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在这一讲中，我们开始介绍《三字经》的第五部分。这一部分内容实际上是高度浓缩的“中国通史纲要”，能用234个字勾勒出一部中国古代史的基本轮廓，实在是难能可贵，孩童时期如果能够背诵下来，会受用终生。
中国古代史的划分，宋元明清时代属于近古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是中古时期，夏商周秦汉时代是上古时期，三皇五帝时代是太古时期，伏羲氏以前就属于远古了。中国远古史的奠基就是盘古开天地，属于神话传说阶段，没有文字可以考证。现代科学认为，地球是在50亿年以前形成的，生物是在40亿年以前出现的，人类是500万年以前出现的，所以我们的老祖先盘古氏距今至少有500 万年的历史了。
人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不学可以不可以？这是我们这一讲，首先要解决的认识论上的问题。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离开因果而自存，因此学习历史的根本目的，在于由因推果，以昭示未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述往事，思来者”；唐太宗李世民也说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知得失。”历史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找到历代兴衰、更替的道理；明白是非善恶因果的道理。今天是昨天的延续，今天又为明天奠基。不了解昨天，就不知道今天是如何演进过来的，明天发展的方向也就无从把握。仅凭阶段性的观察，不进行历史的通观分析，就很难认识事物的真相，就有可能人云亦云，上当受骗。
现代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真正认可的没有几个。看看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就明白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课本，到今天还是“试用教材”。历史无非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怎么可以随心所欲的篡改呢？而且中国历史由一万二千年变成五千年、三千年、两千五百年、二千年，越来越短，还以为美国才两百年的历史，我们说两千年已经不少了，可见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文化根本就没有信心。
其次，在中国文化里面，历来是文史不分家，不懂史就无法准确地理解文，就有可能歪曲文义，张冠李戴。离开了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就无法评价和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从伏羲氏算起，至今有一万两千年，从黄帝开始算起是五千年。黄帝时代，文字、历法、衣冠、音乐、医学都出现了，所以黄帝是人文初祖，我们说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从皇帝开始算起的。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夏朝开始的，由河南汲县战国魏墓发现的《竹书纪年》推算，夏至今已有4100多年了。
从周公整理西周以前的中国文化开始，至今是三千年有文献可以考证的历史，孔子第二次整理周以前的文化，集中国文化的大成，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孔子根据当时能看到的、确切可信的史料，著了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就是《春秋》。孔子著《春秋》至今是2500年，黄帝至今是五千年，神农氏至今有九千年，伏羲氏至今有一万两千年。再往前推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母系氏族的女娲氏，树上搭窝的有巢氏，再到远古时期的三皇氏，再往前就是开天辟地的盘古氏了。
历史本来就是做人和做事的经验纪录，因此我们学习历史，不是要当历史学家，而是要立足于“疏通知远”的原则，以历史的经验来指导我们更好地做人做事。
下面请看原文：
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
按照传统教育的次第，必须经子都通了，才可以读历史。言外之意，你没有“孝经通，四书熟”，就没有资格读历史，否则知识体系的建立就会有问题，很有可能是空中楼阁，你今后的成就一定是有限的。
没有经子的基础上来就读史，多数人都会走错路。历史既不是文学也不是科学，而有其自己的规律，有其特定的原则与方法。不了解这些基本规律而读史，就会囿于具体的法术，感兴趣的一定是历史上某人处理谋事的方法。你所学到的，说的文雅一点是策略，难听一点就是阴谋诡计。如此读史，你这个人就很有可能会走偏。
读历史的目的是“疏通知远”，为了懂得人生、懂得因果关系、为能知道过去而领导未来，要能够通达透彻地了解世故人情，要知道远大。读历史的方法是“属辞比事”，世界上许多事情的原委、因果是没有两样的，历史是循环往复的渐进模式。无论古今中外的人，既然是人，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就变不到哪里去，历史的规则就适用，历史资料提供的有关外交、政治、军事，乃至人生方面的经验就可以作为参考。能够丰富历史知识、借鉴历史经验就是“属辞”，以之分析、处理现在发生的问题，就是“比事”。
中国的史书在体例上，可以分国史与通史两大类，国史属于断代史，记述一朝之事，如《汉书》、《晋书》；通史记述古今之通事，如《史记》、《资治通鉴》。《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则为中国第一部断代史，史书开始有纪传体是司马迁的功劳，改朝换代以后立刻记述前朝的历史，则是班固的贡献。《汉书》以后的中国正史，走的都是班固断代史路线，所以才有“迁固”、“史汉”并称。
中国古代史有二十四正史，辅以《清史稿》就是二十五史。但前朝的历史是后朝人编的，而且是官修的，如《宋史》是元朝人编的，《明史》是清朝人编的，都是政府出资官修前史，私人修史是犯法的。班固著《汉书》被人告发“私改作史记”，被下狱抄家，差一点杀了头；庄廷珑私修明史，著《明书记略》，死后还要开棺戳尸。这样编纂的历史，除了人名、地名与时间是真的，其他内容恐怕靠不住。中国的现代史更是不可信，眼见着中学的历史课本年年改，日本人也学会了这一手，也不断地修改教科书。读历史的人，必须额头上再长出一只眼睛来，否则就像孟子说的“尽信书，不如不信书”。这第三只眼从哪里来呢？从四书五经里面来，从经子里面来，所以此处才说“经子通，读诸史”，经子都读通了，再读史就不会以偏概全，上当受骗了。
“考世系”是考察帝王家族，世代相承的关系和显贵家族的家世，“知终始”是了解历代王朝兴衰的始末因由。这里的世指时间，系指族系的血缘分支。中国历史上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家谱和族谱，家族中每五世列一个表，详细标明家族血统的传承关系，有直接血缘关系的标红线，由侄子过继承祧的标蓝线，由外甥过继来的加双姓，严格得很，绝对错不得。所以详细考察历史人物的世系，再参考“三通”（通志、通献、通考）就不会被不准确的历史资料愚弄了。
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
中国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盘古氏开天地、天地人三皇，但这个时期太久远、太古老了，没有文字记载，只有传说，所以太古史不可考证。那时的人是穴居，住地窖、栖山洞，即潮湿又不安全，经常遭到野兽的袭击，于是在树上搭窝盖屋，吃水果、戴树叶，就进入有巢氏时代。接着学会了钻木取火，进入燧人氏时代，有了火人类才告别了黑暗，进入了光明的文明时代。再下来就到了伏羲氏、神农氏和黄帝这“三皇”代表的上古时期，所以称为“居上世”。
伏羲也写作“伏牺”，是制伏野兽的意思，这个时期就是历史学上划分的“狩猎阶段”。伏羲氏姓风，号太昊，其母华胥氏受青虹感应而生下伏羲。这个时候黄河里面出来了一个长着龙头、马身的怪兽，身上的毛带卷卷的，有斑点和花纹，伏羲氏见到以后受到了启发，画出八卦的符号，又根据龙马身上的花纹发明了渔网，使人类文明进入了渔猎时代。传说中，伏羲氏造琴瑟、教嫁娶，做书契代结绳，在位115年。
神农氏姓姜，号炎帝，他自称是太阳神、火德王，两个火字为炎，建都曲阜。神农氏兴货利、制耒耜、尝百草、做医药、选五谷，教民稼穑，制陶打井，在位140年。他是农业的始祖、又是医药之王，药王庙供奉的药王就是神农氏。也有供药王孙思邈的，但孙思邈是唐朝的大医药学家，比神农氏晚得太多了。
黄帝被尊为“人文初祖”，从黄帝开始，人类的人文文明的进程才正式开始。黄帝姓姬，名轩辕，号有熊氏，以土德王，建都涿鹿，在位100年，享年121岁。从黄帝开始中国历史开始记年，从甲子年开始记起，至今有5000年，所以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黄帝手下有六个大臣，各有贡献。创造文字的是仓颉,仓颉造字；制作音乐的是伶论，伶伦造乐；隶首做算数，大挠造甲子，岐伯作医学，胡曹造衣裳。黄帝时代完成了包括指南车、历法、舟车、弓箭、宫室等在内的传统科技成果和发明创造，代表了中国人对人类物质文明的贡献。
唐有虞，号二帝，相揖逊，称盛世。
“唐有虞”说的是尧舜二帝，他们是三皇五帝的最后两位。尧帝，姓伊祁，号放勋，因为他的封地在陶和唐（今天的山东一带），所以史书上称他为唐尧。舜帝，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故人们称他为虞舜。
尧是帝喾之子，黄帝的玄孙，由于他德高望重，人民倾心于尧帝。他严肃恭谨，光照四方，能团结族人，使部族之间和睦相处。尧为人简朴，住的是茅草屋，门前是土垫的台阶，吃粗米饭，穿麻布衣，喝野菜汤，得到人民的拥戴。尧在位七十二年，到年老时，由四岳十二牧推举继承人，大家一致推荐了舜。尧帝于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舜，又对他进行了长期的考察，最后才放心地把君位禅让给了舜，享年118岁。
舜是颛顼一脉的子孙，他宽厚待人，孝顺父母，慈爱兄弟，为政仁和。古代24孝故事里挂头牌的就是舜。舜帝在位六十一年，把君位禅让给禹，自己在南巡的路上死于苍梧（今湖南宁远县），终年110岁。舜的两位夫人娥皇、女瑛闻讯，泪洒君山斑竹，双双投江而亡，化为传说中的湘水之神。
尧帝和舜帝,他们都能使九族和睦，民风质朴。在位时克勤克俭地为百姓做事，年老了，干不动了,就把自己的位子和管辖的国土逊让给贤能的人。
“揖逊”是谦逊禅让的意思，也就是《千子文》中说的“推位让国”，把位置委与贤人，把统治权让与能者。“推位让国”是连位子带权力一齐交出来，统统交出，毫无保留。后世的帝王但有一线生机就只让位子，不交权力，更有甚者连位子也不让，死了以后再说。历史上常有先皇死了，尸身停着没人管，皇子们却在为争皇位大打出手的事，所以历史上真正能够推位让国的,只有尧和舜。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太平盛世”，所以这里才“称盛世”。
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
这几句话引出了中国上古的“三王”，也就是禹王、汤王、文王和武王，他们四人是夏商周三代之王，是三个时代的代表。
禹是一位很好的君主，孔子《论语?泰伯篇》中说：“禹，吾无闲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闲然矣”！
孔子说，我实在挑不出禹的缺点和过失。他自奉甚俭，恭敬鬼神；自己破衣烂衫却将国家制度制订的美伦美奂。大禹婚后第四天就治理洪水去了，一去就是十三年，曾三次路过家门而不入。特别是有一次刚好禹的儿子出生，禹硬是听着儿子的哭声不进家门，而且“一馈十起身，慰劳人间事，出外见罪人，下车而问泣”。禹在位27年，治水累得腿胫上的汗毛都磨没了，而且胼手胝足，还得了风湿病，弯腰驼背的根本迈不开步子走路。所以孔子才反复说：“禹，吾无闲然矣。”
这里的“王”字，不是指哪一个具体的帝王，而是特指“王道”。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历来就有“王道”与“霸道”之别。王道指的是先王之道，即夏商周三王的统治方法。三王的统治用的是仁义道德，其结果就是无为而治，天下太平，这种政治体制是王道。历史上描绘这个时期，是五日一风，十日一雨，万民乐业，天下太平。
历史上的正统观念，一种政治制度或者实行王道，以道德仁义来治国，当然最理想。等而下之者实行霸道，靠实力形成威慑力量，令他人不得不服，也无可厚非。最令人所不齿的是靠阴谋诡计，篡权窃国。这些人不但仁义礼智信没有，连真正的实力也没有，有的只是野心和诡诈之术。庄子对这些“国君”嗤之以鼻，称他们为大盗，所谓“窃钩者盗，窃国者侯”。
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
大禹王，姓姒，名文命，受舜禅，建都阳城（今河南省登丰县），以金德王。大禹疏河治水，铸九鼎、分九州，制贡法、立学校。大禹王是中国历史上“相揖逊”禅让制度的最后一位受益人，禹以后将天下传给儿子启，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但是客观地说，这并不是禹的错，当时实在是除了禹的儿子启，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接班人，而且启是大家推举的，不是禹自己定的。
史书上记载，与大禹一起治水的皋陶之子伯益功勋卓著，理应是禹的继承人，但禹死后人们爱屋及乌，拥戴了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王位。这样，夏朝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开了中国世袭王朝“家天下”的历史。
夏朝曾十次迁移国都，在今河南、山西、安徽等地都有夏朝故都的文化遗址。《史记》记载，大禹在巡视江南的时候，死于浙江绍兴的会稽山，遗嘱是“衣裘三领，桐棺三寸，坟高三尺，勿伤田亩”，享年100岁。后人为了纪念他，在山下选择了一块依山傍水的吉地修建了大禹陵。
大禹死后，禹的儿子继承王位；启死后，传为给太康。太康沉醉于打猎，无心于国政，被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趁机取而代之，史称“太康失国”。以后虽有“少康复国”，但夏朝的国力已呈颓败之势。夏桀（履癸）继位以后，更是江河日下，独木难支了。但夏桀不仅不思进取，反而暴虐无道，骄奢自恣。据《竹书纪年》记载，他“筑寝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藏美女于后宫，造酒池糟堤淫乐，据说那酒池大得可以航船，宫女多因醉而溺死。更为荒唐的是宠姬妹喜爱听“裂锦”之声，为搏美人一笑，就安排专人撕缎锦。加之穷兵黩武，连年战乱，百姓妻离子散，苦不堪言。
夏桀还自比为太阳，大言不惭地说：我与太阳共存亡。《尚书?汤誓》中记载，夏代臣民都指着太阳诅咒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你这个太阳啊，怎么还不灭亡？我们宁愿与你同归于尽。同时，四方的诸侯也多背叛，夏王朝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
此时，商族的势力已经日渐强盛，正在暗中做灭夏的准备。商汤对内励精图治，轻赋薄敛；对外广行仁义，交好四方，使“诸侯皆归商”。看到夏桀已众叛亲离，就在伊尹的辅佐下，起兵伐夏。在《汤誓》中，商汤说：“非台小子，敢行作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桀措手不及，被围于鸣条，商汤全歼了夏军，桀只带了数百人匆忙逃奔到三觳，又逃至南巢，最后死于该地。
商汤凯旋班师，建立商朝，夏朝正式宣告灭亡。夏朝的历史由禹算起，至桀结束，共传十四世，历十七王，共计439年，所以说“四百载，迁夏社”。
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
商汤姓子，名汤，又名履、天乙等，史称“汤有七名”。商族活动的地域主要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南部一带，至汤为十四世，曾迁徒途八次，最后定居在南亳（今河南商丘）。
商汤灭夏以后，建立了商朝，是商朝的第一代君主，以水德王，改年号为祀，建都西亳（今河南洛阳偃师），在位13年，后因病而亡。史载，商汤葬后“不封不树”，既不起坟也不栽树，故此至今谁也不知道千古汤陵何在，没了盗墓贼，商汤倒也清静自在。
十代以后的商王盘庚迁都，要革除弊端，重振朝纲，就借口河患迁都殷城（今河南安阳），因此商朝的后期又称为殷商。
