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阀加泡木罐安装:红楼梦：钗黛形象的B面 8

作者：郑磊

     第四章：“远中近”与“近中远”：宝玉情感的B面

题曰： 

近者相远远者亲，孽海定盟未定心。

情机一转情天破，情悟分定早属金。 

曹雪芹用心血与智慧塑造了宝钗与黛玉这两个不朽的女性形象。小说不仅凭借通常的文法，描绘了她们性格中鲜明夺目的“正面”，更以神来之笔，点出了她们罕为人知，却可能更为本真的性格“背面”，犹如兵法上的“奇”、“正”相生之道。其中，袭、晴、金、红四婢之于钗、黛的“双重复借影结构”，便是最为形象的例证！与这种情形相对映，书中男主角贾宝玉同两位女主角之间的亲疏远近，乃至爱份情缘，也有着这么一种A、B两面的正反构造。从表面上看，宝玉自然是亲黛玉而远宝钗的，但若去皮见骨，深入内里，则宝玉与黛玉的“相近”之中，却也包含了隔膜、疏离的一面；宝玉与宝钗相互“疏远”的背后，却蕴藏了思想上更大的相近与共通！“木石前盟”是“有缘”里隐藏着“无缘”，“金玉姻缘”是“无情”中包孕了“至情”。用脂砚斋的话说，这就叫做“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而在笔者看来，小说中这样一种相当复杂的设计和布局，则实实深透着作者在《红楼梦》之“色空”主题上所下的机心！ 

还是让我们从最基本的现象开始说起吧。 

宝玉与黛玉实际上是一种似近而实远的关系。在一般人的眼中，宝、黛二人大概是天下少有、地上无双的一对绝世佳偶了。不是吗？他们心心相印、呼吸相关，每一滴眼泪都发自肺腑，每一句盟誓，都刻骨铭心。然而，笔者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看法，却不过是一种因情害义，且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见识！如果肯于将狂热的情绪，放进冷静的理智中，淬一淬火，我们倒也不难发现，宝、黛二人其“心心相印”、“呼吸相关”背后的“志不同”与“道不合”！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论证“宝黛爱情的叛逆性”，成为了红学界流行的一个热点。论者往往抓住第32回宝玉说的“林姑娘从不说这些混帐话”，以及第36回所谓“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一句，一遍又一遍地大做文章，以为是找到了宝黛爱情“共同的思想基础”以及《红楼梦》的“反封建”性质。可事实上，黛玉又是否真的有这样的“叛逆”吗？她真的不拿所谓的“混帐话”来劝谏宝玉吗？在本文的第一章里，我们就已经揭破这个流传甚广的神话！我们还是来看看第34回，黛玉探望宝玉时，她的言行表现吧！小说第33回叙，宝玉“不肖种种大承笞挞”，遭到了父亲贾政的毒打。第34回，黛玉即前往怡红院探伤。黛玉见了宝玉，“心中虽然有万句言词，只是不能说得”。半日，方抽抽噎噎地说出一句话来。可她说出的这第一句话，却是：

“你从此可都改了罢！”（第34回）

 好一句“你从此可都改了罢”！可见，林妹妹的头脑中，也并非没有所谓的“混帐思想”呵！宝玉挨了打，受了皮肉之苦。此刻，他最需要的恰恰是知己的宽慰和恋人的支持。可是，自己满心喜爱的林妹妹，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居然也说出了这样的“混帐话”来，这又如何不令他黯然神伤呢？果然，宝玉听了黛玉的劝悔之语，也不禁要“长叹一声”，告诫她说：“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是为这些人死了，我也是情愿的！”我们不难从中读出多少失望与无奈的情绪！

 由此，回溯前文，那黛玉又是否真的自幼不劝宝玉立身扬名呢？我们再来看看小说第9回中，黛玉听说宝玉要上学去时，她又是如何鼓励、劝勉宝玉的吧：

 彼时黛玉才在窗下对镜理妆，听宝玉说上学去，因笑道：“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宫折桂’去了！”（第9回）

 “蟾宫折桂”四字，脱口而出。你看，黛玉心中，她所念念不忘的，还是宝玉将来“蟾宫折桂”、金榜题名的荣耀！无独有偶，在黛玉最为喜爱的一部戏剧——昆剧《牡丹亭》中，其女主人公杜丽娘，也恰好写下过表示自己将来要嫁个状元郎的诗句：“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看来，“牡丹亭艳曲警芳心”，所“警”之“芳心”，还绝不仅仅停留在“情小姐以情小姐词曲动之”这样的水平之上。“情辞”、“艳曲”的背后，是二人同样的价值趋向：一旦获得了钟意的爱情与婚姻，她们都无可避免地将向传统的、世俗的人生道路回归。而我们知道，这种回归恰恰是宝玉最为耽心与害怕的东西。他最不愿看到的就是女孩子嫁了人，就变得和男人一样！ 

