间，跨越了上世纪的整个80年代。彼时的任曙林25岁，正站在青春的尾巴上，他走入了北京的中学校园，一拍就是10年。留下了八十年代中学生一段青春的影像记录，一个理想主义时代最后的背影。

 20年后，经历了两年的甄选和准备，此次展览呈现了160张任曙林拍摄的中学生的旧影。这些经过无酸打印工艺而成的照片，穿越时空的尘埃，再次呈现在我们面前。而像陈丹青、顾长卫、鲍昆、顾铮、巴力、舒阳……这些从那个青春岁月走过的一代，对于《八十年代中学生》尤其怀有特殊的情感，更为其撰写了评语。

 “岁月乃归存于照片——人与岁月，还有比青春年少的那一段更其短暂惚恍而滋味无穷么？问及任曙林何以选择了一群中学生，他说，其实人生的一切，在那时，在校园，已然萌发，并且决定了”（陈丹青）。

 “八十年代已经永逝，而任曙林的照片让我们重新看到了自己。——我们虽然无法改变镜头中的世界，但我们却可以将自己投射其中，那是我们发出的看不见的光。这光，也照亮我们自己”（李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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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组温柔而敏感的摄影，以至不像摄影，而是悄然的凝视，凝成永逝的八十年代。那是中国都市处于前现代文化的最后一个十年，北京自五十年代以来的校园风格在那十年中，临近终结，此后，九十年代，尤其是新世纪，遍布北京校园的朴素设施、朴素装扮，大抵换代更新了：五六十年代的房舍、旧式的课桌椅、木质黑板，改革初期的成衣，平民孩子的穿戴，还有辫子、粗布鞋、国产的球鞋，甚至女生倚傍携手的姿影……莫不连同每幅照片中无所不在的八十年代的神态，逐渐地，永久性地消失了。——陈丹青

2011年5月，任曙林坐在“中学生”摄影展的凳子上。“中学生”作品，让片中人和拍摄者都完成了一次穿越。（映画廊/图）

1 初拍高考

1979年夏天的一个早上，单位有个同事突然告诉我：今天高考，你不是喜欢照相吗，还不去。我当时的反应是激灵一下子，抄起相机就溜出了单位。单位离家很近，有一所中学在家附近，有考场，我赶到那里时，各色考生正在进入校门。

几把课椅放在大门口，两三个老师坐那儿，考生来了，起身，看看准考证，又坐下来闲聊。考生三三两两，陆陆续续，骑车的，走着的，有说有笑。校门口聚集着一些老人和中年妇女，几个小孩追跑打闹，有点像新学年开始的样子。我把自行车放好，走进校园，甚至在楼道里转了转，做考场的教室门上贴着封条，从教室后门的瞭望孔里，看到了摆放整齐的课桌椅。多少年后，我还奇怪，为什么管得这么松？

桌椅单行摆放，老师用脸盆打来水，把它撩在间隔的地上，降降温吧。楼道里排着一溜课桌课椅，考生在进教室前把带来的书包依次放在上面，小纸片上面写了号码，一张给考生，有绳的一张拴在书包上。开考后，我发现教室前面的讲台上，有几个白瓷杯子，没把儿，杯口上方有一圈蓝道的那种，谁渴了，举手，老师会送水过去。

中午考生们多数不回家，学校的小卖部有汽水和面包。那天我没回单位吃饭，一瓶北冰洋汽水里插着一根蜡管，面包有两种，圆的便宜，吃起来发酸，我买了一个长方形的。我边吃边在校园里转悠，发现考生的年龄跨度较大，有不少所谓的社会青年。

我后来又连续拍了两年高考，上述的现象就看不到了。不少考生喜欢在自行车棚里复习，阴凉通风。北京七月的中午，蝉声此起彼伏，柳条儿摆动却没有风声，早晨观阵的人们不见了踪影，默念背诵的窃窃声，断续地传到我的耳朵里。有几个人坐在楼道的尽头，屁股底下是带来的报纸，一个女生一脚踩着凉鞋，一脚光着蹬在暖气上，顾不上别的了。一个男青年双脚盘在课桌腿上，右手夹着半截烟，左手的上海表清晰可见，他的视线一直盯着课桌上的书本，书本的旁边有一块小毛巾。两个女生就蹲在一堵墙边，可能旁边有一棵树吧，书包放在腿上，一手支着下颚，一手捧着书本，她们的腿不麻吗？有几间教室留给了考生，桌椅散布，大家各据一方，有两个男生穿着跨栏背心，一位双脚踩在另一把椅子上，左手拿书，眼睛却看着别处，拍摄中我听见他说：“我要考上了，非他妈……”后面的话他没说出来。

