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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红名单：既无耻又流氓

垃圾短信、推销电话，想必每个人都深受其苦。来火归来火，你终究也没什么好办法免受骚扰。

但这个世界就是奇妙，原来电信运营商就有一份“红名单”，只要你被列上了这份名单，垃圾短信、推销电话就将远离你的手机。只不过，能够上这份“红名单”的，可不是普通人，你得是一定级别的领导才行。…【详细】

这事看来挺神奇的，但神奇的背后，是电信运营商的流氓手段和无耻嘴脸…

红名单的由来

一场官司泄露一个秘密

这一内幕的曝光，源于广州的一场官司。市民杨先生不堪垃圾信息袭扰，将运营商告上法庭。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运营商方面律师表示，已将原告列入一份“红名单”，通知全体代理商不得再向杨先生电话推销、发送广告短信。而能够荣登那份红名单的，基本都是省领导、市领导级别的人物。…【详细】

按照被告律师的说法，“那份红名单基本都是省领导、市领导等级别的人，原告能受此等待遇，可以看出我们的诚意！”

也是为了不让官员收到招嫖、桑拿信息

运营商为什么要把高官设成红名单，让高官免受垃圾短信骚扰呢？记得去年东莞曾开展过一次扫黄行动，起因是当地领导很气愤地说：招嫖、桑拿短信经常发到中央领导、省市领导的手机中。这个事情管不好，我要被追究责任，你们也跑不了。可能，正是从此以后，电信运营商就给某一级别以上的官员设了红名单。

想戏谑一句的是，万一领导想收到桑拿信息，却被运营商保护了，这可怎么是好，岂不是违逆了领导的本意？

运营商的逻辑：领导幸福了，天下就太平了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商人是很油滑的，深谙中国世象。他们知道，要想不被治理，只有先侍候好领导，别把领导惹不高兴了。如果领导本人经常受到垃圾短信的骚扰，他们一定会狠治垃圾短信。可让领导都上了红名单，领导感觉不到垃圾短信的骚扰，治理垃圾短信就没有动力了。

红名单曝光了两个问题

说明垃圾短信并非不能治理

“红名单”的存在说明，垃圾短信并不是治不了的。从传播途径来说,大量垃圾短信完全是通过通信商发出的,通信商有消除垃圾短信的义务；从保护个人隐私和通信畅通的角度来看，通信商至少对垃圾短信有放纵之嫌，本身难辞其咎；而从技术来说，既然红名单可以享受免受垃圾短信骚扰之苦，那么技术上已经很成熟了。

这几年，各运营商也常摆出一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的委屈姿态，民众被垃圾信息骚扰的基本现实始终没能改变，各种垃圾短信、诈骗短信数量一直增加。此前央视就曾曝光，运营商是垃圾短信源头，现在似乎有了新证据根据此次“红名单”泄露的天机，我们知道，既然有技术让领导们免于骚扰，就一定有技术让全国用户免于骚扰，关键问题是：在诱人的利益之下，他们只是做一些虚与委蛇的“假动作”，应付民众罢了。这事细究起来，运营商真是无耻。

说明普通用户被列进了黑名单

“红名单”制度不是以市场为配置依据，而是以身份、权力为配置的依据，不被垃圾短信骚扰的只有“省市领导级别的人”。这背逆了“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文明发展轨迹，回到了人分三六九等的身份社会，以权力来分配资源。这也严重刺痛了公众对社会公平的期待。

不过话说回来，中国这种事情多了去了，类似的情况还有：住房，一些地方想着法子给领导团购经适房或集资盖房；教育，领导的子女总是可以免除排队之苦，上最好的幼儿园、小学乃至中学，此之谓“权力择校”。在这些老百姓大呼吃不消的民生领域，一些领导却躲在特权编织的避风港里，民生改善往往也就因此受阻——手握决策权、主导政策走向的领导们没有切身之痛，怎会有动力推动民生改善？更有甚者，现在一些地方往往是某个权力部门团购经适房，甚至以单位名义为孩子集体权力择校，让整个服务民生的部门都隔绝于民生疾苦之外，这种阶层的分离，岂能让人不忧心？

所有人都应列入红名单

法律应该站出来说话

多年来，政府部门整治垃圾短信的效果一直不佳。工信部电信管理局一位官员曾称：治理的难点在于——一是事前管理难，短信属个人通信，信息内容受法律保护，电信企业不得擅自监控；二是是否属于垃圾短信，往往因不同用户的需求而有区别，云云。这也几乎就是本案中电信商的律师提出的抗辩理由：他们事先不知道发的是不是垃圾短信，也不知道对杨先生来说这些算不算垃圾短信。其实，电信运营商是垃圾短信的受益方。《人民日报》今年1月26日的相关报道，已把道理说得很清楚：靠运营商自律治理不了垃圾短信，只能立法对运营商进行重罚，才能有效维护用户的合法利益。…【详细】

只对领导负责的思维应受到严惩

电信服务商该对谁负责？是对领导，还是对消费者？从“红名单”可以看出，电信商并不怕得罪消费者，而怕得罪权力，这是由电信商的垄断地位所决定的，把领导搞掂，就不怕消费者。甚至可以说，电信商搞出“红名单”，一边通过骚扰普通消费者来攫取暴利，一方面却让领导看不到种种垃圾短信（其中不乏办假证等违法短信）。这是搞“上下相蒙”，闭塞上听，粉饰太平，为领导人虚构出一个平安、纯洁的“波将金村”。这是违背企业，特别是国企的社会责任的。

这种把人分三六九等的行为必须停止

“红名单”的“杀伤力”，不亚于今年5月媒体曝光的北京一些政府机关自办蔬菜水果等食品供应基地，搞食品“特供”。其机制是一样的，当决策者不再与公众分享共同的社会经历、不再承担共同的风险时，就会发生“社会断裂”，这就会影响政策制订的公正性。

我们很难想象，当领导因为有特殊的“红名单”保障，不再被垃圾短信骚扰、不再成为市场上地沟油的受害者时，他们制订出来的政策，还能否体现普通人的利益诉求？割裂社会，这才是“红名单”的可怕之处。

用网上的一句话说就是：想到了运营商的无耻，没想到运营商这么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