然而，这一切还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更重要的是，宝、黛二人对于贾雨村这类的“禄蠹”的认识和态度，几乎判若天渊。贾雨村系何许人也？在宝玉眼中，他是“须眉浊物”的代表，是“沽名钓誉”的“禄鬼国贼”。宝玉为什么反感别人对他说“混帐话”？因为他对于贾雨村这类的人物，有着几近于本能的厌恶，根本不愿与之为伍。可是，我们知道，在小说中，贾雨村正是黛玉的启蒙老师！当然，不能说贾雨村的思想就等于黛玉的思想，可黛玉对于她的老师，以及像她老师这样的贪官墨吏、须眉禄蠹，却从未表示过任何形式的不满或者异议，这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人们说，黛玉是个“叛逆者”，又赞美她“冰雪聪明”。可是，连宝玉这样天资“愚钝”（相对于钗黛而言）的人，都能一眼洞穿贾雨村之为人，而如此“聪明”，又如此“叛逆”的黛玉，却偏偏不能对其发出一言，这不是很可怪的事情吗？黛玉诗云：“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第18回，《世外仙源》）、“主人指示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名”（第50回，《騄駬》谜），她想象自己将像千里马一样，为“主人”、为“王者”效力，博取足以傲立天下的功名。而宝玉却显然不可能有黛玉这种“邀宠”、“立名”的思想！别说安安静静地做贾雨村的学生，跟他学习，只怕连见上贾雨村一面，他也是极不情愿的吧！ 

那么，一个相关的疑问也就突显出来了：既然黛玉并非宝玉“不说混帐话”的知己，那宝玉又为何对她情有独钟，甚至还一厢情愿地认定“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呢？笔者以为，这就需要从黛玉和宝玉两个方面来加以讨论了。关于黛玉方面的原因，我们在本文第一章里，即已讲过，主要是因为黛玉的心机，以及她对宝玉许多特殊癖好的熟悉，使得她很善于在宝玉面前掩饰自己的真实思想。别忘了，在小说中，黛玉可有一个偷香窃玉的小耗子精的形象！作者说她“虽年小身弱，却是法力无边，口齿伶俐，机谋深远”。她在“偷”东西的时候，总要变化摄形，是从不会学人“直偷”的！至于宝玉方面的原因，则不能不提到心理学上讲的“晕轮效应”了。所谓“晕轮效应”，指的是当某种主观情绪足够强烈时，人们观察事物，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对其进行一些修正，以至于使主观印象与客观存在发生相当大的偏差。曹雪芹生活的年代，自然没有什么心理学的术语，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却是“晕轮效应”，在爱情上的最典型、最直观的表现。那女子未必就真的美若西施，艳比王嫱，只是因为她出现在了“情人”的眼中，不说是天下无双，也起码是世间罕有的美人了。一句话，不是因为美，所以爱；而是因为爱，所以美。而宝玉对于黛玉的态度，就与此颇有些类似。根据小说交代，宝玉与黛玉从小一块长大，一同吃，一同住，远较别的姊妹更为熟惯。既熟惯，便觉的亲密，既觉的亲密，便不分彼此。我的就是你的，我心中怎么想，你也必定抱有同样的观点，而不管对方是否真的如此。这样的错觉，绕开了思想意志层面的理性思考，在情绪与情感的层面上，有时也可以同对方达成某种默契，甚至是很深的默契，并由此演绎出一段刻骨铭心、缠绵难舍的恋情。譬如，宝玉那惯于在女孩面前“做小伏低”的习性，就与黛玉那孤高自傲、目下无尘的个性，吻合得臻于天衣无缝。这几乎使宝玉无法正视黛玉同自己在思想上的巨大差异。但错觉又毕竟是错觉，两假相逢，终有一真。一旦“逢真”，那将是怎样一副景象呢？恐怕就免不了会生出一种无可名状的失落与痛苦了。所以，作者特别地用了八个字，来概括宝、黛之间的关系。这就是： 

求全之毁，不虞之隙。（第5回） 

对此，脂砚斋也说： 

八字为二玉一生文字之纲。（甲戌本第5回眉批）

 何谓之“求全之毁，不虞之隙”？这就是在强调主观错觉，给二玉感情，带来的致命伤害了。人与人，总是存在差异的。可为情所陷的恋人，却常常无视这种差异。宝玉把自己心目中最美、最崇高的自我形象，投射到黛玉身上，而黛玉又毕竟承载不了这样的最美、最崇高。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到时候，就不免会生出种种难以预料的分歧、冲突和忧忿，以至于反成远离之端了。这，也正是宝、黛虽爱到死去活来，却最终不能走到一起的本质原因！

其实，这样的“求全之毁，不虞之隙”，也经常地暴起于宝、黛日常的斗口、角胜之中。第29回，二人又因为一些无谓的猜忌大动干戈起来。为此，作者又专门地作了一段长长的“说明”，且录如下： 

