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周扬：毛泽东是他很深的惧怕情结

　　文章摘自：《毛泽东与周扬》
　　作者：盛夏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版次：2011年9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 《毛泽东与周扬》的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史实为准绳，以文献为依据，力求做到重要的史实有把握、重要文献有依据、重要讲话有出处、重要引文有来源，并密切注意最新披露的文献和新发现的史实，同时注意纠正与考据了一些流传的错误，与此回时也注意吸取了国内最新的研究成果……

转播到腾讯微博

周扬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文学曾在世界文学史上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最高成就。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几乎可以说是照搬与移植了苏联文学的模式，甚至于执政党在领导文艺的格局上，几乎完全亲苏“一边倒”，在操作方式上，几乎完全相同，这难道也是历史的巧合与安排吗？我们不妨审视一下半个世纪前的历史史实。

1956年5月13日，法捷耶夫在莫斯科郊外作家村他自己的寓所开枪自杀，他在遗言中称斯大林为暴君。卫国战争中由于他参加过大规模军事作战，并由此体现了强烈的战斗精神，法捷耶夫深受斯大林赏识，在斯大林的一再提议下，1934年进入苏联作协领导层，并逐渐成为苏联文学事业的最高领导者和组织者，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起，参与了苏联文学发展中所有的重大事件和运动。由此而想到在较长时间中，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的经历与地位几乎就是法捷耶夫的翻版，所不同的是，法捷耶夫以自杀的方式了结了生命，而周扬却因抑郁孤寂，在医院中毫无知觉地静静地躺了四年，于1989年7月30日去世。

1933年周扬首先向中国引进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虽然我们不敢就此认定他在党内地位的提升和巩固与此直接相关，但可以看出其本人所代表的文艺观念，体系与苏联的深刻关系，“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也曾使法捷耶夫的走势一路看好，这一理论在苏联提出，很大程度上源于斯大林自己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在这位领袖不断整饬作家队伍、打击异己、处分和处决作家的过程中，法捷耶夫的朋友、同事纷纷落马，深得斯大林赏识的法捷耶夫的地位却在直线上升。法捷耶夫成了斯大林的红人，到1946年以后，法捷耶夫已经成为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法捷耶夫政治地位的显赫，显然并非因其文学创作，他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他是斯大林的“文学总管”，斯大林通过他领导文学界。周扬成为中国的“文学总管”，这一点和法捷耶夫是完全一致的，在更多的时候，他必须听命于毛泽东的意志，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很密切，刚从上海来延安，便被信任和重用，甚至为这种力量而忘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不久，周扬很快编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将毛泽东推崇到了与马、恩、列并驾齐驱地位，这固然是周扬看到了毛泽东在文艺上的独特之处，同时也是一种崇敬之心的驱使。及时适应了毛泽东在鲁迅 逝世后，重树文坛领袖的需要，为了这个需要，周扬从《生活与美》转换到《序言》，从此，周扬轻轻地悄然地弱化了自己关于文艺的真实想法，一心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更加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在这种信任的感召下，他越发坚定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性，认为自己必须这样，而且应该这样。周扬之走上文艺界的领导岗位，大概也是必然的。

在苏联，在“大清洗”中，法捷耶夫的地位不断上升，而一大批作家被打倒。人们都怀疑是他起的作用，他失去了大多数的朋友，而且在斯大林去世之后，遭到唾骂，说他是斯大林的打手。实际上，在这场大清洗中，法捷耶夫思想上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像当时许多人一样，认为这场运动是必要的，他必须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另一方面站出来为受冤枉的人辩护，并想方设法来保护他们。尽量减轻文艺界的损失，这是人们亲眼见到的，至少他曾不止一次力图减轻它。从1953年到1956年法捷耶夫给各有关部门写了五百多封信，说明事实，替受害者辩护，为他们洗刷罪名，使相当多的作家得到平反，是与他的努力分不开的，法捷耶夫个性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渴望当领导人，他总是想显示自己的超凡性，他从事文学活动伊始就比较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对他来说，成为一个较为完美的人是与为革命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融成一体的，除了绝对服从斯大林，他别无选择。

