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汉武大帝第一集:党史资料：1975年邓小平同胡乔木以及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进行的二十四次谈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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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资料：
邓小平同胡乔木以及国务院
政研室负责人进行的二十四次谈话（1）
１９７５年６月，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７月上旬开始工作。这时，正是邓小平领导的１９７５年整顿进入全面铺开和深入发展的时刻，同“四人帮”的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更为尖锐、复杂的阶段。经过１９７５年１月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邓小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国务院工作。７月起，又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他紧紧抓住毛泽东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不失时机地对军队的整顿和工业、交通的整顿作了部署，并雷厉风行地领导了铁路的整顿和钢铁的整顿。在很短的时间里，铁路运输面貌为之改观，钢铁工业扭转了欠产的局面，并带动了煤炭行业的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继１９７４年挫败江青等人的“组阁”阴谋之后，在１９７５年春天新的一轮较量中，在毛泽东支持下，又挫败了“四人帮”企图以“反经验主义”来打击周恩来、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的图谋。这就为邓小平全面开展整顿，促进全国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提供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未曾出现过的机遇。
整顿的全面铺开和深入发展，势必要进到“四人帮”长期霸占的文化、思想、理论阵地，在那里展开短兵相接的争夺战。整顿本身，也迫切需要舆论宣传和思想理论的支持。而当时北京、上海的主要报刊都控制在“四人帮”的手里，“四人帮”还培植了一批写作班子做他们的吹鼓手和棍子。有鉴于此，邓小平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基本理论队伍的组建。
早在１９７５年１月上旬，他就同“文革”中一直受迫害、刚刚获得解放的胡乔木商谈此事。到６月，适应着形势的迫切需要，很快就确定利用加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的时机，设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由胡乔木和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七位负责人领导。这个机构一成立，就立即开展工作，投入战斗。
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政研室在１９７５年７月起的四个多月时间里，除从事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经常工作外，主要做了以下各项工作，发挥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参谋和助手的作用。
一、对思想文化工作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收集和上报了一些材料，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转呈了一些信件。在上送的这些材料和信件中，揭露了“四人帮”扼杀电影《创业》、《海霞》，阻挠出版鲁迅著作，在报刊宣传中不提“百花齐放”口号、鼓吹“三突出”等问题，抓住了他们破坏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罪证。这些材料和信件，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对其中一些信件和材料所作的批示，特别是对《创业》编剧张天民的信所作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文艺界，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在文艺界的黑暗统治，在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迫使“四人帮”在上述问题上不得不暂时转入退却和防御的地位。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电影《创业》、《海霞》得以通过发行，《鲁迅书信集》得以出版，聂耳、冼星海纪念音乐会得以举办，长篇小说《李自成》得以继续写作和出版，李春光批判文化部的大字报得到肯定，“四人帮”通过文化部进一步控制出版阵地的企图没有得逞。在调整文艺政策的方针下，１９７５年夏季，中国文艺界在一定范围内开始冲开“革命样版戏”独占文坛的局面。
二、参加起草和修改国务院的一些文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协助修改《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起先名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在这两个文件中，按照邓小平的指导意见，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党在发展工业、发展科技等方面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相当深刻地批判了“四人帮”的“左”倾理论，十分尖锐地批判了“四人帮”煽动起来的资产阶级派性，比较全面地提出了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整顿的具体方针、政策和措施。
三、撰写了理论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以邓小平关于整顿的一系列讲话和有关中央文件为指导，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系统地概括了1975年全面整顿的理论和实践，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四人帮”的极左言论和破坏活动。此外，还起草了评《水浒》的文章，试图在总结农民战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论述中共历史上和国际共运中投降主义和反投降主义的斗争问题。
四、代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协助筹办综合性理论刊物《思想战线》，在党内外引起广泛的注意，使“四人帮”感到他们在思想文化阵地的垄断受到威胁。
国务院政研室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支持与推动了整顿的全面展开和深入，一方面揭露和打击了“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和极左理论，因而为江青一伙所深恶痛绝。他们把政研室视为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把政研室作为打击的目标，围剿的重点。江青公开诬蔑政研室“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姚文元控制的《人民日报》在一份《情况汇编清样》上诬指“国务院的政治研究室是继旧中宣部后又一个阎王殿”。他们通过报刊反复攻击政研室的负责同志是“邓记班子中的‘理论家’”、“邓小平的谋臣”，还在文化部、出版局等单位追查所谓“邓小平通过政研室搞策反活动”等问题，打击、迫害与政研室有过联系的干部。他们以百倍的疯狂集中力量打击尚未定稿的《论总纲》和讨论修改中的《汇报提纲》和工业《二十条》，把它们打成所谓邓小平授意炮制的“三株大毒草”，说《论总纲》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汇报提纲》是“《二月提纲》在新形势下的变种”，工业《二十条》是“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工业管理条例”。不仅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反复批判，极力诋毁，而且还编了批判“三株大毒草”的三本小册子，于１９７６年８月向全国广泛发行，印数高达几千万册。他们自以为可以在思想上杀灭对手，然而历史却同这伙倒行逆施的小丑开了一个大玩笑。本来并没有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见面的这三个文献，却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走到了全国人民中间。如果说人们从１９７５年整顿的实践中已经感觉到、体会到邓小平的正确，那末，恰恰是在“反击”的高潮中，人们又从这“三株大毒草”把原来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阶段，理解并认定邓小平所主张的路线、方针、政策才真正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四人帮”完全是站在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敌对方面的一小撮。历史编排的这种喜剧，真令一切翻看这段历史的人哑然失笑。
正是在这段历史的逆流中，国务院政研室的七位负责人不得不追叙１９７５年１月至１９７６年１月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史实，从而笔者有可能在今天辑录、评述这些颇为珍贵的史料。人们完全可以理解，在１９７６年那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气势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处在斗争焦点的人物，面对的还是里应外合、内外夹攻的政治高压。在十分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政研室的七位负责人经受住了考验，没有被“四人帮”压垮。他们都不得不交代、揭发、批判，但是，正如粉碎“四人帮”后在１９７７年７月１日全室一致通过的、交给党中央、国务院的总结中所说，“‘四人帮’诬蔑政研室是‘邓小平谣言公司’，诬蔑邓小平同志‘通过政研室制造和散布了大量政治谣言’,七位负责同志坚决抵制了这个诬陷”；“在他们的交代揭发中,除记忆差错外,事实本身没有出入，没有涉及到邓小平同志和他们谈到的有关同王、张、江、姚斗争的事情”；他们的交代、揭发都没有涉及到邓小平同志以外的中央和国务院的其他领导同志，注意了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四人帮’竭力要从他们那里压出最需要的材料，用来打倒中央和国务院一大批领导同志的反革命阴谋，没有得逞”。七位负责同志在揭批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说了过头话，在当时这是难以避免的；个别同志的批判“上纲”较为明显地出了格，那当然是不足为训的，但终究只是不掩大德的一眚。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同志曾托人带信向邓小平同志表示歉意。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说道：不必写信了。他（１９７６年）３月２日写的那个材料我看了。没有什么嘛。其中只有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他说我发脾气，实际上那次我并没有发脾气。又说：说到批我么，不批也不行嘛。当时主席讲话了，４号文件都下来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对台戏？邓小平还说：乔木是我们的第一枝笔。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转舵的不同。总而言之，这个人还是要用。(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４日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记录)
根据以上所说的情况，从当时的所谓交代、揭发材料中辑录出来的这二十四次谈话，又经过同胡乔木日记和胡乔木亲自整理的一份逐日记事的“手记”核对，应该说内容是可靠的。证之现存的与这些谈话相关的文献、资料、史实，也足以说明这些谈话的内容是可信的。这些谈话，以及谈话前后进行的活动和斗争，对于研究邓小平的生平事业、思想理论与策略，对于编写胡乔木的年谱、传记，对于研究１９７５年整顿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对于总结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都是极有意义的。鉴于这些谈话至今还鲜为人知，故特把它辑录整理出来，以存史实。在每次谈话后面，辑录者都注明了出处，并依据现在掌握的材料，写了或长或短的诠释性的文字，对谈话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谈话中涉及的人物、事件，略加说明或评述，供读者参考。二十四次谈话关涉到许多文献、资料，附录主要篇目于后，为有兴趣进一步研究的读者提供一点方便。
邓小平约胡乔木到他那里谈话。
邓小平说，正在考虑要你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同志当国务院的顾问。象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
邓小平提出一些研究和写作的题目，如：三个世界的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等。
邓小平还说，主席前不久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谈话，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也应认真研究。这些问题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要收集大量材料，写出系统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文章，同苏修进行论战，并回答国际上左派党和组织认识不清的问题。
邓小平还说，从“九评”以后，多年来就很少那样系统地解答问题的文章了。现在的一般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总之一句话，不能说服人。
胡乔木表示：这些工作很重要，不过我做不合适，我的问题还没有做结论。
邓小平说：你的问题实际上已做了结论嘛!
