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遇刺案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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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油画/朱日新

“霹雳一声，阴霾尽揭，至此袁世凯、赵秉钧授意杀宋已成铁案。”这段话是国民党喉舌、上海《民立报》1913年4月25日的通栏标题。当年3月20日上海火车站月台上的一声枪响，既宣告了国民党立宪派领袖宋教仁的遇难，也揭开了民国历史上“二次革命”的序幕。时隔百年，这桩民国历史“第一凶案”仍然是一道供历史学家和时人观察、分析民初中国政治现代化曲折走向的鲜活伤口。

主笔/朱步冲

血案余波与密电疑云

宋案事发后不久，凶手武士英即暴毙于监狱，虽然国民党控制下的《民立报》也承认，经过红十字会西医柯司之彻底验尸，“已属非毒而毙”，但坊间始终流传为袁世凯授意所灭口。

颇值得玩味的是，宋教仁是至死也未尝疑袁。临终前，他口授遗嘱，由《民立报》全文刊登，自陈于3月20日“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致死……”请求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先发，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

在宋案爆发7年后的1920年，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在上海《晶报》三日刊以连载形式发表署名“寒云”的《辛丙秘苑》，讲述1911至1915年之间的所见所闻。在标题为《暗杀宋教仁》一节里，袁克文极力否定了“先公”袁世凯与宋案的关联。他称，案件之所以无法公开审理，公布真相于大白，是因国民党方面的责任，因为“期时应（桂馨）已就狱……而北方（袁世凯北京政府）之实力尚未达于沪，而赵（秉均）、洪（述祖）又不自承”。所以，袁世凯才坚决不肯让赵秉钧到上海受审，要求将应氏提解入京讯问。袁克文对袁世凯主使下令暗杀应桂馨一事，倒是毫不避讳：应桂馨越狱后，连同洪述祖发表了数通“平反冤狱”的通电，并于1913年10月由青岛辗转至北京，寄居于京剧名角谭鑫培家中，每天“纵酒寻芳，大张花宴”，其上海旧相好胡翡云也自上海来京，在余庆堂搭班。俩月后，应桂馨迁居李铁拐斜街同和旅馆，父亲和妻子也随后来京，在放胆招摇之余，

应氏向袁世凯要求“勋二位”和50万元赏金。此等行为自然为其带来了杀身之祸，1914年1月17日晚，即有数条彪形大汉以搜查烟土为名，进入樱桃胡同胡翡云宅邸搜捕，惊恐万状的应氏次日即搭乘客车试图逃至天津，然而却于头等车厢被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与侦探王双喜刺死。沈阳《盛京日报》报道此案时说：“火车行至杨村相近，突有人出刃将其（应桂馨）刺死。当应坐在头等车位时，因房暖只着白绸衫，曾有两人带枪保护，而竟出不防，连伤两刃，且刺客得以免脱，可谓奇也。”故此诸多民国史家诘问，倘若袁氏与刺宋无关，何不将应氏就地逮捕公审，并将其中阴谋告之天下，再度作为一枚利器打击已在“二次革命”中元气大伤的孙、黄等国民党领袖，反而匆忙将其灭口？

洪、应二人之行为是否为袁氏直接授意？于应宅中所搜出之57件密电信函，一直被认为是袁氏通过赵秉钧、洪述祖指使应氏行凶刺宋的铁证，然而这些函件多以隐语写就，解读起来歧义与探讨空间极大。1930年2月1日洪述祖向应氏发去密信，文称“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被诸多史家称为以暗语要求后者筹划谋刺行动。然而应氏致赵秉钧的密电，核心内容即是宣称自己已向日本方面购买了孙、黄、宋等人驻日策划革命、组织同盟会期间的私密丑闻，包括“黄兴下女合像”、“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并信誓旦旦地宣称“用照片辑印10万份，拟从横滨发行，一旦公布，则国民党名声扫地”。4日，洪氏回电，声称此消息密电“呈总统（袁世凯）阅后，色颇喜悦”。不过这只能直接证明，袁氏对应夔丞意欲罗织罪名，毁谤国民党孙、黄、宋等人的构思知情并表示默许。然而很明显，这些材料要么实为编造，破绽百出，使应氏感到根本拿不出手，要么就是子虚乌有，所以到了3月6日，洪述祖就在密信中怒斥应氏谎报消息妄图领功，责令其赶紧善后。所谓“此刻既原件无有，连抄本亦无有，殊难启齿。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总以取印件为要），或有激烈之举，方可下手也（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