商朝最后一帝纣辛，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纣王。商纣为人聪颖，灵敏多才，膂力过人，能空手斗野兽。即位之初也是个不错的帝王，曾大举攻伐东夷，取得胜利，对中原文化的传播有一定的贡献。但商纣为人残暴，荒淫无度，弄得民不聊生。
他把殷都向南扩大到朝歌(今河南淇县)，向北扩大到邯郸、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在这广大地区内修建离宫别馆、苑囿台榭；又宠爱美女妲己，终日淫声歌舞；他还造酒池肉林，大肆搜刮，将珍宝堆满了鹿台。他任用坏人，迫害正直的臣子，如重用贪财好利的费仲，提拔挑拨离间的恶来。他贬斥人们爱戴的贤相商容，用“炮烙之刑”残害进谏的忠臣，挖了叔叔比干的心，逼得哥哥微子逃亡，又逼得另一哥哥箕子装疯。
商纣的倒行逆施，使得朝中大臣、贵族以及四方的诸侯无不离心离德，老百姓忍无可忍，商王朝危在旦夕。
与此同时，渭水流域的周族正在崛起。西伯侯姬昌，就是日后的周文王，是个很有作为的创业主，他勤于政事，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拜姜尚姜子牙为军师，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文王在位50年，为灭商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在攻占了商朝在渭水中游的重要据点崇的第二年，便将祁的都城迁至关中的膏腴之地丰邑(今陕西西安西南)，完成了对商都的包围之势。
文王死于迁丰的次年，其后武王即位，在姜尚的辅佐下“吊民伐罪”，开始了武王伐纣的贵族革命。牧野一战，纣军土崩瓦解，商王朝众叛亲离，纣王逃回商都，登上鹿台自焚而死。
商朝始于汤，终于纣，历30帝，享国644年，故称“六百载，至纣亡”。
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
周武王姓姬，名发，他诛讨暴君商纣，建立了周朝，是周朝的第一位君主。他的父亲姬昌(即周文王)是商朝的西伯侯，因看到纣王残暴，暗中叹息几声，便被囚禁在羑里监狱(今河南汤阴县)长达七年。但是姬昌并没有丧失信心，相反地他著易经、揽人才，富国强兵，并且按照姜尚制定的战略“修德以倾商政”。四十多个诸侯国先后归顺于周，这就为武王伐纣积足了本钱。
武王继位后，积极进行灭商准备。武王以姜尚为师，负责全国军事；以其弟周公旦为辅，处理国家政务；还任命召公、毕公等人为助手，又营建了新都——镐京。
为验证自己的号召力以及各方诸侯是否同心同德，武王率师东进，观兵盟津(今河南孟津)的黄河渡口，会盟各路诸侯。姜太公对天盟誓道：“苍兕苍兕，总尔众蕊，与尔舟楫，后至者斩”。不期而会的诸侯达八百之众，大家公推武王为盟主，进行了伐纣前的总动员。
盟津之会后二年，商朝统治核心严重分裂，商纣王被彻底孤立，伐纣时机成熟。趁商军主力远攻东夷，朝歌城空虚之时，周武王亲率大军，在盟津会合各路诸侯，并联合西南地区和江汉流域的少数民族。武王做“泰誓”历数商纣的暴虐，宣布“维共行天罚”的号令。大军从盟津渡黄河，杀奔商都朝歌，与商军战于商都郊外七十里的牧野。
商军的主力在外，临时拼凑的兵士多为囚犯、奴隶等罪人，这些人既无斗志又无训练，不少人还临阵倒戈，致使商军全线溃败。纣王见大势已去，慌忙逃回殷都朝歌，自焚于鹿台。武王用铜钺砍下商纣的头，悬挂在大旗上示众，正式宣告商朝灭亡了。
武王占领殷都后，把纣王存在鹿台的钱财和藏在钜桥的粮食发给穷苦的百姓，为忠臣比干的墓加土致敬，还释放了被纣王囚禁的箕子，从而深得民心，万姓悦服。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久的朝代，子孙承继共37帝，享国867载，所以说“八百载，最长久”。
周辙东，王纲坠，逞干戈，尚游说。
周幽王是宣王之子，周王朝的第十二代君主，也是西周有名的腐朽昏聩的末代天子。幽王即位后，旱灾、地震接连不断，周朝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陷入动荡之中。周幽王对此竟然不闻不问，终日沉醉在花天酒地之中。他十分宠爱美妾褒姒，在其生下儿子伯服以后更加宠爱她，最后废了申皇后和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史官伯阳对幽王废嫡立庶的行径评论说，周朝已酿成了亡国之祸，谁也挽救不了。为博得褒姒一笑，幽王上演了“烽火戏诸侯”的闹剧；为了穷奢极欲，幽王提拔擅长钻营私利的虢石父为卿，加重赋税，激起了百姓的普遍不满。
申侯对自己的女儿申后无端被废本已十分恼怒，幽王又因他拒绝交出废太子欲起兵伐申，于是联合缯国，勾结犬戎族，一同杀向周朝的都城镐京。幽王急令骊山举起烽火报警，但各国诸侯害怕再次被戏弄，无人前来勤王。犬戎杀入镐京，幽王带着褒姒逃往骊山，被犬戎杀死，褒姒被掳。
从武王伐纣建立周朝，到犬戎焚掠镐京，352年的西周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周幽王死后，各诸侯与申侯、缯侯商定，把废太子宜臼从申国迎回，立为周天子，就是历史上的周平王。鉴于镐京已被烧成瓦砾，又在犬戎的威胁之下，平王于公元前770年，在各国诸侯的帮助下，丢弃宗周东迁洛邑，史称东迁后的周王朝为东周。
东迁之后的周王室，威望低落，纲纪和政治地位每况愈下，故称“王纲坠”。诸侯们各自为王，为了扩张势力彼此干戈相向，天下从此变得纷乱不堪。说客、谋士之类的投机分子相继登场，来“尚游说”，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苏秦和是张仪。
始春秋，终战国，五霸强，七雄出。
平王东迁之始为春秋，孔子绝笔之后为战国，整个东周的历史为515年，其中春秋242年，战国273年。划分的依据是依据两部史书而来，就是孔子做的《春秋》和无名氏著的《战国策》。前者是鲁国的国史，后者记述了从周威烈王23年到秦始皇兼并六国，182年间各国的军事与外交活动。
东周之时，五霸七雄各据一方。五霸指春秋时期的五位霸主，即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七雄是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强国之君。春秋时期，历史资料里有名录的国家有170个，到孟子时代就只剩下“鲁齐宋晋，楚郑曹陈，卫燕秦蔡”，十二国了。
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社会形态完全不一样，以战争为例，台湾学者黄仁宇以为，春秋时代的军队人数少，战斗一般不超过一日就结束了。交战双方均保持类似西方的骑士风度，无论胜败都要符合贵族的礼仪，例如穷寇勿追、老人与孩子不作俘虏等。宋襄公就认为，敌渡河未尽而攻之，不是君子所为。可等敌兵渡过河来，宋军又被杀得大败。我们现在看来这个人很愚腐，实际上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贵族作风。中世纪的欧洲也是如此，两个人的纠纷解决不了，就找来公证人当场决斗，不齿于搞暗杀那一套。到了战国时代就不同了，谋士、说客都出来了，各种计谋都有了。
春秋时代的动乱是有限度的，所以孔子觉得还有希望恢复过来。到了战国时代，一次战役动辄用兵百万，野战之后还要围困城市，一围就是几个月，饿死人无数。在此种情形下，孟子认为只有说动一个大国实施仁政，先做出范例，才有可能制止这种混乱攻伐的局面，所以才有孟子游说各大国的国君，如齐宣王、梁惠王等，这也是读孟子七篇的基本背景。
嬴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
秦族本是羌族的苗裔，在战国末叶，逐渐强大起来。秦国历史上出过几位很了不起的国王，秦穆公就做过五霸之首，秦惠王采用张仪之计，拔三川、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至鄢郢。至秦昭王又将势力扩展到黄河腹地，臣服韩魏，东逼齐鲁，北临燕赵。
秦赢政即位以后，吞二洲、灭六国、平定中原，统一天下，使众多的种族和文化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就是秦，外文称“Chin”，以后才称为汉。秦始皇十三岁继承王位，二十一岁亲自执政。他在公元前230年首先灭了韩国，又用了十年时间，灭掉六国，统一了天下，于公元前221年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集权的专制主义王朝。
秦赢政以为自己功过三皇、德佩五帝，所以尊号始皇帝。他刚毅果断、雄才大略，勤政治国，集大权于一身，规定自己每天要批阅的奏章竹简不得少于一石（60公斤）。这位始皇帝废分封、立郡县，修驰道、实行了税同率、币同值、书同文、车同轨、度同长短，量同大小，衡同轻重，使政令统一。他北筑长城，南定百越，东填大海，西建阿房。同时，这位丰准细目、鹄胸豺声的始皇帝，专横暴虐，严行苛法，滥施杀戮，焚书坑儒，大修宫殿陵墓，不管百姓的死活。他任用李斯乱政，宠赵高祸国，背古乱今，肆无忌惮，是个名副其实的暴君。
其实，秦始皇的童年非常不幸，他的父亲子楚（异人）是秦国的公子，却被送到赵国做人质。赢政就出生在赵国，因生在正月才取名为政，在赵国孤独地生活了九年。这种经历严重扭曲了赢政的心灵，他在统一天下以后采取的种种暴虐措施，不能不说与他的变态心理有密切的关系。
公元前210年七月盛暑季节，秦始皇于巡视途中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境内），年仅50岁。他在秦王位25年，称皇帝12年，共计执政37年。赵高与李斯篡改遗诏，立胡亥为秦二世；又伪造圣旨让公子扶苏和将军蒙恬自尽。其后，赵高专权杀了李斯，又杀了秦二世，由扶苏的儿子子婴即位。其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刘邦与项羽从东西两路入关伐秦。刘邦抢先一步，攻至咸阳。子婴杀了赵高，素车白马，脖子上挂着玉玺，请降于轵道之旁，他在位才46天。可叹，始皇帝灭六国、平天下创建的国基，本以为千秋一统，万世一系。哪知道只传了二世，三主加在一共才五十一年。接下来就是刘邦与项羽的楚汉相争。
公元前207年八月，伐秦西路军统帅刘邦，兵不血刃地进军咸阳。秦王子婴见大势已去，投降了。众将劝刘邦杀了子婴，以免秦军残部死灰复燃。刘邦看着这位子婴实在太可怜了，总共才当了46天的秦王还不敢称帝，不忍心杀他。这一念慈悲的因，才换来日后曹丕篡位，不杀汉献帝刘协的果报。
刘邦一进咸阳皇宫就不想再出来了。樊哙、张良再三苦劝，刘邦才算作罢。《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还军霸上，召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刘邦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其余秦朝的苛法一概废除，受到百姓的热烈拥护。
东路军统帅项羽，一路上破城夺关、大开杀戒，速度就慢了。待赶到函谷关，刘邦已占据关中，还派兵把住函谷关口。项羽大怒，杀进关来，驻军鸿门。得知刘邦屯兵霸上，受降子婴、还收了玉玺、约法三章，恨得咬牙切齿，于是以庆贺秦亡为名摆下鸿门宴要杀刘邦。项羽有大军40万，能征惯战；刘邦只有人马十万，哪里是项羽的对手，不敢不来赴宴。鸿门宴上刘邦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说得项羽耳软心活。军师范增一看不好，赶紧找来项庄舞剑，意在酒席宴上杀了刘邦。张良也叫来樊哙闯席，刘邦才得以乘机逃走。
项羽杀了子婴，火烧咸阳宫。表面上尊楚怀王为义帝，而暗中将怀王弑于南迁途中。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建都彭城，将全国分成十八个诸侯国，刘邦被封为汉王，由此拉开了楚汉相争的帷幕。
战争初期，刘邦兵微将寡。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双方大战七十次，小战四十余次，刘邦屡战屡败，身受重伤十二次。楚将季布，曾单人独骑杀入汉军，一刀劈下刘邦坐骑的马尾巴，险一险要了刘邦的命。其后由于项羽在政治和战略上不断发生错误，逐渐丧失主动，双方形势逆转，才发生根本性的力量转变。
公元前202年十月，项羽引军东撤，刘邦率军紧追不舍。十二月，楚军被包围在垓下（今安徽灵壁县东南），陷于一筹莫展的境地。为了进一步动摇和瓦解楚军意志，韩信要汉军在夜幕里唱起楚歌。楚军听了无不泪下，项羽也大吃一惊，以为汉军已经占领了楚地。他—面饮酒、一边激昂慷慨地唱起歌来，歌曰：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姬也起而和唱，歌曰：
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
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歌罢，拔剑自刎而死。项羽见大势已去，带了八百骑兵连夜突围南逃。第二天黎明，刘邦发觉项羽突围而去，便派兵追赶。项羽渡过淮河，跟随他的骑兵只剩下百余骑了。待到阴陵（今安徽定远县西北）时迷了路，陷进湖沼地带，被汉军追至。项羽领兵且战且退，退至乌江边，因无颜再见江东父老，不愿上船回江东，自刎于乌江。
刘邦乘胜追击，很快平定了江南，建立了汉朝441年的一统天下。项羽平生久经沙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他只真正地输过一次，一次就要了他的命！相反，刘邦在战场上寡屡战屡败，只真正地赢了一次，一次就坐上了帝王的宝座。
刘邦与项羽，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项羽是贵族后裔，刘邦是市井人物，项羽力拔山河，英勇无敌；刘邦既不能文，也不会武。项羽讲义气、重感情、爱憎分明；刘邦贪婪好色、反复无常、狡黠多疑。所以司马迁著《史记》将项羽描写成末路英雄，把刘邦反衬成伪君子。那时是汉朝刘家的天下，司马迁还敢将“项羽本记”放在“高祖本记”之前，他的胆子有多大。
但也正是从刘邦开始，才有了平民打天下、做皇帝的先例，而在此之前的改朝换代，无不是贵族革命，“汤伐夏”“武王伐纣”都是如此。
高祖兴，汉业建，至孝平，王莽篡。
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即了皇帝位，就是历史上的汉高祖（西汉纪年从公元前206年刘邦称汉王时算起）。刘邦建都洛阳，后来迁至长安，从那时候开始的二百一十年，汉朝的都城一直在长安。历史上把这个时期称为“西汉”，也叫“前汉”。
刘邦即位不久，在一次庆功会上对大臣们说：“我之所以能够得天下，全在用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不如张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给前方运送军粮，我比不上萧何；统领百万大军，冲锋陷阵，我赶不上韩信。这三个人都是当代的豪杰，我能够重用他们，这就是我得天下的原因。”故此萧何、张良、韩信被称为“汉初三杰”。
刘邦在位仅六、七年的时间就死了，太子刘盈即位，史称汉惠帝。刘邦的皇后吕雉将戚夫人残害成“人彘”，又毒死赵王如意，使刘盈身心受到极大的刺激，勉强在位七年就死了，年仅20岁。其后吕雉专权八年，大量起用吕姓娘家人，欲将汉朝变成吕姓的天下。
汉业初建的二十年时间里，除了王室内部的争斗以外，在经济建设、社会文教等方面，并没有什么建树，总算不打仗了，百姓可以喘口气了。真正奠定汉朝400年基业的，要从刘邦的小儿子汉文帝刘恒开始。
吕雉死后，吕氏集团覆灭，刘恒继位。他是历史上公认的宽厚、仁慈、节俭的好皇帝，与其子汉景帝刘启一起，被推崇为“文景之治”的仁政榜样。
汉文帝刘恒所以能够宽厚、仁慈、节俭，得力于母亲薄后的教育。薄氏是南方吴国人，是个知书明理的贤妻良母，平生最喜欢读《老子》。她居然能够躲过吕后的迫害，可见她的“黄老之学”功夫不一般。汉文帝一生都受母亲影响，治国之道也力守老子的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刘邦手提三尺剑，马上取天下，刘恒以道德文治守天下，才有200多年的西汉王朝。文景之治，使全国修养生息、恢复国力、发展经济，而真正复兴传统文化的则是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受公孙弘、董仲舒的影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汉元帝时代则完全确定走儒家学术思想为主的路线，才形成汉儒以注疏、训诂、考据的“汉学”。但是“独尊儒术”看似推崇，实则葬送了传统的儒家思想，使儒家学术走上了近亲繁殖的退化之路，为西汉王朝的衰亡种了恶因。
由汉高祖刘邦算起，至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为前十帝。传到第十一代汉孝平帝，孝平帝继位时只有九岁，被外戚王莽一杯鸩酒毒死了。王莽篡位，改国号为新，西汉王朝至此而亡。
读汉朝的历史，很觉奇怪。汉朝有十个皇帝继位的时候年龄都很小，最小的一岁，最大的十七岁。熟悉《三国》的人都知道，汉献帝刘协就是八岁即位。皇帝年龄太小，没有办法理政，只能靠别人辅政，外人信不过，只有叫太后协助理政。太后久居深宫，对社会上的事情一窍不通，只能找自己的娘家人来帮忙，造成外戚专权。时间久了，外戚羽翼丰满，自己也想篡位当皇帝，天下就又要乱了。