邓小平又交代乔木：写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
邓小平说明，今天谈的这些，中央和国务院都还没有讨论过，只是随便交换意见。
说 明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３日，毛泽东在长沙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在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说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周恩来在１９７４年底至１９７５年初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了包括上述提议在内的毛泽东在１２月下旬同他和王洪文四次谈话以及１２月２６日同他单独进行的一次谈话的要点。１９７５年１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随后，在１月８日至１０日举行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１月１３日至１７日举行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副总理。时周总理病重。会后，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工作。１９７５年１月６日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就是在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即将主持国务院工作，开始对各方面进行整顿的形势下进行的。
从１９７５年１月６日同胡乔木的这次谈话看出，邓小平在着手部署各方面整顿的同时，已经考虑怎样加强思想理论工作，并积极准备把思想文化阵地从“四人帮”手中夺回来。在谈话中他明确了以下三点：第一，任务：像“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钓鱼台的班子”是１９６３年２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决定成立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邓小平亲自提出当前理论研究与宣传的选题，要求进行研究，著文回答。这些题目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和我国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心和迫切需要解答的重大问题。第二，队伍。他亲自挑选了在思想理论上能够同“四人帮”进行战斗的领导力量。其中有：被誉为中共“党内第一支笔”的胡乔木，他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从１９４１年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二十年。“文革”中受迫害，直到１９７４年出席国庆宴会才重新露面；曾任新华社社长、总编辑，原《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他是写社论的能手；还有历史学家胡绳，“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后来又增加了当过新华社负责人的熊复，原《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邓力群和原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除李鑫(康生的秘书)之外，这些负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冲击，大多从干校回来不久。其中吴冷西、胡绳、熊复是“钓鱼台的班子”的成员。邓小平要胡乔木同他们一起，并要求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这样一支队伍，是同“四人帮”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展开一场尖锐斗争所不可缺少的。第三，文风。邓小平对“四人帮”的帮八股、新八股深恶痛绝。他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写出的文章，能够系统解答当前的问题。要有论证，能说服人。
对于后来正式成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说来，这次谈话当然还只是一次酝酿。一切尚在设想、商量的过程之中。所以，名义还没有确定下来(当时设想称“顾问”)，任务也只是从写文章(当然这是主要的)这一方面着眼。事实上，政治研究室成立后在１９７５年整顿中所承担的任务、所起的作用，比“钓鱼台的班子”要宽广得多。
这次谈话以后，胡乔木即出席１月５日已经开始举行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接着出席１月１３日至１７日的大会。自此恢复了正常的政治生活。同时，对邓小平提出的一些问题开始进行了研究。在研究马列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理论时，碰到几个问题，其中包括译名问题。胡乔木手边没有材料，５月间到编译局请他们帮助收集一些材料。关于译名问题，胡乔木认为法和权是两个概念，不是一个概念，按原文的意思，还是译为权利比较合适，请他们研究一下各种外文译文和过去的中文译文。此后，胡乔木专门找编译局的王惠德(时任局长)等座谈。参加者有胡绳、于光远、成仿吾、柯柏年、张仲实等。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问题，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指示外事部门就这个问题写文章。外交部和对外联络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由宦乡、钱李仁牵头，集中在台基厂外交部招待所研究写作。１９７７年７月，邓小平要胡乔木主持其事。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日，在胡乔木主持下写成的《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当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上午，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先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接着就谈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事。邓小平说，上次谈的事要着手办，不过不要叫顾问了，打算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由你们几个人负责。政研室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主要任务是撰写反修文章，像过去钓鱼台写作班子那样。
胡乔木提议负责人加上于光远，邓同意。乔木又提出，是否多找一些“革命造反派”，邓坚决不同意。
关于政治研究室的任务，邓小平提出，政研室成立以后要“代管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胡乔木表示负担不了。
这次谈话还谈及一些具体问题。
胡乔木在１月６日第一次谈话后，研究了“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认为这个译名欠妥。按原文的意思，还是译为“权利”比较合适。这次谈话时他向邓提出对于译名问题的意见，认为宜译为“资产阶级权利”。邓小平立即说，这个问题不要提。
在１月６日谈话后，胡乔木于２月２８日曾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说到解放初期毛主席曾要他写一本关于唯物主义的小册子，一直没有写，觉得非常对不起主席，现在想写写看，请求组织上考虑能否允许给他配备一两位助手。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告诉胡乔木：这封信已送主席和中央各常委传阅过，主席也同意了。邓小平说：现在别的工作更重要，这事暂时放一下，以后再说吧。
说 明
从１９７５年１月６日邓小平同胡乔木谈话以后，到６月８日第二次谈话，时间已经过去五个月。由于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后成功地领导了铁路、钢铁的整顿，开始了军队的整顿，又同“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阴谋作了有力的斗争，中国国内形势出现了由乱而治的转机。
１９７５年１月２５日，邓小平在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整顿军队”的任务，指出三个总部首先要整顿，并阐述了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落实政策，提高效率等原则。３月５日，邓小平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提出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此中央下决心要解决当时影响全局的薄弱环节铁路运输问题。他结合当天下发的９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讲了加强集中统一、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反对派性等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要求“解决问题不能拖”。主管交通的副总理王震主动立下“军令状”：保证一个月内见效。会后，铁道部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先后赴徐州、太原、郑州、长沙等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经过一个多月整顿，到４月份，严重堵塞路段全部疏通，全国二十个路局除南昌外，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在徐州铁路整顿取得突破性进展时，邓小平即于３月２５日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提出９号文件精神适用于各行各业。在铁路整顿的影响和推动下，煤炭工业很快也就上去了。4月召开全国基本建设会议，决定推行大包干的管理办法，确定进口成套设备和建设港口、铁路枢纽、能源、军工等骨干企业为主攻方向。５月为解决钢铁工业严重欠产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到会讲话，提出“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任务，指出当前重点要解决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同派性斗争、落实政策、建立规章制度等四个问题。会后中央转发了冶金工业部的报告，并作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钢铁工业的整顿迅速展开。与此同时，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自４月底以来连续采取重大行动，大多数关押受审者已经释放。对地方的整顿也已提上日程，五、六月间开始研究处理浙江“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问题。按照邓小平的战略部署，６月以后，整顿要全面铺开和引向深入，整顿将进入总体战阶段。不仅工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而且农业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不仅经济战线各行各业要整顿，而且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卫生也要整顿；不仅军队要整顿，而且地方要整顿，党也要整顿。邓小平说，前一段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都是一个一个地解决，光这样不行，要通盘地研究。[3]所以，邓小平把成立政治研究室提上日程，要胡乔木把写唯物主义小册子的计划暂时放下，“资产阶级法权”的译名问题现在不要提，就是要胡乔木等人集中精力，协助他做“更重要的别的工作”，即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社会主义前途的１９７５年整顿。
邓小平主持的这次整顿一开始就以极大的尖锐性针对着江青集团的几个要害：空头政治，无政府主义，帮派势力，还显然带着纠正“文化大革命”中若干具体的“左”倾错误政策和批判极左思潮的性质。然而邓小平的整顿在开头几个月并没有遭到江青集团有力的抵制破坏，
这是什么原因呢?邓小平推行整顿方针雷厉风行、势不可当，江青集团在经济各部门没有什么力量，都可以说是一些重要原因，但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这几个月江青集团在政治上、在思想理论上遭到了一次失败，迫使他们不得不由攻势暂时转为守势。
１９７５年春，江青集团借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打出“反经验主义”的旗号，发动过一场相当凌厉的攻势。３月１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说什么“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毛主席１９５９年关于反经验主义的话“现在仍然有效”，要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同一天，姚文元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造谣说毛主席十多年来多次重复了“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个意见。此后，江青到处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党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并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三、四月，北京、上海两地主要报纸“反经验主义”的文章连篇累牍。邓小平看穿了他们借“反经验主义”来攻击周恩来和他本人以及老同志的用心，即就张春桥３月１日片面强调经验主义危险的讲话向毛泽东请教，请教时并谈到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于４月２３日在新华社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对江、张、姚等作了批评。毛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毛要求“此问题提请政治局一议”。４月２７日，政治局开会讨论，批评了江青等人。５月３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再次批评江青等人。他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还嘲讽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泽东还继１９７４年７月、１２月之后，第三次谈到“四人帮”，告诫他们“‘四人帮’不要搞了”，还非常不满地说：“我叫他们不要搞，他们还要搞。”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于５月２７日和６月３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王洪文、江青作了口头和书面检讨。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从未有过的。
