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钻钻墙用什么钻头:《寻觅中华》-----【下】

余秋雨之——

《寻觅中华》

【从何处走向大唐】

巍巍大唐就在前面不远处了，中国，从哪条道路走近它？

很多学者认为，顺着中国文化的原路走下去就成，事实并不是这样。

走向大唐，需要一股浩荡之气，这种力量已经无法从宫廷和文苑产生，只能来自于旷野。

中国，及时地获得了这种旷野之力，它来自鲜卑族建立的北魏。

胡人汉化，孝文帝拓跋宏永九年的时间把中国北方推入了一个文化拐点，而当时全中国的枢纽也正在那里。胡人汉化的过程，也是汉人胡化的过程。诸子百家在河边牛车上未曾领略过的“天苍苍，野茫茫”，变成了新的文化背景，中华文化输入了一股豪气，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鲁迅说：唐人大有胡气。

自从拓跋宏竭力推动鲜卑族和汉族通婚，一个血缘上的融合过程也全面展开了。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都是鲜卑人，唐高宗李治的血统，四分之三是鲜卑人。

通向大唐之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北魏的迁都之路，由这两个石窟作为标志。。

北魏，他们本身缺少文化厚度，还没有形成严密的文化体系，这种弱点很快转化为优点，他们因为较少的排他性而成为多种文化融合的“当家人”，于是，真正的文化盛宴张罗起来了。

这就是北魏的气魄，吞吐万汇，兼纳远近，几乎集中了世界上几大重要文化的精髓，熔铸一体，互相化育，烈烈扬扬。

这种宏大，举世无双。由此，大唐真的近了。

大唐之所以成为大唐，正在于它的不纯净。

【长安的闪电】

唐代，空前绝后，是古今之间的唯一。在昏暗的历史天幕上，它是一大片闪电。

仅仅长安城就已经很大，比之于古代世界最骄傲的城市古罗马城，还大了差不多六倍。但是长安时代的罗马城，已暗淡无光。罗马文明被蛮力摧毁，中华文明被蛮力滋养。

长安向世界敞开自己，世界也就把长安当作了舞台。

盛唐之盛，首先盛在精神；大唐之大，首先大在心态。

如果从纯军事、政治的角度看，唐代有很多可指摘之处。但是，一代代中国人都深深地喜欢上了唐代。民众的喜欢，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幸福指数”，除了需要有安全上和经济上的基本保证外，又必须超越这些，谋求身心自由、个性权利、诗化生存。从这条思路，我们才能更深地读解唐代。

唐代没有“国家哲学”，这也是他的可爱之处。一座伟大的城市，应该拥有很多“精神孤岛”。

今天的“五陵年少”，很容易点燃起一种民族主义滥情。他们把权谋当作智慧，把自闭当作文化，把本土当作天下。心里天地越来越小，排外情绪越来越重，只能由自闭而走向自萎。

曾经让中华民族取得最高尊严的唐代，全然不是这样。是这样的，都是衰世，并无多少尊严可言。

【唐诗几男子】

唐诗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种全方位的美学唤醒：唤醒内心、唤醒山河、唤醒文化传代，唤醒生存本性。

唐诗是一种大美，唐诗是无法较量的。

唐代诗坛有一种空前的大丈夫之风，连忧伤都是浩荡的，连曲折都是透彻的，连私情都是干爽的，连隐语都是亮丽的。这种气象，在唐之后再也没有完整出现，因此又是绝后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气象被几位真正伟大的诗人承接并发挥了，成为一种人格，向历史散发着绵绵不绝的体温。

诗有典雅的面容，但是它的内质却是生命力的勃发。

在巨大的政治混乱中，最狼狈的是诗人。他们知道了人生的不同等级，降低了等级而察言观色、上下其手，打死他们也不会。他们确实不合时宜，但是，也正因为这样，才为人世间留下了超越一切“时宜”的灵魂。

李白永远让人感到惊讶。一生都在惊讶山水、惊讶人生、惊讶自己，这使他变得非常天真。

杜甫一生，几乎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创造了一种稀世的伟大，那就是，他为苍生大地投注了极大的关爱和同情。中国文化因为有过了杜甫，增添了不少善的成分。

王维使世间一切华丽、嘈杂的文字无地自容，他们象明月一样安静。

安史之乱，曾经疏而不漏地“俘虏”了几位前辈大诗人，以后，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一群男子，一路辛苦，成了一个民族迈向美的天域的里程碑。

【乱麻背后的蕴藏】

远远看去，宋代就象一团乱麻。

宋代还没有开门，中国似乎已经乱成了一片。宋朝面临的，是一个又一个强大勇猛、虎视眈眈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冷兵器为主的时代，农耕文明确实很难打得过游牧文明。除了失败感就是屈辱感，这就是宋朝。

