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同姓同本什么意思:世界王牌特种部队实录（3）“以色列之王”

以色列之王 １９５３年６月，步兵第１６旅（耶路撒冷旅）旅长沙哈姆得到总参谋部的批准，对当时有名的阿拉伯武装领导人萨姆伊里的家乡，约旦的内毕·萨姆伊尔村进行报复袭击。沙哈姆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一个年轻的营长阿里尔（阿里克）·施奈曼。这个旅是预备役旅，阿里克当时正在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学习中东历史，同时兼任营长。

阿里克征募了七个人，五个是他原来的老战友，另外二个比较有意思——是他在学校里认识的同学。八个人匆匆忙忙地上了路，在夜晚潜入了那个村庄附近，准备炸掉那里几栋无人居住的房屋。但他们的炸药只把房子去掉了一层皮，而爆炸声却惊动了约旦军队，他们只好逃走，却又被大雾困在约旦领土上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回来。

沙哈姆对这次狼狈袭击的评价还是积极的：他们进行了报复，两次爆破，没有伤亡，没有被发现，可以说达到了目的。但阿里克可不这么想，这种拖泥带水的行动只能说明他们的手太生了，国防军必须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胜任这种任务的特种部队。沙哈姆当然也清楚这一点，因此，当总理本·古里安的首席军事顾问第二天来询问这次行动的情况时，沙哈姆乘势提议在这一地区建立一支特种突击队。

他的计划被分别送交总理和总参谋长，很快就得到了批准。总参作战部长摩西·达扬要求沙哈姆亲自指挥这支部队，沙哈姆却推荐了阿里克。

达扬问沙哈姆：“你认为他愿意放弃他的学业吗？”

当沙哈姆把这个消息告诉阿里克的时候，他的反应果然是：“我马上要参加历史考试了。”

于是，沙哈姆向他说出了那句有名的话：“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呢？去创造你自己的历史吧！”

一个月后，２５岁的少校阿里克被指定为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大约一年后，这位年轻人改名为阿里尔·沙龙。

沙龙给新成立的特种部队取了一个有点神秘的名字“１０１部队”。这个出身“哈加纳”的指挥官亲手挑选所有战士。他得到授权，可以在全军范围内挑选人。因此，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大约有３０名战士由于对他们所在部队不满意，纷纷投奔到这支全新的部队中来。沙龙的风格令这些战士着迷：他亲自接待他们，在吃饭时和他们自由地聊天，此外，他不像正规部队的指挥官那样麻烦，让士兵没完没了地擦武器，打扫营房。和他们先前部队的盲目指挥和机械服从截然相反，沙龙和他的军官小组鼓励首创精神，和有独创性的作战思想，并允许士兵们使用任何他们喜爱的武器，甚至不用穿统一的军服。沙龙使他的士兵意识到，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战斗集体，一支精心挑选的、出类拔萃的、个性鲜明的部队。

在整个国防军里，关于驻扎在耶路撒冷地区的，一支神秘部队的传闻不径而走，这种神秘感吸引了更多的志愿者来投奔。这些人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其中一些人是冒险家；另一些人是无法适应正规部队纪律森严的生活；还有一些人是真正意识到了建立这支部队的必要性，并愿意投身其中，这一部分人大多是前“帕尔马赫”的成员。然而，这种门庭热闹的局面并没有降低沙龙的择人标准，多数人因达不到要求不能被录取，一些人则在加入后又被淘汰。１０１部队在人数最多时也没有超过５０人，它在全程中只保留了一支仔细筛选过的精干分队，这个核心为今后的特种部队在人员水平上树立了一个标准。

对于局外人来说，坐落在耶路撒冷群山中的１０１部队萨塔夫基地更像是一个美国西部的小镇。基地的大门通常有两个武装警卫站岗，他们不刮胡子，穿着平民的汗衫，有时是缴获的敌人制服，戴着澳大利亚草帽或是埃及警察带穗的红毡帽，甚至是阿拉伯人的大头巾。手里的武器也是形形色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ＭＰ－３８到美国的汤姆森冲锋枪。

越过门口的两个牛仔，基地里，三四十个士兵在摆弄着花样繁多的装备，包括各式各样的冲锋枪、步枪和突击队匕首。国防军发给这支部队数量上不受限制的武器弹药，１０１的士兵成了这些军火毫不吝啬的“消费者”。他们常常即兴选择各种打靶目标，包括随手扔起来的罐头、无辜的鸽子和营房的墙角。此外，他们每天都要进行新奇的勇气和技巧的试验，如自己站在房子下面，向这座房子的顶上扔手榴弹，或是向岩石陡峭的悬崖上边冲锋边射击。

一间小屋里，沙龙正在设计每一天的训练计划，他把士兵们分成几个班，在他们中间造成一种紧张气氛，使他们彼此对立，从而形成毫不留情的竞争局面。渐渐地，沙龙开始将一些战斗小组派出去进行侦察和设伏训练。出发前，队员将讨论他们的行动计划、行动意图，毫无顾忌地提出自己的想法，最后由沙龙在这个基础上定下具体的行动方案。一旦方案定下，每个人都必须执行，但沙龙从不忘明确一点：如果偶然情况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原计划（这在战场上是经常遇到的），那么，他希望他们发挥创造力，使用必要的谋略完成任务。这一套制定作战方案的程序，后来成了以色列特种部队的一种典范。

士兵们化装成平民穿越边界，没有电台、医生，也投有任何后备的支援或营救措施。训练归来，每个人都必须如实地汇报，不能对战斗实况进行精确描述的士兵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被开除。

训练了约两个月之后，总参谋部开始派１０１部队出去执行任务。沙龙早就对国防部的消极措施感到极端不满。他认为，对付阿拉伯人袭击的最好办法就是主动进行强有力的攻击。在他的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这支部队执行了一些极不光彩的打击行动。１９５３年９月，他们在袭击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时，沙龙要求两组士兵用交叉火力射杀阿拉伯难民，结果，难民营中的１５户居民遭到杀戮，其中包括很多妇女和儿童。

那一年１０月１３日夜，以色列平民苏扎尼·肯尼亚斯和她的两个孩子在睡梦中被杀害。国防军决定对约旦城镇基比雅进行报复性袭击，那里住着约２０００户居民和约旦警卫部队、国民自卫队。１０１部队和伞兵营一起接受了任务，由沙龙统一指挥。下达的命令是炸毁一些居民房屋，将居民赶走。沙龙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行动的规模可大可小。但当他命令将１３００榜炸药装车的时候，１０１部队的士兵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他们在夜色中袭击了基比雅，炸毁了至少４５间房屋，致使６９人死亡，一半以上是妇女和儿童。这次袭击成了举国上下激烈争论的话题，批评的人责问，为什么要造成这么多的平民伤亡。

本·古里安总理在召见沙龙后颁布了一个公报称，袭击发生的那天晚上，没有任何一支国防军部队离开过基地。但事实上，政府的窘于承认，正说明了这件事给他们造成的巨大难堪。不久之后，１０１部队被解散，然而，这个举措与其说是国防军对这支部队的惩罚，还不如说是另有文章。实际上１０１部队得到了扩编——它的成员并入了８９０伞兵营，指挥官仍是沙龙。而沙龙很快将８９０营改造成了一个大号的１０１部队。

１０１部队前后只存在了五个月，但它在以色列特种部队历史上的地位无疑是里程碑式的。除了团队精神以外，在非常规作战战术，以及与此相应的训练和策划行动方法等方面，对后来的部队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１０１部队是第一支由总参谋部直接领导的（虽然编制在耶路撒冷旅），执行高度敏感任务的部队。它使得军方乃至国家的最高领导层直接意识到了特种部队的作用。尽管它在更多的时间里是在打击平民，但从军事角度上说，它使得当时相对虚弱的国防军，第一次有了可以成功地执行越界打击的力量，这为以后各支特种部队的相继建立埋下了伏笔。

１０１部队和伞兵营合并之初，自认为是精锐的伞兵们并不想把自己交给野蛮粗鲁的１０１部队的长官去指挥。沙龙刚上任，大多数伞兵军官便递交了辞呈，他冷静地一一接受，然后把自己的人派上岗位。在很短的时间里，他通过严酷的筛选，和１０１式的训练——徒手格斗、夜战、射击等等，将伞兵营变成了整个国防军里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在接下来的两年里，８９０营几乎包揽了全军所有的越界作战任务。

对于特种作战，沙龙有着其独特的，有时是异想天开的想法：当上面要求他抓一名叙利亚人以交换一名被抓的以色列人时，他命令伞兵们把一只大桶点上火放在公路中央。一名倒霉的叙利亚司机路过时，对这个突兀的大火盆甚是纳闷，因而停下来想看个究竟，伞兵们没费任何力气就捉住了他。还有一次，上面命令这个营去攻占一座埃及人占领的小山，当部队接近目标时，沙龙命令打开全部车灯，从正面大摇大摆地上去。他认为，强烈的灯光和有恃无恐，会让埃及人误把他们当成一支坦克纵队。事实证明，当汽车队在小山附近来回转时，埃及人退却了，根本没有对真正的袭击部队作出任何抵抗。

另一方面，战斗的胜利使得沙龙故态重萌，这支部队不久就表现出了１０１部队综合症。简言之，就是每一次任务，沙龙都以特有的狂热，使它超出上级原定的范围和程度，而且在事后总有理由阐明，为什么扩大行动是必要的。国防军当然需要他这种指挥官，但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了他的不可驾驭和捉摸不定。但这时的政治环境对沙龙是有利的，一方面，总理本·古里安、总参谋长摩西·达扬和新入主外交部的梅厄夫人都是对阿拉伯世界持强硬态度。另一方面，这支频频执行越界行动的部队，成了“整个国家进行集体报复的工具”（出自时任代总理的摩西·沙里特的日记）。伞兵部队的行动，甚至对中东地区的格局都产生了影响。１９５５年２月，以色列在加沙对埃及的军事基地进行了一次袭击。３８名埃军士兵被杀，４４人受伤，沙龙的部队阵亡８人。埃及的纳赛尔总统表示，由于这次袭击，他确信埃、以间的和平已成泡影，他被迫转向前苏联以获得援助，并与原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军售协议。说一次，不如说是这一年多来的一系列特种作战，而使得地区战略格局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进而在次年导致一场全面战争，这在特种部队战史上是不多见的。

同年，８９０营和新建的“纳哈尔”空降营、预备役伞兵营合并为２０２支队，沙龙任司令。至此，从１０１演变而来的这支特种部队，开始迈入大规模的正规军行列，并最终成为陆军最精锐的两支部队之一：第３５伞兵旅。沙龙作为特种部队指挥官的经历也大致结束。

１９７３年，随着埃及新总统萨达特的就职，埃、以的紧张关系在表面上有所缓和。沙龙从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处被告知，他不可能获得总参谋长的职务，而且，在年底南部军区司令任期届满后，连这一职务也将被解除。他递交了辞职书并获得了批准。他于７月离职，立即加入了自由党，准备在政界发展。但仅仅三个月后，１０月６日，埃及和叙利亚利用犹太教的赎罪日（那天，大多数以色列人都在犹太会堂祈祷，然后在家中静坐禁食），出动２００架战机和６０００门火炮同时从南北方向向以色列发动突袭，以色列三分之二的军事目标在１０分钟内被摧毁。埃及突击队强渡苏伊士运河，使以色列耗资２．５亿美元经营的巴列夫防线成了第二个马其诺。任南部预备役装甲师师长的沙龙再次被委以重任，率部从两个埃及军团的缝隙中强渡苏伊士运河，使埃及第三军团陷入重围，为以军在南线的胜利奠定了基础。１０天后，埃及被迫宣布接受联合国停火决议。就是在这次战争中，沙龙装甲师的士兵用白灰在坦克上书写了这样的字句：

亚伯拉罕·阿尔侬少校为自己正在计划组建的部队竭尽了心力，他预感到他们总有一天会成为全国防军最精锐的刀锋，以色列国不可缺少的力量之一。几十年后，当他长眠于耶路撒冷军人公墓时，他的国家对他的评价是：“陆军准将，保卫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无名英雄。”就一位将军而言，阿尔侬的确默默无闻，即便是在军界，因为他的贡献大多数是不能够公开的。

也许，每一个以色列民众都能够真切地感觉到这种贡献，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在贝鲁特，在突尼斯，在乌干达，在他们与劫后余生的亲人流着泪拥抱的时候，这支部队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在新闻保密检查极为严苛的以色列，这支部队时而被称为“国防军某精锐部队”，时而被称为“伞兵某部”，时而被简化成“某部”，而在无话不说的国际互联网上，它又被传为“２６９部队”，“参谋本部侦搜队”……

事实上，所有这些称呼都意味着同一支部队：ＳａｙｅｒｅｔＭａｔｋａｌ——国防军第２６２部队，总参谋部直属侦察营。

以色列官方的立场是，这支部队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

曾有一名美国人为全世界的特种部队推选排行榜，将这支神秘部队的综合战斗力排为世界第五。的确，总参侦察营的装备水平远非世界最先进，官兵待遇也远谈不上最优越，但在冲突不断的中东，战斗本身就是这支部队最主要的训练课程之一，这是其他任何部队都无法比拟的，认真论起实战来，这个营的排名可能还要靠前一些。

任何国家的任何军队，都毫无例外地珍视自己用血写的荣誉，每一支王牌部队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事，总参侦察营的故事是这样的：

“阿尔侬少校成了情报部队中的教父，就像地下世界万能的主宰者那样，如果出现了什么用常规手段难以应付的棘手问题，人们会去找他。”一位美国人在撰写有关阿尔侬的文章时，很自然地说出了上面的这段话。的确，阿尔侬和好莱坞那位著名的柯利昂先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亲手缔造了一个坚忍、高效、但不能公之于众的行动组织。在这方面，他们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但在阳光下面，他们则尽量做到默默无闻。

亚伯拉罕·阿尔侬１９３０年生于耶路撒冷，他一生中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就是组建并塑造了总参侦察营。

他出生的年代正值动乱时期，故乡耶路撒冷当时正是一座被暴力和仇恨包围的孤城。阿尔侬很早就参加了以色列人的武装组织——１７岁那年，他参加了“帕尔马赫”。一年之后，他已是著名的“哈雷尔”旅第四营的战士，在伊扎克，拉宾旅长（后任以色列总理，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４日，因倡导中东和平遇刺身亡）的率领下，参加了以色列独立战争中最残酷的打通耶路撒冷交通生命线的“血路”之战，和战争后期在南线的大反攻。