在整顿初见成效、这一回合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邓小平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看到，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虽是尖锐的、严肃的，但并没有完全失去对他们的信任。毛肯定他们“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对他们不承认有“四人帮”也并不十分介意。对“反经验主义”的错误，还承担责任，说自己对(姚文元)文章中的问题“没有看出来”，“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并认为“不要小题大作”；但又指出，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对邓小平主持会议采取“讲多少算多少”、“不要把话都说完”的做法，毛很满意，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毛泽东当时对“四人帮”的态度，既造成了对“四人帮”斗争的有利时机，又使得同“四人帮”的斗争十分艰巨和复杂。同时，随着整顿在各个方面展开和向纵深发展，势必要进入“四人帮”控制的、深受“文化大革命”之害的文艺、教育、科技、出版、理论等领域，斗争必将更加尖锐。总之，整顿的全面展开与深入，同“四人帮”斗争的尖锐与复杂，迫切需要有一支强有力的理论队伍，有一个能战斗的写作班子，从理论上、从舆论上支持整顿，与“四人帮”进行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击溃“四人帮”，夺回思想阵地。所以，邓小平在6月上旬再同胡乔木谈话，具体商量政治研究室的组成人选，坚决排斥“造反派”的掺入，并要求政研室“分管学部”，其意是在将可以同“四人帮”对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理论队伍组织起来。这是邓小平在整顿的全局中投下的重要一着。
邓小平对政研室的成立抓得很紧。６月８日同胡乔木谈话以后，６月１５日即在给政治局的关于成立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编辑《毛选》第五卷的报告中，同时提议：“另，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先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同志组成，以后再吸收一些人，特别是年青一点的，培养作理论工作。此事亦请一并提政治局审议。”经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报毛泽东圈阅同意，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遂正式成立。负责人除上述报告中提到的六人之外，又增加了邓力群。他后来成为政研室在邓小平领导下同“四人帮”斗争的中坚之一。６月２２日下午，胡乔木即到中南海西四院上班。６月２４日早上，胡乔木在中南海召集政研室领导成员开会，胡绳、吴冷西、熊复、于光远、李鑫等出席。下午即开始办公。７月４日开政研室首次会议。7月5日，国务院办公室发出通知：“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国务院已设立政治研究室。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同志组成。”
与此同时，经毛泽东批准，还成立了由康生、邓小平、胡乔木组成的三人小组(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负责《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具体工作也由政研室来承担。在此之前，３月２９日，康生同胡乔木谈了毛选编辑工作。4月4日，李鑫把《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三篇已经整理过的文稿送给胡乔木重新整理。４月１２日、１５日，胡乔木同李鑫等商谈了《论十大关系》等文稿的整理问题。６月２１日，胡乔木请示邓小平，确定参加毛选编辑工作的人员，确定先把《论十大关系》整理好。
第三次 １９７５年６月２９日[4]
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他说，政研室一定要把哲学社会科学部管起来。
胡乔木提出，在政研室负责人中由胡绳分工管，胡绳在十大时就是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代表出席的。邓同意。乔木又说，不过学部的政治工作要请国务院政工组管，行政要请国务院办公室管。邓都同意，并说，胡绳本来也不擅长这些。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提出，学部要办个刊物。
后来(确切时间不详)，邓小平还对胡乔木说过：学部可以出好多刊物，哲学，经济学，每个所都可以出，现在先集中力量出一个综合性的。写文章要利用各种周年纪念，例如《整顿党的作风》发表多少周年纪念，这样题目就多。许多专业后继无人，现在能看病的，也就靠几个老专家了。
说 明
这次谈话是在党中央、毛泽东批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后进行的。在谈话中，邓小平对政治研究室的任务进一步作明确的交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原由教育部代管。教育是重灾区，整顿教育的任务十分繁重，代管学部，力不从心。所以邓小平将这项任务交给胡乔木。因为上一次(６月８日)谈话中，对“分管学部”这一项工作胡乔木表示“负担不了”，所以这次谈话交代“一定要”把学部管起来。邓小平并同乔木商量，具体落实了组织领导，业务、政治、行政三个方面都明确具体的人或单位分管。同时还提出“要办个刊物”的任务。如果说，“分管学部”是在信任我国最大的、有组织的这一支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基础上，抓住了这支队伍，掌握了对这支队伍的领导权；那末，“办个刊物”就是建立自己的阵地。因为当时的主要思想理论阵地，如北京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学习与批判》杂志，都被“四人帮”控制。所以，在一时难以夺回的情况下，创建自己的阵地就显得十分迫切。
这次谈话之后，胡乔木就与有关方面酝酿学部领导人选。７月９日，向邓小平汇报了向中组部提出的学部临时领导小组人选问题。７月１７日，胡乔木即召集学部三位新领导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谈话，明确了任务和分工。第二天即向邓小平汇报。办刊物的问题也不断催促，逐步落实。
邓小平抓的这两件事，引起“四人帮”及其走卒的极端仇视和恐慌。上海的朱永嘉、王知常得知这个消息后感到很紧张，加紧商量对策。据后来王绍玺揭发，当时朱永嘉、王知常议论说：“邓小平这个人识货，这批大秀才别人不肯用，也不敢用，他一下就都抓到手里，成了他的办事班子和参谋班子。”朱还说，“我们的《学习与批判》办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什么象样的对手。……《思想战线》(按：即学部拟办的刊物)一出来，那可成了不可忽视的对手。”朱永嘉后来交代说：“我当时埋怨张春桥、姚文元怎么不抓学部，将来总是个祸害。如果要抓，我去搞几个月，就可以把机器开动起来。邓小平一抓政治研究室、学部，我认为对立面起来了”。他后来还托人去向张、姚建议抓政治研究室。
第四次 １９７５年７月９日[5]
邓小平召集政研室负责人开会。政研室七位负责人除邓力群未出席外都到会。他们是：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
会议第一次阅读并讨论拟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稿《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讲到，对犯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不要幸灾乐祸(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２８４页)。邓小平说，现在很多人就是不实行这一条。邓小平说，党的基本路线一定要有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不然路线就是空的。又说，路线不是空喊。
邓小平向到会者传达了７月初毛泽东同他谈话时对文艺工作的意见：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传达后，邓小平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双百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邓小平说，毛主席最近关于百花齐放方针问题和文艺工作问题作了指示，我向政治局作了传达，准备讨论一次。邓小平说他不熟悉这方面的情况，要政研室帮他收集一些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等方面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
邓小平还说到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问题。他说，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科学，这样要赶超世界水平不行。
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昨日（７月８日）中组部确定、经国务院系统告知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人选（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邓小平说，学部在适当的时候要考虑安排学术界人士担任副主任。
说 明
７月９日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７月１０日)，胡乔木即召集政研室负责人开会。这是政研室成立后的第二次会议(第一次会议在７月４日召开)。出席者为政研室的七个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会上，胡乔木先讲了政研室的性质、任务，接着传达了毛泽东７月初关于文艺的指示，并说，他理解主席说小说诗歌没有，是指老作家的小说诗歌没有。会议根据邓小平关于进行调查研究，收集文化、科学、教育、出版四方面执行双百方针情况材料的要求，议论了题目与分工。胡乔木就教育方面出了四个题目：教育质量(包括毕业生的程度如何评价)，学习时间，教师、学生的活动，基础课在课程中的地位。工作方式主要通过个别联系，从自己熟悉的人那里了解有关方面的情况，征求意见。邓力群提出可以同科学院的郁文联系。胡乔木说，郁文曾对他说过，周培源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发表后，南方有人不同意，说这是刮理论风。胡乔木要邓力群顺便叫郁文把这个情况写个材料。会后，邓力群要郁文写科学院各主要学科研究工作情况，同时要他写关于周培源文章的材料。郁文写的材料经邓力群交给了胡乔木。
政研室的人员和办公地点按任务分为两部分。以编辑《毛泽东选集》为主要任务的，在中南海西四院。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在那里办公。政研室的经常工作由于光远和邓力群负责，这一部分人在武成殿(现已拆除)办公。邓小平交的调研任务，主要由于、邓二人贯彻执行。
７月１１日，于光远、邓力群向刚调来政研室的王子野等五位同志传达了１０日会议的一些内容，具体布置了任务。在这次会上，邓力群提出关于“三突出”这个题目。他说，现在一些文艺评论文章把京剧革命样板戏的“三突出”说成是适用一切艺术形式的创作原则，是不妥当的。他请王子野翻阅报刊文章，把有关“三突出”的论述，摘抄整理成一个材料。王子野等查阅了１９６９年以来北京、上海的几种主要报刊，在整理关于宣传“三突出”的材料时，发现自１９６９年１１月以来“双百方针”提得极少，一个同志从《样板戏评论集》上发现以样板戏演出单位和“初澜”名义发表的好几篇文章，毛主席关于文艺方针的四句话，都只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三句话，而不引“百花齐放”这一句，正好从指导方针和文艺理论批评方面同毛泽东7月初批评创作上“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相印证。(后来在“四人帮”直接控制的《红旗》、《人民日报》、《文汇报》三种报刊上初步查核统计，从１９６９年１１月到１９７５年６月，有１８篇文章砍掉“百花齐放”口号，共１９处。)王子野等将报刊中砍掉“百花齐放”的情况也摘抄整理成一份材料。邓力群即把材料交胡乔木。
胡乔木读了这两份材料后，觉得砍掉“百花齐放”这份材料提出的是一个原则问题，值得送给邓小平看。不过因为材料比较长，所以写了一封短信，大意说这个材料很费了工夫，值得看一下。统计数字表明这几年双百方针宣传的确比较少，特别是毛主席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四句联用的话，在一段时间里只用了三句。关于“三突出”的材料，也提了一两句，说也可看看。这信同两个材料在７月２３日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有一次对胡乔木说，这个材料能说明一些问题。[6]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４日，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时，运用这个材料揭露和批评“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他说：“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7]
“四人帮”割裂和篡改毛泽东思想的这一罪证被揭露，七、八、九、十月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又有一系列指示，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在“百花齐放”口号等问题上作暂时的表面的退却。在张春桥授意下，文化部创作办公室于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１２日向出版机关发出了一个《样板戏剧组文章若干提法修改方案》，第一段“关于文艺方针的提法”说：“６９年以来，所有样板戏剧组文章，大都是提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改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完整提法。”但是，“四人帮”贼心不死，在１９７６年“四五”运动被镇压以后，他们在报刊文章中又重新将“百花齐放”砍掉。真是道地的复辟!