原来那宝玉自幼生成有一种下流痴病，况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及如今稍明时事，又看了那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闱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了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故每每或喜或怒，变尽法子暗中试探。那林黛玉偏生也是个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试探。因你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只用假意，我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只用假意，如此两假相逢，终有一真。其间琐琐碎碎，难保不有口角之争。即如此刻，宝玉的心内想的是：“别人不知我的心，还有可恕，难道你就不想我的心里眼里只有你！你不能为我烦恼，反来以这话奚落堵我。可见我心里一时一刻白有你，你竟心里没我。”心里这意思，只是口里说不出来。那林黛玉心里想着：“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不重我的？我便时常提这‘金玉’，你只管了然自若无闻的，方见得是待我重，而毫无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里时时有‘金玉’，见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看来两个人原本是一个心，但都多生了枝叶，反弄成两个心了。那宝玉心中又想着：“我不管怎么样都好，只要你随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罢，不知也罢，只由我的心，可见你方和我近，不和我远。”那林黛玉心里又想着：“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为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可见是你不叫我近你，有意叫我远你了。”如此看来，却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如此之话，皆他二人素习所存私心，也难备述。（第29回）

对于这段文字，一般人仅从表面的字句出发，便大谈什么宝、黛爱得多么深沉、多么纯真，“封建礼教”多么“万恶”云云。但这些都实在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皮相之论。脂砚斋却提醒我们，读《红楼梦》一书，千万要注意：

不要被作者瞒过。（甲戌本第5回侧批）

又说： 

是书勿看正面为幸。（甲戌本第8回侧批） 

所以，对于这段“说明”，我们还是应当尽可能地从反面去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从反面读，能读出什么呢？这里，作者虚晃一枪，提出了一个观念：“看来两个人原本是一个心，但都多生了枝叶，反弄成两个心了”，“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然而，请读者细想，二人既为“一心”，但又为何仅仅因为“多生了枝叶”，就会弄到“反成疏远之意”的地步呢？二人为什么不能抛开这些多出的枝叶，直接体谅到对方的苦衷？这恐怕就是因为二人“一心”的背后，又各有各的“私心”和“痴性”了。——他们之间，虽然彼此相爱，却又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宝玉的爱是无私的，他每每甘为丫鬟们充作仆役。自己烫了手，还问端汤人是否烫着（见第35回）。而黛玉的爱，却明显有着自我中心主义的倾向，一切都以自己的得失为转移。譬如，就在这一段文字中，宝玉想到的即是：“只要你随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而黛玉却认为：“你失我自失。可见是你不叫我近你，有意叫我远你了。”一个甘愿为对方而死，一个对对方却处处充满了算计和狐疑。两者的高下，岂可同日而语哉？！宝玉因为对贾雨村一类的“禄蠹”充满了厌恶，所以才宁可躲到女儿国中去寻求逃避。黛玉却始终不能理解宝玉的这种“爱博”。在她看来，宝玉与别的女孩在一起，只能是浮浪公子用情不专的表现。反过来，那宝玉却绝不可能有黛玉这么多的心机和城府。于是，我们也就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不论宝玉如何剖心表白、赌咒发誓，都始终无法令黛玉彻底释怀。而且，他愈是表白，还愈是被黛玉视为“做贼心虚”的表现。直到第45回，“风雨夕闷制风雨词”，宝、黛之间已经历了无数次述肺腑、表衷肠，可黛玉躺在床上独思，她想到的仍然是：

“宝玉虽素习和睦，终有嫌疑。”（第45回） 

凡人与人之间，相爱易，相知难，相谅尤难。爱对方，便要对方围绕着自己的意志旋转，这不过是一种低层次的相爱。爱对方，而甘愿为对方牺牲一切，包括比生命更重要的名节、名誉及尘世的幸福，这才是伟大、崇高的悲剧精神。黛玉与宝玉从小青梅竹马、耳鬓厮磨，后来又爱到死去活来、誓同生死的程度，可即便如此，他们在思想意志层面上，仍不能达成更高的一致（在这一点上，黛玉甚至不如袭人）。那么，在小说的总体构架当中，这种低层次的恋爱，就不能不为更超脱世俗、更震撼人心的爱情而“让路”（白盾《红楼梦研究史论》）了。 

其实，从“木石姻缘”的神话结构本身来看，这种“让路”，也是一件无可避免的事情。众所周知，所谓“木石前盟”，是以神瑛浇灌、绛珠“还泪”的故事为核心的。诚如《枉凝眉》所唱：“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这种命定的宿缘，使得宝、黛初会之日，便有似曾相识的感受。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泪”寓言的另外一面，却很少为人提及：小说既以泪为债，就必然会有泪尽债清的一日。如果说绛珠仙子下凡一世，就是为了偿还泪债，那么在泪已尽、债已清之后，她与神瑛侍者的尘缘，又还能存续得下去吗？这当是个不言而喻的结论了。所以说，“木石前盟”本身就是“有缘”中包含了“无缘”。——“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可是，通灵顽石下凡一世，却是为了历尽人世的沧桑，由“色”悟“空”，复返大荒，而绝不仅仅是为了接受绛珠的还债。换句话说，所谓“木石之盟”，反而是石头入世历劫时，所“夹带”的一项内容，并非主旨所在。那么，“表过黛玉则紧接上宝钗”（甲戌本第1回侧批），“请看黛玉逝后宝钗之文字”（庚辰本第42回总评），让宝钗推动宝玉“悟道”，进而复归大荒，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癞僧”、“跛道”，也即作者本人所考虑的又一个重点。 

