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三尺讲台有着三年缘分。 1979年的春天，紫云英花开得正艳。我在田头忙着干花草搬家的活，村干部老徐找我，说村小学一位老师调走了，有个位置空着，问我愿不愿意去代课。我直起腰，擦去一脸汗水，点头答应了。
我站在了三尺讲台旁。
讲台用的是一张学生课桌，很旧，上面留着学生用削笔刀刻下的歪歪扭扭的字迹，其中有四个字经常跳入我眼睑使我心动：“老师你好”。我在这四个字上凝视了很久，然后将目光移到讲台下的几十张脸上，几十双稚嫩、调皮、渴望的眼睛望着我，我的肩头感到了份量。
上第一节课并不顺利，吃了“下马威”后的我有些失落和彷徨。窗外闪过一双眼睛，从窗玻璃里投射进关注与期望的目光。校长放心不下，几次前来察看，站在窗外向我点了点头，我看见了他的眼镜片里发出来的亮光，一直照射到了讲台，照射到了我的身上，我的心里顿时感觉到了亮堂。
就这样，我与三尺讲台结下了缘分。
一周后，校长带着两个陌生人走进教室，其中一位老者戴着一副象玻璃瓶底一样厚的眼镜，他们在后排找个空位坐下。
我稍作镇静，开始上课。按照事先备好的教案，我将全身心投入到了课堂里，放开了讲课。三位不速之客拿出笔记本摊在课桌上，也象个小学生，听完了一节课。下课时，老者走近我，拍拍我肩膀：
“小伙子，继续努力，啊！”
从瓶底眼镜片里闪出一道亮亮的光。他们走了。
下午，校长带着喜爱的目光找我，说上午来听课的是乡中心小学领导，其中那位戴瓶底眼镜的老者是教导处冯主任。冯主任在离开学校时也拍了拍校长肩膀：
“这个年轻人，是棵苗子，注意培养！”
我与三尺讲台有了亲近感。
1979年的春天到1982年的夏天，我与三尺讲台相伴了三年多。从一名吃了“下马威”的陌生老师，到与学生友好和谐相处的老师兼兄长；从对教育教学一无所知的“丑小鸭”，到熟练掌握基本教学技能和全新教育理念的师资骨干；从一名默默无闻的代课老师，到名扬全乡的县级优秀辅导员……一名临时工的价值开始在三尺讲台上闪光。
我爱上了三尺讲台。
可是，我的爱是矛盾犹豫无奈甚至残酷的。公办/民办/代课，当年教师队伍里的三种身份，就象三条鸿沟，将其中的我们隔成了三块。最直接的感受是领工资时。同样的教学任务同样的教学质量，甚至担当了更重的教学任务，但民办老师报酬比公办老师少，代课老师报酬比公办老师至少少一半。最大的担忧是未来前途。大批民办老师正在分流转业，代课老师的生存状态是摇摇欲坠，在我的前面，我看到的是一条黑漆漆的“死胡同”。白天，我与三尺讲台相伴，感受它的温馨和快乐；晚上，我走进了“死胡同”，一头撞醒在胡同底，睁开眼睛，周围是黑暗的。
三尺讲台你能告诉我，我的路在哪里吗？
不得不为未来考虑，可是我不忍心离开三尺讲台，我与三尺讲台缘分未尽，我爱三尺讲台，三尺讲台也需要我。就这样,矛盾犹豫无奈伴随了我很久。
星期天照例去生产队参加劳动。这是我每周日的“必修课”，为的是多挣几个工分以补家用。我走进田间，跨入烂泥地，加入到了集体劳动的队伍里。我明白，这里就是我将要到来的去处，或许这里就是我永远的归宿。由于平日缺少劳动煅炼，难以担当男劳力的体力活，队长分配我跟着女人干活，大伤了我的男子汉自尊心。特别是那片充满隐私的桑林羞辱了我后，我突然发现，原来现实比我预想的要残酷得多，如果我再不抓紧劳动煅炼，强健自己的体魄，等我结婚后，跟媳妇下地干活，那是何等没面子的事！
主动辞职，下地煅炼，突然成了我非常紧迫的问题。
一张辞职报告递上去了。我要告别三尺讲台，那是我下了无数次决心后，最终作出的无奈选择，我的心里在流泪。
三天后，乡中心的冯主任找我谈话。他的手按住我的肩膀，将温暖和力量传给我。冯主任说：“可以向你保证：全乡代课教师只要还剩下一个，这个人就是你！”玻璃瓶底镜片里面闪出来的光，仍然是信任与期望。我想哭，可是哭不出来。现实太残酷，它不给我机会哭。冯主任的话我信，可是，要是全乡没有了代课老师呢？显然，这个问题冯主任没力量回答。
这一年的暑假似乎来得特别快，我还没有作好离开的准备，离开的日子就到了。那天，我作完了最后的交接，与校长同事告别，将办公室钥匙交出，然后回家。学校的操场并不大，回家的方向是往西走，可是我情不自禁地走向了东头，慢慢地走了很久，那里有我熟悉的教室，还有会准时归校的学生，我真的不舍得离开。我站到窗口往里看，学生已经放假，教室里空无一人，课桌整齐排列着，那张讲台放在最前面，它面对着学生，它在向我张望。
“起立！老—师—好！”
“同学们好！请坐下。”
是在课堂上吗？不不，已经过去了。真想再上课，真想再站在讲台旁，真想与学生们在一起……
我深情地望一眼讲台。别了，我心中的三尺讲台！
我与三尺讲台的缘分不是三年,是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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