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房跳线图解:从卡扎菲命运看利比亚未来 中国需时刻警惕西方

从卡扎菲命运看利比亚未来 中国需时刻警惕西方

2011-10-24 收藏

　　就在全球聚焦美国风起云涌、并漫延到整个西方社会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之时，北约对利比亚发起的、持续七个月的军事行动终于以卡扎菲（收藏者注：他是利比亚前总统，曾执政长达41年）的身亡划上了句点。尽管美国并没有站在利比亚战争的第一线，但陷入困境的奥巴马却这样声称：“卡扎菲之死彰显美国领导全球力量”。说来巧合，当英国先是伦敦、继而全国发生骚乱之时，也是利比亚转移了全球的目光：反政府军在北约的支持下攻入首都的黎波里。这里不妨调侃调侃：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危机还远没有结束，哪么当类似于伦敦或华尔街的运动再发生时，西方靠什么转移视线呢？

　　卡扎菲如他早就声称的战死疆场并不意外（“不胜利就战死”）。从内部角度讲，伊斯兰国家向来缺乏宽容和包容的传统，任何一方热衷的都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卡扎菲是靠政变（尽管不流血）夺得权力，而他的倒台也同样是被武力推翻的。当民变出现之初，卡扎菲祭出的法宝还是血腥的暴力，当民变成为内战之时，占据优势的卡扎菲丝毫没有想到过妥协或者对话，一定要将对方斩尽杀绝。而等到西方卷入，反政府军渐渐获得优势之时，他们也同样从未想到过妥协或者对话――哪怕卡扎菲做出让步同意进行政治改革。客观来讲，任何一方都是卡扎菲：一样的思维、一样的手段。所以卡扎菲的败亡，虽然标志着卡扎菲印记个人时代的结束，但对利比亚来说却只不过是另一个卡扎菲时代的开始。卡扎菲今天的命运就是明天利比亚的命运。当然，根据历史经验，在另一个卡扎菲出现之前，这个国家将陷入空前的动乱和失序，直到新的强人出现。现在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是处于国家的动乱和失序阶段――不同之处在于美国还没有完全撤军，一旦外部势力完全离开，这些国家将进入正常的历史演变轨道，进入全面的“自由动乱”时期，直至另一个萨达姆式或塔利班式强人、强权出现。

　　从外部角度讲，则是西方国家利益置上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和对敌人绝不宽容的做法。众所周知，冷战后所有所谓西方的敌人都曾是西方的盟友甚至亲密战友。如本拉登、萨达姆。就是今天的卡扎菲一年以前还是西方的座上宾。现在看来令人感到极为匪夷所思的是，贵为英国首相的布莱尔竟然还亲自帮助卡扎菲在英国留学的儿子修改论文，以助其毕业，其交情之特殊可见一斑。然而，一旦这些人触怒西方，西方则必将之置于死地而后快，哪怕他们已经被推翻被活捉，也一定要肉体消灭。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派特种部队越境进入一个主权国家将本拉登击毙，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扶持的伊拉克政府一定要将萨达姆处以绞刑――而实际上如果想赦免萨达姆是很容易的，根据伊斯兰传统，老人不能被处死刑，而只要再过几个月，萨达姆也就符合这个标准，再一个根据《古兰经》，不能虐杀战俘（倒是信奉基督教的美国在关塔拿摩基地虐囚）。当然，如果连西方的盟友都不是而得罪了西方，其下场更为不堪。如前南斯拉夫总统、为捍卫国家统一而与北约对抗的米洛舍维奇。他选举下台后（他可是百分之百合法的民选领导人），西方威逼利诱新政府将之交出，最后横死狱中。所以，卡扎菲既然走向与西方对抗的道路，其命运则已被注定。哪怕他中途向西方投降也改变不了其最终结局。米洛舍维奇在北约的空袭下是屈服了，萨达姆在西方的压力下也妥协了，但最终如何？所以单方面指责卡扎菲一意孤行、恋权或者被支持者蒙蔽是不公正的。在西方主导的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下，要么你甘心成为西方的棋子，要么被西方毁灭。

　　利比亚的“朝代”更替现在算是尘埃落定，但却有许多值的反思之处。首先就是西方介入的合法性问题。西方主要的依据就是“人权高于主权”。但这一规则并未成为全球共识，也没有成为全球公认的国际标准。仍然只是西方主导下的个案。毕竟，今天的国际秩序就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建立的。如果主权原则可以否定的话，这个世界将陷入混乱。因为从理论上讲任何国家都可以种种理由和借口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今天的土耳其越境进入伊拉克打击库尔德人就是一例）。更何况，西方对利比亚动武的人权理由在许多国家同时存在，如叙利亚、巴林、也门。但面对同样的人权问题，西方对利比亚大打出手，而对巴林的血腥镇压却采取默许的态度，对叙利亚和也门则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谴责。一个规则要想能够被普遍接受，必须有同一标准。西方这种“我是他非”的双重做法，本身就是对“人权高于主权”这一新原则的否定。如果我们认为西方的战争行为是在利比亚保护人权和推进民主，那么其在巴林的做为岂不是侵害人权和阻挠民主的帮凶吗？

