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投诉电话: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被称为“最后的大儒”的梁漱溟先生，去世已有十多年了，尽管学术界对于他的学术思想的评价各异，而他一生所身体力行的“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风范和“行其所知”的凛然正气，却对于身处社会巨变转型期的我们，至今仍不乏极为珍贵的教育意义。有鉴于此，以下仅就笔者所知所闻有关梁老的事介绍一二。

梁老在世时，曾有人就毛泽东的（原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问及梁老本人，他淡然地说：“那件事是多少年以前的事情了，早就过去了，没什么可说的……”在来访者的一再追问之下，他说：“我和毛泽东是老朋友，彼此之间比较熟悉，在很长时间里，见面时无话不谈，有时发生抬杠；他批评我不对，我要他有雅量，不要拒谏饰非……”

话要从十九世纪末叶说起，梁、毛皆是1893年（清光绪19年）出生，只是梁比毛早出生了70天而已。当梁先生执教北大哲学系时，毛泽东正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虽然二人彼此曾见过面，但后来二人谈及同在北大的经历时，却是毛对当时的梁有印象，而梁却很模糊。倒是同一时期，他们在北京的另一个场合的会面，给双方都留下较为清晰的回忆。讲这段历史，就不得不论及梁氏家族与杨怀中先生（杨开慧之父）的关系，梁家虽然世居广西，至清咸丰年间，有的进京作官，有的迁居湖南。梁漱溟的族兄梁焕奎即生于湘潭，他家曾为“湖南首富”。梁焕奎为倡导维新，培育人才，亲自选拔、资助湖南学子赴日留学，而杨怀中、陈天华等人皆在入选之列。梁焕奎亲自陪同他们一同渡海赴日。1917年后，为躲避战乱梁焕奎曾借住北京缨子胡同梁漱溟家中。杨怀中从长沙来京，亦执教北大哲学系，与梁漱溟、梁焕奎时相过从，自此交谊日笃。毛泽东1918年8月到京，最初，就住在鼓楼豆腐池胡同9号杨怀中家。梁漱溟拜访杨先生时，多是毛来亲自迎其入内，二人虽未直接晤谈，但彼此均有印象。因此毛早知梁焕奎与自己同是湘潭同乡。

1938年初，国难当头。为抗日救亡大计，梁漱溟成为了当时访问延安的第一位民主人士。当他抵达延安后，毛泽东非常高兴地会见了他，并主动提及早年在北京两人的会面，梁经毛的提示，记起了当年在杨怀中先生家的情形，毛说：“那该称你‘梁老前辈’喽？”梁称：“不敢当。”待他们二人互相通报的生辰年月，方知彼此同龄。毛自此改口称梁为“梁先生”，他问：“你到底是广西人，还是湖南人？”梁答：“原籍广西桂林。”毛追问：“那为何你的兄长，又与我同是湖南老乡呢？”梁漱溟便将梁家的先人或因战乱、或因进京为官、或为谋生计，而离开桂林的情形，对毛泽东逐一说明。

毛泽东请梁到自己所住的窑洞里，开怀畅谈，抗日当然是中心话题，毛泽东有关这方面的谈话主旨 “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等观点，即是此后不久出版的《论持久战》的中心思想。梁则将自己出版不久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送给毛，请其指教。两人的谈话十分坦诚、愉快、投机，在半个月的时间内，他们竟8次夜谈，其中有两次谈到天明才作罢。据梁老回忆：“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当时穿着一件皮袍子，时而踱步，时而坐下，时而往床上一靠，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在争论中，他不动气，不强辩，话语幽默，常有出人意料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畅，如重逢的老友交谈。”梁老还应邀到延安各处参观。他回忆到：“在当时，延安的条件很差，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却与国统区有着鲜明的不同。这同中共领袖毛泽东给我的印象一样，都是很深刻的。”

当1946年梁漱溟再度访问延安后，要离开之时，毛请梁提些意见，梁说：“这里生机勃勃，觉得很好。”毛笑道，不行，你这是客套，坚持要梁提出批评。梁漱溟沉吟了片刻，就直率地说：“希望你在人格上，不要轻于怀疑旁人；在识见上，不要过于相信自己。”毛听过之后点头微笑，相约再会。因毛梁有自1918年起的交往及两度延安会面，故毛泽东后来多次在公开场合讲：“我同梁漱溟比较熟……”

