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油茶的功效:戏说房产

戏说房产

    对于教育我或许能说说一二，而房产问题我就外行了。但现在国人的经济激情环绕于房产，如此多的感叹、奇迹，如此多的调控、许诺，如此多的“意嘘戏危乎高哉”，让人不懂也想费口舌。好在不懂装懂是鄙人的为文之道。面对那些懂装不懂的专家们在高级媒体上唾沫横飞，我也就在网络上自言自语，收集道听途说，随兴笔记，戏说调笑。

房产问题的性质

房产问题属于经济问题。衣食住行是人们的基本需求，需求产生交易，亚当斯密说有人类以来即有交易。交易是经济模式。不管是过去买到材料自己建造，还是现在开发商造好卖给使用者，都是交易。

房产问题属于政治问题。房产属于不动产。与衣食行相异处是必须固定在土地上。因此，房产问题的本质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是历朝历代，也是国家之间敏感的政治问题。它必然会受国家权力与地方政府制约。

房产问题属于军事问题。对于土地，国家用枪杆子保卫主权，保证领土完整，这是在外敌入侵之下；另一种是用武装力量、安全力量保证土地使用权的落实。如当年土地改革镇压地主。现在也经常用上武装力量为土地纠纷维稳。

房产问题属于文化问题。汉民族为主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农耕为主的民族。有一个特点是安土重迁。习惯于自己有房屋，上代交给下一代，住起来心理踏实。不像游牧民族那样四海为家。重血缘重地缘的文化习惯使中国社会几千年稳定。即使搬迁，也习惯于向本地城市，如浙江搬向杭州而不习惯于搬向南昌合肥。这使房地产无法展开地域间的平等竞争。

百姓相信和平

房产是不动产，是和平年代的置产方式。老百姓如此热衷房产，是对政权的信任，一是不会发生战争，二是不会更换政权。政权更换后，意味着财产要重组。最明白的财产是土地与房产，无处藏，也带不走。战争、动乱年代的人们热衷于储备黄金，粮食。

刚性需求也好，投资需求也好，百姓的信任导致涨价，而地方政府与房产商捂盘惜盘，哄抬地价，把利益最大化，导致百姓面对房产地产怨声载道。如果张力超过限度，就不怕动乱？真的动乱起来，房产地产将是首先贬值的。

我们这一代是幸运地生活在和平之中。六十年和平，忘记了历史上的动乱。如同忘记了四十年前的文革。

百姓的幸福感

现在普遍认为，国力是国力，国家面子是国家面子，百姓幸福是不能忽略的。人权与主权的大小向来难以衡量。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老百姓希望自己在城区有一套房。用自己的工资，花三五年时间买一套房，这是合理的要求，是“老实人”的要求。“不能让老实人吃亏”(《胡总七一讲话》)，满足这种要求是对劳动者的尊重。社会公正就要保证劳动者“耕有其田”，居有其所。既然国家城市化过程中让农民变为工人，走向城市，那么，就要让农民在城市里有自己的“恒产”，而不至于成为无产者。有恒产才有恒心，才会有归属感，才谈得上幸福感。“安居”才能“乐业”，才能融入这座城市。“打工”两字总有临时意识，边缘意识。一个打工者住三五年廉租房后就能够购置自己的房屋，是能够承受的。跳一跳能够摘到桃子，有了一个踏踏实实的奋斗目标，就会有积极乐观的心态。打一辈子工住一辈子廉租房，踏踏实实打十年工只能买到一个厕所间，这使一个百姓离开自己老家的根，在城市里又没有支柱，飘零意识更强，怨恨情绪更浓。缺乏城市归属感，阻断了低收入的人群的幸福感，其犯罪、暴力的概率就更高。加上对腐败的憎恨，加剧了妒富心理，从国家角度上讲，等于埋下动乱的种子。

橄榄形结构是稳定社会的标志。两极分化是动乱的前奏。

廉租房，可能是两极分化的推手。它会兹生灰色情绪，积累虚火，导致社会疲劳。

至于保障房，也难以保障百姓的幸福指数。保障房分配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必然出现利用保障房职权谋取私利。如保障房的定价问题，保障房的分配对象问题，分配方案由哪些人来定。这比当年城镇居民住公房更复杂。而在腐败现象尤为严重的当下，更是需要公开论证，明明白白，还权于民。不然，大富豪占有保障房的幽默还会上演。