这名经常沉默寡言，很少流露感情和想法的战士，很快就被上级认为是搞秘密情报工作的天然材料。战后１９４９年，他被选调到作战部情报局，即后来的总参情报部。２７岁那年已升至少校军衔，负责一个向阿拉伯国家布建间谍网的秘密单位。这个单位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以色列收买间谍和告密者。阿尔侬经常行踪诡秘地出没在耶路撒冷和其他城市的穷街陋巷，在不惹眼的安全点内与各色各样的情报贩子和敌国叛徒接头：付钱、收货、布置任务、讨价还价……这是一件肮脏的工作，天生伴随着敲诈和背叛。但阿尔侬不得不耐心地、日复一日地与这些人打交道。事实上，由于没有像样的侦察情报部队，这些人在当时几乎是国防军惟一的情报来源。

使阿尔侬决定放弃这项工作的重要原因是：这种获取情报的方式和他本人对侦察情报工作的理解相差甚远。告密者提供的情报质量不高，经常是第二手甚至是第三手的，可靠性值得怀疑，但又根本无法证实。此外，情报局当然想主动地搜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但阿尔侬只能从告密者提供的情报中进行挑选，就好像在一家别扭的餐厅里，不能点菜，只好有什么吃什么。

在那些日子里，阿尔侬看得最多、反复琢磨的一本书是英国特种部队创始人大卫·斯特林上尉的回忆录《勇者胜》（Ｗｈｏ Ｄａｒｅｓ Ｗｉｎ）。上尉在书中回忆了二战期间指挥突击队在北非沙漠中与德军战斗的经历。这无疑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但阿尔侬可不是看来解闷的，这位沉默而睿智的情报官在多年的工作中已经建立起了这样一个坚定的观点：以色列国防军必须建立一支侦察部队去从敌人那里主动直接地获取情报。而为了有能力这样做，这支部队必须由最优秀的人组成，接受最先进的训练。斯特林上尉创立的英军特别空勤团（ＳＡ－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ｉ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是一个现成的、再理想不过的范本。

在建立侦察部队这一点上，阿尔侬的观点与总参谋长摩西·达扬将军是一致的，将军本人也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提了出来，但不幸的是他不久就退役了。继任总参谋长拉斯科夫将军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恰好相反：经过１９５６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周边环境相对安定，国防军要做的是大力加强常规部队的建设，以色列国防的基石是空军、装甲兵、伞兵、海军……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建立情报部队并不是一件急着非办不可的事情。将军手下的参谋们，大多数一直在正规军中服役，当然也是这样想的。

于是，阿尔侬关于成立侦察部队的建议在总参谋部及作战部情报局里，成了一件很令人头疼的麻烦事——少校坚韧得像一株老藤，他不停地游说、争取，向所有的上级和同事们反复说明，为什么国防军需要情报部队，尽管他们对他的构想和蓝图根本不感兴趣，但阿尔侬兴致高昂，而且百折不挠。最终，受够了折磨的总参谋部决定和阿尔侬幽默一下——默许他着手组建和指挥一支他想要的那种特种部队。在阿尔侬看来，这当然是个伟大的胜利。但上面的真正意思其实是图个耳根清净，把这个成天嗦的家伙打发到荒凉的沙漠里，去训练那支不存在的部队好了，他可以随便干点什么——只要离开特拉维夫。

欢天喜地的阿尔侬准备着手征募部队，但他还没真正开始，就有传言出来说，上面已经对这个决定感到无味，要终止计划。恼怒的阿尔侬开始给他认识的高级军官们打电话，请求他们帮忙，这些军官不久也被他烦得不行了，开始躲避。看到这一招没有效果，焦急的阿尔侬，甚至对上级用上了他搞情报的那一套：１９５７年的灯节，他给总参谋长拉斯科夫将军送去了一柄贵重的镶满黄金和宝石的阿拉伯弯刀。这次幼稚的行贿当然没有成功，但过了不久，阿尔侬终于情急智生，为拉斯科夫将军安排了一次异想天开的绝密演习：他将手下的一名精干军官埃利·吉尔打扮成阿拉伯人，在他的大背袋里放满了标有“绝密”字样的“国防军文件”，然后，将他打发到戒备森严的北方叙利亚和以色列的边境处。只有拉斯科夫将军、阿尔侬、国家警察总监和吉尔本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吉尔在重兵把守的边境地区转悠了好几天，才被以色列边防警察抓住，警察被从他身上搜出的东西吓了一跳，立即将他逮捕，连续审问了两个星期——据说中间还夹杂了一些拷打——但这个操着纯正阿拉伯语的间谍，只承认自己是达乌德，其他的一概不招。两个星期后，国防军出面从无计可施的警方手中领走了这个间谍。阿尔侬向拉斯科夫将军保证，“达乌德”将是这支侦察部队中每一名官兵的范本。

这次演习收到了比弯刀更好的效果，印象深刻的总长终于签署命令，正式授权阿尔侬去沙漠里组建国防军第２６２部队。当然，总长屈服的主要原因，大概仍是因为受不了纠缠，但阿尔侬得到这纸形同充军的命令后还是大喜过望，意气风发地揣上一本《勇者胜》，上任去了。

在给阿尔侬的命令里，并没有附带通常应该有的一些配套内容：２６２部队的人员编制、作训任务、相应的教材和教员、经费、后勤保障……实质上，这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阿尔侬首先找到他在“哈雷尔”旅４营时的老上级，时任装甲兵司令的大卫·埃拉扎尔将军，将军慷慨地向这支不属于自己麾下的部队，提供了给养和必要的装备器材，这才使部队得以生存下去。事实证明，这支部队后来在将军担任总参谋长期间没有令他失望。

在人员方面，最先参加这支部队的只有“达乌德”和阿尔侬在“帕尔马赫”年代的几位老战友，还不到一支篮球队的规模。阿尔侬首先要自己出去招兵买马，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这种征兵方法在国防军内相当普遍。他首先想到了前国防军内最有本领，同时也是最不遵守纪律的战士：从１０１部队和后来的伞兵侦察连退役的老兵。阿尔侬翻查了这两支部队封存已久的老档案，从中挑选出了第一批中意的战士。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退役，是因为１０１部队和伞兵合并后，受不了正规部队一本正经的纪律约束。而阿尔侬恰好对形式上的东西倒并不在乎：和一般想象中的不同，２６２部队在起初很长一段时间内，看上去是松松垮垮的，官兵们早上穿着拖鞋和睡衣三三两两地溜达到食堂，打着哈欠自己煮咖啡和煎鸡蛋。后来，当２６２部队开始向正规化发展时，后任的营长们花了不少力气纠正这种从“帕尔马赫”部队一脉相承下来的游击习气。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阿尔侬从原１０１部队里发掘出了梅厄·哈峋。哈峋是１０１部队侦察兵出身，与伞兵合并后担任过伞兵侦察连长，曾被摩西·达扬誉为，以色列最出色的突击队员，后因伤残退役。阿尔侬通过哈峋的几个老伙伴将他请出山，聘请他担任部队的第一任教官。在哈峋为部队编写的第一批作训教程前，２６２部队惟一的教材就是那本《勇者胜》。在沙漠和荒野上的无数个夜晚，２６２部队的第一批战士围坐在帐篷里，无比激动地聆听阿尔侬朗读书中的章节。直到今天，总参侦察营的新兵在新训合格正式入伍的时候，仍然会得到一本《勇者胜》。到了后来，部队朗读的教材又多了一项：每个周末，官兵回家过安息日之前，阿尔侬都会把他们聚集到一起，给他们朗读哈峋的作战日记。

渐渐地，阿尔侬的旗下聚集了一批１０１部队的老兵，形成了部队的骨干。但为了扩大规模，２６２部队当然要从常规部队中选拔人才。当时，全国没有几个人知道这支部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有的新成员都是由老成员介绍，再由阿尔侬亲自考核合格后再加入的，这一点并不像军队，倒像个严格一些的俱乐部。比如说，某个老兵向阿尔侬推荐了一个有潜力的战士，阿尔侬便会不动声色地赶到那个部队去，暗地了解“发展对象”的情况。觉得满意后，阿尔侬会为他安排一些题目去做，这些题目当然不会很容易，甚至还显得有些奇怪。比如，阿尔侬会要求一个候选者，给他来一次间谍电影里的那种接头：候选者穿着指定的衣服，在指定的公共场合，腋下夹着指定的报纸或杂志，等着和他根本不认识的人接头，直到这时他本人也不会知道，这是因为有一支部队看中了他，正在考试。在进行这种考试时，阿尔侬无一例外地亲任考官，候选者在执行指令上的任何一点错误和纰漏都不会被原谅。

除了作为特种兵的能力之外，阿尔侬并不挑剔候选人的其他条件，如族群等。以色列从建国前就一直存在着阿什肯纳齐犹太人和塞法拉迪犹太人两个族群，前者是指从东欧回来的犹太人，这一批人大部分是建国前移居的，是以色列建国的主干力量，一般来说，相对教育程度高，生活水平也要好一些。后者是指从中东和北非移民回来的犹太人，很多是建国后才回来的新移民，相对贫困，教育水平低，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低。应当说，直到今天仍受到一定的歧视。但阿尔侬则认为这些人更熟悉阿拉伯国家情况，这是他们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向他们敞开了部队的大门。后来，从这些人中间走出了非常多的优秀特种战士。阿尔侬当然也同样招募从美洲移民的犹太人，这位队长只关心一件事，候选人能否成为优秀的战士。和塞法拉迪犹太人相比，阿什肯纳齐犹太人在加入部队前还要多过一关——去内格夫沙漠的贝都因人部落中，填鸭式地学习阿拉伯人的风俗习惯。

２６２部队是一支情报侦察部队，它的成员必须是一种复杂而全面的战士。也就是说，要一点狡黠，一点无畏，一点冷酷，一点凶狠，一点隐蔽……阿尔侬要做的就是在这些因素中寻找出一个完美的平衡。

２６２部队的侦察兵必须精通化装渗透、判图行进、侦察和情报搜集、冷兵器格斗、轻武器射击、爆破……教官哈峋在训练方面表现出了无可争议的重要性，他将他在步兵分队侦察和战斗方面的一身本事，都尽量传授给了其他官兵。特别宝贵的是，他向新队员传授了１０１部队和伞兵部队越界作战的经验，而这正是他们所缺少的。在一些方面，哈峋有时甚至比阿尔侬对士兵的要求更为严格。阿尔侬要求士兵能够掌握他们在战场上可能找到的一切武器，而哈峋则进一步命令他们必须能用这些武器进行最熟练和最准确的攻击。在行军的时候，身有残疾的哈峋，比部队里身体最好的小伙子都走得更快和更远。他的学员认为，他所做的已经超出了人身能承受的极限，而他对此的解释是：如果说，在沙漠的烈日下武装行军５０公里而不准喝水，是一种残忍的训练方式的话，那么，在敌国的领土上武装行军１００公里而得不到一粒水米，则是一种几乎注定要出现的情况，２６２部队的每一个官兵必须要能够毫无痛苦地承受这一切。而他本人就曾带领伞兵侦察连的部队，创造过连续行军２００公里的纪录。此外，由于阿尔侬的努力，部队得以和以色列空军的第一支直升机部队进行协同训练。因此２６２部队也成了全军中最先掌握了利用直升机进行机降、侦察、攻击和撤离的部队。

在所有这些训练中，最为别致的一项被称为“解放”，就是说，乘夜间潜入附近的“基布兹”村庄，偷偷地解放老百姓关好的羊和鸡……然后再摘一些水果蔬菜，把它们带回驻地吃掉。有时这种“解放”行动是作为夜间野外识图训练后的一个即兴节目，后来在更多的时候则是专门训练项目。阿尔侬认为这种行动是训练夜间渗透的绝好方式，队员们也的确从中磨练出了一副来去无踪的身手。后来，营里一个机灵的小个子兵埃胡德·伯鲁格将这一点发扬光大，“解放”到北部军区司令的头上去了——偷了这位将军座车的汽油。由于后来这位小个子兵改名为埃胡德·巴拉克，成了一个尽人皆知的人物，这个故事也变成了在以色列国防军中代代流传的趣事。

１９６５年，未上完中学的巴拉克通过自学，同时考取了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和海法工学院。他找到阿尔侬，告诉他自己决定退伍。巴拉克的理由是：以色列看来很快就要与周边国家和解，军队已经不再是寻找挑战的年轻人应该呆的地方了。他甚至对阿尔侬描述出一幅十分乐观的前景：“再过１３年，我就可以带着儿子去黎巴嫩滑雪了。到那时，以色列需要的最后一种职业才是军人。”尽管阿尔侬对此坚决反对，巴拉克还是离开了军队。这使得阿尔侬非常生气。此后的两年中，他不肯直接与巴拉克进行任何联系，连个电话都坚决不打。但与此同时，他几乎是不断地派出手下所有和巴拉克有交情的人去游说他回来。两年后，“六天战争”打破了巴拉克的求学梦，他以预备役身份回到侦察营参战。战争结束后，他决定重新加入现役。然后，他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与阿尔侬见面。

于是，营长吉奥拉留在艾坦的机动司令部（设在一辆装甲车上）等待任务。副营长约尼·内塔尼亚胡和穆基等军官带着约１００名官兵在纳法村装甲师师部待命。第二天清晨，侦察营哨兵在晨雾中发现３架叙利亚军用直升机从北方飞来，立即发出了警报。开始大家还以为这些直升机是运送给养过路的，但不一会儿，三架直升机在纳法村东北方向约两公里处降落，消失在小山背后。约尼和穆基立刻回过味儿来——叙军机降部队！目的很明显，纳法村的以军师部！他俩当即命令全体官兵紧急出动。

侦察营部队在山背后下了装甲车，徒步向一山之隔的机降点发起进攻。侦察兵完全没有利用地形掩护，而是扣住扳机边打边迅速冲向被叙利亚突击队员占据的山头。离山头很近的地方，侦察兵同时投出手榴弹，随着爆炸的烟雾冲上了山顶。没有给敌人半点喘息之机，迅速消灭了山上还没来得及散开的叙利亚突击队。然后，约尼和穆基各带一个分队在山上搜索战场，在一个反坦克壕中，发现了叙利亚突击队的残部，将其全歼。叙利亚突击队的少校指挥官投降。据这位指挥官交待，叙利亚突击队共有４２名。经打扫战场发现，叙军突击队４１人被击毙，１人被擒。侦察营仅亡２人，几人轻伤。

纳法村战斗后，侦察营的一支分遣队配合装甲部队参加了对叙利亚的反攻，另一部则参加了戈兰旅反攻叙利亚境内赫尔蒙山的战斗，攻克了赫尔蒙山主峰。还有一支侦察营的分队在战争后期转到了南线，配属给了沙龙的装甲师。