重压之下的应桂馨是否像某些史家所论述的那样，铤而走险，自作主张，以刺宋邀功？被各方反复拿出作为证据的，是编号第13、14、15，分别发于3月13日、14日、15日的“洪述祖致应夔丞密电”，以及“应夔丞致洪述祖密电”。洪明确许以应氏中央8厘息债票350万元，并告知其已交财政部长核办，并表示“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民初中国政府所发的公债票是当时国际股票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原因是军阀政府为急于取得债款，债票都以最大的折扣尽快出售；等到公债到期时，由于有海关或路矿等企业做担保，还本时都按票面价值加利息计算。应夔丞以六六二折买350万元，即相当于北洋政府变相支付给应118.3万元，这一数目尚未将利息计算在内。很难相信，除非有袁世凯或者赵秉钧这一级别北京政府首脑的支持，洪氏能自主如此庞大的财务支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密电中的“毁宋”，是指按照原计划罗织负面信息毁谤其声誉，还是赤裸裸地以行刺手段肉体消灭，始终模糊不可辨。但在15日的回电中，应桂馨确实直言不讳地提出：“梁山匪魁（以宋江之宋，代指宋教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然而3日之前，他又向洪氏呈报：“近彼（宋教仁）在同孚路黄克强家，又为克强介绍，将私存公债60万，由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计50万元（外有各种股票能值40余万），为遁初（宋教仁）之运动费，并不问其出入。夔处摊到10万，昨被拨去两万五，为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仍然是秉承原有舆论“毁宋”方案，在向洪氏提供国民党人募集资金、图谋策反各省新军准备发难的情报。

然而仅一周后，当宋教仁即将抵达上海时，洪、应两人的密电中杀气凸现：3月19日，洪电直命应氏“事速行”。次日深夜两点，即宋教仁被刺大约3小时后，应氏向北京复电，声称“40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由此可以推断，两电中的“急令”与“事”至为迫切，大有机会稍纵即逝之意，所以应指刺杀计划，而非一周前还在推敲的文字“毁宋”，并且洪述祖肯定对谋杀方案知情并表示同意。最终，3月21日，应氏给洪氏的最后一封密电言简意赅：“匪魁已死，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报。”从而证明，洪氏日后逃至天津，发出的关于与应氏结交、唯一目的旨在抹黑宋氏与国民党的数次通电，为己开脱的成分大于实情。

主谋抑或知情？——绕不开的陈其美

自宋案发生伊始，有许多史家坚信其幕后必有不为人知的隐情，更指刺杀乃国民党内与宋教仁有隙之领袖所为。

台湾地区历史学家张耀杰在《百年悬案——宋教仁与国民党》中，更明指肇始者乃同盟会国民党元老、时任沪军都督府都督的陈其美：其人与应桂馨颇有渊源，关系紧密，而其一向热衷于结交江湖会党、以暗杀手段解决政敌的作风，也使这一推论的拥护者大有人在。