进化论口吻者说

有些人用进化论优胜劣汰的口气说：买不起，回老家去。好像这是公平买卖的，是市场经济的。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老百姓在被拆迁或者土地被征用时说价钱过低，也可以说，你出不起钱，就别来征地。何以政府征用土地时用国家标准，老百姓买房子时却用起了所谓的商品经济标准？

其实这与你力气小，打不过就必须给我钱一样野蛮。哪有端着枪杆子搞买卖的。

社会分配就是要保证大部分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这是真正的公平。当然，以牺牲下层百姓幸福为发展的模式，确实能使国家的总体实力增长，但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国为本。当年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有这种痕迹。短短二十年日本国力大增，百姓生活是后来跟上来的。我们也把目光关注到百姓生活。

土地使用权

    以国为本，以民族为本，先强民族再富生活，这逻辑也有进化论的影子。但已经变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成为我们的习惯思维。

我们的农民就是在这种思想下，接受了几十年低粮价政策，也使农民暂时轻视了土地。粮食一直是国家直接调控下的商品。因为土地使用限制在种植上，而且从前限制在种植主粮上。而土地所有权在国家。在以粮为纲的大概念下，我们百姓对土地的自主权仅仅是种植哪种谷物上。用封建思想武装起来的农民深知皇粮(爱国粮)是必须交的。一度时期，土地成为负担。许多年轻人把土地(使用权)白送给别人，甚至倒贴钱给别人，自己出去打工了。老百姓对抛荒有一种天然的反对心理。抛荒与浪费粮食一样是千夫所指的。所以，有许多先富起来的家庭花钱抛弃土地，买城镇户口。在发达地区，好多乡镇每年春耕都得完成“禁止粮田抛荒”工作。

前三十年农民们羡慕没有土地的城镇居民，后三十年农民们不愿意留在土地上耕作，过低收入的温饱生活。出现了“农民工”、“失地农民”这些自相矛盾的词语。现在的农民希望土地被高价征收，才发现自己没有这个权力。

其实，从公社化开始，农民一起没有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农民一起在矛盾中无奈着。

走向工业社会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中国走过一条非常曲折的强国道路。

自给自足的模式被打破后，从衣食住行、安、乐等人的基本需要出发，最初的发展是解决边缘产业：从衣开始。衣以棉以毛为源。食品是在农业社会也可基本解决的，工业化初期对农业产量影响不大。行与住不及衣暖来得重要。

英国工业革命，纺织业大发展，出现圈地运动。中国明末资本主义也在印染业上先发展，却被清朝统治三百年，为了稳定而限制了发展。在稳定而慢速的发展中保持着社会的平衡。一直到清末洋务运动。

清末洋务运动重在机器船舶军工制造。当时被列强欺负，国力问题优先，着眼于重工业。民生问题次之。

那么，二三十年代民国时期发展是以商带工，轻工业优先，重视日用产品。三十年代工业发展很快，最快的也是织布。《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一书中说：“中国最大的工业行业是棉纺织业”从1901-1910，1934-1936 年约以年均９％的速度增长。1933年，中国棉纺织品的产量达到日本的四分之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铺展大工业格局，以重工业为主，大炼钢铁，开油田，煤矿，也重视农田基本水利建设、农业机械化等等重大问题。也就是把国力问题摆在首位。

计划经济时代，衣食住行都被计划了。正如当年推崇苏联。苏联人民勒紧裤腰带抓重工业。中国人民紧步后尘，困难时期也要搞原子弹。

一幌三十年。

改革初期，报纸上经常讨论轻重工业的话题。讨论抓基础工业还是抓民生。那时有了受挫折的宝钢。

讨论的结果是，一位老人说：要让老百姓感受得到改革的成果。农田承包到户了。这次吃的问题基本解决了。穿的布也在几年内搞定，到80年代中期，发达地区温饱不成问题。我们由最初的服装加工工业发展到鞋业、机电等，神奇的三十年，走的是市场、商业带动工业之路。先发展轻工业，整个经济发展了，促进机器制造业、钢铁业的需求，水电等发展。也开始了道路交通、住房等相关的需求。

经过两个三十年，我们的民族工业格局基本形成。先轻后重是符合衣食为最重要的经济规律的；先重后轻是符合加速度发展原则的，以及安全需要优先规律的。

两种发展模式都重要，一种是民生发展，一种是国力发展。而在中国，大量的晚清民国积贫积弱的实际教训，落后就要挨打的超量宣传，使人们接受国力优先的思想，构成了前三十年的意识形态；后三十年依旧在这种宣传中，加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概念，让人们接受贫富差距、机会不均的现实，构成了后三十年“发展是硬道理”的意识形态。