在这场战争中，侦察营从始至终没有接到过明确的任务，当然也没有发挥特种部队的独特作用，基本上被打散了分给各部队当步兵使用。战后，侦察营针对这个问题，对部队的职能定位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是研究特种部队在战争中的角色和作用，平时如何在训练和装备方面做准备。在这次改革中，侦察营建立了一支“翠鸟”预备役侦察分队，准备在战时配合空军作战。穆基·贝策尔上尉担任了“翠鸟”的第一任部队长。这支分队后来脱离了侦察营，被划归空军。

尽管侦察营努力使自己向配合常规战争的方向发展，但形势似乎注定这支部队要在非常规战场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从１９７４年开始，巴勒斯坦的一些激进派别开始在以色列境内发动一连串以劫持人质为手段的恐怖活动。这使得侦察营必须回过头来，认真面对这个问题。

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３日晚，３名属于巴解“民阵”的恐怖分子从黎巴嫩潜入以色列。第二天，他们在公路上扫射了一辆过路的坐满纺织工人的卡车，打死两名妇女，打伤司机，车失控后带着其他乘员坠入山谷。当夜，３人又潜入距边境约８公里的马阿洛特村，在杀死一名市政厅工人后闯入村民科恩家，杀死了科恩夫妇和他们３岁的孩子。次日清晨，这些杀手又闯入村里一座３层楼的学校，将１００多名中学生和教师扣押在２楼，要挟以色列释放２０多名巴解“民阵”人员。北部军区驻军和警察迅速包围了学校。但未采取行动，等待总参侦察营到场。

侦察营赶到现场后立即制定营救计划并进行部署，首先是安排狙击手从远处先击毙一名恐怖分子（狡猾的恐怖分子从不３人同时露面），然后由连长阿姆拉姆·列文率领一组从楼梯向二楼进攻，穆基率另外一组架梯子从窗口进攻。但是，侦察营当时虽然是全军最有特种作战经验的部队，但却从未进行过专门的营救人质训练。下午５点，政府批准了武力营救人质的计划。于是一连串的失误开始了：首先是狙击手为求准确没有瞄准恐怖分子的头部，而是瞄准胸部。被击伤的恐怖分子向同伙发出了警报。这样，从窗口突击的小组被警觉了的恐怖分子投出的手榴弹所阻挡。从楼梯进攻的那一组居然在忙乱中错跑到了３楼，耽误了宝贵的时间。折回２楼后，一名队员又错投了发烟弹，致使室内什么也看不见，突击队员不敢开枪。而丧心病狂的恐怖分子却立即向拥挤在教室里的学生开枪扫射，并投掷手榴弹，造成２０多名人质死亡，５０余人受伤。

马阿洛特惨案震动了以色列全国。已经升任北部军区司令的艾坦将军事后将侦察营长吉奥拉等军官叫到办公室。将军的批评虽然很尖刻，但也非常切中要害：

“也许你们懂得战斗，也许你们知道怎么越过敌人边境行动，也许你们在夜间突击中表现得十分出色。但在这一点上你们不行。我应该让戈兰旅的部队去干这件事，他们会干得更好些。只要我还在北部军区，你们就不要再想到这儿来执行任务了。”

总参侦察营当然感到无比的阵痛和耻辱，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更加清醒，立即进行了部队职能的第二次自我完善。根据总参的命令和授权，部队开始加紧准备国防军的全套人质营救作战方案，并召募了４０名新兵，组建了一支名为２６９部队的新分队，专门研究和训练与人质营救有关的课题。根据穆基的回忆录，２６９部队研究和训练的主要内容是：夺取别墅、楼房、船只、火车、飞机、公共汽车等任何可能被恐怖分子占据的目标，突入布满人质的房间，迅速辨认出恐怖分子并将其击毙。由于各种目标的结构都不相同，因此，对突击人员进入目标的方式、武器和火力的配置，以及行动人数等方面的要求也各不相同。侦察营为此认真制定了不同的战斗预案。然后，他们在各种建筑物和公共交通工具的模型和实物上反复演练，很快就研究出了包括狙击、通联、爆破、战斗和营救等一整套手段在内的人质营救技能。２６９部队集中了营里最优秀的官兵，成了一支专业化最强的人质营救分队（侦察营的其他分队也要协助２６９部队参加反恐怖作战，因此，全营官兵都要学习这些人质营救技能）。由于这支分队后来执行任务的机会较多，有些报道便误将２６９部队当成了侦察营的番号。

和以军多数特种部队一样，总参侦察营的新兵训练期为２０个月。以色列实行义务兵役制，士兵一共只服役３年（就是说，用于训练的时间超过服役期的一半多）。但侦察营这样的特殊部队，可以和新兵在入队前签署超期服役半年的合同（超期服役期间士兵享受合同兵待遇，月薪１５００～１７００美元，一般的特种部队付不起这笔薪金）。

以色列特种部队新兵训练主要分为三部分：

步兵基础训练、步兵高级训练、特种训练。

步兵基础训练为期四个月，各特种部队的新兵集中统一进行，训练地点原为国防军亚当特种训练基地。从１９９３年改为伞兵旅的萨努尔训练基地。主要训练内容是：步兵基本武器操作射击和单兵战术。与一般国家军队不同，以色列新兵基本训练课程中很少有通常的军人姿态和队列等内容，因为国防军极为重视士兵的实际战斗能力，对他们认为是“形式上的东西”能省便省，特种部队更是如此。

步兵高级训练为期两个月，在各部队基地进行。包括连规模战斗、近距离巷战、野外识图常识和直升机机降渗透基础等课程。

在步兵训练完成后，侦察营的新兵开始了漫长的特种训练，这是成为一名特种兵战士最重要的课程，科目繁多，难度很大，只有很少的人能够通过全部训练，成为侦察营的一员。主要训练内容有：

跳伞训练（三个星期），包括大高度高开伞（正常跳伞）和大高度低开伞（自由降落至低高度后手动开伞）。这部分训练在国防军伞兵学校进行。

特种部队小分队指挥培训（１～２个月），包括地形识别和特种部队小分队野战指挥。

反恐怖作战和人质营救训练，这是侦察营的重点训练科目之一，分基础和高级两个阶段。基础训练三个星期，高级训练五个星期，均在反恐怖学校进行。但学员完成训练回部队后，还要继续进行八个星期训练，由营里的教官执教。

全天候、全地形野外识图训练，这是特种训练最重点的科目之一，是侦察兵的基本功，也是最难通过的课程。各部队视各自需要不同，自行确定训练时间，侦察营的训练时间要长一些。这种训练通常在沙漠和丘陵等恶劣的自然环境下进行，要求士兵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地图上标定的数十个坐标点，并留下标记。一次野外识图训练，通常要持续几天甚至一星期，行程上百公里。１９９１年，总参侦察营两名新兵在内格夫沙漠训练时因脱水而死。但侦察营并未因此放松在这个项目上的训练。

狙击训练一个半月，分两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

在亚当特种训练基地国防军狙击学校进行步兵狙击训练，为期３周，主要内容是野战条件下的远距离狙击。

第二阶段：

在亚当基地国防军反恐怖学校进行人质营救狙击训练，主要训练１５０米内的近距离精确狙击，同样为期３周。单兵特种技能训练，包括工兵爆破、越野驾驶、徒手格斗等内容。

情报搜集训练，主要是培训观察、侦察技能和熟练使用通信器材。这部分训练在国防军情报和侦察学校进行，也分为基本侦察训练和高级侦察训练两个阶段。

阿拉伯语培训，总参侦察营原则上希望所有战士都掌握阿拉伯语，但是实际执行起来很难，所以只能对有语言才能的战士进行特别培养，对其他语言才能不太好的战士只能作一般化的要求了。

武器装备  在总参侦察营的训练课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要求士兵学会熟练使用各种武器装备。到目前为止，侦察营使用过的武器装备也的确是五花八门。在单兵武器方面，有以色列自产的，如“乌齐”式和“加利尔”式自动步枪；有从他国购买的，如美制Ｍ－１６系列自动步枪；还有从战场上缴获的，如前苏联的ＡＫ－４７自动步枪。总体而言，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主要武器是“乌齐”，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是ＡＫ－４７，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是“加利尔”，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是Ｍ１６系列卡宾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是从Ｍ１６Ａ１改型的ＣＡＲ－１５，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换成了新型的Ｍ４）。

目前，总参侦察营的标准单兵武器是美制Ｍ４卡宾枪（Ｍ１６Ａ２短枪管型）和同属Ｍ１６系列的ＣＡＲ－１５卡宾枪。美军特种部队现在也装备Ｍ４卡宾枪。它的通用性较好，可装备各种附件。在进行人质营救作战时，以色列特种部队通常根据不同需要在枪上加装以色列自产的反恐怖作战套件，包括准直式反射瞄准镜、４倍昼间瞄准镜、战术电筒、激光瞄准具、脚架、消音器和夜视仪等。此外，这种枪可外挂Ｍ２０３榴弹发射器，发射４０毫米低速小型榴弹，最大射程４００米，杀伤半径５米。

以色列特种部队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全面换装Ｍ１６系列卡宾枪。其实，以色列自产的“加利尔”也是一种不错的武器，惟一的缺点是不够轻便，不大适合特种部队使用。以色列决定用美制Ｍ１６系列卡宾枪替换“加利尔”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财政问题——由于中东和平进程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有较大进展，以色列国防预算逐年削减。Ｍ１６可直接用美对以军援款从美国购买，比从本国订购“加利尔”要划算得多。

在近战武器方面，以色列特种部队使用由以制“乌齐”式冲锋枪改进而成的“微型乌齐”。这种枪比大口径手枪略小，便于携带，射速为每分钟１５００发。近年来，西方各国特种部队普遍使用德制ＭＰ５系列冲锋枪，这种枪几乎在各个方面均优于“微型乌齐”。但以军特种部队仍独一无二地坚持使用“乌齐”，其主要原因可能还是预算问题——ＭＰ５系列极为昂贵。

对于从事人质营救作战的特种部队来说，手枪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武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总参侦察营主要使用意大利制造的０．２２英寸“贝雷塔”小口径手枪。主要是因为这种枪威力小，即使误伤人质也不易致命。但在１９７３的“少年之春”和１９７６年的恩德培行动中，小口径手枪的缺点暴露了出来：突击队用装了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向哨兵射击，两次均未能一枪致命，从而使哨兵来得及发出警报。从此以后，以军特种部队基本不再使用这种手枪。目前主要使用的是瑞士与德国合资制造的９毫米“西格绍尔”Ｐ２２６手枪和比利时ＦＮ“勃朗宁”手枪。

狙击步枪也是特种部队的重要武器，侦察营对于这一点尤为重视——根据以色列反恐怖作战大纲，侦察营担负反恐怖作战任务，因此，其每个小队中都配有４名狙击手，是一般特种部队的２倍。根据作战距离和要求的不同，各狙击手分别配备“毛瑟”ＳＲ８６型、美制７．６２毫米Ｍ２４型和１２．７毫米“巴雷特”８２Ａ１等型号的狙击步枪。有独立预算的总参侦察营还拥有其他部队想都不敢想的名贵武器——德制“黑克勒－科赫”ＰＳＧｌ半自动狙击步枪，每支单价在１５０００美元以上。

总参侦察营和其他两支担任人质营救值班任务的部队（海军１３中队和警方的“雅曼”特警队）都有三套武器装备：第一套是日常训练和作战的标准装备，称为“蓝色装备”，由队员随身携带。另外两套是在进行人质营救作战时使用的装备，一套存放在值班直升机内，称为“红色装备”，另一套存放在值班机动车里，称为“黄色装备”。在进行人质营救时，首先考虑用直升机赶往现场，在不能使用直升机时则乘车前往。

总参侦察营当前的驻地是以色列中部的希尔金基地，总参侦察营的实力一直是对这支部队感兴趣的人们关心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种猜测和说法是有现实依据的。下面所说的也仅是一个推测：

以色列特种部队的编制以小队为基础。但各支部队的小队人数差别很大，通常为１０～１５人，近似一个班的规模。在一些规模较大的特种部队里，小队以上还有近似连级分队的建制，可称之为“连”。

１９７３年“赎罪日战争”时，侦察营下辖４～５个连，每连下辖几个小队，全营实力约２００～２５０人（其中半数为预备役），接近正规步兵营的规模。

次年的马阿洛特事件后，总参授权侦察营增招４０名人员，组建专门的人质营救分队——２６９部队。至此，侦察营的规模得到进一步扩大。现在应该已超过３００人。

侦察营营长为中校，营部设有作战、情报、通信、后勤、军械等部门。营下设连，连长为上尉。连下辖小队，小队长为少尉或中尉，每个小队约１４人，其中１０名是侦察兵，４人是狙击手。

“萨耶雷特”  以色列的特种部队在全球闻名，但有趣的是，以色列没有“特种部队”这个词，所有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都被统称为“萨耶雷特”（Ｓａｙｅｒｅｔ）。在希伯莱语中，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侦察队”或“巡逻队”。虽然有些部队的性质离侦察和巡逻实在是差得太远了些，但也这么叫。因此，从称呼上，以色列的特种部队是看不出实际建制的。

传统的影响和现实的需要，使得以色列特别侧重选拔精干人员，组成规模小而效率高的特种部队，以至于今天在以色列国防军中充斥着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特种部队，代号名称更令人难以琢磨。要分清楚这些部队，的确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情报部队在以军中是一个独立的兵种，经过以军“跨越２０００”改革后，其所属的特种侦察部队统一划入在陆军下新成立的野战侦察司令部。该司令部下辖的部队中，除总参侦察营（Ｓａｙｅｒｅｔ Ｍａｔｋａｌ）是以色列无可争议的头号特种部队外，另两支部队规模并不大：“亚赫曼”（目标情报）部队是一支远程侦察部队，平时作为以色列北部边境的边界观察部队，战时为以色列炮兵搜索炮击目标。特种侦察组则是一支受过特种作战训练的目视观察情报部队，可以渗入敌后对重要目标进行目视侦察。

以色列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也较少，因此，其国防体制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常备军少，预备役部队众多，以备战时迅速扩充。陆军只有四个常备步兵旅，属步、伞兵司令部（以色列原来一直没有专门的特种作战司令部，步、伞兵司令部在相当程度上担负了这个职能，尤其是在指挥联合特种作战时）。这四个旅各有一个旅属侦察连，即戈兰旅（步１旅）侦察连（Ｓａｙｅｒｅｔ Ｇｏｌａｎｙ）、吉瓦提旅（步８４旅）侦察连（Ｓａｙｅｒｅｔ Ｇｉｖａｔｙ）、纳哈尔旅侦察连（Ｓａｙｅｒｅｔ Ｎａｈａｌ）和伞兵旅（空降步兵第３５旅）侦察连（Ｓａｙｅｒｅｔ Ｔｚａｎｈａｎｉｍ）。从字面看，很容易将这四个步兵侦察连的职能联想为单纯的侦察兵，实际上，这四支部队都接受过反恐怖作战训练，担负反恐怖作战任务。