小皇帝慢慢长大了，对此现状当然不满，又要把太后这一系的外戚推翻，恢复自己的皇权。但是小皇帝既无兵权，又无经验，怎么办呢？只能利用身边的宦官，所以又有宦官当政。看看两汉四百多年的历史，不是外戚篡位就是宦官专权，没完没了。
汉成帝的母亲、皇太后王政君有八个兄弟，除了一个早死的，其余七个都被封为侯，王莽就是王太后的侄子。王家子弟多数骄奢傲纵，王莽却没有那种习气，他像普通的读书人一样，做事谨慎小心，生活也比较节俭。王莽做了大司马以后，很注意招揽人才，不少读书人都慕名来投。
到孝平帝即位的时候，年纪才九岁，国家大事都由大司马王莽作主。吹捧王莽的人都说王莽是安定汉朝的大功臣，请太皇太后封王莽为安汉公。王莽说什么也不肯接受，于是威望就更高了。别人越是吹捧王莽，汉平帝越觉得他可怕、可恨，因为王莽不准平帝的母亲留在身边，还把他舅舅家的人杀光了，所以汉平帝常在背地里怨恨王莽。
一天，大臣们给汉平帝祝寿，王莽亲自献上一杯毒酒，汉平帝没有怀疑，接过来就喝了。第二天，宫里传出话来，说汉平帝得了重病，没有几天就死了。汉平帝死的时候才十四岁，当然没有儿子。于是王莽从刘家的宗室里找了一个两岁的孩子为太子，叫做孺子婴，王莽自称“假皇帝”（代理的意思）。有人劝王莽干脆继位做真皇帝，王莽也觉得假的不如真的，于是向太皇太后去讨皇帝的传国玉玺。王政君这才大吃一惊，不肯交出玉玺又被逼无奈，就气愤地把玉玺扔在地上，摔掉了一个角。王莽心疼的不得了，赶快叫人用黄金镶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金镶玉”玺。
公元８年，王莽正式继皇帝位，改国号为新，都城仍在长安。从汉高祖称帝开始的西汉王朝，统治了210年，到这时候结束了。
光武兴，为东汉，四百年，终于献。
王莽做了皇帝，打着复古改制的幌子，下令变法。第一，把全国土地改为“王田”，不准买卖；第二，把奴婢定为“私属”，不准买卖；第三，评定物价，改革币制。土地改制和奴婢私属二项，在贵族豪强的反对下根本就没法实行。评定物价的权力掌握在贵族官僚手里，正好用来投机倒把、贪污勒索，所以币制改了好几次，钱越改越小，价越作越大，无形之中又刮了老百姓一笔血汗钱。
王莽的新政策无疾而终，因为不但老百姓反对，贵族官僚也反对。为缓和国内矛盾，王莽又想发动战争，这一来又引起了匈奴、西域、西南各部族的反对。加上征用民伕，加收税赋，重施刑罚，这样一折腾，天下又要大乱了。
公元17年，南方的荆州闹饥荒，老百姓不得不到沼泽地区挖野荸荠充饥。由于人多野荸荠少，引起了争斗。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的两个有名望的人，王匡与王凤出来调解，受到饥民的拥护，作了首领。二人干脆就把这批饥民和逃亡的犯人组织起来，占据了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号称绿林军。与此同时，山东的樊崇聚集一万多人占据泰山，他们把眉毛染红作为标记，世称赤眉军。
湖南南阳郡舂陵（今湖南宁远北）乡的豪强刘縯、刘秀两兄弟，因王莽废除汉室封号，不许刘姓人做官，心中怨恨，也乘机在舂陵乡起兵。三路人马联合起来，打败了王莽的几次围剿，声势愈发强大。
公元23年，绿林军正式立刘玄做皇帝，恢复汉朝宗室，年号“更始”，王匡、王凤为上公，刘縯为大司徒，刘秀为太常偏将军，绿林军改称汉军。汉军很快打下昆阳，接着又拿下附近的郾城、定陵。王莽急派大军四十三万，直扑昆阳剿灭汉军。
昆阳决战，莽军大败，四十三万人马只逃回几千人。汉军乘胜攻进长安城，放火烧掉未央宫的大门。王莽走投无路，逃进了宫里的一座渐台。渐台四面环水，火烧不到，汉军就将渐台层层围困，待渐台上的守兵将箭都射完了，汉兵才冲上台去，结果了王莽的性命。王莽的新朝只维持了十五年，就土崩瓦解了。
刘縯和刘秀的名声越来越大，更始帝刘玄担心自己的帝位，就找个借口把刘縯杀了。刘秀听到哥哥被杀，心如刀绞，但自己羽翼尚未丰满，只好赶到宛城（今河南南阳）违心地向刘玄赔罪。更始帝打消了顾虑，才给了刘秀一些兵马，让他到河北一带招抚豪强势力。刘秀利用这个机会，消灭了河北地域的割据势力，自己壮大起来。
公元25年，刘秀认为时机成熟，就在鄗（今河北柏乡县北）自立为皇帝，就是历史上的汉光武帝。其后刘秀又消灭了赤眉军，统一了中国，建都洛阳。为与刘邦建立的汉朝相区别，历史上把刘秀王朝称为“东汉”，又称“后汉”。
光武帝建立东汉王朝以后，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例如轻税赋、释奴婢、减少差役等，还不止一次地大赦天下。因此，东汉初年的经济得以快速地恢复和发展。
东汉自光武帝开始，传至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懿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最后到献帝，共历十三帝，231年。
汉明帝永平十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首先在洛阳建立白马寺，纪念以白马驮经，不远千里而来的摄摩腾、竺法兰，两位西域高僧。
两汉的历史，加起来共计四百四十一年，到汉献帝时，汉朝结束，三国时代开始了。
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迄两晋。
魏主曹丕，曹操之子，篡汉献帝位，国号魏，建都洛阳。其前的蜀汉刘备、东吴孙权、北魏曹操三家，已经在争夺汉朝的天下。三国时期的历史并不长，只有六十年的时间，其中蜀汉历刘备、刘禅二主，43年；东吴历孙权、孙亮、孙休、孙皓四主，52年；北魏曹氏勉强支撑了五代，46年“五马同曹”的局面。至司马师废曹芳、戮曹爽、刺曹髦，到司马炎手里，干脆逼着曹奂禅位，又灭蜀灭吴，统一了天下。
司马炎立晋，建都洛阳，史称晋武帝，开始了西晋王朝五十一年的历史。
晋武帝统一全国，志满意得，开始“日事游宴”“怠于政事”。司马氏家族本靠阴谋起家，善于玩弄权术，但司马炎却生了个白痴儿子司马衷。公元290年，司马衷即位，就是历史上的“蛤蟆皇帝”晋惠帝。
据说有一次，他听到御花园池塘边有蛙鸣之声，问道：“此蛙为谁而鸣，为官抑或为私？”太监面面相觑，有伶俐的回答说：“官地中鸣者为官，私地中鸣者为私。”有一年，全国饥荒，饿死无数百姓。地方官员把灾情报上来，呆头鹅晋惠帝问道：“人为什么会饿死呢？”众臣回奏说：“因为没粮食吃。”惠帝忽然说：“何不食肉糜？”可以吃肉粥嘛！群臣听了，无不目瞪口呆。
西晋出了这样一个痴呆皇帝，野心家们于是蠢蠢欲动。赵王司马伦首先把晋惠帝软禁起来，自己称皇帝并封所有同党为官。那时的官帽用貂尾做装饰，司马伦封的官实在太多，貂尾一时不够用，才演了出“狗尾续貂”的闹剧。各地的诸侯王为争夺帝位展开了厮杀，史称“八王之乱”。
王朝内部的“八王之乱”延续了十六年，到了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毒死了晋惠帝，另立惠帝的弟弟司马炽为晋怀帝。外部的“五胡乱华”也开始了，司马炽的怀帝才做了六年，就被北汉王刘聪俘虏了。刘渊、刘聪父子，本是北方的匈奴贵族，自称汉王。刘渊死后，刘聪继位开始进攻洛阳，先攻陷洛阳杀了晋怀帝，又攻下长安杀了晋愍帝。
西晋王朝，由司马氏阴谋篡夺曹魏政权开始，经过祖孙四代，总共才维持了五十一年，其结局比曹魏还要凄惨。西晋灭亡之后，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起兵作乱，前后一共出现十六个割据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
西晋的国都长安虽被攻陷，但南方还在晋朝掌握之中，于是北方的士绅贵族纷纷逃到江南避难。镇守建康（今江苏南京）的琅琊王司马睿，挑选有名望的士绅一百零六人辅佐，于公元317年在建康即位，重建晋朝，称为晋元帝。为与司马炎建立的西晋相区别，历史上把这个朝代称为东晋。
两晋的历史，西晋五十一年，东晋一百零四年，共计155年。
宋齐继，梁陈承，为南朝，都金陵。
东晋灭亡后的一百七十年时间里，出现了南北政权对峙的局面。南朝先后换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北朝的北魏，分裂为东魏与西魏。东西魏又分别被北齐、北周所代替，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南北朝。
东晋的晋安帝在位22年，被将军刘裕谋杀，继位的晋恭帝又被他毒杀。公元420年，刘裕篡位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宋，是为宋武帝。南朝各代篡位称帝，都对前朝的子孙剪草除根，实是刘裕开的先例。
刘裕只做了三年皇帝，就病死了。七代六十年以后，传到宋孝武帝时，又被禁军统领萧道成照样翻版篡位，灭宋称齐。十四岁的幼主顺帝刘准被灭门之前，留着眼泪说了一句千古名言：“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帝王家”。
公元479年，萧道成称帝，建立南齐，是为齐高帝。南齐王朝也只经历了二十四年，就又被同宗的雍州刺史萧衍所废，改国号为梁，就是历史上吃素学佛的梁武帝。这位哲学家皇帝的政绩实在不高明，当时的北魏因为内讧，没有能力进攻南方，梁朝才有一个较长的安定时期。
梁武帝是个书生，他是文学家兼哲学家，他的长子萧统就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昭明太子，编辑了流传后世的《昭明文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除了喜欢学做和尚以外，还没有太多的大过，寿命也活到86岁。只是忘记了“勿慕虚名而受实祸”的警告，把权谋当道德，错用了西魏的叛将侯景，被饿死在台城里。
接着萧梁篡位称帝的，是陈高祖陈霸先。公元557年，陈霸先在建康称帝，史称陈朝。登基之前，也照先例杀了先主萧方智，自己只做了三年的皇帝就死了。传到第五代是他的孙子陈叔宝，就是历史上荒唐得出奇的风流皇帝陈后主。当隋兵攻进台城南京时，他抱着美人张丽华、孔贵人跳井，最后被人放下绳子，将三个人一起拉了上来。那口水井，景阳宫井，也变成日后的南京胜景之一。
陈叔宝与南唐后主李煜，都是很不错的文学家、艺术家。他自作的名曲《玉树后庭花》，在民间广为流传。唐代诗人杜牧有感于此，写有《秦淮夜泊》的诗句，诗曰：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陈朝历五主，三十三年，如此灭亡。整个南朝的历史加起来，共计一百六十八年。
北元魏，分东西，宇文周，与高齐。
北魏本是北朝的鲜卑人拓跋圭建立的国家，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了十六国中最后一个小国北凉，统一了北方。长达一百多年，十六国纷扰的乱世才彻底结束。
三代以后传至拓跋宏，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魏孝文帝。孝文帝是个很有作为的人，他认为要巩固北魏的统治，一定要吸收先进的中原文化，改革本民族的陋习。他首先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迁到洛阳，又实行汉化政策，例如：改说汉语、改穿汉人服装、改用汉姓、鼓励鲜卑族与汉族通婚等。北魏皇室本姓拓跋，孝文帝带头改姓为元，故此这里称作“北元魏”。
孝文帝以后，北魏开始衰落。至魏孝明帝继位，因为年纪太小，由他母亲胡太后临朝辅政。胡太后专横奢侈，但迷信佛教，因此北魏时期，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开凿石窟，雕凿佛像。云冈石窟（山西大同武周山）建成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开凿了三十多年，现存洞窟五十三个，佛像五万一千多尊。龙门石窟（洛阳龙门山），始建于北魏时期的孝文帝，直至隋唐时代才告完成，历时四百多年。现存洞窟1300余个，佛像九万多尊，高度表现了古代的雕塑艺术水平。
其后北魏内部发生大乱，大权落到高欢和宇文泰手里。公元534年，魏孝武帝逃到长安投靠宇文泰被杀，宇文泰另立了魏文帝；与此同时，高欢立了魏孝静帝，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从此，北部中国分裂为两魏：建都在长安的叫西魏，建都在邺城的叫东魏。所以这里才说“北元魏，分东西”。
公元550年，东魏高欢的儿子高洋篡位，建立了北齐，也叫高齐；公元557年，西魏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篡位，建立了北周，又称宇文周。北齐和北周又互相攻战，乌烟瘴气。北周武帝要大量招兵备战，但境内十分之一的人口是僧侣，当然不少人是为逃兵役出家的，于是决定“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周武帝下令，销毁佛经佛像，勒令僧侣还俗，寺观的财产一律没收充公，这就是历史上的“周武毁佛”事件。
北齐的几位皇帝，都是荒淫残暴，到了齐后主更是不理政事。他是个弹琵琶的高手，自弹自唱“无愁曲”，自号“无忧天子”。但北周大军攻来，片刻之间北齐就土崩瓦解了。
公元557年，北周武帝灭了北齐，统一了北方。周武帝死后传至周宣帝，周宣帝死后，他的岳父杨坚就篡了静帝位，于公元581年，建立了隋朝，是为隋文帝。但是杨坚不应该灭了前主宇文氏的全族，这个恶因致使隋朝的天下仅维持了32年，又被宇文化及所灭，应了“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因果律。
从公元316年西晋灭亡算起，经过二百七十多年的南北朝时期，中国至隋朝才又重新获得统一。
迨至隋，一土宇，不再传，失统绪。
中国历史上，能够以短短几十年影响后世千百年的王朝，只有秦与隋。隋朝开国的隋文帝杨坚和继位的隋炀帝杨广，都是历史上的明星皇帝。杨坚出生在陕西冯翔县的般若寺，由尼姑智仙抚育长大，13岁还家，15岁袭车骑大将军，20岁继承父爵，晋封隋国公。但促使杨坚下决心篡位称帝的，却是妻子独孤氏的名言“骑虎之势，必不得下”。
杨坚的父亲杨忠与岳父独孤信本是生死挚友，独孤氏小杨坚14岁，所以隋文帝是历史上成了名的“惧内”皇帝。最后还是听信独孤皇后和次子杨广的蛊惑，废掉长子杨勇的太子位，改立杨广为太子。独孤皇后死了不到三年，杨广就杀了病中的父亲，自己继位做了皇位。隋文帝杨坚在临死之前，才后悔过分听信皇后的话，受了儿子的欺骗，便捶床叹息说：“独孤误我”！但是为时已晚。
隋炀帝杨广初登大宝，踌躇满志，作诗说：
“我本无心求富贵，谁知富贵迫人来”。
杨广是个荒淫出了奇的人，他杀父弑兄、奸母淫嫂，无恶不作，还经常自负地引镜自照，摸着自己的脖颈说“好头颅，谁当斫之”？
暴君杨广也还办了几件好事：一是在洛阳建了一座新都城，东都；二是开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全长四千里，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对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无休止的劳役和赋税，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公元612年，杨广调动大兵113万、民夫300万，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大败，全国震荡，流寇四起，隋王朝的统治坐不稳了。
杨广不断派兵征剿，并亲自坐镇江都（苏州、扬州）指挥。他身边的禁卫军将士，多是陕西关中地区人，眼看跟着隋炀帝没有生路，无不想开小差回家。将军宇文化及利用这个机会，发动兵变，把隋炀帝杨广抓了起来。杨广对监视他的人说：“我何罪之有？”军士们说：“你相信奸邪，拒绝忠告，穷奢极侈，发动战争，使男子死在战场，妇儿走上绝路，这就是你的罪。”
隋炀帝无话可说，自己解下汗巾被勒死了。统治中国的隋王朝，只传了两代三十八年就宣告灭亡了。后世学者，习惯以“隋唐”并称，因为隋朝的历史太短，实在是三百年李唐王朝的过渡期。唐朝不是以阴谋篡位得的天下，而是像汉初一样，是以武功实力开国立业的。
唐高祖，起义师，除隋乱，创国基。
李渊的祖父李虎，本是北周的大将军，袭封唐国公。李渊的母亲与独孤皇后又是姊妹，所以李渊与隋文帝的关系甚密。李渊六岁就承袭唐国公的爵位，十六岁做了杨坚的贴身侍卫，千牛备身。文帝一朝，李渊先后做过谯州、陇州、祁州刺史。隋炀帝时又从荥阳、娄烦两郡太守提升为殿内少监、卫尉少卿。
公元617年，杨广派李渊到太原去当留守。太原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加之城池坚固，素有“中原北门”之称，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更是有隋一代北拒突厥的屏障。李渊有四子，第二子李世民其时十八岁，有胆有识，慷慨好客，结交了不少豪杰异士。
就在隋朝的江山岌岌可危之时，有术士禀奏杨广，龙门地区发现十分明显的“天子气”，其气厚重，一直蔓延到太原。接着又奏报有李姓者将冲犯大宝。隋炀帝格外重视，于是在太原设立避暑的汾阳宫，又大开杀戒要将李姓人杀光。不少姓李的高官重臣都没能幸免，如权贵李混的家族就无辜被灭。李渊仗着与杨家沾亲，才躲过这一劫。