1986年3月，湖南株洲市中学。 （任曙林/图）

2 高考

整个1980年代，好像只有1981年的高考日是雷阵雨，凉爽。

1980年7月的那三天，我争分夺秒，几乎没有了中午吃饭的时间，至多是在转场的过程中，来一份汽水面包。我跑了7所学校，考场就数不清了。

教室外候场的总有一些老师，他们关心自己的学生，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这是最后的时刻，是高潮也是落幕。那几天的清晨，我总看到各校的班主任或主课老师早早来到考场外，最后一次把所能讲的倾诉给他们的学生们。有的老师把一面红旗绑在自行车衣架上，怕有的学生找不到他；有的老师站在砖头堆上发表叮嘱；有的老师干脆跑到路的拐口，见到一个自己的学生就说上几句，真是一个也不能少！2010年夏天我路过一个考场，候场的人变了，现场的气氛变了，看着那些警车，我心
中充满了悲哀。

3 作业

初一有一伙男生喜欢踢足球，还不时约外校的打比赛，下午一下课，这伙人便呼啸而去。有的家长担心孩子的功课，老师的态度是，只要完成好作业，还是挺支持的。这支无名球队存在了很长时间，球员们几乎不戴眼镜，一个个小身板都挺结实。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和当地的学生发生摩擦，老师出面也不行，这伙球员整体出动居然平息了场面，他们并没有动手，但有一种气势，有事不怕，话又说在点上，对方安静了许多。

我曾经拍过一个作业《星期天》，男、女生各选三名，展现他们的家，进入他们生活的琐碎之处。因为对初中
学生来讲，离开学校，家庭中的许许多多基本就算他们的全部了。居住情况千差万别，令我惊异，家长工作和价值观念构成了学生们的重要背景，学生们在家中有许多事情在做，甚或是秘密。

我选择的北京171中学，学生家庭经济情况普遍较好，大多数学生都有自己的空间，就是说没有单独的房间，家里也会
隔出若干平米归他们自己支配。电视机虽然开始进入家庭，但抢不走学生们的注意力，他们有许多课外读物和事情吸引他们，家长不用控制看电视的时间。写日记什么的习惯还相当存在，就算抽屉不上锁，家长几乎不去看。那时有些家庭还有老人同住，学生们普遍会为他们做些事情，挺自然的，父母都要上班，他们不干谁干。
1980年代初，作业负担不算重，初二有个班的学生就自己办报纸，不定期。

1985年8月，北京171中学校门口。有人认出这些骑在自行车上的男孩，有的现在成了银行副行长，有的开起了公司。 （任曙林/图）

4 寂静的校园

校
园的地面，在我的印象中是不断变化的，1979年刚进学校时，感觉操场上还有土和零星小草，后来用一种三合土的东西代替，草就不见了，但还是有柔软的感觉。再后来用一种类似沥青柏油的东西，看上去平整光滑，踩在上面不打滑，很硬，我是不喜欢。那次换地面，还弄走了几棵树，这是我最愤愤不平的。这种地面在我1987年离开学校时还在使用，2007年，我又去了一次学校，天哪！满校园都是一种橡胶状的东西，踩在上面，软软的，但那不是土地，没有了丰厚地气的滋养，人会是什么样子？

1979年我头几次到学校，曾用120相机拍过几张校园全景，多少年后放大它们，居然在楼正面的墙上发现了“红卫兵万岁”几个大白字，我分析这是座1950年代的建筑。

白天也有安静的去处，那就是自行车棚了。到1980年代中期，学生骑车上学已成风尚，几乎一人一辆，颇为壮观。上课后，成片的自行车一辆挤靠着一辆，简直就没有下脚的地方，我真佩服他们是怎么取车回家的。