同宝玉、黛玉的情况相反，宝玉、宝钗之间，却体现出了一种似远而实近的关系。世人通常以为，宝玉是最厌恶那些“峨冠博带”之徒的，他宁死也不愿踏入“经济仕途”，宝钗却劝他读书仕进，“入了禄鬼国贼之流”，简直与宝玉的思想格格不入。讵料，在小说中，除了宝玉之外，最为愤世嫉俗，而且对那些读书做官之人抨击最力的，恰恰就是这个宝钗！那宝钗对于“峨冠博带”之徒的的憎恶，也丝毫不在宝玉之下！譬如，第32回，宝钗对贾雨村的尖刻讽刺，即为明显的一例。这一回中叙，贾雨村升任“兴隆街大爷”之后，又跑到贾政那里去投机钻营，名为作客，实为巴结讨好。宝钗听说以后，她便立即开口讥讽道： 

“这个客也没意思，这么热天，不在家里凉快，还跑些什么！”（第32回） 

此处，反感之情，鄙夷之态，已经溢于言表。在《红楼梦》中，贾雨村这一人物，正是当时整个官场形象的一个典型、一个缩影。对贾雨村的反感，实际上也就代表了对整个官僚阶级的现状的否定。宝钗不仅没有“入了禄鬼国贼之流”，相反，她在思想言行上，还恰恰表现出了与这些“禄鬼国贼之流”形如水火、势同冰碳的价值取向。而相比之下，黛玉作为贾雨村的学生，她对于她的老师，又何尝有过如此明确的非难呢？那么，钗、黛于宝玉，究竟孰近、孰远？这倒是很耐人寻味的了。

第42回，宝钗向黛玉表示： 

“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第42回） 

——在她看来，那些读书做官的男人，读书既不能明理，只一味地祸国殃民，“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正是基于这种对现实的负面认识，宝钗写下了全书中那首骂世最狠、刺贪讥俗最毒的《螃蟹咏》：

宝钗此诗，将官场上如贾雨村一流的贪酷之辈，比做横行无忌的螃蟹，进行了一番酣畅淋漓的嘲骂。尤以一句“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把此类贪官污吏的丑态，刻划得入木三分。众姐妹看毕，都说：“这方是食螃蟹的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 连宝玉看过，也不禁高呼：“写得痛快！我的诗也该烧了。”有心的读者还记得宝玉是如何称呼贾雨村之流的吧？他把这些人称为“禄蠹”。“蠹”者，蛀虫也。“禄蠹”，就是食国家俸禄的蛀虫。而现在，宝钗又把这些人比做了横行的螃蟹，并预言其虽猖獗一时，却最终会落入釜盘，受到正义的惩罚（“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这与宝玉的“禄蠹”之喻，不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么？不言而喻，要说什么“共同的思想基础”，至少在反对世俗官僚的问题上，宝玉与宝钗反而有着更为接近、一致的立场！ 

说到此，许多坚持“拥林派”观点的读者，一定会站出来反驳了。譬如，有一位知名的“红学家”，就针对上述情况，作了如下一番辩解。他说： 

薛宝钗与贾宝玉都批驳了读书人，但我们认为，两人的思想观念还是相当不同的。首先在于他们对读什么书的看法上不同。宝玉是“愚顽怕读文章”，这里所说的文章是指《四书》、《五经》。在宝玉看来，《四书》以外没什么好书，如第三回他对探春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又如第十九回袭人说宝玉的话：“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名字叫做‘禄蠹’。又说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第三十六回更是写到宝玉“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可以说宝玉将《四书》以外所有儒家经典差不多都否定了。一句话，宝玉不喜欢读书，是指他不喜欢读封建家长规定的所谓“正经”书，他喜欢的则是“杂学旁收”。这些恰恰同薛宝钗相反。在薛宝钗看来，读书就要读正经的书，读有用的书，什么诗、词、“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等等都是杂书。读这些杂书不仅无用，最可怕的是会“移了性情”。而从上面引述的她批驳读书男人们的话，没有一点否定“正经书”的意思。她认为书是好的，问题是男人们没有读好，没有达到“读书明理”，以致“把书糟蹋了”。其次，宝玉与宝钗在为什么读书的目的上也根本不同。宝玉最厌恶八股制艺那一套东西，根子在于他坚决不走封建家长规定的科举考试读书当官的道路。他鄙视功名利禄，甚至不愿与贾雨村一类为官做宰的人接触。薛宝钗与他则相反，她认为读书的目的在于要“明理”，要“辅国治民”，她反对宝玉“杂学旁收”，除了怕“移了性情”外，更在于读那些杂书于科举考试无用。她希望宝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将来在仕途道路上能有重大作为。在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上，宝玉与宝钗有着尖锐的对立。所以，从不劝宝玉去谈讲仕途经济的学问的林黛玉获得了宝玉的深深的爱，而同样美丽漂亮的宝钗则被斥为“禄蠹”。（张庆善、刘永良《漫说红楼》第44-45页）