这一切，都是在老百姓的低诉求之中完成的。也就是说，是在老百姓宽容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在低层百姓的封建思想与小农思维支撑下完成的。

不料，在政府能够控制的范围内，却出现了房地产这匹不讲道理的黑马。

计算成本

    在工业格局形成之后，基本积累达到一定阶段，热钱往哪里涌，是国家未来的风向标。

那么多的国有大企业直接、间接地涉足房地产，这是我们的现状。房地产大量吸收热钱，就是吸收改革成果。那么多行业赚到的钱，由房地产作总结。

为什么我们房价居高不下？不是因为建造速度、建造能力不够，不是因为地皮不够，是因为地方政府本位保护。官僚与房产商结拜兄弟，一起来总结三十年改革。

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地头蛇”算什么？

地方政府用土地升起的ＧＤＰ是泡沫。打击的是制造业，基础工业，以及文化产业的信心。就算我们房产每平方一亿元，外国人也只是笑笑而已。与国力何干？而海尔打出了世界品牌，如果压倒了日本的电器索尼、松下，中国多几个比尔盖茨，就能够进入高端核心，走在世界前列了。我们可以不再在天安门前数多少日本车了。

民族工业的崛起是硬道理。那是真正的国力。

然而当民族工业向中国制造进军，向经济核心挑战时，那些受政权恩惠的央企却捣腾起房产。前年四万亿“空投”拯救经济危机的热钱，成了炒地皮的加热炉。当年某些城市房地产收入居然达到了总收入的20%，还自封为“楼宇城市”。那就是他们对中央救命钱的报答。

计算一下成本。

清末，我们的民族工业是在列强的炮口下图生存；三十年代，我们的民族工业是在买办资本、官僚资本压力下图生存。现在，我们的民族工业却在自己设定的房产泡沫中图生存。眼看着如此多的中小企业生存维艰，地方政府却还在房产上大做文章。

有人说，日本因为房地产经历了二十年的经济低迷；也有人说，美国现在开始走日本的路，需要二十年低迷期。那么，我们中国呢？

我们是大国而不是强国，仅仅是“走向伟大复兴”。而我们那一点点民族工业基础是百姓三十年，六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熬出来的，是我们举国农民忍受着低粮价的艰苦生活，勒紧裤腰带坚守出来的。其中还有多少乡镇企业的辛酸血泪。然而这一切，都被房产地主等行业通吃。这是什么成本？

真正为了国力而忍受的是农民们。说彻底一些，我们的工业经济是由低层百姓几十年土地使用权失落为代价得到的。还要看到那么多的下岗工人，他们下岗后在最低保障线上度日。

“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实质是让有机会的人先富起来。八十年代讨论机会不均等问题，其实就是特权问题。我们的百姓忍受了，等待着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带动他们共同富裕。权力市场化了，特权者走上了有特色的致富之路。那知富起来的“倒爷”们，“老总”们反而要用房地产作两极分化的工具。根本找不到带动后富者的影子，更多的是奢侈品炫富，是戏弄穷人，在衣食住行上斗富，在房产这个百姓目前最大的问题上，继续敛财。

适者生存，为了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生存，成为适者，中国百姓熬呀熬。中国开始适应世界潮流，利益集团却只顾他们的转型升级。怪不得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感叹。

再计算一下成本。

千金难买一个和。如今多少地方因为拆迁而闹出大事。人们用地王来称呼买地者，其实就是地主，就是地霸。二、三十年代，就是因为土地兼并太严重，积累民怨而导致人心向背。哪些高速发展的后遗症是什么？许多朝代，比如宋朝，就是因为大地主大官僚土地兼并速度加快导致矛盾冲突不断。有人说，现在人们有饭吃了，闹不成大事。但是，造反、革命并非没饭吃。在三年困难时期，百姓没有大量造反。这作何解释？南昌起义的部队，怕不是为了一口饭吃，而是面对不公平而举起革命的大旗。一百零八人是“逼”上梁山，不是“饿”上梁山的。六十年和平，让人放松了警惕。

所有成本都敌不过道德成本。

百姓坚守了几十年，发现政权不是以国为本，而是以利益集团为本，以政府官员为本，如何让人心平，让人内心和谐？三十年前叫嚷政企分开，怎么现在几乎是政府公司化了？所有的成本，都抵不过道德成本的流失。威信威信，如果只剩下威而失去信，结果是什么，想想都可怕。就算房地产能够发展地方经济，也是得不偿失。