陈氏与应氏之结交，要追溯到1903年。当年，与应氏交好的青帮“大”字辈人物范高头因手下芮德宝在城隍庙与英国游客发生斗殴纠纷，被告上租界法庭，担任芮氏辩护律师的，正是陈其美之弟陈其采。陈其采在法庭上据理力争，辩护得力，迫使法官裁定英人肇事者赔礼道歉。范高头大喜之下，主动与比自己小30岁的陈其美结拜为义兄弟，使得陈其美一跃成为上海青帮“大”字辈中的一员。1906年夏天，26岁的陈其美前往日本留学，先在东京警监学校第三班学习警察法律，两年后转入孙中山的东斌学校学军事。1908年春，陈其美返回沪上，在马霍路（黄陂北路）德福里设立同盟会秘密联络机关，并设清河坊琴楼与粤华楼17号为附属机关，表面上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实则为躲避清政府军警机关刺探之耳目，其时应夔丞已由陈其美本人亲自介绍进入同盟会。当时上海《大公报》署名记者更生回忆说：“一部分党员每日下午一二时后至粤华楼报告工作，及听候指挥。晚间10时后，则改至琴楼别墅，6时至10时，则或餐于粤华，或宴于琴楼，主要人物讨论计划之时也……主要人物则英公之外，尚有王金发君、姚勇忱君、沈虬斋君、王孟南君、沈怡中君、应桂馨诸君。”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11月，上海光复，陈其美利用手中掌握的会党武装打手控制了革命党人商讨沪政的会议，自任沪军都督府都督，应夔丞随后出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后因南北议和，各省督军府裁撤谍报科，转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庶务科科长兼管孙中山侍卫队，再被派遣至陆军部总长黄兴管辖下的南京下关兵站任职。1912年7月返沪后，在陈其美的支持下，出任由青红帮、哥老会等会党联合组合的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次年8月15日，袁世凯应黎元洪要求，在北京悍然捕杀了辛亥革命首义将领张振武以及教导团团长方维，部分革命党人遂组织振武会，意图于当年10月10日即辛亥革命周年纪念日举事，不料事泄，被黎元洪部镇压。在黎氏致内务部的镇压暴动咨文中，

声称“匪徒之所以勾结者，实持有著名乱党巨魁为之发纵指使”，其中“乱党巨魁”指的就是上海方面的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国民党领导层。其后黎元洪更指出，武昌新军此次兵变的上海方面主谋即为应桂馨、万金标等人。其后，在陈其美和江苏都督程德全的从中斡旋下，应氏之通缉被取消。10月16日，应氏由洪述祖陪同，前往南京都督府拜见程德全，后者当场给应桂馨安排了一个江苏驻沪巡查长的职务，并颁发委任状，其公开职责是“侦查匪情，报告政府，听候处置”。当日，感激涕零的应桂馨便向陈其美拍发急电，告之自己“已得巡查差”。由此可见，应氏效忠之对象，不止代表北京政府的洪氏一家。

更令人费解的是，1913年7月24日，正当“二次革命”烽火连天之际，应氏居然从上海地方检察厅模范监狱逃脱。8月20日天津《大公报》以《宋案要犯应桂馨与姚荣泽逃矣》为醒目标题报道了这一事件，并指称监狱狱官吴确生被应氏所贿，“任由应等由该狱大门而出”。是谁在幕后导演了这一出阴谋？1938年8月，已经担任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交际长的周南陔在《锡报》上连续登载自己的回忆录——《宋教仁先生被刺之秘密》，点出应氏逃狱的幕后主使，

居然就是陈其美。“‘二次革命’在上海方面的领导人，就是陈英士（其美），纽惕生诸先生……”周南陔回忆，陈其美率领革命军自南市撤退闸北的一天，他是值日高级副官，当时向陈请示，刺宋要犯应桂馨押在监中，是将他带到闸北军中，还是此时就把他枪毙了？那时陈其美正在爱文义路黄克强公馆里，精神十分疲惫，正患着目疾，双眼红肿，不能睁视。请示后，他思索良久，然后答曰：“不必！此案既由司法办理，应由司法处理，我辈想来责备袁世凯违法，现在不能自蹈其咎。说着，因为不能睁眼，用手作势，以手指指向另一手心说：‘放心，放心，总在我们的这里。’”周氏说他不敢违抗，只得作罢，任由应氏纠合地方监狱囚犯，越狱逃走。实际上，当时国民党骨干领袖因“二次革命”失败，纷纷远渡重洋避难，根本无力照顾到一个应桂馨。