论者以上这一番辩解，自然是想通过“排查政治动机”、“找准阶级立场”的方法，让宝玉和宝钗在思想上重新“划清界限”。然而，诸如此类的分析，却存在着一个极大的漏洞！不错，在小说中，宝玉确实是一个“愚顽怕读文章”，也最怕同为官做宰之人相接触的人物。但宝玉如此地“鄙视功名利禄”，反对官场中人，这真的是因为他具有与宝钗不同的什么“反传统”、“反封建”的思想吗？论者却并没有作一番认真的考察。对此，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宝玉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且看第63回，宝玉与芳官的一段对话： 

芳官笑道：“我说你是无才的。咱家现有几家土番，你就说我是个小土番儿。况且人人说我打联垂好看，你想这话可妙？”宝玉听了，喜出意外，忙笑道：“这却很好。我亦常见官员人等多有跟从外国献俘之种，图其不畏风霜，鞍马便捷。既这等，再起个番名，叫作‘耶律雄奴’。‘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芳官笑道：“既这样着，你该去操习弓马，学些武艺，挺身出去拿几个反叛来，岂不进忠效力了。何必借我们，你鼓唇摇舌的，自己开心作戏，却说是称功颂德呢。”宝玉笑道：“所以你不明白。如今四海宾服，八方宁静，千载百载不用武备。咱们虽一戏一笑，也该称颂，方不负坐享升平了。”芳官听了有理，二人自为妥贴甚宜。宝玉便叫他“耶律雄奴”。

再来看第36回，宝玉与袭人的一番对白： 

宝玉谈至浓快时，见他不说了，便笑道：“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拚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拚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袭人道：“忠臣良将，出于不得已他才死。”宝玉道：“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汙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拚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 

——“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

——“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咱们虽一戏一笑，也该称颂，方不负坐享升平了。”

——“那文官只顾邀名，猛拚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

——“那武将猛拚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

——“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 

读者请看，宝玉的这些反官僚的言论，恰恰是从维护“君父”的立场上出发的！宝玉为什么“鄙视功名利禄”？为什么不愿走“科举考试读书当官的道路”？这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反封建”的、“叛逆”的思想，而只不过是因为他耻于同贾雨村一类自我标榜“文死谏，武死战”的庸官俗吏相接触而已。他又为什么这么厌恶这些“为官做宰”之人呢？他不是反对这些人身上的“封建主义”，相反，他是嫌这些人还不够“封建”！——所谓“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论者指责宝钗说：“她批驳读书男人们的话，没有一点否定‘正经书’的意思。”但我们来看宝玉批驳文官武将的这些言论，所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又何尝有一点否定儒家经典及其宣扬的“君臣大义”的意思呢？论者又指责宝钗说：“她认为书是好的，问题是男人们没有读好，没有达到‘读书明理’，以致‘把书糟蹋了’。”可同样的逻辑又何尝不适用于宝玉呢？很明显，宝玉也认为孔孟等儒家先圣是好的，而问题是出在后来的陋儒身上，是这些陋儒“不知大义”，没有把《四书》（尤其是《大学》）读好。就如论者自己举出的例子中所讲那样，在宝玉看来，《四书》以外的其它的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繤出来的。”这种推崇先圣，反对后世陋儒、伪儒的思想，同宝钗的观点——男人们“读了书倒更坏了”，“可惜他也把书遭塌了”，不是如出一辙吗？至于论者引用宝玉烧书的例子，来论证宝玉的反儒倾向，也怕是只能适得其反。请注意，第36回，宝玉烧书，烧掉的恰是《四书》以外的“别的书”！试想，他若真的存心要同所谓“封建家长”较劲儿，为何不把《四书》也一并烧了呢？可见，在宝玉的心目中，孔孟之言、君臣大义一类的观念，仍占有相当崇高的地位！诚然，宝玉是“愚顽怕读文章”，但他真正所“怕”的，恐怕还是后世陋儒的文章，而并非《四书》等经典本身！宝玉是看重君臣大义的。而现实中，那些口口声声“文死谏，武死战”的官员臣僚，却不过是借着儒家的理论，在那儿沽名钓誉，暗中跑官搂权。正因为看到这些人，“并不知大义”，没有把“君”、“国”的利益真正放在心上，只是白白消耗国家的俸禄（所谓“禄蠹”是也），宝玉才坚决不愿与之为伍，而宁可躲到女儿国中去寻求逃避。一句话，宝玉的“不喜读书”、“厌恶仕途”，恰恰是因为他对于朝廷、对于君父、对于《四书》的理论，有着别样忠诚的缘故。而这样的出发点，与宝钗的政治主张——男人们应该“读书明理”、“辅国治民”，不能贪赃枉法、横行无忌、祸国殃民，否则，“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本质上又有什么两样呢？宝钗劝宝玉读书仕进，显然不是要宝玉也成为贾雨村那样的贪官，正好相反，她恰恰是希望宝玉通过掌握权力，来惩治、消灭这些“禄蠹”！宝钗《螃蟹咏》中有云：“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其含义也正在于此。“菊”，冷香高洁之物也。“姜”，热烈辛辣之物也。集此“冷香”之品格、“热毒”之手段于一身，方能澄清吏治、致君尧舜，还给天下一个清宁世界！所以，宝玉看了宝钗的《螃蟹咏》，也不禁要为之叫好称绝，并大感“痛快”。由此可见，在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的问题上，宝玉与宝钗的选择看似“尖锐对立”，其实却正好体现了他们同样的价值判断和政治理念，不过是同一大背景下的两种殊途同归的方案罢了。论者只浮面地看一眼二人读书的对象和目的，瞥见了一些表面的“相反”，便匆匆地转入了“右黛左钗”式的结论，却惟独不肯正视这些所谓的“相反”之处，其背后所体现的思想一致性。这真真是忽略了作者“是书勿看正面为幸”的忠告！ 