戈兰旅组建于１９４８年，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全旅将士戴土黄色军帽，是目前国防军战斗序列中历史最悠久的部队，在独立战争中，从最北方的黎巴嫩边界，一直打到最南方的红海之滨，赢得了国防军第一旅的称号。独立战争后，戈兰旅在历次中东战争中，均立下了汗马功劳，现驻北部军区（以色列全国分为北、中、南三个军区）。戈兰旅侦察连以带飞翼的银色虎头为标志，号称“飞虎”，起源于独立战争中建立的特种侦察排，和这个旅一样，是国防军中历史最长的步兵侦察分队。在反恐作战方面，曾参加过１９７６年恩德培机场人质拯救行动。与其他步兵旅不同的是，戈兰旅还下辖一个“胡桃”侦察营（Ｓａｙｅｒｅｔ Ｅｇｏｚ），但这个营与旅侦察连担负的任务不同，主要是在以占南黎地区进行反游击作战。

第３５空降步兵旅通常称伞兵旅，戴红色贝雷帽，是以军两支王牌旅之一。１９４８年，国防军建立了第一支伞兵部队，后发展为伞兵８９０营。１９５４年，８９０营与一支名声不佳，然而却是军中精锐的１０１部队合并，并于次年扩编为２０２伞兵部队，参加了１９５６年的西奈战役。由于指挥官沙龙的轻敌冒进，２０２部队在米特拉山口遭受重大伤亡。战后，２０２部队的两个现役营——８９０营和“纳哈尔”空降８８营合编为伞兵３５旅。由于继承了特种部队１０１部队的血统，这个旅在战争中以机动灵活著称，现驻中部军区。伞兵旅侦察连源于１０１部队的侦察分队，建旅时成为旅侦察连，是特种部队中的特种部队，参加过多次著名的作战行动。

吉瓦提，意为山丘。这个旅组建于１９８３年，继承了独立战争中的老吉瓦提旅（第５旅）的称号，现驻南部军区，建旅时被授予紫色军帽。独立战争中的吉瓦提旅侦察连，是一个在沙漠中神出鬼没的吉普车突击连，到处突袭埃及部队，号称“参孙之狐”。新建的吉瓦提旅侦察连也继承了这一称号。

以浅绿色军帽为标志的纳哈尔旅，是建于１９８３年的一支新部队，驻中部军区。“纳哈尔”是“青年战斗先锋队”的简称，其前身是以建国初期建立的，一支担负军垦戍边任务的生产兵团。１９８３年“纳哈尔”部队建立了一个独立步兵旅，担负总部作战值班任务。以后由于部队任务的变化，纳哈尔步兵旅已经不再具有军垦部队的性质，并最终于１９９９年脱离“纳哈尔”部队序列，仅保留原有的“纳哈尔”称号。该旅侦察连曾在约旦河谷地带参加过边界反游击作战。

１９７２年５月８月，星期一。由布鲁塞尔飞往以色列卢德国际机场（即后来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比利时“萨贝纳”航空公司５７１航班正在飞越前南斯拉夫上空时，驾驶舱门突然被打开了。一名瘦小的男子用手枪对准机长拉杰兰德·利维的头，告诉他飞机被劫持了。

这位其貌不扬的劫机者名叫阿里·塔哈·阿布·萨尼纳，是“黑九月”组织中的劫机专家，４年前指挥了将以航班机劫往阿尔及尔的行动，迫使以色列政府释放了被其囚禁的“法塔赫”成员。３个月前，他又劫持了一架飞往阿登的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班机，让西德政府破费了５００万美元赎金。本次劫机是这位专家指挥的第３次行动。这次，他决定来一个更刺激的——不让飞机转向阿拉伯国家，而是继续飞往卢德机场降落。

飞机上还有他的三个同伙，一男二女，分别是：阿卜杜勒·阿齐兹·阿特拉什、莉玛·伊萨·塔努斯和特雷莎·阿斯哈克·哈尔莎。两位女士把手枪、手榴弹、两个２公斤的炸药包、电雷管和电池等好一大堆东西藏在化妆包和内衣里带上了飞机。飞机起飞后，她们到洗手间里取出了武器，两个男人持手枪，女人则持手榴弹。在萨尼纳控制驾驶舱的同时，他们分别占据了飞机上的要害位置，控制了乘客。

控制了飞机后，恐怖分子收缴了机上所有人质的护照，从９９名乘客和１０名机组成员中找出了６７名犹太人，将他们押到飞机后部看管起来，而非犹太人坐在前排。

１８时许，阿布·萨尼纳向塞浦路斯尼科西亚机场塔台通报了５７１航班被劫持的消息。５分钟后，尼科西亚机场塔台将此情况通报了卢德机场塔台。不久后，５７１航班与卢德塔台直接建立了无线电通联，通知他们飞机将在卢德降落。一个小时后，这架庞大的波音７０７飞机驶入了距卢德机场主楼约３公里的１６号滑行道。

经过４年前以航班机被劫事件后，以色列人对类似的事件已经有所准备。安全部门在接到５７１航班被劫持消息后，立即向有关部门发出了警报信号——“同位素”。这是以色列处理飞机被劫持，并迫降在卢德机场时的行动预案代号。不一会儿，机场塔台底层的房间里便坐满了国家安全的决策人物：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交通部长西蒙·佩雷斯，总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尔、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以色列·塔尔、空军司令莫蒂·霍德，中部军区司令拉哈万·扎维、南部军区司令阿里尔·沙龙，总参情报部长阿哈龙·雅里夫，步伞兵司令拉菲尔·艾坦……从塔台到总理梅厄夫人的办公室架起了直通军用电话线路。与此同时，总参侦察营值班应急分队也在营长埃胡德·巴拉克中校的带领下火速赶到了机场。

外面，阿布·萨尼纳正向塔台宣读一份冗长的、包括３１７名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人的名单。以色列必须释放这些人来交换人质。但他似乎没有想到，这时以色列的总理已经换成了以强硬著称的梅厄夫人，她选择的国防部长则是以色列的名将摩西·达扬。达扬首先确定的原则便是，绝不答应恐怖分子的要挟。

然后，达扬等人决定了一个三部曲式的方案：先让飞机无法起飞，然后尽量拖延时间，等各方面准备好后，在合适的时机发动突袭。

巴拉克带领一队侦察兵，从劫机者看不到的方向悄悄接近了飞机，打开了仍发动着的飞机引擎的油管。飞机下面的滑行道上立即聚起了一汪黑色的机油。然后，他们不声不响地悄悄撤了回来。几个小时后，巴拉克率侦察兵再次出动，破坏了飞机的滑行操纵系统，还在飞机前轮钉进了钉子，放掉了轮胎里的气。

２１时６５分，总参情报部长雅里夫出面与阿布·萨尼纳对话，后者要求以色列在两小时内放人，再用两架飞机把他们送往开罗。而雅里夫称，在两小时内他只能找到名单上的１５个人。后来阿布·萨尼纳要求用阿拉伯语谈判。于是，被占领土事务协调人什洛莫·加泽特准将（后任总参情报部长）把这方面的专家——国家安全总局调研处长维克托·科恩从家里召往机场。但阿布·萨尼纳显然没那个耐心去等，２２时３０分，他宣布飞机上已被安放了一小时之内爆炸的定时炸弹。塔台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科恩恰好在这时赶到，开始用阿拉伯语和阿布·萨尼纳对话。

“我对他们讲，”科恩后来回忆说，“我讨厌那些只会用武力的粗人。我会帮助他们，按他们的要求把红十字会的人找来。我的言谈彬彬有礼，甚至称他们为‘先生们’（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从不向他们施加压力，也不说他们威胁无辜者和妇女儿童的做法不道德。如果达扬要我停一会儿，我就对他们说我有事必须离开，并提出必须离开的理由，但再三强调我会回来和他继续对话，以免使他绝望。这种做法很荒唐，但是我们互有所求。我清楚他想活着出去，而我们也想让他活着，免得他把飞机和旅客一起炸上天。”

科恩肩负着一个重任，他必须把握住适于对恐怖分子采取行动的关键时机。他说：“曾有一刻，达扬问我进行突击是否合适，我回答说时机还不成熟。”

在科恩把恐怖分子说得无暇他顾的时候，塔台里的人们在忙着他们的工作。国家安全总局飞机保安小组强烈要求承担突袭任务，这本来也是他们分内的工作。但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还是选中了以行动敏捷著称的总参侦察营。第一个设想的突击方案是，让突击队员身着军装，在精心选择的时机突然出现在飞机上，用威慑火力慑服恐怖分子。但这样做很容易误伤到人质。经考虑再三之后，指挥部最终决定让突击队员假扮成去检修飞机的以航机械师，接近飞机后再发动进攻。在行动中，突击队使用０．２２英寸口径的“贝雷塔”手枪。这种枪的威力小，即使误伤人质也不易致命。

巴拉克立即着手确定参加突袭的人员名单，他刚刚定好，营里又有三名军官匆匆赶到机场，要求参加突击队，巴拉克说不过他们，只得调整名单，把他们加上去。

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０年都是巴拉克的总理竞选对手之一，但在当时，他还是侦察营里一名２３岁的中尉。那天夜里，他和另一名年轻军官奥马尔少尉有事外出，当他们在深夜１点回到基地时，都呆住了。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回到基地，见那里空无一人，就像是有人进来把部队连锅端走了一样。后来门卫告诉我们发生了劫机事件，他们都去卢德了。”两人立即跳上车直奔机场。等他们赶到时，突击队的名单已经确定了。奥马尔立即去缠住了巴拉克，反复要求进突击队。另一边，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和他的哥哥——上尉连长约尼·内塔尼亚胡也正在为加入突击队的事争得不可开交（他们最小的兄弟伊多·内塔尼亚胡后来也参加了侦察营）。两人都要参加，但又都劝说对方不要去。他们知道兄弟二人不应该都参加行动，否则很可能同时出事。巴拉克最后选中了本杰明。

另一位匆匆赶来参战的是２４岁的中尉乌齐·达扬，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的侄子。乌齐是烈士子弟，他刚刚出生不久，父亲就在以色列独立战争中阵亡，按照以色列的兵役法规定，他可以不在作战部队服役，但是，他却，或许是利用了伯父的影响，加入了总参侦察营。听到劫机的消息时，他正患风疹待在家里疗养。

距被劫持的飞机几百米远的一座机库内，恰好有一架正在检修的以航波音７０７客机，巴拉克指挥突击队员利用这架飞机进行战前模拟训练，重点是在不引起恐怖分子注意的情况下接近舱门和应急出口。根据推断的恐怖分子和炸弹在机内的位置，巴拉克为突击队明确了任务分工：

飞机的前门由预备役侦察兵伊契克负责，他后面是副营长丹尼·雅托姆。左侧机翼上的前应急出口由莫德海·拉哈米姆负责，他后面是另一位丹尼。离前应急出口３米远的左后应急舱门由奥马尔负责，他身后的突击队员也叫丹尼。乌齐·达扬站在靠近机尾舱门边的一架舷梯上，另一名侦察兵负责给他开门。

内塔尼亚胡、阿里克以及两名预备役侦察兵马尔科和雅科夫为第二梯队，负责突击右侧机翼上的应急出口。他们冲进飞机的时机要稍晚一些，以免遭到第一梯队射向恐怖分子火力的误伤。

排除炸弹的关键任务，由从左前应急出口冲入飞机的莫德海·拉哈米姆负责。３年前，他曾单独制服了三名企图攻击以民航班机的恐怖分子。任务确定后，总参谋长埃拉扎尔走到拉哈米姆面前对他强调：“莫德海，你一定要先排除炸弹！”

为避免误伤人质，巴拉克下令各队在进入飞机时不准用火力掩护，只能在确认恐怖分子的位置后进行瞄准射击。

与此同时，维克多·科恩还在与劫机者进行马拉松式的对话。恐怖分子允许利维机长和机械师出去检查飞机状况。不一会儿，两人向萨尼纳证实飞机已经无法飞行了。后者要求把飞机拖进机库检修，又要求让红十字会的代表在场监督。这个要求因为会打乱突击计划而被科恩用各种理由拖了下来。

“他们威胁了几次要炸飞机，”科恩回忆说，“但我知道他们想活着。每次我都得编一套不同的谎话。我说按照名单找被关押在各处的巴勒斯坦人很费事，过一会儿又说我们是法制国家，在拿到总统的赦免令前不能放人。至于红十字会的代表，我说他不在城里，我们正在找他，可他家里人说他去巴利亚了，我们已经派人去那儿了等等。”

科恩的絮絮叨叨起到了预期的效果，随着时间越拖越长，四个恐怖分子终于开始变得神经质了。有几次，那两个女人摆弄着炸药的开关，宣称要炸掉飞机。有时恐怖分子又表现得宽宏大量，他们本来禁止机组人员向旅客提供服务，但有几次他们忽而又同意向旅客提供食物和水，还帮着空中小姐给旅客送水。哈尔莎甚至用希伯来语和人质谈话。一名旅客说，哈尔莎曾走到他跟前，给他讲起自己小时候的故事。

科恩回忆道：“从半夜开始，恐怖分子就不再重复他们的要求了，我估计他们的威胁都只是虚张声势的恫吓。很明显，他们现在希望的只是能活着离开以色列。”

星期二黎明，５时３０分，红十字会的代表到了机场。三个小时后，比利时负责中东事务的外交部长助理也赶到机场，他带来了比利时政府的建议：用１００万美元换取人质。恐怖分子拒绝了这个建议。中午，一名红十字会代表被派到飞机上，监督更换通信系统的蓄电池，他回到机场主楼时，带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机长利维。利维在一天之内看上去老了很多，眼中布满血丝，制服皱皱巴巴，领带松着。恐怖分子让他带来了一个炸弹的模型，似乎告诉以色列人他们会来真的。

心情沉重的利维要求以色列人不要采取军事行动。达扬和其他人商量了一会儿后告诉他，以色列“将按名单释放那些巴勒斯坦人”。利维用无线电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劫机者。劫机者同意，一旦达到目的就释放飞机上的妇女和儿童作为交换条件，他们要求提供食品和水，并给飞机加油。

利维必须回飞机，以免引起劫机者的疑心。此外，他的妻子也是飞机上的乘客。机场经理塞缪尔·卡斯洛亲自送他回去。临出门时，似乎预感到了什么的利维对达扬说：“我有４个女儿，３个已经成人了，但最小的才１４岁。你能否向我保证，如果我和我妻子不能活着走出飞机，以色列会负责照顾我的小女儿？”达扬对他做出了承诺。

利维回去了。他向飞机里的人宣布了以色列方面的决定。劫机者和乘客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