在中国，在极左路线运动过程中，这种情况在周扬身上也同样发生，在很长的岁月里，和许多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一样，周扬献身于一种革命事业，但其生命的表现形式则是在这两种的拥抱、排斥、搏斗中得以完成的。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他的内心，两者或许有过短暂的统一，更多的时候则是矛盾的。内心的矛盾就决定了行为的矛盾、人格的矛盾，甚至产生出异化的力量，改变或扭曲他的人格。从而在人们的眼里，在任何时候，他都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存在。这两者的矛盾存在，制约着他的一切选择，决定着他的善与恶的挥洒。周扬就这样处在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临时，他都面临着选择。在对领袖的崇拜与个性之间，他矛盾着，或者改变自己，或者由别人来取代。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最终他选择了前者，而且每次运动中，他依然是领导者，周扬崇拜毛泽东，毛泽东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同样，尽管法捷耶夫对斯大林满怀崇拜，但并不是盲目的，他时常与斯大林之间表现出了原则性的分歧，他敢于直言和坚持自己的意见，有时甚至与斯大林争论。而周扬对毛泽东、对政治权力的屈从已形成习惯。1937年抗战爆发，周扬到延安不仅没因“鲁迅事件”遭到批判，反而受到毛泽东的重用，于是更激进、感激、崇拜毛泽东，当延安整风运动中，从而维护毛泽东在党的统一领导，这正如在斯大林解散和改组拉普的时候，作为文艺界的领导，法捷耶夫必须站出来发表文章支持斯大林的行动一样。周扬也做了与法捷耶夫一样的选择。

因对政治权威崇拜而产生的恐惧心理大概是法捷耶夫、周扬的共同特点，法捷耶夫说他最怕斯大林，周扬大概只怕一个人，这就是毛泽东。周扬几乎言必称毛泽东，曾在多种场合表达对毛泽东的感激和崇拜之情。他不止一次谈到毛泽东是一个非常特出的人物，中国出了这样的一个特出的人物，是了不起的事情。

周扬对毛泽东的“怕”主要体现在五十年代对丁玲和胡风的批判上，1952年，毛泽东就多次批评过周扬，说他政治上展不开，撤了他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毛泽东是周扬很深的惧怕情结，他只能按毛泽东说的做。否则，身家性命难保。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共中央开始批判了个人崇拜，矛头指向斯大林，由此开始了思想上的“解冻”。这一过程对法捷耶夫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于是他开始回顾过去深刻反思，他认识到了在过去的文艺工作中党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的，并对党如何领导文艺和制定文艺政策产生了自己的想法。于是他接连向苏共中央上书，对党的现行的文艺政策提出了批评。但他的建议和批评没有得到理睬，他要求会见领导人的要求不仅被拒绝，而且还常遭斥责。于是他在抑郁、孤寂中开枪自杀，并以此向世人证明他是一个有血性的汉子。

周扬又如何呢？近十年的监狱生活他反省，出狱后真心忏悔、真诚地道歉，获得了谅解和尊重。晚年周扬最值得书写的一件事情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探讨而赢得声誉，但由于这一点涉及意识形态的重构，所以他遭到了高层人士的严励批评。对“异化”问题检讨之后不久，遭受致命一击，1989年抑郁而逝……有文章说“他是被气死的”。

二

关于斯大林与法捷耶夫，首先要说说苏联文学。

苏联文学对我来说，始终是一片辽远而美丽的星空。学生时代几乎遍读那个时候能读到的小说。现在想起一些故事情节，依稀可见。想起读苏联小说的那些岁月，诱发了我对斯大林时代、法捷耶夫与当代苏联文学运动的寻根问底。