李渊本来胆小，对反隋一事犹豫不决。李世民就与杨广的两个妃子设计胁迫，李渊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起兵反隋，大骂李世民说：“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
为解决后顾之忧，首先采取李世民安抚突厥的计策，并取得突厥可汗的支持。北方安定了，李渊自称大将军，由李建成、李世民任左右领军大都督，直逼隋都长安。在关中诸路义军的配合下，唐军渡过黄河，集中二十多万大军把长安围了个水泄不通。
李渊攻下长安以后，立炀帝的孙子，十三岁的杨侑做个挂名的皇帝，而远在江都的隋炀帝则成了一文不值的太上皇。这一策略高明得很：立个傀儡皇帝，敌对势力就没有讨叛的借口；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就取消了他的合法地位。
公元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五月二十日，李渊在起兵反隋一周年之际，废黜隋恭帝杨侑，自己登基称帝，建立唐朝，年号武德，是为唐高祖。
二十传，三百载，梁灭之，国乃改。
前面提到，李世民设计用酒灌醉了李渊，使他在昏昧中奸污了隋炀帝在晋阳行宫的两个妃子，迫使李渊不得不听从他的主意。这一动心用意，埋下了李唐王朝后世的屡次“女祸”之变，造成晚唐时期军阀专权的藩镇之乱，始终没能逃出历史的因果定律。
唐王朝在玄宗时代达到极盛，就是所谓的“开元之治”。其后就发生了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大唐的国势自此由盛转衰。到了唐朝后期，经过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朝政越来越混乱。唐宣宗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皇帝，也没能改变这个局面。唐宣宗死后，继位的懿宗李漼、僖宗李儇，更是奢侈糜烂，腐朽透顶。
此时，唐王朝的统治权已经名存实亡，各藩镇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不断扩充势力，争夺地盘，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据力量。其中最强大的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和宣武（今河南开封）节度使朱温。朱温的原名叫“朱三”，本是无恶不作的地痞，以后跟随黄巢起兵造反。黄巢兵败，他见风转舵，叛变降唐，因镇压义军有功，被唐僖宗赐名“全忠”。
唐僖宗死后，其弟李晔继位，是为昭宗。唐昭宗不满宦官乱政，动手除宦失败，竟被宦官软禁起来。朱温于是以勤王除宦为借口，趁机将昭宗挟持到洛阳。唐昭宗还想秘召各地的藩镇来救他，但救兵还没到，就被朱温给杀了。十三岁的李祝被立为傀儡皇帝，就是昭宣帝。
公元907年，朱温废了唐昭宣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建都汴（今河南开封）。唐朝历史就此彻底结束，从李渊创国基开始算起，李唐王朝传了二十代，共计二百九十八年。
梁唐晋，及汉周，称五代，皆有由。
从朱温建立梁朝开始，中国北方前后换了五个王朝——梁唐晋汉周，为与前朝有别，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南方和巴蜀地区也有九个称帝、称王的割据政权（前蜀、吴、闽、吴越、楚、南汉、南平、后蜀、南唐），加上北汉一共是十国，所以这一时期又称为“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的寿命都很短暂，五代沿续了五十三年，十国七十七年，加来只有一百三十年的历史，其存亡兴衰各有其因由，所以“称五代，皆有由”。
朱温建立后梁朝，在位仅六年就被自己的儿子所弑。另一个儿子友贞继位十年，史称后梁末帝。接着，便是后唐主李存勖，沙坨郡（今新疆境内）人，史称为胡人。实际上他的祖先早已是汉化的西北民族。他因袭其父李克用的晋王爵号，打出为李唐复仇的大旗，破契丹、灭朱梁，统一了北方。李存勖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唐，建都洛阳，为“后唐庄宗”。可惜，这位爱唱戏的票友，庄宗好景不长，当了三年的皇帝却死在伶人（戏子）手里。
继他而起的，是后唐明宗李嗣源，尊他为明宗是因为他确实高明。史载，明宗“每夕于宫中焚香祝天曰：某（我）胡人，因乱为众所推。愿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主”。李嗣源能有这种存心，不要说五代时期的帝王中无人可比，历史上也找不出能说出此话的第二人。但到了明宗之子，唐末帝李从珂手里还不到三年就亡国了。后唐的历史，从李存勖称帝开始算起，只有十三年。
跟着称帝的，是历史上有名的“儿皇帝”石敬瑭。他本是李嗣源的女婿，因与唐末帝不合投靠了契丹，借契丹兵灭了后唐，建立后晋。石敬瑭甘心拜契丹国主为“父皇帝”，并将雁门关以北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造成宋朝开国以后，黄河以北成了辽金元三朝的根据地，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对峙的局面，而有宋一朝梦想了三百年，始终都没能收复。但是石敬瑭的后晋也只有十二年的时间，就转入他的部将刘知远手中。
刘知远在太原称帝，赶走契丹人，定都汴京，改国号为后汉。刘知远只做了十个月皇帝就死了，他的儿子后汉隐帝刘承祐即位以后，发生了动乱。汉隐帝派人刺杀大将郭威，激起郭威兵变，结果是郭威篡位称帝，改国号为周。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三帝，都是沙坨人，只是氏族不同而已，故此在历史上称他们为“沙坨”胡人。
周太祖郭威称帝三年就死了，由于没有儿子，于是由他的养子柴荣，也就是皇后柴氏的内侄继位，称为世宗。柴荣精明干练，在位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后周的国力不断增强。公元959年，周世宗在位六年，死于征辽途中，由只有七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是为周恭帝。
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
周恭帝即位，提升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禁军部队的统帅），要他出兵抵御北汉国与辽朝的侵扰。大军离京城仅仅二十里，就在陈桥驿发生兵变，据说将士们把早已准备好的黄龙袍加在赵匡胤身上，强迫他做了宋朝的开国皇帝。周家柴氏的孤儿寡母没有办法，只好拱手让位。
赵匡胤改国号为宋，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是为宋太祖，历史上称为北宋。赵匡胤又用了十三年时间，灭了南方五国，但对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和云南大理，始终无力统一。其后由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继位，是为宋太宗。赵匡义虽然也是在军旅中长大，但比他哥哥还酷爱读书，史书上记载：他在“兵间二十年，手不释卷”。征战中总有十几匹马，为他驮书。中国文化中有两句最有名的成语“开卷有益”和“宰相须用读书人”就是他说出来的。
赵匡胤开国称宋，只做了十六年皇帝就死了，他的死一直是历史上的疑案之一。所谓的“烛影斧声”，便说明他在临死前与弟弟赵匡义有争执，有人怀疑他是被赵匡义逼死甚至气死的。史书上记载，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临危的时候，当着辅相赵普对赵匡胤说：“你能够轻易地取得天下，是因为柴家（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倘若后周有老成的后代做皇帝，你哪里有这个机会？所以你死后应该传位于弟弟赵匡义，匡义再传给你的三弟匡美，其后再传给你的儿子赵德昭。只有老成的人继位做皇帝，才是社稷之福”。赵普记录了这段话，并在末行签了字“臣普记。藏之至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
但赵匡义并没有遵照母后的遗嘱，将帝位传给兄弟、侄子，而是传位给自己的三儿子赵恒（宋真宗）。宋真宗采取金钱外交的弱国政策，对辽金元低首自卑，才有后来的靖康之耻，徽宗、钦宗双双被虏，囚死在金人的“五国城”。接着就是康王赵构南渡，终于又在江南杭州重建朝廷，史称南宋，是为南宋高宗。
纵观中国历史，三代以上是以德化民，用文治平天下；三代以下，是以“止戈为武”的武功平天下，然后再事治国。“功德并用”“恩威并济”始终是传统儒道文化的帝王之道，而赵宋天下在建国之初，就用“黄袍加身”“陈桥兵变”的手段巧取豪夺，非以正义之师统一中国。立国之后又不彻底地恢复北方失地，从此便偃武修文，妄图以金钱议和，媚敌自保。致使朝分两宋，赵家的帝王成为“守文弱主”，实是祖先诲淫诲盗，咎由自取种下的恶因。
两宋一共传了十八代，历十九帝，共计319年历史。其中，北宋一百六十七年，南宋是一百五十二年。
辽与金，皆称帝。元灭金，绝宋世。
在南北宋时代，中国北方已经先后兴起了辽、金两个王国。辽国是契丹族，金国是女真族，他们并不是入侵中国的外族，而是早已归化居住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在文化教育上，仍然是以中国文化的儒家思想为主，佛道两家为辅的华夏文明。
建立辽国的是耶律阿保金，他在北京（古称东丹）建立了辽国。金族姓完颜，完颜阿骨打在圣京（今沈阳）建立金国。辽国的历史有二百一十年，金国支持了一百一十七年，以后金灭了辽，元又灭了金。到元世祖忽必烈，元兵南侵，先与南宋军队配合，灭了金国。
公元1271年，忽必烈称帝，改国号叫元，是为元世祖。元世祖借口南宋不执行和约，派元兵进攻襄阳，宋军连战连败。宰相贾似道向元求和，反而促使南宋早亡。襄阳城在被围五年后，终于被元兵攻破，元兵乘胜南下，进逼临安。
公元1276年三月，元军逼近临安东郊，文天祥主张与元兵决一死战。但南宋王朝已决心投降，宰相陈宜中又趁机逃跑，不得已让文天祥以右丞相的名义与元人谈判。文天祥到元营后，始终不屈服，以后被押解到元大都，囚禁四年后死在那里，留下《正气歌》汗青千古。
四岁的小皇帝恭帝赵显与皇太后请降，也被虏往元大都。赵显北去，南宋亡国。依稀中与赵匡胤逼迫后周柴氏孤儿寡母退位没有两样。后人有诗曰：
忆昔陈桥兵变时，欺他寡妇与孤儿；
谁知二百余年后，寡妇孤儿又被欺。
恭帝的两个哥哥，九岁的赵昰和六岁的赵昺逃到福州。赵昰即位，为端宗，但不久就死于逃难的海船之上。张世杰和陆秀夫等朝臣又拥立卫王赵昺继位，转移到厓山（今广东新会南）继续抗元。
元军分为四路，围攻宋军水师。潮落的时候，元军从北面冲击：潮涨的时候，元军又顺势从南面进攻。宋军两面受敌，勘勘招架不住。左丞相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对赵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随即背着赵昺跳海而亡，杨太妃也赴海而死。
公元1279年二月，元朝统一了中国，宋世彻底宣告灭亡。
莅中国，兼戎狄。九十年，国祚废。
公元1206年，蒙古各部落首领在斡难河（今鄂嫩河）边集会，公推铁木真为蒙古大汗，即成吉思汗。汗汉同音，有仰慕汉王朝的意思。
成吉思汗打败了金朝，兵力更强大了。公元1219年，有一支蒙古商队受成吉思汗派遣到西方去，经过回回国（花剌子模，即今里海、咸海一带）遇害。成吉思汗闻讯大怒，亲率二十万蒙古大军灭了回回国，又继续向西逼近印度，占领了现在的中亚细亚各国。前锋部队一直打到欧洲东部，大破欧洲联军；又打到伊朗北部，灭大食国，才班师回国。元朝的中国版图，是有史以来最广大的，南至台湾，东到东海（几次渡海征日本都未成功），西至多瑙河，北到沙漠，兼并了诸多的种族，所以称“莅中国，兼戎狄。
蒙古人征西作战，立功行赏都要数人耳朵，所以士兵的马背上都驮着成麻袋的人耳朵。欧洲人想起这段历史，就咬牙切齿的称东方人为“黄祸”，并与中国龙的图腾联系在一起谬论连绵，形成对东方人和中国文化的偏见。
蒙古人所以能西征东讨，无往不胜，是因为蒙古军队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兵种，铁骑。这种经过严格训练的骑兵军团，可以压倒性的优势歼灭地面上的陆军部队。穷兵黩武的元朝只传了十代，九十八年的历史，最后亡在元顺帝手里，应了老子“兵强者死”的名言。
元朝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却是毁灭性的。蒙古人与辽金两个民族不同，本来就没有文化基础，又没受到华夏文明的熏陶，所以忽必烈一到西藏，就被藏传佛教的文明惊呆了，尊十五岁的藏僧八司巴为国师，并请他制作蒙古文字。统一中国以后，更是与西藏喇嘛一起共治中国，还将大小喇嘛分派到中国各地进行教化，搞得民怨沸腾，致使有明一代彻底铲除藏传佛教，中原密宗东流日本，史称“东密”。好在忽必烈时代有一个金国的遗贤耶律楚材，与一个和尚出身的汉人刘秉忠，二人都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才使得蒙古人渐渐受到儒家文化的熏习。
忽必烈死后，由他的三儿子铁木耳“元成宗”继位，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那篇封号的文章“制诰”，更是胜过历代敕封孔子的“诏书”，诰云：
“制曰：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 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可加大成至圣文宣王。遗使厥里，祀以太牢。于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为圣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
但是元朝宫廷多数的朝臣和族人，仍是信奉喇嘛教，因此元顺帝时才有韩山童的白莲会，宣传天下大乱，弥勒佛下凡救世。跟着便有方国桢、张士诚、陈友谅、朱元璋等趁时而起，加速了元朝的灭亡。
太祖兴，国大明。号洪武，都金陵。
明太祖朱元璋是继刘邦之后，历史上第二位平民皇帝，所不同的，刘邦是布衣登帝位，朱元璋则是和尚做皇帝。但他没有刘邦的豁达大度，也没有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因此有明一代虽也是山河一统，但远远没有汉唐开国的规模和气势。
朱元璋出生在元末乱世的贫民家庭，祖上世代务农，童年孤苦无依以讨饭为生，备受世人的白眼和欺凌，形成其后仇恨多疑、刻薄寡恩的作风。朱元璋十七岁上出家皇觉寺，才两个月就由于“寺僧以岁饥罢僧饭食”又出去讨饭化缘，直到三年后才又回到皇觉寺。追忆这段经历时，朱元璋说：“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25岁时朱元璋投军，与徐达、汤和、周德兴等放牛时的伙伴一起，金戈铁马，北战南征。元大都被攻破，元顺帝携妻将子，逃向漠北，元朝至此灭亡。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定都金陵（南京），年号洪武，史称明太祖。从朱元璋定都到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金陵是明朝53年的国都，朱元璋曾用21年的时间修建南京城墙。金陵在历史上称为六朝古都，三国时期孙权据长江之险在武昌登基后，迁都金陵，成为首位在金陵建都的人。此后司马睿在此建立东晋政权，称作建康。南朝的宋齐梁陈都在建康定都。南唐将金陵改称江宁府，明朝建都后将其改称为南京。
朱元璋的最大缺陷就是“不学无术”，虽然他勤奋地读书一阵，但根本学识始终没有脱离在皇觉寺为僧时的知识范围。因此他缔造的明朝的政治体系中，官职的设置仍然沿用丛林寺院的僧职，如督察院、都检、统领等。在心理上，由于出身的关系，朱元璋始终有一种隐隐的自卑感，致使朱元璋登基以后，总想找出一个声名显赫的祖宗作自己的背景，于是想到了朱熹。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朱元璋问理发的朱司务是否为朱熹的后人。谁知那个理发匠却说：我有自己的祖先，我虽姓朱，但与朱熹却没有关系。为什么要认他做祖先呢？朱元璋听了很惭愧，就打消了认朱熹作祖先的念头，但开科取士的标准定为朱熹的《四书章句》却始终没有动摇过。
迨成祖，迁燕京。十七世，至崇祯。
公元1398年，朱元璋死了，太孙朱允汶继皇帝位，改元建文，是为明惠帝。朱元璋开国后，一直对异姓功臣深怀疑忌，所以军事大权都在朱氏诸王手中，尤以燕王朱棣为最。朱允汶为了解除诸王“尾大不掉”带来的威胁，一登基就开始削番。先从朱棣的胞弟朱肃下手，逮捕了几个朱姓王并将其废为庶人。又下令诸王不得节制文武官吏，进一步限制了诸王的权力。就在要削除燕王朱棣的权力时，朱棣趁机起事，酿成为期四年的“靖难之变”。