1983年9月，北京东城区电子游戏馆门口。 （任曙林/图）

5 男生和女生

在
学校摄影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少年长大了，男女在一起，怎会风平浪静呢。我上初中那会儿，男女生不怎么来往，学校居然号召打破男女界限，很有一段时间这成了学校的一件工作，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动机何在。“文革”前实行男女分校，不清楚上学是个什么感觉，“文化革命”破除了它，现在老师又动员男女生在一起做事情。

有一次在放学的路上，下雨了，男生用手挡在女生的头顶上，雨自然还是会落在女孩儿身上，可男孩儿依然一路就这样用手为那个女生遮
着。那时已开始有所谓某男生与某女生好，但这个好，是名副其实的好，一起做作业，有事情互相帮助，到对方家里做客是个极限，多数不背着家长。放学回家的路上单独两人的情况不常见，好可以，抛弃哥们儿是不行的。

6 五讲五美

记不清了是八几年了，学校开始号召五讲四美。其实开始是五讲五美，还有一条“仪表美”，这五美写在大标语上，横挂在学校门口，没多久标语还在，五美剩四美了。我问过校长，为什么取消“仪表美”，校长说上级领导怕学生讲究穿戴，影响学习。我明白了，说白了不就是女生穿的漂亮了，怕“搞对象”的多起来，这是什么逻辑呀！后来的推广校服，证实了这一点，怎么难看怎么做，不分男女，特别是女生的，宽松肥大，生怕什么魔鬼显露出来。

1983年11月北京171中学操场   拍摄/任曙林

7 课外活动

那
几年，许多中学还是社会上最后一块净土，还可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特别是1980年代初期，学校还可以组织不少课外活动，在寒暑假里，一定有不少兴趣小组在活动，而不是什么学习。补课有，那一定是期末考试不及格，老师花一小段时间，有针对性地进行辅导，争取补考及格。而那些兴趣小组，课外活动恰恰给学生们自由接触创造了良好且真实的土壤。

8 帽子

一个高一的女生在一次集体春游时，总跟一个男生在一起，后来被学校团支部评为不合格团员。我认为太过分了，团支部书记我很熟，找到她，义正辞严了一番。她最后说找个机会给她摘掉这个帽子。这是我几年学校生涯，唯一的一次干涉了他们的内政。

9 真恋爱

有不少人说我专拍好看的女孩，还真不是这样。如果我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八十年代中学生》一定是另外的样子。那时的中学生好看，是因为他们脸上真有纯真烂漫，他们内心总还相信着什么，那时的恋爱是真恋爱啊。
-----------------------------------------------------------------------南方周末记者 姜弘 2011-06-01  

“八十年代”是个迟来的命名，当年的经历者开始用怀旧的口吻谈论它。彼时本是个百业初兴的时期，国家刚刚恢复元气，思想和生活的自由逐渐开启。正在成长、正当青春的是任曙林镜头里的少年，也是一个国家。



在北京做生意的王琳，一看到照片上的26年前的自己，眼泪就掉了下来。影像中，她和一位男生隔着几张课桌低头看书。那是1985年，他俩正在北京171中学上高二，一个没事就在学校转来转去的“怪叔叔”拍的。“怪叔叔”叫任曙林，他在王琳的母校先后拍了近十年，拍掉了三百多个胶卷。策展人那日松从三千多张照片里挑出159张，在北京798映画廊举办了一个“八十年代中学生”摄影展。

王琳是2011年4月30日开幕那天，接到了中学同学程文的电话，听说了这个摄影展上，其中一张照片上的人可能是她——程文大学毕业后回到171中学当老师，现在是学校领导。

照片上的那一年，王琳在和照片上的男生早恋，那天放学后，教室里就剩下他们两人了，他们坐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忽然听到有人要来，两人慌忙分开，走进来的正是任曙林，他按下快门，捉住了这个瞬间。