关于斯大林的文艺著作，弄清斯大林关于文学的论述，从十三卷本的《斯大林全集》中将有关文艺论述理出来。再对照北大编的《马列论文艺》与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编的《马恩列斯论文艺》，综合起来看，在《斯大林论文艺》尚未出版以前，被认作是斯大林文艺思想的著作只有两本书与8封信，这是我仔细读过了的。其中给高尔基的信最为有名，流传广泛。当岁月流逝，然而又有谁知道高尔基竟是被迫害死的呢？想弄清楚斯大林文学评奖很难，但书中写到了斯大林文学的评奖是必须看斯大林眼色行事的，而斯大林更是凭个人的好恶来决定，并且每次颁发都亲自过问。从一些发表的文章里有这样的文字：“1948年讨论斯大林文学奖授奖名单时，斯大林质问法捷耶夫为什么没有潘菲罗夫的小说《为和平而奋斗》，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回答说不够水准，斯大林当众批驳道：“我的看法不同，应该给他。”法捷耶夫只好照办。这说明斯大林只凭好恶，不顾艺术创作规律和创作成就的高低，想给谁就给谁。看到这些文字，斯大林文学奖神圣的光环已经荡然退尽，是大打折扣了的。当我重新翻读五十年代我国翻译的大量的斯大林文学获奖作品时，我也发现这些斯大林文学奖的作品大都是粉饰现实、个人崇拜的作品，明显的政治说教远远大过于作品的艺术价值，成为斯大林历史时代见证的活标本。

关于斯大林专政时代作家的命运，从《斯大林肃反》中看到，自一九三四年苏联作协成立至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两千名作家被当作“人民敌人”“间谍”处决，关押，流放。其中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作家法捷耶夫的自杀最具典型意义。引起社会震动！尤其是法捷耶夫的悲剧，法捷耶夫是极具才华的作家，他的《毁灭》《青年近卫军》使他在文学界身居高位，成了斯大林的红人。而他把斯大林视为党的化身。他同斯大林的关系是“士兵同权力无比的总司令的关系”(爱伦堡语)。1990年《苏共中央通报》第10期公布的《法捷耶夫遗书》，可看到这样的文字：“我看不出再活下去的可能，我为之奉献终生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和无知的领导所扼杀，现已无法挽救。……把我变成一匹拉车的马，一生吃力的拉着不计其数的、平庸的、不合理的、任何人都能胜任的官僚主义事务。……作为作家我的生活失去任何意义……”1956年5月13日法捷耶夫在莫斯科别列杰尔基诺作家村开枪自杀，他床边摆着斯大林画像，似乎想说他所犯的错误也应算在斯大林的帐上。我由此而想到他说过的话：“当你对美女神魂颠倒，可后来发现怀抱里的却是丑妇……”反映了法捷耶夫对自己几十年作为文艺总管的罪孽有了痛彻心肺的觉悟和忏悔。我们也不能把迫害苏联作家的罪责全部归到法捷耶夫一个人身上。同时也想到斯大林曾经猛烈批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质问书中的党组织到哪里去了？他只好公开认错，重写的《青年近卫军》又获斯大林文学奖，这不能不说是颇具戏剧性与悲剧意味的！这难道还不能说明当时苏联作家的命运吗？

我们知道，斯大林这个词是从俄文“钢铁”一词演变而来的，人如其名，斯大林具有钢铁般的性格，他的残酷专政、独裁专制是世人知晓的，斯大林专政的文艺政策要求作家在作品中处处突出党的领导，苏联各个战线取得的胜利都应该归功于党，而斯大林就是党的化身。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平庸之作泛滥成灾，斯大林专政时代，斯大林对文艺界的干预，对文艺作品的批评和指责，数不胜数。而中国在极左年代的文艺界，从批胡风反革命集团到批丁玲反党集团，可以说是苏联的翻版，中国的文艺总管周扬与法捷耶夫绝对听命于斯大林一样，只能绝对服从毛泽东，只能以毛泽东的意志为意志。有文章说，如果是王扬、李扬，也许被整的人还多一些，这一点周扬与法捷耶夫是何其相似，毛泽东与斯大林又有什么不同。法捷耶夫与周扬不同在于法捷耶夫留下了传世的作品《毁灭》与《青年近卫军》，此外还有一部文艺论集《三十年间》，而周扬除了一套五卷本的《周扬文集》之外，几乎也就没有什么了。这也许正是周扬的命运更具悲剧性的缘由吧。