忧世、愤世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要改造社会，再补苍天。然而，现实之中，再补苍天又谈何容易？正义难伸，壮志无酬，也往往是说不得的事情。于是，佛、道所主张和推崇的“出世”哲学，也就成了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难以抗拒的精神归宿。而这种由儒入道（佛），由“愤世”而“出世”的心路历程，也正是宝玉、宝钗在思想层面上的一个共通之处。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再来回忆一下小说第22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时的情景吧：

 至上酒席时，贾母又命宝钗点。宝钗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宝玉道：“只好点这些戏。”宝钗道：“你白听了这几年的戏，那里知道这出戏的好处，排场又好，词藻更妙。”宝玉道：“我从来怕这些热闹。”宝钗笑道：“要说这一出热闹，你还算不知戏呢。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戏热闹不热闹。是一套北《点绛唇》，铿锵顿挫，韵律不用说是好的了，只那词藻中有一支《寄生草》，填的极妙，你何曾知道。”宝玉见说的这般好，便凑近来央告：“好姐姐，念与我听听。”宝钗便念道：

“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

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林黛玉道：“安静看戏罢，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了。”说的湘云也笑了。（庚辰本第22回）*[注21]*

早在本文第一章里，我们即已讲过，《山门·寄生草》表现了花和尚鲁智深行侠仗义，嫉恶如仇，一腔正义却无法伸张，自身的个性反不能为俗世所容的悲怆、愤懑之情。值得注意的是，这么一些充满了《水浒》式孤愤、反叛色彩的词藻，为什么竟会独得了宝钗的钟爱，以至于被她认为是“填的极妙”？那宝钗不是被很多人说成是什么“封建淑女”吗？其实，这个所谓的“封建淑女”，她的内心深处也同那些英雄好汉一样，充满了对这个堕落世界的义愤！只不过，她是一个闺中弱女，不能像鲁智深那样尽情发挥，凭借武力打杀恶人，而只能把一股子愤世嫉俗的激情，寄托在这些蕴藏了道锋禅机的辞曲之上。所谓“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这是好汉们的英雄失路之悲，又何尝不是宝钗对于现实社会的失望的写照？而“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乃至“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则不仅仅标志着舞台上鲁智深的人生道路的转折，同时也被作者借了过来，巧妙地暗点了宝钗由“愤世情结”向“出世情结”转化的思想升华过程！显而易见，这首《寄生草》一经宝钗之口念出，便也立即引起了宝玉思想上的共鸣，喜的他又是“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是称赞宝钗“无书不知”。宝玉何以动情若此呢？内中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他和宝钗一样，也是一个现实社会的激烈批判者。《寄生草》所富含的庄、禅哲理，亦为他由“骂世”向“遁世”的转变，提供了精神抽逃的空间。

然而，要想真正完成由“愤世”向“出世”的转化，却也需要一种特殊的眼力，一种从极“闹”、极“热”的场景中看出极“冷”的眼力！在以上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宝钗的这种眼力之强。别人过生日，大概都喜欢繁华的场面，看热闹戏，听吉利曲文。而宝钗却放着那么多热闹的曲文不听，独独选中了《鲁智深醉闹五台山》一出。在旁人眼中，这《山门》大约也不过是一场热闹的武戏吧？可宝钗却一眼洞穿了其“热闹”背后的冷峻：“要说这一出热闹，你还算不知戏呢。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戏热闹不热闹。”仔细品味一下这句话中那种自得自傲的语态，不由使人想起了老子的名言：“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儡儡兮，若无所归。”（世俗的人们熙来攘往，争名夺利，好像要参加盛大的筵席，好像在春日竞相登高远望，我却独自恬然淡泊，无动于衷，混混沌沌的样子，好像一个还不会笑的婴儿，孤独疲惫的样子，好像一个无家可归之人。）那么，这样的眼力，又是否存在于宝玉的身上呢？巧得很，小说的情节发展至第28回，宝玉听了黛玉的《葬花辞》以后，就也作了这么一番“出尘网”、“逃大造”的联想：