1966年8月24日，北京123中学的红卫兵闯进梁漱溟的家中，大搞打、砸、抢、烧，并且将梁老夫妇游街、批斗、体罚。梁老夫妇二人被勒令搬进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南屋。据梁老的一位学生“文革”后回忆：“得知梁老家被抄，我于9月中旬赶去探望，秋天的北京，夜间已颇有寒意，而梁老却仅有一条枕巾作被，我忙于次日送去了一些衣被。”尽管梁宅的诸多藏书、名人字画，全套红木家具生活用品悉数或烧毁、砸烂、抢走，而文革过后，这次抄家真正令梁老深以为憾的，却是一部《辞海》被焚毁。梁老回忆道：“红卫兵是一群无知的孩子，同他们无理可讲。他们以胡闹、破坏为乐、为荣。在屋里打、砸、毁折腾够了，最后又一窝蜂地将我家中的书籍、字画、家具、书稿、手扎尽数丢于院中，堆起来放火焚烧。我本人向来反对附庸风雅，故对于名人字画、古籍被毁，从心里讲确实并未十分介意，也未加以制止，红卫兵边搬边烧，还边狂呼乱喊口号。但是，当他们要把大部头的《辞海》，丢入火堆时，我对他们讲：这是本工具书，是我向我的学生借来的，你们它毁坏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我就要失信于别人了！这些红卫兵全然不听，他们说：我们红卫兵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有《新华字典》就足够用了！用不着这些封、资、修老古董。由于这本书是布面精装的，又很厚，不好烧。他们就用棍子挑出来，一页一页地撕着烧。我站在一旁心中很是难过，造我的反，烧我的书籍、家具、字画，我并十分不介意，可他们竟连这《辞海》也不放过，非要毁之而后快，令我无法物归原主，失信于人，这使得我十分难过。”

历经如此巨大劫难，梁老却称“并不十分介意”绝非虚言。这一点可从他在1986年才出版的《东方学术概观》一书中，所收录的《儒佛异同论》一文的写作时间和文前附记中，得到确实的佐证。《儒佛异同论》是梁老于其家被抄后的不数日，开始动笔撰写的。实际上，这篇文章是他早就计划好要写的，虽然经历如此巨大的冲击，他依然黎明即起，心宁气定，坐在刚用门板架成的床铺上，抚展稿纸，挥笔疾书。在1985年此文交付出版社时，他特意写明：“我于1966年8月24日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小将抄家，一切衣物书籍荡然无存，并迫我从北房移小南屋栖身。此时我初颇不释，但旋即夷然不介意。闲暇中写成此稿，既无一书在手，全凭记忆以着笔。（1966年）9月6 日写出论一，嗣于11月10日写出论二，其论三则不复记忆于何时写出矣。”并声明“因引用资料全凭记忆，故其出处、原文如有错漏之处，盖由笔者自己负责”云云。由此，不难得见梁漱溟先生的修养与胸襟之一斑。

1970年下半年，当时掌管全国政协的军代表，决定恢复政协直属组的学习。学习刚恢复不久，即通知说，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将“宪法草案”让在京的直属组的委员们内部学习、讨论、提意见。可那时正是“红色恐怖”大行其道，而林彪红得发紫。所谓听取意见，只是走过场，意思一下。因此，亲临会场主持的军代表全没当一会事儿，出席会议的诸位先生也已是诚惶诚恐，尽管与会者中不乏政法界名流学者，大家心知肚明中国原有的宪法，早被“文革”弃如敝履，这新版的“宪草”谁敢真的提意见？故尔与会者几乎皆异口同声地大谈“宪草”如何好，如何值得人人认真学习，个个都该努力贯彻之……

但梁漱溟先生却想：既然上面征求我们的意见，为什么我们明知不妥、不对，却不指出来呢？于是，他便要求发言，主要讲了两点：

“第一，宪法最早产生于欧洲，其出发点之一，就是为了限制王权。换言之，宪法的产生就是为了限制个人的权利太大。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要遵守，任何一人都不能位于宪法之上。因此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了个人（林彪）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写进了宪法，我认为不甚妥当。所谓接班人之说，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而宪法的意义是带有普遍性的。不能把特殊性的东西硬往普遍性的东西里边塞。凡我看过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都没有把个人名字写进去的。但我声明，我不赞同把个人名字（包括接班人）写进宪法，但并不反对选择某个人当接班人，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别人没有，我们也可以有。

第二，新宪法的条文比老宪法少了许多，条文少不见得就不好，但有的重要内容少了，却不甚妥当。比如设立国家主席，一国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合适是另一回事。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则可以通过法定手续来选。现在的‘宪草’没有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