这次谈话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邓小平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意见。他从我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高度，阐明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科学研究的关系。针对“四人帮”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教条主义和以生产斗争代替科学实验的实用主义，指出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在整顿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一手抓了社会科学和思想理论，一手抓了科学技术。在领导力量安排上，他要胡乔木“分管学部”，派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胡耀邦于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８日就职，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组长为郭沫若)。十分高明，非常得力。以至后来“四人帮”将这一配备谑称之为邓小平手上的一把“二胡”。
第五次 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８日[8]
下午，胡乔木到邓小平处。邓小平告诉胡乔木，《论十大关系》整理稿毛主席已看过两次，作了批示。并告知毛主席的“批示”和“第二批示”。胡向邓报告了有关编辑《毛选》的一些设想：五卷编辑情况要写报告；六卷也要编出；及早翻译。此外，就有关工作问题谈了以下各点：
一、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经中组部批准的“学部”的人事安排和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分工情况。
二、胡乔木带了三、四月间的一些关于反经验主义的报刊材料给邓小平。邓说：这些算什么，有些文章还指着我的鼻子骂。
三、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熊复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干部了解情况遇到的困难，说明政研室收集文化、教育等方面双百方针执行情况需要组织。
四、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他所了解到的关于电影《创业》受压制的情况和人们的议论，认为文化部对这部影片的处理很不对，过严过死，所以新片子少。这样领导文艺，很难达到创作繁荣、百花齐放的目的。邓表示同意。
说 明
７月９日邓小平同政研室负责人阅读、讨论胡乔木接手重新整理的毛泽东文稿《论十大关系》以后，胡乔木于７月１２日写就《关于〈论十大关系〉整理稿的几点简单说明》，指出：“这个整理稿是根据主席１９５６年４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和1956年5月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两个记录稿综合整理的。”说明中列举了整理稿中一些内容和文字上的修改之处。７月１３日，邓小平将胡乔木主持重新整理的《论十大关系》送毛泽东审阅，附送了胡乔木写的“几点简单说明”。邓小平在送审报告中说：“《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毛泽东审阅后，当天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７月２２日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读《论十大关系》，胡乔木列席。江青等认为稿子整理得还不大够，提出一些枝节问题。邓小平回答：主席已看过两次，有什么问题，待最后付印时再请示。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个诞辰，1976年12月26日，《论十大关系》在《人民日报》发表。
邓小平对胡乔木整理的《论十大关系》很满意。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４日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邓小平说：《论十大关系》这篇是谁整理好的?是乔木同志主持，整理了好几稿才搞出。在这以前搞了好几遍都不行。这次文字上下的功夫很不少。整理后的文字，理论、逻辑很严密，成了一篇理论文章，哲学文章。
邓小平对学部工作抓得很紧。在６月２９日第三次谈话之后，他就要中组部提出学部负责人人选，并要一位副总理召集国务院办公室、政工组和原代管学部的教育部作正式通知。７月９日读毛泽东文稿时，胡乔木即告邓小平，已经向中组部提出，学部由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三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经国务院系统通知。７月１１日，政研室负责人开会谈了学部工作，确定胡绳联系学部。会后向邓小平写了简要报告。邓批请李(先念)办。７月１７日，胡乔木即召集这三位学部新领导开会。由教育部李琦介绍情况，胡乔木谈了工作方针与三人分工，要他们开始工作，对他们说：“不能再走老路，但对老路要有分析。”会上还确定准备把下去的业务人员调回来。所以，７月８日谈话一开始，胡乔木即将学部组织已经落实，工作已经开始的情况向邓小平汇报。
胡乔木向邓小平谈电影《创业》的情况和看法，主要依据是贺捷生(贺龙之女)给他送的一份材料。贺捷生当时常去胡乔木家。她得知７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对文艺创作中“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的现象深为不满，批评“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又了解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要了解文艺工作中执行“双百”方针的情况，遂邀约几位作家、诗人商量怎样反映情况。他们认为江青等人指责电影《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有严重问题”予以扼杀最为典型，能够击中要害，成为打破其文化专制主义的突破口。于是整理一份材料，将《创业》如何备受群众欢迎，江青等人又怎样竭力压制，详尽写出，送交乔木。乔木在这次谈话时把这份材料的主要内容向邓小平谈了，得到邓小平的认同。
胡乔木认为贺捷生他们写的材料虽反映了情况，但还不适于上送。所以，在这次向邓小平汇报之前几天，胡乔木已对贺捷生表示，希望她找《创业》编剧张天民上书；在这次谈话之后，胡乔木又请熊复找诗人李季写信。他说，李季同志从延安时候起就有声名，那时毛主席就知道他了，现在又因受压制离开了文艺界，到了石油战线，他写这封信是最恰当的人选。(后因李季患病住院，李又没有参与《创业》创作，胡乔木对王子野代为起草的信稿又不满意，故此信未写成。)
就在７月１８日胡乔木和邓小平谈话的这一天，张天民分别给毛泽东和邓小平写的内容相同的两封信已经写好。张天民信中叙述了电影《创业》创作与公映的经过，对文化部核心组批判《创业》的“十条意见”提出不同看法，并“建议应该重新上映”。７月２２日，贺捷生把张天民写的致邓小平的一封交给了胡乔木，致毛泽东的一封交给了王海容。胡乔木很快把信转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又及时交毛泽东。７月２５日，毛泽东在张天民给邓小平的那封信上写下了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详见７月２６日第七次谈话)
下午，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因看望一位老同志，顺便到了中南海西四院。胡乔木向邓小平谈了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编辑工作的一些打算。又谈了调干部的问题。邓小平说，干部主要看是不是顶用，不要怕人家有意见。
说 明
“顶用”是邓小平选拔干部的一条主要标准。在这次谈话之后十天，８月３日，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领导班子问题一定要抓紧解决，要找一些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邓小平文选》第２卷，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第２版，第２５页)“要选有能力的人，选到了要好好培养。”(同上，第２６页)
第七次 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６日[10]
邓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负责人一起第二次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正在读的时候，邓小平接到了毛泽东７月２５日对张天民给邓小平信所作的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他当场就向政研室的负责人宣读了一遍。读后说，文化部处理问题太粗暴，连《创业》这样好的影片也不许放映，还有什么百花齐放?