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第28回）

从鸟声花影、美人怨泣，联想到万事无恒，物我两空，摒弃了个人的得失，却以一种大悲悯的态度来体味人生世态。它使得原本旨在自怨自艾的《葬花辞》，立即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理解空间。这样的眼力，亦不可谓不超脱凡庸矣！第50回，在小说中的第二次元宵节灯谜诗会上，宝玉《天上人间》谜，写下了“鸾音鹤信须凝睇，好把唏嘘答上苍”的诗句，宝钗《镂檀锲梓》谜，写下了“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的诗句。一个是要关注来自仙家的消息，一个则感叹世人难以领会佛法禅宗的真谛。显然，作者如此的安排，绝不是随心所欲的巧合。

应该说，从智力上看，黛玉也完全是能够获得这种眼力的。甚至有时候，她的“灵心慧性”，灵光一闪，连宝玉都不能稍及。如第22回，黛玉的续偈：“无立足境，是方干净”，就是明证。但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却显然阻碍并凝滞了其性格的发展。她不能由“悟道”而“出世”，不能放弃或减少自己对尘世利益的追求。用脂砚斋的话说，这就是“慧刀不利，未斩毒龙之故”（庚辰本第22回双行夹批）。于是，我们也就看到了这样的景象：在第二次元宵节灯谜诗会上，甚至连湘云都发出了“名利犹虚，后事终难继”的感慨，而黛玉所写下的、所念念不忘的，却仍然是“主人指示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名”之类的世俗荣耀！在第22回，宝玉“听曲文”一节，钗、玉俱为《寄生草》的苍劲、悲凉而感动，黛玉却不无妒意地讥讽道：“安静看戏罢，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了。”

在《红楼梦》中，宝钗实际上是外儒内道（禅），黛玉实际上是外道内儒。但长期以来，人们印象中的宝钗，却似乎是一个“封建卫道士”，一个时时以维护“封建礼教”为己任的“女夫子”。在“文化大革命”那段“评法批儒”的岁月中，甚至有人干脆直指宝钗为“穿着女装的儒”、“大观园里的周公”（三人战斗小组《〈红楼梦〉是一部政治斗争小说》）。读者之所以会形成诸如此类的印象，笔者以为，这大概是受了一些表面化阅读影响的缘故。因为小说中，宝钗对黛玉、湘云等人，也的确说过许多正言相劝的话语。譬如，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什么“女孩儿家总以贞静为主，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什么“最怕看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如此等等。单看这些文字，也确实容易产生出所谓宝钗“女夫子”的观点。然而，表面化的东西，又毕竟是表面化的东西。脂砚斋反复提醒读者注意的一条，就是《红楼梦》该书“明写宝钗非拘拘然一迂女夫子”（甲戌本第27回回末总评），“宝钗、袭人等行为，并非一味蠢拙古板以女夫子自居，当绣幕灯前、绿窗月下，亦颇有或调或妒、轻俏艳丽等说，不过一时取乐买笑耳，非切切一味妒才嫉贤也，是以高诸人百倍。不然，宝玉何甘心受屈于二女夫子哉？看过后文则知矣”（庚辰本第20回双行夹批）。如果把宝钗真实的言行表现，同她对黛玉、湘云等人的劝告作一番对比，我们倒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竟会有多么大的参商了。

就拿这“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诫来说吧。宝钗自己是否就遵循了这样的律条，学着做了一个“无才”的女子呢？我们来看看第42回，宝钗所作的一番“画论”：

“我有一句公道话，你们听听。藕丫头虽会画，不过是几笔写意。如今画这园子，非离了肚子里头有几幅丘壑的不能成画。这园子却是象画儿一般，山石树木，楼阁房屋，远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这样。你就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这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这一起了稿子，再端详斟酌，方成一幅图样。第二件，这些楼台房舍，是必要用界划的。一点不留神，栏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门窗也倒竖过来，阶矶也离了缝，甚至于桌子挤到墙里去，花盆放在帘子上来，岂不倒成了一张笑‘话’儿了。第三，要插人物，也要有疏密，有高低。衣折裙带，手指足步，最是要紧；一笔不细，不是肿了手就是跏了腿，染脸撕发倒是小事。依我看来竟难的很。如今一年的假也太多，一月的假也太少，竟给他半年的假，再派了宝兄弟帮着他。并不是为宝兄弟知道教着他画，那就更误了事；为的是有不知道的，或难安插的，宝兄弟好拿出去问问那会画的相公，就容易了。”（第42回）

不是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吗？但以上这番画论，又岂是“无才”之人所能够道出？如此的条理清晰、观点明确，所谓“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这园子，非离了肚子里头有几幅丘壑的不能成画”，这已绝不仅仅是在论画，连许多“拥林派”的红学家，也公认这亦是曹雪芹自己创作《红楼梦》时，其“美学思想的直接、具体的体现”（《红楼梦鉴赏辞典》“情节场面”部分/邸瑞平/文）。这到底是“无才”，还是“博学”呢？某“红学权威人士”断言，宝钗系“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但很明显，这第一条原则，宝钗就没有符合理学的要求！