以上两点，从法学上看来完全是最基本的原理。而与梁先生同组学习的，国内的著名法学权威赫然在座，可是只有梁老“表里如一”，坚持“行其所知”，正如当赤身裸体的“皇帝”招摇过市之时，全然不计个人得失，大声地提醒那些齐声称颂的人们——那 “华丽的新衣” 实际上并不存在！可当梁老讲完之后，人们先是面面相觑的哑然无声，稍后就有人厉声斥责道：在小组学习中出现这样的反动言论，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要当场消毒，不准扩散。也有人提心吊胆地讲，这话要是在外面讲，当场就会被批倒批臭，砸个稀巴烂的。小组召集人宣布：情况向上反映，听候处理，谁都不得向外扩散，否则后果自负。不久，上面称此事本是征求意见，故提什么意见都是可以的；至于某些人因为思想一贯反动，借机放毒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

四年之后的1978年2月间，全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同时在京召开。这当然是一次十多年来的盛会，在会上众人大都控诉了“文革”中的遭遇，欢呼“第二次解放”的到来，但偏偏对于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制定新的宪法，讨论、研究、关注明显不足。梁老则冷静而敏锐地指出，建国三十年来主要是人治，而今后中国则不得不走向法治！

在大会期间的政协小组会上，他发言道：“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有了自己的宪法，但宪法是否成为最高的权威、根本大法，人人都得遵守呢？自建国以来的几个主要时期来看，我认为实行的是人治，如此说是有根据的，仅就最近十年而言，毛主席为了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若按照中共党章刘是中共的第二把手，必须召开中共党的代表大会，才能解决问题；如果依照宪法，刘是国家主席，则须召开全国人大来加以解决。毛并没有这样做，据称是刘少奇并非是孤家寡人，弄不好就会出大乱子，因此毛主席采取了非常手段，绕了个大弯子，直接从下边开始搞起来，把热情有余的年轻娃娃们鼓动起来，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地覆天翻，国无宁日。其结果是被冲击的，就不单单是刘少奇了，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中共的、非中共的都有，关的关了，死的死了，好大一群人，而不是常说的‘一小撮’！”

“毛的做法，自然是人治，而非法治，宪法也限制不了他的所作所为，我还想过，为什么毛主席能这样做，而且毫无阻碍，一呼百应，反对者寡呢？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缘由：第一毛主席本人是一位功高如山的伟人，可以说他缔造了党和国家，缔造了解放军，他的威望、权威太大了。毛不加限制地施展了这种权威，于是在相当多的人的心目中，毛主席也就从人变成了神，成了偶像。第二是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上个世纪以前自不必说，半个世纪以来虽曾有过各种字面上的宪法，但总体看起来都没有认真执行过。法制、法统、法治，种种法的观念从上至下，普遍非常淡薄。而对于人治却是多年来习惯的。”

“在此我想认真而严肃地指出的是，中国的历史发展至今，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像毛主席这样具有崇高威望的领导人现在没有了，今后也很难会有，即便有人想搞人治，困难将会更大；再说经过种种实践，特别是‘文革’十年血的教训，对人治之害有着切身的体验，人们对法治的愿望和要求更迫切了。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宪法，很有必要，很重要，要十二份的认真和仔细对待这个大问题。中国由人治渐入了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的前途所在，是任何人所阻挡不了的。”

行文至此，笔者还特别想指出的是：有些文章在介绍梁老时，常常搀杂了作者自己的主观臆断，例如在文中常见诸如“把心一横”“忍无可忍”“他想现在后悔也没有用了”之类的梁漱溟内心活动的描写，这是作者杜撰、虚构强加于他的！是全然与事实不相符的！梁漱溟先生屡屡形单影只地与强大无比，但他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抗争到底，只靠一个人的血气之勇、愤怒和一时冲动是根本无法做到的！这样去描述他，只能证明他们对梁漱溟先生知之甚少！

梁漱溟先生也不是没有犯过错误，甚至是很大的错误，但是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认定“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他对待自身的错误全然无意回避遮掩。梁漱溟先生的勇气来源何处呢？有人说：“真正有勇气承认自己错误的人，必亦有勇气指出他人的错误。故当他（梁漱溟）对某些谬误自信所见不差是时，即坦然指出而不稍存顾忌。”梁漱溟先生的之所以有此“远见卓识”“大义凛然”，其实只是因为他很认真！而非因为他很聪明！比他知识渊博的人大有人在，而当必须在自身利害与公平、正义之间做出抉择时，只是很多聪明人就很“聪明”地将自己心知肚明的大道理，放在一旁了而已。

世人大都对毛梁在1953年的公开冲突的缘起、细节极感兴趣，文革结束后，许多访客、记者更是反复向梁老问及个中缘由与内情。对此梁老一直不愿多说。直至1986年，一位上海客人再次向梁漱溟先生问及此事时，他才十分平和又非常真诚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合，正象我的话也有些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毛、周他们（第一代中共领导）迄今已经故世已有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原刊于《金剑》杂志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