胡乔木讲了《创业》作者写这封信的情况，说文化部的十条意见绝大多数站不住。胡乔木还批评拿“三突出”原则作为一切创作的标准，就不符合百花齐放的方针；文化部长期不提百花齐放，评论文章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四句话只说三句，把百花齐放砍掉了。
胡乔木要邓力群把有关电影《海霞》的争论给邓小平讲一下。邓力群刚在前一天(7月25日)将该片编剧谢铁骊、导演兼摄影钱江联名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交胡乔木请邓小平转送。他简要介绍情况后说，有了《创业》的批示，关于《海霞》的争论就解决了。
邓力群又讲了一下关于“三突出”的问题，说：一些报刊文艺评论文章把它说成是适用于一切艺术形式的原则，对“三突出”有绝对化的倾向，我不同意。邓小平说：是啊!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还需要有讽刺文学。人民代表大会每次都有侯宝林当代表，而且主席每次开会都要问一问有没有侯宝林。
说 明
在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４日，即《创业》编剧张天民给毛泽东写信前四天，毛泽东就文艺问题又一次谈话，对“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的状况不满，指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使文艺“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所以，《创业》作者７月１８日的信，写得正是时候。
毛泽东在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中写明：“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所以，毛泽东支持《创业》作者、批评“四人帮”的这篇批示，在文艺界传播得特别迅速。长期受压制、打击的文艺工作者奔走相告，热烈拥护。在批示精神的鼓舞下，对文化部头头们也有公开揭发、批判的。“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爪牙则既怕又恨。江青后来叫嚷，张天民告了她的“刁状”，毛泽东的批示是“抄了文化部的家”。
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对《创业》作出批示之后，在人们心目中，向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最为简捷而灵验的方式。政研室负责人在转送《创业》作者的信以后，又陆续经邓小平向毛泽东送了若干材料。主要有：
电影《海霞》编剧谢铁骊、导演兼摄影钱江７月２５日给毛泽东的信，申诉受到压制，要求影片《海霞》影片通过发行。毛泽东７月２９日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１９７５年８月８日贴出的学习毛泽东关于《创业》批示，尖锐批评文化部的大字报。毛泽东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按：你，指邓小平。)
萧劲光(海军司令员)８月２０日写给邓小平的信，揭发上海报刊发表《刁小三的逻辑》、《八路军的“样子”》攻击军委扩大会议。
中华当局干部周妙中９月３日给邓小平的信，对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和社会科学研究、出版工作、图书馆工作等提出一系列建议。邓小平写了处理意见报毛泽东。毛泽东圈阅。
《化石》杂志编辑张锋给毛泽东的信，反映办刊困难和科学院的一些情况，毛泽东９月６日给来信加了标题：“一封诉苦的信”，批示：“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
冼星海夫人钱韵玲９月２７日给毛主席的信，要求举办纪念冼星海逝世３０周年、聂耳逝世４０周年音乐会。毛泽东１０月３日批示：“印发在京中央各同志。”１０月下旬，政研室负责人又转交李德伦给邓颖超的信，邀请她听音乐会。
按照安定团结、落实政策的方针，政研室向党中央、国务院开列了邀请出席１９７５年国庆招待会的科技教育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人士的相当广泛的名单。国庆招待会后，胡乔木于１０月１３日又将载有《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的学部《政工简报》第３１期送给邓小平，请他考虑要不要转送主席。邓小平于１０月１５日送毛泽东。１０月１６日，毛泽东作了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
姚雪垠１０月１９日给毛泽东的信，请求支持他完成长篇小说《李自成》的写作计划并解决出版问题。１０月２３日胡乔木转呈毛主席。毛泽东１１月２日作了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周海婴１０月２８日给毛主席的信，反映鲁迅书信和著作出版以及鲁迅研究等方面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提出建议，请求帮助解决。毛泽东１１月１日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在７月２６日读毛著选篇的中途得到了毛泽东关于《创业》的批示，很自然地联系到“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并谈论到另一部受压制的电影《海霞》，因为就在７月２５日，该片编剧谢铁骊、导演兼摄影钱江也给毛泽东写了信，通过邓力群、胡乔木送邓小平转交。
关于电影《海霞》的争论，情况是这样的：１９７３年元旦，周恩来在接见电影工作者时提出希望三年之内把故事片这个空白填上。１９７５年初，故事片《海霞》摄制完成。周恩来于春节期间调看此片，予以肯定，并建议放映此片招待国际友人。江青一伙拒绝执行，还说此片“基调很坏”。于会泳等秉承江青旨意，于１９７５年６月下旬查封了全部底片和样片。还以文化部名义三次致函北影全体职工，说《海霞》“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发动批判。
前面已经提到，毛泽东继7月初同邓小平谈话批评文艺工作之后，７月１４日又就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发表谈话。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很快在文艺界传开。大约在７月２２日或２３日晚上，《海霞》编剧谢铁骊和８３４１部队驻北影厂的军代表惠宏安一起到邓力群家中，向他反映江青一伙压制电影界和关于《海霞》争论的情况。谢铁骊说，现在文化部决定既不按第二次修改稿放映，也不按第三次修改稿放映，而要回到第一稿，意在一边放映，一边进行批判；并且把几次的的底片封存起来，不让原摄制组人员参加。谢很着急，想直接给毛主席写信申诉，要求邓力群帮助他转送这封信。邓认为文化部的做法不妥，同意转信，但要他认真考虑道理是否站得住，即他们的影片在政治上和艺术上是否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标准和双百方针的指示。建议他重读一下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有关论述。其次，认真考虑信中写的事实是否站得住。邓说：如果这两条都站得住，我可以转，否则我不能转。毛主席对《创业》批示后两三天，谢就把信送到邓处。信开着口，署名的还有钱江。谢说他重读了毛主席的著作，认为是站得住的。后来，邓力群即把这封信交给了胡乔木。７月２６日谈话中邓力群认为，有了《创业》批示，《海霞》争论也就解决了。但邓小平还是将胡乔木转交的这封信立即转送毛泽东。７月２９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７月３０日晚，邓小平、李先念等八位政治局委员审看《海霞》，谢铁骊、钱江参加。审看后政治局讨论决定，电影《海霞》按作者修改过的影片上映。
对于政研室转呈谢铁骊、钱江给毛主席的信,“四人帮”恨之入骨.江青攻击说:“他们就是重视那个《海霞》,而且为了《海霞》,那可是开创我们党的记录,历史上没有过的,下命令让中南海的放映员去抄文化部主要负责同志的家,而且下命令让所有政治局委员都要去看。”
第八次 １９７５年８月８日[11]
邓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负责人一起第三次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谈了以下一些问题。
８月初，胡乔木要计委搞一个关于企业党委的材料。计委同志找北京几个企业的党委书记开了座谈会，整理了一个材料。胡乔木说，看后得出一个概括性的看法，现在很多企业里实际上实行的是“党委书记一长制”。邓小平听后说，现在需要解决企业的体制问题。如果将来工代会的制度健全后，革命委员会是否还存在?那时恐怕还是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还说，部队里事事都集中到党委也不行，必须还有各种职能机构和指挥系统。
在谈话中，因提到泥塑老艺人杨士惠，谈到要开设专科学校，邓小平就说：现在许多专门人才都有后继无人的现象。北大有个半导体专家黄昆，现在学校让他改行了，很可惜。胡乔木接着讲起华罗庚在哈尔滨几乎病死，科学院陪去的同志不负责。说华罗庚死了还不知谁来后继。还说李四光的遗著整理就很难。
邓小平对胡乔木说，你送我看的科学院和冶金部关于调查首都和鞍钢技术人员使用情况的汇报材料已看过了，不必转送主席了。科学家张文裕有个很短的谈话，讲科研工作赶不上生产发展的需要。这个谈话好，已送主席了。
关于《海霞》，邓小平说，《海霞》这部影片不算很好，但可以放映，文化部压制是不对的。他还说，文化部对一些问题的处理很成问题。现在的文化部恐怕办不好《人民文学》这个刊物。胡乔木说，文化部搞反“行帮”。实际上是压制不同意见。
在这次谈话之前，胡乔木曾把《文汇报》发表的三篇借古讽今的批儒文章(１９７５年６月２８日《儒家路线上台的历史结局——谈肖望之的宦海沉浮》和７月１２日《赵高复辟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儒家势力存在，社会就不得安宁》)的剪报送给邓小平看。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提到此事时说，这些文章我早知道了，由他去骂嘛!