　　其次，利比亚的动荡是从民生诉求引发的。而这一波全球经济危机又是西方制造的。从这个角度讲利比亚和许多其他中小国家一样，都是西方制造的经济危机的受害者。不仅如此，经济危机也在西方造成了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伦敦的骚乱、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的抗议和骚乱、以色列持续数月的抗议示威。而面对民众的示威，西方从媒体上封锁（或者消极报道或者不报道或者干脆负面报道）、政治上的污名化（美国共和党人士称参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民众是“暴民”，英国从政界到媒体统一口径般的以“暴民”称呼抗议者）以及武力弹压。英国抓捕数千人，连未成年人也不放过。纽约警方曾经一天之内就抓捕七百多名抗议者。英国的司法也不顾“程序正义”打破常规，连夜审理重判。而对哪些通过网络号召的组织者更是施以重刑（一名青年人仅仅在脸书上号召就获刑四年）。虽然西方这一次还没有像卡扎菲一样动用军队（仅仅是形势的发展还不需要，政界和民间认为在局势需要的时候支持动用军队。如果我们看看西方的历史，特别是美国，只要形势需要，会马上派军队实弹开枪镇压：不管是工人、大学生、黑人、退伍军人），但其镇压的实质是相同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西方和利比亚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西方有什么资格干预利比亚呢？要知道，伦敦发生骚乱的时候，支持英国民众的人不仅仅有利比亚、伊朗，还有希腊人民。

　　当然解答这些疑问还是非常的简单。这不过是西方利已的国家利益置上的体现罢了。和它们唱的人权高调无关，更和道义无关。在西方看来，班加西派是否代表正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符合西方现在的需要。就如同当年的本拉登是不是极端恐怖主义分子、萨达姆是不是邪恶政权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扶持它们符合西方的国家利益。所以今天班加西派可以成为西方的盟友，明天就可能会反目成仇。从这个角度看，利比亚的未来不仅受其传统不宽容文化的影响，更受与西方的潜在冲突相关。

　　埃及革命爆发之时，穆斯林和基督徒在解放广场携手并进共存亡。而当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双方立即血腥冲突。最严重的一次造成数十人死亡，整个革命期间都没有介入的军队都不得不武力干涉。这一方面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排他性极强的一神教，而且就是对同属一个宗教的其他教派也都缺乏宽容（像什叶派与逊尼派、昔日新教与天主教的战争，今天的美国不是新教教徒是几乎没有可能竞选总统的）。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也是绝难相容。代表基督教文明的民主制度也绝难在伊斯兰这个土壤中生存。但西方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却必然要在后卡扎菲时代移植它们的民主制度。其后果不过有二：一是要么伊斯兰政党获胜，利比亚从一个世俗国家演变为一个伊斯兰国家。这就是伊朗革命的翻版――革命期间反抗国王的力量也是高举民主大旗，革命成功后却拥抱伊斯兰，成为西方的眼中钉。二是各政治力量和部族（利比亚有一百六十多个部落）借助民主的外壳倾轧，各不相让，一片乱局。颇像中华民国北洋军阀时期。最后强人出现，建立世俗或世袭的伊斯兰政权。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声称，他对利比亚迈向民主之路，并不存在幻想。

　　当然利比亚是否成为下一个阿富汗或者伊拉克，对于中国来说并不重要（或者说很重要,西方又背上一个包袱），这是西方要面对的艰巨挑战。但值得中国警惕和借鉴的是西方对待它潜在对手的立场和手段。自冷战后，中国和西方的同盟关系就告终结。不管如何包装，比如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都明白中国是唯一可以挑战并取代西方的文明和模式。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其潜在的国家实力（土地、人口、资源），更重要的是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艰难探索和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所开创的、卓有成效的改革开放独特模式（不管这种模式有多少需要完善之处，但它却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最为成功的模式，就是放眼全球，特别是经济危机下各国的表现，中国的模式也同样是最值得肯定的）。要想消除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只要打断中国的改革开放即可。这就如同，当清朝的洋务运动取得成效之时，日本入侵及要求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担任议和代表，而令中国的洋务运动夭折。如果回顾这三十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也曾两度受到严重的威胁。如果不是邓小平于八十年代末采取果断手段粉碎右派的干扰、1992年南巡击退左派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真的有可能就此中断。

　　西方取得冷战胜利后，一度心态极为膨胀，动辙亲上一线以武力干预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但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却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碰了钉子，陷入两个战争泥潭。于是当利比亚变局出现后，力不从心的西方采取了扶持反对派同时进行空袭的方式。这既可避免自己的伤亡，又可将战争经费转嫁到战后的新政府，还可以省去派驻占领军维持秩序和战后重建的艰巨任务，可谓一举数得。西方这次尝试得手，恐怕日后将成为颠覆异质国家的主要手段。也许对于西方来讲，利比亚模式能够在中国重演将是它们梦寐以求的。只是谁将成为中国的班加西派呢？如果以史为鉴，反对改革开放的力量都有可能为西方所亲睐。我们应该还记得，当袁世凯执政的时候，日本不仅支持他，还支持保皇党、立宪派和孙中山的革命力量，并用之做为筹码对袁世凯施加压力（日本就曾威胁，如果不签署二十一条，就将与孙中山合作）。在日本看来，只要中国保持各派对立和内乱，就有机可乘，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当国共内战的时候，日本没有全面侵华。而当西安事变爆发，国共携手、团结一致，日本就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

　　应该说，当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中国和西方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但西方无法接受中国的崛起原因除了中国文明有取代西方文明的潜力，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并没有屈服于西方的压力。不仅在事涉自己核心利益的事情上对西方说不，就是西方干预他国事务，中国也频频发出不同的声音。我们不妨想想，当年的清政府如此腐败无能，何以就能得到西方的全力支持，而对倡导革命以西方为师的孙中山冷漠视之？原因就在于，清政府已经被西方打服了，成了西方掠夺中国利益的工具罢了。显然在西方看来，一个文明不同、规模巨大、而又不以西方马首是瞻的中国崛起，怎不令之如芒刺在背、必除之而后安呢？而我们中国呢？不仅要警惕西方的用心，还要警惕西方的“利比亚式”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