工商业精神要求：热爱本行业，肩负企业使命与社会责任，打出世界品牌，为人类服务。三十年来，我们有限的商业精神开始出现好苗头，即将在教育领域铺开，许多企业家即将成为中小学生的偶像时，房地产行业又一次狠狠地强化了无商不奸的意识形态。许多工商企业家，本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调节资本，分配劳力的强者，领导经济的火车头。他们本来会产生社会担当，却因房产商赤裸裸的利益博弈中，回归为糟蹋社会道德的黑手形象，成为善于在政府部门回旋，制造腐败的关系能手。

权力资本与民族工业资本

自己设定的房产泡沫，其实就是权力资本。房产行业是在权力资本中运行的。

民族工业资本向来玩不过权力资本的。

三十年改革开放，权力资本用土地买卖进行总结，这是摘桃子。

从包产到户开始，村办企业，乡镇企业，个私企业，到股分制企业，三十年中国低层民族资本积累道路艰难，瞄准市场辛苦地拼搏着。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形成了不少品牌。

但是，以权力为核心的国企(是民族资本，实际归结为权力资本)，所谓国有资本，凭借权力捣腾房产，土地。堂堂国企，趟在政权大伞下房地产这张懒椅上。用土地价值、央企中心体系、以及官本位观念在嘲笑着三十年艰难打拼的民族企业家们。从前有口号：不找市长找市场，如今是不找市长没市场。权力资本利用土地、银行等国有资源，就能轻易地把民族资本创造的成果掠夺过去。那些弱小的工厂、企业只能放弃自己的产业，顺着错误的价值观去搞房地产。这是民族工业资本向权力资本投降。最后伤的是国力。

资本要为自己寻找安全的着陆点。要么，民族资本寻求政治平衡，政治代理，诉求政治改革；要么，权力压倒工业体系、经济体系。具体的表现恰恰在国有资产流失上，恰恰在土地房产上。权力资本也用不着打什么转型升级的招牌来消化低层民族资本。也用不着打起爱国牌责怪谁了。

好好的房产税政策为什么不用？不是向美国学习吗？不是与国际接轨吗？官员公开财产为什么不实行？如果当权者财产来历不明，也就应该怀疑是不是贪官。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就是直接变为家族资本也让人无奈。

富人脚踏向外国。这第三次移民潮，以富人为主。移民潮如此到来，就是国家的损失，民族的悲哀。

利益集团将推动改革

玩不过的结果是：权力与金钱一拥抱，社会就“和谐”了。

未来怎么样？有人提出防止拉美化，有人提出防止非洲化。什么亚洲一体化抵挡欧风美雨。然而，国情特点是：利益集团特别活跃，特别有生机。

现在人们分析美国债务危机，是政府救市使得部分公司的危机，直接上升为美国政府的信用危机。那么，四万亿空投后房产猛涨，我们中国白，这是拿国家的钱，也是百姓的钱给房产商、地王、大型国企助威，不也是把利益集团的担子交给百姓？

商品经济，也不是某一国政府能够左右得了的。该承担的痛苦，无法阻挡。

蛋糕切分后，就需要重新组合权力结构。官僚权力资本之间的真正搏弈可能才开始。这时候，遮羞布也撕破了。主义的保护伞也挡不住风雨了。司马照之心已经用不着包装了。

但到时候偏偏浓妆艳抹，来一个亮丽的转身。利益集团就要改变权力结构保护他们的利益，倡导新一轮改革。也就是说，目前的权力资本者，官僚资本者就由保守派变为改革派了。三十年一转折，六十年一转肩。他们会由目前的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一跃而为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派。集团利益借助国力口号保护自己后，也会借助欧风美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集团利益，集团一定是首位的。最后伤的，还不是国力，还不是几十年一百多年多少仁人志士艰难追求的国力？多少劳苦大众脸朝黄土背朝天忍受出来的国力？还不是下岗工人没有游行没有结社默默和谐坚守出来的国力？

尾声再戏说

偏见是思想的放假，戏说是精神的放胆。杜撰一番过把瘾。

如是戏说，难博一笑。中国教育已经进入了跨省补课的对策，难怪我们的房地产积重难清。跨省补课吧，顺着折腾的惯性，我们会加速度，继续培养出听话的好孩子。

浙江省温岭市新河中学 江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