１６时０５分，一架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被拖到劫机者能够看得到的滑行道上。劫机者得到的信息是，这架飞机将把首先获释的１５０名巴勒斯坦人送往开罗。其实这架飞机是以色列几个月前刚买来的，上面连发动机都没有。随后，机场上又开来了几辆带帆布篷的卡车，好像那些获释的人就在上面，其实车里也是空的。

等恐怖分子进一步放松警惕后，埃胡德·巴拉克带领着突击小分队出发了。他们都穿着以航机械师的白色工作服，驾着以航地勤发动机修理工用的小车，向飞机前进。一路上有不少警戒人员好奇地向他们张望，就连他们也不知道这队工人就是侦察营的突击队。巴拉克他们来到跑道尽头的一座平台下面，停了一会儿，对目标进行最后一次观察。一名队员碰到一个在摩萨德工作的熟人，便委托他在自己一旦出事后转告他的父母。而内塔尼亚胡在一路上都微笑着把自己的私人物品分给其他人。

红十字会人员告诉“机械师”们，阿布·萨尼纳在驾驶舱里，每个“机械师”都必须敞开衣服从驾驶舱前经过，以便让他看清他们没有携带武器。队员们很巧妙地藏好了他们的手枪。恐怖分子还命令比航机组人员对“机械师”们进行了搜身检查，同样一无所获。

各组按巴拉克布置的计划进入了各自的位置。巴拉克站在机翼下面。内塔尼亚胡后来回忆说：“巴拉克命令我们上机翼占据好位置，等着他的哨声开始突击。他强调在哨响之前严禁轻举妄动——我们必须突然发动，不能像爆米花那样搞得乒乒乓乓。我们是来救人质，而不是让他们送命的。”

１６时２４分，距飞机降落在卢德机场过了２１小时１９分，各组组长向巴拉克发出准备完毕的信号。

巴拉克终于吹响了哨子。

最先冲进飞机的是左前应急出口的拉哈米姆。身材强壮的恐怖分子阿特拉什正站在飞机中部距他约６米的地方，立即向拉哈米姆开火，但没有打中。拉哈米姆退了一步，然后在对方射击间歇时冲了进去。就在他退后一步时，奥马尔从距他３米远的左后应急出口冲进了飞机，距正向拉哈米姆开枪的阿特拉什只有３米！但他刚一跨进飞机，乘客中的一位老太太就紧紧抓住他的裤腿不松手，无比焦急的奥马尔只好在她脸上狠敲了一拳，她才把手放开。然后，奥马尔风一般地冲向正向拉哈米姆开枪的阿特拉什，朝他打了两枪，其中一枪正打在他两眼之间，当场结果了他——这是行动得以成功的关键，因为阿特拉什站在飞机中间，最有可能伤害乘客。

在拉哈米姆和奥马尔冲进飞机后几秒钟内，伊契克也打开了前舱门。但阿布·萨尼纳这时正站在飞机前部，距门只有３米远。他听到了身旁开门的声音。伊契克一冲进来，阿布·萨尼纳就向他开枪，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臂。伊契克忍痛还击，打光了弹匣中的子弹，但却没打中。这时拉哈米姆从后面夹击上来，阿布·萨尼纳掉转枪口向他射击，但打偏了。拉哈米姆迎着子弹冲上去，打光了弹匣中的子弹后，跳到一排椅子后面，迅速换好弹匣，继续向阿布·萨尼纳开火。血从阿布·萨尼纳的脸上流下来，人也摇摇欲倒，但他仍退进厕所，关上了门。拉哈米姆紧跟着冲了上去，一手拉开门，一手把枪伸进去，打光了剩下的子弹。

就在拉哈米姆换弹夹的时候，第二梯队也从右前应急出口冲了进来。但他们一进飞机，拉哈米姆和阿布·萨尼纳对射的子弹就迎面扑来，其中一颗流弹打在人质米莉·霍茨伯格头上。突击队员们不得不退后一下，然后再次冲进来。这时，一名人质指着浅黄色头发的哈尔莎，用英语对内塔尼亚胡喊：“她在这儿，抓住她！”内塔尼亚胡立刻抓住哈尔莎的头发，但头发轻轻落在他手里，原来哈尔莎戴的是假发。内塔尼亚胡再次抓住哈尔莎的真头发，她拼命挣扎。马尔科冲上来举枪对准了哈尔莎的颈部。内塔尼亚胡急忙喊：“不！”但马尔科已经扣动了扳机，子弹穿过哈尔莎的身体，又打在了内塔尼亚胡的左臂上。内塔尼亚胡疼得直咧嘴。这时，负责排除爆炸物的拉哈米姆从前面过来，撕开了哈尔莎的衣服，从她身上搜出了用于引爆炸药的两节电池。然后，另一名队员把正在流血的哈尔莎带出了飞机。

乌齐·达扬的那个组在后门耽搁了一下——按一般程序，应该先开舱门，再靠上舷梯，但他们把程序搞反了。几秒钟之后，达扬和尤维尔脚跟脚地冲了进去。迎面的客舱入口处挂着一面帘子，达扬冲到那儿的时候，一个红脸膛的人迎面从里面冲出来。达扬立即向他开了两枪，一枪打在肝脏旁边，另一枪打在心脏旁边（他事后才知道这是一名想趁乱逃跑的人质，幸好这种枪威力小，人质后来康复了）。客舱里面一片混乱，叫声和枪声响成一片，人质都趴在地板上尖叫。突然达扬看见在一片混乱中有人正看着他，用手指着什么东西。他用英语问他，但是那个人质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继续用手指。达扬顺着他指的方向走去，发现莉玛·塔努斯缩成一团躺在椅子上，手里举着的一颗拉掉保险的手榴弹。达扬在距她２米远的地方举起枪对准她的脸，塔努斯把手榴弹晃了一下，用英语说：“别开枪！”，她的脸因为恐惧而扭曲了。达扬用英语对她说：“把它给我，手指一根一根地松开！”然后，他用枪顶着她的太阳穴，另一只手夺下了手榴弹。大概是因为极度恐惧，塔努斯什么话也没说。达扬把她交给尤维尔带出飞机。塔努斯起身后，达扬在座位上找到了手榴弹的保险栓，小心翼翼地插了回去。

爆破专家进入了飞机，人质告诉了他们炸药安放的位置。专家们迅速排除了炸药。从巴拉克发出突击信号到任务完成，共用了９０秒。击毙恐怖分子两名，生擒两名，两名侦察兵伊契克和内塔尼亚胡受轻伤。那名被流弹打中的姑娘米莉·霍茨伯格１０天后在医院去世，年仅２２岁。塔努斯和哈尔莎被判终身监禁（以色列建国以来只有一例死刑——处决纳粹战犯艾希曼），但分别于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３年获释，用于交换被绑架的以色列士兵。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反劫机成功的战例。

２． “板条箱”行动

１９７０年，为配合埃及在南线苏伊士运河沿岸对以色列展开的消耗战，叙利亚在北线的戈兰高地对以色列进行了一系列牵制性炮击和袭扰。为避免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以色列出动空军对叙利亚境内的炮兵阵地进行空袭。４月２日，以空军一架“鬼怪”式战斗机在空战中被叙利亚米格机击落，两名飞行员：３２岁的基登·马根和２６岁的皮尼·纳赫马尼被迫在大马士革上空跳伞，成了叙利亚人的俘虏。这是“六天战争”以来叙利亚人抓获的第一批以色列战俘。直到几天之后，以色列方面才知道他们的飞行员还活着——作为战果，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播放了两名战俘的相片。他们被关押在大马士革的监狱中，皮尼受了重伤，躺在担架上。

６月２４日，以色列对叙利亚采取了报复行动——一支装甲部队在空军的支援下突入叙利亚境内，俘虏了３７名叙军士兵，用于交换两名飞行员。但不走运的是，在这次行动中，又有一架以色列“幻影”式战斗机被叙利亚的导弹击中。２１岁的飞行员波阿兹·埃坦竭尽全力想将负伤的飞机开回以色列境内，但没能做到。他在叙利亚境内跳伞，然后躲藏起来等待以色列国防军的救援部队。不过叙利亚人先找到了他——他成了第三个战俘。

之后的两年里，以色列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日内瓦和国际红十字会，向叙利亚提出交换战俘，但叙利亚方面拒绝用３名飞行员交换３７名士兵。在国防军中，有人想派部队去大马士革救人，但没有哪一支部队敢保证能把３个人都活着救出来，而且参战人员也毫发无损。国防军当然不能为了３个人搭上更多人的性命，这是战争，不是拍电影《大兵瑞恩》。他们要救回飞行员的途径只有一个：继续抓捕叙利亚战俘，而且必须是让叙利亚割舍不下的高级军官。换回３名以色列飞行员，这样的机会是有的：

在以色列北部，从地中海边上的纳库腊角到戈兰高地山脚下的梅图拉，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边境上有两条平行的公路。一般情况下，两条路之间相隔几百米，但在有些狭窄地段，这个距离仅有几十米。情报显示，叙利亚情报部门的高级军官经常在他们的盟国黎巴嫩的边境公路上进行侦察和巡视，一般坐的是轿车，由黎巴嫩军队负责护卫。护卫部队包括武装吉普车，在几个地段上还有装甲车。此外，以色列军情部门还有手段能够掌握叙利亚军官出动巡视的具体时间，并可在２４小时前通报给行动部队。

以色列国防军决定找一处有地形和植被作掩护的狭窄地段设伏，抓捕叙利亚军官。为保证行动的突然性，设伏部队应该尽可能地接近黎方公路。经过侦察，总参情报部决定在扎伊特基布兹附近行动，那里的果树林生长得十分茂密，一直延伸到边境上。

总参侦察营接受了这一任务——由于他们所受到的精良的潜伏和渗透训练，他们在国防军内部被认为是执行这次任务的最佳人选。这当然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难在不能发挥火力，袭击部队不能等车队进了伏击圈后便一通开火，死了的叙利亚军官是没有用的。侦察营只能依靠突然出现所造成的心理打击，震慑住敌人的护卫部队，迫其放弃抵抗。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人数上对敌护卫部队具有压倒优势。但同时，设伏人数过多又可能被黎巴嫩方面察觉，那样叙利亚人根本就不会来。

营长巴拉克的设想是：将设伏部队分成３部分，一部埋伏在路边，当叙利亚车队经过身边时发起突袭，另外两部分在车队的首尾包抄堵截，切断车队可能突围的路线。三支部队协同的关键是时间，他们要同时出现在敌人面前，以形成他们想要的那种震慑。

行动的代号是“板条箱”，这个名字倒有些符合实际情形，从３面出现的突袭部队的确像一只装人的箱子。

１９７２年６月９日，巴拉克率领部队乘夜潜入黎以边境上的设伏点。但不久之后，埃拉扎尔将军取消了这次行动，因为情报显示，在设伏地区附近有黎巴嫩军队活动。

３天之后，侦察营得到情报，叙利亚军官将再次出现。侦察营立即按计划出动，三支部队在１２日夜里，乘着夜色的掩护悄悄进入了伏击阵位。突袭分队由巴拉克亲自指挥，徒步越过边境，在黎巴嫩边境公路边上的灌木丛里和巨石后面隐蔽起来。另一支分队隐蔽在巴拉克的东面，负责在目标车队开过去后从后面包抄，防止其调头。埋伏在巴拉克西面的分队则负责迎头堵截，防止车队加速逃逸。这支分队配属了三辆装甲车，指挥官是刚从乌干达任军事顾问回来的穆基·贝策尔上尉。他们这支部队在路上有点麻烦：需要通过一个设在黎以边境上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哨，以及一个黎巴嫩边境警察哨所。当然，以色列部队和装甲车在边境上活动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但关键是不能让人发现他们要进行一场行动，以免打草惊蛇。因此，穆基要求部队尽量放松，在通过哨所时努力做出一副漫不经心、松松垮垮的样子。

总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尔中将，和北部军区司令古尔少将的指挥部设在以巴列边境公路后面不远的树林里。

１３日下午，指挥部的无线电里传来了巴拉克的声音：“发现两辆轿车，一辆轻便卡车……两辆吉普……还有一辆装甲车。”

“停止行动！”无线电里传来了古尔将军急切的声音。

“没问题。”巴拉克争取着，“我们能对付！”

所有的分队指挥官都通过无线电听到了将军和巴拉克的对话，所有人都在屏息等待总参谋长埃拉扎尔的决定。

“不行！”总参谋长发话了。

“我请求您授权开始行动！”巴拉克再次坚持，每个人都能听出他声音中的焦急，“他们正在我面前几米处，我们现在就能突击！”

“不！”埃拉扎尔将军加重了语气，“绝对不行！”

一直在听着无线电的穆基叹了口气，他知道将军们取消行动的原因是那辆装甲车。一分钟后，叙利亚车队从穆基的分队前面开了过去，钻出了“箱子”。“板条箱２号”行动又流产了。

那天下午，部队的所有指挥官都在两位将军召开的会议上发言表示他们的不满：埋伏了半天一夜，最后就因为车队里多了一辆装甲车而取消行动，他们有点想不通。

“我如实地向指挥部汇报了前方的情况。”巴拉克说，“但我绝对想不到一辆装甲车会导致指挥部决定取消行动。我们早已为有装甲车的情况做了准备，它并不构成额外的威胁。而你们的决定使我们轻易放弃了可能是最后一次营救战俘的机会。”

“更糟的是，这个决定造成了一种后果，以后我们可能不会再向指挥部如实报告一切情况，因为担心你们又会像今天这样取消行动。”（事实上一年后，巴拉克在贝鲁特指挥“少年之春”行动时，便没有如实向指挥部汇报敌情的变化）

埃拉扎尔将军和古尔将军默不做声，任由军官们说出他们的恼火，而没有命令小伙子们注意他们的军衔——这情景在各国部队中恐怕都不多见，在以色列正规部队中也不大可能出现，而只可能发生在极为强调灵活性，和尊重前敌指挥官临机处置权的以色列特种部队中。古尔看着总参谋长，而后者皱着的眉头显示出他心中也很矛盾。既要救人，又不能让营救部队遭受损失。他低着头，用手不停地在地上划着。营里所有的军官一个一个地发言，全都站在巴拉克一边。最后，埃拉扎尔将军拾起头说：

“可能是我错了。现在，我只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总参谋长说得没错，还不到一个星期，巴拉克召集全营的军官，通报了叙利亚车队即将于次日返回的消息。

“这次我要做到万无一失。”巴拉克对军官们说，“我会待在指挥部里和将军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又有什么问题，我就向他们解释，我们能行。”

于是，巴拉克把突袭分队的指挥权交给了约尼·内塔尼亚胡。此外，为了增加突袭的效果，这个分队还找来了两辆民用轿车，准备让它们开到伏击点的路边停下来，装作是抛了锚正在修理的样子，司机和乘客当然都是战士装扮的。与此同时，全副武装的突击分队就埋伏在车后的路边。他们将事先在地上挖好了坑，并利用坑洼不平的地形把自己严密地掩蔽起来。