说 明
这次谈话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
一、邓小平谈了企业领导体制与企业管理问题。
１９７５年６月，邓小平提议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他说，前一段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都是一个一个地解决，光这样不行，要通盘地研究。(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九期(１９７６年３月２９日)，第4页)务虚会从６月１６日开始，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王震、谷牧、余秋里等参加。会议开了近两个月，揭露了“文革”中经济工作的问题，研究了今后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编制第五个五年计划和十年长远规划作了准备。务虚会上提出要搞一个关于工业整顿的文件，７月起，在李先念副总理主持下由计委负责起草（房维中执笔），７月２５日拿出了初稿。这次谈话中，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调查研究企业党委的情况，邓小平谈论企业领导体制问题，也是针对着整个工业整顿和为着起草这个文件的。
在领导体制方面，邓小平明显地对“革命委员会”表示了否定的意向，主张“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个主张，当时没有写进条例中去，粉碎“四人帮”后，经过反复研究和试点，才正式恢复，八十年代又进行了改革。在企业管理机制方面，邓小平主张建立各种职能机构和指挥系统，发挥它们的作用，不能事事集中到党委。这个指示，后来写进了９月２日《工业二十条》的稿子中，文为：“所有企业，都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强有力能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负责管理指挥企业的日常生产活动，及时处理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不能事无大小，都由党委直接处理，妨碍党委抓大事。要按照生产的需要和精兵简政的原则，建立精干的职能机构。这些机构，必须面向群众，面向基层，面向生产第一线，同群众管理密切结合起来，搞好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
８月１８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主持召开会议，对李先念主持起草的文件《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８月１７日稿，共十四条）进行讨论。政研室负责人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出席。邓小平就加快工业发展的有关问题讲了重要意见(见《邓小平文选》第２卷)。此后，政研室即参加这个文件的修改(在胡乔木指导下，于光远、邓力群自始至终参加，吴冷西从１０月下半月起参加)。首先按照邓小平的意见增加几条：以农业为基础；整顿企业管理，加强责任制；质量第一；按劳分配；增加工矿产品出口，进口先进技术；等。文件由原稿的十四条增为二十条，于８月２２日写成。８月３１日下午李先念主持讨论。认为文件的政治部分没有提起纲来，前几条要重写。要找一些企业座谈讨论。９月２日改出一稿（为十八条），３日送李先念、纪登奎、谷牧。他们认为这个稿子过于尖锐，还得改，不能拿出去。９月４日至１２日在北京请北京、上海等地的二十个企业负责人座谈，仍用８月２２日的稿子。１０月８日又改出一稿（二十条）。１０月９日拿到在北京出席农村工作座谈会的十二个省、市委书记中征求意见，得到普遍赞同。10月中旬，胡乔木又先后同纪登奎、谷牧商量修改，在政研室内多次讨论。10月21日至22日又在国家计委进行讨论。修改稿于10月25日完成，共二十条，拟交1975年10月25日至1976年1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但在10月29日的国务院会议上张春桥不同意，认为文件太长，又未引“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语录，故没有通过。胡乔木等对文件又作了一次修改，仍为二十条，标题稍有调整，篇幅压缩了一半以上，成１１月３日修改稿。这时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开始发动，终于未付讨论。后来“四人帮”放在小册子里作为“大毒草”批判的，只是９月２日的那一稿的一个错漏很多的传抄本。
在《工业二十条》的修改过程中，胡乔木讲过不少意见。主要是：
(1)强调《工业二十条》要像《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那样，讲清楚毛主席的工业路线。在工业建设中，毛主席过去早已解决的问题，要坚持下去。现在发生的问题是离开了毛主席的工业路线而产生的。要把毛主席有关语录排列成章，作为加快工业发展的思想理论基础。这方面站住了，就可以势如破竹，所向无敌。
(2)要把工业“二十条”搞成带思想性理论性的文件，原来的稿子只是一些方针政策的规定，写得干巴巴的，没有吸引力。文件一开始要大讲加快工业发展速度的迫切性。要迫切陈词，同外国比，我们落后几十年，一定要争时间，抢速度，浪费时间是犯罪；说明加快发展是经济任务，也是政治任务。各条的写法，先要讲正面道理，然后再讲目前存在的问题，然后回过头来讲问题如何解决，也不难解决。要讲恢复过去传统的一贯的做法，达到过去最高水平，说明应该做到，也不难做到。现存问题的严重性要摆出来，使人印象深刻，不能容忍，非整顿不可，当然也不要造成今不如昔的印象。现代化是“红线”。整个文件要拿二十五年实现现代化的“红线”贯串起来。
(3)要把加快资金积累同加快速度联系起来，放在文件最前面讲，说明这不是“利润挂帅”；学习外国才能加快速度，这个道理也要放在文件开头讲；整顿企业一条，要增加内容，要批判无政府状态，要针对我们企业中的情况从理论上讲清楚无政府主义的问题，说明搞无政府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在体制方面，强调反对党委书记一长制，强调建立工业中独立的生产指挥系统；关于按劳分配、劳动竞赛等问题，要引毛主席语录来说明一定要实行，现在不敢理直气壮讲这些问题不好；学大庆要像学大寨那样，有几条具体标准，说明怎样才是大庆式的企业；等等。
二、邓小平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
科技和人才是这次谈话议论的一个热点。邓小平为许多科技部门专门人才后继无人而忧虑，为科研工作赶不上生产发展的需要而忧虑。从谈话可见，他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当时，整顿科技，改变我国科技落后面貌，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已经是他注视的重点。按照邓小平的部署，胡耀邦从７月１８日到中科院视事以后，即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准备写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了。政研室也抓了科技情况的调查研究，胡乔木会前向邓小平送了首都和鞍钢技术人员使用情况的汇报材料，会上谈了华罗庚和李四光的情况。
８月８日谈话中提到的一些材料，在９月２６日邓小平听取胡耀邦汇报科学院工作时又一次谈到。邓小平说，鞍钢科技人员比重少，不是多了。又说，有个搞半导体的，是个老科学家，叫黄昆，北大叫他改行教别的，他不会。半导体所请他作学术报告，反映很好。他说这是业余研究的。这种人是大量的，学非所用，应当发挥作用。不然，是对国家最大的浪费。……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调到科学院半导体所当所长。
三、邓小平对“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说“很成问题”。
涉及的具体问题除压制影片《海霞》以外，还有《人民文学》复刊和所谓“反行帮”。
关于《人民文学》复刊。早在１９７２年春，原《人民文学》负责人已按周恩来关怀下制定的《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精神，着手准备《人民文学》的复刊工作。但“四人帮”百般刁难，不予批准。结果筹办班子被迫解散，复刊计划被打入冷宫。1975年7月，在毛泽东连续几次对文艺问题谈话、批示的情势下，《人民文学》复刊工作重又提上日程。这时，“四人帮”又忽然热心起来，企图将这块阵地抓到自己手里。１９７５年８月２５日，张春桥亲自召见他们在文化部的一个亲信谋划，很快就配备好了他们的骨干。９月８日，张春桥在文化部给中央政治局的复刊报告上首先批了“拟原则同意”。邓小平赞成《人民文学》复刊，但不同意由文化部办。他在８月８日这次谈话时说，“现在的文化部恐怕办不好《人民文学》”，就已表示了不让《人民大学》落入“四人帮”掌握之中的意向。所以，在这份复刊报告上，他针锋相对写了以下批语：“看来现在这个文化部领导办好这个刊物，不容易。”使“四人帮”攫取对《人民文学》领导权的图谋一时不能得逞。到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四人帮”对此进行反攻倒算，在“两校”大批判组写的一篇文章中诽谤邓小平“抡起‘整顿’的大棒，诬蔑文艺界新的领导班子，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连个文艺刊物也办不好”。
关于“反行帮”。１９７５年上半年江青布置文化部系统批判所谓“行帮”，以此排斥异己，镇压群众，巩固他们在文化界岌岌可危的统治。他们的阴谋遭到群众抵制。毛泽东７月谈话和批示后，对所谓“反行帮”已经是群情鼎沸了。就在这次谈话的这一天，中央音乐学院李春光贴出的大字报中，有一段话抨击了所谓“反行帮”。他写道：“批‘行帮’。什么叫行帮?据说就是宗派。很好。这是该批的，非批不可。但是你们文化部头头有没有行帮?你们有没有‘哥们儿义气’，有没有‘好处想着点’，‘问题兜着点’?有同志发言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指出你们有行帮，而且指出你们是文艺界危害最大的行帮。我对这个意见表示支持，对这种敢于直言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表示钦佩!”他又举了几个例子，说明在“反行帮”中受批判打击的都是在创作中尽了心力的正派之人，“批行帮就批此类人，名曰反宗派，不知要想干什么。”
第九次 １９７５年８月２１日[12]
下午，邓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负责人一起第四次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读完后吃饭时谈了以下问题。
８月１５日中央印发了毛泽东８月１３日关于《水浒》评论的谈话。胡乔木问邓小平：主席的指示是针对什么的?是不是有特别所指?邓小平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是主席用三个月的时间听读《水浒》得到的看法，要人整理出来的意见。决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
在这次谈话之前，邓力群把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写的一张学习毛主席关于《创业》批示、批评文化部的大字报交胡乔木转送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说，中央音乐学院的一张大字报已送给主席看了。
胡乔木向邓小平谈到政研室调干部的问题，说：我们想调一些能独立工作的中年干部，可是比较困难。邓小平说：是啊，中年干部在全党全国都是缺的，现在最需要的是中年干部。
邓小平讲到刘冰等人给毛主席的信(8月13日)，说：清华有人告迟群发酒疯，你们知道么?我把他们的信转给毛主席了。胡乔木问北大、清华的具体工作实际上是什么地方管?邓小平说：北京市委。胡乔木说：北京市委怕管不了。教育部也不会管得了。当初毛主席抓六厂二校，情况是正常的，现在毛主席不再管了，不知谁在管。清华、北大是全国最重要的两个大学，办得怎么样，对全国是要发生影响的。要管还得由主席管。可能有些具体事情主席不知道，有机会把北大、清华的有些情况向主席反映反映，这样北大、清华的领导工作中的问题才能解决。
在下午谈话前，当天上午，胡乔木把萧劲光给中央的一封信和所附７月上海报刊上发表的两篇反对军委扩大会议的文章转给了邓小平。
说 明
这次谈话涉及四件事。
一、关于评《水浒》。
毛泽东８月１４日审定关于《水浒》评论文本的当天，姚文元就给毛泽东写信说，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提出将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和他的这封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批示“同意”。胡乔木看到８月１５日印发的中央文件后，从“四人帮”利用历史、小说、电影等搞阴谋的一贯伎俩，怀疑其中包藏祸心。所以在这次谈话中问邓小平，毛的指示是针对什么?是不是有特别所指?邓小平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决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
毛泽东这次对《水浒》进行评论的经过是这样的――