把周扬当作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文化官员来看待，也许会有很多人不同意。这当然是因为对于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评价标准有关。无可非议。但是，对于周扬这样一个具有文化人和政治人双重身份的政府官员兼思想者来说，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一九八四年周扬为《邓拓文集》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都应力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殊情况下，或者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发生了偏差，或者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出现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都是可能的。”这篇文章写出了周扬晚年虽然曲折、隐晦、委婉，以及他回首往事时的那种矛盾复杂的心情。

周扬首先是一个革命者，是意识形态战斗者与领军人。在历次文艺运动、政治运动中，周扬常常是作为直接执行者而出现的，在他对革命的“敌人”进行无情的批判时，是否也包含有借机报复私人恩怨的因素，不得而知。但从当时的政治体制的运作来看，周扬的权力也只能是运用在借用某种时机上面，他是无法做出最高决策的。当他读到毛泽东关于胡风案定性的按语时，尽管他难以置信，但仍然对身边的人说：“我们要尽量跟上毛主席的思路，尽量与毛主席的思想缩小距离……。”而当他看到自己身边的人，自己的朋友、战友在反右与文革中都纷纷落马，文艺界过去的老将们一个个都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只剩下自己一人形单影只时，自然会产生唇亡齿寒、兔死狐悲的感觉，而且这些反党分子都出在自己主管的部门，这样整下去，早晚会整到自己头上，这当然是周扬不愿看到的。据回忆，周扬在“文革”后多次说：如果五七年我不打那么多右派的话，那我第一个就是右派。随着运动的深入，周扬本人也感到自己有些力不从心了。这从每次批判中周扬所做的总结发言中都可以体会到，因为它常常是从自我批判开始的。在一九五一年文艺界整风时，周扬在谈到文艺界出现的一些错误思想倾向时说：“我作为文艺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应当负很大的责任。”(《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周扬文集》第二卷)在批胡适、俞平伯以及《文艺报》时，周扬说：“《文艺报》的错误，当然不只是一两位编者的。我们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和斗争，实际上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这是我们工作中最大的错误。我也就是犯了这种错误的。……《文艺报》的错误，我要负严重的责任。我有负于党和人民的委托。”(《我们必须战斗》，《周扬文集》第二卷)一直到“文革”前在他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讲话稿中，周扬还是在做着自我批判和反省。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还这样说：“对文学艺术方面资产阶级的这样一个进攻，我们觉察较迟，反击不力。同文艺界前几次的批判和斗争一样，这一次又是毛泽东同志首先向我们敲起了警钟。”(《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这些话实际上所包含的意思远不是那么简单，当然，周扬所要表达的主要是由于没有敏锐的政治嗅觉、没有高度的警惕性、没有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痛苦自责，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周扬同样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示一种同这些运动摆脱干系的想法，他是在曲折地表达，所有这些运动并非自己所希望，也并非是自己的意愿，当然也并非自己所能支配得了的。否则，他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检讨、表白，更不会检讨一次后，不吸取教训，重犯第二次错误，不然的话，他完全可以挥舞大棒，只管打人就是了，还没完没了地检查什么。这也正是周扬的知识分子的本色与文化人性格在起作用的原因。目光敏锐的毛泽东是不会看不到这一点的，只要有合适的人选，周扬随时都有被取而代之，这是必然的。

因此在每次运动中，周扬都会陷入究竟是牺牲自己保全别人，还是牺牲别人，呆全自己的两难选择之中。一九六五年，在批判田汉、夏衍、阳翰笙时，毛泽东对周扬说：恐怕你下不了手吧。这对周扬无疑是最痛苦的选择，如果说批《武训传》、批俞平伯对周扬无关紧要的话，如果说批胡风、批丁玲，对周扬无所顾忌的话，那么批三条汉子倒真是让他兔死狐悲了，他完全 可以预感到，下一个就是自己了。在这两难选择中，周扬最终还是选择了保全自己。不久，周扬也变成了“阎王殿”里的“活阎王”。被囚禁9年的周扬出狱后，曾说过：“虽然毛主席整了我，但我不恨他，我有自己的信仰……。”这是当代许多知识分子所难以抉择的矛盾，即使是历来被认为当代最具鲁迅精神的胡风也是如此。胡风的那种知识分子气节的确令人景仰，他的斗争精神更是当代知识分子所缺乏的，但是，即使是他，面对这种冲突，也是非常痛苦、难以选择的。一九五四年，胡风的《三十万言书》递交党中央之后，对他的批判也随之而来，但当党要他检讨时，胡风服从了。