公元1403年，朱棣登上皇帝的宝座，改元永乐，定都北京，是为明成祖。至于朱棣为什么要迁都燕京，有几个历史原因。其一，燕京是朱棣的龙兴之地，是他作燕王时的封地和府邸。其二，“靖难之变”中，朱棣曾在南京大肆屠戮，杀人数万之众，史称“瓜蔓抄”，因此不愿意住此血腥之地。其三，蒙古人虽北遁大漠，但还在蠢蠢欲动，北方尚有战事。而历史上建都南京的王朝无不带有偏安性质，不是有作为的帝王所居之地。1406年，朱棣明令迁都，次年开始修建北京城，历时十三年才告竣工。
明朝三百年是朱姓与宦官共有的天下，明太祖、成祖之后的十五个子孙皇帝无一不是被太监所控制，几乎找不出一个对社会文化有贡献的君主。倒是出了几个偏才：英宗朱祁镇如果不做皇帝，专学天文，可以成为名家；神宗朱翊钧，嗜财如命，如果专学经营，定可以发家致富；熹宗朱由校爱作木匠，如果专习土木工程，应该大有可为。但他们不幸当了职业皇帝，反而在历史上劣迹斑斑。而明代的文运，从朱元璋开始就既不尊重相权，又不重视文臣学者，致使万历后期的太监头子魏忠贤大兴党狱，随便定罪杀戮儒臣学者。直至李自成的民兵入京，崇祯自杀，清兵入关，结束了朱明与太监共天下的历史。
大明王朝从朱元璋开国，传十六世，历十七帝，到崇祯皇帝朱由检结束，共计两百七十七年。其后虽有五王复建南明，毕竟大势已去，所以仅苟延残喘了十六年。
权阉肆，寇如林。至李闯，神器焚。
明朝由兴而衰、由盛而亡，也是重蹈元朝的覆辙，蔡东藩总结为“骨肉相残、权阉迭起、奸贼横行、宫闱恃宠，以及流寇殃民”五条，尤以“权阉肆，寇如林”为最甚。
宦官专权是明朝的特点之一，而且愈演愈烈，例如英宗时的王振，宪宗时的汪直，武宗时的刘瑾，熹宗时的魏忠贤。其中，刘瑾为首的八个太监，人称“八虎”，已甚为嚣张，魏忠贤更是成立了万人组织的宦官武装，将厂卫（特务组织）的罪恶登峰造极，使明王朝的政治腐败到极点，其结果必然是民不聊生，流寇四起。在流寇中最成气候的就是李闯（李自成）。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因家贫投为驿卒，驿站解散以后，无处存身，参加了民军。后与刘宗敏、李信、牛金星等人联合起来，又有张献忠的呼应，攻城掠地，势不可挡。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进北京。怀宗朱由检至此还有太监曹化淳守城，不想曹化淳献城投降了。京城一破，朝臣散尽，怀宗皇帝身边只剩下一个太监王成恩。崇祯见大势已去，命后妃等自缢殉国，又剑伤长公主，自己跑到煤山（今景山），咬破手指，留下血书遗诏：
“朕凉德貌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此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毋伤百姓一人”。
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于煤山寿皇亭投缳自尽，时年三十五岁，太监王承恩与帝对缢。
李自成占据京城，在武英殿称帝，国号大顺。接着便严刑拷打前朝降臣，追胁金银宝物，使得已降之人复生反意，才有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勾结清兵，一片石大破李自成。李自成兵败，经陕西退至湖北，死于湖北铜山县九宫山。
其时清兵只占据中国的北方，江南的前明残部，继续拥戴福王朱由嵩在南京继位，改元弘光。督师史可法领兵抗清，无奈人心已散，回天无力。史可法战死在扬州，福王朱由嵩被俘，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彻底灭亡。
清太祖，膺景命。靖四方，克大定。
清太祖福临就是入关称帝的顺治皇帝，他的祖父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为女真族人，建立了后金。顺治的父亲是皇太极，他在圣京（今沈阳）称帝后，改国号为清，改族名为满。顺治皇帝福临是皇太极的九儿子，即位时年仅六岁，不得不由多尔衮摄政。正当清廷孤儿寡母当政的危机之中，适逢吴三桂乞师，清廷趁势乘时而起，由吴三桂为先驱，名正言顺地入关称帝。
满族人自认为与大明并无夺社稷之仇，满人入关是因为李闯灭明，汉人无法收拾残局才请清兵入关的。所以满清入主中原，打着“仰承天命，吊民伐罪”的旗号，又修复被李闯烧毁的明陵，为崇祯皇帝发丧。这就是此处说的“膺景命”，也就是顺应天命的意思。
福临在北京登基称帝之时，除了京北以外，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尚未被清廷统一。除李自成、张献忠的残余势力外，南方还有南明的临时政权存在，各地反清复明的征战皆未平息。所以顺治在位的十八年时间里，全国都还兵荒马乱，干戈未息，清室皇权还处在安危未定的局面之中。入关前后的八旗子弟，全数不过四万人，加上科尔沁蒙古的蒙旗在内，总兵力不足十万。“靖四方，克大定”的功绩，是以汉人汉军作为代理战争的先驱，利用洪承畴、吴三桂、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藩王才平定了南方，统一了中国。
所以当郑成功在台湾率水师十七万北上，克镇江、围南京声势浩大，清廷已做好不得已出关退守的准备。郑军因天气变化，天时不利，加上策划指挥不力，再之与郑成功对垒的又是汉军，造成郑军败走，反成败局。
到了康熙一朝，除鳌拜、平三藩、定北疆，中国才真正安定下来。在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时间里，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安定，是清朝最鼎盛的时期。道光以后，则一代比一代弱。自顺治入关至宣统退位，满清共传了九代十帝，共计两百六十七年的历史。
廿四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
悠久的中国历史全都在此浓缩介绍了，它详细记载了一个朝代是如何从治到乱，如何从兴旺走向衰亡的。历史绝不是一些消逝了的东西，至今仍伴随着人类的影子，后人以历史为证，以道德与良心来审视昨日与今日的人和事。
西方的思想家可能看不起中国的文化传统，但对中国古代的史学，无不肃然起敬，黑格尔就是一例。因为中国古代的历史学是世界上其他文明国家无法比拟的，我们有二十四正史，有《通鉴》、《续通鉴》，有十通、有实录、起居注等详尽而丰富的史料。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二十四史是一套最系统、最完整的史书，上自伏羲氏，下至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结束，如果再辅以清代的《清史稿》就是二十五史，是一套完整的中国古代史。不过《清史稿》是待定的史稿，还没有最后定稿为《清史》，所以中国的正史只有二十四史。
历史像一面镜子，清清楚楚地映照出过去和现在的美丑妍媸、是非善恶，揭示出因果循环的大道理。只有明白了“善恶到头终有报”这个原则，才能够做到以史为鉴。我们今天对此并不完全相信，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读懂历史。清朝的历史距离我们最近，宣统退位至今不过八十几年。1644年明朝灭亡，明将吴三贵引清兵入关。其时皇太极已死，清世祖顺治皇帝只有六岁，他的母亲就是孝庄皇太后。孤儿寡母带着四十万清兵，入主中原，定都北京，逐步统一全国，使清朝在十八世纪后期，成为当时亚洲东部最强大的帝国。到了一九一一年，隆裕皇太后带着六岁的宣统皇帝宣布退位，宣统三岁登基，在皇帝位仅三年清朝就灭亡了。
大清国入主中原，是寡妇太后带着六岁的小皇帝开始的，清朝结束的时候也是寡妇太后带着一个六岁的小皇帝，由此可见，历史怎么开始的还怎么结束，一丝一毫都不差。只是我们的寿命太短，看不到267年这个因果循环的全过程，但是清朝的历史存在，我们可以通过这段历史来认识这个因果循环的道理。
再往前推到宋朝，宋朝开国的皇帝是宋太祖赵匡胤，他本是后周世宗柴荣手下的高级军事将领，手握兵权。959年柴荣死了，七岁的幼子柴宗训继位，还有一个寡妇符太后。随即在960年正月就发生了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拥兵还朝，逼着小皇帝让位给他，建立了宋朝。到了南宋末期，元将伯彦引兵渡江，势如破竹，小皇帝帝昺只有八岁，被元兵追逐到了广州外海的崖山，最后由左丞相陆秀夫背着跳海而亡，还剩一个老太妃在船上，眼看没有希望，也赴海死了。正应了元朝统帅伯彦拒绝宋使的一句话，“汝国得诸小儿，今亦失诸小儿”。果报昭彰，因果不爽，历史的发展是螺旋式重演的，种什么因一定得什么果，因果循环的规律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
前面已经讲到，读历史要注意史料的可靠性，前朝的历史都是后朝人编定的，是否靠得住大成问题。现代史更成问题，董希文的一张“开国大典”油画，本来再现的是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的历史瞬间，但是57年画面上将高岗抠下去，67年又将刘少奇抠下去，80年代又全部再复原回来，这哪里还是历史。所以孟子才说：“尽信书（尚书），不如无书”。
仅读史书是不够的，还要同时参考实录、十通、帝王起居注、历代奏议等具体的史料，就可以通晓古今，好象亲眼看见一样，也就不会以偏概全了。这里虽然只提到了实录，我们要由此联想到其他的相关史料。
实录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大事记，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实录，按时间顺序概括地记述了本朝发生的大事件，以及帝王参加活动的情况。最早的实录就是写《千字文》的周兴嗣记述的梁武帝的《梁皇实录》。现在保留最完整的是《明实录》和《清实录》。
此外尚有三通，是古人学习历史的必读书，就是唐杜佑的《通典》、宋郑樵的《通志》、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三通记述史实的体例各不相同，使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多方位的了解历史。以后又有了《续通典》《续通志》《续通考》，但只续到明朝。清代人又编了《清通典》《清通志》《清通考》，合称九通，再加上《续清通考》就是十通书，在史学上是极为重要的。
历朝的奏议，相当于现代报纸的社论，在当时是由大臣们提出的建议和报告。为什么要提出建议呢？因为要奏议的事情一定有问题，否则就不会再提出建议了。帝王起居注，专门记录了帝王每天的衣食起居，参加的各种活动和会见的客人，以及相关的主题与结论，一条一款，不厌其详。今天清宫皇史宬里收藏有清代十位皇帝完整的起居注，从每日的食谱到戏单，为我们了解具体的历史事件提供了可靠可考的史料。由此可见，绝对不能只读历史，一定还要参考求其他的资料，才可以了解历史的全貌，避免以偏概全。
这样一来，历史就变得很繁杂了，哪里还读得过来呢？因此我们读历史一定要有次序，知道以何种史学著作为主，知道先读什么后读什么。中国的史书主要分为通史和国史，通史是从头讲到尾，国史只讲一个朝代。通史当然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最好，它上接《左传》下至五代，记述了宋以前1360多年的历史。但因其分量太大，朱熹又著了《通鉴纲目》，清末流行的《御批通鉴辑览》和《纲鉴易知录》都是很好的简化通史课本，现代著的史书能否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就很难说了。
从著书顺序上看，《史记》是记传体的通史，《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国史，这四部书写得最好，不但文理文采好、记述的事实清楚，内容也最为精要恰当，能把这四部史书读懂了，记述历史事件和评价历史人物的脉络与方法就掌握了，二十四史也就一脉相承的自然顺下来了。
南怀老认为，我们读历史要注意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始终无法解决的两个的问题：一是统治阶级的治权，一是学术思想的权威。前者是古今中外帝王的大业，孟子称为“人爵”；后者是古今圣贤的千秋大业，孟子称为“天爵”。它虽然不能像帝王的治权那样煊赫一时，却拥有思想的威权和永久的价值，可以在无形中左右历史发展的趋势，孔子也因此被尊为“素王”。如果以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观点分判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的确是五百年一个周期。
第一个五百年是周代文化阶段，大约在公元前1115年至1079年，从周公的学术思想开始。因为周公整理了西周以前的中国文化，集上古文化之大成。而孔子的学术思想，是“祖述尧舜， 文武”，推崇“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文化，因此探寻儒家学术思想的渊源，必然追溯到周公。
第二个五百年是孔孟思想阶段，大约始于公元前571年至545年，这是孔孟思想的兴起阶段。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由此经列国，至秦汉，直至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术思想才正式占主导地位，正如司马迁所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
第三个五百年是自东汉末年三国之际，佛教传入以后，儒释道三家文化思想的大碰撞、大交变阶段。第四个五百年是隋唐文化阶段，儒释道文化由大交变到大融合，特别是文中子融会儒释道三家学术思想，影响初唐的文化思想颇深，为盛唐的文化鼎盛奠定了基础。第五个五百年是宋儒的理学阶段，出现了理学五大儒，他们的学术思想替代了隋唐时期禅宗五家宗派的盛势。第六个五百年是王阳明理学的权威时期，第七个五百年是清代的经学与理学阶段，提倡朴学务实，经世济用的事功学问，鼓吹民族正气与良知，直接影响到辛亥革命和后世的建国方略。
时至今日，我们的历史文化与学术思想又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变，中西文化思想的大碰撞，使我们吃尽了苦头，所以传统文化与学术思想又在复活，必将重现于世，形成新时代的文化精神。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以来，五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记住宋儒张载的名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刘宏毅《三字经讲记》四
第四讲
《三字经》的前几部分内容，在综述了教育的意义、目标、教学的内容和次第以后，进入最后一部分。这部分的内容是将教育的内容具体落实到求学者本人身上，教育的其他环节虽然重要，但毕竟还都是外缘，教育的主体是受教育者，学生本人才是教育的最终受益者。
所以《三字经》的最后一部分，论述了求学者在读书求学进程中，应该遵守的方法和需要注意的相关问题。同时还介绍了多个古人苦读求学的故事，以激励后学者的斗志，提高他们克服困难的勇气。
人有肉身就会好逸恶劳，所以人都有惰性的，人生如果没有远大理想、没有追求，生命的活力就没有了。读书求学也是同样道理，不是硬逼着，很少有人主动认真地求学。俗语说：“人是懒虫，不打不成”，古代的老师有教鞭、有戒尺、板子，就是要强迫学生把自觉性培养起来。等到读书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到了这个阶段老师反而要劝你，不要用功太过，注意劳逸结合。
中国传统的读书方法有所谓的“苦读”与“乐读”两种，这一部分讲的“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就是苦读的代表。乐读是带着浓厚的兴趣去读书，沉醉其中，乐此不疲，正如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林语堂在《论读书》中也说：“流连忘返，始可深入，然后如受春风化雨之赐，欣欣向荣，学业大进。”
苦与乐本是一体两面，互为补充，苦能化为乐，乐也能变成苦。对于一个有志于学的人来说，乐读好，苦读也没什么。只要做好心理准备，就能够使“苦”变为“乐”。正如梁启超所说：“趣味总是慢慢来的，越引越多，像倒吃甘蔗，越往下才越得好处。”
下面请看原文：
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
这几句话很重要，讲的是学习方法和提高学习效率的三个关键，一个人求学能否成功，就在于此，不要轻视这几句话俗气，真能做到的人少之又少。
三个关键的第一个，是“口而诵”，现代语言就是“要读书不是看书”。古人读书讲究五到，就是“眼到、口到、耳到、心到、手到”，也就是这里说的“口而诵，心而惟”，口与心就代表了这“五到”。读书一定要“口而诵”，不诵怎么能叫读书呢？我们现代人改了称呼，叫“看书”，虽然一字之差，结果可完全不一样。“看”是泛泛地翻一翻、心不在焉地找点有刺激的东西看，读的概念则完全不同。