毛泽东于１９７４年７月１７日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上批评了江青，第一次提出“上海帮”，告诫“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以后，即离开北京到外地，于１９７５年４月中旬才返回北京。这时，毛泽东因患白内障双目近乎失明，已长期不能看东西了。为毛泽东读书的北大古典文学教员芦荻，先前曾听到传闻：毛泽东讲过《水浒》是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８月１３日即向毛泽东请教此事。毛说，那两句话是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按：应是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时讲的。)接着，芦荻又请教：既然如此，那么《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毛泽东回答芦荻的问题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他还说：“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他还指出：“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毛泽东指示：“《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毛泽东对《水浒》的这番评论由芦荻记录整理，毛泽东于８月１４日审定。
从上述过程可见，毛泽东的评论，是对《水浒》这部小说人物形象和认识意义而言的。他指出了这部小说的主要的政治倾向和社会价值，确如邓小平在８月２１日谈话中所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可是，韬晦一时的“四人帮”借评《水浒》又活跃起来，他们肆意歪曲毛泽东的评论，猖狂地制造反周反邓的舆论。８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开会就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在９月１２日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前和１７日会议期间，江青又在大寨大讲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明目张胆地影射诬陷攻击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主席”。围绕《水浒》评论，开始了又一场尖锐的斗争。
这次谈话后不久，胡乔木提出政研室要写评《水浒》的文章，要“从与众不同的角度评论《水浒》”。９月上旬，胡乔木同政研室其他几位负责人一起议论了文章的构思，确定了写作班子成员，指定由吴冷西负责。胡乔木说，要研究《水浒》的各种版本，研究宋史中关于梁山的史实；要着重写农民战争的规律性，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对农民战争的局限性、皇权主义要作出分析，还要参照外国农民战争的历史。胡乔木企图从农民战争的历史、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论证毛泽东对《水浒》评论的意义。同时，他要北京图书馆选编马恩列斯论农民战争的语录和解放以来关于评价《水浒》的观点摘录等资料。
二、关于李春光的大字报。
李春光当时是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系的青年教师。在８月２日和４日该系学习讨论毛泽东关于《创业》批示的会上，他先后三次发言。会后，他把发言整理成文。８月８日，以《在学习会上的发言》为题贴出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旗帜鲜明，尖锐泼辣，针针见血，击中“四人帮”的要害。如批评扼杀《创业》的“十条”说：“我认为‘十条’在理论上是荒谬的，逻辑是混乱的，作风是霸道的，政治上是有害的，不利于安定团结，是和安定团结唱反调、唱对台戏的，是反对安全团结的。”“你们搞这个‘十条’，一不要马克思主义，二不要民主集中制，三不要群众路线，四不要无产阶级纪律，你们是目无王法!这么搞，究竟是为什么呢?”对文化部几个头头不听周总理的指示，作者愤然写道：“总理的话，你们可以置若罔闻。你们是国务院的下属机构，你们竟可以不服从国务院总理!……你们所采取的这种态度，为亿万人民所不容!”大字报对文化部在干部政策、理论研究、压制创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都摆出具体事实，淋漓尽致地予以揭露。大字报还直指江青的样板团“搞什么乌烟瘴气的鬼名堂!”“大家有意见，但是不能讲。讲了就是‘炮打’。”责问文化部“负责人”：“什么时候讲过半句自我批评的话?什么时候容忍过半句批评意见?你们一句话就是玉皇大帝的圣旨，大家只能‘唯唯’，‘诺诺’。”大字报贴出后，震动很大，群众争相传告，“四人帮”则竭力封锁，不准传抄。
但纸是包不住火的。政研室负责人邓力群有一个侄子，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星期天到他家来，向他讲了这张大字报。邓力群认为这是毛主席关于《创业》批示传达后，第一个比较强烈的反响，即让侄子去抄来。邓的侄子到音乐学院抄大字报时，这张大字报已经被煤堆遮盖起来了(这也是“封锁”之一法)。他就找到了李春光家，征得同意，要来底稿，抄后送给邓力群。邓力群看了大字报，感到虽不免有用语尖刻、提法欠妥之处，但总的说来写得很有气势，击中要害，应该向上面反映。邓力群写了二、三百字的简要情况，连同大字报抄件一起，第二天即交胡乔木送邓小平。从这次谈话可知，邓小平很快把李春光的大字报转送给毛泽东了。毛看后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据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四十三期（１９７７年３月７日），第６页；第四十七期（１９７７年６月２８日），第７页。)
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此事被追查，作者遭迫害。于会泳竟造谣说“邓小平已将李春光的大字报作为十二月份搞政变的材料了”，立即下令将李春光隔离审查，并准备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开大会批斗。
粉碎“四人帮”后，在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７日首都文艺界万人批判“四人帮”大会上宣读了这张大字报的一些主要内容，激起到会群众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三、关于干部问题。
重视中年干部的作用，强调“最重要的是中年干部”，这是邓小平在干部问题上的又一个重要思想。这次谈话之前，他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就讲过：“要选一些比较有实际经验的稍微年轻一点的干部进领导班子，五十岁的、四十岁的，能有更年轻一点的就更好。”(《邓小平文选》第２卷，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第２版，第２６页)这次谈话之后，他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９月２６日在听取胡耀邦科学院工作汇报时，他说：“四十多岁的人，搞十几年了，现在的工作，主要是依靠四十多岁的人来搞。好的管党，管后勤工作。”在９月底听取胡乔木、吴冷西汇报政研室调干部的一些考虑时，邓小平又说：老中青三结合，主要是要调中年干部。调来了马上顶用。还要身体较好，可以出去搞调查的。在九、十月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他又指出：“老中青，现在要着重注意中。这里所说的中，就是现在四十多一点的干部。这些人至少有一二十年的工作经验，有些还有上十年的领导工作经验。发现一个好苗子，要让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来”。(《邓小平文选》第２卷，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第２版，第３６页。)
四、关于刘冰等人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
这封信写于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３日，由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吕方正四人联名，写给“小平同志转呈主席”，反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官做大了个人野心也大了，飞扬跋扈，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搞家长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越来越重”等问题。邓小平所说迟群“发酒疯”，在此信所附材料中有具体说明：“十大和四届人大后，他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没有当上部长，多次大哭大闹，不接电话，不看文件，不工作。连续几个星期不分昼夜地吃安眠药、喝酒、睡大觉。烧毁了两床公家被褥，不刷牙、不洗脸，装疯卖傻，躺倒不干。深夜一个人跑到校外马路上、野地里乱窜，惊动了清华、北大一些教职工四处寻找。大发雷霆，骂不绝口，乱蹦乱跳，撞坏眼睛，摔裂肋骨。把公家的几套茶具统统摔碎，把两张大写字台的玻璃板全部打碎，……骂这个‘混蛋’，那个要‘滚蛋’。……”“在谢静宜同志面前讽刺挖苦，在背后骂她‘一个臭机要员’，‘当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后来，在一次基层干部会上，他突然闯来，狂呼大叫：‘我是反革命，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讲这些话，你们回去都给我传达。’影响极为恶劣。”
８月２１日谈话以后，胡乔木曾经想了解清华大学调整院系的情况。他听说迟群曾多次讲过，清华所有的系第一专业都是斗走资派；迟群把系科搞得很乱，甚至把有长期传统的电机系取消了。胡乔木谈起这些情况，说应该向上面反映，好让上面知道这个学校的领导问题不解决不行。李鑫跟他说，清华、北大的事都是毛主席直接管的，你千万不要插手。但当李琦于１０月１３日找胡乔木转刘冰等反映迟群在清华问题的第二封信时，胡乔木还是当晚就亲自送到邓小平家里。
关于为萧劲光转信，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４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刁小三的逻辑》。同时，也是上海的杂志《学习与批判》第７期发表《八路军的“样子”》。这两篇文章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对解放军进行诬蔑，把解放军同胡传葵的汉奸部队相提并论。攻击我军“把革命功劳当作伸手要特权的政治资本”，“漫天要价，高人一等”，“做买卖”“以贵凌贱”，跟《沙家浜》中抢劫群众包袱的伪军刁小三一样。这两篇文章是张春桥授意炮制的，是针对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６月２４日至７月１５日)而来的。这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以“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为指导方针，讨论军队整顿，解决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的问题。会上通过了安排退役干部的方案，规定：退役干部一般转到地方工作，工资待遇按地方的同等级别。基层干部可以当职工或者回原籍地、县、人民公社当干部。这个方案完全适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张春桥(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却竭力反对这个方案。他的反对意见在讨论中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于是授意写文章公开咒骂。
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在军队广大干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上海解放军读者曾向这两家报刊提出抗议，但他们拒绝承认错误。这件事反映到海军司令员萧劲光那里。８月２０日，萧劲光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并附上这两篇文章，请胡乔木转送邓小平。信中指出，这两篇文章“都是以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为名，以刁小三来影射解放军，对解放军进行攻击和丑化，用意是很恶毒的。”
胡乔木８月２１日上班后，即给邓小平的秘书打电话，说有重要的事要向邓小平报告，时间只要二十分钟就可以了，希望邓小平接见他。随后胡乔木就到邓小平那里。胡乔木当面转交了萧劲光８月２０日的信和所附两篇文章，对邓小平说，萧劲光认为《解放日报》上一篇文章很不好，是针对军委扩大会议的。胡乔木指出，《刁小三的逻辑》发表的时间是７月１４日，《八路军的“样子”》登在第７期。这两篇文章是影射攻击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胡乔木很激动，认为问题十分严重。胡乔木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要政研室的同志查一下当时报刊上还有没有类似的文章。