周扬是悲情的思想者，以往我们将“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或应该努力的行为准则，但是，当一种思想被认为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而且自己也慢慢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一个知识分子又该如何去做呢？理性的批判历来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武器、立场以及知识分子阶层得以存在的基础，但是，判断这一批判是否符合人类进步要求的评价依据又是什么呢？从四十年代开始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并非每个人都是被迫进行的，无数的知识分子满怀豪情地自愿加入到这一行列中，就像“五四”时期大批的知识分子自愿地加入到反封建的队伍中去一样，现在我们反思时会理性地对这两种情况进行分析、区别，可是如何去苛求处在历史洪流之中的人们呢？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以代言人自居，从代圣贤立言到代人民立言，从文以载道到文化启蒙，永远摆脱不了思想优势的心态。知识分子总是在考虑如何引导人类按自己预设的道路前进，总是在想自己与大众有什么不同，以及如何做才能显出不同，却没有人去思考启蒙与被启蒙者有什么共同之处。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周扬，晚年时忏悔了，周扬没有把责任全部都推到毛泽东的身上，虽然很多人是这样做的，但周扬没有，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他也因此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归根结底，他还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真正的知识分子，在那极左的年代，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登峰造极，周扬除了遵命，又能有何作为？所以说，周扬并不是一个完全被权力异化的人，知识分子的特性在压抑许多年后，知识分子的本色并没有消失，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周扬的本色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周扬不论功过如何，他是个大人物，不是小人。周扬晚年因一个“异化”，一个“人道主义”要了他的命，其实说白了“异化”的含义就是变质的意思，我们现在说马克思主义是包含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的地位都能接受，可处在中国思想界“解冻”之初这样说，可是冒天下大不违，现在看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还是革命的人道主义，也有称之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其本质者是一样的。而在当时，周扬需要多么大的理论勇气。无论是在上海、延安、新中国初期这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有出色的表现。文革后，出狱时做了深刻的反思，思想有了新的飞跃，大彻大悟，他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问题的探索，体现出过人的智慧与耀眼的光彩。

二

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作为知识分子的周扬的形象变得更加复杂难辨了。五十年的坎坷曲折，时间是一个巨大的过滤器，早把五十年来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把历史形成的偶然因素给过滤掉了。剩下的，则是周扬留给历史的实际的知识分子的本色。

历史地说，二十世纪的世界是一个矛盾的世界，也是一个分化的世界。在文艺理论和美学领域，各种观念、各种学派都纷纷登台，接踵而至。而在各种文艺理论和美学流派中，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符号学是四大最重要的学派，它们共同构成当代世界文艺理论和美学的整体面貌。其中，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同样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由于面临的是不同的文艺对象、解答的是不同的文艺问题，再加上产生的现实、历史、理论背景的差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也出现了分化的趋势。继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后，中国马克思文艺理论也在民族民主解放斗争中产生并发展起来了。正是通过周扬等理论家的努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终于诞生出来了。

客观地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只是各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版。中国的理论家们一开始就注意到中国与苏联的差异。周扬在介绍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之后，还不忘指出下面这一点：“这个口号是有现在苏联的种种条件做基础，以苏联的政治—文化的任务为内容的。假使把这个口号生吞活剥地应用到中国来，那是有极大的危险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除此之外，在探索艺术家的思想修养方面、考察艺术对现实的反映方式方面、研究民间艺术形式方面等，也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正是由于这些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内容，才使其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鼎足而三。

公正地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有一个方面值得一提，那就是中国的文艺政策。中国的文艺政策可以说是中国文艺理论的实践形态，它介于文艺创作与政治需求之间，对文艺创作着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周扬以理论家和政策制订人的双重身份出现在中国文坛上，出现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史中。而我们也只有在这样一个整体格局中，才有可能对周扬进行全面而公允的审视。诚然，周扬仍无愧于纯理论家、批评家、文学史家、美学家和翻译家等等称号，但他更主要的却是文艺理论权威和文艺政策制订人。