然而，在热闹的中华大家庭里，成败荣辱驳杂交错。历史自有正义，但它存在于一些更宏观、更基本的命题上，与朝廷的兴衰关系不大。

死亡的是朝廷，而不是文明。

宋代，最值得重视的是他的文明生态。一提他的文明生态，它完全改变了形象，立即成了一个繁荣、富庶、高雅、精致、开明的时代，稳坐在中国历史的高位上蔼然微笑。

宋代的文明生态，首先体现在社会经济生活上，可以断言，宋代的经济水平，是当时世界之最。由于农业的发展，中国人口在宋代进入一亿大关。至于科技，宋代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巅峰。

宋代的辉煌，在当时的世界上实在堪称独步。

宋代开拓了一个重大文化走向：文官政治的正式建立。文官政治本性是君子政治。文化在权力结构中显现自己的魅力。

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都是杰出的人文学者。他们在公元十一世纪集体呈现的高度政治才华，使中国政治第一次如此浓烈地焕发出理想主义的文化品性。

凄凉是天地对一切高贵人生的自然总结，而不具备任何价值判断，不足断言文人不能从政。

大概从宋朝建立一百年后，高水准的哲学派开始出现，且宋代哲学思想的黄金时代名家辈出，其中朱熹是一个集大成者。

在陆游和辛弃疾的诗句里所包含的精神气质，直指一种刚健超迈的人生美学，文天祥把宋代文人的人格力量做了最后的展示。

中华文化一旦沉淀为人格，经常会出现这种奇崛响亮的生命形象。

【哪里来的陌生人】

那天，成吉思汗要在宫帐里召见一个人。

耶律楚材，这个高大的契丹族男子，出现在成吉思汗面前。

由无数的必须和必然组成的战争逻辑，使战争在很大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失控行为。耶律楚材和丘处机出现在成吉思汗身边，他们正在做一件事，那就是用中华文化中的儒佛道的基本精神，盯住已经蔓延了小半个世界的战火，随时找机会把他控制住。

无法选择的是血统，必须选择的是文化。

他有明确的文化身份。那就是，一生秉承儒家文化和汉传佛教。

耶律楚材在表达自己文化身份时，重点选择了两个方面：在成吉思汗时代呼吁护生爱民，在窝阔台时代实施理性管理。这两个方面，使蒙古民族为后来入主中华大地，建立统一的元朝，做了文化准备。他推行的理性管理措施，包括奠定蒙古政权从游牧文明转向农耕文明；放弃屠城政策，从根本上改变蒙古军队的行为方式；改良政权的文化品质，财政、军权、法权三权鼎立；以经济为主轴的社会管理；户籍制；以儒家经典办学招士等，使蒙古的历史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决定了后来元朝的基本格局。

耶律楚材，背后的民族身份是飘忽模糊的，中间的文化身份是坚定明朗的，眼前的行为身份是响亮清晰的。

【总是那么郁闷】

现代中国人对古代文化的集成，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代，这让我很伤心。

中华文化的格局和气度，到了明清两代，已经小了、散了、低了，难以收拾了。通过个体创造把文化收拾成真正大格局的，在明清两代六百多年间，也就是王阳明和曹雪芹两人。

造成这样气氛的，起点是朱元璋开始实施的文化专制主义。把中华文化全盘捏塑成一个纯粹的朝廷工具、皇家仆役，几乎不留任何空隙，中国文人的集体人格，已经从根本上被改造。

朱元璋的文化专制主义，以儒学为工具，以朱熹的理学为旗帜，一种优秀的文化被迫与专职暴虐联系在一起，让儒学产生了严重的质变。

明代高层文化人的心态，被概括为一副对联：“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种高谈阔论又毫无用处的文化人，只能称之为“奴儒”。

比较有效地排遣了郁闷的，倒是在民间。明清两代的小说、戏剧都比较发达，弥补了中华文化缺少长篇叙事功能的不足。

《红楼梦》的最大魅力，是全方位的超越历史表象和人生表象，探寻人性美的存在和幻灭过程，抵达了绝大多数艺术作品都很难抵达的有关天地人生的哲思层面。

清代结束之后的近代和现代，实在一言难尽。文化信号很多，而文化实绩很少。文化激情很多，而文化理性很少。文化言论很多，而文化思考很少。文化名人很多，而文化巨匠很少。文化破坏很多，而文化创造很少。

我认为，中国近代以来在文化上最值得肯定的是两件事，一是破读了甲骨文，二是推广了白话文。秉承宏观大道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还是太少，更多的知识分子成了专家化的存在，放弃了在公众领域的精神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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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网络 编辑： 极品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