粉碎“四人帮”后，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０日，《解放军报》以“向群”笔名发表政研室写的文章《刁小三的逻辑和资产阶级法权》，副标题为“批判张春桥授意炮制的两篇反军黑文章”。
第十次 １９７５年８月２６日[13]
邓小平找胡乔木谈修改科学院起草的汇报提纲，吴冷西同去。
胡乔木谈了对提纲草案的意见，主要是提纲全文太长，思想性不够，文字也陈旧等。邓小平说，耀邦、李昌他们的稿子太长了，中央的同志没有可能看，要短一点。稿子涉及问题太多，不必要地太锋利，站不稳。话要少说一些，说多了，要说得稳当很困难。这个文件很重要，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你同耀邦他们一起议论一下，要亲自动手修改。邓小平还说，科学院是个有争论的单位，所以每一句话都不能轻易去说，无论说什么都要好好考虑，要慎重，不要什么话都讲得那么凶。他要胡乔木转告胡耀邦、李昌，要他们少在群众中说话，等提纲改好了，国务院通过了，毛主席批准了，让提纲自己说话，让群众在讨论提纲时自己说话。李昌主张科技大学直接从高中招生，实行半工半读。邓小平表示赞成。
胡乔木提出关于不管出版工作的事，邓同意乔木不管，说政研室事务性的工作不要管多了。吴冷西向邓小平谈了政研室调干部困难，只调来了十几个人。邓小平说，要抓紧调人，先调一批。选熟悉的人，以后逐步扩大。邓小平还把一位老干部要求到政研室工作的信交给吴冷西，要他们考虑是否合适。
说 明
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８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工业《二十条》)，发表了重要谈话(详见《邓小平文选》第２卷)，对这个文件的修改提了指导性意见。此后，他的目光就注视到另一个重要文件即《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上来。
四届全国人大以后，科学院由副总理华国锋分管。１９７５年７月，中央决定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要求他们提出整顿科学院工作的意见。他们于７月中旬到任后，花了二十多天时间，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他们查阅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文件，同院内外的一些同志进行了座谈，看了一些汇报材料，听取了华国锋的意见，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邓小平与胡乔木这次谈话，是就这个《汇报提纲》的８月１７日第三稿谈的。在此之前已有两稿。对第二稿，胡乔木提过修改意见。８月２６日谈话之后，胡乔木就受邓小平委托接手主持修改《汇报提纲》，政研室参加这项工作的负责人有吴冷西、胡绳。
８月２６日谈话过后一、二天，胡乔木即约胡耀邦、李昌等人开会，讨论汇报提纲的修改问题，吴冷西、胡绳参加。胡乔木按照邓小平的指示，谈了他设想的修改方案。最主要的是单独增加一部分，把科学院讨论稿上引用的毛泽东关于发展科学技术工作的指示，重新加以编排，并补充引证几条，使之成为较有系统的十条，作为科学院和整个科学技术工作的指导方针。还有就是把肯定“二十六年”放到突出位置以肯定“文革”前十七年的成绩，并明确发展方向与任务。其他部分大加压缩，以整顿来统率。
按照这个方案，这一稿把原来的六个部分改为三个部分。(一)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务。提出今后十年科学研究基本任务的三个方面：积极承担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若干综合性的重大科研任务；开辟一批新兴的科学技术领域；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二)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这一部分从十个方面引用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论断和指示。(三)关于科学院的整顿问题。列举了认真学习，落实政策，增强党性、消除派性，调整和健全领导班子，整顿机构等五项内容。对还在修改过程中的这一稿，胡乔木在９月３日开会时即当面向邓小平请示，得到肯定后又继续修改才完稿，成为交国务院讨论的稿子，也即９月２６日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所用的稿子，题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关于出版工作，邓小平７月９日谈话布置调研任务时也是其中的一项。政研室即由邓力群负责组织，到出版局版本图书馆去查了“文化大革命”这几年出版的书。据回忆，调查结果，总共约有十来万种，都是各种小册子，几篇社论编一本书，几篇文章编一本书，数目算起来不少，但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只有二十来本，其中还有不少是重版书(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由此可见，“文革”以来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确实是一片荒漠。这些情况也整理材料报送邓小平等。此外，７月于光远曾将出版局一负责人关于出版工作领导体制问题给邓小平的信经胡乔木转送。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支持，使当时“四人帮”通过文化部进一步控制出版阵地的企图未能得逞。
此后，有一位副总理曾两次找胡乔木，要他把出版工作管起来。胡乔木感到精力与时间实在不够，所以在这次谈话中向邓小平请求不管出版工作，得到同意。可是实际上隔不多久，邓小平还是要胡乔木过问出版工作。１９７５年９月３日，中华书局女干部周妙中写信给邓小平，提出有关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和社会科学研究、出版、图书馆工作的一系列建议。邓小平于９月１１日把这信送给毛泽东，并在上面写道：“主席：知你向来关心这些方面的问题，故送上一阅。拟交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乔木同志等研究处理。”毛圈阅后，邓把这封信转给在京政治局委员传阅。９月２２日信送给胡乔木，胡通知出版局准备开会商谈。后来因情况变化而未开成。
注释：
[1]所据材料：胡乔木 1976年2月23日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检查；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主席送的揭发材料(文件［1976］第237号)；胡乔木1976年4月2日的揭发、交代材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八期(1976年3月27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１月６日。
[2]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主席送的揭发材料(文件［1976］第237号)；胡乔木1976年4月2日的揭发交代材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八期(1976年3月27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２月２８日；胡乔木手记，在１月与３月之间，未标明日期，文为：中有一信拟写唯物主义未退。
[3]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九期(1976年3月29日)，第4页。
[4]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主席送的揭发材料(文件［1976］237号)；胡乔木1976年4月2日的揭发、交代材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三期(1976年3月13日)，第十八期(1976年3月27日)，第二十期(1976年4月5日)，第二十九期(1976年7月2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６月２９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６月２９日。
[5]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主席送的揭发材料(文件［1976］第237号)；胡乔木1976年4月2日的揭发、交代材料；胡乔木1976年2月23日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检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六期(1976年3月23日)、第十八期(1976年3月27日)、第二十期(1976年4月5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７月９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７月９日。
[6]《运动情况简报》第二十期第３页。
[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第２版，第３７页
[8]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4月2日的揭发、交代材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二十期(1976年4月5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８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８日。
[9]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4月2日的揭发、交代材料；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３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３日。
[10]所据材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八期(1976年3月27日)，第十九期(1976年3月29日)，第二十八期(1976年6月28日)；胡乔木１９７６年４月２日的揭发、交代材料；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６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６日。
[11]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4月2日的揭发、交代材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八期(1976年3月27日)，第十九期(1976年3月29日)，第二十期(1976年4月5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８月８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８月８日。
[12]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2月23日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检查；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主席送的揭发材料(文件［1976］第237号)；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三期(1976年3月13日)、第十六期(1976年3月23日)，第十八期(1976年3月27日)，第十九期(1976年3月29日)，第三十二期(1976年7月24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８月２０日、２１日。
[13]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主席送的揭发材料(文件［1976］第237号)；胡乔木1976年4月2日的揭发、交代材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四期(1976年3月15日)，第十八期(1976年3月27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８月２６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８月２６日。
参阅：
党史资料：1975年邓小平同胡乔木以及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进行的二十四次谈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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