当读完周扬的大部分著述，我们看到，周扬自己也并不见得非常愿意发生这种转折，但这由不得他。早期的周扬(1937年7月)曾在文章中透露过这方面的信息：“我们并不主张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但是两者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社会情势急激变化的时期，这种关系尤其明显，……中国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每个有民族良心的作家都不能对于政治采取超然的态度。”时代的压力是促使周扬产生这种转变的最主要的原因。其次，一个勿庸讳言的原因是由于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周扬到延安后，与毛泽东的关系颇为密切。毛泽东本来就是一个具有坚定意志的人，再加上革命领袖的地位和声誉，他的意志更增强了几百倍。在毛泽东身边的人，不可能不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和意志的左右。所以，本来是“不主张文学成为政治附庸”的人，到后来也不得不赞同并宣传“文艺为政治服务”；本来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美高于艺术美”的忠实信徒，到后来也不得不接受和支持毛泽东的“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通性”；我们清楚地看到周扬是如何不得不改变了初衷。当然，并不是说，周扬对于这种改变是全然无知无觉的。出现这种转变，也是有着周扬自身的原因的。周扬与毛泽东同样喜好现实主义作品，同时又时常怀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当时代的需求和领袖的意志要求他转向政治时，他的过渡也就十分自然和顺当了，尽管这期间也会在内心产生矛盾和冲突，但社会责任感、艺术欣赏倾向以及时代的压力和领袖的意志马上就把这些矛盾和冲突压抑下去了。于是，我们面前便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于的理论权威周扬。

周扬进入中国政治舞台之后，依据毛泽东的理论来制订或参与制订中国的文艺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把文艺政策变为私心泽东理论的实施。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做报告，总是气势不凡，以至文革中批判他为“报告狂”。同时我们也难以区分哪些是毛泽东的，哪些是周扬的，这反过来证明了周扬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中都是无人可比的。卢卡契虽然以自己的理论影响了苏联文艺政策的制订，但他本人几乎没有参与制订过文艺政策；卢那察尔斯基倒是参与过文艺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但卢那察尔斯基还不能说是一位权威的文艺理论家，他所参与制订的文艺政策也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只有周扬以毛泽东为旗帜，不仅有自己的一整套理论，而且还能将这种理论凝聚为文艺政策，从而直接影响和制约文艺创作。

然而，如果说，作为理论家的周扬在探索理论问题时还有一定的自主权的话，那么，作为政策制订人的周扬在制订或参与制订文艺政策时，就由不得自己了。的确，周扬可以将自己的理论投射到文艺政策的制订上，但是文艺政策的具体设计却是服从当时的需要或领袖的意志。在中国文艺政策发展的阶段上，周扬起过作用。却不得不参加制订一些排挤和压制某些艺术家的政策。

当然，中国文艺政策也并不都是有碍于文艺的发展的。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促进了文艺的繁荣或健康发展，而这中间，自然也不能抹熬周扬的功绩。

周扬是一个忠诚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一个呆板的教条主义者，至少，在许多方面是不教条的。1936年，他著文批评徐行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对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的看法，批评他“完全不了解目前新的形势，不懂得把正确的理论原则活泼地运用于特殊的具体环境。”周扬自己以后是力戒这种教条主义做法的，因此在文艺问题上，他也表现出一系列的宽厚态度，而这一面也是被我们忽略了的。前面曾提到过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灵活态度，对自由选择题材问题的看法，也显示出了周扬作为理论家的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这恰恰证明周扬的知识分子本色。

周扬的文艺理论方面是与他作为政策制订人的形象相矛盾的，甚至也与他的某些理论主张相矛盾。然而，周扬没有有意压制矛盾的这一方面，他凭着自己的良知，在理论与政策的矛盾之间、理论与理论的矛盾之间求索。正是有赖于这种基于良知的求索精神，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周扬达到了理论的最高境界表明周扬是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周扬已属于历史；作为一种文艺思想，周扬的研究至今还在。忘记历史本属不该，忽视现实更难原谅。迈向明天，固然需要轻装，但历史和现实都不可能轻易跨越。在对历史人物的审视中，周扬的本色还是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