立宪与党争——刺杀的幕后驱动力

种种证据，至少证明陈其美对应桂馨的种种举动部署有所知晓，却并未尽力规劝宋氏小心预防并做出相应安全警卫部署，其中原因何在？似乎要归咎到国民党当时内部的矛盾与争端。众所周知，宋案爆发时，宋教仁与孙中山的政见矛盾，已经到了昭然若揭的地步。1913年2月19日，宋氏在上海国民党沪交通部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指出：“若关于总统及国务院制度，有主张总统制者，有主张内阁制者，而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这显然是与一直坚持应施行总统制，并致力以激进手段倒袁的孙中山南辕北辙。其实早在武昌起义刚刚成功之时，孙中山与宋教仁就在政体问题上各抒己见，僵持不下，不得不请黄兴从中斡旋。“克强劝钝初取消提议，未决，克强定期赴宁，向代表商定。”于是1911年12月27日，宋教仁和黄兴赶赴南京，将同盟会最高领导干部会议商讨的中央临时政府组织方案，提交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议决。结果各省代表以《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已规定总统制为由，否决了内阁制。

1912年12月29日，宋教仁写给自己的秘书兼湖南同乡刘白的信中，直言“闻本党有内讧，前日兄来电警告弟以危像，弟总料未必有如是之甚，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很明显，当时身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坚持在议会宪政体系内为国民党谋求主导地位的宋教仁，已知自己与孙中山、陈其美等同盟会原有的激进领袖分歧极大。根据台湾历史学家吴湘相在《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中的记载，宋教仁、黄兴试图推举黎元洪为正式大总统，宋教仁本人则计划引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之奥援出任国务总理，将袁氏排斥于民国政府之外。对此，宋教仁的挚友、日本人北一辉在《支那革命外史》中回忆说：“彼（宋教仁）组织国民党自为实权总理，占国会上下两院议员三分之二之多数，其已将正式大总统之人选放于心中……彼不推南孙（中山），亦不想北袁（世凯），而默许第三者——最为愚呆脆弱之黎元洪。”如果黎元洪上任，在宋教仁、黄兴等国民党领导人看来，其功效可谓一举两得。黎元洪为辛亥革命“首义元勋”，在共和党、进步党内深孚人望，如其前往北京赴任，则“去袁而收黎于掌握之中”。宋氏的这一安排，历史佐证颇多，章炳麟在其《自订年谱》中承认，袁世凯因大权在握，日渐恣肆，宋教仁、黄兴等国民党元老曾在国会选举前夕与他商议以黎元洪代袁氏，宋教仁当场表示“已与黎公成言”。与之相对应的就是，4月6日宋案爆发后，黎元洪匆忙发表全国通电，谢绝推戴，提出“深机默运智深勇忱，洪不如袁项城；明测事机襟怀恬广，洪不如孙中山；艰苦卓绝一意，洪不如黄善化（兴）”，所以坚决“率江汉子弟维持南服，拥护中央……倘若少数议员垂爱个人贻误全局，在元洪为损友，在民国为罪人”。

在国民党内，这等路线方针之斗争，已经远超出口诛笔伐的意气之争。沈翔云回忆说，在宋教仁应袁世凯邀请即将前往北京前夕，陈其美等国民党领袖为其举办的欢送宴会上，宋、陈两人就未来组织国民党内阁之方式发生言辞冲突，应氏在旁公开威胁：“你这样简直是叛党，我一定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随之从怀中做掏枪势，宋氏则以“死无惧，志不可夺”相对，在其他国民党员劝阻下，双方不欢而散。根据袁克文的说法，在接下来的几天中，陈、应两人一直在密谋对付宋教仁。沈翔云（虬斋）是袁克文的密友，曾告知他，宋教仁很可能遭不测，因为“陈其美、应桂馨这几天整天在商议这件事情，即使像我（沈翔云）这样的亲近之人，也不能够参与机密，偶然听到他们之间的几句对话，也是关于宋教仁的，而且他们说话的神情语气都不好看！”