再来看第二条：“女孩儿家总以贞静为主，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以及第三条：“最怕看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宝钗又是否做到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并主动地远离“杂书”的影响呢？答案恐怕是截然相反的！第22回，宝钗《更香谜》云：“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同回，《寄生草》云：“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第38回，宝钗《螃蟹咏》讽刺贪官云：“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第50回，《镂檀锲梓》谜感叹世事云：“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焦首”、“煎心”、“英雄泪”、“梵铃声”，读者请看，这些远远逾出传统闺范、闺训范畴的意象，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于宝钗的视野之中！不仅如此，甚至就连第40回牙牌行令，宝钗脱口而出的，竟然也是李白、唐寅等人的忧世忿世、孤绝卓异的诗句：“三山半落青天外”（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处处风波处处愁”（唐寅《题画》二十四首之三）。*[注22]*而这，还能说是“总以贞静为主，只做些针黹纺织”的样子么？前面张庆善先生断言：“在薛宝钗看来，读书就要读正经的书，读有用的书”，但不知道像《寄生草》、《螃蟹咏》、《慧能语录》，乃至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唐寅《题画·芦苇萧萧野渚秋》这样的诗文曲赋、道锋禅语，又有哪一点“正经”，哪一点“有用”呢？是对“科举考试”有用呢？还是对“入选才人赞善”有用？又有论者申言，宝钗是“正心诚意”地维护朱理，自觉地同“杂书”划清界限。但这样的界限，真的划清了吗？事实上，把《寄生草》这样的“杂书”主动推荐给宝玉的，正是宝钗呵！她若真欲同这些“异端”划清界限，那她自己为何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接触那些能“移人性情”的东西？由此可见，宝钗自己也未必将那些大道理奉为了不可逾越的圭臬。她对于黛玉、湘云等人说的不过是“劝善”之语，而并非本心的认同！

那么，问题就出来了。宝钗自己就是一个“杂学旁收”，深爱“杂书”、“杂曲”的。她又为何偏要用那样的大道理去劝告别人呢？如此地“心口不一”，是否说明了其为人的“虚伪”呢？恰恰相反，笔者以为，这倒正是小说中宝钗待人真诚的表现！而这是需要有一番说头的。且看第42回，宝钗向黛玉所作的一番劝告：

“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第42回）

宝钗以上这一番表白，在以往大约只是被人们简单地看成了所谓的“封建说教”，但实际上，这一段文字，却向我们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原来，宝钗从小就是一个爱读“杂书”，“怕看正经书”的女孩。“杂书”、“杂曲”对她的影响，甚至还远远早于她所受到的正统教育。后来，是家长们的打、骂、烧，才迫使她不得不丢下心爱的“杂书”，用礼法约束自己，学着做了一个合乎闺训的淑女。人们说宝钗是一个“严格按照封建礼教和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女孩子”。但以上这个例子，倒恰恰说明了薛家对于宝钗所施的正统教育的不严格和不成功！宝钗的父亲只令她读书识字，却并没有事先对其阅读的书目严加控制（譬如像李纨的父亲李守中那样），以至于任其“杂学旁收”、沉迷其中，方采用打骂一途，强行制止。于是，便反而造就了宝钗一系列独特的心理结构。第22回，宝钗道：“这些道书禅机最能移性。”她何以知之？因为她自己就是被那些“道书禅机”移过性情之人。第42回，又云：“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她又何以知之？因为她自己就曾经因为迷恋“杂书”，而受到过家长们的严厉惩诫。——可以这么说，正因为宝钗自己就是被那些“杂书”移过性情之人，所以，她才深知一个人若是公然坚持自己非正统的偏好的话，她将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宝钗为什么要劝黛玉、湘云等人不要看“杂书”，不要被“移了性情”？说到底，她正是出于爱护她们的目的，不忍其也像自己当初那样受到正统社会的严责呵！佛法大乘宗有一句话，叫做“佛度有缘人”。佛陀只引度与之存有宿缘之人。一个人若是慧根不足，或者机缘未到，强欲度之，岂不反而是害之？对这种人，倒少不了反以“正言”（“入世”之言）相劝矣。宝钗之劝黛玉、湘云的态度，即是如此。——黛玉等人显然都不是与佛、道“出世”哲学有缘之人。君又不见警幻仙子乎？那警幻仙子在宝玉真正“悟道”以前，受了宁、荣二公的嘱托，不也劝他“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么？难道论者认为太虚幻境的主人，也可以被斥为“禄蠹”不成？劝之，不过是爱其之深的表现而已。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作者并没有把宝钗对黛玉的劝慰，视为迂腐之论加以贬斥，反而赠之以清洁芬芳之“兰言”二字，在回目上大书“蘅芜君兰言解疑癖”。黛玉也没有把宝钗的话当成剌剌可厌的说教而不与理会，反而“心下暗伏”，心中充满了感激：“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象你前日的话教导我。怨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昨儿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第45回）不过，“劝善”之语又毕竟是“劝善”之语。宝钗的内心深处却始终没有改变其对于“杂书”、“杂曲”的偏好。她亦有“情不自禁”的时候。譬如，第22回的那一次，她明明知道“这些道书禅机最能移性”，可是一不小心，她还是忍不住把那支《寄生草》，主动地推荐给了宝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