任曙林是在摄影展开幕式上，才知道自己26年前进门拍照前发生了这样的故事，他原本的记忆是这样的：“我进屋后，只能听见夕阳移动的声响，他们是
那么专注地在看书写字，似乎别的什么都不存在。但我可以强烈感到波与场的存在，对方的每一次心思念头都是可以相互感觉到的。我觉得我是个不应该出现的第三者，拍下他们后，我悄悄地走了。”

后来，王琳和照片上的男生早恋的事被老师发现，高三分班时，他们被拆开了；后来他们双双考入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再后来他们结了婚，又离了婚。

王琳看展览后给前夫打了电话，前夫很忙，不能来看展览，她就把那张照片传给了他。
直到6月1日摄影展结束这一个多月里，和王琳一样的171中学学生们呼朋唤友地来了。大家在照片上辨认着：这个同学现在已经成了银行行长，那个现在是工程师……映画廊变成了同学会，失散多年的同学在这里重聚。也是二十多年后，他们才恍然大悟，那个人干的竟然是这么一件事。

拍“四化”的来喽！

任曙林的十年拍，始于拍摄1979年高考，此后他开始走进校园。

1979年，任曙林25岁，在煤炭部下属的煤炭科学院电影室里工作，他托人找到了离家和单位都只有几百米距离的北京171中学，和校长说他是搞摄影的，想长期拍中学生。老师们一开始不大同意，怕影响课堂秩序，但最后校长还是答应了，条件是不能拍课堂。

北京171中学位于和平里北街，1958年建校，1970年代末成了东城区重点中学。那时，不断有挎着相机到学校来的记者，老师会按要求组织学生“配合”拍摄，这让不少学生反感，“不就是表现'四化’建设成果嘛。”叛逆的男生会在私下里痛骂这种“配合”，对积极“配合”的女生不屑一顾，一旦挎相机的来了，他们就会放倒消息树——“拍'四化’的来喽。”

任曙林也被学生们当成了来拍“四化”的。可没多久，孩子们发现，这个人好像不大一样，老师不做任何组织工作，这个人也来无影去无踪，你做什么他也不干涉你，就忽而按一下快门，不知道他在拍什么，也不懂有什么好拍的。“不说话，不交流”是任曙林刚进学校时给自己定的一条规矩。“我不是老师，也不是他们的朋友，我就是一个专业摄影师，他们学生牛，我也牛。”任曙林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1984年初夏，任曙林跟的那一班从初一到了初三毕业。一天，有学生给了他一张纸条：晚上，北海五龙亭。他如期赶到，发现就他一个“外人”——那是孩子们自己的毕业道别会。任曙林曾用文字记录那次拍摄的情景：“录音机中的圆舞曲把同学们带入了欢快且伤感中。乘凉的游客在不远处围观，窃窃私语不时传入耳中，此情此景有点像一出舞台剧，亦真亦幻。”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留个影

任曙林第一次摆弄照相机是在1966年，那一年，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父亲有一台上海202照相机，“一摁皮腔弹开，镜头就伸出来了。”开始，父亲不让他动相机，后来“文革”开始了，父亲去了五七干校，相机落在了家里，也落在了他的手中。

任曙林的父亲是老红军，后来做到了商务部副部长——用现在的话说，是典型的“红二代”。相机到手后，他有了很多可拍的：防止苏联空袭的防空战壕里，同学们并成一排，仰天长啸；天安门广场上，哥们手持毛主席语录摆出半蹲的姿势……开始时也没什么章法，后来想办法找到摄影书，按图索骥买显影粉，自己配药，自己冲洗。“文革”爆发后，任曙林发现那时候打人最狠的就是初中生，而且往往是女生。“奇怪了！到他们岁数大了反而不会那样子了。”任曙林后来进入了艺术领域，他说这“把自己救了”。

1979年的一天，他忽然想起了红卫兵年代，于是叫上女友，穿着白衬衣，戴上红卫兵袖标，外面穿一个褂子，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拍了一张照片。他想留住自己青春时期的感觉。“文革”期间，任曙林家也受到了冲击，父亲被审查。“文革”看到的一切让他意识到，13岁到18岁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段关键时期。他像观察小草、落日、蚯蚓一样观察他们。“我当时有很多谜还没有解开，到现在是否解了，我也不知道。”