今日来看，造成悲剧的不仅是宋教仁本人的性格，更是民国肇造，袁世凯北京政府与国民党之间，以及国民党内部对于如何确立新生国家未来政治参与结构、制度的两种尖锐矛盾。南京临时政府的《政府组织大纲》原规定的是总统制，待临时大总统由孙中山让给袁世凯之后，《临时约法》即改为内阁制，以便架空袁世凯，通过国民党在议会中的多数，保证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当时舆论即批评所谓约法是对人立法。确实，民初的立宪，从《临时约法》到《天坛宪草》，一切围绕着权力轴心展开，不是为建国奠定党派中立的制度性权威，而是一场政治权力的角逐。国民党在民初议会中占据压倒性优势，政治气势如日中天，却被社会舆论讥讽为“革命元勋”，政治实践中表现出十足的排他性，这种“舍我其谁”的狭隘气质在满腔宪政民主热情的宋教仁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1913年1月8日，他在国民党湖南委员会欢迎仪式上发表演讲，公开宣称“为今之计，亟须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兄弟非小视他党，因恐他党不能胜任，故不得不责之国民党员……”杨度曾批评说：“民国立宪之权操于民党，民党之所谓立宪，亦非立宪也，不过藉立宪之手法，以达革命之目的而已。”国民党自有其达到革命目的、不惜以手枪炸弹发难的传统，而袁氏北京政府也不脱其旧制度官僚习惯非常手段处置的本色，矛盾激突中，双方都难免重拾旧路。

民主政治的开始与失败——宋教仁

封面油画/朱日新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召开成立大会。由此，中国有了统一的全国性的反清革命组织。孙中山当然兴奋。此前10年的革命奋斗，孙先生对自己的革命命运颇为悲观：“不过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同盟会的成立，孙中山转向乐观：推翻清朝的革命大业可以及身而成。

在广泛的乐观情绪里，宋教仁却另有冷思考：“慓忽敢死者易得，条理缜密之士盖寡，非先植其基，虽满洲倾覆，犹足为忧。”

革命与建设，不可偏颇。宋教仁提出的问题当然重大。只是这一思考，未必被同盟会里的热血青年所认可。查索史料，坚定支持宋教仁的革命党成员只有杨笃生。更有意思的是，当时杨笃生是清廷考查各国政治大臣的随员。宋教仁在日本勤力翻译各国政治制度文献，即为杨笃生邀请。

与意欲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制度的同盟会对应，此时，清廷正在思考如何“君主立宪”。

传统中国如何进入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的转型，当是关键所在。在那个时代，两种不同的未来政治路向——“共和”与“君主立宪”，各自起步，开始竞争。

100多年后，更心平气和地看待当年，无论“共和”，还是“君主立宪”，都只是外源性的政治制度资源而已，并非传统中国内生而出的制度。那么，真问题便是：外源性的制度资源，如何适应传统中国的政治土壤？其解决之道，决定放权“立宪”的慈禧，设计了一个9年的宪法预备期；而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方略”里，革命成功后，进入“军法”、“约法”时期——同样是9年时间，然后过渡到“宪法”时期。只是，计划赶不过变化。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如果说此前“共和”与“立宪”尚有竞争的话，此刻，清朝将亡，“立宪”无本可依，“共和”制度当然无可阻挡。历史以这种突如其来的方式，给中国人一次实践民主政治的机会。这当然值得后人再三思考讨论。

以“力量（暴力）”获权的传统政治模式，在此机会突然降临之际，能否就此顺利进入民主的“授权”的现代政治轨道？这当然离不开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条理缜密”之士宋教仁脱颖而出。他所设计的“责任内阁”制度，以这样一种权力逻辑建构——国民选出议员，议员组成国会，国会多数党组成内阁（政府），执掌权力。那么，总统呢？虚位而已。

权力由民所授，而非以力搏获。相比于传统中国政治，这当然是崭新的制度安排。

只是，更冷酷地看，人事与制度——以钱穆先生所揭示传统政治的两端，来观察民国初立时期的政治运行。制度已经设计出来，核心问题则转向“人事”。换一种说法，这一制度的设计，尤其在其启动之际，是均衡的还是倾斜的，将可能保证谁的权力，实为重点。制度当然不可能独立于人事之外。