从现代科学的观点分析，人的大脑是记忆存储器，脑皮质有不同的分区：有语言中枢、听觉中枢、视觉中枢等等不同的功能区。道家早就说脑有九宫，每一宫都有一个神仙主管，我们听了一直以为是神话，实际上到家说的，正是大脑皮质不同的功能中枢。阅读只是大脑的视觉中枢在工作，换句话说，只刺激脑皮质的一个视觉功能区，如果眼、耳、口、心、手一齐来配合，脑皮质五个功能区同时工作，学习的效率一下子就可以提高好几倍，这笔帐得会算。
第二个关键就是“心而惟”，惟是动词，有思考、思索的意思，心里面要反复思考，就是“心而惟”。孔子在《论语》中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思，知识渊博，但是没有智慧的思想，所学的就变成了不切实际的“罔”，罔就是迷惑、茫然。相反有思想、有天才，但没有经过踏踏实实地学问的锻炼，自以为是，结果就会自误误人，很危险，就是殆。
第三个关键是，“朝于斯，夕于斯”。白天也是它，晚上也是他，象《西厢记》里的崔莺莺一样，“茶里也是伊，饭里也是伊”。人做任何事情都要专一，象打井一样，选好一点就要深入下去，如此求学才能有所得。有任何疑问，先不要在外面寻找答案，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话头，“朝于斯，夕于斯”地诚心问自己，答案就出来了，这是佛家说的自悟，是开发自己智慧的传统治学方法。
曾国藩在其《家书》中谈到：“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来而用之不竭乎？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
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三点教诲，并且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中去，相信我们的智慧一定能够开发出来。
下面开始结合具体的事例，谈“业精于勤”的道理。
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
这里说的是孔子勤学的故事。孔子说过，“人有生而知之者，有学而知之者，有学而不知者”。即使是生而知之者，还是要学习，有的人天分很高、很聪明，但是不认真求学问，倚仗自己的天才胡作非为，就把自己毁了，就是“思而不学”。孔子是圣人，也还是活到老学到老，他曾向七岁的项橐请教问题，给后人做了好榜样。
项橐是春秋时期的神童，孔子曾经向他请教过问题，所以被后世尊为“圣公”。相传，孔子有一次与弟子们东游。待车马行至齐地纪障城的时候，大道边上有几个戏耍的玩童，有一童子立于路中不动。子路见状，停车呵斥道：“小孩子怎么不让车呢？碰到你怎么办？”
童子说：“城池在此，车马安能通过？”孔子探身道：“城在何处？”童子说：“筑于足下。”孔子下车观看，果见小儿立于石子、瓦片摆成的“城”中。童子问：“是城让车马，还是车马让城？” 孔子笑道: “好伶俐的童子，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
小儿答道：“我叫项橐，年方七岁。请教您是哪一位？”孔子答道：“我是鲁国孔丘”。
项橐惊道：“您就是鼎鼎大名的孔夫子！那么我请教您三个问题，答的出来我就让城、让路，答不出来就请绕城而过”。
孔子觉得项橐小童很有意思，于是笑道：“一言为定”！
项橐说：“天地人为三才，夫子可知天有多少星辰、地多少五谷、人有多少根眉毛？”
孔子摇头说：“我还真的不知道”。项橐得意道：“我来告诉你，天有一夜星辰，地有一茬五谷，人有黑白两根眉毛。”
项橐再问：“请教什么水没有鱼？什么火没有烟？什么树没有叶？什么花没有枝？”孔子答道：“江河湖海，水中都有鱼；柴草灯烛，是火就有烟；没有叶不成树，没有枝又哪里有花呢？”项橐听后晃着脑袋说：“不对，是井水没鱼，萤火没烟，枯树没叶，雪花没枝。”
项橐又问：“什么山上无石？什么车子无轮？什么牛无犊？什么马无驹？什么男人没有妻子？什么女人没有丈夫？孔子逗他道：“啊呀，我还是不知道。”项橐又道：“土山无石，轿车无轮，泥牛无犊儿，木马无驹儿，神仙无妻，仙女无夫”。
孔子心中实在是敬佩这个七岁的孩子，于是向项橐行礼，绕城而过。这就是后世传说的“项橐三难孔夫子”的故事。
历史上确有孔子向项橐请教有关音乐问题的记述，“三难”则纯属传说故事。山东纪城碑廓镇东北八公里处有一山，名叫躲子山，传说项橐就在此山躲藏遇害。
项橐三难孔子的故事盛传之后，各国诸侯都派人打探项橐的住处，以便为我所用。为避祸，项橐就藏到山里，但被吴国、齐国的武士发现了。两国武士为争夺项橐打斗起来，吴人看劫持不成，就将项橐刺死了，其时项橐年仅十二岁。
赵中令，读鲁论，彼既仕，学且勤。
赵中令是宋朝的中书令（宰相）赵普，讲的是赵普半部《伦语》治天下的故事。赵普与赵匡胤年轻的时候就是同学兼朋友，他出身比较艰苦，少年时没有好好读过书。以后跟随赵匡胤打天下，宋朝开国后，历任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匡义两朝的宰相，自称半部《论语》帮助赵匡胤打天下，另外半部《论语》帮助赵匡义治理天下。
赵普白天忙于处理国家政务，夜晚则读《鲁论》，所谓“鲁论”是鲁国通行的《论语》二十篇。据说每当遇到重大问题，赵普总是说：“明天再做决策。”晚上回家以后，他从箱子里面拿出一本书仔细地读，第二天准能够提出一个很高明的见解。
时间久了，大家都很奇怪，觉得赵普家里一定藏有什么秘籍宝典。于是买通他的家人，打探这个秘密。有一天，家人趁他不在家，把书拿出来一看，是《论语》。可是谁也不相信，怎么可能是人人皆知的《论语》呢？
赵匡胤得知此事，亲自到他家来探问，赵普就把那本《鲁论》拿了出来。赵匡胤说：“此为朕幼年所习，如今卿家还在读吗”？赵普回答说：“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尽在其中” 。宋太宗继位以后仍然想用赵普为宰相，有人说赵普的坏话，说它只能读《论语》，太宗如实以告。赵普说：“臣实不知书，只能读《论语》。我辅助太祖定天下只用了半部《论语》，尚有半部可以辅助陛下致太平”。故此“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一句美谈。
赵普官至中书令，尚且如此勤学，我们后学者如果敷衍塞则地混日子，就太不珍惜生命了。要知道富人的时间与贫人一样长；贵人的机会与穷人一样多，端赖你有没有寻找机会的能力，做没做好接受机会的准备。“天道酬勤”是中国人的一句古训，韩愈也在《进学解》中说过：“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宋太祖喜欢晚上穿了便衣到大臣的家中走走，因为与赵普一家人很熟悉，所以尤其喜欢到他家中串门。有一个冬天下大雪的晚上，赵普夫妻以为这样冷的天气，皇帝不会来了。不料有人敲门，皇帝还是来了。这一下可把赵普夫妇吓坏了，因为当时南方还没有平定，当天下午进贡送来一批东西，他还没有向上报，于是赶快奏明原因。
赵匡胤说：“没有关系”，就在客厅转来转去。突然看见贡品中有吴越王钱俶送的十坛“海产”，宋太祖大感希奇，就问赵普是什么东西。赵普回答说：“是吴越送来的海产。” 宋太祖笑说：“既然是吴越送来的海产，一定不错，快打开来看看！”坛子一打开，在场的人都傻了眼，谁也没料到坛子里面都是瓜子金。
赵普满头大汗，惶恐地向宋太祖请罪，说：“臣没有打开，实在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请陛下恕罪。”
宋太祖说：“既然如此，你就收下吧！他们以为国家大事都由你们书生一手决定的呢”。
彼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
西汉时候有个人叫路温舒，字长君，山西潞州人，小时候给人放羊，家贫没有钱买书。中国在汉以前，非世家没有藏书，非自己下功夫抄录，就无书传学。那时还没有纸张，非绢帛皮简无以为书，所以家贫就自然没有书可读了。
路温舒放羊时，经常路过一片池塘，他注意到池塘边上长的蒲草很茂盛，就背回家一大捆，截成与竹简一样尺寸，并将其编联在一起，然后借来《尚书》工工整整地抄到上面。
有了蒲编书，他就一边放羊，一边读书。因为他精通汉书、熟悉法律，以后做了狱吏，最后官至临淮太守，成为西汉著名的法律专家。
“削竹简”的是西汉的公孙弘，他出身贫贱，二十多岁时曾经当过县监狱的小官，后因过错被免了官。公孙弘本来就不甘心平庸，因为家境贫寒，只好替别人放猪。他五十多岁的时候，经常跑到竹林里，把竹子削成竹简，把借来的《春秋》和各家的注解，抄在竹简上面。
古代的竹简是有尺寸要求的，分为长简和短简两种。长简二尺四寸长，短简缩短一半。“经书”都用长简，例如“六经”就必须用漆书写在长简上；短简则用于普通的子书，所以后世才有“说长论短”的成语。
每根竹简上写25个字，每个字大约一寸大小，25根竹简用青丝绳贯起来为一编，也叫一篇。西汉时代还是用竹简，东汉以后发明了纸，就不用竹简了。后世虽然有了纸张，但线装本的古书还是这个老规矩，每页纸25列，每列25个字，共625个字，几千年下来都没有变过。读过私塾、背过书的人，老师一提第几页第几行，学生就知道了。古代著书相当不易，北方竹子少，得之甚难，所以必须熟读强记不为功。
竹简削好了要杀青，现代叫烘干技术，古代用炭火将竹子中的竹汁烤出来，竹简才不会开裂。竹汁是青色的，一滴滴地流出来，象汗珠一样，故称“汗青”。文天祥的诗句“留取丹心照汗青”，即是留名青史的意思。
西汉的路温舒和公孙弘，一老一小，家贫没有书，还知道如此勤勉努力，我们有条件读书的人更应该珍稀自己的条件，千万不要自误。要知道条件随时都在变，机会转瞬即逝，人生匆匆而过，一定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机会和条件。
历史上的公孙弘与董仲舒齐名，都是汉武帝的丞相，也都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奠基人。
公孙弘，表字季，齐地薛国（今滕州）人。《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述了他以布衣而封侯，官至丞相，位列三公的经历，肯定了他官高戒奢，躬行节俭，倡导儒学，有益于教育事业发展的功绩；也肯定了他谏止征伐匈奴和罢通西南夷，关心民间疾苦的思想和行为；同时也指斥了他曲学阿世，“为人意忌”等缺失。
汉武帝即位以后，号召全国举贤，各地推荐上来的人才有一百多人，其中就有六十岁的公孙弘。汉武帝派公孙弘出使匈奴，希望能借贤良者之口，说服匈奴不战而降。公孙弘一路看到的是百姓穷困潦倒，军士厌恶战争的实况。带着这种忧民思想，他的述职报告当然很不合武帝的心意。公孙弘很失望，就上书称病，被免官回家了。
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再次下诏举贤，地方官又推荐公孙弘。七十岁的公孙弘推辞说：“我是因为无能而被罢官回来的，再举荐我是没有意义的。”人们坚决推举他，公孙弘推辞不下，只好再去长安。
这一次汉武帝封他为博士，又派他去西南视察民情。公孙弘出身贫寒，考察中的所见所闻，使他忧心重重。视察报告又一次违背了汉武帝的本意，武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再召见他。因为直谏而接二连三地碰钉子，公孙弘开始认真地琢磨为人和为官之道，并对自己的言行做了一些调整。慢慢地汉武帝开始喜欢起他。几年后，公孙弘官至左内史，公元前124年升至丞相，封为平津侯。
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
下面讲了几个古人苦读的故事，作为后学刻苦求学的榜样。
“头悬梁”的是晋朝人孙敬。孙敬，字文质，汉代信都（今河北冀州）人，好学，后入洛阳，在太学附近一小屋安顿母亲，然后入学。他采杨柳为简，加以编联，用来写经，这是历史上“辑柳”的典故。《太平御览》上载：孙敬“好学，晨夕不休”，常年闭门谢客，攻读诗书，人称“闭户先生”。他苦读诗书，常常通宵达旦，困倦得眼皮都睁不开了，就弄根绳子把头发绑起来吊在房梁上。打盹垂头的时候，揪一下头发就惊醒了，继续读下去。
孙敬凭借其独特的“头悬梁”的苦学精神，终能通今博古、满腹经纶，成为晋时知名的大儒。后人对孙敬的苦读精神极为敬仰，并将此与战国时苏秦“读书欲睡，引锥刺其股”的故事并谈，用以教育孩童。
战国时候的洛阳人苏秦，游说秦惠王，上书十次而游说不成。黑貂皮椅穿破了，百斤黄金用光了，回到家里“妻不下饪，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家里人都不理睬他。苏秦下了狠心，日夜苦读姜太公的《阴符经》，研究其中的奇谋策略。至更深夜半，头迷眼闭，但一想到自己所受的奇耻大辱，就拿一把锥子，自刺其股，在大腿上扎一下，醒了以后再读。如此苦读，一年以后出山，说服六国，联合抗秦，完成了合纵大计，自己也腰挂六国相印，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纵横家。
这二位古人都是从布衣位列卿相，名扬四海的，都是得自于刻苦地追求与勤学不辍，这种刻苦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苦读固然重要，但还应该讲求学习效率。林语堂就极不赞成“苦读”，他在《论读书》中对苏秦“锥刺股”的做法批评为“愚不可当。”并且说“不睡觉，只有读坏身体，不会读出书的精彩来。”但是这二位“苦读”的代表并非一无所成，苏秦“终以酬壮志，功名传千古”，孙敬最终也学有所成。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自己的书不好好读，借别人的书却看得很快，因为要还给人家。可见人读书是有惰性的，非逼着自己读不可，自己原谅自己，就懒散了。由此可见，“苦读”并非要不得。孙敬和苏秦的做法或可商榷，但苦读的精神是一定要学习的，我们做家长的应该时刻激励小孩子立志苦学，懈怠散漫是难成大器的。
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
“囊荧”的典故说的是晋朝的车胤，“映雪”讲的是晋朝人孙康的故事。他们虽然家境贫寒，生活艰苦，却能立志苦读，没有因为读书的条件差就停止学习。唐朝李渤《喜弟数再至为长歌》有诗说：“次兄一生能苦节，夏聚流萤冬映雪”。说的就是此二人的典故。曾国藩说过：“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吾于书箱及文房器具，但求为寒士所能各者，不求珍异也”。
车胤，字武子，晋代南平（今湖北省公安市）人，他的祖父车浚，三国时期作过东吴的会稽太守。因灾荒请求赈济百姓，被昏庸的吴主孙皓处死，此后车胤的家里就一贫如洗了。
车胤立志苦读，太守王胡之曾对他的父亲车育说：“此儿当大兴卿门，可使专学”。家中贫寒，晚上看书没钱点灯，他就捉些萤火虫放在纱布缝制的袋子里面，借着萤火虫发出的微弱灯光苦读。
在他父亲的指导下，车胤终于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一生中做过吴兴太守、辅国将军、户部尚书等官职。唐朝杨弘贞、杨番、蒋防都著有《荧光照学赋》，均是谈车胤之事。
孙康，晋代京兆（今河南洛阳）人，晋秘书监孙盛的曾孙、长沙太守孙放之孙。孙康幼时酷爱读书，常常感到时间不够用。他想夜以继日地攻读，可此时家道中落，没钱买油点灯。一到天黑，便没有办法读书了。特别到了冬天，长夜漫漫，他有时辗转很久，难以入睡。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白天多看书，晚上躺在床上默诵。
一天夜里，他一觉醒来，忽然发现从窗外透进几丝白光。开门一看，原来下了一场大雪，大地闪闪发光，使他眼花缭乱。孙康心中一动，映着雪光，可否读书呢？他急急忙忙跑回到屋里，拿出书来对着雪地的反光一看，果然字迹清楚，比昏黄的油灯要亮得多！
整个冬天，孙康都夜以继日地苦读，从没有中断过。孙康砥砺求进，学有大成，终成晋时很有名望的学者，南朝宋景平年间官至尚书左丞，封德阳县侯。
元朝初年，孙氏族人从河南龙门迁到浙江湘湖，以“映雪堂”命名孙氏祠堂，以记念祖先孙康“映雪读书”的事迹。
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
“如负薪”的典故，说的是汉武帝时代，官拜会稽郡太守的朱买臣。
《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字翁子，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载相随，数止买臣毋歌讴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贵报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其后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
朱买臣未仕前，住在苏州城西穹窿山麓，因家贫又好读书，不得不靠卖薪度日。每次卖柴，他都是且行且诵古书，怡然自得。妻子崔氏见了，觉得很丢人，跟他闹离婚。朱买臣劝说妻子：“我年五十当富贵，现己逾四十，俟吾富贵，当报汝功”。崔氏再也熬不下去了，就改嫁他人而去。
其后，经同乡严助推荐，朱买臣为汉武帝“说春秋，言楚词”，武帝大悦，封朱买臣为中大夫、文学侍从。朱买臣曾为武帝征伐东越出谋划策，后官至会稽太守。