四月影展?八十年代

1977年，任父找到了老战友、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老演员赵子岳。赵子岳介绍了电影厂的一位摄影师给任曙林当老师。1970年，任曙林中学毕业后已经成为工厂里的一名工人。1977年，他给厂里拍了张《先进个人》，那也是他的第一个作品，他把学来的布光手法全用上了。他想让先进分子在照片里一看骨子里就是，而不是那个年代通行的模样。

对任曙林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出现在1978年，那一年，他参加了池小宁家的摄影沙龙，池小宁是美术家池宁的儿子，沙龙更像是摄影课堂，老师是老摄影家狄源苍先生，任曙林把那两年称作“恶补时期”，每周五晚上他都从卢沟桥准时赶到北京西城的新太平胡同11号——这里后来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摄影的圣地。

狄源苍懂外语，有许多原版画册，从不照本宣科。沙龙开设各式各样的讲座课程，从美术、音乐、雕塑到电影，甚至还包括造照相机的。“我们学了两年，每个礼拜五晚上两三个小时，等于上了一次大学。现在的大学，学法很不一样了。”任曙林这样描述他的“星期五沙龙”时代。

1979年1月，两位当时的“江湖高手”王志平和李晓斌来到“星期五”沙龙，任曙林把这次见面称为“历史性的会面”，并认为奠定了后来“四月影会”的基础。

任曙林是“四月影会”的成员，而“四月影会”是中国当代摄影的开端，它于1979年4月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自然?社会?人”摄影展，那是1949年后中国的第一次非官方摄影展，至1981年解散。“文革”结束，解冻时代到来，“四月影会”与其后的“无名画会”、“星星美展”成为艺术领域的解冻标志。

当时官方首次允许举办民间摄影展览，引起了海外的关注。张艺谋也参加了“四月影会”摄影展，在后来公开的一封书信中，张艺谋写信给策展人，对他们能费尽心力让其作品“过关”表示感谢。

1979年高考前，有人对他说，“你不是喜欢照相吗？高考你不去拍啊？”当年，高考这种事还不被认为是新闻，连新华社记者都不会去。7月7日，高考头一天，任曙林没有任何证件，只能在考场外面拍。后来他设法搞到了监考证，以监考老师的身份拍摄了他的“高考系列”。“换了现在，肯定不行啊。”任曙林笑着说。

到1987年，任曙林去171中学拍照的时间就开始少了起来。直到1991年才开始拍摄《矿区劳动者》。再后来被时代裹挟着去深圳“下海”，拍起了商业作品。“人不能选择时代。对个体来说，任何时代都是合适的。有人老说生不逢时，我觉得这等于是屁话。”“任曙林特别奇怪，他是一个资深摄影家，但很多摄影界的人并不认识他，因为他很少出现在摄影圈里。”那日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4年在北京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人想起了任曙林的“中学生”，任曙林挑选了一些放了幻灯，才让人们重新关注起任曙林。那次研讨会，顾长卫也到场了。

在展厅内复原1980年代课堂的想法实现起来并不容易，没想到171中学现任副校长竟然是他的大学同学，现在展厅内摆放的是学校翻箱倒柜找出来的1990年代的课桌椅。

照片下的王琳现在有一个儿子在北京的一家外国语学校里读中学，她觉得，现在的中学生还是比那个时代幸福，“他们的选择比我们那时候多多了。”王琳说，“不要过多指责他们，我们的上一代人也曾经这么指责我们。”“八十年代中学生”系列照片拍摄结束几个月后，任曙林和新结识的女友去了一趟北京颐和园，
当时，公园里人很少，十分清静。任曙林回忆当时的情景：“路过长廊，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跟着录音机跳舞……朋友走进长廊跟着扭了一会儿，我在廊外拍下了这个场面。我一下子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 

　　1980年7月7日，北京，参加高考的女生在答题。高考寄托了年轻人改变命运的梦想。摄影/任曙林（新京报）

　　1980年，一名提前交卷的女生为自己买了一根奶油冰棍。摄影/任曙林（新京报）

　　1980年，一名考生的书包被书角磨出了一个大口子。摄影/任曙林（新京报）

1980年，考生的着装在当时是新潮的。摄影/任曙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