辛亥革命以清帝逊位而告成功，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也由此终结。如果我们稍稍深入一些观察辛亥革命的实际，清王朝颠覆，实则由三种政治力量合力促成：清朝“立宪”运动产生的立宪人士为一方，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为另一方，而说服清帝逊位，完成“临门一脚”的袁世凯当然同样是一方政治势力。这三方，无论哪方，都难言已经准备就绪。历史并没有遂孙中山之愿，给出中国政治人物与国民予9年民主政治的“培育期”。

清朝已亡，三方政治力量如何分配政治权力，考验各方智慧。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当然是权力分配，只不过不拘一时，而为长久设计。如何均衡与公正，自是关键。

责任内阁制度当然是人民授权的制度，但回到当年的权力现场，真正的悖论就是：以授权和分权为要素的民主政治、权力的各个部分，比如内阁与总统权力如何均衡，才是重点。而事实上，在这两者的权力分配上，又对应着具体的、已经在位的人。结果，规则制定方，按李剑农先生的批评，“对人立法”，过渡限权总统袁世凯。规则已经偏离政治所需的权力均衡与制约。所以，袁世凯不免抱怨：“当为全国制定宪法，不当为防制一人制定宪法；制定宪法必取消防御主义。”出身传统政治系统、强悍如袁世凯，又如何可能将这种限权法律放在眼里呢？

由此，现代政治在中国甫经起步，破坏的危险即已存在，本应公正与均衡的规则又有失当，制度建设遂为人事之争而替代，回归传统旧道，没有意外。

细观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运作实际，我们可以得出的基本认知当是：政治制度是一个多方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与结果。这一过程在当年，更是传统以力获权，与以民授权的现代政治方式的转换时期，这个局面，空前复杂。所以，它其实需要足够充足智慧与时间成本，来完成整体性的均衡与适应。可惜，权力太诱惑，谁也等不及。

民主政治的开始与失败

(微博对话)

武昌首义，辛亥革命打响第一枪，那个历史时刻，最紧张最仓皇失措的，恐怕是黎元洪。这是一出颇具传奇色彩的历史悲喜剧。黎元洪之惧，倒并非他的生命有危险，而是起义新军，四处寻找他，要拥戴他做首领——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革命军鄂军都督。这个让他害怕。

重看那段历史，黎元洪后来虽贵为民国总统，但还诚实，并不讳言自己的恐惧。在一封写给清朝海军提督的信中，他自述出任都督经过：

“……洪当武昌变起之时，所统各军，均已出防，空营独守，束手无策。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洪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

如此情状，既真实也狼狈。非革命派出任革命军的首领，革命派的同盟会成员当然心有恨意。后来被称为辛亥元勋的居正记录这一时刻，又增添了更能形容黎元洪窘状的细节：“黎元洪见事急，匿屋中床下，党人搜查得之……”有此恨意，只因黎元洪所得，即同盟会所失。其中，最为后悔者，则是宋教仁。吴相湘先生所著《宋教仁传》论：“武汉情势既已展开，宋氏不及赶赴事机，引为终生大憾。”

这一历史的细节，并非只是黎氏的八卦。历史跌宕起伏，从同盟会角度看，这一拥黎之举，已使历史面目大变，而原本同盟会是可以名正言顺领导这场起义的。

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湖北武汉，进入汉口的清军侦察骑兵

失去的机会

辛亥年之夏，四川保路运动风波骤起，湖北其时也风声鹤唳，社会盛传：“八月十五（阳历10月6日）杀鞑子。”这种传言，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当时湖北的革命派文学社与共进会商议合作，决定派人赴香港与上海，邀请黄兴、宋教仁与谭人凤来鄂主持起义，并推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刘公与孙武分任军政府总理与参谋长。居正，即为当年去上海邀约黄兴、宋教仁与谭人凤的关键人物。

得到居正的信息，宋教仁与谭人凤颇为兴奋，决定不等在香港的黄兴回来，即赴武汉主事。很意外，谭人凤忽然染病入院，不及出行。随后又有意外，宋教仁的好友胡瑛，当时虽被捕在湖北狱中，也秘密派来一学生找宋教仁，《宋教仁传》记：“痛哭流涕极言湖北不能发难。”这是一桩疑案。胡瑛是坚定的革命派，他的“不能发难”真正的理由，难以认定。