朱买臣至会稽任太守时，“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就停车带回太守府中，供他们食宿。其妻十分差愧，自缢而死。元代有无名氏《朱太守风雪渔樵记》的杂剧，讲的就是朱买臣的故事。
今天，苏州穹窿山东铜岭下有一块高大的盘石，相传为朱买臣昔时的读书处，又称“读书台”。山上的拈花寺，相传为朱买臣故居的遗址。
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朱买臣因弹劾御史大夫张汤不实，武帝怒而将其处死。
“如挂角”的典故，说的是隋朝的李密，他曾做过瓦冈山反隋义军的首领。
李密，字法主，京兆长安人，祖籍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南），祖上是北周和隋朝的贵族。李密少年时候，曾在隋炀帝的宫廷里当侍卫。他生性灵活，在值班的时候，左顾右盼，被隋炀帝发现了，认为这孩子不大老实，就免了他的职。李密并不懊丧，回家后发愤读书，因其以替人放牛为生，故此常坐在牛背上读书。
有一次，李密听说缑山有一位名士包恺，就前去向他求学。李密骑上一头牛出发了，牛背上铺着用蒲草编的垫子，牛角上挂着一部《汉书》。李密一边赶路一边读《汉书》中的《项羽传》，正巧越国公杨素骑着快马从后面赶上来，勒住马赞扬他，“这么勤奋的书生真是少见！”李密一看是越国公，赶紧从牛背上跳下来行礼。这就是《新唐书?李密传》记载：“闻包恺在缑山，往从之。以蒲鞯乘牛，挂《汉书》一帙角上，行且读。”
李密谈吐不俗，深深吸引了杨素。回家以后，杨素对儿子杨玄感说：“我看李密这个人的学识、才能，比你们几兄弟强得多，将来你们有什么事，可以找他商量。”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李密参与杨玄感起兵反隋，杨玄感兵败被杀，李密逃亡，后加入瓦岗军，人称魏王。李密发布讨伐隋炀帝的檄文，数说杨广的十大罪状，其中有“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话。意思是，用尽南山的竹子作竹简，也写不完他的罪行；决开东海的水，也洗不尽他的罪恶，为后世留下了“罄竹难书”的成语。
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北宋时期，四川有一个名叫苏序的人，从小不爱读书，晚年却读起书来，还写了不少诗。苏序有三子，依序是苏澹、苏涣、苏洵。苏澹和苏涣都以文学举进士，苏涣更是进士及第。衰落的苏氏家族开始中兴，并为五代以来的眉州贡举，破了天荒，读书风气为之一变，后来眉州出学者千余人，苏氏一家确实起了示范作用。两个哥哥高中进士，对苏洵来说应该是一个有力的鞭策，但是苏洵还是游荡四方，不用功读书。十八岁上苏洵赴京赶考，名落孙山，十九岁结婚以后干脆就不再读书了。
苏洵的妻子程氏，是大理事承程文应之女，书香门第，受过良好的教育，颇有文化修养。她对苏洵的所作所为，非常忧心，常常为此闷闷不乐，担心她的夫君会从此断送了前程。苏洵也察觉到了妻子忧虑，开始悔其少时不学之过。二十七岁的时候，他终于幡然悔悟，终日端坐，奋发力学，不再出游。苏洵在二十九岁时再度赴京考进士，尽管他为人聪慧，辩智过人，但因其所学与科举考试要求的章句、名数、声律之学不合，结果还是没有考上。三十七岁时，宋仁宗举办特考，他再度赴试，还是没有考上。就在此时，他在异乡接到父亲苏序的死讯，急急赶回家中奔丧，心中非常难过。
常人受到这样的剌激，通常都会放弃读书，但是苏洵却由此领悟到，人不应该为了考试而读书，故此绝意功名，不再走此科举之路，开始为读书而读书了。苏洵毅然烧掉过去为考试而做的几百篇文章，重新阅读古书。他忽然发现不为考试而读书，书中的精华反而尽赴眼底，真正尝到了读书的乐趣了。
苏洵如此用功八年，前五年养精蓄锐，不写一文。五年之后，方才动笔将心中的所积所感一吐为快。他的文章文风古朴、文理深邃、文意幽远，得到欧阳修等文坛领袖的赏识。嘉佑元年，苏洵亲自带着两个儿子进京赴试，一举成功，双双及第。两个儿子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父亲纯朴的文风。苏洵与苏轼、苏辙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继“三曹”以后的“三苏”，成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家。可惜苏洵年寿不永，死时仅五十八岁。
苏洵的大儿子就是苏轼、苏东坡，号老泉山人，“苏老泉”实际上说的是苏东坡，后人张冠李戴、以讹传讹，把称谓搞错了。
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
他们年纪那么大了，才开始后悔读书太晚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应该及早想一想“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的道理，提高警觉性。
读书在人的一生中，有最佳“黄金期”，也就是十三岁之前。在这段时间里读的东西，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如果错过了人生的前十三年，无论你今后多么努力地弥补，无奈大脑与神经系统的发育已经定型了，再背书记不住了，那时就“犹悔迟”了。
曾国藩曾经说过：“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能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所能办者，不过太仑之一粒耳。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退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退名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
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
像五代时候的梁灏他都八十二岁了，殿试的时候对答如流，在众多的士子里面夺魁做了状元。
北宋年间有个文人叫梁灏，少年时曾立下誓言，不考中状元誓不罢休。结果时运不济，屡试不中，受尽别人讥笑。但梁灏并不在意，他总是自我解嘲地说，考一次就离状元近了一步。他从后晋天福三年开始应试，历经后汉、后周，直到宋太宗雍熙二年才考中状元。为此，他曾写过一首自嘲诗：
天福三年来应试，雍熙二年始成名。
饶他白发头中满，且喜青云足下生。
观榜更无朋侪辈，到家惟有子孙迎。
也知少年登科好，怎奈龙头属老成。
历史上的梁灏为北宋太宗时的进士,中状元时年方23岁。辽军攻打宋朝时,梁灏曾上书朝廷献策，宋人陈正敏著《遁斋闲览》中说，梁灏82岁中状元,所以将梁灏画成白须皓首的样子，实属传说中的误会。
梁灏(963-1004年)字太素，宋朝山东须城(今山东东平县)人,宋雍熙二年（公元985年）中状元，人称父状元，曾任峡路安抚使、关右安抚使、翰林学士等职，在任开封府尹时暴病卒，年四十二岁。梁灏的儿子梁固，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中状元，人称子状元，曾任著作郎、户部勾院等职。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病逝，年三十三岁。
梁灏父子二代状元，为官清正，皆有著作传世。直到现在其家乡东平县，仍有一“父子状元坊”，上有书法名家金一凤手书的对联：是父是子同作状元千载少，为卿为相流传历代一门多。此外尚存梁灏、梁固及其家庭墓群，及宋碑两方。
历史上的有名的长寿老状元，唐代属柳公权（778-865年）寿数最高88岁；宋代属黄裳（1044-1130年）寿数最高，位87岁，但也是长寿状元，而非80岁以后再中的状元。
彼既成，众称异。尔小生，宜立志。
人家功成名就了，人们才觉得惊奇、称异，不晓得成功的后面，是多么的不容易。你们这些小孩子，应该早早立志，“人活一口气，树在一张皮”，人不立志，终归是个凡人。
曾国藩教育子侄读书，提出三点要求，首先就是立志，然后才是持之以恒地向学。曾国藩说：“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在中国文化里面，宋代大儒张载——张横渠先生有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名言已成为宋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目标，后世学者都以此立志而学，事实上也应该如此读书求学。
以上举完了年老勤于学的例子，下面再举年幼志于学的例子。
莹八岁，能咏诗，泌七岁，能赋棋。
北齐的祖莹八岁的时候就能够咏诗，能背诵《诗经》《尚书》等经典。祖莹，字元珍，范阳南北朝时后魏人。《魏书?祖莹传》中载：祖莹“八岁能通《诗》、《书》，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于父母寝睡之后燃火读书。由是声誉甚盛，时号为圣小儿。十二岁为中书学生，时人云：京师楚楚袁与祖，洛中翩翩祖与袁。以文学见重，常言：“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
祖莹好学，十二岁为中书学生，时时沉缅于书籍，夜以继日地苦读。父母担心他身体会出毛病，禁止他读书，晚上不给他火种。他暗将火种藏在灰里，等到父母都睡熟了，就用被子把窗户遮盖起来，点起灯来读书。中书监高允赞叹说：“此子才器，远非诸生所急，必当前程远大”。
有一次，中书博士张天龙讲《尚书》，祖莹被选为主讲。学生都已经到齐了，祖莹因为夜里读书太迟，睡过了头。他慌忙之中误将同房学生李孝怡的一本《曲礼》当作《尚书》。上了讲台才发现拿错了书，张天龙很严厉，祖莹不敢再回去换书，就将错就错，把《曲礼》放在面前，诵读《尚书》三篇，不漏一字。讲罢，李孝怡发现了这一情况，报告给张天龙，所有的人都极为惊异。
高祖得知此事后，招祖莹入宫，令诵五经章句并陈述大义。听后大加赞赏，并开玩笑说：“昔尧流放共工到幽州北裔之地，这么差的地方，怎么忽然出来个神童呢”？祖莹后官至一同三司，进爵为伯。
另外一个是唐朝的李泌，他七岁的时候下棋，就能够以此为题，当场赋诗。李泌是宋朝以前最大的藏书家，在他父亲李承休一辈已有藏书两万余卷，到李泌相德宗、封邺侯的时候，藏书已过万余卷。韩愈有诗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后世才将藏书之处称“邺架”。
李泌是历史上一位类似诸葛亮、刘伯温的传奇人物，但论智论功，似乎又在此二位之上。诸葛亮累死于蜀汉，刘伯温被迫服毒身亡，相比之下，李泌就比他们都高明多了。
李泌，字长源，唐朝中期赵郡中山人，自幼时以“奇童”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以后历事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四帝，其间四落四起，位至宰相，封邺县侯。
李唐江山遭安史之乱的大劫而能不垮，实赖两人之力：外面靠郭子仪东征西讨，朝里面靠李泌运筹帷幄。李泌不但在军事上出谋划策，以收复长安、洛阳两京，平定安史之乱，居功卓著；而且在李辅国、元载等权佞横行之时，还为朝廷选荐、保全了一批中唐名将如韩晃、李晟、马燧等人。至于处理与回鹘、吐蕃等异族关系，李泌献言建策，为当时唐朝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其他如兴屯田、定人事、开财源等，李泌也无不与之，多谋善断，屡见奇效。
李泌的奇功之一，一身胜任总长、外长、财长数职，奇功之二是对皇帝家务的全面介入。皇帝的家事历来就属于“闲人免进”之列，否则就是找死。历史上，因皇帝闹家务而骨肉相残，导致政局大动荡甚至皇权崩溃的事例太多了。
当李泌之时，朝廷之脆弱，实在已容不得再祸起萧墙。李泌以其耿耿忠心，过人的才智，当仁不让地充当了皇室调停人，竭力修补肃宗与玄宗之间的对立，苦苦维护肃宗父子间的正常关系。他甚至甘冒杀身灭门的风险，阻德宗废立太子、谏肃宗宠立张后。在中唐内忧外患之际，朝廷能维持政局的基本稳定，李泌功莫大焉。
李泌之奇，还奇在他同皇帝之间奇迹般的君臣关系。李泌曾对肃宗自陈有“五太”：“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与肃宗、代宗、德宗三帝，李泌始终保持着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与肃宗“出陪舆辇，同榻而寝”；李泌不荤不娶，代宗强使其娶妻食肉；对德宗则指其为桀纣而无妨。
尽管李泌因遭权佞忌嫉，四次罢官下野，但新帝即位，立即便征召李泌。连为四帝宠幸，史所罕见，其因一则李泌忠心可鉴，所言所行无不为皇帝江山；二则李泌智比张良，洞彻人性，宠辱不惊，功高不傲，功成即去。三则李泌进谏建言极具策略，总是设身处地，循熏善诱，感悟帝心。
《旧唐书》把李泌并入八人合传中，篇幅不过区区千多字，且评价极低，指责他“长于鬼道，随时俯仰，无足可称。”欧阳修《新唐书》有所匡正，语近公平，但也未充分重视。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惜笔墨，于客观之中还李泌真面目。
彼颖悟，人称奇，尔幼学，当效之。
他们的聪明才智，人人都称奇、羡慕。你们这些小孩子，应该以他们为榜样，好好地效仿，用心读书，以成大用。
读书首先要明确目标，也就是为谁读书，目标不明确，行动一定是盲目的。孔子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人读书是为了改变自己，为使自己能够立身行道。今人读书是为了父母、为了考试委员会。
现代教育体系下的学者，很少有为自己的理想而做研究的，而是为了学位、职称、工作而读书，表面上看是为社会读书，实际是根据社会上的需要，为了自己的前途奋斗而已。真的是自己对于某一项学问有兴趣，想深入研究追求，在今日的社会中，这种人不是很多。
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我们民族的文化思想会越来越低落。人人都只顾现实利益，对后一代的教育，只希望他们将来有前途，能赚更多的钱，都涌向商科、电脑、医药等几个领域，而人文学科和基础学科都走下坡了。
其次，读书要存四种心，即：虚心、恒心、耐心、和细心。虚则受，恒则进，耐心才不会浮躁，细心才能体会文理之意。
蔡文姬，能辨琴。谢道辒，能咏吟。
蔡文姬，名字叫蔡琰，东汉著名音乐家，史书上说她“博学而有才辨，妙于音律”，父亲蔡邕是曹操的挚友。
蔡文姬博学多才，音乐天赋自小过人，她6岁的时候，有一天父亲蔡邕在大厅中弹琴，忽然看到庭院里面有一只猫和老鼠在搏斗。蔡文姬在房中听到了以后，就问父亲：“您的琴声之中为何伏有杀机之声呢？”这说明蔡文姬的听力非常好，能从琴声中辨出吉凶之兆。
蔡文姬16岁时嫁给大学子卫仲道，卫家当时是河东世族，夫妇两人非常恩爱。不到一年，卫仲道因咯血而死，蔡文姬又不曾生育，卫家的人又嫌她克死了丈夫，蔡文姬回到娘家。以后父亲死于狱中，蔡文姬也在动乱中被匈奴掠去，这年她才二十三岁，被左贤王纳为王妃，居南匈奴12年，并育有二子。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感念好友蔡邕之交情，得知文姬流落南匈奴，立即派周近做使者，携带黄金千两，白壁一双，把她赎了回来，这年她三十五岁。回汉后蔡文姬创作了哀怨惆怅的断肠琴曲《胡笳十八拍》，并在曹操的安排下，嫁给田校尉董祀。
蔡文姬饱经离乱忧伤，时常神思恍惚；而董祀正值鼎盛年华，生得一表人才，通书史、谙音律，自视甚高，但迫于曹丞相的授意，只好接纳了她。婚后第二年，董祀犯罪当死，蔡文姬不顾嫌隙，蓬首跣足地来到曹操的丞相府求情。曹操念及昔日与蔡邕的交情，又想到蔡文姬悲惨的身世，就宽宥了董祀。
从此以后，董祀感念妻子救命的恩德，夫妻双双溯洛水而上，隐居在风景秀丽，林木繁茂的山林中。曹操狩猎经过这里，还前去看望过他们。在一次闲谈中，曹操表示出很羡慕蔡文姬家中原来的藏书。蔡文姬告诉他原来家中所藏的四千卷书，几经战乱，已全部遗失时，曹操流露出深深的失望，当听到蔡文姬还能背出四百篇时，又大喜过望。于是蔡文姬凭记忆默写出四百篇文章，文无遗误，可见蔡文姬才情之高。
蔡文姬一生三嫁，命运坎坷，她与和董祀生有一儿一女，女儿嫁给司马师为妻。
谢道韫，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东晋女诗人。晋朝宰相谢安之侄女，安西将军谢奕之女，王羲之之子王凝之之妻。公元399年王凝之为孙恩起义军所杀，她一直寡居会稽。
谢道韫识知精明，聪慧能辩，叔父谢安曾问她：“《毛诗》何句最佳？”答：“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安称赞她有“雅人深致”。一次谢安召集子侄讲论文义，刚好大雪骤下。谢安问道：“白雪纷纷何所似？”安侄八岁的谢朗答：“撒盐空中差可拟。”七岁的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对杖工整，比喻恰当。谢安大悦。这一咏雪名句，盛为时人所传诵。
谢道韫的作品，今仅存散文《论语赞》一篇和《泰山吟》、《拟嵇中散咏松诗》二首。
《泰山吟》已经成为传世名篇，在此诗中，可以一睹谢道韫的风采：
峨峨东岳高，秀极冲青天。
岩中间虚宇，寂寞幽以玄。
非工复非匠，云构成自然。