其他分队的配置也作了一些调整，北部军区“胡桃”侦察营的一个连加强了进来，替下了在约尼东边负责从后面包抄的分队。这个连的另一部被部署在西侧，负责为穆基指挥的机动堵截分队提供支援。为了坚定将军们的信心，穆基的机动部队里还增加了一辆坦克。

各分队照例在前一天夜里进入了伏击位置，第三次打开了“板条箱”。第二天（６月２１日）上午１１时左右，东侧的“胡桃”部队观察哨报告发现目标车队：两辆武装轿车、两辆轻便卡车，由一辆装甲车开路。所有的人都紧张起来。叙利亚车队继续向前开，离埋伏着的部队越来越近……突然，车队在伏击圈前面不远处停下来不动了。约尼的分队立即高度警觉了起来，在他后面，穆基也命令装甲车发动引擎。

１１时２５分，巴拉克把那两辆伪装的民用轿车派了出去。它们开到离叙利亚车队只有几十码的地方停了下来，好像是抛了锚的样子。为了更自然一些，车上的司机还下来掀开了轿车的前盖，做出修理状。

这时，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辆德国大众货车从叙利亚车队的后面赶了上来，超过了车队。然后，这辆货车在伏击圈前突然调了个头，加速从来路跑了回去。约尼的观察哨立即向他报告了这一情况，同时“胡桃”部队的观察哨也把大众货车的奇怪举动报告了巴拉克。任务再次失败的不详预感笼罩了所有的参战人员。这时，叙利亚车队也已开始打轮调头。

侦察营灵活机变的作风在这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巴拉克抢在两位将军做出反应前，向约尼下达了出击命令，约尼立即命令突袭分队出动。两辆伪装轿车的司机飞快地跳进汽车发动起来。与此同时，所有埋伏的部队全部从路边和山坡上的隐蔽位置跳了出来，用最快的速度向叙利亚车队冲去。在他们后面，穆基指挥的装甲车和坦克闪电般地飞奔过去，掠过了目瞪口呆的联合国观察哨和黎巴嫩警察哨所。

叙利亚车队还没开动起来，他们在等着最前面的装甲车调头，而装甲车在这么狭窄的公路上调头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不等车队调转完毕，以色列人已经冲到了他们面前。侦察营的一名军官举着扬声器跳到一块大石头上面，用阿拉伯语向懵头转向的黎巴嫩护卫部队大喊：“不许动！快投降！”这时，约尼分队的几名战士已经把几名叙利亚军官从两辆轿车里抓了出来。另一些战士举起枪，瞄准了每一辆车。一辆车里的黎巴嫩士兵开枪抵抗，立即被击毙。但那名喊话军官的膝盖还是被打伤了，他成了此次行动中惟一的伤员。

穆基的车队赶到时，约尼分队的战士正在给最后一名叙利亚军官戴上眼罩，并把他塞进侦察营开来的轿车里。其他人则将五名投降的黎巴嫩士兵押上了穆基的装甲车。这时，穆基突然发现一名趁乱逃脱的叙利亚军官，和一名黎巴嫩士兵正向“板条箱”没有盖上盖的那一面跑去，他命令部队去追，但两人成功地滑下了一个陡坡，甩开了追兵。这时，巴拉克命令部队撤离。

俘虏的五名叙利亚军官中，有叙利亚空军情报部的一名将军和两名上校。当夜，以色列再次向叙利亚提出了人质交换。几个小时后，叙利亚同意了交易。三名以色列飞行员最终获释。

以色列空军为获释的飞行员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负伤的皮尼坐在轮椅上被推上了主席台，向听众讲述他当战俘的经历。最后，他说：

“那时我们常常在想——总参侦察营一定会把我们救出去的。”

３．“少年之春”行动

１９７３年３月的一个晚上，正是地中海短暂但风和日丽的早春。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以北的岸边，人们在三三两两地散步、闲聊。海上，一艘“风暴”级导弹艇的黑影正悄无声息地漂过。一群全副武装、身着黑衫和绿军裤的人从船上放下几艘橡皮艇，安静而迅速地登了上去。橡皮艇随即发出轻轻的哼声，向遍布礁石的海岸疾驶而去。

岸边，三辆轿车不合时宜地停在晚上出来“工作”的女孩子堆里。橡皮艇刚一靠岸，艇上的人就飞快地钻进车里。车子立刻发动，开进了离岸边不远的拉马特阿维夫居民区，这是个上层社区，住着不少有头有脸有钱的人。车在几幢还没竣工的楼房前停下。穿黑衣的人们相互低声招呼着，迅速分成了两组。一组守在街上，警惕地盯着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另一组飞跑着冲进楼内，棕色的伞兵靴踩得脚手架一阵乱响。

一个粗壮结实的人坐在车旁，盯着秒表。

以色列人天生是很有警惕性的，一群彪形大汉在一个挺富裕的社区里跑来跑去，自然特别地叫人放心不下。离他们不远的一幢楼里，有位老先生躲在家中紧张地拨通了１００报警电话。几分钟后，一小队警车急急忙忙地赶到现场。

查问情况后，警察们着实地吃了一惊！在这儿，以色列最大城市的一流社区里，这些穿黑衣服的，鬼知道是哪个部分的人，居然连声招呼也不打，正在一本正经地忙活着一场军事演习！这有点叫人想不通。警察们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此外，还得把几个家伙带回局里，仔细查问个清楚。但领头的人拒绝与警方合作，还倒过来给警察们一个忠告：“我要是你，就不要什么解释。”

给警察总部打了几个电话后（也有人说，这些警察遇见并认出了正在附近“散步”的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将军），这些认真的警察发现他们一头撞上了一件根本不需要被看见的事情。于是，他们只好和平地，满肚子狐疑地收队。一个穿着黑衣的小伙子向他们眨眨眼：“也许以后你们会在报纸上看到……也许。”

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这个社区里再打１００报警电话的公民都被告知，他们应该关上窗户去睡觉。还不仅仅如此，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特拉维夫艾伦比大街上那家最时髦的男装店老板发现，近来嬉皮士的服饰走俏，—连两天，已经有十好几个小伙子光临他的店，清一色地要买蓝色牛仔裤和特大特肥的皮夹克，尽管他们看上去没有那么胖。开头，老板还很负责任地一再向他们解释，那个尺码实在是大得离谱了。但当一个个的小伙子又走进来要这套打扮时，聪明的老板觉出来事情有点蹊跷，这些人是想干点什么事，反正不像是要再成立个甲壳虫乐队。但还没容他打听出个端倪来，就有一个地区安全部门的官员来通知这位聪明人，只管闷头发财，不要操心太多的事情。

１９７３年４月１日，愚人节。一位３５岁的比利时人吉尔伯特·雷姆勃德来到了春色迷人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他叫了辆出租车，开到了沙滩饭店，—家挺朴素的旅馆，开了个房间，准备在这个中东的巴黎疗养上几天。几个小时后，一位西德游客迪埃特·奥特努德也住进了这家饭店。这两人看上去谁也不认识谁，甚至从没在饭店走廊里遇上过。但他俩的度假方法好像差不多：雷姆勃德喜欢整天在城里的大街小巷上走走，看看景色，特别喜欢沿着海岸边走。而奥特努德除了也喜欢没完没了地看街景外，还钟意钓鱼，特别是喜欢在达佛海滩岸边那几个他选好的点位上钓。

过了５天，沙滩饭店又来了三位新客人：比利时人查尔斯·布萨德和两位英国人安德鲁·维希洛、乔治·埃德尔。同一天，贝鲁特的大西洋饭店还来了一位有点麻烦的英国人安德鲁·梅希，一个典型的英伦岛上的人，每天都要絮絮叨叨地向服务生问上好几遍天气，不过他给小费倒是满大方，这一点不像英国人的风格，却不难让人接受。这样一来，他对当地天气的一大堆问题也就不那么惹人烦了。

这６个外国人都租了又结实又耐用的车：３辆别克云雀，１辆朴利茅斯客货两用车，１辆勇士和１辆雷诺。

事情还得从１９７２年德国“慕尼黑事件”说起：

１９７２年，奥运会正在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举行。９月５日，凌晨４时，奥运村外八个穿着运动服的身材魁梧的男子，拎着蓝白色的阿迪达斯运动包，翻进了运动员居住区６英尺高的铁丝栅栏。虽然有人看到了他们，但包括保安在内都以为他们是哪个国家的运动员，晚上溜出去找德国姑娘刚回来。

这几个人悄悄走进以色列代表团住地，从运动包里取出几支苏制ＡＫ－４７自动步枪，装弹上膛，然后将万能钥匙插进了１号房间的门锁。房间内，摔跤裁判古特弗罗因德闻声醒来，起初他以为是室友，摔跤教练摩西·魏因伯格从外面回来了，他有晚归的习惯。但门后面低声传来的阿拉伯语，立即让古特弗罗因德醒过神来。他飞身扑到门上，死死地顶住正在被推开的门，一面大声向室友们叫喊：“有危险！”其他人立刻砸碎了窗户，但这时八个恐怖分子已经挤开门冲了进来，只有举重教练维亚从窗中逃了出去，古特弗罗因德和其他４名没来得及逃脱的运动员被枪口紧紧逼住。

尽管恐怖分子又是拳打脚踢，又是许诺自由，但运动员们拒绝说出其他代表团成员住在哪个房间里。恐怖分子决定搜查３号，这时摔跤教练摩西·魏因伯格刚好从外面回来，恐怖分子想把他制服，但这个大块头的摔跤教练一拳就把他们放倒一个，一名恐怖分子开枪把他打伤，暂时将他制服。经过这么一场争斗，恐怖分子漏掉了２号、４号和５号房间，只抓住了３号房间里的六名运动员。当他们把人质从３号房间押回１号房间时，轻量级摔跤运动员祖巴里突然向前飞跑，恐怖分子向他连开数枪，但这个小个子在高低不平的庭院里左躲右闪，安然逃脱。带着枪伤的魏因伯格乘机猛击一个恐怖分子的头部，打碎了他的上颌骨，这个家伙昏了过去，旁边的恐怖分子立即将一串子弹打进了魏因伯格的胸膛。

被押到１号房间的举重运动员鲁马努想在恐怖分子把他们绑起来之前，和队友砸碎厨房的窗户逃出去，但没能做到。他从厨房抄起来一把菜刀砍在一个恐怖分子的脸上，但另一个恐怖分子从他身后打来一梭子弹，将他齐腰打成了两段。恐怖分子们刚刚喘了口气，突然黑暗中一个血淋淋的躯体向他们扑来，他们着实吓了一跳，竟忘了马上开枪。身负重伤的魏因伯格拼出最后一丝力气，又打倒了一名恐怖分子，用菜刀砍伤了另一个人的胳膊，然后才因头部中弹而身亡。

这伙恐怖分子的头目，穆罕默德·马萨哈德喘了口气，望着被７．６２毫米枪弹打得遍体鳞伤的房间和死尸，望着手无寸铁的九名运动员，得意地向他的伙计们笑了笑：“黑九月又打了个胜仗。”

“黑九月”是由少数热衷于恐怖活动的人组成的一支“特种力量”，它组建于１９７０年。那年的９月６日至９日，一个名为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的巴解派别连续劫持了四架飞机，有３架飞到了约旦，上面有３００名人质，劫持者要求用以交换在瑞典、英国和西德关押着的巴勒斯坦人，这些行动虽然取得了成功，但也叫约旦得罪尽了人。因此，约旦国王侯赛因下令动用军队，将设在约旦的巴解总部和巴解武装驱逐出境，造成数千名巴勒斯坦人丧生。这一事件发生在９月。一些极端的巴勒斯坦人立即成立了一个名为“黑九月”的组织，意欲对约旦进行报复。１１月，“黑九月”的枪手将约旦首相刺死于开罗希尔顿饭店的台阶上，两个星期后，又在伦敦枪击了约旦驻英大使。

“黑九月”很快将枪口转向了以色列。１９７２年５月，四名“黑九月”的敢死队员把一架比利时民航客机劫持到特拉维夫，准备交换３１７名关在以色列狱中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但以色列的特种部队总参侦察营突袭了飞机，击毙２人，生擒２人，反使在押的巴勒斯坦人增加到了３１９人。随后，“黑九月”把战场转移到了慕尼黑，从而发生了上面的一幕。

两名逃出去的以色列运动员从意大利和南朝鲜代表团的住处报警。而马萨哈德正等着警察来听他开价：“以色列军政府”必须立即释放２３４名在押的巴勒斯坦人，名单已经用英文打好。德国人也得放德国“红色旅”的头目巴德尔和梅因霍夫走人。上述要求必须在上午９点前得到满足，否则他们就要撕票。此外，在两国放人后，还要派三架飞机将恐怖分子和人质送往一个“安全的地方”。他们将在那里释放人质。

几千公里外，以色列被这记闷棍敲得头昏眼花。总理梅厄夫人急忙召集阁员商讨对策。这位“以色列的老祖母”原先喜欢把部长们叫到她家里开会，她给大家炖点鸡汤，边喝边商讨国事，她的内阁因而又叫“厨房内阁”。但这回她显然没有这个心情了——恐怖分子给他们端上来了一大碗胆汁。

经过一番紧张的讨论，以色列内阁决心坚持那个著名的、铁一般的原则：绝不与恐怖分子谈判，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让步，否则只会让恐怖分子干得更起劲，然后开出更加异想天开的价来。在西德总理勃兰特打来电话时，梅厄向他表明了以方的立场。但实际上，老祖母还是惴惴不安，她立即派摩萨德（以色列对外情报机构——情报与特殊使命局）局长扎米尔将军带上局里的专家赶到慕尼黑了解情况。国防部长摩西·达扬还向德国人提出，以色列国防军可以派特种部队去西德，用以色列人的方式把问题解决掉，但波恩出于政治原因拒绝了这个建议。

德国人在谈判——他们倒不在乎放掉巴德尔和梅因霍夫，而且一上来就讲明了这一点。尽管以色列的强硬态度叫人为难，德国人还是想尽了各种办法拖延局面，一些高级官员，包括一名联邦部长、奥运村村长和慕尼黑市警察局长还提出愿意用自己交换人质，但马萨哈德对他们不感兴趣。谈判时限被一推再推，到了晚上９点，“黑九月”成员终于降低了要求，只要一架客机载他们和人质去开罗，在那里，如果以色列仍不屈服，他们将处死运动员。