从读史者后来能够占有足够的材料看，这个时机，还真是天赐良机。历史学家郭廷以统计当年湖北：“新军有第八镇及第二十一混成协，约共1.7万人，加入文学社、共进会（革命团体）及已有联络的约6000人。1911年8月、9月间，为镇压四川争路风潮，新军被调入川，及分防宜昌、襄阳、岳州的近9000人，留守武汉的约8000人，其中约半数与革命党保持联系，就比例上说，情势有利革命党。”

宋教仁与胡瑛是患难之交，他更相信胡瑛。他犹豫了。

于是，宋教仁先是决定等黄兴到来后，再一并同行；10月3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催促宋教仁速往武汉，宋同意6天后起程；结果，之后，宋教仁又以于右任不在上海，《民立报》无人主持为理由，拒绝启行。再三延宕，机会一失再失。

对此极为不忿的是谭人凤，10月8日他带着各种药物出院，离沪赴鄂。这位年纪已经51岁，远远大于宋教仁的革命前辈临行之言：“此行专为维持团体信用起见，资望才能皆不及宋（教仁），仍乞宋君速装继来。”谭人凤尚在途中，武昌起义已经爆发。

黄兴与宋教仁之于武昌起义的重要性，历史学者迟云飞在其所著《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里提供的一个解释是：“武汉的起义准备渐趋成熟……但是在起义最高领导人问题上却难以确定。因为不仅孙武、蒋翊武和刘公三人地位声望相当，而且他们的才干也不适合出任最高领导人。”——这是邀请黄兴、宋教仁的原因。而同时，谭人凤的观察是：“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理。”这是更重要的原因。但是，机会还是失去了。

10月10日，武汉起义爆发。寻找此次“革命”的领导人，遂成关键。蒋翊武离鄂去川、孙武受伤、刘公“失踪”，而黄兴与宋教仁，包括谭人凤都未抵达武汉。一个又一个的环节错失后，黎元洪获得了机会。虽然他甚至躲在床下，不乐意接受这个首领之位。

从同盟会以及革命事业的角度，这当然令人扼腕。谭人凤后来评论：“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旋而大总统，居然命世之英。而察其前后事功，汉口由其犹豫而烧；赣宁由其反对而败；国会由其违法怕死而解散。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教仁）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安有黎元洪？无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

事处历史巨变时刻的当事人，其进退稍有失措，即使历史跌宕。那个历史现场，以及谭人凤的愤怒，后世读史人当然可以感同身受。只是，历史现场还有另外的信息不容遮蔽，武昌起义事发，湖广总督瑞澂与第八镇统制张彪随即逃亡，放弃抵抗，革命军于是有了意想不到的顺利。所以孙中山先生评论：“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抽身离开同盟会视野里的历史现场，孙中山所言当然客观。

只是，孙中山先生自1894年致力于革命，并选择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清王朝，无数先烈无数牺牲，最后一击，却于偶然间失去领导权，难免遗憾。

100年后，再来回望那段历史，公允而论，历史逻辑已然昭著：清朝之倾覆，各种政治力量合作促成而已。任何单向度的逻辑解释，都将失之武断。这段历史，足可供后人再三思考讨论的是清亡之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实践，以及经验与教训。显然，“民主政治”这一开创性制度及其演化，所有讨论，则必须回到历史现场。非此，一切徒为空论。

陈世宁的油画《共和肇始》。画中人物左起：蔡元培，黄兴，孙中山，林森，胡汉民，宋教仁

失败的立宪，以及新的政治力量

湖北新军起义发难，总督逃亡，然后，辛亥革命成功。历史果真如此简明？当然不是。武昌起义，史称“首义”，即“率先举义”，它的结果得等到4个月后清帝逊位，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终结，才宣告成功。