气象尔何然？遂令我屡迁。
逝将宅斯宇，可以尽天年。
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
人家是女孩子，都如此聪慧多才，你们这些男子汉，更应该以她们为榜样，时时激励自己，好好努力。
中国历史上的女才子很多，最著名的四大才女，就是蔡文姬、谢道韫、卓文君与李清照。电视连续剧《凤求凰》，描述的正是汉代才子司马相如和才女卓文君的爱情故事。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一个是被临邛县令奉为上宾的才子，一个是孀居在家的佳人。他们的故事，是从司马相如作客卓家，在卓家大堂上弹唱那首著名的《凤求凰》开始的：“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卓文君为追求爱情、自由与司马相如夤夜私奔。其后的当垆卖酒、白头兴怨、长门灵赋、封禅遗书等事迹更是传为千古佳话。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南宋女词人，为齐州章丘（今属山东）人。父亲李格非为当时的著名学者，丈夫赵明诚为金石考据家。
李清照早期生活优裕，与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与整理工作。金兵入侵中原，二人流落南方，赵明诚病死，李清照境遇孤苦。所以在她的作品中，前期多描写悠闲的生活，后期多悲叹自己的身世，情调感伤，有时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
李清照的作品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多已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今人有《李清照集校注》。
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
刘晏（公元718 - 780年）是唐代著名的理财家。新旧《唐书?刘晏传》上载：“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县东南）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也有记述。刘晏的高祖自彭城（今江苏徐州）迁徙曹州南华，高祖以下，世代为官。曾祖刘郁为弘文馆学土,刘晏的祖父做过县令，他的父亲没有做过官。
刘晏有兄弟三人，长兄刘星，次兄刘暹为御使大夫。可见，刘晏生长在一个世系的官宦家庭之中，自幼受到良好的培养与教育。
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十月，唐玄宗赴泰山封禅，祭典结束后，唐玄宗在帐殿接受朝觐。礼官进帐殿上奏：“有一八岁童子刘晏，敬献《东封书》。” 玄宗非常喜悦，下诏命见。八岁的刘晏进帐后，毫不胆怯，跪颂自作的《东封书》：“吾皇英主，封祀东岳，告成功于昊天上帝，为万民把福，开元之礼，仁及天下，人情所望，人心所归……”玄宗虽然惊叹八岁童子的文采，但又不相信是真的，于是命宰相张说鉴别真伪。
张说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于是以围棋为题，对赋围棋的方圆动静。张说道：“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
刘晏回对：“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才，静若得意”。”玄宗甚为高兴，当即下旨授八岁的刘晏为秘书省正字郎，工作是校对藏书校勘正误，抄写典籍。这在当时也是一大轰动奇闻，刘晏被称之为“神童”。从此，刘晏走上仕途，最后成为自桑弘羊之后，唐代著名的理财家、经济改革谋略家。
“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的财政状况濒于崩溃，刘晏通过调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治理财政，统筹兼顾，有效地充实了国家财政收入。例如，粮运是唐代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一是转运速度迟缓，二是运杂费用太高，三是损失浪费惊人。刘晏接管后，采取了几项重大的改进措施，使从扬州运粮至长安的时间由9个月缩短到40天，损耗率由20％降低到零，“人以为神”，唐肃宗赞他为“当朝的萧何”。
刘晏晚年，因受人陷害，被唐德宗赐死，终年六十三岁。刘晏为唐王朝理财二十四年，掌管财物亿万，但被抄家时的全部财产只有“杂书两车，米麦数斛”，连陷害他的人也不得不叹服刘晏的清正廉洁。
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
唐玄宗曾两次召见刘晏。一次问刘晏道：“卿为正字，正得几字？”刘晏答道：“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玄宗自然懂得，其时朝中的朋党之争正闹的不可开交，大臣之间结成朋党，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互相攻击。刘晏正是借此机会向玄宗进谏，可见他年级虽小，人却非常有智慧。
刘晏年龄虽然只有八岁（历史的记载是八岁，不是七岁）就已经走上了仕途。你们这些年幼的后学之人，只要勤勉奋进，也同样能够达到这样的成就。
孟子说过：“舜，人也；我，亦人也”。尧、舜、禹、汤等古之圣贤，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与他们相比我们缺少的只是圣贤之志而已。所以不甘于堕落的有为者，一定要立志，要夺古人的志向。果真如此，学舜当然就是舜的再生，学孔子就是孔老夫子在世，哪里有不成功的道理？
孔子在《论语》中说过：“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道是宇宙人生的根本，人天的根本得到了，功名富贵等世间的小果，是不谋而自来的。这个小大轻重的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千万不能本末倒置。
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
上面用了男女老幼作为具体的例证，为我们树立起做人的榜样，下面再以动物为例子，激励我们后人立志向学。
狗会在夜晚看门守夜，防止盗贼入侵。公鸡会在黎明时报晓，提醒人们天亮了。这个世间最卑贱的不过是鸡犬，他们尚且有功于人类，我们生当为人，如果不求进取只是苟且度日，就连动物也不如，哪里还有资格做人呢？谚语说：“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这样的人就与马、牛同缀连襟了。
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
蚕与蜂是动物里面最小的，但做出的贡献又是最大的。蚕能吐丝，供给人类作衣服的原料，蜜蜂能采花酿蜜，供人食用。如果不肯努力学习，不为这个世界做一点贡献，岂不是连小昆虫都不如了吗？
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
幼年志在求学，长大以后，步入社会就要学以致用，将自己的学问反馈给社会，上报效国家，下为苍生造福。孔子在《论语》中也反复强调，“学而时习之”的重要，学了知识，要能够随时思考、随时见习，随时要有体验，要能够反省，就是学问。如此，你才有能力上报国家，下安百姓，为人类造福。
一般人认为读书就是作学问，其实学问不是文字，也不是知识，学问是从人生经验上来，在作人做事上去体会的。知识渊博、文章写得好，只是一个人的文学素养高，不认识字的人，倒不一定没有学问。学问是要将圣贤的教诲落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随时将所“学”，“问”于自己的行动，也就是用实践来验证圣贤的教诲。“学”即是文，问就是化，要把所学到的圣贤之“文”，用来变化自己的气质，使自己升华，才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曾国藩也说过：“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自卫其身。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
“扬名声，显父母”，是孔子在《孝经》中的话。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杨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人行孝道有始、有终，孝之始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孝之终的儒家的观点，就是“扬名声，显父母”。儒家思想偏重于入世，但是唐以后的读书人，均以建立世功、光前裕后、封妻荫子为理想目标，都涌向“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士子之路，错解了孔子说的“立身行道”。
立身就是立命，人非性子化了不能够立命，所以传统教育的第一关就是要帮助学生化性。人的命如车轮，性如车轴，性子不正，命轮一定会跑偏，所以韩愈才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就是帮助学生化性立命，教他做人之道。
性子化了、气质变了，人才肯吃苦、才肯吃亏，然后才能够行道。行道就是按照《三字经》中讲的“五伦十义”的道理，学做人。“十义”是人的十根命柱，也是十条做人之道，真正做到了，行圆满了，命就立起来了，“立身行道”才算做到了。
禀性化掉了，人“性本恶”的动物属性的根才能彻底根除掉，这个业根一断，就可以上拔祖先，所谓是“一人得道，九祖升天”，祖宗八代都跟着沾光，这才是真正的“孝之终也”。
“裕于后”是向下，为子孙后代积累福德，就是《千字文》中讲的“川流不息，渊澄取映”。自己这一辈人，要在祖先建立的德业之上立身行道，让自己的德行象奔腾不息的江河水一般，一代代地川流下去。前人植下的道德之树，会成为佑蔽后人的福荫，能做到“光于前，裕于后”，人的一生才没有虚度。
人遗子，金满籯，我教子，惟一经。
常人留给子孙的，都是物质财富，满箱的金银财宝，我传给子孙的只有这一部《三字经》。这几句话的字面意思很简单，但其中的道理却非常人所能理解，更是难以做到。
汉朝的著名学者疏广，字仲翁，是西汉兰陵人，对《春秋》有独到的研究。汉宣帝征他为博士，授以太子太傅的官职，他的侄子疏受也被聘为太子少傅。二人都是辅导太子的老师，地位相当高。五年后的一天，疏广对疏受说：“我们的官做得够大了，名声也不小，再不急流勇退，就该树大招风了”。于是二人就向汉宣帝奏请告老还乡。宣帝与太子厚赠给他们一笔钱财，让二人荣归故里。疏广回乡后，将这些钱财都分送给了亲朋故友。有人劝他给子孙留一些，他摇摇头说：“我的子孙如果有才德，钱财只能损伤他们的志气；如果愚昧昏庸，钱财只会掩盖他们的过失”。人们都很佩服他的远见卓识。
人的福德属于心性，是可以遗传的；物质属性的钱财是不能遗传的，故有“富不过三代”的古训。我们反复强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关系关，留财给子孙的人，心里面先就存了子孙一定不成才的念头，否则你为什么要留财？种了这样的因，将来就要结子孙不成才的果。所以古人才说“积财给子孙是留祸，积德给子孙才是留福。有智慧的父母都是教导子女“幼儿学，壮而行”，让他们明白做人的道理，长大以后行道做德，立身于社会。有出息的子女，一定可以独立开创一份事业，没出息的子女有了钱反而坐吃山空，什么也不学、什么也不会。等他们老了，钱也用光了，自己又没有本领，你让他们怎么办？古人说：“糊涂的爷娘，败家的儿郎”，这话说得并不过分。
所以遗财给子孙，不如遗德给子孙，祖先把自己的经验、嘉猷、忠告遗留给子孙后代，这些才是千金难买的宝贵财富。所以这里才说“我教子，惟一经”，一部《三字经》就够了。《三字经》是一部高度浓缩的中国文化史，用极简单的文字将经史子集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真正是“淹贯三才，出入经史”。清朝康熙年间的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徐乾学，传给儿子们的则是一楼图书，他说：“吾无美田宅、园池、台榭、金玉玩好之物以传后，所传者惟是尔”。因此将其藏书楼命名为“传是楼”。
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
这是最后总诫后学者的箴言警语，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只有勤奋向学，才能有所进步，一味的嬉戏懈怠，得过且过，是没有益处的。古人说：“业精于勤，荒于嬉，成于思，毁于随”，我们都要以此为座右铭，不断地勉励自己。
前面说到诸葛亮的《诫子书》，这篇文章同他作人的风格一样，简单谨慎，没有废话。诸葛亮的一生并不以文章名世，而他仅有两篇不为文学而写作的《出师表》，却成为千古名著。
诸葛亮在《戒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他教导儿子以“静”来做学问，以“俭”来修身。德才兼备人的品行，是依靠内心的宁静来修养身心，是依靠俭朴来培养品德。不看轻世俗的名利，就不能明确自己的志向，不是身心宁静就不能实现远大的理想。求学必须专心致志，增长才干必须刻苦学习。不努力学习就不能增长才智，不明确志向就不能在学习上获得成就。追求过度享乐和怠惰散漫就不能振奋精神，轻浮暴躁就不能陶冶性情。年华随着光阴流逝，意志随着岁月消磨，最后就像枯枝败叶那样，成了无所作为的人，对社会没有任何用处。到那时，守在自家的狭小天地里，悲伤叹息，又有什么用呢！
少年不努力，等到中年后悔，已经没有法子了。古人说：“勤一分有一分的收获，闲半刻少半刻的光阴”，我们都要戒之哉，应该时时勉励自己，以成其道，千万不要虚度光阴，蹉跎岁月。
《三字经》的六部分内容，到此已经全部向大家介绍完了。《三字经》是一部高度浓缩的中国文化史，它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将中国文化中的“经史子集”等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天文地理、历代帝王、古圣先贤，悉皆备载回顾《三字经》全片文句香下一样讲我么呢所学所闻的知识一下子贯穿起来，使得以往不系统的百科知识，一下子纳入了一个知识体系，使得文史哲哲几大块都非常地清晰。这就是我们在整理以往所学、所积累的知识，我们应该借此机会，好好整理整理一下我们得知识库，将没有用的丢掉，将缺乏的补充进来。
人在一生中要能读一部真正的“书”，也就是四书五经这样的经典著作，至少要有一部经典垫底，一生的学问才能扎住根。林语堂说，概论之类的教科书不算书，拼鼻子凑脸的小说也不能算作书。现代人的思想完全被影视媒体所控制，满脑子都是报纸上看来的消息，自己完全没有中心思想，变成了随风倒的草。孩子们那一点有限的历史知识还都是从“秘史”中“戏说”来的，不知道文学作品算不得“书”。真正读几篇《左传》《史记》，呼吸都会感觉深沉。
《三字经》是谈教育的专著，六个部分均是围绕教育二字展开的。教育的根本意义在于教导后代如何做人，是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实现转迷为悟、转识成智，最后达到转凡成圣的人生终极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与传统的教育的目标背道而驰了。当然社会是这样一个争贪的现实社会，教育制度是这样一个训练竞争手段和谋生技能的培训体系，教育的目标是志在挣钱，而非志在圣贤。我们能做的只有以私塾的形势为孩子们补上传统教育的一课，国家关心的是就业率，学校关心的是升学率，真正关心学生个体的只有老师和家长，所以父母一定要觉悟，不要让你的后代毁于你的无知。
《三字经》很早就传到了日本与韩国，清朝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三字经》被译成俄文流传到俄国，此后陆续被译成英、法等多种文字。1990年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三字经》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向全世界发行。可见这部书早已不属于中国人专有，它已经走出国门，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了。我们作为《三字经》故乡的同胞，今天不但不会背诵《三字经》，有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读过《三字经》，为此你将给自己下一个什么样的评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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