与此同时，西德政府和以色列政府已达成共识，绝不允许恐怖分子离开西德。德国人有自己的方案：当恐怖分子走向波音客机时，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暴露在狙击手的瞄准镜内，在有利地形埋伏下高手，扣动扳机，如此而已。然而，事情远非这么简单。一个美国人在他的书中是这样评论的：“德国警方接下来的表现真的可以写一本作战教材，题目叫做《如何搞砸一次人质拯救行动》——西德警方狙击手使用的是单发的狙击步枪，没有军队的支援，而恐怖分子则装备着自动武器（就是说，每人每分钟可以打出１００发子弹）和手榴弹。狙击手们缺乏夜战训练，更有甚者，当时给狙击手作的战前简报中，竟说恐怖分子只有两名。扎米尔将军向德方提出了他们那个警察部队存在的问题，但德国人没有接受。那个夜晚，注定将令摩萨德的局长永生难忘”。

当晚１０时２０分，两架西德军方的贝尔２０５型直升机从奥运村将恐怖分子和人质运往慕尼黑菲斯滕费尔德布鲁克军用机场，那里有一架汉莎航空公司的波音７２７在等着他们。与此同时，德国狙击手们也进入了作战位置。

直升机在距波音约１００码处降落，马萨哈德带上三个同伙去亲自检查一下波音飞机有没有问题。大约过了５分钟后，他们开始相信德国人的“诚意”了。此时，五名西德狙击手从远处的黑暗中向他们开了火，却只打中了一个！其余的恐怖分子立刻躲进了直升机下的黑暗处，开枪还击。西德的直升机驾驶员们见势不妙，立即夺路而逃，但只有两人安然逃脱，另两人被打成了重伤。

双方对射了一个多小时，警方始终未能将恐怖分子从直升机下赶出来。午夜，德国人才终于决定让军方加入进来。在六辆装甲车的掩护下，步兵发动攻击，“黑九月”的敢死队员们这时除了成仁已经没有出路了，他们在绝望下放弃了最后一个筹码：在装甲车开始推进的同时，一名恐怖分子将手榴弹投入第一架直升机内，飞机连同被牢牢绑在座椅上的五名运动员，瞬间燃烧成地狱般的橙黄色火球。几秒钟内，另两名恐怖分子枪杀了第二架直升机里的四名运动员。

战斗持续到凌晨１点半，五名恐怖分子被打死，三名被擒。九名运动员全部遇难。

震怒的以色列立刻做出了反应：以色列空军受命执行“刚强六号”行动，“鬼怪式”战斗机轰炸了黎巴嫩境内的巴解游击队基地，意在向巴解表明，任何“慕尼黑式”的杀戮都必将受到加倍的报复。然而就在此时，“黑九月”又在欧洲出手了。９月１０日，以色列驻比利时使馆的年轻外交官奥菲尔——真实身份是摩萨德特工，任务是渗透在欧洲的巴勒斯坦恐怖组织。被人在身上打了四发子弹，但他最后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３天后，一名叙利亚广播记者卡努在巴黎被“黑九月”的行动组枪杀，据说他是摩萨德的线人。

这些接踵而至的迅速行动充分表明以色列面对的是一个多么训练有素和手法高明的组织，坚强、残忍、绝不低头。更令人忧虑的是，他们已经找到了以色列最脆弱的环节，正一点点地在这颗用常规战争无法砸碎的坚果上钻一个洞。从以色列安全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生畏、同时也是必须除掉的敌人。

摩萨德在总理梅厄夫人的直接指示下，迅速派出了一个５人小组潜入欧洲，寻找并处决与慕尼黑事件有关的“黑九月”分子（这个小组经过漫长的两年追杀，除去了名单上的８人，自己也有３人丧生）。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于９月１６日发起“动乱四号”行动，试图摧毁巴勒斯坦游击队在黎巴嫩的基地。但“黑九月”并没有停止活动。短短两天后，他们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向以色列各驻外机构发出了七封炸弹信件，以色列驻伦敦使馆农业参赞阿米·沙苏里遇害身亡。“黑九月”甚至还跨过大洋开辟“第二战场”——给美国总统尼克松以及他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也寄去了炸弹信。然而，真正促使以色列人下决心采取决定性行动的还是慕尼黑：１０月２９日，两名“黑九月”分子劫持了一架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波音７２７班机，两人的要求很简单，西德必须立即释放在“慕尼黑事件”中被俘的三名恐怖分子。几个小时后，这三个人就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监狱，然后，在菲斯滕费尔德布鲁克军用机场搭上飞机，去了利比亚的的黎波里。这件事给以色列已经被撕裂的伤口上又抹了浓浓的一把盐，以色列终于下定了决心：以牙还牙。

在以色列国防军特别行动部门中，几年以来一直就有一个突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计划，但起初它的胃口并不大，仅仅是想摧毁巴解组织设在那里的兵工厂和弹药库。而且，出于政治考虑，这一计划也仅仅只是纸上谈兵。

但现在，慕尼黑事件使这个计划又重新启动起来。根据总理梅厄夫人“从现在开始，以色列将发动一场捕杀恐怖分子的战争，无论他们藏匿于何处……”的指示，这个方案立即被提交到国防军总参谋部。一时间，以色列各支特种部队都争着要把这项任务拿到手。因为，深入虎口拔牙，这将给无论哪一支部队的战史都可能写上最炫目的一笔。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将军当然希望总参侦察营去创造这个奇迹，这支部队在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它的人中间被称为“总参谋长的孩子”。然而，海军突击队（第１３中队）的齐夫中校提到了他的部队：这支同样是战功彪炳的部队毫无疑问有着完成任何任务的能力。有种非正式的说法称，“慕尼黑事件”之后不久，海军突击队就曾远赴“黑九月”涉足的几个国家搜集情报。这些国家包括埃及、叙利亚和利比亚，黎巴嫩当然更是重点。此外，中校在向总参谋部申请时特别争辩道：既然巴勒斯坦人在那些兵工厂里生产水雷，那么，这无疑是个海军的活儿。还有伞兵旅（第３５空降步兵旅）侦察连，总参谋部不应该忘记这支部队５年前炸掉了贝鲁特国际机场上的１３架飞机。

恰在此时，以色列情报部门戏剧性地搞到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地址：

一、西贝鲁特喀土穆大街上一座７层的大楼，巴解民阵首领哈瓦特梅赫的总部。这座楼同时还是公寓，住着约１５０名巴解民阵的成员。

二、维尔丹大街上两座豪华的公寓楼，楼内住着３名让以色列分外眼红的人物：

穆罕默德·纳赛尔，更多地被称作阿布·尤素福，“黑九月”头目之一，“慕尼黑事件”的主要策划者。此外，他还是巴解各派武装中最大的一支——“法塔赫”的情报和特别行动部门首脑，领导着在全世界范围对以色列进行的袭击行动。在巴解领导层中，他可能是第三号人物，已婚，有一个１５岁的儿子。

卡迈勒·阿德万，工程师出身，“法塔赫”科威特支部的创始人，负责巴解在以色列占领区的破坏行动，已婚，有两个孩子。

卡迈勒·纳赛尔，巴勒斯坦基督教徒，诗人，贝鲁特大学政治学博士，１９６９年成为“法塔赫”的公共关系负责人，一年后任巴解官方发言人。

两个卡迈勒住在同一栋楼的两层，阿布·尤素福住在街对面的楼里。情报部门还搞到了他们的相片和住宅楼蓝图。

这份情报平息了各支特种部队间的争吵——总参谋部立即提出扩大打击范围，将矛头直指上述巴解首脑。像多年后的入侵黎巴嫩战争一样，少数恐怖分子酿出来的苦果，要由整个巴解来吞咽。１９７３年３月，以色列国防部，给这次国防军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陆特种联合作战起了一个不带半点人间火药味的代号：“少年之春”。

这个国防军成立２５年来，最雄心勃勃的特种作战计划包括五个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行动，每个行动都有一个女性化的代号：

阿维娃：突袭维尔丹大街上的公寓，处决阿布·尤素福、阿德万和纳赛尔。由总参侦察营执行。指挥官是营长埃胡德·伯鲁格。

吉拉：摧毁位于喀土穆大街上的巴解民阵总部大楼，由伞兵旅侦察连执行，指挥官是伞兵营长阿姆侬·沙哈克·利普金中校（阿姆侬在１９９５年出任国防军总参谋长）。

瓦尔达：摧毁“法塔赫”负责在以境内进行破坏活动的指挥部，还有一个生产炸弹和枪械的工厂，由齐夫中校的海军突击队去完成。

济拉：由海军突击队的一部负责摧毁“法塔赫”在贝鲁特港北部的一个军火仓库。

耶胡迪特：由阿莫斯·亚侬中校指挥伞兵侦察连一部，在贝鲁特和西顿市之间发起一次牵制性攻击，并摧毁“法塔赫”在那里的一处仓库。步伞兵司令沙凯德将军担任行动总指挥。

当这份沉甸甸的计划交到总理梅厄夫人手中时，她曾一度想起“自杀”这个词，尽管她是主张对阿拉伯人的“哪怕是最小的一次攻击”进行毫不留情的报复的以色列领导人之一。但报复是一回事，打到人家的首都去是另一回事，而孤注一掷地出动几乎是所有的精锐特种部队，到黎巴嫩的首都去则又是一回事。１９７３年的贝鲁特还没有受到内战的蹂躏，仍当之无愧地扮演着东方巴黎的角色，街市上游人如织，美女如云。然而，作为黎巴嫩的首都和经济中心，这座城市同时又驻扎着政府军的重兵和警察部队。退一步说，就算黎巴嫩政府军和警察的战斗力颇值得怀疑，但巴解自身就是一支任谁都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自从侯赛因国王将巴解逐出约旦后，巴解总部便迁到了贝鲁特，３年以来，这座城市已被巴解经营成了一个要塞，城里修建了大大小小的军工厂、训练营、弹药库和工事，随处可见身着绿军装、受过正规苏式训练、肩挎ＡＫ－４７冲锋枪的巴解战士，这绝不是乌合之众，而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准正规部队。以色列不可能派一个军团到那里去（尽管它后来在１９８２年这样做了），“少年之春”只能是一次由少数部队进行的迅速、分散、精确和秘密的突袭行动。以色列当时还没有与贝鲁特的基督教民兵建立联系，突击队到达后将绝对孤立无援，万一计划出现任何漏洞，或是情况出现未能预见的变化，仅仅几十名突击队员可能连个水漂都打不响就无影无踪了。

但梅厄夫人不是一个没有胆识的人，远在以色列独立战争前夕，她就曾两次化装成阿拉伯妇女穿越约以边境，成功地避开林立的哨卡，秘密会晤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争取分化阿拉伯联盟。她知道她的部队能做些什么，也知道越是异想天开和“绝对不可能”的计划，越有可能成功，因此，她最终批准了“少年之春”计划。当然，她命令步伞兵司令沙凯德将军在允许部队开始训练前，先向她做出保证：所有参加行动的孩子们都必须平安回家。此外，绝对不能让外界知道这次行动是以色列政府批准的偷袭，暗杀毕竟不是件很光彩的事。以色列政府觉得外界最好连这事是以色列人干的都不知道，而是认为这是阿拉伯人自己在内讧。这一点并非没有可能，“黑九月”对约旦的恐怖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引子。因此，所有突击队员必须掩盖一切以色列人的特征：他们在行动时必须说英语，不能穿制服，当然，还有最难的一点，不能被活捉。

英语对于大多数队员来说不是问题。在枪支上，以色列武器公司已经应特种部队的要求开始设计一种适合化装行动的，便于隐藏的迷你式“乌齐”冲锋枪，但还没有弄好。突击队员们最终使用的武器是五花八门的：有比利时的ＦＮＦＡＬ自动步枪，可以装枪榴弹；有苏制的ＡＫ－４７冲锋枪，据说是全世界恐怖分子最喜欢的武器，其猛烈的火力，在近射时可以把人打成两截。他们也携带了一些以色列制式的“乌齐”式冲锋枪（这种枪在国际市场上可以买到），出于保险起见，所有枪号都被抹掉了。

然后，他们必须化装成平民，不显不露地出现在贝鲁特街上。突击队员们最终决定打扮成嬉皮士的样子，穿牛仔裤和特大号的皮茄克——用于掩藏武器，再在衣服外面挂上各种哩嗦的小饰品。之后，他们接连几天光顾了特拉维夫最时髦的服装店，营长埃胡德还买了妇女服饰和化妆品——既然他们要以旅游者的面目出现，那么，一群外国游客中没有女人会让人产生怀疑。营长的娃娃脸是非常秀气的，他当选了。和他一起当选的还有小个子列文和罗尼。

侦察营的穆基上尉在行动中扮演埃胡德的男友，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有一次，埃拉扎尔将军在我们打扮好之后笑着指着我问，在那件大褂子下面是些什么。我请他查看了一下。我的腰上别了四颗手榴弹，一只胳膊下面插着‘乌齐’冲锋枪，另一只胳膊下别着‘贝雷塔’无声手枪，两个枪套都是自己缝上去的。衣服的整个衬里上也缝满了小袋，里面插着八个弹匣。如果他检查一下埃胡德的装备，他会看到类似的一套，只不过营长在他那异常丰满迷人的‘胸部’下面也藏了武器。”

训练是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除了极少数的几个首脑人物，所有参加行动的部队对其他部队将同时展开行动毫不知情。他们甚至对自己的任务也只是在行动前几个星期才有完全的了解。

伞兵侦察连和海军１３中队回到各自的基地，在那里，他们用木板搭起了目标建筑物的仿真模型，进行无数遍的演练，情况简报被一遍遍地重复、强调，士兵们的面前挂起了巨大的贝鲁特地图，攻击目标已在上面标注了出来，同时还标出了行动的最佳路线，以避开任何可能引起麻烦的地方。指挥官们要求每一个战士死死记住图上的一切，直到他们在贝鲁特时能熟悉地如同在特拉维夫或耶路撒冷一样。沙凯德将军在各部队之间串来串去，时不时地揪住几个士兵查问他们的功课——在完全准备好之前，他绝不会把他们派出去。

担负最重要任务的总参侦察营，起初也是在基地用木头房屋模型进行演练。但埃胡德中校认为，队员们在一堆木头中无法找到最逼真的感觉。于是，他想到特拉维夫郊外的拉马特阿维夫小区，那里离海不远，街道房屋的布局与贝鲁特的目标极为相似，最妙的是那儿还有几幢没竣工的空楼房，是以使他的战士们在一种身临其境的情况下训练。

他把部队拉了过去，每夜不停地反复打扰那里的居民。埃拉扎尔将军和沙凯德将军晚上没事时经常过去看看，前者就住在那个小区附近。有一次，还顺便替他们挡住了前来查问的警察。