这是一个既推翻旧王朝，又建立新的国家制度的时刻。所谓“民主政治”的肇始，即在这一时刻。细究这一历史时期，其方法论当是厘清各种政治力量，并研究他们的运作与互动。舍此，无可理解庞大的王朝何以顷刻间颠覆，也无法明白“民主政治”之艰难。

回到武昌首义的那个历史现场，真问题便是：谁能帮助革命军稳定战争状况下的社会格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力量？

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需要回到清末“立宪”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立宪派。

一般史论，1904年的日俄战争，是促使清朝取“立宪”制度的关键。梁启超论日本之胜“君主立宪为救国强国特效药”，此论迅速而广泛流行。但是，如慈禧般强人，放权，在她的人生里，何曾有过？所以，她为什么会决定放权“立宪”，当是疑问。历史学家郭廷以的解释极具洞见：“迫使清内外当局不得不走向立宪法道路的最大原因，为不断增高的排满空气。满、汉的不睦，至维新运动而愈彰著。主张维新的尽为汉人，反对的多为旗人。政变后遭诛戮惩处的全为汉人，以满排汉之说，一时极盛。”由此而观，“立宪”选择，其动机实为缓和民族矛盾。此际，民族矛盾已臻极点，“立宪”制度不过为缓和与补救而已。循此而言，真正有洞见者实为能窥破民族矛盾的慈禧。可惜，爱新觉罗氏后人不肖，最后不仅未能缓和，反而激化民族矛盾，并断送大清江山。

1908年，慈禧辞世。有罕见控制力的控制者消失了。在离世前，慈禧的清廷发布了“宪法大纲”，并规定在宪法生效以前有9年预备期。时间，还来得及吗？

简而言之，这次选举是一种复选方式，即先由选民选出若干候选人，再由候选人互选而产生定额议员。比如，陕西的议员定额为66人，初选时选出10倍于此数的候选人660人，再由这660人互选出66名议员。当然，初选，也有省份定5倍于定额候选人的。这是各省咨议局的选举。而资政院200人的选举，则一半由咨议局选出，这是民选；另一半由皇帝指派，这算钦选。如今，更为认真记录的材料已经泯然。历史学家张朋园，查访各地方志，搜索集纳，统计这一选举：如果用人口总数来与之比较，便发现当年享有选举权利者之百分比为0.39%，也即1000人中仅有4人获有选举权，出人意料地低。

即使如此，这一过程也在清朝内部产生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后来，泛称的“立宪派”，即由此次选举而生成。按张朋园著作的注释所统计：清亡之前，士绅阶级一直存在。当时中国上层及下层士绅总数，约为145万人。政府机构中诸种官职及头衔所能容纳者，不过15万人，闲置无职位者，多至130万人。因为咨议局与资政院的成立，传统功名之外，“议员”，新的政治之途，似乎为中国传统士绅开辟了新的政治空间。由士绅演化而来的这一政治集团，显然是中国政治的基础性力量，而且带有“地方性”特征。

观察政治之演变，若无政治集团之概念，从何谈起呢？

新的政治集团一旦形成，利益诉求，无可阻挡。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成立，在立宪的倡导者张謇（此时为江苏咨议局议长）的策动之下，进行了3次要求速开国会，并迅速组织责任内阁的请愿运动。请愿的结果，朝廷下诏，将立宪筹备期由9年缩短到6年……这一决议，未使立宪派满意，他们谋求第四次请愿。这次清廷极其严厉，将新来的东三省代表“解回原籍，并命各督抚开导弹压，如有违抗，查拿严办”，还将天津的温世霖发配新疆。

体制内的进步，空间近无。《近代中国史纲》述论：“请愿不成，立宪派已无可再忍。高压政策，有如火上加油，密议相机反抗，遇有可以发难之事，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中国基础性的政治力量，已经背弃清朝。这是辛亥革命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

稍后，清廷宣布责任内阁人选，史称“皇族内阁”。当年为缓和民族矛盾的“立宪”选择，结果控制者的消失，反而激化了民族矛盾。清朝倾覆，无可逆转。辛亥革命后，取“共和”制度，“立宪”自然烟消云散，但这支政治力量却未消失。