侦察营是完全依照实战的情形进行训练的，包括使用的枪支、炸药的型号和剂量，分组攻击的编队和各组之间的协调，前指的设立及与总指挥所的联络，乘车、攻击、撤退的时间（精确到秒）以及发生各种突发事件时应对的预案等等，事无巨细，无一遗漏。总而言之，以色列特种部队在这次行动中进行了最高效、最周密的策划和最严格不苟的训练。整个计划过程约用了１周，而训练和演习则一直进行到９日上午。

１９７３年４月９日晚，以色列海军的导弹艇载着总参侦察营、伞兵侦察连和海军１３中队的战士在夜色中离开海港北上。按照惯例，侦察营在奔赴战场前，总要来一顿美味的会餐，但这次不同，将近七个小时的海上航程，让大多数小伙子一想起来就倒胃口，在上船前纷纷吃了晕船药。幸好当晚天气很好，大海平静地躺在星光下。看来，那位在贝鲁特的英国人梅希——摩萨德的特工，没白关心天气。

夜深时，导弹艇远远地停在贝鲁特海岸外面，海军突击队员们轻轻放下橡皮艇，侦察营突击队员和伞兵们裹着塑料布坐了上去，以防海水打湿他们的嬉皮士服装和晚礼服，那样会使他们在街上时看上去怪怪的。海军队员开动了柴油马达，橡皮艇向岸边驶去，在离岸几百米的时候，马达被关掉了，艇靠着划桨走完下面的路。一个海军队员用手电向岸上晃了一下，岸上回应了几下灯光，那是提前潜入贝鲁特的摩萨德特工发来的信号，岸上一切正常。橡皮艇驶入浅水区，海军的蛙人悄无声息地下水，一直将船推到沙滩上，下来的突击队员们连脚都没有湿。

贝鲁特人和大多中东人一样，是习惯早睡的，岸边空无一人，只有几名摩萨德特工——“比利时人”布萨德和雷姆勃德、“英国人”维希洛、埃德尔和梅希，以及“西德游客”奥特努德，他们在租来的车里守候着。特战队员迅速分头上车，伞兵们去喀土穆大街的巴解民阵总部，而侦察营去维尔丹街的公寓。送他们上岸的海军突击队员在岸边建起一道警戒线，等侯着他们回来。随着一阵轻微的马达声，车子离开岸边，在黑暗中扑向目的地。“我刚去那里看了最后一眼，情况有变化。”开车的摩萨德特工对坐在他身边的埃胡德说，“街上有三个警察在巡逻，带着冲锋枪。”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车上的人都望着埃胡德。他咬着下嘴唇一言不发，显然是想起了在上次绑架叙利亚军官的行动中，因为情况有变，埃拉扎尔将军在最后关头取消了行动。

“继续走。”埃胡德说。车在第二个红灯前停下时，摩萨德特工忍不住又重复了一遍，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担心：“我说，目标区里有警察。”所有的人都看着埃胡德，如果他拿起步话机向坐阵在导弹艇上的沙凯德将军报告这个情况，那么，沙凯德就会报告埃拉扎尔将军，然后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就知道了，再打电话给总理梅厄夫人——然后，行动取消。

绿灯亮了。

“我听见了。”埃胡德轻轻地说，“继续开！”

１０日凌晨１时２９分。三辆车开到维尔丹街附近停下，侦察营的队员们纷纷从车里钻出来，按事先分好的小组，三三两两地向各自的目标走去。化装成美女的埃胡德搀着“她”的“男友”穆基的胳膊，不慌不忙地向前走。开始他们没有发现摩萨德所说的警察，但突然，两个警察从黑暗处冒了出来，走到人行道上站着点烟，街灯映得他们的铜扣子隐隐发光。两个“情人”咬着耳朵，若无其事地从他们身旁走了过去。

他们走到阿布·尤素福的公寓楼前，哨兵大概打瞌睡去了，门厅里空无一人，一切都像训练的那样，埃胡德、阿米拉姆和海军突击队的联络官德夫·贝尔留在街上协调指挥，同时担任警戒。

穆基、兹维卡、罗尼和副营长约尼·内塔尼亚胡一起屏息冲上了６楼。兹维卡手里提着一个箱子，里面装着炸药，用来炸开公寓的门，炸药用过后，这箱子用来盛放可能找到的巴解文件。在阿布·尤素福的门前，罗尼和约尼一边一个地守住两边，穆基警戒着对面的房子。兹维卡俯下身去，悄悄地在门把上安放塑性炸药。炸药安好后，穆基在无线麦克上轻敲了３下，通知埃胡德准备就绪，等埃胡德回应五下敲击时，三个小组将同时引爆。爆炸声会通知海上的指挥部行动开始，其他的特种部队将分头开始进攻。

话筒中传来五下敲击声，兹维卡立即启动了引信。从引发到爆炸大约需要５秒，就在这时楼下的街道上突然响起了枪声。

终于有人发觉了他们，但已太迟了。

门“轰”的一声被炸开，穆基和兹维卡冲进阿布·尤素福的公寓，那张相片上的脸在他们面前晃了一下，逃进了卧室，两支冲锋枪隔着房门将他打倒在地。在那片弹雨中，阿布·尤素福的妻子表现出了非凡的忠贞和勇气——她冲上去想用身体挡住丈夫，但子弹穿透了她的身体，她最后和丈夫一起丧生。在参加行动的队员的回忆中没有提到这件事，也许他们觉得这不是一件值得向公众讲述的事情。

突击队员在巨响中冲进房门时，纳赛尔正坐在写字台边，台上放着打字机，他正在准备明天的一篇发言稿，几串子弹永远剥夺了这位诗人的发言权，他身后的沙发也被打得着起火来。

阿德万就不同了，即使是在家里，他的手边也永远放着一支装满子弹的ＡＫ－４７冲锋枪，在葬身于弹雨之前，他还是来得及搂了一梭子，打伤了一名突击队员的腿。

暗杀完成得异常迅速和顺利，突击小组用原先装炸药的箱子装满了在三间屋子里找到的文件（情报部门说在那些屋子里找到的任何一张纸都可能是宝贵的）迅速回到了街上。突击队员来的时候疏忽了街上停着的一辆“雷诺”轿车，巴解的警卫其实就坐在车里。队员们在公寓门前的举动引进了他们的怀疑，就在三个突击小组在楼上分别装好炸药的同时，一个保镖从车里走出来，看样子是对埃胡德他们产生了怀疑，伸手去掏枪，埃胡德他们立即用“贝雷塔”无声手枪将他打倒，但这种枪的杀伤力不强，那个警卫没有立即死去，打出了两枪报警。枪响后不到２分钟，一辆黎巴嫩警察的吉普车就赶到了现场，埃胡德他们躲在阴影里，直到三四米的距离才突然开火，这辆车又挣扎着开出几米，终于失去控制，一头撞在路边着起火来，两三个受伤的黎巴嫩警察爬出来逃掉了。这时，完成任务的穆基·约尼和罗尼已经回到街上，正好赶上第二辆增援车冲到十字路口，车立刻被从几个方向来的交叉火力打得满是窟窿，四名乘员被纷飞的子弹打得从车上掉了下来。

街上突然沉寂了一下，然后，远处又传来枪声、警报器的尖叫声和巨大的爆炸声，那是沙哈克的伞兵们开始进攻巴解民阵总部了。利用这一间隙，阿米拉姆和穆基去检查警卫们坐的那辆雷诺车。刚才第一个警卫被打倒后，阿米拉姆就扫射了那辆车，但他突然想起来有可能没干彻底，这时车里打出了一枪，子弹落在离他们不远的柏油路上，证实了阿米拉姆的疏忽，他俩立刻弥补了这个漏洞。

与此同时，摩萨德的特工们飞快地把车开到路口，急刹车时，路面咬得轮胎吱吱作响，突击队员们迅速地钻进前两辆车。埃胡德和穆基走在最后（这是这支部队，也是整个国防军的惯例，撤退时指挥员永远留在最后），这时那辆被打着的吉普车油箱里猛地爆出一片火焰，映亮了第三辆前来增援的吉普车。穆基拉开一颗手榴弹的保险，那车戛然刹住，一个警察跳了出来，穆基向他打了一个点射，但没打中，那人连跑带跳地逃进了路边的楼里。在开枪的同时，穆基投出了手榴弹，弹体在空中划过一个弧形落在吉普车蓬上，手榴弹到地上炸开，四个警察从车里掉了出来。

穆基和埃胡德转身上车，三辆车像风一样飞驰而去。摩萨德的特工们这几天已经把这个城市摸得滚瓜烂熟，拐弯抹角地向前猛冲，车上的突击队员们全神贯注地警惕着可能的追击。

出了几个街区后，车子慢了下来，用正常速度一本正经地向海边走，在离海岸撤退点约半公里的地方，他们前面出现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的装甲车，它正在巡逻，用探照灯查看着海滩。突击队员们怕装甲车发现海滩上的橡皮艇和突击队员，就没有超车，而是在装甲车后不耐烦地大按喇叭。到了向海滩转弯的路口处，三辆别克车悄悄地拐弯溜了下去。

突击队员们跑上橡皮艇，摩萨德的司机也丢下车上了艇，就让摸不着头脑的黎巴嫩警察去查那几个租车的外国人吧。紧张忙乱中，一个队员发现他把装文件的箱子忘在车上，但埃胡德禁止他再跑回去取。

橡皮艇又在漆黑的夜色中离开海岸——从登陆到离岸，整个任务用了２９分钟。

在整个“少年之春”行动中，喀土穆大街上，巴解民阵总部是最难攻克的一个堡垒。沙哈克中校的队伍比计划早到了５分钟，立即在对面的街上设立了前指。中校、军医官和摩萨德的司机留在那里。然后穿得花哩胡哨的队员（从嬉皮的Ｔ恤到雅皮的西服革履应有尽有）分成了４组，每组２人。第一组若无其事地走近大楼，向卫兵借火。四名粗心大意的卫兵丝毫没有想到死神已经在他们头上拍打翅膀了，几秒钟后，他们被突如其来的“贝雷塔”无声手枪打倒在地，２人被打死，但另两个人仅受了伤，来得及挣扎着发出了警报——联想到前面维尔丹大街上，和后面我们还能看到的战例，在一场要求干净利落的战斗中，这种枪的杀伤力实在是个问题。

喀土穆大街上一下子开了锅，巴解战士们涌到窗前向下射击，１２．７毫米的机枪子弹和手榴弹像雨点一样泼到街上，两名突击队员在倾刻间阵亡。但伞兵们立即稳住了阵脚，用ＦＮ ＦＡＬ步枪上的反坦克枪榴弹和短促准确的点射回敬。突袭在转瞬间变成了强攻。几个突击队员冲进楼内，向楼梯间里投进了几发烟榴弹，这样，楼上的人要想下楼就只能用电梯。不一会儿，巴解的人果然如突击队所料坐着电梯下来了。但电梯门刚刚打开一条缝，早就埋伏好的伞兵们立即向里射击，里面的人还没来得及出枪就被迎面而来的子弹扑倒。伞兵们把尸体拖出来，又把电梯放上去。让人想不明白的是，楼上的人一次又一次地乘电梯下来，好像没看见里面的血迹。伞兵们守在电梯口，里面的人一个也没能冲出来。

激烈的交火大约进行了５分钟后，沙哈克中校下达了炸毁大楼的命令并准备撤退。由于他的人有两个阵亡，三名重伤，他不得不用无线电呼叫空军要求支援。不一会儿，一架涂着蓝色大卫星的以色列空军救援直升机飞过贝鲁特的夜空，接走了伤员和阵亡战士的尸体。很多贝鲁特居民看见了飞机，此举使以色列政府原来处心积虑地要否认这次行动与他们无关的计划泡了汤。

巴解民阵总部大楼随着一声巨响倒塌下来，巨大的火光和烟尘成了突击队撤退的最好掩护。正当喀土穆大街上的战斗进行到白热化时，沙凯德将军命令海军突击队投入行动。这一下子非常成功，使巴解分不清以色列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１时４０分，泽夫中校的部队到达目标区：“法塔赫”位于奥扎伊的军工厂。

这个行动包含两个要同时打击的目标：

瓦尔达Ａ：由克若勒上尉带领水下连的１５名蛙人，摧毁“法塔赫”和“黑九月”领导者之一阿布·哈桑的办公室。阿布·哈桑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指挥他的手下在加沙地带进行袭击和情报搜集活动。这一队人在行动前接到了严格的命令——在炸毁办公室前必须确保那里没有平民。

瓦尔达Ｂ：由舟艇队指挥官马莱克上尉率领一部分队员去炸毁巴解的军工厂。

阿布·哈桑的办公室离军工厂不远，正好在防波堤的上面，潜水连的队员在堤上架起自制的折叠梯，队员阿萨夫第一个爬了上去，借着绑在ＡＫ－４７步枪上的射灯光，他立刻发现了一名卫兵，一个点射将他干掉了，枪声引来了更多的卫兵，但蛙人们在黑暗中当头向他们打去了一片子弹，至少打死了七个人。清除了卫兵后，突击队在办公室里安放了炸药，将它夷为平地。

马莱克的部队在行动过程中遭遇了一小队卫兵，但训练有素的队员们轻而易举地打发了这一队人，还用苏制ＲＰＧ火箭筒炸毁了一辆用欧宝轿车改装的土制装甲车。清除障碍后，队员迅速在军工厂里安好炸药，然后在夜色中安然撤退。

这是海军突击队“攻击、摧毁、脱离”三部曲的典型体现，齐夫中校的不厌其烦和严酷的训练起到了明显的效果。在当晚行动的各支分队中，这支部队是最后一个参战的，也是最早撤回导弹艇的。

海军突击队的另一个行动进行得更顺利，一艘“达布尔”巡逻艇悄悄地将几名潜水队员送进贝鲁特港，蛙人背着防水包装的炸药经过一段短短的泅渡，摸进了港口北部的弹药库，当爆炸声响起时，蛙人们已经回到巡逻艇上返航了。

亚侬中校的伞兵们在西顿市北部的牵制行动也完成得非常成功，他们从另一条路到达指定地点后，立即在西顿至贝鲁特的公路上撒了无数的路钉，防止任何巴解力量从这条路上驰援贝鲁特。之后，伞兵们轻易地摧毁了附近一座防卫松懈的弹药库，毫发无损地撤出了战斗。

第二天清晨，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和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将军，在海法港热烈地欢迎了归来的部队，但沙哈克中校为他那两名死去的战士感到非常难过，没有参加随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事后，贝鲁特出版的报纸沸沸扬扬地将这次事件嚷了好长时间，有的报道说，目击者看见有两个美丽性感的女魔在维尔丹大街上指挥战斗，这当然是指埃胡德和他的战友。

这位年轻的营长后来成了一名非常有名的人物。大约１年后，他改名为埃胡德·巴拉克。１７年后，巴拉克出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１９９９年，巴拉克出任以色列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